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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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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恐懼為驚嘆!「克拉拉與爬行動物」特展挖掘藝術史的動物譬喻

2022/12/12
閱讀數 : 854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2022下半年觀眾只要一踏進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入口大廳,抬頭即可見巨大的蟻群攀爬在牆上。這件螞蟻裝置作品〈Casa Tomada〉來自今年度的特展「克拉拉與爬行動物:從恐懼到驚奇」(Clara en Onderkruipsels: Van gruwelen tot bewonderen),伴隨些許不適和好奇,吸引觀眾探索「動物圖像」的奧妙譬喻。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外觀與特展主視覺。(王幸慈 攝影)

「克拉拉與爬行動物:從恐懼到驚奇」特展展場。(Credit: Rijksmuseum/Foto: Olivier Middendorp)

 

世界需要微小的我們!昆蟲的轉身藝術史

特展分為兩部分,前半部主題為爬蟲類與昆蟲,後半部則是犀牛「克拉拉」的故事。展覽一開始以暗室開場,觀眾首先聽到蒼蠅的振翅聲,走到廊道盡頭,才看到一件恍若蒼蠅標本的寫生作品。這是展覽對觀眾的提問:人類對於蒼蠅的既定印象為何?我們的想法源自先天的喜惡,還是後天的教育、宗教和衛生觀念?

以歐洲中古世紀做為起點,展覽講述在藝術史上爬蟲類的象徵為何。因受基督宗教的影響,爬蟲類在宗教繪畫及雕刻中,常是被視為不潔或魔鬼附庸之物,進而與死亡的意象結合。比起爬行動物,相較無害、顏色斑斕的蝴蝶和蜻蜓等昆蟲,偶爾會出現在時禱書(Book of Hours)的角落,成為裝飾書頁的插圖。

1510-1520年代布魯日時禱書(Simon Bening工作坊製作)的內頁,繪有各式昆蟲。(王幸慈 攝影)

 

16世紀開始,爬行動物的形象逐漸轉變,開始有畫家以青蛙、蜥蜴、甲蟲、蝶類為題,仔細描摹其色彩,夾雜寫實與想像,記錄不同的種類和型態。隨著地理大發現、遠洋貿易、顯微鏡的發展,殖民地的動植物生態更是帶給歐洲學者強烈的刺激,新大陸的爬蟲類與昆蟲圖鑑和標本,便是此年代知識大爆發之下的產物。自此,牠們在藝術史上的角色,從畫面的角落逐漸爬向中央,成為作品的主要題材之一。

1702-1703年間瑞士科學插畫家Maria Sibylla Merian與其工作坊繪製的水彩插畫,包含柚子、橘子和南美洲的蛾類。(王幸慈 攝影)

 

來自遠方:犀牛克拉拉的故事

第二個展區,講的是犀牛克拉拉(Clara)十七年短暫的一生。克拉拉如此特別,在於牠是第一隻被運往荷蘭的犀牛。在此之前,犀牛在歐洲人心中是「曾經聽聞、卻未曾看見」的傳說生物,大眾多半以1515年杜勒描繪的犀牛版畫為依據,想像這穿戴盔甲、背上長角的龐然大物。進入展間,感受犀牛的鳴叫聲、杜勒的版畫與依版畫而塑的雕像,觀眾得以體會當時歐洲對犀牛的好奇與渴望。
克拉拉展間展示不同年代的犀牛形象,前者為杜勒(Albercht Dürer)著名的犀牛版畫。(Credit: Rijksmuseum/ Foto: Olivier Middendorp)

左圖犀牛為瑞士自然學家Conrad Gessener於1563年繪製,右圖為布魯日醫生Anselmus Boëtious de Boodt於1596-1610年繪製。兩者皆以杜勒的犀牛像為範本。(王幸慈 攝影)

 

這一切的想像,終於在1741年克拉拉踏上歐洲大陸之後成為現實。克拉拉來自印度,是當地人獻給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的禮物,由船長帶回阿姆斯特丹。展覽以地圖配合年表,羅列了克拉拉在荷蘭和歐洲其他國家不斷往返、接受民眾的目光與碰觸的行程。這段期間,除了宣傳克拉拉的犀牛版畫廣傳之外,亦有不少動物學家和畫家畫下克拉拉各種姿態,做為動物學、解剖學等研究紀錄,觀眾亦可在此展觀賞這些速寫與油畫作品。克拉拉開啟了當時歐洲人對犀牛的認識,而牠因長期跨國跋涉最終病逝的哀傷結局,時至今日,則是促使我們反思野生動物應有的權利與福祉。

由法國動物畫家Jean-Baptiste Oudry在1749年繪製的克拉拉肖像。(Credit: Staatliches Museum Schwerin)

 

「克拉拉與爬行動物:從恐懼到驚奇」特展以繪畫作品為主,輔以少數標本與顯微鏡科技的展示,使爬蟲動物與昆蟲得以「較為宜人」的方式呈現,試圖降低大眾對牠們的負面觀感,從而探究爬蟲動物形象轉變的不同成因。而在犀牛克拉拉的展間,展牆上向觀眾的提問更是直接:「你覺得克拉拉形同馬戲團觀賞動物的遭遇,是否合理?我們該如何對待野生動物?」,讓觀眾理解此展並非頌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強盛與對歐洲的影響力;乃是以歷史為鑑,檢視我們是否更了解大自然,並尊重萬物的生命。

 

執行編輯:郭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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