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陳佳汝（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專區特約記者） 洋樓在陽光下顯得溫潤而光潔，一群人等候著進入參觀洋樓，面露期待欣喜。有別於其他的古蹟導覽，姜阿新洋樓由姜家人親自導覽，在解說建築的同時融入家族的故事，是其一大特色。目前由姜阿新教育基金會及熱心的志工，構成一個特色獨具的導覽團隊。導覽的內容有三個面向，一是建築結構的美學，二是家族和洋樓的故事及重購過程，三是姜阿新的精神；此外因應追劇人口的需求，也會回應劇中的連結。 永不放棄的茶虎精神（上）—專訪廖惠慶談姜阿新洋樓復返與整修 洋樓週末總是湧現一波波預約導覽的人潮，畫面裡的導覽人員為姜阿新孫女婿黃雍熙。（葉家妤 攝影）   靜謐而典雅：選材與工藝打造洋樓細節 「來洋樓的人有三類:喜歡建築，愛聽故事及追劇的人」姜阿新的孫女婿黃雍熙在屋外的庭院解說著。由於妻子廖惠慶九歲時離開洋樓，很長一段時間做的夢都是以洋樓為場景，他於是在臺北芝山岩買了棟同樣有著唭哩岸石牆的房子來彌補遺憾。「祖父是個對建築狂熱的人，他有自己的製材所，因此選用上級的烏心石、檜木與櫸木等上好木料來蓋洋樓，又特地從北投運來唭哩岸石來做房基，唭哩岸石是砂岩，比較溫暖，斬石子則是為了解決水泥的單調問題而鑿成岩石模樣的仿石。」 廖惠慶與黃雍熙於芝山岩家中，有著唭哩岸石牆的庭院合影。（葉家妤 攝影） 以唭哩岸石做為房基的洋樓。（葉家妤 攝影）   進入室內後是房子的主客廳。「地板是水泥加上礦物色粉製成的，我們在這裡辦音樂會，由於房屋結構和材質的關係，對於古典音樂的吸音和反射很有幫助，音響效果非常好。」 上到二樓後，大片的窗戶映照著明亮的陽光，屋內一片祥和。「和一般房子很不同地是，洋樓的窗戶面積大，牆面成為細條狀，當初，1946年建成的設計就是注重採光和通風。」黃雍熙介紹著房屋的結構，而以不同材質的木頭拼接成圖案的異木鑲嵌，也是早期建築裝飾的一大特色，光潔的原木加上精緻的雕工，顯現優雅的風格。「這個房子是和洋的建築，喧鬧的中式福祿壽喜等祈福意象和西式風格並不搭，因此木工師傅們用巧手將許多傳統的東西轉換成幾何圖案隱藏在屋子裡。」這棟房子極力表達西式建築美學外也滿足了傳統的需求。 二樓接待室。（©sharonhwchen127） 精緻的易木鑲嵌窗簾盒，上有松鶴延年、下有百年好合之意。（姜阿新洋樓 提供）   天花板上一個個的圓孔洞是熱氣的排氣孔，由於熱氣上升的道理，從圓孔進入的熱氣被擠壓，就順著斜面到屋簷外下方的孔洞排出，如此一來，洋樓不用開冷氣也能夠通風宜人，如今看來是聰明的環保建築。「樓梯是用烏心石去做，而且是榫接工法，整棟屋子基本上沒有用一根釘子，完全是榫接建築，榫接的房子較有彈性，遇到地震時不易震壞，在美觀之外，還兼具實用性。」 烏心石製成的樓梯，給人沈穩的感受。（葉家妤 攝影）   思念與回憶，經由導覽縈繞於洋樓 二樓的一角，一架典雅的棕色鋼琴，看起來有些年代了，正是姜麗芝當年買給女兒的二手鋼琴。和母親一樣喜歡彈鋼琴的廖惠慶，是一名擅長說故事的導覽員，邊導覽邊融入小時候住在洋樓的回憶。長廊的盡頭，貼著彩色磁磚，分外別緻的廁所，小時候她就坐在這廁所的窗檯，聽著姐姐說鬼故事；來到戶外，她指著一盆院子裡的多肉植物又說:「這盆植物是我們當年離開時，母親帶走的盆栽，多次搬家都還帶著，如今又回到這洋樓。」 一樓的長廊，盡頭即是貼著彩色磁磚的廁所。（葉家妤 攝影）   「阿公常說：『讀有益書，行仁義事』由於非常重視教育，在僻壤鄉間捐地蓋了北埔國中及獅頭山國小，幫助了當地的孩子方便就學，對姜阿新而言員工就是自己的家人，阿公過世後，員工自發成立永光聯誼會，每年固定約定相聚」她說著自家的故事，也分享著許多在洋樓被拍賣期間流落各地的洋樓家俱，都因為姜家後代回來後，被民眾自動歸還取走的物件。 洋樓買回後的另一層意義，是家人又回來了。除了廖惠慶在臺灣外，其他姊妹都移居海外，如今一起返鄉照顧洋樓。大姊夫吳錫斌從加拿大回來後，便全力投入洋樓的修復工作，熱忱的他在帶領導覽解說時，眼中總是綻放著光芒，融入個人的幽默詮釋為其風格。一樓的房裡放置著一張紅眠床，是大姊夫婦移民去加拿大時，姜阿新特別贈予。「這是祖父姜阿新以前睡的床，後來跟著我們去加拿大時，沒想到會再回到洋樓。」對於漂洋過海兩次的大床，吳錫斌說起來有著很深的回憶，床上有個小巧的木枕頭上面有個鎖，他笑著解說，那是用來藏金銀珠寶私房錢的安心枕，年約七十的他，有如訴說著心愛的收藏般面露純真，言淺情深。 吳錫斌細數著與這張紅眠床的緣分。（郭冠廷 攝影）   流傳姜阿新精神的茶葉罐 「父親從書中自學造林、乾燥疏菜及化學藥品等研發，深知讀書的重要，阿公和父親都非常重視教育，因此成立了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設立專款幫助弱勢家庭的小孩就學，為了讓基金會能夠獨立運作下去，我們也復刻了日據時代及永光時期的包裝，膨風茶和紅茶的茶葉罐，做為參觀者選擇購買的紀念品，所得收入作為基金會協助弱勢族群教育及洋樓維護。房子只是一個載體，重要的是如何讓這精神保存下去。」黃雍熙以誠懇的語調說著，他和廖惠慶兩人逗弄著大狗微笑著，說明了一切都很滿足。 復刻的茶罐也將姜阿新的精神分享給許多觀眾（葉家妤 攝影）   姜阿新洋樓作為古蹟的保存，不僅僅保留下屬於那個時代的建築美學，同時也保存了幾個世代的美德。可以預見的是，茶虎姜阿新永不放棄的精神，在未來，也將和洋樓的存在一起傳承下來，隨著歲月的流逝，愈發閃耀。   執行編輯：葉家妤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永不放棄的茶虎精神（上）—專訪廖惠慶談姜阿新洋樓復返與整修 【博物之島新訊】地方記憶的串聯與交織：新竹市美術館《敘事竹塹攝影史詩》特展 【博物之島新訊】「讓古蹟重回我們的生活」屏東菸葉廠現地常設展再現工業遺產 【博物之島專文】他山之石可攻錯─從荷蘭《文化遺產法》反思臺灣文資保存（上） 【博物之島專文】他山之石可攻錯─從荷蘭《文化遺產法》反思臺灣文資保存（下）

作者：陳佳汝（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專區特約記者） 踏著秋的氣息，走入北埔的客家庄，空氣裡甜甜的紅柿氣味，混合著更深一層的是，茶香的底蘊。一棟和洋式的建築，以歷經歲月的唭哩岸石和斬石子所構築的外牆，顯得盈潤光潔，在秋日陽光下散發出一股樸實而堅定的氣息。 洋樓一樓精緻典雅的廊道。（葉家妤 攝影）   姜阿新洋樓，一棟標示著臺灣驕傲的茶葉輝煌史之新竹縣定古蹟，從1932年茶虎姜阿新所打拼的茶產業，歷經50年的銀行收管，到拍賣買回，修復古蹟，逾一甲子的歲月，茶虎永不放棄的精神沒有隨著茶市的沒落而消失，它召喚著後代子孫再度回來，2018年12月，姜阿新洋樓以新的面目和世人見面，而這當中，隨著如何收購回被拍賣的洋樓，並且重新找回故居的種種樣貌，則是一篇比連續劇「茶金」更要感人的真實後記。 姜阿新賢伉儷與女兒姜麗芝、女婿廖運潘，及孫子女於洋樓前合影。（姜阿新洋樓 提供） 一樓氣派的客廳，可想見當時達官顯貴在此談生意的景象。（葉家妤 攝影）   過盡千帆，琴音未止 1949年落成的姜阿新洋樓，至今仍是北埔最美麗的日本巴洛克式風格建築，留日的姜阿新以其優雅的品味，建造了當時摩登的和洋式別墅，來招待當時的英國茶商品茶兼自住，隨著二戰後的休養生息，印度、中國和斯里蘭卡等地的茶葉生產力恢復，盛極一時的北埔茶葉市場漸衰，導致叱吒一時的姜阿新家族一夕間破產，洋樓因此被抵押銀行接管，全家人只好北上租賃小屋子居住，歷經50年歲月，全家各分東西，沒有想過有一天全家人竟還能重回北埔。戲劇性的轉變在孫女廖惠慶和家人的努力下發生，而這一切竟然從一架鋼琴開始。 本篇專訪人物為廖運潘之女——廖惠慶，她與丈夫黃雍熙、家人們，齊心維護洋樓，並向來訪的民眾仔細導覽姜家故事與建築瑰麗。（葉家妤 攝影）   進入洋樓一樓的正中央有一間放映室，播放姜家人重回到洋樓的紀錄片，片頭開始，悠揚悅耳的琴聲響起，幾個孩子嘻笑著在洋樓裡追逐，這是廖惠慶和姊姊們的快樂童年，優美的琴聲正從她的手指流洩。廖惠慶跟隨父親廖運潘姓「廖」，是她父親唯一在洋樓出生的孩子。從小喜歡彈鋼琴的廖惠慶，在母親姜麗芝的支持下，即便是破產後，仍然堅持要她去同學家借鋼琴來練。 「當時母親幫忙家計繡學號，車電視覆布以維生，多年後在家中還沒有冰箱的情況下，存到的第一筆錢，不是買電視、冰箱，而是買一台二手鋼琴給我練習。」廖惠慶以溫潤的口吻說道。而母親就是公視影集「茶金」裡茶虎吉桑的獨生女薏心之原型，承自父親姜阿新永不放棄的精神，繼續在她身上發酵。 二樓放著母親在困苦時，買給廖惠慶的立式鋼琴，每次彈起，其琴音流瀉著堅韌不拔的精神。（郭冠廷 攝影）   揉和姜家精神，振筆救援淨土 客廳旁走向放映室經過的長廊，一邊實木玻璃櫃裡放著幾張黑白照片，廖惠慶指著一個漂亮時髦身穿泳裝在戲水的窈窕女子說道，「這是我母親，另一張是父母親結婚的照片。」她徐徐說道: 「父親當時被阿公找來經營茶廠，夾雜在祖父的理想和現實間掙扎。父親覺得茶的未來雖然不可限量，但是仍有風險。阿公卻說，做生意本來就要冒險，而做茶是一種理想。見阿公和合作的日本三井企業所有討論的，都無關乎賺錢，而是怎樣把茶做好，父親於是被我阿公感動而投身製茶業他們給我的影響是，不管如何困難，都堅持走理想的道路，且永遠幫助比自己窮困的人。」 舒緩的語調，如琴聲般爾雅，帶領聽者進入一個古老的時光隧道般，充滿魅力。 參觀洋樓時，隨處可見姜家過往的生活照，民眾似乎又與古蹟的回憶更貼近些。（葉家妤 攝影）   廖惠慶自師大音樂系畢業後，成為曉明女中的音樂老師，卻在聽了荒野保護協會創會理事長徐仁修老師的演講後，和丈夫黃雍熙開始投入環境保護運動，40歲開始為了搶救東海岸，阻擋台十一線公路的開發，她放棄了成為演奏家的夢想，返回第二故鄉花蓮，全力阻擋許多不當的開發；沒有任何管道的她，只能一封一封用原子筆親筆寫信給可能有影響力的人。 「當時我誰也不認識，就買報章雜誌去看誰關心環保議題，一封封寫信給民意代表、媒體、政府官員學者等，花了許多年時間寫信，參加研討會時看誰關心這議題就當面把信拿給他們。」二十年來她繼續寫信，從一名不問世事的鋼琴老師，成為一名最溫和卻持久的環保健將。「我想是音樂的嚴格鍛鍊給了我無比的耐心。」   重返洋樓，緣分綿延 2012年得知闊別50年的洋樓將要進行拍賣。全家人於是有了想要一起標回洋樓的想法。但是當時由新光集團創辦人之子吳東昇租了二十幾年，擁有租方優先承購權和經濟優勢，要想買回洋樓幾乎是不可能的。廖惠慶再度執起她誠摯的筆，寫了一封信，信裡附上祖父母、父母親和她小時候在洋樓的照片，淡淡描述了家族的命運，信的尾聲，她輕輕問了一句:「我們有沒有可能回來講自己的故事?」 地方記憶的串聯與交織：新竹市美術館《敘事竹塹攝影史詩》特展   這句話讓吳東昇有了成人之美的心意，放棄競標。成功買回洋樓後，姜家後代和文化局一起進行古蹟的整修，於2018年12月正式開放參觀。一開始洋樓還有些空蕩，卻在一連串機緣巧合下，讓失落各地的物件重回。一位老員工在得知是後代買回洋樓後，將珍藏了半世紀位於北埔的大坪茶廠照片送回，原來她父親是姜阿新送去茶葉研習所學習製茶的老茶師，她五歲時就跟著父親在茶廠打轉。「原本北埔的山上人家都不敢種茶，因為工廠都在鎮上，從山裡擔茶葉下來都已經發酵了，不能用了，於是我阿公想先在山裡蓋茶廠。當初蓋大坪茶廠很辛苦，所有機器設備要徒步八公里扛進山區不容易，光是發電機的水車軸心，就要36個人才扛得動。是一個大工程。大坪茶廠蓋完後，大家都說姜阿新蓋茶廠可以種茶了!」 有著玻璃帷幕的木櫃子，擺放著關於洋樓回憶與茶金歲月的老舊文物。（葉家妤 攝影）   廖惠慶回憶著，早已不在的大坪茶廠照片能回來，大家很是安慰。如今看見復刻版的綠色茶葉罐，靈感則是來自一位教授從垃圾堆裡撿到，竟然保存了五十年的永光茶葉罐。「當初就想有一天一定會用得到。」教授送回時開心說著。 永光茶葉罐，右邊即是文中提及有冒著熱氣、最初的綠色茶葉罐設計。（姜阿新洋樓 提供）   「茶金歲月」，雨後天晴 姜家人不但重回洋樓講自己家族的故事，也繼續締造了另一段傳奇。時任客委會主委的李永得看見廖運潘所寫九冊不外傳的家族秘辛——《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覺得非常有趣，遂促使公視以此為靈感來源編寫成連續劇，廖運潘在女兒勸說下放下了破產的沉痛，無償提供自傳給公視拍攝，成就了當今被譽為最美台劇的「茶金」。 廖運潘的九冊家族故事《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成為2021年公視《茶金》電視劇靈感來源。（上圖：葉家妤 攝影）   「『茶金』裡演的其實是我爸爸廖運潘的故事。他既是女主角薏心，也是KK和文貴。重振家中事業的是父親，他是個十分喜愛閱讀的人，空閒時手裡總是一本書，他的文筆很好，寫了一本又一本的書，而台大經濟系畢業的他有金融的專業，兼具經營的長才。」〔註1〕 為了將「茶金」影集背後的真實故事呈現給觀眾，廖惠慶從父親執筆系列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摘錄出《茶金歲月》單行本，新書發表時，北埔洋樓來了滿坑滿谷的客人。 「就在那一天，我在父母親的臉上看到了一絲安慰。那麼久的歲月過去，我們從沒有想過還能重返洋樓，2019那一年家族在這裡辦了一場婚禮，分散各地的成員都回來，我們在草地上談笑著，感覺上又回到了從前。」 她說著，停頓了下來，似乎，還來不及消化這一切。故事未完待續，由姜家後代親自導覽洋樓，一幕幕回憶彷彿於觀眾眼前再次浮現。 廖運潘與妻子姜麗芝於《茶金歲月》新書發表會，帶著一抹欣慰微笑合影。（邱萬興 提供）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KK於劇內全名為劉坤凱，為二戰時期的臺籍日本兵，派至南洋作戰時成為戰俘，之後隨著美援勢力輾轉回臺，成為美國懷特公司在臺的特別助理；文貴為新竹寶山鄉小茶商之子；薏芯為吉桑的獨生女。三人皆在戰後詭譎的時代，投身與協助北埔產業，為「茶金」的主要角色。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新訊】地方記憶的串聯與交織：新竹市美術館《敘事竹塹攝影史詩》特展 【博物之島新訊】「讓古蹟重回我們的生活」屏東菸葉廠現地常設展再現工業遺產 【博物之島專文】他山之石可攻錯─從荷蘭《文化遺產法》反思臺灣文資保存（上） 【博物之島專文】他山之石可攻錯─從荷蘭《文化遺產法》反思臺灣文資保存（下）  

作者：吳昀慶（阿姆斯特丹研究院都市分析、設計及工程學程研究生） 什麼！？社宅模範生荷蘭也遇到住宅危機？ 無殼蝸牛好辛苦！居住正義在臺灣不是一件陌生的都市議題，更經常是國家政策交鋒的灘頭堡。作為既定印象中社會福利優良、住宅政策完善的荷蘭，是否也有類似的公共議題挑戰呢？事實上，就在2021年9月，荷蘭在疫情衝擊及全球經濟通膨下造成房市飛漲【註1】，引發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住房運動」（Het Woonprotest），全荷蘭估計有15萬人走上街頭遊行。 探索一同棲居的可能：挪威科德博物館「鄰里：我們如何共同生活」提出新住宅模式   針對這起事件，觸角敏銳、積極建立社會連結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館（The Amsterdam Museum），不但蒐藏由2位Y世代青年所製作的住宅抗議行動藝術裝置——「（不）幸運轉盤」，並推出「住宅行動」（Operation Living）（2022/9/25-2023/5/21）特展作為回應。本特展是阿姆斯特丹2025「收集城市」（Collecting the City）展覽計畫的子項目之一。主計畫透過結合社區的公民團體，包含非、華、印度裔社群、女性培力團體、地方社造組織（如Bijlmermeer社宅區Image C），及大中小型博物館、店家等，討論市民如何「收集」並「展現」這座城市的故事，內容多元而豐富。此外，地方團體也可以向博物館主動「投稿」特展的策劃，這些策略皆顯示博物館希望挖掘更多在地故事，及擾動市民一齊思考社會議題的想望。 Collecting the City 介紹影片 我們如何應對住房危機？學者專家、社會運動者與一般市民對阿姆斯特丹居住議題表達看法。（「住宅行動」特展。吳昀慶 翻攝）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收藏2021年住房運動參與者所製作的行動藝術裝置——「（不）幸運轉盤」，代表著民眾，尤其是年輕族群，對於居住議題的呼聲，並做為此次特展的指標性展件之一。摘錄：為了求個宿舍住，總是在註冊當學生、到了35歲還跟爸媽住一起、有錢的爸媽幫你買房、搬到阿爾米爾住（類似於台北到桃園的距離）。（「住房行動」特展。吳昀慶 攝影）   荷蘭住宅政策脈絡 回顧荷蘭的住宅政策百年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荷蘭國內的慈善組織開始大規模的廉價住宅興建，為提供低廉租金之住房給予工人階級。不過當時提供給勞工階級居住的房子，被稱為「壁龕住房」（alcove housing），平均每8-10人分享僅30-37平方公尺的居住空間。1886年間所發生的霍亂疫情，使得都市議題受到重視。直至1901年的《住宅法》（Woningwet）及《衛生法》的頒訂，為住宅制定空間上的規範以及居住品質的基本要求，沐浴及衛生設施等需求也受到考量，戮力改善窳陋居住環境在公共衛生上對於基層市民的危害。 在20世紀初期，住宅協會扮演著重要的住宅提供者角色。這些協會有些是具有宗教及慈善色彩的組織。最為人所稱道的，是當年勞工組織集結力量建造的「船型社區」（Het Schip，1919-1921）以及「黎明社區」（De Dageraad，1918-1923）。這些社區不僅作為荷蘭社會住宅的濫觴，更在建築形式上追尋突破與超越，開展了後續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學派」（Amsterdam School）建築風格。而此學派的倡導者克拉克（Michel de Klerk）等人希望讓勞動者居住在美麗的住宅當中，透過轉化貝殼、海浪等自然的元素成為建築形式的語彙之外，亦將遠東地區（如印尼）的建築型態轉化融入設計當中。於此，百年來，荷蘭的社會住宅具備著堅實的民間需求、勞動階級基礎，並形成了獨特且風格多變的建築藝術資產。 20世紀初期「阿姆斯特丹學派」社會住宅代表性建築：「船型社區」（Het Schip）（吳昀慶 攝影）   而「住宅行動」特展則主要回顧荷蘭一個世紀以來，從公共規劃到市場驅動的住房政策，並以4個20世紀規劃的住宅社區作為案例研究，期望觀眾能夠從中瞭解國家住宅政策的演變，同時以此展支援近期如火如荼的住房運動。本文擷取3個代表性案例簡述與探討，分別是范德佩克社區（Van der Pekbuurt）、小鱸魚區（De Baarsjes）與斯洛特米爾社區（Slotermeer）。 綠色區塊由左至右為：斯洛特米爾、西區及小鱸魚區、北側范德佩克社區、婆羅洲．斯坡倫堡社區（東港區）（「住宅行動」特展。吳昀慶 翻攝）   公園式住宅聚落：范德佩克社區（1919-2022） 展覽裡的第一個案例，1919年興建的范德佩克社區是在《住宅法》等相關社會制度條件完備後，落成於埃河（IJ River）北岸的花園郊區住宅（garden suburbs）。借鑒於當時阿姆市中心西側約旦區（Jordaan）擁擠且破敗的生活環境，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建築師范德佩克（Jan Ernst van der Pek）及妻子路易斯・溫特（Louise Went）合力設計並建造了560戶低層樓、單一家庭，其居所具有前庭及後花園，並透過蜿蜒的街道串連起公園式住宅聚落。這些房子通風良好、陽光充足，具有沖水馬桶，且人們可以到公共澡堂洗浴，甚至還有獨立的廚房，滿足人們普遍的生活需求。唯，當時主要的目標受眾為工人階級，但最終入住的人士，大多是相對中上階層或市府官員為主。 2012年，這個社區一度面臨被拆除的爭議。當地居民自發性爭取建築物保存，使得擁有該房產的開發商承諾投入鉅資翻新房屋，並在能源設施上進行環保性的改善。2016年，一群居民成立了 Copekcabana 住宅合作社，自行管理 25 處有補貼的出租房屋和一個公共庭院，形成一種新的住房模式。 范德佩克社區Van der Pekbuurt（「住房行動」特展。吳昀慶 翻攝）   勞動階層的樂園：小鱸魚區（1922-2022） 接續，小鱸魚區是在1920-1930年代「西區計畫」（Plan West）中所規劃的「工人樂園」（worker’s paradise），阿姆斯特丹學派在此建築設計超過6,000個住宅單元。這個區域的規劃受到荷蘭現代建築之父貝拉赫（H.P. Berlage）的「南區計畫」（Plan Zuid）所影響，除了居住所需的基本配備之外，城市規劃師設計了廣場預計作為劇院、公共花園及售貨亭，作為育樂的場所。規劃師認為規劃可不只侷限於居住本身，更是要提升勞動者的生活品質，進而「讓人們成為優秀的公民」。 如今，在2000年的都市更新（整建及維護）規劃當中，部分單元被改建為市民的「起家厝」（Starter’s house），如今，這個社區依舊受到年輕家庭、雅痞及藝術家的喜愛。在展覽內，便放映著紀錄在此創業的服裝設計師工作室的紀錄片。 西區計畫，麥卡托街（Mercatorplein）（「住房行動」特展。吳昀慶 翻攝）   從戰後住宅到樂齡居所：斯洛特米爾社區（1951-2022） 第三個案例為「阿姆斯特丹擴張計畫」（AUP）而產生的斯洛特米爾社區。阿姆斯特丹擴張計畫早在1935年就已制定，但它的實現卻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因應戰後大量的居住需求。城市建築師范伊斯登（Cornelis van Eesteren）及約克巴・慕德（Jakoba Mulder）等設計師一同成為戰後城市規劃的創始人。他們對於住宅社區的主張有三個元素：「陽光、空氣、空間」，且受到現代都市主義的影響，積極地擘劃城市的開放空間，尤其關注大型綠地及區別空間機能的功能分區規劃。1952年則由荷蘭女王朱麗安娜（Juliana of the Netherlands）主持斯洛特米爾社區的開幕儀式。 AUP都市規劃是遵循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原則，基於不同分區規劃生活機能：居住、工作、交通和娛樂。綠地則是設計中重要的空間之一，紅色圖塊為當年規劃擴建之住宅區。（©Het Nieuwe Instituut）   斯洛特米爾社區中，最具代表性的社會住宅是1956年興建的「顏料盒模範公寓」（De Verdoos），是富有風格派簡練現代的勞工住宅。它同樣為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影響下，所成立的住宅協會建築，明亮現代的公寓配備有3間臥室及獨立衛浴。2009年，「顏料盒公寓」透過整建及維護，為公寓加裝通用性設計之電梯，並作為樂齡住宅空間。 「顏料盒公寓」（De Verdoos）（吳昀慶 攝影）   博物館探問居住正義，推動遠見的落實 荷蘭是社會住宅存量達到30％的國家，而素有「公共住房聖地」美名的阿姆斯特丹（Stissi, V.，2007），如今依舊在全球經濟局勢的挑戰中遇到困境。但透過「住宅行動」展回顧歷史【註2】，我們得以瞭解住房曾經作為改善勞動階級生活水平的理想工具，奠基在人道主義精神的關懷下，如今荷蘭社會仍願意為居住的不平等挺身而出。此外，荷蘭人對於「都市更新」的想像，不僅是以重建為主，更願意將具有歷史價值意義的空間維護再利用，於本文提到的三個展覽案例，皆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是與臺灣當前都市更新方法上較大的區別。然而，荷蘭或許已經是全球較為注重居住正義的國家，但2021年和平示威的住房運動，仍反應現今的年輕世代對房價、租金過高的不滿，為此，本展使博物館成為公共政策討論、辯論的場域，並啟發觀眾思考何為更加宜居的社區與城市。 荷蘭歷年住宅運動海報。摘錄：「我們的居住需求，竟是地主的麵包！」（1970）；「我們不能總是住在破房子裡。」（1978）；「沒有居住權就沒有女王加冕典禮！」（1980）；（「住宅行動」特展。吳昀慶 攝影）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阿姆斯特丹的住宅價格指數，以2002年為基期，至2021年漲幅已達36.94%；台北市自2002年8月以來至2021年8月，住宅價格指數自91.69成長至112.02，成長約22.2%，房地產價格的成長，與國際經濟及資金流向有關，是國際各大都會的共同挑戰。唯阿姆斯特丹社會住宅比例（46％，19萬戶）仍遠高於台北市，在居住權的保障上，相對有更多工具協助。 註釋2：關於「住宅行動」展回顧之阿姆斯特丹住宅單元面積及家庭人口設計演變、阿姆斯特丹住宅政策演變，請見筆者整理之表格。

記者：謝佳均（博物之島特約記者） 沿著蜿蜒的台24號山路入山，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下稱魯凱文物館）座落於綿延山間，建築外觀由石板砌飾而成，裝飾著百步蛇、百合花、陶罐等圖騰，標誌著魯凱族的元素與家屋風貌，比鄰聳立於部落特有的石板民宅中。作為部落文化傳承的基地，近年魯凱文物館透過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及周圍部落合作，嘗試以多元的角度與方法訴說部落的故事，凝聚與傳遞魯凱族的傳統與精神。本次的專訪人物，即是在魯凱文物館服務逾兩年的策展員——柯玉卿(ubange Aruladenge)。 座落於山間的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建築外觀皆可窺見魯凱族元素，如屋簷上身著魯凱族服飾的跳舞男子塑像（郭冠廷 攝影）   專訪當日，早上還在參與地方館年度會議的柯玉卿，下午風塵僕僕地回到文物館接受團隊的訪問。她時常在山裡與都市奔走，且除了研究與策劃展覽的業務之外，還需肩負教育活動與導覽、館所社群平台小編，及其他繁瑣行政任務，反映出地方文物館資源與人力的不足。雖然如此，談及博物館實務工作的日常，柯玉卿仍投射出熱忱的眼神並以溫和語氣表示，在文物館內許多事物都是從親自摸索開始，唯有做中學，館員才能與文物館共同成長。 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現任策展員柯玉卿。（郭冠廷 攝影）   深耕魯凱文化，從「美麗的印記」開始 從事護理人員工作近三十年的柯玉卿，期間也兼任魯凱族語老師，而在護理工作退休後，2020年就進入館內工作。然而，她的文化研究實務，早在入館前就已經開始。2005年，沒有受過田調訓練的柯玉卿拿著卡帶式錄音機與傻瓜相機，在部落展開魯凱族手紋的田野調查，將訪談部落耆老手紋的成果彙集成書【註1】，為魯凱族女性手紋紋飾與其背後的歷史意義留下了珍貴的紀錄。這份橫跨近十年的研究，也促成了館內2022年8月「美麗的印記－魯凱族女性手紋特展Pacase ki alrima ki lakainguta」。儘管，對於非文化領域專業出生的柯玉卿而言，博物館工作具有許多挑戰，但她身為魯凱族人，對族內的文化、語言、習俗有深刻理解與認識，成為深耕文化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能量與養分。 「美麗的印記－魯凱族女性手紋特展Pacase ki alrima ki lakainguta」，展場呈現柯玉卿田野調查紀錄下的魯凱族手紋圖騰，以及手紋的拍刺工具。（霧台鄉魯凱族文物館 提供）   挑戰！身兼多職的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員日常 然而，一間博物館有多元且繁重的業務，在魯凱文物館僅有三位館員的情況下，她除了主要的研究與策展工作之外，也必須挑起館內臉書小編與導覽員的角色。 談及策展，柯玉卿說明起初從模仿同事的展覽腳本開始，慢慢摸索策畫一檔展覽的方式，像是如何呈現活潑的展覽內容？如何挖掘更深入的田調研究？雖然常埋首研究，但她也不因此閉門造車：「博物館工作對我而言，一方面是自我實力上的挑戰，一方面是『面對』觀眾的挑戰」她認為，多瞭解來訪觀眾的想法，更有助於在展覽構想、文物詮釋、導覽內容與編寫社群文案時提供方向。例如，訪問期間她突然問道「你們是第幾次來文物館呢？誰是第一次來這個部落的人？舉手！」擔任導覽員時，她也時常以類似的即興訪談來理解觀眾先前的參訪經驗與對魯凱文化認識程度，以利調整後續解說內容。 接續，受訪者帶領團隊從館內轉換到戶外，坐在魯凱族傳統石板家屋上，並接著分享她的另一個身份，也就是館所的臉書小編。臉書，可以說是魯凱文物館重要的推廣窗口，也是評估績效的指標之一，在過往的貼文中，可以看到部落道路修葺、氣溫下降的溫暖提醒；也會有文物介紹、觀眾觀展的影音紀錄。對於柯玉卿而言，臉書除了可以增加文化館的曝光度，更重要的是讓大家理解「我們正在做什麼？做了哪些事情？」策展員、臉書小編與導覽員三合一的工作日常，事實上都指向著一件事——保存部落歷史記憶與魯凱文化，並讓大家更認識魯凱文物館。   共譜文化傳承，與國家級博物館合作與互補 隨著「大館帶小館」計畫的推行，越來越多原住民族文物館，透過與國家級博物館合作、共學等方式，進而顯原住民族主體身分投入策展過程的重要性。這樣的合作模式又為文物館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從全臺原民館座談看當前挑戰！大館帶小館的區域整合與在地連結新象   「比如說她們（國家級博物館）選件的時候會說幾年（文物年份），陶壺的尺寸、規格、材質，但要怎麼詮釋魯凱族的文物？這時候老人就是專家，她們會說出怎麼使用、族語名稱是什麼⋯。所以我們就是負責解開文物〔背後的〕的故事。」 魯凱文物館在2021至2022年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魯凱的珍寶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的經驗，對於柯玉卿而言，就像是一個互補的過程，例如，臺博能夠提供策展技術與知識，而文物館可以透過訪問族人，述說物件對於魯凱族的意義與故事。這樣的合作，不僅僅影響著魯凱文物館，也透過田野調查、進入臺博典藏庫房就魯凱族文物進行參觀交流，得以讓部落耆老透過物件重溫部落記憶。柯玉卿認為儘管兩館的資源與專業程度不一，但皆是為了部落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努力，從不同的角度共譜魯凱文化。 2022年10月「魯凱的珍寶lawbubulu—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展出110件魯凱族古文物（包括臺博館藏品64件、霧臺鄉魯凱族文物館藏品32件及部落借展品14件），展場中以影音呈現耆老對家族物件的歷史。（謝佳均 攝影）   以展覽凝聚、紀錄部落歷史記憶 除了與國家級博物館合作之外，魯凱文物館也凝聚部落力量，共同策劃「憶起記路kinulane吉露部落故事地圖共作展」（下稱「憶起記路」展，至2023/3/31止）。本展與國立屏東大學、霧台鄉內的吉露部落長輩及青年合作，透過實際踏查吉露舊聚落，以地圖系統標定傳統領域範圍的方式製作立體地圖模型，使得部落青年藉此認識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展覽收錄部落耆老的口述訪談，並播放著19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所留存的魯凱族歌謠。有趣的是這批歌謠資料典藏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院，透過聯繫與授權，才得以使吉露部落的魯凱族耆老回憶與傳統歌謠重新回到部落，迴盪在展間。 博物館如何與部落合作辦展？林頌恩談與部落共事的義氣之道！ 「憶起記路kinulane吉露部落故事地圖共作展」中，播放著1960年代魯凱族民歌，而展覽團隊也在旁設置讓民眾錄製聲音卡片的互動，於館方臉書時常能夠觀賞現今原住民族觀眾在此錄下的歌聲，與60年前的魯凱歌謠互相輝映。（郭冠廷 攝影） 此展也與吉露部落文化健康站合作，透過材料包，讓長者在動手做的過程當中還原記憶中的家。（郭冠廷 攝影）   導覽「憶起記路」展的過程中，柯玉卿以魯凱語朗讀著耆老訪談紀錄，並藉此強調，魯凱文物館的特質之一，即為盡量於展覽並陳魯凱語與中文。族語的使用，就如同長者傳唱部落精神與智慧的低語，是傳承的媒介，也是一種在強勢文化的語言逐漸在部落取代族語的情勢下，不卑不亢為族群正名、保存族語的奉獻與實踐。 柯玉卿頭戴百合花，真摯地用魯凱語一句句念出部落耆老對於土地的情感。（郭冠廷 攝影）   魯凱文物館的困境與展望 儘管，魯凱文物館近年積極與周圍部落、國內外文化機構合作，豐沛文化研究動能，但談及魯凱文物館的困境，柯玉卿指出南區原文館在部落青年人口外移的情況之下，皆存在的人力資源嚴重短缺問題，此點已大程度影響館內各項工作的效率。若要緩解燃眉之急，或許短期實習生的招募也不失為一種解方，但如何讓專業的人力能夠長久留在原文館工作，應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需努力解決的重要問題。 如同準備佩戴百合花額飾（dukipi）的過程，要通過歌謠的傳唱、準備獻禮等繁瑣的儀式，才能獲得榮耀的象徵；目前魯凱文物館依然有重重考驗，但是館方正積極完善館內設施以及建構常設展，並逐步朝向升級為博物館的方向邁進。同時，柯玉卿策展員也將在雲霧繚繞的部落中，不懈地耕耘博物館實務，與魯凱文物館一同傳唱百合花的故事。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柯玉卿《屏東縣魯凱族婦女紋手調查》於2016年出版。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博物館如何與部落合作辦展？林頌恩談與部落共事的義氣之道！ 【博物之島專文】原民館如何處理困難歷史？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烈日疊影」特展之嘗試 【博物之島專文】從全臺原民館座談看當前挑戰！大館帶小館的區域整合與在地連結新象 台博館，【Lawbubulu魯凱的珍寶-臺博館霧臺鄉百年文物回娘家特展】前導影片 霧台鄉魯凱族文物館，美麗的印記－魯凱族女性手紋特展分享會

作者：林詠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近年來臺灣的博物館、美術館與地方文化館數量大幅增加，但觀眾人數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幾乎所有的博物館至今日為止，參觀人數都尚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水準。在觀眾人數成長低於博物館數量增加的情形下，除了要面對來自博物館同業的壓力，也要與其他休閒娛樂設施競爭消費者。而最近公佈的2022年我國出生人數預估，全年僅有13.5萬的新生兒，創下臺灣人口最低出生數。在臺灣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衝擊下，2020年我國人口數步入負成長，至今人口已減少37萬多人；這項訊息對我國博物館而言，無疑雪上加霜。博物館如何因應人口結構的變化、迅速提升自我的競爭力，對博物館而言至關重要。 創意與活力不分年齡！「2022博物館創齡行動的實踐與挑戰線上論壇」紀實   時代交鋒：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對博物館的衝擊 目前我國正面臨高齡人口急速增加、出生人口大幅減少的情形，將造成臺灣未來人口快速減少與工作就業人口數遽烈下降等情形。這些困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社會、文化與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臺灣人口結構的改變，不但衝擊國家各項總體環境，也同時對博物館部門的發展，尤其在觀眾經營與組織人力上產生一定的衝擊。不過，人口結構的遽烈改變，目前仍未引起博物館界廣泛的重視，更缺乏相關的討論，未來博物館營運也只能隨著人口減少，被動回應。 我國人口斷崖的危機是世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臺灣已多次在全球出生率排名倒數第一。以2020年為例，臺灣總生育率僅有0.99，遠低於可使總人口數保持固定的2.1替代水準。自2020年1月我國達到人口數的高峰、達2,360萬人之後，人口轉為負成長，到2022年11月的總人口數已降為2,323萬人，較2020年1月減少37萬多人。依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推估顯示，臺灣人口數至2070年，僅餘1,581萬人（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若依照聯合國2019年的報告，臺灣人口數在2100年將降至約1,100萬人，較現在的人口數大幅減少一半以上。 在人口結構方面，2020年總人口數中65歲以上人口佔16%；2025年臺灣將從「高齡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即20%的人口超過65歲。我國從高齡社會到超高齡社會，僅花了7年，這項推估比日本的11年、美國15年、法國28年、英國49年的調適期間更短且更激烈，且更容易產生世代間的衝突。至2070年臺灣65歲以上人口將成長至43%，85歲以上人口也將佔總人口的11.4%，顯示臺灣人口老化的進程遠高於世界主要國家。 臺灣因人口老化、少子女化所可能造成的人口銳減，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挑戰。人口結構的遽烈變化，也勢必對博物館產生重大的衝擊，預計將產生參觀人次下滑、觀眾特質產生變化、博物館專業人力不足等問題。在此嚴峻的情形，博物館從業人員應做好事前準備，積極改善博物館的自身體質，以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就顯得極為重要。 臺灣總人口高、中與低推估（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 / 歐陽德 重繪表格）   1.觀眾人數下滑 少子女化的情形首先將嚴重衝擊博物館的觀眾人次。依我國文化統計2020年顯示，臺灣民眾在2019/20年，博物館參觀比率為46.5%，平均每人每年參觀博物館與美術館頻率為1.3次，其中65歲以上人口平均每年每人參觀0.9次，總參觀人次超過3千萬人次。如以此基準推估，至2070年，博物館與美術館的年度觀眾人次將降至2千萬人次左右，將較現今減少1千萬人次以上。此外，城鎮化的現象在未來會更為明顯，人口將大量往城市集中，地方博物館與文化館將面臨比國立或城市博物館更加嚴峻的衝擊。如何鼓勵民眾提高參觀意願與更頻繁的利用附近的博物館設施，將是每一個博物館未來的重要挑戰；而如何在變化的外在環境中，掌握觀眾特質與行為轉變，將是未來博物館的重要工作。 博物館參觀人次推估（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作者推估 / 歐陽德 重繪表格）   2.博物館專業人力減低 人口的大量減少也會直接衝擊勞動力市場，依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顯示，2020年臺灣15至64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數為1,683萬人，至2070年臺灣工作年齡人口數將減少一半，僅餘783萬人，且其中將近一半（48.1%）的工作人口將是由45至64歲的中高年齡人口所組成。面對工作年齡人口的急速下滑，博物館的各種專業人力將產生極大的缺口，在不久的將來，博物館將面臨專業人力不足的情形。因此，必須透過博物館組織改造、強化志工人力招募，並運用數位科技以彌補人力的缺口。 臺灣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數與占比（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 / 歐陽德 重繪表格）   正面迎戰：博物館如何面對人口危機？ 在臺灣博物館數量的持續增加情形下，博物館不但要面臨彼此的競爭，在臺灣進入人口負成長，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日趨嚴峻的情況，更要面對觀眾人數趨緩的困境，博物館的經營管理策略，便成為博物館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本文從供需二端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提升觀眾再訪頻率 高齡化與少子女化將使博物館面臨觀眾逐漸減少的困境。因此，如能提高民眾的再訪頻率，就有機會維繫相同的觀眾人次。如何透過展覽、行銷策略與活動規劃，吸引觀眾再訪，將是博物館的重要任務。 2.積極推動博物館組織改造 因應人口減少的危機，各級政府應加速博物館組織改造，朝垂直型的博物館網絡整合，如一機關多館所或一法人多館所等機制。這些組織型態可將行政體系集中，因此可以較少的人力管理多個博物館，有效提升人力資源的運用效率。 3.加速博物館智慧化的進程 加速引入智慧博物館概念，使用數位科技進行博物館硬體、軟體的控制，同時記錄觀眾在博物館內外的參觀行為，並透過大數據的分析，達成智慧化管理，以減低館員的行政負擔，並強化決策。   執行編輯：葉家妤

作者：楊育睿（英國約克大學藝術史學系博士） 關於那些加諸在所謂常態、性傾向的想法，我們能否不再以西方中心的思維動機去感受，而以其他方式，特別是超越人性的方式去思考？ ― 海斯勒，「性生態學」特展 挪威特隆赫姆美術館（Kunsthall Trondheim）於2021年至2022年間推出了「性生態學」（Sex Ecologies）特展（止於2022/3/6），策展人為時任館長的史黛芬妮·海斯勒（Stefanie Hessler）。 海斯勒擅長將當代議題中各據一方的兩個核心領域——「性別」與「生態」，整合出全新的藝術研究與創作模式。「性生態學」不僅僅是一個展覽，該計畫包含了與瑞典林雪坪大學（Linköping University）的環境人文研究中心The Seed Box的合作研究，並集結、出版了多位環境與性別研究者、文化理論家，以及藝術家的書寫與訪談。展示的策畫，則是以海斯勒帶領的研究團隊與九位藝術家為主軸，採用跨領域研究、共同閱讀與研討文本、集體製作的工作模式形成展示論述。   無框的酷兒材料：「性生態學」特展論述 在策展研究過程中，策展團隊討論了「異性戀本位的性別價值在環境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歐洲啟蒙主義觀點如何支配用以判斷、區分自然界中所謂的「正常」與「異常」。這種「酷兒生態策展」，作為博物館的實踐方法，不單是體現生態環境中的性別題材，其核心更是透過質問各種有關性與性別、種族與物種等分類架構的合理性，思考以部分人類為中心的全球宰制，並拒絕將萬物的複雜網絡簡化為人與供人取用的自然資源的二元對立觀。換言之，這種去中心觀拒絕視人類為所謂的「萬物之靈」，並追溯種種我們習以為常對於國族、物種與認同的分類框架，是如何在特定目的下被刻意地發明。 然而，「酷兒策展」（queer curatorship）不可避免地與傳統博物館被視為傳遞知識的機構性質干擾。博物館善用明確的知識分類框架來定義文化對象，這種傾向在描述非二元對立的認同觀，以及不易以特定認識框架與分類來界定的酷兒材料時，往往遭遇到困難，或者低估了詮釋對象的複雜性。性別研究學家珍妮弗·泰布爾奇（Jennifer Tyburczy）提及，酷兒策展必須透過反思本位型態的論述，解構已被機構化、常態化的知識規範來達成。因此，對於高度仰賴物件秩序的博物館方法而言，「酷兒策展」是一個無止境的反身性思考知識權力實踐、挑戰既有論述框架的辯證場域。 「性生態學」特展挑戰的知識框架圍繞在「性」的功能論在自然界中的實際樣態。傅柯在《性史》中分析，西方現代社會中對於性的治理是建立在繁衍所帶來的經濟價值上。而現代科學知識、婚姻制度與宗教道德，皆為此以「生殖」為性的最終目的之異性戀霸權提供了依據。而其他性的樣態，則被歸類於「違反自然定律」。後達爾文主義研究者則指出「自然現象」的不可預測性其實才是常態，因為「看似無用、無效，或是有破壞性的事件和過程，是讓整個系統功能正常組成的一部分」。同性戀與其他酷兒樣態所構成的多樣性，事實上為生態空間提供了混成的性活動，來確保由無限可能性所構成的演化規律與生存機制。 自然允許，文明禁止？從科博館「百年好合：當代婚姻之旅」看婚姻多樣性   性≠生殖：挑戰二元對立性別觀 在「酷兒生態策展」的初衷下，「性生態學」特展挑戰了被特定的科學分類觀扁平化的「性即生殖」的演化迷思，重新思考「同性性行為」或「無關生育的性」是如何在天擇的自然演化過程中被保留下來。例如，參展藝術家安德熙·喬丹（Ann Duk Hee Jordan）以水生動物的性活動為主題，結合雕塑、裝置及錄像，打造了五光十色的水底情境。喬丹將微觀的生物活動轉換為繽紛的感官刺激，詮釋生態界中普遍存在的「過渡」狀態的性。在此微觀的世界中，性的功能極其複雜，且不一定與生殖或者繁衍後代有關；即使有關，二元對立的性別觀也不是萬物準則。 安德熙·喬丹，2021〈蟲：陸生、夢幻與濕〉局部。（©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Anne Duk Hee Jordan: The Worm - Terrestrial, Fantastic and Wet (2021), detail. Multimedia installation with sculptures, black light, video 12’51”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uline Doutreluingne). Dimensions variable, site-specific. Part of the group exhibition Sex Ecologies at Kunsthall Trondheim, Norway. Commissioned by Urania Berlin e.V, Kunsthall Trondheim and The Seed Box. Courtesy the artist. 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被人類支配的「自然」 非二元視野豐富了超越性別邊界的可能性，以思考男性 / 女性，或者異性戀 / 同性戀等二元觀對身體的支配。安娜·契（Anna Tje）的作品即是透過植物的生產與全球性的供給，探討殖民文化中的性與身體。契在展示空間中打造一個鼓勵多元對話的場域。紫色的沙發椅組合是以非洲梨被剝開的形象設計的，隱喻著有色人種在歐洲社會中的文化錯置。鄰近的唱盤播放著藝術家書寫的詩〈非洲梨的愛好者〉（Safou Lover）：   我剝開我的皮膚 被那些無法接受的慾望絆倒 我吃下同我一樣漂移遷徙的同伴 吞下這創傷與境遇 深信著我的果實，那被分離的味覺 終將消化它自己，將罪惡感從自我中洗去 …… 安娜·契，2021，〈超新星水果：很高興你選擇了我〉局部。（©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Anna Tje: Supernova Fruits, I’m So Glad You Chose Me (2021), detail. Multimedia installation with ceramics, vinyl player, 45rpm vinyl record, sound: side A 4’9”, side B 4, video, seating device. Dimensions variable. Part of the group exhibition Sex Ecologies at Kunsthall Trondheim, Norway. Courtesy the artist. Commissioned by Kunsthall Trondheim and The Seed Box. 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對非裔的契而言，非洲梨是日常飲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歐洲的市場，這種水果卻以「異國情調」的形象被消費。非洲梨同時也被稱為「未來的水果」 ― 西方眼中的非主流、替代的營養來源。藝術家從中體認到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市場中被商品化與客體化的性與身體，以及環境正義在當代移民社會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重要性。 安娜·契，2021，〈超新星水果：很高興你選擇了我〉。（©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Anna Tje: Supernova Fruits, I'm So Glad You Chose Me (2021). Multimedia installation with ceramics, vinyl player, 45rpm vinyl record, sound: side A 4’9”, side B 4, video, seating device. Dimensions variable. Part of the group exhibition Sex Ecologies at Kunsthall Trondheim, Norway. Courtesy the artist. Commissioned by Kunsthall Trondheim and The Seed Box. 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同樣地，范加（Jes Fan）關心人類經濟活動如何支配自然界中的性與生產，在展覽中，其作品以珍珠貝產業為探討的對象，透過生物的身體轉換、合成物質的「跨物質性」（cros-corporeality）作為生殖的隱喻。珍珠的生成，是透過異物介入與生物修補傷口的機制所促成。人工養殖的母貝所經歷的痛苦是建立在人類的需求之下，這種生產是經濟性的，而非純粹的自然生存機制。而珍珠貝僅是眾多供應人類消費需求的養殖動物中的冰山一角。范加在此揭示了物種主義的現實，即，我們由人類的需求出發所主張的「自然」往往充滿矛盾而「非」自然。事實上，人類活動定義了眾多生物的存在目的，且僅是人類中心、單一思維的功能論，理所當然地將其他物種視為剝削與支配的對象。 挪威特隆赫姆美術館「性生態學」聯展裝置現場。圖為藝術家范加與瑪格麗特·佩特森（Margrethe Pettersen）合作作品。（©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group exhibition Sex Ecologies at Kunsthall Trondheim, Norway. The image shows work by artists Jes Fan and Margrethe Pettersen. Commissioned by Kunsthall Trondheim and The Seed Box. 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范加，2021，〈珍珠的母親〉。彩色輸出、緞面，76.2 x 127 公分。（©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Jes Fan: Mother of Pearl 方 (2021). Color print on satin. 76,2 x 127 cm. Part of the group exhibition Sex Ecologies at Kunsthall Trondheim, Norway. Commissioned by Kunsthall Trondheim and The Seed Box.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Empty Gallery. Photo: Daniel Vincent Hansen.   又，我們能否透過藝術作品看見那不被遺棄、不被浪漫化的自然，重新想像去殖民實踐與非物種主義的關係？ ― 海斯勒，「性生態學」特展   一種與霸權對壘的方式——酷兒策展學 透過性別與性的討論，「性生態學」特展重新界定了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以及人與生態環境的相依相生，與其相應而來的權力與支配關係。自然的概念不再是人與文化的對立面，那個可預測、永遠穩定不變的原理法則。它提供了一個與人類文化複雜性相應的領域——同樣多元、充滿變化與可能性的田野。這樣的自然以酷兒的面貌存在，在博物館的實踐中形成新的思辨關係。如先前所言地，「酷兒策展」是一個無止境的反身性場域。它的目的不在於建構知識本身，而在於反思論述框架形成的過程及其合理性，從中習得能動性，以抵抗普遍存在於知識與文化中各種型態的霸權。   執行編輯：葉家妤

作者：鄭珮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26屆大會於2022年8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這是疫情趨緩後舉辦的大型國際博物館盛會，主辦單位為擴大參與，特別採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臺灣也有超過60位博物館專業人士親自前往參與大會。為鼓勵台灣博物館研究者及工作者長期積極的參與，促進國際交流認識各國的博物館發展，同時也分享台灣的研究心得及實務經驗，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經營的「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特規劃了系列的報導，並於2022年11月13日推出「ICOM博物館大會攻略！參與經驗和報導技巧」線上講座。 本場次主持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陳佳利教授，並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賴瑛瑛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張瑜倩副教授擔任講者；此外，更邀集在2022 ICOM布拉格大會參與策劃臺灣主題館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黃星達，與前進大會論文發表同時為博物之島常駐作者的謝佳均和高郁媗擔任分享人，分享參與ICOM大會之心得，以及學術研討會的報導寫作技巧。   博物館作為方法：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2006年首次參與ICOM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於臺灣舉辦的年會後，賴瑛瑛長年參與ICOM及各專業委員會在世界各地舉辦的研討會。曾任ICOM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理事，現任國際博物館協會典藏委員會（COMCOL）理事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諮詢委員。賴瑛瑛除有參與在維也納、上海、里約、米蘭等地舉辦三年一次的ICOM大會經驗外，也累積了於不同專業委員會研討會論文發表的心得。 講座中，賴瑛瑛介紹了ICOM組織的設置宗旨、運作規模及多元的專業推廣。成為ICOM會員不僅能和組織內142個國家及地區近五萬名博物館專業人士交流，還能參與一年超過250場的線上會議與工作坊；而三年一度的大會期間，除了各個專門委員會舉辦的研討會外，主辦國家特別安排的博物館之夜及文化參訪，深刻體驗當地的博物館場域及音樂、表演特色活動，對個人專業能力的提升與國際視野的拓展助益良多。此外，賴瑛瑛也特別分享了參與大會的投稿小技巧。由於ICOM是由32個專門委員會組成，各委員會在徵稿時都會根據該年度大會的主題訂定和委員會類型相關的題目，因此在投稿摘要時可以盡量多投幾個委員會，或是將自身研究針對不同委員會的徵稿題目進行方向上的修訂，以增加錄取機率；若是論文未能錄取，以具體案例分享為主的海報徵集也是另一種極佳的發表方式。 最後，賴瑛瑛提出「開放的心胸」是參與國際組織非常重要的態度，除了專業領域的交流外，對自身文化擁有充分的知識與理解，是為交流討論的基礎；又，抱持著對他國文化的好奇與開放心胸，更可開啟未來合作與對話契機。 ICOM大會製作影片，介紹ICOM會員權利：How to unlock your career and support museums 賴瑛瑛 講者：「文化能力的提升」講座PPT   跨國合作，與世界接軌：國際委員會參與經驗談 張瑜倩則根據作為國際博物館協會行銷與公關委員會（MPR）前秘書長的經驗，分享在委員會中由學生會員、一般會員、理事到秘書長職務的心路歷程，同時也介紹ICOM組織的運作，以及如何透過國際委員會和各地博物館產生連結。張瑜倩最初參與ICOM是在學生時期，以學生身份加入組織除可享有以較便宜的年費參觀各博物館的福利外，也讓有志於博物館領域的學生得以更便捷地接觸重要的國際議題；而一般會員則擁有投票權及更多的意見發表管道，可以更廣泛且深入的接觸委員會事務。 張瑜倩分享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的組織架構，其中附屬組織適合各館所加入、國際委員會歡迎個人專業參與，是目前臺灣較能發揮的兩大方向。（張瑜倩 提供） 【2022ICOM系列報導】對話的下一步，付諸行動：2022 ICOM布拉格大會MPR移地會議記要   至於要如何通過ICOM組織和國際博物館社群產生實質連結？張瑜倩也提供了兩個能夠與全球博物館人交流的管道：年會、大會。年會是由各個國際委員會每年於不同國家舉辦，規模較小且與會者關懷的議題相近，可以就發表的論文進行深入互動並較易結交相關領域的各國同好；而三年一度舉辦的大會則能讓與會者較為快速且全面地獲取國際博物館最新發展趨勢與議題，此外各委員會也會在大會期間舉辦自己的研討、戶外參訪活動，可以藉此進行交流、增長專業知識並循序漸進地拓展社群人脈。 張瑜倩 講者：「如何透過國際委員會與全球博物館產生連結」講座PPT   組織參與，行銷在地：博物館學會與會分享 除了個人參與外，如何以組織的力量進行國際交流呢？黃星達則分享學會歷年參與大會的經驗。作為臺灣與國際各博物館合作、交流平台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多年來扮演著組織在地研究能量、推廣臺灣特色的樞紐，不僅在行前提供參與者關於大會與主辦國的各項與會資訊、會後統整經驗出版成冊，以組織身份代表臺灣參與大會至今也有著不少變化，其中以臺灣館展位設計為例，2013年巴西大會的展位背板以建築、觀光景點（如101大樓、故宮博物院）為行銷重點，一路到今年度布拉格大會以自然人文的山海意象推廣臺灣多元文化與自然風貌，將在地的特色推廣至全世界。 2022布拉格大會臺灣館的主視覺以多重在地元素宣傳臺灣特色，如臺灣藍雀、櫻花鉤吻鮭、原民圖騰、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康熙輿圖》、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玉山杜鵑》等。（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提供） 【2022ICOM系列報導】2022 ICOM布拉格大會現場報導！臺灣博物館專業展現豐沛原生之力 黃星達 分享人：「領一張通往國際的幸福入場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參與ICOM布拉格大會分享」講座PPT   精彩活動如何取捨？研討會報導心法大公開 除了參與大會的秘訣與心得外，本次講座也邀請到在博物之島累積多篇研討會報導的常駐作者謝佳均和高郁媗，他們同為布拉格大會的論文發表者，並為本專欄各書寫一篇2022 ICOM大會系列報導，在講座中則一同分享撰寫研討會報導的佈局要領，且將寫作的過程分為「參與」、「補充」、「撰寫」、「校稿」四個步驟。 【2022ICOM系列報導】烽火之下，文化遺產何去何從？烏克蘭遺產保護與未來行動 【2022ICOM系列報導】Let’s take action!當博物館與公民一齊行動   首先，由於博物館學相關的研討會往往內容多元廣泛、活動豐富，因此在「參與」階段建議寫作者可先根據自己有興趣、與時事相關或國內較少見的內容去選擇報導的主題，再根據主題決定要參與的活動。接續，在講座開始前先對議題與講者背景進行初步了解，搭配參與過程中對於重要概念、案例的關鍵字筆記，幫助寫作者在整理資料時迅速地掌握重點；活動結束後則可透過影像的錄製、文宣品的搜集與取得講者聯絡方式等進行寫作資料的搜集。由於研討會發表具有時間限制，許多報告無法呈現案例完整的脈絡，因此建議寫作者可以根據關鍵字筆記進行「補充」資料的查詢與書寫，幫助讀者更深入認識欲報導的案例。 高郁媗分享除了常見的幾個線上圖庫外，寫作者也可善用博物館提供的免費授權圖庫，如柏林圍牆紀念館、史塔西檔案局等都有自己的開放圖庫可供使用。圖為柏林圍牆紀念館開放圖庫搜尋頁面。（Credit: Stiftung Berliner Mauer）   前置作業都完成後，該如何進入「撰寫」呢？高郁媗認為研討會報導有幾個重點：選定報導方向、決定文章架構、篩選報導案例並平衡內容比重，在大致建構好文章雛形後，若仍有無法割捨的案例也可留至圖說進行分享。此外，關於圖片的使用，謝佳均建議相較於研討會當下拍攝的投影片畫面，選用案例的實際照片效果更好，而若沒有可使用的素材，也可善用公開授權的線上圖庫〔註1〕，為文章增色。至於結尾的書寫，除了要扣回主題做出價值面的統整外，也可以放上問答環節的討論，講者與觀眾的交流，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創意激盪。最後提醒寫作者在「校稿」時，也別忘了附上參考資料與便利讀者延伸閱讀的文章。 謝佳均、高郁媗 分享人：「『博』你眼球：博物館研討會報導の小學問」講座PPT   「博物館有網絡，沒有邊界。（Museum have no borders, they have a network.）」通過專業組織的經驗共構，我們得以看到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經驗與現況，提升個人文化能力，並再次反思博物館的社會功能與使命。準備好來一場跨國的專業交流了嗎？提起筆寫下你的在地實務經驗，讓我們2025年杜拜大會見！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線上免費圖庫推薦：Unsplash、Pexels、Openverse

作者：劉德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退休研究員） 瑞典百年來的人類演化研究：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 每年十月，是公布諾貝爾獎得獎者的時間。2022年「生理學或醫學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的得主是，研究尼安徳塔人基因組的瑞典籍遺傳學家Svante Pääbo。事實上，瑞典學者在人類演化的研究貢獻，可追溯至20世紀初期，已超過了100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的地質學家與考古學家了，他們的重要研究包括最早發現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牙齒化石，也帶動歐美各國先後前往亞洲尋找人類祖先的熱潮。這些早期人類的牙齒化石至今仍保存於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 (Evolutionsmuseet)。如果你在斯德哥爾摩參觀過各種典型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後，還有興趣參觀首都外圍具有特色博物館的話，建議去烏普薩拉大學參觀演化博物館。 烏普薩拉市位於斯徳哥爾摩市的北邊，可搭乘火車前往，大約40分鐘車程。大學就在火車站附近，步行可及。烏普薩拉大學建於1477年，是瑞典和北歐地區最早成立且至今猶存的大學。對生物學背景的朋友而言，提到烏普薩拉大學應不陌生，而且是必須前往朝聖的大學〔註1〕。 水底考古學的進展與難題：斯德哥爾摩VASA古戰艦博物館   平凡的大學博物館，內藏豐富古生物化石 許多國家的大學博物館，通常沒有雄偉壯麗的建築外觀，往往分別設置在所屬學科的研究大樓𥚃，其主要任務是保存研究所留下的各種標本和設備。這次介紹的焦點是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群的古生物學博物館，當走進博物館的大門時，迎接我們的是兩隻栩栩如生的迅猛龍原尺寸模型，擺出的動作相當逼真，相信會討孩童的喜歡，這樣的佈置也對博物館屬性下了很好的註解。博物館內的主要展示主題從生活在早期海洋的菊石說起，我們沿著演化時序很快就看到脊椎動物的演化過程，從魚類逐漸演化成陸棲脊椎動物，包括了另一廣為人知的偷蛋龍。 古生物學演化博物館入口處有迅猛龍歡迎觀眾進來。（劉德祥 提供） 古生物學演化博物館有著典型的自然史博物館展示主題和陳列方式;右下角即為偷蛋龍 的化石。(劉德祥 提供)   古生物學展示少不了恐龍的演化，特別是恐龍家族中的小型肉食恐龍如何演化成鳥類，其中的關鍵是恐龍鱗片演化成羽毛的過程，在此有詳細的說明。近年來，恐龍蛋化石𥚃暗藏的胚胎發育也是熱門研究主題，展示中加入小恐龍破蛋而出的模型，栩栩如生，呈現了最新的科學知識。但整體而言，博物館的展示手法相當傳統，猶如十九世紀歐洲典型的自然史博物館，所有標本都有條有理地放在木製玻璃展櫃中，而另一個展示重點就是這所大學如何在亞洲人類演化研究的舞台上作出劃時代的貢獻。 上圖為恐龍破蛋的模型，在博物館裡，恐龍依然是古生物學最受歡迎的展示。(劉德祥 提供) 人類演化展區中展出靈長類共同祖先的化石，和早期原始猴類——現生狐猴，作為演繹 人類演化史的序曲。(劉德祥 提供)   初登人類演化研究舞台 1914年，即滿清皇朝結束，建立國民政府後的第三年，瑞典地質學家Johan Gunnar Anderson在中國與瑞典合作協議的安排下，前往中國進行地質探勘。Anderson在瑞典時，曾閲讀德國探險家在中國發現「龍骨」的報導，所以滿懷期待來到中國，希望在工作之餘，能發現有價值的化石。抵達北京後， Anderson從當地人得知，在北京西南方大約60公里處的周口店，有一座名為龍骨山的地點，曾被當地人找到過許多稱為「龍骨」的動物化石。Anderson則在這裡發現許多動物化石，包括三指馬、劍齒虎和古犀牛等，並先後運回烏普薩拉大學委由 Carl Wiman教授保管。由於發現的化石越來越多，Anderson請大學加派一位助手－Otto Zdansky前去協助相關作業。在中國考古研究期間，Zdansky發現到類似古人類牙齒化石，但沒有即時深入研究發表，這些牙齒化石後來隨著Zdansky回到瑞典，並保存於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內。 1926年，瑞典國王到中國訪問，知道瑞典有多位科學家正在中國進行各項科學研究，由於國王本身也是一位科學家，於是請Anderson安排了一場研討會，以了解科學家的研究進展與發現。在那次研討會裡，Zdansky將人類牙齒化石的研究發現交由Anderson發表，首度公開周口店北京猿人牙齒化石的研究成果，也讓中國登上了國際人類演化研究的舞臺。 博物館人類演化展區展出最早周口店北京猿人（直立人）頭骨鑄模標本。（劉德祥 提供） 喚醒沉睡千年的先人—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特展讓人骨訴說史前故事   21世紀，青年學者承續猿人研究 2011年，烏普薩拉大學的年輕古生物學家 Martin Kundrát和其他兩位館員討論到在大學的倉庫𥚃，還有四十箱1920-1930年代從中國發掘運回來的木箱，他們打開幾個標示著ZKD（周口店的羅馬拼音縮寫）的木箱，並在其中發現一顆用衛生紙包住的牙齒，於是Kundrát將它寄到中國的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進行修復和鑑定工作，確定這的確是北京猿人（現在稱為直立人）的犬齒。在相隔超過半世紀後，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保存的北京猿人牙齒化石，從最初的三顆增加到四顆，此項人類演化的重要證物，再次從100年前的陳舊箱子內，重現於世人面前。 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四顆化石牙齒，最右邊那顆是 2011 年發現的第四顆。(劉德祥 提供) 博物館標本的新價值？史密森尼博物館研究人員告訴你   回看臺灣的大學博物館 雖然大學博物館通常沒有吸引人的外觀，也沒有大型的超級特展，更沒有亮眼的參觀人數，但這些博物館堅守其核心功能：蒐藏與研究，並在各學術領域上有卓越的表現，烏普薩拉大學演化博物館即為最好的案例之一。近年來，臺灣的大學博物館逐漸受到重視，例如國立臺灣大學正在規劃一座「臺大總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也有獨立的建築空間，並定期推出特展，館員更積極參與國內外和ICOM大會活動；而中部的國立中興大學也在近期成立自然史博物館，展出大學的化石研究與蒐藏。聯合許多既有的大學博物館，共同期待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成立「大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這樣的發展是十分讓人振奮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Svante Pääbo也是從烏普薩拉大學完成博士學位的，當年他就曾經以博物館的木乃伊組織從事與古DNA (Ancient DNA)相關研究，顯示古DNA研究的可能性，後來更積極精進各階段的實驗方法，直到完成高準確度的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沃人的基因組序列，以古DNA重寫人類演化歷史，也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貢獻。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目前的物種命名方式，就是由曾在烏普薩拉大學求學，爾後回來任教的卡爾林奈 (Carl Linnaeus)所創立，謂之「雙名法」。任何一個物種的學名，是由兩個拉丁文所組成，前面一字是屬名(名詞)，後者是種小名(形容詞)，這種命名方式至今仍被採用。瑞典的紙鈔也有印上林奈氏圖像的版本，凸顯林奈氏在瑞典社會上的崇高地位。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水底考古學的進展與難題：斯德哥爾摩VASA古戰艦博物館 【博物之島專文】喚醒沉睡千年的先人—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特展讓人骨訴說史前故事 【博物之島新訊】博物館標本的新價值？史密森尼博物館研究人員告訴你

作者：林婷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時代更迭，世界發展迅速，和社會關係緊密的博物館面臨的課題愈加多元，也因應社會動態不斷審視及調整自己的定位，思考博物館的各種可能性。2022年10月27日及28日，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開，以「公共博物館學」為核心，探討公共性、新性與方法論的想像及實踐。本次大會邀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菅豐 (SUGA Yutaka)教授，與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文化經濟學系François Mairesse教授，共同討論博物館與大眾協作的論述權力衝突案例，並分析各種博物館公共性和社會牽動的不同面向，開啟與公共博物館學的精采對話。 我們如何看待困難歷史？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觀點（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專題演講）   「新的野的學問」的公眾協作趨勢 第一場專題演講「新的『野』的學問：野的學者與學院研究者協作的可能性與課題」，由菅豐拉開序幕。社會公共性在二十世紀受到關注，發展多元化的社會交流及邀請公眾協作逐漸成為社會共識。政策、文化、學術等領域不再只掌握於專業人士手中，而是開放與公眾共同決策與探討，菅豐將這股新的學術力量稱作「新的野的學問」。 破冰的歸途：格陵蘭島的實驗性視覺返還計畫 菅豐於專題演講後，與主持人王嵩山教授及現場觀眾線上交流。（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 提供）   博物館與公眾的協作關係衝突 公眾作為「野的學者」與專業學者權力平等的協作知識產出，不僅是公共歷史學的核心概念，對於愈加講求公共性的博物館而言，也是蒐集、紀錄當代歷史時的重要協作理念。然而在實際館務運作中，博物館固守詮釋權力的情況卻依然存在。菅豐以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傳承館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Nuclear Disaster Memorial Museum) 推出的「說故事人」活動為例，指出館方雖然邀請核災受害者以當事人的身分，向其他觀眾描述自身的歷史記憶，卻由於館方本身為政府單位經營，強制規定受災者不得談及特定事件或批評政府作為，甚至必須接受館方對於口述稿及媒體採訪的審查。館方並未落實「新的野的學問」中「共有權限」 (shared authority) 的概念，忽視受災者在論述歷史事實時擁有和館方相同的權力地位，而非依附於專家之下，闡述自由受到箝制。菅豐認為館方限制受災者論述內容一事，只是將受災者當作館方的人體展版，導致受災者遭受二次傷害。而本次事件也顯現出公共博物館學可能會遭遇的困境，即為不同背景的人在協作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立場衝突與爭執。 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傳承館，於2022年3月10日與人民共同舉行的311震災悼念活動；但其實公共博物館學的實踐仍有待檢視。（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Nuclear Disaster Memorial Museum）   「協作」在注重公共性的當代社會和博物館中是至關重要的概念，菅豐強調專業人士必須對於協作過程保持警覺，避免偽裝性的協作再度發生，期許專家雲集的博物館、掌握資金的政府與擁有闡述權力的公眾，尊重彼此的專業與權力，共同創造理想的協作時代。 在隔離中創造自由，重尋自我—國立漢生病資料館「生活的設計」特展   從私人到開放：博物館公共性的轉變 博物館從私人擁有的珍奇櫃 (cabinet of curiosities) 時期到變成對外開放給大眾的公共場所，跨越了數百年的時間。如今公眾不再被拒絕在華麗的大門外，各種階層的民眾都能平等地自由參觀博物館。博物館在漫長的歲月中和公眾的關係如何產生變化？又在社會迎向公共開放的趨勢之下，如何轉變自身在社會中擔任的角色？第二場專題演講由François Mairesse，以「博物館多樣性與演進：博物館公共性的議題與挑戰」為題，從歷史的動態探討博物館公共性的轉變及挑戰。  François Mairesse專題演講後，與主持人黃貞燕教授、與談人張婉真教授與現場觀眾線上交流。（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 提供） 正視讓人不安的歷史： 倫敦衛爾康博物館關閉「藥師(the Medicine Man)」常設展   在歷史的推動下，博物館逐步開放，亦延伸出不少議題。就觀眾層面，博物館面對的觀眾從貴族階層逐漸開放給所有族群，博物館教育功能因而導向不同的年齡和社會階層，成為公共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政治層面上，極權政府如納粹黨將公共性連結政治認同，透過博物館展覽或活動向大眾宣傳政治理念，讓博物館成為傳播政治思想的工具。至於市場層面而言，近代因經營管理的經費需求或政府機構預算的刪減，博物館開始仰賴門票等源自觀眾的收入，用以維持正常運作，促使博物館逐漸走向市場導向，引起秉持博物館對公眾的開放性與支持博物館運轉的經費需求，兩種不同立場的人士對於門票金額一事的討論。博物館隨著時代不同，迎接公共性的同時，也需面對各種挑戰。   博物館對於公共性的反思 接續，Mairesse引述Nina Simon在《參與式博物館》(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提及全民都應主導博物館管理的概念，指出在整體社會氛圍影響下，許多新型態的博物館誕生，社會導向的博物館逐漸進入眾人目光。對於公共性、參與性和多元性的看重也影響博物館新定義的確立，如何描述包容各種古典、市場、社會傾向等不同型態的博物館成為博物館新定義的重點之一。 2022年出爐的博物館新定義：「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服務、非營利的常設性機構，對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從事研究、收藏、保存、闡釋與展示。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具易近性與包容性，促進多樣性和永續性。博物館以倫理、專業和社群參與的方式運作和交流，為教育、娛樂、反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各種體驗。」（林玟伶譯，2022）（Credit: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 ICOM）   博物館公共性的概念複雜且多元，Mairesse從觀眾、政治法律及市場三個面向理解博物館與公共性的關係，強調博物館和公共性的關係會隨著社會變動而有所變化，並展現於多種面向之中，因此如何面對自身的社會角色仍是博物館的重要課題。   公共的世代，開放的博物館 公共博物館學在社會演變及大眾觀念思想的改變下日漸受到重視，博物館開始思考如何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反思現今社會中碰到的多元議題，開啟和公眾的溝通合作，展開不同以往的做法及行動。菅豐與Mairesse兩位學者分別透過實務案例的分享及歷史資料的探析，針對實踐及研究方面提出關於博物館公共性的觀察與見解，為本次研討會吹起號角，提供博物館工作者不同面向的多元視野。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記者：郭冠廷（文化部博物之島專欄執行編輯）、陳佳汝（博物之島特約記者） 吸一口港都的風，手持榔頭的巨大勞工公仔反射豔陽、閃閃發光，高雄市勞工博物館（下簡稱勞博館）在愛河畔陪伴勞動者迎接每一個揮汗奮鬥的日子。 勞博館位於愛河畔，李映萱課長以豪爽嗓音介紹館外的勞工馬賽克藝術作品。（郭冠廷 攝影）   「浮球其實是港口外籍移工的『存錢筒』，也是緊急救助金的來源，因為這是他們最容易取得的物品！切個開口就可以用，很特別吧！」 頂著一頭俐落短髮，勞博館李映萱課長熱情介紹「Jalan- Jalan 移路相伴：高屏地區移動人權特展」（以下簡稱移路相伴特展，展期2021.12.26-2023.2.28），以豪爽嗓音對展覽內容侃侃而談。政大法律系畢業的她，從論文就展現對勞動議題的興趣，順利考上公務員後於勞政部門任職，過去曾辦理藍領外籍移工審查業務，因而瞭解許多亟需改善的問題。對此，處女座的認真態度讓她希望在公務體制內「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南調高雄後，因緣際會於2016年進入勞博館工作。 「Jalan- Jalan 移路相伴：高屏地區移動人權特展」，展期特別延長到今年2月28日。（郭冠廷 攝影）   從駁二到愛河畔：勞博館的當前挑戰 隸屬高雄市勞工局的勞博館，2010年5月於駁二藝術特區成立，作為臺灣唯一、亞洲第二間勞動主題的當代博物館，呼應駁二原為高雄港倉庫的勞動場景[註1]，期間館方推出「天下唯工」常設展、「工業與工匠的對話 高雄吉他音樂產業展」和「跨國候鳥在台灣 勞動力特展」等特展，吸引觀眾絡繹不絕。 然而伴隨政策，勞博館於2015年7月遷至中正四路重新開幕。但缺少了駁二特區的遊客人潮與勞動場景，加上館內7位核心成員均為勞工專業公務人員、無文化行政相關背景，沒有「研究人員」或「典藏人員」，讓館方亟需思考如何重新吸引觀眾，並深根博物館專業。   一群努力的人，克服博物館專業不足！ 「博物館如果不能生產知識，就只是冷飯熱炒」李映萱堅定的說，研究與典藏作為館舍發聲基礎，將此視為發展目標、卻缺乏專業和經費的勞博館，又如何建立研究系統、推動體質轉變？而作為政府機構，又如何站在勞工立場、揭露勞動現實，為其發聲？會不會有「不能太批判」的隱形限制？李映萱認為公家機關雖然無法過於激進，但勞博館典藏、展示的勞工運動和勞動現場之聲，代表了勞工的歷史、日常與困境，對勞動者都無可取代且彌足珍貴。為支持勞工權益、加強博物館專業並堅實展覽內容，她分享館舍目前的兩大策略。 其一，是向上申請經費支援，帶來改變機會。2015年《博物館法》立法後，勞博館開始申請文化部提升計畫經費，以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于瑞珍前研究員主動協助，逐步設立典藏要點並每年例行性召開典藏審議會議，讓典藏制度走上軌道。目前共典藏六千多件高雄為主之勞動物件與文獻，包含：口述訪談紀錄、工會組織會旗、勞動主題刊物和照片等，並積極朝「當代蒐藏」邁進，除了跟國內工會聯手，也努力發展在臺移工的典藏路線，未來更期待從典藏出發、深入研究，並轉換為展示與教育內容。 勞博館目前典藏六千多件高雄為主之勞動物件與文獻，目前也持續招募實習生，期待建置完備的典藏資訊平台。（郭冠廷 攝影）   納入多元發聲管道，跟外部合作吧！ 另外一個重要策略，則是與專家學者及NGO勞工團體等外部資源合作，將展覽研究內容委託第三方共同進行。步入當前特展「移路相伴」，藍白塑膠布、露天浴室浪板、漁網吊床、一把吉他、甚至鐵板上的斑駁污漬，瞬間闖入眼簾。本展與高屏地區10個服務移民/工的NGO組織合作，藉由加入NGO組織的實務經驗並一起策展，呈現移民/工第一線生活場景與勞動狀態，讓觀眾能設身處地反思移民/工面臨的各種人權議題。 FOSPI東港印尼海員同鄉聯誼會設有漁工休息區，由志願者提供個人物品佈置而成，從傳統衣物、吉他、黑白盤棋到香菸，觀眾能脫鞋進入，體驗他們工作之餘的放鬆片刻。（郭冠廷 攝影）   這場合作，立基於2020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 Asia Pacific, FIHRM-AP）「移動人權共學培力講堂活動」。李映萱認為培力過程有助於建立NGO組織和博物館的溝通基礎：一方面讓NGO組織瞭解博物館的立場與限制（例如標案、採購法等行政程序）；一方面也讓博物館更貼近NGO組織的訴求和需要，所以「即使我們立場不一樣，但可以（或有機會）互相理解」。李映萱也一再強調「中介者」的重要性，籌備特展時，館方特別邀請透過培力講堂認識的1095文史工作室成員官安妮、藝文工作者吳庭寬作為合作夥伴，由他們擔任NGO組織與博物館的互動橋樑及「轉譯者」，在一來一往中建構信任感，可謂本次合作策展的關鍵。 你的日常、我的苦勞：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   談到展覽內容，「我個人最喜歡的策展手法，是代表漁工休息時光的吉他區，從他的歌詞到哼唱 [註2]，都讓人覺得非常真實」李映萱表示，展覽設計精心保留了移民/工的生活情況，直接跟漁工借用手編塑膠籃和臉盆、原封不動呈現的「露天淋浴間」，是最赤裸的展示——當漁工連淡水與最基礎的衛生設施都如此缺乏，日常處境能好到哪去？而楠梓加工出口區菲律賓籍女性移工的上下床鋪，則映射她們在臺的緊迫生活，無數衣物與布簾之後，觀眾只能一窺其僅存的方寸自由。 你喜歡在露天洗澡嗎？透明淋浴間代表外籍船員匱乏的基本衛生設施。（郭冠廷 攝影） 楠梓加工出口區移工的床鋪，是她們緊迫生活中唯一的自由天地。（郭冠廷 攝影） 外籍看護有明確的下班時間嗎？他們如何與家人聯絡和參加禮拜？李映萱課長說明移民/工會利用線上會議室（如Zoom）進行禮拜，是生活中重要的宗教參與管道。（郭冠廷 攝影）   未來，如何敲下一個榔頭？ 李映萱笑稱「這幾年我們都一直追趕、補充博物館專業知識與技能」，對目前研究內容不足的勞博館而言，與NGO組織合作能有血有肉的呈現移民/工在臺現況、困境和小歷史，並瞭解其真正需要且關注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藉此讓NGO組織與移民/工認識並推廣勞博館，「他們很好奇個人物品會如何呈現在『博物館的展場中』，『我的臉盆正在博物館展覽餒！』」。李映萱說移民/工參觀人數因為特展，已有上升趨勢，也持續收到合作意願，更有老師帶學生參觀、瞭解新南向議題，顯示勞博館作為發聲平台的多贏局面。 近年由戲劇組志工演出的勞動劇場，是勞博館熱門的教育推廣項目。以1973年高中六號工殤事件編排的《揮灑青春 女孩站起來》，代表高雄無數女工前輩的故事。（勞工博物館 授權） 80幾歲的志工以戲劇導覽「船傳 造船工業發展與高雄勞動者的互動關係」常設展，詮釋港都造船師傅的手工技藝，十分活潑生動。（勞工博物館 授權）   提及未來規劃，除了持續發展目前十分「火熱」、由高齡志工組成的勞動劇場，也預計在今年推出「影響臺灣的勞動事件」特展，並持續努力進行東南亞母語志工導覽和多語空間指引，期待以勞博館為樞紐，促進勞動權益的提升和發酵。李映萱表示目前勞博館同仁在長官支持下，均有各自進修專業，「我們自認為擔任守門人的工作，學習讓勞工博物館長長久久、不要枯萎」眼中熠熠生輝，她笑著說。 註釋： 註釋1：駁二藝術特區位於高雄港，自日治時期開始作為儲放魚粉與砂糖的倉庫群，2001年成立駁二藝術發展協會，在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努力下推動藝文發展至今，是勞動場域成功轉換的案例之一。 註釋2：哼唱語音包含2首自譜曲，其中一首〈Keluhan（抱怨）〉歌詞翻譯為「傷心我已習慣 工作疲憊也是日常 對我生氣我接受 羞辱我也沒差…我想要逃避 因為我已無力 不過為了家人 我得努力下去」。

作者：王欣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學系碩士） 衛爾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在2022年11月25日於推特宣布，基於館方政策與回應當代潮流，將關閉其常設展「藥師 (the Medicine Man)」。 這座位於英國與歐陸交通要道國王十字車站附近的場館，奠基於美國醫藥大亨、慈善家與收藏家亨利．衛爾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 1853-1936）的遺產。透過製藥致富的衛爾康爵士，生前藉由拍賣與交易商持續擴展收藏；而在他逝世後成立的衛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依照其遺囑「促進醫學和科學研究進步，改善人們生活」託管遺產，訂定以醫療為核心持續發展〔註1〕，並在1970年代開始與倫敦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長期合作，更於2007年改裝衛爾康爵士生前居所，成為如今我們所見的衛爾康博物館。至今該館免費對大眾開放，持續透過出版、展覽、收藏、教育推廣與數位傳播等多重方式，持續帶領人們深入思考科學、醫學、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連結。 重構與大自然的共生模式：倫敦威康收藏機構特展「有根的眾生」 *此篇文章為2022年7月4日刊登，同為討論Wellcome Collection的展覽，當時將該館舍中譯「威康收藏機構」，本篇文章則參考多方藝文平台將其譯為「衛爾康博物館」。 「藥師」常設展仍有傳統珍奇櫃展示方式的意味。（Credit: Medicine Man gallery. 2019. Stephen Pocock.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目前衛爾康收藏大多以醫學或民族誌為主，其中也不乏達爾文的骷髏手杖、拿破崙的牙刷等名人遺產。而位於二樓的常設展「藥師」自2007年開館即存在，以衛爾康爵士為核心呈現其收藏，包含不同時空人們的解剖模型、醫療用具或性愛玩具等。但其中也飽含人類遺骸與殖民等引發爭議的展品，包含一幅由Harold Copping繪製非洲人跪在白人傳教士前的畫作《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1916）。其展陳方式更是瀰漫獵奇氛圍，當觀者遊走其中彷彿在觀看舊時代的珍奇櫃，往往和其他展覽的風格大相逕庭。 達爾文的骷髏手杖。（Credit: Whalebone walking stick, owned by Charles Darwin, England, 1839-1881. Science Museum, Lond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Harold Copping 於1916 年的畫作 “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 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閉展是文化破壞，還是反思歧視？ 衛爾康博物館於推特宣布關閉常設展時，在社群與媒體引起一陣騷動。 根據館方最初聲明，即便衛爾康爵士是因為對世界各地的醫療與科學發展之好奇而發展收藏，但就結果來說，仍舊異化和剝削了非主流人士；即便館方曾試圖透過與藝術家的合作反思其收藏，但由於展覽本身便是延續著一個基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與健全主義的理論和語言所建構的醫學史，使得如今常設展僅是呈現一個充滿特權的富人故事，卻持續忽視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館方強調，雖然他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希望透過與公眾共同努力，去創造一個新的未來，為那些被迫噤聲、抹去與忽視的人們發聲。 對此，支持者欣賞博物館的開放與透明，以及其回應社會變遷所做的努力，但也有人質疑，由於館方並未說明關閉後的規劃，在此刻突如其來的關閉究竟是為了什麼？甚至也有人認為這是否為一種文化破壞（cultural vandalism），或對歷史的抹滅。 這迫使衛爾康博物館在2022年11月28日進一步在官網說明，表示該館本來就定期會檢視其空間與展覽，常設展的關閉是多年研究與反思的結果。而更因為「藥師」開展至今時空背景已經截然不同，該展忽視個別物件本身脈絡的策展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殖民建築中的平權故事？澳洲舊財政部大樓博物館歷史展示   館方的改變有跡可循 衛爾康博物館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2017年館方便曾策劃「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Ayurvedic Man: Encounters with Indian Medicine)」特展，不僅探討其南亞收藏，也回顧曾受衛爾康之託四處收藏東亞醫藥史，卻又被遺忘的印度裔助手——Paira Mall。 「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展中展件之一——18世紀尼泊爾人體解剝圖。（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館方在2018年6月亦承認目前收藏的五百多具人類遺骸之敏感和特殊性，必須以不同的標準看待。而他們即便基於人類遺骸有其教育與公眾價值持續添置與展示，但也制定其收藏與展示準則，強調其行為皆遵守法律〔註2〕。 邊沁遺體搬新家—人體展示的禁忌與倫理   現任館長Melanie Keen於2019年上任後，更承諾將面對並處理具爭議的藏品，無論收藏的本身、來源與敘事方式都必須納入日後考量。在2021年6月，衛爾康博物館於官網發表聲明，坦承除了目前的收藏分類和展示有問題外，他們也必須面對衛爾康爵士的財富是奠定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許多收藏以當今的視角審視具有來源疑慮，更因為長期以歐洲中心發展，導致許多弱勢族群被噤聲甚至忽視。當時館方便宣布不僅將通盤研究收藏，也會將其透明化；更期待與學者、藝術家、大眾等社群合作，去正視和回應令人不安的歷史，防止未來重蹈覆徹。 彼時，牛津大學皮特·里弗斯博物館 (Pitt Rivers Museum)現任館長Dan Hink曾受衛爾康博物館所託，以文字進行「干預」，他在展件之一的「哲學家Jermey Bentham皮膚碎片」展牌上，直接表明重寫藏品來源、敘事等說明文字顯然是不夠的。他強調是時候以更積極的方式，去面對並拆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的人類遺骸，恆久盤旋的殖民主義問題。 荷蘭熱帶博物館解殖路上的探索：常設展與「治癒之力」特展的對照   閉展，實踐去殖民的目標 顯然無論透明化與對話等行動對衛爾康博物館來說皆無法完成其目標，使得必須以關閉常設展作為終極手段。 目前館方也在常設展關閉的展廳前面，委託肯亞裔英國及藝術家Grace Ndiritu製作「療癒之庭(The Healing Pavilion)」一展，持續挖掘機構收藏中的殖民歷史。衛爾康博物館是否能成功邁向下一步，持續地完成該館的使命，鑑於今年（2023）將會是其理事會定期回顧調整政策的一年，其發展仍有待關注。 「療癒之庭」展覽特意將兩幅暗喻歐洲博物館，過去以不堪的方式蒐藏異文化物件的照片面對面擺放。（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衛爾康博物館並不是一個大型館舍，在其資源與人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仍時不時交出精妙的特展，無論是獨特的視點切入問題，或者能以深入淺出不失生動的方式策劃一個結合科學與藝術的展覽，並同時映照著我們當代生活的問題。然而與這樣品質特展並陳的常設展，無論陳設或策展方式卻保持著殖民者的姿態，筆者認為遊走其中總似帶著窺探意味在，心裡不免還是略顯不安。雖然困惑館方為何選擇在尚未有替代的新規劃出來便赫然終止既有常設展，但對於館方在意識到常設展已不合時宜後，先透過諸般嘗試，最後得到必須關閉展覽的過程，依舊保持著正面的態度。至於未來常設展理應是要與收藏結合，是否需要反思收藏中的殖民與少數族群剝削等問題，或是能以不同角度梳理各時代的醫療科學，端看館方未來的走向才知曉。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也因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與醫療不相干的數十萬件物品便在其逝世後被拍賣或捐贈。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2018-2023” 註釋2：衛爾康博物館參考英國政府在2005年所發佈的“Guidance for the Care of Human Remains in Museums”和2004年發布的”Human Tissue Act 2004"制定準則。其中對於人類遺骸的定義為人體或人體部位，無論骨骼、牙齒、器官、皮膚還是胚胎，但頭髮和指甲不包含在內。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are of Human Remains Policy”

記者：謝佳均（博物之島特約記者）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22年博物館文化民主國際研討會以「參與、合作、近用、平權」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一同探討博物館如何在不同面向的實務工作中實踐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並關注博物館與社區、多元團體的合作，以及藏品開放近用與展示多元觀點等議題。本次專題演講邀請澳洲舊財政部大樓博物館（Old Treasury Building Museum）館長Margaret Anderson，以「敘說平權的故事：博物館與文化民主」為題，根據實務經驗探討博物館如何透過展覽訴說平權的故事。   打破主流敘事的沉默！平權敘事的特質 隨著當代博物館對文化民主、文化平權的重視，展覽日益著重呈現少數群體的聲音，與排除在國家敘事之外、被隱藏的過去等具爭議性的課題，藉此提倡與實踐更具多元觀點的展示內容。首先，Anderson指出在博物館展覽當中最常見的難題即是：選擇「誰的故事」應該被聽見。她提出選擇性的詮釋敘事，並非是歷史博物館獨有，卻是歷史展示長久以來的課題。尤其在曾被殖民或是多元文化的國家，歷史文本的建構往往隱含深厚的政治意涵與爭議性。因此，在當代許多博物館皆重視展示平權的理念之下，理解博物館如何實踐平權敘事尤為重要。何為「平權」的故事呢？Anderson認為博物館應避免單一敘事造成的偏誤，並為主流群體之外的聲音發聲，打破博物館長期忽略少數群體敘事的噤聲與沉默。 參與和解之路—澳洲博物館「未定」特展的去殖民嘗試   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前世今生 十九世紀，墨爾本因殖民者在此發展聚落與淘金熱的影響之下，世居於此的第一民族（指原住民族）部落遭受外來者的暴力對待與傳染疾病的侵襲，甚至被迫強制遷移，被限制在保護區的範圍當中生活。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前身為「舊財政廳大樓」（Old Treasury Building）即是墨爾本淘金時代的建築，用以存放在當時湧入墨爾本的黃金。Anderson指出過去殖民歷史的敘事皆以白人為中心，強調繁榮與成就，然則忽略第一民族被掠奪土地的事實。因此，這棟宏偉壯觀的遺產建築同時也象徵著殖民主義的歷史、對原住民土地的掠奪與不平等。 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宗旨聲明：「我們提供生動、平權的計畫，敘述維多利亞的故事，促進社區連結，並激勵地方意識。/ 我們與第一民族族人和維多利亞省的社區合作，展示多元觀點的歷史，包括｢困難的歷史」。/ 我們為舊財政廳大樓帶來生命，並為維多利亞省和其他地區的人民積極培育。」（Photo by Yvonne Perkins, flickr, CC BY-NC-ND 2.0）   平權敘事的重要性：揭開殖民黑歷史 博物館如何在代表殖民歷史的建築當中推動「平權」敘事？Anderson以博物館的宗旨聲明為例，闡述博物館實踐「平權」的方向。在聲明當中可見與原住民族社群合作，強調展示「困難歷史」。反映博物館在展示上，不會迴避具爭議性的歷史觀點，並嘗試透過與社群合作呈現更具多元觀點的聲音。如同Anderson所言「在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博物館和其展示的『去殖民化』具有特殊重要性」，但是在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周圍，早已抹去第一民族過去生活的痕跡；且諷刺地是，過去負責「原住民保護計畫」的高階主管一直都在此建築當中工作。因此在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當中，展示第一民族被掠奪土地的內容別具意義，能夠揭開隱藏於建築當中的殖民黑歷史。 展區「第一民族與淘金熱」（First Peoples and The Gold Rush）Dja Dja Wurrung部落耆老提供的歡迎詞，傳達族人對｢敘說真相」過程的重視，並表示對遭受壓迫祖先堅忍精神的敬意。（Photo by Margaret Anderson） 博物館如何捍衛文化權利？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2021線上年會報導   如何在殖民建築中訴說解殖民的故事？ Anderson指出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以兩個面向展示第一民族的爭議性歷史，以此具體實踐解殖民的故事如何被訴說。其一為著重描繪土地掠奪，如「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Yarra: Stories of Melbourne’s River）展覽，內容呈現亞拉河（Yarra River，流經墨爾本的主要河流）使用權的爭議歷史。其二為淘金熱潮的脈絡對第一民族的影響，如「維多利亞黃金的故事－它的旅程與遺產」（The story of Victoria’s gold - its journey and legacy）展覽，邀請Dja Dja Wurrung部落族人直接參與此展覽的創作，並以部落耆老書寫的歡迎詞「Womin-dji-ka」（歡迎）作為展區「第一民族與淘金熱」（First Peoples and The Gold Rush）的開場。展示空間則規劃於曾經存放黃金的保險庫房中，使族人能夠在殖民建築訴說真相、緬懷過去。 「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Yarra: Stories of Melbourne’s River）展覽，透過展示保護者William Thomas留存的地圖、書信與素描，理解庫林族受到殖民者剝奪土地、食物、文化、生命的困難歷史。（Photo by Margaret Anderson）   平權敘事，找回被壓迫者的聲音 Anderson認為與原住民社群合作，記錄他們對過去歷史的想法和感受，在平權敘事的建構上至關重要。然而，再現過去的聲音，特別是被壓迫者、貧困者或被剝奪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尤其，在留存的檔案當中，被壓迫者的紀錄往往以殖民者的語言書寫，而缺少他們的真實情緒與感受，且更多的是批判與貶低。因此，被壓迫者自主發聲的缺乏，也是在建構平權敘事當中棘手的挑戰。而「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展覽展示了少數由被保護者自主學習原住民族語言所記錄的文件，例如保護者William Thomas所保存的亞拉河上游地區的手繪地圖、與庫林族社群的書信以及素描檔案，皆可窺見殖民化過程對於第一民族部落的破壞與影響。在敘事上，也透過「掠奪」、「入侵」等辭彙的使用，使得觀眾能夠更深刻的理解困難歷史的衝突內容。 「任性的女人？」（Wayward Women?）展覽主視覺。（©Courtesy Old Treasury Building, Melbourne, Australia.） 如何探索紀念館？從文獻研究到黑暗觀光一次就上手   沉默的大多數，訴說女性的故事 館方體認到博物館具有開啟對話、反映議題的功能，隨著博物館對於爭議性議題意識的高漲、對平權包容理念的響應，展覽加入了更多的聲音。例如婦女組織、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不同群體，以及LGBTQIA+倡議團體等。Anderson指出尋找具有一定社經地位的女性故事相對容易，博物館展示也經常呈現具有特權的男性與女性的故事。然而，佔據人口貧窮、教育程度低落的男性與女性則變成沉默的大多數，特別是擁有不符合時代推崇的女性形象之婦女，時常被消失或隱藏，使女性被加深固著於世代的刻板印象。為此，2019年舊財政大樓博物館以「任性的女人？」（Wayward Women?）展覽展出十位被認為違反社會規範的女性故事，如兩名在街上行乞的女孩，被員警關注並逮捕後，關押至兒童收容所直到18歲。但這些女性真的有罪嗎？展覽名稱使用問號，試圖引發觀者重新思索以往性別權力嚴重失衡的問題。   結語：文化民主，持續的挑戰 Anderson於演講的尾聲指出，舊財政大樓博物館雖然在展覽內容上呈現許多具爭議性的課題，但仍未進入直接倡議或參與社會運動的範疇。她根據Robert Janes和Richard Sandell的觀點說明：「雖然現今的博物館在許多政治議題上，如氣候變遷，多以向環境行動者蒐集的材料進行展示，較少由博物館自主擴及議題進行倡議，但博物館仍應思考，如何運用機構的力量宣導當代議題，並積極參與政治行動。」儘管如此，Anderson依然肯認展示平權的故事，可以激發觀眾的共感與理解，進而使觀眾從展覽認知當前的社會課題。   執行編輯：葉家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