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根據Jennifer Carter教授演講整理撰寫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邀請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博物館學程主任Jennifer Carter教授，於2019年10月22日至國家人權博物館，以美洲人權博物館為案例，分享人權與博物館交會的實踐發展可能性。 Jennifer Carter分享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林琮穎攝）   人權概念的移轉與人權博物館的詮釋策略 自1948年聯合國制定世界人權宣言後，Moyn以人權史學觀點提出人權概念出現三波浪潮：包括1940年代的國家福利主義模式、1960至1970年代的反殖民模式，及1970年代特別關注預防人權暴行與侵害事件重演的人權「人道主義模式」（humanitarian paradigm）。另一方面，Newmann與Thompson指出相較於1940年代強調懲罰加害者的報復式（retributive）正義，1990年代起，則是關注受害者的修復式（reparative）正義，協助受害者伸張正義，並向大眾承認過去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   在人權概念移轉的同時，博物館在人權議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受到重視。當代人權博物館主要有四種展覽的詮釋策略，包括：類比式（analogical）、藝術式（artistic）、紀錄式（documentary）、隱喻式（metaphorical）。而上述四種策略並非壁壘分明，在詮釋人權議題時，更常採用複合式策略，提供觀眾多元的參觀視角。   無數故事、無數旅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於2014年開幕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位於曼尼托巴省溫尼伯市，其使命為探究加拿大國內及國際性的人權議題，進而提升大眾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增進對他人的尊重，並鼓勵大眾反思與對話。作為議題式博物館（issues museum），該館規劃11個常設展廳與多個特展，主題式展示20至21世紀國內外的人權侵害事件，以及捍衛人權的行動。   其中，全館規模最大的展廳名為「加拿大之旅」（Canadian Journeys），又分為18個子題，回顧加拿大歷史進程中的人權議題，包括：魁北克解放陣線、移民移工、加拿大華人人頭稅、遭失蹤與謀殺的原住民女性、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體系、因紐特人處境等，透過物件、藝術作品、互動科技等展示手法，使觀眾得以窺見加拿大過去至當代旅程中的黑暗篇章，並共同為人權工作努力。 加拿大之旅展廳（陳佳利攝）   後獨裁社會的療傷與復原路上：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 經歷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的流血政變事件，以及接續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與無數人權侵害事件，智利在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議下，於首都聖地牙哥成立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希望透過博物館的紀念與紀錄功能，揭露獨裁政權下系統性的人權暴行，並提升大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確保此類犯行不再發生。 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來源：Tim Adams CC BY 2.0）   美學在該館規劃也佔有一席之地，並呈現在其建築的表現上。在觀眾抵達博物館時，需經過低於地面的紀念廣場，此廣場不僅是戶外展覽場地，更是大眾聚會的公共空間。而博物館建築於公共的紀念廣場之上，訴說著智利的民主社會正在重建。博物館外牆以玻璃與智利盛產的銅打造，博物館於日、夜分別呈現半透明及完全透明的樣貌，象徵博物館致力揭露過去所隱藏的困難歷史。 該館的紀念相片牆中，空白相框意指社會的復原仍為現在進行式（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以檔案及類比手法見證獨裁政權的暴行：兩個巴拉圭人權博物館案例 巴拉圭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Jennifer Carter攝）   巴拉圭於1954至1989年，經歷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獨裁政權，博物館以兩種不同的展示手法呈現該時期人權侵害事件歷史。首先，位於首都亞松森國家法院的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保存大量的巴拉圭恐怖時期檔案，致力於將直指人權暴行的證據公諸於世。 透過展示櫃呈現人權暴行的檔案（Jennifer Carter攝）   其次，於亞松森前審訊與居留囚犯中心所設立的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該館基於場所特殊性，以類比式的手法，呈現酷刑室、押房等場景重建，並邀請政治犯參與紀念活動，希冀修補、療癒人權侵害的種種錯誤。 巴拉圭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透過類比（analogical）展示手法，重建酷刑室場景（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脆弱社會中的隱喻展示：哥倫比亞國家記憶博物館 過去五十年來，哥倫比亞持續嚴峻的武裝暴力衝突，以及毒品走私等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預計在首都波哥大建立國家記憶博物館（Museo de Memoria de Colombia）。籌備團隊在2018年的巡迴展中，以水、人、土地三大元素為展示主題，隱喻武裝暴力衝突上複雜的交互關係，呈現了當時針對常設展的策劃概念，並試圖回應國內所面臨的困難議題，促使脆弱社會中的大眾邁向復原之路。   結論：當代社會中的人權博物館角色 上述的人權博物館在展示策略上，反映了人權博物館在當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總結包括以下六點： 建立受害者與其家庭得以發聲，並提出補償需求的平台，同時藉此分享知識與資訊。 保存文件、檔案等藏品，作為人權侵害事件的見證。 協助成立賦權受害者與人權行動主義社群的網絡。 提供大眾相關檔案、文件的近用權，使個人或社會集體挖掘過往真相。 重新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歷史論述。 強化各個國家或城市邁向民主進程中的政策。 總言之，人權博物館一方面記錄人權侵害的歷史事件，一方面鼓勵觀眾採取捍衛人權的行動，持續發揮博物館於人權議題的影響力。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從第一篇專文中，我們探討了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導致了文資管理通常集中在少數的專業人士手中，忽略公眾才是文資真正的使用者與擁有者。第二篇專文將接續討論，什麼樣的管理模式可以讓公眾成為文資的管理者？最先出現在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將改變你我對文資管理的想像！   根植於生態博物館的文資管理思維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8年的六八運動1肯定有影響），人們與其伴隨而生的文資之間，出現了明確且有意識的轉變。對於博物館和文資部門來說，1971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當時在法國勒克勒佐（Le Creusot）與蒙索萊米納（Montceau-les-Mines）等城鎮周遭約500平方公里的區域，世界上第一間生態博物館誕生於此。在過去，當地的施耐德（Schneider）家族在此建有工業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二戰後施耐德家族遭到指控與納粹政權同流合汙，家族因而決定將事業營運重心遷至巴黎，並對經營地方事業失去興趣，連帶對地方經濟造成影響。當地的工廠開始凋零，逾十五萬地方民眾失去工作。為解決上述難題，基於當時的法國區域發展政策，博物館學者Varine、Riviere與Evrard等人提議將「人類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設置在此，藉以振興地方經濟，更重要的是協助當地民眾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開創新的開發可能。施耐德家族建於18世紀的古堡成為博物館的中心，裡頭鉅細靡遺地呈現該區的歷史發展與重要特色、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創作的工業與藝術產品。 在上述安排下，古城被定義為學習與探索整個地區文資的起點，區域內其他地方則開發出某種片段式的博物館，這些片段或破碎的博物館意味著當地民眾在地景中辨識出某些珍貴的元素，而任何有形／無形觀點則在當下進行處理與詮釋，原址即是博物館的所在地，毋須將其移至博物館主建築。 上述作法促成了某項重要的理論與實務突破，將重點從聚焦於博物館本身與館藏，移至整個博物館所涵蓋的地區，另外將雇用的博物館／文資專業人士數量降到最低的做法，則將博物館視為整個過程的催化劑，博物館本身僅負責最具難度的技術性工作（跨領域研究、歸檔造冊、辦理大型活動、代表博物館與官方單位爭取利益等）。1973年，當博物館大功告成後，此案例被發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國際期刊，對博物館典藏的大膽定義，在博物館界享譽盛名，主張在預先定義的社群範圍內，任何物件無論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理論上皆是博物館的一部分。它向世人提出某種地方社群的文化所有權，認為這和法律上的所有權毫無關係。博物館的觀眾，同時也是使用者，亦是用同樣觀點看待，其認為博物館的群眾乃是由整體社群所組成，每個住在博物館定義下所存在的地區的個人，都被視為博物館的積極使用者，既是訪客也是管理人。就幾個特點來說，人類與工業博物館與當時的任一博物館截然不同，不僅就前述關於合作、地區與使用者等層面來說，博物館內的關係以及和博物館工作相關組織的關係亦同。若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乃是70年代早期，至此某一理論與實務上至關重要的轉變開始出現，從僅僅專注於博物館建築本身的範圍內、僅在定義嚴謹且清晰明確的框架下運作，轉為在所定義的區域內全面性詮釋文資，其中主要以散落式博物館的概念為主，並由地方民眾所領導。 若將上述內容做個小結，生態博物館難以在實務上輕易在其他地區重製，而是針對文資的理想觀點，我們堅信，生態博物館的模式能夠應用於涵蓋全面性文資的概念，並迫切地需要區域化。換句話說，此一概念足以成功運用於截然不同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涵蓋文資（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不同價值與意義，這不僅能超越傳統的博物館形式，更優於歐洲中心的文資管理（由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因此得以成為一種更具參與性的典範，讓我們得以嘗試定義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生態博物館=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關於生態博物館最容易理解的定義，來自René Rivard建立的比喻，他將截至目前為止的傳統博物館視為：建築＋館藏＋專家＋訪客的組合，而生態博物館則包含了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1985年，已逝的加拿大博物館學家P. Mayrand注意到，生態博物館乃是一個社群的集體工作坊，其範圍涵蓋整個地區，且附近民眾完全把它當成自己的。法國人André Desvallees在1987年提到，由於生態博物館涵蓋了時間、空間與對於當地社群的反思，必須是一所關於身分的博物館，同時生態博物館是專屬於所在區域的博物館，前面的生態兩字象徵著博物館所在地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重要性。 Mark Watson在1992年發表，日後出版於工業考古學百科的定義中，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某個讓當地人口得以藉由其所包含的建築、生態學、地理學，以及所收藏的文件與口述歷史，辨別自身身分的計畫，讓這些研究不限於受過教育的專家學者。 Davis在主要用於辨別生態博物館有哪些基本要件的嘗試中，得到以下結論：「每個生態博物館似乎都具備其中一項特質，便是對其所代表的地區感到驕傲…生態博物館試著要捕捉地方的精神，在我看來這也正是它顯得特別的原因。」2004年5月，在成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30餘年後，過往的參與者在義大利特倫特「長期網絡：生態博物館與歐洲」（Long Term Networking: Ecomuseums and Europe）工作坊上，提出了成立生態博物館歐洲網絡的想法，並藉由以下宣言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一種動態的做法，社群得以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藉此保存、詮釋並管理文資。生態博物館必須奠基於社群認可之上。」相較於其他既有定義，上述看法的重要價值除了簡短有力、容易理解，也點出了將文資主要運用於地方發展的想法。至此，我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生態博物館與先前討論的理想文資管理基礎概念，兩者之間的相似性，而文資管理最需克服的問題之一，便是文資不和諧所帶來的挑戰。 除此之外，前述對於生態博物館的描述明確指出，使用者（社群／民眾）不能僅是扮演被動角色，生態博物館從初始起，在整個存在的過程中，仰賴當地社群的參與和主動介入，藉此與主流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恰成對比。為了完整詮釋人與所處自然環境之間的自然狀態，生態博物館不僅超越了傳統利用文化與自然領域的界線，對文資作出區隔，亦在自然形塑卻又是人為打造的地景上，提出了概念性的感知觀點。 就此層面而言，生態博物館著實屬於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賦予文資管理一詞截然不同的意義。據此，生態博物館或許便是最接近定義中所謂「動態文資管理」的模式，讓社群得以引導自身的發展。我們在此並非要透過前述定義，去明確地創造出引人矚目的博物館學概念，主要是強調生態博物館的某些特質，實際上將近四十年前，已預先將文資整體性與其運用的重要性，融入行為與認知的成分（主要是參與式觀點與永續發展）。因此，在思考人／社會之間關係與所處環境時，上世紀70年代誕生於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可視為某種新型態思考的實現。雖然某些由生態博物館落實的活動可見於早期的機構式作法（如開放式博物館或地方博物館等），生態博物館則具備了明確的特徵，隨之催生了全新以文資為基礎的參與式發展過程，其根據理論與實務層面，探索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註釋： 六八運動：發生在1960年代中後期，於1968年達到高峰，在法國、西德、義大利、美國等地皆有運動發生，主要是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等抗議活動。   參考資料： Davis, P. (1999).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Ecomuseum. (1992).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25. Mayrand, P. (1985). The new museology proclaimed.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0-201. Murtas, D. & Davis, P. (2009). The role of the Ecomuseo dei terrazzamenti e della vite, (Cortemilia, Italy)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Museum & Society. 7, 3(2009), 150-186. Rivard, R. (1985). Ecomuseums in Quebec.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2–205.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的關係密切，博物館內的典藏經常具備文資身分，更有可能博物館本身就是文資，但什麼樣的事物可以是文資？文資是怎麼被認定的？誰有權力決定文資身分？在當代社會，文資能發揮什麼樣的價值？在第一篇專文中，我們要先來釐清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認定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在下篇文章開啟討論，生態博物館觀念在此扮演的顛覆性角色，如何徹底改變文資管理的走向。   你有想過文資身分是怎麼來的嗎？ 在過去數十年間，我們不僅見證了文化資產概念的擴張（主要以無形文資為主），也思索了文資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希望有更多元且全面的理解。然而我們還是經常發現，文資往往被視為具有相當程度上不辯自明的特質，彷彿其本身有著由內而生且毋庸置疑的價值，因此僅需關心其功能即可。換句話說，關於文資事宜，主要問題僅與其使用，或更精確地說，與文資管理的品質有關，而即便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意，文資管理本身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此我們希望能更進一步，探討文資管理的構成，呈現此一聚合體的各層面，最後爭取更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藉此賦權公眾扮演文資守護者的角色、成為文資管理人。服務於文資領域的每個人都有著雙重角色：我們既是文資專業人士，也是文資使用者，我們的位置帶來特權，此刻卻也因為我們負責管理文資，而希望我們能對文資真正的擁有者「公眾」抱持更具責任感的態度。   文資的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 截至近代為止，我們認知世界和文資時所抱持的歐洲本位與西方態度，讓我們僅將注意力置於物件之上，並將這樣的觀念加諸他人。因此，當我們接觸到文資實際上乃是全然無形這樣的觀念時，我們感到徹底困惑，這絲毫不令人意外。當我們開始藉由非物質性此一概念來檢視我們所處文化的事物（如語言、舞蹈、傳統技藝等）時，某些批判文資領域的研究員，如L. Smith在《文資的用途》（Uses of Heritage）一書中有著像是「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的發言，更加深了我們的疑惑。2003年，P. Howard的著作《文資：管理、詮釋與身分》（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提出了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場，既提出「任何我們希望的東西都可以是文資」，卻又強調「除非我們以文資的角度理解它，否則任何我們所傳承下來的事物都不會成為文資，認知才是一切。」最後，在我們本次對於傳統文資認知的初步探索中，也必須提到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等人的論點。他們認為「文資可以被視為具有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換句話說，文資實際上「乃是某種商品，更是一個在諸多區隔的市場上，同時出售的商品。」不巧的是在文資的定義上，其建構更像是對於成功文資管理的關鍵前提，提出的問題恐怕多於解答。 根據批判文資研究運動所提出的當代看法，除非同時具有傳承自過去的部分，以及基於現代偏好而將其認定並歸類為文資的當代創造物，否則文資實際上並不存在。據此，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認為，我們得以取得某些特定資源，其中之所以會有特定元素被（刻意挑選）轉變為特定商品，目的乃是希望滿足某種高度特定（且始終屬於當代）的需求。既然將資源轉換為消費用產品的過程如此顯而易見，就其觀點而言，文資本身的基礎即是某種商品化的過程。進一步來說，我們有兩種使用與消費文資的形式：一方面是文化或社政層面，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層面，而不管在哪一層面上，文資皆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 就利用文資做為經濟資源而言，最常見的手法相對上廣為人知並顯而易見，亦即主要與推出開發策略（如鄉間或都會區域的再生開發計畫等）及推廣或用於觀光息息相關，這多半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畢竟文資無疑是推動全球觀光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經濟的角度來說，只要文資能夠為期望的目的服務，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等問題自顯得無關緊要，而對於資源永續性走向（幾乎永遠聚焦於物件之上）以及所有權（隨之所衍生的使用權）的討論，一般來說也有相當進步空間，然而當此類文資使用幾乎總是打著造福當地社群的大旗時，上述議題更應該成為討論重點。大致上，上述作法並無任何問題，一般而言皆能在某種層面上造福當地民眾。只是任何全心全意擔起社會責任的文資管理，必須考慮文資使用的另一層面，即是具有重要影響卻往往隱而未顯的社政層面。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文資具有重要性並關心文資？這應該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我們對其所抱持的立場應如何認定，又會如何受到影響？最後，誰才擁有控制權，如何擁有控制權，代表誰擁有控制權，又具有何種目的？在我們將文資管理視為理所當然之前，上述這些是我們必須先提出的問題。   經濟資源之外，文資也是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 除了能夠轉換為或多或少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資源，文資的另一項特質則是能做為一項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藉由刻意運用文資，我們得以創造並影響特定或眾多社群，例如建構或支配權力關係等皆包含在內。上述觀點源自所謂代表性概念（對於特定事物是否為文資的特質），其所認定的文資得以用於維持，甚至在必要時重建全面性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更精確地說，藉由過程中對於特定詮釋的運用，所選定的元素得以轉換為文資。此處有形或無形、事實或虛構並不那麼重要，唯一且至關重要的問題，乃是實際上負責創造文資的，或我們仰仗其負責創造文資的，永遠是一小群文資專業人士。此情況被L. Smith完美地形容為「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意味著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少數依舊定義著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格局大至整個世界，小至特定文化皆然。所幸近來這種行之有年的論點逐漸受到質疑，在批判文資研究中更是如此。在延續上述論點的前提下，為了賦權於人民以扮演自身文資的管理人角色，我們將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生態博物館啟蒙現場，檢視社群參與式文資管理的先行者是怎麼做的。   參考資料： Ashworth, G. J. & Howard. P. (1999). European heritage planning and marketing. Bristol & Wilmington: Intellect Books. Ashworth, G. J.; Graham, B.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Graham, B., Ashworth, G. J & Tunbridge, J. E. (2000).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Howard, P. (2003). Heritage :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

作者：江桂珍（國立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兼展覽組長） 展覽是博物館面對公眾的第一線，也是公眾認識博物館的載體，因此透過展覽將藏品與資訊有效的呈現，不僅是博物館獨特的活動也是重要的使命。博物館的角色定位，從昔日重視「物件」的收藏與研究，轉變為關注「觀眾」的體驗與互動。為使觀眾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融入公眾觀點，推動創新設計」是當代博物館展覽的發展趨勢，也是展覽不可或缺的要素，AAM公布的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Americans）特展為此作了精闢的註解。   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特展 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以下簡稱AAM）於1988年設立「卓越展覽獎」1（Excellence in Exhibition），以肯定與鼓勵向公眾提供展覽服務的博物館、動物園、水族館、植物園等非營利機構的傑出成果。AAM最近揭曉的2019年度「卓越展覽獎」（Excellence in Exhibition）的「總體優勝獎」（Overall Winner）由美國「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以下簡稱NMAI）的「美國人」特展榮獲。評委會評述該項展覽獲獎原因：「展覽善用空間、目標與中心思想，並具有超乎想像的有力敘事；關注參觀者及博物館熟悉的印第安人，深具觀眾導向的特色。」 美國華盛頓特區的NMAI典藏了美洲境內原住民的相關物件、攝影、檔案及影音媒體等，是世界上同類型博物館中典藏品數量最豐富且類型最多元的博物館之一。該館蜿蜒曲折意象的建築特色、原住民地景，以及各項展覽等活動，均為館方與美洲原住民部落及社群的協力之作，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訪者得以感受美洲原住民的特質與精神。NMAI歷經8年的籌備過程，於2018年1月18日正式推出「美國人」特展，展期將持續至2022年。該展以幾行耐人尋味的文字作為楔子，既點出策展的問題意識，也為展覽敘事埋下伏筆： 美洲印第安人口不及美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然而他們的影像與名字卻到處可見； 他們如何能這般地在美國人生活中若隱若現……   回望歷史軌跡：「美國人」特展與印第安傳奇對話 「美國人」特展凸顯美洲印第安人在美利堅合眾國尚未誕生前的歐洲殖民時期，即成為國家認同符碼。該展引領觀者通過展廳中大量的印第安人影像，省思「感恩節的由來」（The Invention of Thanksgiving），探索「美國之后」（Queen of America）、「印第安人遷移法」（The Removal of Act）及「印第安人的勝利」（The Indians Win）等迄今仍是美國人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歷史故事，回望印第安人血淚交織的歷史軌跡，與每個故事所揭露的現象進行對話。 特展製作的「感恩節的由來」短片，透過訪談策展人Paul Chaat Smith，向觀眾述說感恩節與印第安人的淵源。1620年，五月花號船（Mayflower）載著英國清教徒到達普利茅斯（Plymouth），不少人饑寒交迫、罹病身亡。經由印第安人的協助，這些歐洲移民學會狩獵、種植玉米、南瓜等農作，隔年在慶豐收時，邀請當初幫助他們的印第安人共享。此一感恩傳統延續至今，成為美國全國性節日。然而Paul Chaat Smith也提醒大家，每年瘋狂慶祝的同時，應反思「感恩節」的真正意涵，重新審視印第安人對國家的犧牲奉獻。 「美國之后」單元，透過美國史上傳奇人物，維吉尼亞州印第安部落聯盟的酋長波瓦坦（Powhatan）之女寶嘉康蒂的一生（Pocahontas's life），見證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鎮（Jamestown）的建立與繁榮，為美國建國萌枝發芽。寶嘉康蒂是美國開創者中唯一的印第安人，被譽為「美國之后」。此單元闡述她何以成為深植世代美國人心中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以及美國眾多藝術創作描繪的主題，如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膾炙人口的迪士尼經典動畫「風中奇緣」中的印第安公主等。 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美國國家郵政博物館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遷移法」單元述說1830年安德魯･傑克遜總統（President Andrew Jackson）簽署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約6萬8千名印第安人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傳統領域，遷移到政府規劃的西部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超過1萬人因不願離鄉背井而付出寶貴生命，這條承載印第安人血淚遷徙史的路徑被稱為「淚之徑」（the Trail of Tears）。此展區展出《印第安人遷移法案》及相關文獻檔案，再現當時印第安人被迫放棄家園遷徙西部的血淚史，說明印第安人遷離後的廣大肥沃土地成為國家發展棉花產業，創造財富的基地，而棉業衍生的蓄奴議題，也為日後美國南北戰爭埋下伏因。 《印第安人遷移法案》部分條文，美國國家檔案暨記錄管理局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的勝利」展示單元，向觀者展現印第安人引以為傲的「小巨角戰役」（the Battle of Little Bighorn）輝煌戰果。1876年蒙大拿州的蘇族（Sioux）印第安人擊潰南北戰爭北方名將喬治･阿姆斯壯･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軍隊。這場戰役是印第安歷史上的榮耀印記，也是美國史上令人震驚的事件。自此，配戴鷹羽頭飾的蘇族形象成為印第安人的集體象徵符碼，不僅是美國人心中的「英勇」表徵，更是國際間「美國」的象徵標誌。 1948年出品以Indian為品牌，裝飾印第安酋長頭像擋泥板的摩托賽車。 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巴伯古董賽車博物館藏品（Matailong Du攝∕NMAI授權）   融入美國公眾聲音，呈現印第安人觀點 「美國人」特展跳脫傳統「神話式歌功頌德」的展示手法，從觀眾導向的視角出發，探討與美國公眾切身相關的「美國人」主題。展示內容以對美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為主軸，透過美國人生活周遭隨處可見、具影響力，但有時卻遭貶抑或輕蔑的印第安圖像、人名與故事，營造同理心（empathetic）、參與式（participatory）的展示情境，拉近觀者的距離。該展從三段與印第安人切身相關的小歷史切入，探討其在美國大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闡述印第安人早已被嵌入美國流行文化與國家認同，和美國人產生深層連結；同時也提醒觀者，印第安人是美國土地上最早的住民，可說是道地的「美國人」。美國早在建國之前，即與印第安人結下不解之緣，他們的協助與犧牲，奠立了今日美國的基礎。整體展覽敘事不僅融入美國公眾的聲音，也呈現印第安人的主位（emic）2觀點，為當代博物館展覽提供了學習範例。   註釋： 1. 美國博物館聯盟「卓越展覽獎」每年評選一次，以「博物館展覽標準暨卓越指標」作為重要評選依據，該獎項係由「聯盟專業網絡委員會」（Alliance Professional Network Council, PNs）下的AAM策展人專委會（Curators Committee, CurCom）、AAM教育專委會（the Education Committee, EdCom）、美國博物館展覽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 NAME）、AAM觀眾研究與評估專委會（the 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ARE）等所組成的評選委員會辦理。 2. 主位（emic）觀點係指被研究者取向的觀點。   參考資料： 風傳媒〈他們才是真正「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特展回顧原住民族遭迫害的血淚之路〉（美國之音）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Competition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awards / Thirty-First Annual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s 2019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Standards for Museum Exhibitions and Indicators of Excellenc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United States Histor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dian Removal Act/ United States [1830]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s 首圖來源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博物館屬於富挑戰性的行業。它已不再只是將有趣或美麗的物件呈現給從不質疑的大眾這樣的角色。這個時代的博物館竭力成為所處社群的核心，並儘量成為- 套句英語裡的說法－「容易滲透」(permeable) /可親的地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去與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群產生關連，進而吸引他們成為來訪觀眾，現代的博物館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這也是有些博物館拒絕改變的緣由之一，改變總是很麻煩，還招致其它各式各樣的困難）；若要與多元社群發生聯結，博物館自身亦必須呈現其多元性。 這意味著現代博物館面對爭議時不再退縮，不再假裝人生就只有欣賞美或保持好奇心這類的事要做而已。這意味著現代的博物館充滿爭議、充滿各種不同的視角、充滿政治。簡而言之，現代的博物館充滿了故事。有些故事讓人不安、難以面對，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現實人生即是如此- 讓人不安又難以面對。 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普世的議題： 金錢－金錢影響一切（Cyndi Lauper 的歌詞都說了，「錢會改變一切」！） 政治－政治總是棘手－在某些時候更是如此。 金錢與政治令博物館面臨新的道德倫理壓力，同時，科技日新月異，而環境日益惡化，競爭則是越演越烈－博物館必須競爭注意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注意力，同時競爭觀光客。 隨著這些壓力帶來更多挑戰－舉例來說，商業活動帶來國際活動與人權議題，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博物館裡的倫理議題。 「倫理」是什麼？ 答：專業而合宜的做法。我們身處公眾信任至關重要的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工作都必須涵括倫理考量。 「進步的博物館因正視當前關鍵倫理議題而得到強化、得到生氣。」(Janet Marstin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p. 5) Marstine 也寫到： 「傳統博物館在倫理議題的論述…已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與社會的需求。」（同上，p. 23） 隨著博物館部門日益接受公共監督，肩負更多公共責任，倫理議題更顯重要，我們需要新的、重新校準過的倫理準則來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壓力。 Marstine 說：「博物館裡的改變，繫於博物館倫理論述上的改變」（同上，p. 6） 所以，讓我們談談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的重點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 我會說ICOM的博物館倫理準則有更新的必要，因為這份準則必須反映當今博物館所獲得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博物館具有服務公眾的使命。 至於英國博物館協會 (MA)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撐起了英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這份準則一直以來亦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但現在的版本更加明白點出博物館在其它領域可能遇到的難題，並鼓勵博物館扮演更多元的角色。相對於舊的版本，它非常著重公眾參與、重視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博物館以及相關工作者應該積極地與既有的觀眾交流互動、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去接觸新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眾；支持言論和討論的自由。」 不可否認，隨著博物館面對日與俱增的財政壓力，博物館治理單位作出違背倫理的決策可能性也日益升高。 幾年前，當英國博物館協會成員修訂舊版倫理準則時，指出有以下幾項必須要特別留心的重點： 實業家精神 也就是商業性，博物館須藉由門票、交易活動等來賺取營收。 資金來源 贊助、慈善，例如公商聯會 (PCS Union) 已通過議案，反對博物館接受石油公司的贊助。 社交媒體等 去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請會員進行投票，提問為「博物館藉由提供手機無線網路 (wifi) 追蹤訪客動線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結果分歧，有百分之五十七投票者反對，百分之四十三贊成。 展品與空間 例如那些博物館保持沉默的事情- 像是英國的博物館裡頭充滿了透過武力或其它爭議性手段取得的館藏，這其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又例如將弱勢族群納入，像是身心障礙、性別/向多元 (LGBT)、少數族裔等－這裡頭有哪些倫理陷阱？博物館應該要多「超然中立」？） 館藏處置 例如Sekhemka石像出售爭議*- 公眾與媒體記者對此事的接受度值得注意，以及公眾對托基博物館（Torquay Museum）打算出售珍．奧斯汀信件的反應。** 協會達成的共識是新修版本必須能夠指引博物館人各項決策，幫助我們作出更為專業的表現。 其他議題還包含了： 人力配置 例如博物館向來都會使用志工，但當全職工作大量被裁撤，博物館對此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國際工作 人權議題－我們跟誰合作？對於那些人權看來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我們是否仍樂於與彼方博物館合作？ 環境保護 可持續性/永續 (sustainability) 議題。   新的倫理準則在伯明罕舉辦的2015 MA年會獲得一致通過，它令當代英國博物館人有一個廿一世紀的取徑，並藉此瞭解博物館對公眾的責任、博物館與公眾間關係的重要。 倫理議題也許是當今博物館最迫切的議題，舉世皆然。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所遭受的各種壓力並不為傳統十九或二十世紀博物館所熟悉。社會通常期待博物館的作為皆在倫理範疇內，視之為所謂的「文化權威」，公眾相信博物館針對各項議題提出的看法皆為公平公正，而這些都超出了如何正確做好館藏管理的倫理範疇。 在詮釋方面，博物館經常聲稱自身「中立」-不帶偏見和立場，來回應公眾的期待。博物館努力將自己設定在超越人生各層面- 比方說政治，讓大眾相信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冷靜公平、不帶偏見的真實。這種刻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將自身拉抬至凌駕日常生活的想法，深植於博物館界心理。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系所開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在廿一世紀博物館幕後」回應區便反映出大眾期待博物館不應存有偏見： 「…博物館應該呈現事實，讓民眾自己得出結論」 「博物館…不應透過引導或舉辦帶有政治動機的展覽，企圖追求觀眾的情感共鳴」 「能讓博物館維持其專業水準的答案是職業尊嚴、好品味、不向有問題的民粹妥協」 「…博物館必須超然中立，而正是其客觀性，賦予博物館在歷史層面忠於事實之外，亦有處理各種主題的權力」 「…博物館應試圖保持中立」 「展覽…應不帶偏見地呈現歷史」 我必須說，我時常對博物館專業人士如何經常聲稱自己「超越」政治感到絕望，彷彿我們身處某個只處理唯一絕對真理的仙境一般- 這若不是天真使然，便是明知並非如此而別有所圖。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未完待續) * BBC (2019.1.4) Lord Northampton had ‘interest’ in Sekhemka statue purchase ** BBC (2014.12.5) Jane Austen letter set to be sold by Torquay Museum 首圖來源  

作者：Alina Gromova, Tamar Lewinsky, Theresia Ziehe (柏林猶太博物館) 柏林猶太博物館於2016年開始推動一項名為 Object Days (物件日) 的計畫，計畫目標是將移居德國的猶太裔社群相關的當代物件納入館藏，這些物件的主人來自前蘇聯、以色列、諸多東歐和中歐國家、與美洲等地。這項計畫行動肯認了博物館在社會與政治面所應承擔的角色與伴隨的責任。猶太裔移民是德國猶太社群不可忽視的一份子，他們的歷史與關於他們的物件不應繼續被埋沒，需要被看見。 為此，柏林猶太博物館邀請猶太裔移民來到他們平常便熟悉的地方：猶太裔社區組織、猶太裔教育中心、居民照護之家等。請他們帶來自己的日常用品，如衣物、玩具、工具、世俗與宗教儀式用物件，另外還有照片、信件、獎座、手工藝品等。計畫團隊懷抱好奇地傾聽這些物件的故事，並為每位物件主人/故事的主角拍攝與物件的合照。 隨著這項計畫將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觸角往社群延伸，新的提問於焉而生：我們該蒐集哪些物件？根據誰的觀點？與誰蒐集？為誰蒐集？隨著蒐集工作的進行，計畫重點漸由向社群延伸與聯結等田野工作，轉為專注在博物館的任務角色上。無論是我們蒐集當代物件所採取的途徑，或是我們連結少數移民族群的方式，都是值得博物館省思討論的挑戰。   重新思考博物館館藏的傳統角色以及蒐集方式 ，讓故事發聲  柏林猶太博物館自創建以來，館藏便一直聚焦在個人敘事上，「用物件說故事」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藉由特別的個別品項，或是成批的各種物件、影像、藝術品、文件等，呈現德國猶太裔與在德猶太人的生活。但這些家族館藏多半來自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上半葉，它們記錄的是處於現代紀元起點的中產階級生活，以及關於迫害與移民出走的生命經歷。這些館藏或多或少都與柏林這個城市有所關連。 Object Days計畫令我們的館藏得以擴充，將二次大戰之後的物件與敘事，但凡能夠多面向呈現德國猶太人生活者，無論是社群組織之內或之外，無分區域，都納進來。我們鼓勵各種年齡層與教育背景的人參與這項計畫。Object Days作為一項參與式計畫，選擇將某些問題帶到前景，像是：參與者希望以什麼樣的敍事在展覽裡呈現他們的物件？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脈絡裡，移民是如何被他們所定義？博物館與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過程？這些討論令物件與敘事間的關聯性變得更加透明。   透過博物館的作工，為社群賦權 自2016年11月以來，我們已分別在德國的五個城市，舉辦了七次Object Days活動。訪談了來自不同世代的八十二位民眾，拍攝了七十六幅人像照，並以攝影記錄的形式，蒐集了數百個的物件。計畫團隊到訪時，多半能事先得到當地籌辦單位提供的精確名單，且每位參與者都已安排好個別的訪談時段。 多數Object Days的參與者出生於前蘇聯，移民至德國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儘管這些來自前蘇聯的猶太人占德國總猶太裔人口約莫百分之九十，他們的存在依舊被廣泛忽視。無論是在德國日常生活中或是德國猶太裔組織裡，他們都缺乏關鍵性代表，大眾對他們的生命故事與歷史亦無所悉。尤有甚者，他們的「猶太性」，經常由於曾遭蘇維埃政體粗暴剝奪掉宗教信仰，反令他們在德國受到「不夠猶太」的質疑。 每當Object Days活動進行前，我們皆事先從當地社群組織招募人手，協助我們進行訪談，如此可讓參與者在抵達現場時，先得到熟面孔的迎接。有些參與者只待了一小時左右，也有待上兩三小時者。有些人因為覺得自己的口說德語不夠理想，帶了用德文寫好的文件。但當他們意識到，無論是他們的移民過程或人生故事，只要是他們覺得有趣的，我們也同感興趣時，他們便會敞開心房，侃侃而談。許多參與者對於我們團隊也有人說俄文，且可以用俄語向他們進行訪談這點，感到非常驚訝。人們並未預期猶太博物館，這樣一個大型的德國文化機構，以如此充滿敬意的方式，對他們的人生經歷作反思。   柏林猶太博物館基地鳥瞰圖，之字形新建大樓為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代表作 (攝/ Guenter Schneider,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0)   新成果、新洞見、新覺知 隨著每次Object Days活動的進行，越多計畫成果進入到博物館展覽與論壇空間。有些照片與物件正於2018年11月開幕的近期特展中展出。亦有些物件即將被納入預計於2019年秋重新開幕的常設展中。Object Days的蒐集、聯繫、延伸過程，也成為我們舉辦的專家工作坊－「究竟是誰的博物館？博物館中的社會與政治關聯性」內容的一部分。 2018年夏天，我們接著在網路上推出了一系列Object Days活動拍下的人像照片，每位照片裡的主角皆與他們帶來的物件一同合照。我們在每個拍攝地點使用相似的背景，令其不引人注目，但又能顯示拍攝地的結構元素，以凸顯被拍攝者與物件。每幅人像照都附上取自訪談內容的簡短文字。 做為一個持續進行的計畫，Object Days促使我們不斷對採行的方法作批判性的檢視。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許多問題隨之浮現，例如：我們是否能將個別蒐集來的聲音，視為相關社群普遍性聲明的基礎？我們如何建構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並在處理蒐集來的物件上，發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方法？博物館可以如何與參與者發生關聯？當代物件為何對博物館重要？Object Days計畫日後的發展，將顯示我們究竟是一間「超然中立」的博物館，亦或是認取我們的社會責任與政治使命，展現出我們本色的機構。   原文刊載於國際博物館協會蒐藏專業委員會 (COMCOL) 第33期之電子報 (2018.12) 首圖來源  

撰文：陳佳汝、陳佳利 1970年代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前衛藝術搖滾團體─平克佛洛伊德回顧展 (Pink Floyd Exhibition- Their Mortal Remains)，2017年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V&A) 盛大展出，全世界各地樂迷紛紛來朝聖，引起極大的迴響。擅長展示工藝美術以及服飾的V&A，要如何展覽搖滾音樂中的前衛與批判精神？是否進到國家博物館展出，搖滾音樂的批判精神便遭到收編？V&A顯然不這麼認為，並一再透過搖滾音樂特展，挑戰觀眾對於博物館的刻板印象。究竟，平克佛洛伊德的回顧展是將其地位經典化，還是進一步傳播其精神？如何讓參觀展覽除了是一場視覺饗宴，也同時帶領觀眾沉浸於平克的搖滾音樂中？V&A所運用的展示詩學，或許可以回答上述問題。  平克佛洛伊德乃是70、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搖滾樂團，其對音樂和舞台表現的影響力至今仍在全球發酵。V&A選擇來自倫敦的平克佛洛伊德舉辦大型回顧展，除了該樂團在前衛搖滾的地位外，在視覺藝術的呈現也極富實驗精神，如充滿哲學性趣味的封面設計，以各種裝置藝術所建構的表演舞台，還有與動畫電影的合作，在在引領風騷。整個回顧展也將平克多面向的藝術創意，透過相當滿格的展示空間與設計，並以音樂的力道貫穿，呈現其華麗搖滾的精神。  回顧展分為七個展區加上一個模擬的戶外演唱會，將專輯主題搭配樂團發展年代作為分區呈現，展出超過350件珍藏品，囊括樂器、效果器、演出道具、歌詞手稿、舞台設計稿、訪談影音、宣傳照片、MTV等，除了展示上述文物外，V&A更以創新的手法，如重構音樂場景及虛擬演場會等，融合視覺、空間場景與音樂等元素，精采地呈現平克佛洛伊德的藝術性和搖滾精神。為了讓觀眾能沉浸在平克的音樂中，每位觀眾配戴的語音導覽並不介紹其發展，而只呈現其音樂或口述訪談，當觀眾走到不同展區時，其代表專輯的音樂即自動感應於耳機響起，讓整個參觀充滿聽覺與視覺的對話。  在空間設計上，策展團隊也應用各種手法，引領觀眾進入平克的搖滾世界。首先，一進入展區，即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圖1)，耳邊所響起的平克經典曲目《月之黑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一圈圈向外擴散的音場，馬上引領著觀眾墜入平克的迷幻世界。以《月之黑暗面》作為開場白，不但將其代表的迷幻精神詮釋淋漓盡致，這首帶有存在主義式探討哲學意味的歌曲作為展覽的引言，經過特殊設計的「月之黑暗走廊」，觀者馬上從外界紛擾的21世紀來到1970年代的華麗搖滾世界。 圖1. 入口展區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攝影/陳佳汝) 其次，等比例呈現當年的舞台道具，也是此次展覽的一大特色。由於該團吉他手羅傑華特斯 (Roger Walters) 和鼓手尼克梅森 (Nick Milson) 都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建築學系的學生，因此親自設計表演的舞台。除了設計手稿外，展示也盡量將當年巨大的舞台道具逼真呈現，讓觀眾可以立即回溯其舞台魅力，強烈感受創作者的概念。以經典的概念專輯《迷牆》（The Wall）為例，其中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圖2)，而背上插著刀的士兵，象徵著被扼殺自由的靈魂，和被迫上戰場的士兵，呈現專輯裡的反戰思維，以及對填鴨式教育的批判。由於此張專輯的靈魂人物Roger Waters因為父親戰死於越戰而自幼失怙，V&A大篇幅呈現此專輯音樂的概念，正是具現搖滾樂深沉的批判精神。 圖2. 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攝影/何慕凡) 另一個趣味經典，也成為後人仿效的反叛精神。從專輯《動物》(animal)後，平克樂團開始愛上用填充玩具來做舞台道具，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當年在倫敦上空飄揚的影像 (圖3)，展覽也將其紀錄片分時展現，此一壯舉深植倫敦人的內心，成為幽默的反叛意識。2018年川普訪問英國時，就有抗議團體偕同Roger Waters製作川普樣貌的飛天豬，於倫敦上空飄揚，表達強烈的不滿，具體再現並實踐了搖滾樂的反叛精神。 圖3. 專輯《動物》中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攝影/何慕凡) 另一令人驚艷的展示手法，則是將平克樂團的經典平面設計，轉化成三度立體展示，為展覽設計師Ray Winker認為這是此次展場設計的最大挑戰之一，並以重構封面設計場景來呈現(Banks, 2017)。例如，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 (圖4)，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The Division Bell) 的概念，比一層樓還高的巨臉矗立在展區中，讓觀眾抬頭仰望時，即被專輯裡所要呈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這一概念所震攝。巨臉也傳遞出平克的「太空搖滾」概念。1994年，平克於挪威奧斯陸演唱《藩籬之鐘》時，以這張火星上的巨臉，加上海流中鯨魚的投影，製造了空間不斷擴散的放大之感，讓觀眾彷彿瞬間來到了太空，登上火星。   圖4. 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的概念 (攝影/何慕凡) 此外，展覽也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1988年錄音的專輯《雷霆萬鈞》(Delicate sound of thunder) 封面設計，燈泡人的背後並以投影片呈現出沙漠，太空等景象，烘托出一種超時空的未來感 (圖5)。在同一展場的兩邊牆壁上，則展出一張張的床 (圖6)，這是專輯《暫時失去理智》(A Momentary Lapse of Reason)的封面設計，象徵潛意識的飛翔和生命的種種跡象。V&A將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靜掛在牆壁兩邊，黑底的牆面延伸到天花板，襯托著白色的床單，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超越了樂團當年的舞台呈現，可以說是展覽將其創作精神發揮到極致的呈現手法。 圖5. 展覽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專輯《雷霆萬鈞》的封面設計 (攝影/陳佳汝)。 圖6. V&A將《暫時失去理智》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掛在兩側牆上，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 (攝影/陳佳汝) 最後，身歷其境地體驗演唱會，也是搖滾音樂展示的核心手法。不同於位於利物浦的披頭四故事館 (The Beatles Story)，重構披頭四當年演場的酒吧，並播放其演場的歌曲，讓觀眾遙想感受當年的氛圍。V&A則更推進一步，企圖帶領觀眾身歷其境地體驗平克的演場會。於展覽最後一區，設計了一場模擬的現場LIVE 演出，以360度的環形劇場播放2005年再度於倫敦Hyde Park Live8團聚表演的現場錄影實況 (圖7)，每場20分鐘，觀眾於入場後即隨意或坐或躺在地上，接著Roger Waters等人出現在觀眾眼前開始演出，頓時，博物館的建築空間消失於無形，所有的觀眾宛如置身於平克的大型戶外演唱會中，讓無緣親自參與其演唱會的樂迷，實現了不可能的夢想，也將整個參觀經驗推向高潮。 圖7. 展覽以模擬現場演出，播放平克2005年於倫敦的演出實況  (攝影/何慕凡) V&A精心策畫的回顧展，肯定了平克佛洛伊德作為70年代前衛搖滾的不凡經典地位。相對於音樂以歌詞與樂曲來表達批判精神，博物館透過豐富的文物與音樂場景的重構、交織視覺與音樂的展示詩學，具象化平克搖滾音樂中對體制的批判和反戰精神，也將成為搖滾樂展覽的一項經典。   參考文獻： Going Out in London (2017.5.9) Robert Dex, V&A’s epic Pink Floyd exhibition looks set rival success of hit David Bowie Show Design Week (2017.2.17) Tom Banks, V&A set for Blockbuster Pink Floyd Exhibition. Design Week V&A (2017) Inside the Pink Floyd-Their Mortal Remains Exhibition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作者：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圖書館館長） 「市民學藝員」、「市民研究員」，這兩年成為臺灣縣市面對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人力不足、並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訴求相近：讓體制外的「市民」接受培育課程後，能以接近「學藝員」「研究員」的立場，分擔博物館工作。「市民學藝員」源起於日本，與日本博物館制度、以及1990年代博物館變革密切相關。要思考這樣的舶來品在臺灣運用的可能性，先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學藝員的關係，「市民」＋「學藝員」的制度為何出現？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日本的博物館與學藝員 今日，博物館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其價值與精神為國際間普遍認同，加上國際交流頻繁、訊息豐富，使得我們漸漸忘記，博物館做為伴隨近現代社會進展所發達的一種文化技術，有高度的區域性，與其所在地相關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可為與其意義的認可，仍然受到背後社會機制、文化脈絡與思維的影響。 日本的《博物館法》制定於1951年，在戰後推動的憲法體制中，與《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同步登場，被稱為社會教育三法，其主旨互通、並相互支援。依據2017年現行版，《博物館法》的目的在於「規定博物館設置與經營之必要事項，以圖博物館健全發展，有助國民之教育、學術與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第一條）。而博物館定義如下：「博物館是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機關，就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保管（含育成1），從教育立場藉由展示提供公眾使用，並實施有助公眾學習、調查研究、休閒之活動，同時為了實行這些事項就相關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第二條）。關於學藝員：「博物館應任用具有專業的職員為學藝員，學藝員為進行博物館資料的收集、保管、展示、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專業職務」（第四條第三、四項）。 1 這裏的「育成」，指有生命之動植物之照料。因為《博物館法》也將動物園、植物園列為博物館類型。 上述的定義與規定或許讀來尋常，但，試著想像一下，日本戰後博物館事業依法推動設置、普及，博物館就跟圖書館一樣，有明確的目的、功能、工作事項與負責專業工作的學藝員；收藏，是博物館的基礎，學術與社會教育功能，是博物館的存在意義。《博物館法》定義的博物館，成為是日本公立博物館的基本範式，今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設有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也與地方上各類文化財的保存、研究或活用關係密切。如此，應該可以感覺到，日本博物館界的核心隊伍，與臺灣戰後伴隨著國家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產業轉型、社區營造、區域資源整合等種種社會課題因應而生、而壯大的博物館事業，十分不同。   市民學藝員，是什麼？為什麼？ 範式明確的日本公立博物館，在1990年代前後由博物館學者、各地學藝員接二連三提出變革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博物館論、世代博物館論、參加型博物館論等之共通點，指出做為社會教育機構之博物館，應該轉換由學科方法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以徹底的地⽅研究為基礎，確保市民的學習權利，協助市民面對並思考地⽅課題；市民不再只是博物館產出的接收者，而應該進一步成為具有動能的學習主體，甚至參與博物館各項工作。各地博物館之實驗性實踐先後登場，其中，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田野調查員，以及與民間非營利團體結為夥伴的架橋制度等，讓市民參與博物館核心的調查、研究與展示等工作，都是十分具有革新精神的案例。 市民學藝員制度，也是在這一波論述下登場的新機制，可說是既有的博物館志工或博物館之友的升級版，維持志工的身分、但需要更長期而深入的學習，並能協助博物館基礎工作、參與博物館的實踐。雖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但也更為普遍，不少博物館的志工活動，已經和市民學藝員無異，只不過名稱沒有改變。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定義具有代表性：「本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市民學藝員，既是一種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新機制，也能協助學藝員的工作，同時對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連結與溝通，也能有所助益，市民學藝員是博物館的利用者之中最接近博物館立場的一群人。」也就是說，市民學藝員是學藝員的工作夥伴，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同時兼顧了社會教育、社區公共關係等博物館職責。   市民學藝員，做什麼？ 市民學藝員制度的目的，讓一般市民以志工的身分、學習並參與博物館學藝員的工作。成為市民學藝員，必須參加一定的課程並取得資格，不管是培訓的內容，或者取得資格後的工作，都以博物館學藝工作的基礎為主，包括蒐藏、研究調查、展示、教育等面向，例如：學習博物館收藏文物的取扱與整理，例如，如何識讀文物與丈量尺寸，特別是地方博物館常見的、大量與生活有關的古文書或相片資料的識讀與整理，是常見的任務。有趣的是，古文書的識讀課程在各地似乎都十分受到歡迎，學習閱讀過去以筆書寫、運用大量漢字的文書，對一般市民來說彷彿解碼一般、有莫大的吸引力；識讀地方文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踏查，例如，滋賀縣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定期閱讀地方的名所繪，並實地踏查加以對照、勘查；比較資深的市民學藝員，能被交付較為完整的學藝工作、甚至自行規劃活動的機會，例如，栗博交付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一批私人收藏的鐵道資料，並參與規劃展覽與導覽，也為該館的古早生活體驗活動規劃新的主題與課程。此外，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在學藝員的協助下識讀、整理地方史料、進行實地踏查、拍照紀錄，並製作地方踏查地圖、同時負責導覽解說。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私人捐贈鐵道資料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飯博與栗博的市民學藝員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任務。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學習以傳統的麥作耕作技術、採收與加工技術，照顧一塊麥田；栗博園區內有一棟建於明治初期的農家「舊中島家」，被拆解後移築至此，做為博物館鄉土教育的場所。舊中島家中的土灶經年劣化，由博物館號召市民學藝員以及當地數個民間團體合作，從舊土灶解體、撚土、加入稻草發酵、壓製土塊、疊築成灶，皆由參加者動手完成，並定期舉辦用土灶煮飯吃飯的活動。不論是傳統麥作或築土灶，過程本身即是體驗型學習、也是傳統技術的傳承與展演，兼具教育與展示兩面。 栗博市民學藝員參行舊土窯之解體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參與新建土窯的準備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做為公民參與機制：日本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意義 日本1990年代所倡議的博物館改革，目的在於反思博物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方法，以更積極回應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換言之，從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最核心的專業功能切入，思索博物館如何與時俱進、體現新的公共價值。 那麼，讓市民學習、參與博物館基礎工作的意義何在呢？首先，整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多種專業的博物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獨特而具挑戰的學習：導覽與體驗活動的協助，必須熟知展覽內容、相關知識，可能涉及的議題、如何回覆等，同時又必須以清楚而吸引人的方法傳達給觀眾；資料整理、實地踏查、紀錄，以及踏查路線的規劃與導覽，則是一套整合不同方法之知識建構、傳達與運用的工作。不只是個人而內化的學習，其成果被視為博物館的產出，成為博物館提供的公共服務之一。如此，從個人學習、進一步到公共參與，是十分有魅力的自我實踐。 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公民參與機制，市民學藝員的學習與產出，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意義。學習，如何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認識與能力，產出，才能為博物館的公共任務增色。確保博物館公共性意義的關鍵，在日本，是明確的博物館核心價值、以及穩定的學藝工作，市民學藝員制度，就是讓市民適當地參與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知識生產體系，以學藝工作為媒介、擴展專家與市民、公與私的協作關係。在社會教育定位、《博物館法》護持之下成長的日本公立博物館，一定程度確保了博物館價值的穩定性，以及重要而基礎的工作的常態化，這也是市民學藝員制度可以獲得認可的原因。   市民就是學藝員？臺灣的課題與機會 和日本不同，臺灣市民學藝員制度出發的主因，反而是為了解決「沒有學藝員」的困境。當然，市民學藝員的構想，超越人力不足的苦惱、更有企圖心，但也面對了不同的課題。1990年代以降，包括類博物館在內、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蓬勃發展，主因是各種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工具性價值的高度青睞，例如促進地方發展、文化振興、產業轉型、社區主體意識等，然而由於偏重借助政策論述（不是制度）與計劃型資源挹注，兩者的不穩定性、以及講求即效性，使得工具性產出成為效益評量的焦點。整體來說，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事業有著如下的結構性特徵與問題：人事與本預算的薄弱，導致知識建置、社會教育意義等本質性價值與方法不彰，高度仰賴短期計畫資源的結果，使得工具性產出普遍成為認識、評估博物館的重點。 換言之，如果沒有學藝員（包括背後的專業認知與制度）的博物館，就沒有條件像日本那般，讓「市民」參與既有機制、學習成為「學藝員」的夥伴，協助博物館提供公共服務。博物館學藝工作，既跨域又必須在地方對話過程中成立，是一種必需親身耕耘體會的專業，很難只靠著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授課，就可以領會。沒有學藝員為伴的市民學藝員制度，就得重新定義博物館／文化館學藝工作、方法與公共目標。 以臺灣的條件，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正在挑戰如何讓「市民學藝員」這種非典型人力成為博物館核心人力，而且幾乎都是透過外部專家的引領。那麼，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機會在於，如何成為讓市民一起思考博物館／文化館的公共性價值何在的契機，思考「市民」可以做什麼？而既有的、專業博物館的本質價值與方法又如何應用？以市民學藝員為主的工作方法，可以是什麼？如何讓「市民」變成「市民學藝員」，從個人學習到公共參與的目標與方法，這個過程將開啟新的探問，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參考資料： 博物館與文化 (2011.6) 黃貞燕，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2014。博物館、市民知與新公共領域的形成。王嵩山主編《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國立台灣博物館。 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2019.2.24) 市民学芸員 滋賀縣栗東歴史民俗博物館

作者：林亮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一、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從遙遠到靠近 電影與博物館都是在十九世紀末引入臺灣。電影在臺映演的最早文字紀錄，是刊載於1899年9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廣告──「臺北的十字館，將在八日晚間起至十日放映美國愛迪生發明的活動電氣寫真，內容是關於美西戰爭等」。而第一間在臺設置的博物館，則可追溯至1882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行醫傳教時設立的「牛津學堂」裡之博物室；其蒐藏品是關於動植礦物標本、顯微鏡等科學儀器，以及原住民漢人生活的文物展示等。1 十字舘の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1899.09.08，第5版）文字廣告 顯然，電影的大眾娛樂商品特質，以及博物館作為考掘知識的展示載體，在兩方抵達臺灣之初即已清楚確立，且雙方幾乎沒有深入交集2──電影既非博物館所欲論述展映的藝術品，亦不被視為具備蒐藏價值的文化資產。因此電影片放映完畢後，通常被隨意堆放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角落，或乾脆當作廢棄物處理掉了！ 這樣漫長狀態一直持續到1978年，由前行政院新聞局主導成立「電影圖書館」（全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才令兩方概念逐漸開啟思索與對話──「電影圖書館」起初將任務定位於探索電影藝術的美學視野；1989年改名「財團法人電影資料館」（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後，試圖透過「檔案館」（archive）的概念，聚焦以物質文化為基礎的歷史論述實踐。   二、檔案館：電資館搶救倡議「電影文化資產」 1990年代的臺灣，正位處解嚴後的一個重要時機點；無論官方或民間，均快速投向身分認同議題及各自立場表述，令原本壓抑已久的本土意識與勢力也頓時高漲。「電影資料館」面對如此社會轉變的「時機」點上，不僅其「蒐集國臺語片」之行動師出有名，更具體將搶救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工作，列為首要核心任務。 彼時影片的蒐羅範圍，主要從已歇業關閉的製片廠、沖印廠、老戲院等著手，包括前往臺聯影業、大都沖印廠等處搜尋臺語片；聯邦影業廢棄片庫搬找出1970年代攝製的國語武俠片、文藝片等。而圍繞這些蒐集行動，「電資館」另成立電影史研究小組，展開撰述臺灣影史的工作，出版《電影歲月縱橫談》（1994）、《臺語片時代》（1994）、《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1994）等書籍。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影片搶救、建立臺灣本土電影史觀的主體行動。由於蒐集膠捲文物、訪查口述影人、策劃書籍出版等任務，既須要學術界投入協助研究；更涉及了產業界的影人網絡、片廠、戲院等歷史採集工作。因此，「電資館」雖是由政府挹注經費的非營利組織，但伴隨臺灣當年特有的政治氣氛及社會環境，以搶救電影史料為目標，促成了官方、學術界、產業界等共同投入資源，建構出以「電影文化資產」為倡議理念的歷史論述。 大量電影膠捲堆疊電影資料館辦公室（《電影欣賞》第79期，1996.1-2，頁74。圖片提供: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研究組）   三、博物館歷史學：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展映論述實踐 近年來，由於數位影像技術愈漸成熟、電影檔案歷史與美學研究興起、博物館愈重視觀眾等因素，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跨界親密關係。硬體設備方面，臺灣各地紛紛建設電影展映館，包括高雄電影館、新竹影像博物館、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桃園光影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等。在論述方面，不僅「電影進入美術館」3 成為新興關注的影音美學研究焦點；電影更在博物館歷史學的觀點下，拓展出博物館書寫電影史、大眾史等多樣面貌。 2000年成立的新竹影像博物館，以其獨特充滿集體記憶的日治戲院建築載體，展映臺灣電影歷史的興衰軌跡。位於臺南市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則依其臺灣史的觀點切入，透過展示老戲院建築、放映機、剪報廣告、電影海報本事，以及映演日治動畫片與當代口述歷史紀錄片等的常設展，建置出令觀眾宛如置身老戲院的日治歷史情境。於此，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詮釋，不再只是文獻與影像檔案的考據書寫；亦擴及結合物質性與投映性的展覽，展現博物館觀點的臺灣電影歷史。 日治豪華戲院「有樂館」與新竹市影像博物館（《風城影話》，1996年，頁68 ＆ 攝影／林亮妏，2016） 台史博日治戲院「宜蘭座」（攝影／林亮妏，2017） 台史博日治戲院放映動畫影片（攝影／林亮妏，2017） 這其中，2017年成立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強調廣邀大眾共同展映藏品的經營理念，再將博物館書寫電影史的論述實踐推向另一層次。除了聚焦展覽類比時期的民間影像蒐藏品，包括膠片、戲服、攝製器材、電影海報、文史資料等文物；該館多次主辦「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4，帶領民眾親手修復自身收藏的錄影帶、並放映回看塵封多年的錄製影像，內容包括了──母親錄下稚氣女兒的幼稚園畢業典禮、親戚齊聚一堂的隆重長輩壽宴、熱鬧迎娶過程與婚宴現場、甚至帥氣歌手在電視節目上的表演錄影等等。這些觸動人心記憶的個人生命歷程，建構出一幅另類的臺灣大眾影像文化史，也開拓了博物館書寫電影文化資產歷史的眾聲喧嘩年代。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入口（圖片提供: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主辦的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攝影／林亮妏，2017）   四、結語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檔案館」的搶救倡議行動，抑或後來「博物館」主動介入的展映詮釋，電影終以一介低俗商品一路顛簸走進了文化資產基地的博物館。 未來，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勢必將激盪更多元的歷史論述與實踐。然而，於此之時，我們也許更需時時回顧反思：長年費力倡議的臺灣電影文化資產，可否在公眾史學與歷史論述的完整性之間，與博物館創造協作出更多的公共議題實踐及學理洞見思辨。   1 馬偕博士出版有回憶錄《臺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1895），他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博物館」（museum）這個字詞來描述臺灣事物的人，詳陳其南、王尊賢（2009：14）。 馬偕所創「牛津學堂」 (攝/ Kamakura@wiki;  CC BY-SA 3.0)，為今真理大學之前身，馬偕的蒐藏品除了見藏於真理大學，亦有部分隨馬偕回到家鄉加拿大，藏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2 電影與博物館在台灣早年最接近彼此的距離，約莫是1935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在台北第二會場設置了一間約150坪的「映畫館」，雙方加乘作為帝國主義統治宣傳工具，詳程佳惠（2004：148）。 3 例如北美館2006年的「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1965-2005」、2007臺北故宮的「發現彼此：國際電影裝置展」、2014年北師美術館「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以及2015年關渡美術館的「啟視錄：台灣錄像藝術創世紀1983-1999」等。 4 「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是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率先發起，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高雄電影館等多處場館都曾辦理該活動。 參考資料： 李道明（2016.10）。〈殖民時期臺灣電影與朝鮮電影之初步比較〉。第二屆臺灣與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林亮妏（2009）。《國家電影資料館的歷史、政治與美學1978-2009》。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其南、王尊賢（2014）。《消失的博物館記憶：早期臺灣的博物館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程佳惠（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 黃仁（2014）。〈我寫臺灣電影歷史的痛苦經驗〉。《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二)》，頁198-238。臺北：秀威資訊。 羅樹南（2002）。〈我國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電影年鑑》，頁69-75。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