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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從戲台前走到戲台後—台北偶戲館〈小小偶大世界〉常設展新面貌
從戲台前走到戲台後—台北偶戲館〈小小偶大世界〉常設展新面貌
  作者/攝影:劉庭妤(自由作者) 歷經一年半的的籌備規劃與整修,台北偶戲館常設展空間煥然一新,除了更符合兒童的參觀需求外,更新後的主視覺、展覽腳本及互動裝置等,皆顯示策展團隊對於偶戲教育的當代論述及思考。新展區分為「歷史」、「變化」、「共創」、「消逝」與「未來」五大區,展覽開頭「什麼是偶?」的引導提問後,接著是「歷史」區域的展示,當中的展示特色及價值相當值得細細探索。   「什麼是偶?」從遊戲中思考偶的意義 「什麼是偶?」歷經一年半載籌備、更新的台北偶戲館常設展〈小小偶大世界〉開頭即以廣大的哲學命題破題。牆面文字追溯古埃及陵墓中的陪葬偶、墨西哥古文明儀式用的黏土人偶,以及身長190公分的山東省萊希大木偶等各種不同地區、不同用途的偶,搭配注音展板、配合兒童高度的藏寶箱與展品,以及互動語音地圖,將「偶」背後指涉的族群生死觀、日常生活的再現,或者僅是兒童獨自戲玩的兩掌及影子,全納入探討的面向,從形而上的懸問出發,讓孩子從玩樂中思考什麼是偶。 只要將旗子置入代表不同國籍的底座內,地圖即能指示出相對應的位置,並播放該區域特有的偶戲文化與故事。此外,策展時特別考量到未來展區變動的可能,錄音檔及底座可移動更新。(劉庭妤 攝影)   除了耐人尋味的展覽開頭之外,展覽空間、腳本內容也有很大的變動。相較起舊展,更新後的常設展更加重視偶戲背後無形文化資產的呈現,亦加入其他國家偶戲的角色介紹、戲劇故事內容,甚至在展區的最後,還有製作偶的空間剖面探索空間,讓孩童明白一個偶的誕生必須在裁縫師、雕刻師、表演者之間反覆來回,才能成就偶及一場精彩的偶戲。事實上,偶戲舞台後的風景,是構成偶戲的重要文化財,此次常設展空間的整修,便是透過空間的改造,將台灣偶戲教育中時常被忽略的環節,納入觀眾的認知中。觀眾在參觀展覽的途中,透過戲偶有形/無形的文化符碼,逐步認識台灣戲偶的特色、歷史演變,進而調整其意識形態、產生認同,透過展場空間形成自我身分。因而,新展區的改變不僅是空間的刮除重寫,更是觀眾身分的改寫與再造,文字展覽腳本的修正、或者音響、視覺、設備等更新與改善,皆是策展團隊有意識建構身分空間的行為。 更新後的「歷史」展區,以館內鎮館之寶彩樓為界線,右邊展示布袋戲的前場,可理解不同戲偶及其發展史;左邊展示布袋戲的後場,包含戲台、音樂、布袋戲偶的製作、造型等。(劉庭妤 攝影)   「一擔籠」拎起戲偶的微型世界 台灣偶戲分三大類:布袋戲、魁儡戲、皮影戲,「歷史」展區主要說明台灣布袋戲的發展,觀眾可將陳錫煌老師親自參與設計的彩樓當作分水嶺,簡易區分出前場及後場。前場簡述台灣布袋戲的發展史,從較小的傳統木偶、日治時期日本風格的戲偶、民國時期反共抗俄戲偶,一直到跳脫傳統框架的金光布袋戲,影視時期的布袋戲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改變其戲劇內容、服裝、口白,觀眾能從具象的戲偶物件看見時代的變化,如時空切片。 透過不同時期戲偶的展示,講述台灣布袋戲發展史,理解布袋戲在台灣落地生根後的發展與變化。(劉庭妤 攝影)   舉例而言,「一擔籠」展示櫃中,即透過有趣的陳列手法,彷彿為觀眾揭示一面景象奇觀。一擔籠為早期布袋戲獨有的表演文化,師傅只需一根扁擔,就能將戲台、表演戲偶通通扛在肩上,拎起微型世界,隨地轉移演出。它的演出型態沒有當代影視布袋戲細緻的分工,也沒有絢爛的燈光及舞台效果,演出全依賴表演者個人的技藝與口白、對人世百態的閱歷與觀察,充滿個人風采和魅力。此外,當時的偶也與現今不同,觀者能從偶的外貌,明確知道角色性格,如笑口常開的老好人白闊、重感情義理的紅關、三姑六婆的老旦等,透過可察覺的戲偶表象,勾勒搬演出對世間的模仿,直接又有力。 一擔籠展示櫥窗,早期表演者只需一根扁擔,即能將舞台、戲偶全扛在肩上,至不同地點演出。(劉庭妤 攝影)   一擔籠展區,利用整齊排列的木板架,將一尊尊不同角色的偶,一次呈現在觀眾眼前。戲偶不再是擠挨在扁擔中的道具,也脫除表演的功能,從鄉土草根的傳統空間搬移至博物館空間的陳列架上,整齊歸納地擺放,讓觀眾能更細緻、更近距離地觀看、檢視這些戲偶。不管是武甲上充滿斑斕刺繡的武旦、著重臉部趣味及效果的笑生,或者看來有著老年沉穩滄桑氣質的白毛老旦,偶面部雕刻的細節、服裝符號的含義,都在這種檔案化下的觀者凝視中相對被凸顯,它們不再活靈活現翻飛於戲台,而是立處於一種雋永的停格。   「職人小檔案」揭開戲台後場的深邃技藝 彩樓的左半部,展覽敘事鏡頭向內一轉,來到了戲台的後場,也是此次常設展腳本更新後令人眼睛一亮之處。除了介紹戲台後場、音樂等有形之物外,一齣戲劇背後的無形文化,是時常被忽略的重要資產。更新後的展覽腳本,放入許多職人技師的故事,例如戲偶雕刻師許協榮老師的故事,許協榮早期以雕刻佛像為主,後來才轉而製作戲偶,他的創作歷程反映了布袋戲偶的發展史,是從早期宗教雕像轉化而來。許協榮非科班出身,沒有受過正統的美術教育,但其製作出來的偶,精緻及複雜程度高得驚人,令人訝異於他超越時代的技藝與精神。事實上,偶的製作並不只仰賴作工繁複的技術,更展露出製作者對人類形貌的觀察、思考,製作者必須考量到舞台效果、觀眾視線,以及操偶時的技術細節,才能創作出兼具外表與實用性的戲偶。 戲偶雕刻展示區域,展示了戲偶製作的簡易流程,以及製作者許協榮、許金棒的職人小檔案,讓觀眾理解戲偶背後的無形文化資產。(劉庭妤 攝影)   展區展示了戲偶的製作過程,透過實體物件、照片說明「選木材、粗劈成型」、「雕刻粗胚定五形」、「細坯裱紙」、「補土細修輪廓」、「上彩繪臉譜植鬚」的大致流程,譜寫出一條簡明的時間軸線,讓觀者理解製作者從選材、雕刻到上色,所有的細節都必須親自顧及。展區後頭還另外介紹了戲偶的造型、後場音樂、繪景,並搭配相關的職人小檔案,讓觀眾看見「三分前場,七分後場」的深邃技藝。 卡爾維諾在《收藏沙子的人》一書中提及:「每一個人都是人加物,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在他身上能認出許多物,認出物被賦予的人性,而人也以自身體現了物之形。」〈小小偶大世界〉常設展除了展現可見的偶形之外,還試圖將背後無形的人性痕跡、文化資產勾勒出來,正如卡爾維諾提到的物與人,相互依賴彼此而生,在戲裡與戲外,從鄉鎮街道、戲劇舞台,再到影視媒介、博物館空間,都盡力地向觀賞者展現世界的表象與其本質。
2021/04/07
博物館如何與部落合作辦展?林頌恩談與部落共事的義氣之道!
博物館如何與部落合作辦展?林頌恩談與部落共事的義氣之道!
作者:陳佳汝(前破週報記者、台大人類學系) 以「江湖之道」比喻館與部落之間義氣合作的重要性,這是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林頌恩長年和部落合作的心得,以義氣相挺取得部落的信任,沒有抱持學術菁英的心態,而是以江湖之心走入部落,是成功合作的關鍵。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2007年啟動「地方原住民族文物(化)館活化計畫」以來,為長期不見起色的原民館注入了新的生命,其中「大館帶小館」以國家博物館挾帶資源與經驗,結合地方部落的智慧,舉辦特色化主題展覽,不但讓外界多了深入認識原民文化的機會,在部落間也形成保存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成功的展覽有如一場社造運動,凝聚了部落的共識,其中的合作智慧相當重要。林頌恩十多年來參與多項主題展合作策畫,包括:來義館「用手去找・新纖事」部落巡迴展、海端館「Taupas・日本軍─南洋軍伕回憶錄」,而壽豐館更相隔十年兩度以七腳川為題,策畫出兩種樣貌的展覽「遺忘中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aksuwan之戰」、「歸途Taluma’─七腳川戰役110周年特展」,過程中全憑她及參與夥伴相互間的江湖之道,解決了許多棘手問題。 參與七腳川110周年展覽的策展人曾以文,講解部落男子的羽冠重製過程。(陳佳汝 攝影)   理解彼此的限制和可能性 「江湖上有不同門派,門派之間合作要講義氣,這和博物館與部落及原民館合作很相似,有時候要各自練功,合作時則要講義氣。」林頌恩認為「大館帶小館」一說有「帶領」的意味,會讓雙方的主體性不均等,應採取相互學習的心態比較洽當:「這接近一起練習走一段路的過程,一起做就有革命情感。」 小館往往面臨資源不足及人力缺乏等問題,導致要完成一個完整的展覽困難重重。她談及早年原民館只有一名駐館員,從策展、田調到解說通通一人包辦,「因此要理解彼此的限制和可能是什麼很重要,多替對方考量他現實性的侷限,我們會在合作中看到彼此的欠缺和助力,這就是我所謂的義氣。」   讓部落成為最大的後盾 如何將單薄的人力做最大發揮,這時和部落連結很重要,讓部落成為最大的後盾,不論是精神或實質上。「除了駐館員,要如何讓部落其他人參與,認同這個價值很重要。」林頌恩指出以文化傳承光榮感號召族人投入,一起完成部落的展覽,比起大館挹注資源更有意義。例如來義館前任駐館員陳文山長時間致力於訪談耆老,深獲白鷺部落的認同,於2009年結合五年一次的盛大祭典maljeveq所辦的展覽,是全體部落投入傳統祭典,並一起完成的展覽。部落的團結帶動青少年投入部落事務的熱忱,是無形的收穫:「下一次的五年祭,青少年不再是青少年了,而是傳承的棟樑,要把白鷺文化延續下去。」這是當時青少年的心聲。 七腳川策展團隊的李玟慧,則是在2008年訪談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就是七腳川後裔,她不斷追溯七腳川後裔的族譜調查,為族人建立起強大的系譜。2018年相隔十年後,壽豐館以「歸途」為主題,從悲壯的戰役,走向現今部落文化與當代的連結共生。李玟慧和後來策畫110周年特展的駐館員曾以文,以充滿自信的亮麗色彩,一起解說與部落結合的展覽,看七腳川後裔如何從追溯歷史去認識自己的出身,找到回家的路。 致力於建立七腳川系譜的李玟慧,講解部落青年每年追隨祖先流離足跡的循跡行動。(陳佳汝 攝影)   混沌中自會長出一片天地 以展覽作為一個契機,駐館員開始了返回部落的田野調查,因此和部落建立起更深層的網絡。然而,面對耆老模糊的口述、破碎的記憶,增加了爬梳文稿的困難度。林頌恩會在討論過程中採取起承轉合的簡單概念鋪陳故事線,然後與駐館員面對迷霧掙扎。她認為學會在混亂中逐漸找到安定也是一種能力。 「無需害怕混亂,混亂是正常地,這也和我個人的風格很像。許多事物都是從混亂開始,然後混沌中自會長出一片天地。」以一種安然自得的方式從謎團中一一釐清線索,和駐館員並肩作戰一起解決問題,開幕後將自己退居幕後,是林頌恩一貫的做法。 田野資料的紀錄難免眾說紛紜,面對資料的不確定性時,林頌恩會比對先前學者紀錄的口述歷史與文獻,再小心整合取捨。關於展示的倫理,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辦展覽和出版品都一樣,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跟認定,多方梳理之後,對的事情可以不講出來,但是錯的事情一定不能講出來。」她表示不需要為了展覽,讓人際關係變得緊張或受傷,如何謀求部落內部最大公約數的認可比較重要。   第一手感動是走下去的動力 林頌恩認為支撐駐館員走入部落做田野調查有兩個關鍵動力:其一,在現場得到的第一手感動;其二,面對部落要接續下去的歷史。「田調現場得到的第一手感動是很大的安慰。能夠得到老人家的關注和期待,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來義館前任駐館員陳文山為例,因為長時間的紀錄而獲得族人認同,老人家會直接告訴他,明天有重要的儀式要做,你留時間來拍,這就是很大的肯定。從第一手田野獲得的感動會支撐駐館員繼續艱難的步伐,接續建構族人的歷史。   利用部落各種空間形成微型展覽 這些年合作方式逐漸傾向和部落的工坊、小型餐廳或對外重要據點合作,林頌恩指出展覽如果沒有後續的延伸效益,就會變成垃圾,甚為可惜!就部落已有的空間再加以強化,讓在博物館展過的元素與物件以新的方式回到部落,成為長期的常設展,也能發揮環保再利用的效益。 以崁頂部落為例,原本只是快閃的「崁頂百年展」,後來由族人提供老屋,讓百年展結合新的特展「我的名字從何而來?」,在部落成為一個微型常設展。這裡有如迷你的遊客服務中心,遊客可以先從這裡了解地方的歷史文化,有了一個輪廓,再延伸他們的探索之旅。 崁頂部落3062老屋「我的名字從何而來?」策展人胡郁如(陳佳汝 攝影)   結語:如何和當代產生關聯才是重要! 面對現今博物館生態的多元化,林頌恩認為博物館是個一直在創造的地方,「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收藏死掉物件的地方,然而博物館並非過去式,物件收進去,如何和當代產生關聯才是重要!」她指出現在百貨公司的博物館化,以及博物館遊樂場化,在在說明了博物館正面對變動的折衝。「它有許多現實上被決定的考量,又必須在現實中保有對理想的堅持,其實是一個動態的狀態。」「博物館的種種,或許也可以拍成一部電視劇喔,應該會比白色巨塔更為精彩!」她帶著笑容認真說道,笑容裡是難以掩蓋的個人魅力。
2021/03/31
大費周章的浪漫:國立歷史博物館「紋樣授權計畫」的跨域創新實踐
大費周章的浪漫:國立歷史博物館「紋樣授權計畫」的跨域創新實踐
作者:王雅璇(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行銷組) 博物館典藏並展示人類的智慧與文化面貌,作為第一線與大眾接觸的文化機構,在不同時代以不同姿態成為人們的靈感泉源。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稱史博館)自2019年起推動「紋樣授權計畫」,此計畫在依循博物館的專業原則中仍力求突破框架,成為臺灣博物館授權領域的創新策略,本文將介紹此計畫的緣起、內容創造、館外推廣等不同階段。   起點:國際交流而萌發的計畫靈感 創意的起點經常萌發於意想不到之處,紋樣計畫即是從館外的國際交流經驗中汲取靈感。史博館歷年透過參展不同國際授權展會,爭取藝術行銷機會,2018年首度赴日參展「全球授權展(日本站)」,期間舉辦一場授權講座,東京日本橋的百年紙藝品牌「榛原」(Haibara)因此向史博館拜會交流。 日方代表熱切向館方詢問有關文化事業推動授權的營運細節,雙方更進一步探討授權實務等難題。透過交流分享,經營超過兩個世紀的榛原表示,紙藝中的傳統紋樣可能因匠師的凋零而失傳,因此開始透過數位技術保存品牌,同時發展不同品項的產品線。此一交流經驗均使臺日雙方對於文化資源在當代詮釋的潛力有更多啓發,也成為史博館發展紋樣計畫的靈感來源之一。   內容創造:60款史博紋樣的誕生 除了從國際交流獲得靈感,史博館館員觀察授權合作現場,發現博物館推動授權可能有數項阻隔因素,包含著作權權利狀態未能授權、藏品圖像形式單調、館藏與授權產品聯結性等困難。再者,史博館於2018年開始閉館整建,多數館藏經由文物整飭作業後移藏至不同的庫房,因此,深鎖於庫房中的館藏如何展現不同的面貌,開創更多文化資源與創意實踐,並展現博物館授權系統的創新策略,成為此計畫的關鍵理念。 不同於國際間多數博物館常將文物紋飾的原貌直接數位化為授權圖像,館方將織品、紙質手稿或是掛毯等文物進行數位化後,拍攝文物外貌的各式紋飾細節,再建檔為獨立的數位圖像,除了可供學術領域進行細部研究之外,典藏品的美麗紋飾圖檔也讓館方得以推動以「紋樣」為主題的授權標的。在國際授權市場上,這種授權標的又稱之為「印花」授權,例如擅於紋樣授權的V&A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即典藏一系列知名印花授權圖像,包含19世紀美術工藝運動重要倡議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工藝與繪畫作品。 史博館的紋樣計畫內容不同於國際間博物館的做法,紋樣計畫的第一階段即花費整年度設計60款獨家的史博紋樣。紋樣計畫的首要工作即是擇定館藏,作為史博紋樣的設計來源,主持計畫的館員必須先就館藏的歷史紋飾進行初步研究與整理,梳理可運用於授權領域的知識資源,同步探究紋飾與裝飾藝術的相關文獻,了解其與文明相關的社會脈絡。同時,為加速篩選館藏的時間,必須設立更多的擇選原則,例如「著作財產權權利為可授權」、「文化意義之紋飾(ornament)」、「形象特色鮮明」、「寓意符號與故事」與「元素之可塑性」等條件。最終,史博館從19類藏品中挑選9項類別,平面與立體文物皆備,總共37件館藏作為紋樣計畫的設計來源。 紋樣設計發想過程定位為「挖掘藏品中令人著迷的意外細節」,利用藏品的紋飾與作品細節為元素,再透過國際通用印花設計原理的17項法則,將藏品的「元素」(Motif)轉化為平面設計的連續性圖像─「紋樣」(Pattern)。從2019年公開之《國立歷史博物館紋樣授權指南》(The Style Guide of Collection Pattern)可以發現,史博館突破古典博物館學的分類框架,將60款紋樣以不同設計主題區分為四大系列,包含浪漫花鳥、人紋之美、趣味手繪與幸運祝福,提供大眾參考。 應用「戰國腰帶」款史博紋樣,與臺灣本土製標廠商開發緹花布料樣品。(王雅璇 攝影)   實驗性的創意展示:「史博浪漫大飯店」特展 紋樣計畫的第二階段以「疊加的詮釋」為核心概念,意指從藏品紋飾原貌轉化為史博紋樣是第一層博物館觀點的詮釋,再進一步,透過授權制度聯結不同領域的創意,疊加為多層次的當代詮釋。計畫發展至2020年邁入第二階段的推廣應用,館方期望透過創意展示讓大眾體驗紋樣的多元應用,但是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多國被迫封閉國境、大規模隔離或保持社交距離,「距離」成為人們需注意的生活常態,也促使紋樣計畫反思博物館以往「請勿觸摸」的展示型態,如何融合紋樣、創意與化解疏離感,成為此特展的初衷。「史博浪漫大飯店」(The Grand NMH Hotel)概念因而誕生—博物館在真實營運的旅店空間中打造史博紋樣主題的異質空間。 「史博浪漫大飯店」紋樣展示房,由設計師周裕穎開發紋樣系列的飯店用品。(王雅璇 攝影)   此次特展史博館與臺灣時尚品牌設計師周裕穎合作,風格靈感擷取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與「午夜巴黎」,運用史博紋樣呈現1920年代的古典華麗風格。在此想像的時空中,觀者可以從紋樣牆面中找尋細節,發現數個世紀前文物的樣貌;也可探索現存時間軸的工藝活動,例如專為本展特別開發的家飾展品、臺灣自產緹花布料技術等;亦可從自身觀點進行詮釋創作,把玩設計師專利設計的簍空書,套色各種不同材質、大小與形貌的史博紋樣。 「史博浪漫大飯店」紋樣簍空卡,讓觀眾能夠把玩創意。(田偲妤 攝影)   博物館的生命力:數位保存從形式至文化意義 紋樣計畫不僅保存館藏,更活化應用紋樣的文化意義,結合二者再創作為當代數位資源,讓紋樣計畫從「保存館藏的『形式』紀錄」拓展至「活化館藏的文化『意義』」。紋樣計畫在形塑階段即考量未來的應用廣度與便捷度,扣合前期對於授權現場的觀察,試圖消弭圖像授權原有的侷限,包含建立一套智財權權利清晰完整的授權標的、提供藏品圖像形式的多元性,以及設置化繁為簡的應用捷徑等,致力於「一源多用(one source multi use,OSMU)」的未來永續性。 在史博浪漫大飯店的展示文案中,「大費周章的浪漫」一詞借喻自1920年代作家海明威小說《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書中主角在人生陰鬱幽影之下,投入自己喜愛的事物以維持快樂的想望,猶如太陽依舊升起的永恆信念。展覽藉此隱喻博物館對於館藏的珍視,以及紋樣計畫激發大眾喜悅之情的正面期待,持續匯聚想像力,疊加當代多元詮釋的可能。
2021/03/24
臺史博新常設展實踐文化平權,為低視能者設計大字簡介
臺史博新常設展實踐文化平權,為低視能者設計大字簡介
作者:黃瑋涵、郭儷兒、陳虹穎、郭昭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服務人員)林佳逸(公共服務組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於2021年1月8日推出新常設展,除了更新展覽論述,更新增7處觸摸品區,擴增多元族群的參觀服務。為此,臺史博重新檢視大字簡介內容與設計,借助展場服務人員長期對觀眾的觀察與互動,與專案承辦人成立小組,一同蒐集國內外博物館大字簡介的研究、案例並訪談視障機構,期待提供一份最貼近全人共學、共融且易讀的大字簡介。 臺史博於2021年1月8日推出新常設展,新增7處觸摸品區,搭配新設計的大字簡介,擴增多元族群的參觀服務。(田偲妤 攝影)   什麼是大字簡介? 大字簡介主要使用族群為「視能障礙」的低視能者,每位低視能者的障礙不盡相同,有人對亮度敏感、有人難以辨識顏色,造成視覺的清晰度降低而影響閱讀,這些因素成為製作大字簡介時必須考量的要素。為了滿足不同障礙的低視能者在閱讀大字簡介時的需求,小組成員研究國外對大字簡介的製作原則,訪談臺灣視障團體的需求後,建立臺史博在設計並製作大字簡介的概念。   國外怎麼製作大字簡介? 根據國際低視能者協會(Council of Citizens with Low Vision International)公布的原則,在製作大字簡介時: (1)需考量字的行距,保持可讀性與避免閱讀疲勞。 (2)針對不同的視覺受損程度,制定字體大小、顏色與字型設計。 (3)紙張的材質與顏色和光線敏感度、顏色對比度相關。 阿曼達・霍・路克(Amanda Hall Lueck)在《功能性視覺:實務工作者評估與介入指南》中提到,英文字母的大寫字體優於小寫字體;字體字型的部分,建議粗體、字距等寬,避免字體襯線、中空或陰影特效等。   製作適合臺灣低視能者的大字簡介 然而,在參考國外大字簡介範本後發現,國外大字簡介並無法完全套用至中文繁體使用介面,因為中文繁體與英文的字體大小、字型、字距、行距、中英文筆劃皆不同。為了更了解臺灣低視能者的使用需求,小組更進一步訪談臺灣視障團體的閱讀需求,透過電話訪談三個視障機構的工作人員(分別以甲、乙、丙代稱),重新審視大字簡介的設計概念,從下圖可概略了解低視能者在閱讀文字時的需求。 視障團體使用大字簡介之需求。本圖配合低視能受訪者的習慣,以A4紙尺寸與字體相互搭配。(郭昭里 繪製)   在統整國外大字簡介製作介紹、參考案例與訪談臺灣低視能者使用需求後,在受訪的視障團體建議下,由服務人員擔任測試者,將上述資訊逐一套用及調整於大字簡介中,並至展館中實地測試,進而產生下列初步設計概念: (1)版面底色與文字需高對比。 (2)字體大小分為標題與內文,標題為36pt,內文為24至28pt。 (3)文字間距為1.5行距。 (4)字型為介於標楷體與新細明體間之字體,例如:微軟正黑體。   臺史博大字簡介運用:結合觸摸品區,創造多感官體驗 在規劃大字簡介的內容時,計畫承辦人優先思考,以能夠長期呈現於觀眾面前、具有相當吸引力,並能引發觀眾興趣的展示物件做為規劃內容。經與小組成員討論評估後,以觸摸品區做為本次大字簡介的主題,期待讓所有觀眾透過大字簡介,結合不同感官的交會,相互產生對話與交流。 更新後的常設展設置了7處觸摸品區,將文物以3D立體方式呈現,分別為(1)鐵剪刀(壁鎖)、(2)公廨祭祀品:豬頭骨與檳榔、(3)李勝興米駝、(4)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5)排灣族原住民女子服飾、(6)警報器、(7)麵粉袋做成的衣褲。此7處觸摸品區除了中文與英文的解說內容,還在解說板上製作盲人可閱讀的點字,以多元方式滿足不同觀眾的參觀需求,強化並創造博物館的學習平權與知識平權,讓不同族群都能夠了解文物的特色。 臺史博觸摸品區的解說方式,讓觀眾除了透過文字、點字外,亦可使用大字簡介,提供不同觀眾多元學習的參觀服務。(林佳逸 攝影) 觀眾透過大字簡介愉悅地暢遊臺史博常設展觸摸品區。(林佳逸 攝影)   在撰寫大字簡介的文案時,除了視障者外,同時考量觀眾中人數較多的低視能族群,如:長者,以及一般觀眾與兒童所能理解的文字,經與視障學習領域的專家與低視能者諮詢後,便以點字為文案企劃的基礎,以易讀且明確的文字,對觸摸品加以描述,期待豐富大字簡介的內容。此外,參考現場服務人員與觀眾的互動經驗,特別在大字簡介中置入目錄、常設展平面圖、各個觸摸品的照片,並指引該觸摸品所在位置,讓使用者可以迅速翻閱,自行規劃參觀路線,透過照片確認觸摸品樣貌。同時,為了增進國外低視能觀眾對臺灣歷史的認識,另製作英文版的大字簡介,期待大字簡介亦可成為觀眾參觀臺史博常設展的入門資料。 為了讓觀眾了解常設展觸摸品區的位置,以平面圖做為引導,並提供無障礙服務專線,讓觀眾能夠自在地參訪或尋求協助。(林佳逸 攝影) 臺史博常設展觸摸品區的大字簡介,將現場服務人員對觀眾行為的觀察,整合多方諮詢的結果,以清晰的圖片、高對比的文字,讓觀眾輕鬆地認識各個物件的特色與歷史。(林佳逸 攝影)   實踐文化平權,為不同需求群眾努力 造成低視能的成因有很多種,每位低視能者使用大字簡介的需求皆不盡相同,但博物館作為展示教育的空間,期許盡力提供低視能族群合適的「大字簡介」做為參觀輔助。在當代各國博物館致力發展文化平權的當下,臺史博期望藉此初探產生拋磚引玉之效,逐步提升大字簡介設計品質,盡可能符合低視能者與大眾的閱讀需求,共同為文化平權努力。
2021/03/17
自由小姐的故事—從藝術檔案揭開越南船民的香港羈留記憶
自由小姐的故事—從藝術檔案揭開越南船民的香港羈留記憶
作者/攝影:陳瑋彤(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 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期間,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在本部圖書館舉行「Nàng Tự Do—園泉越營藝穗檔案及越南船民在香港的痕跡 」展覽,策展人梁皓然以越南文「自由小姐」(Nàng Tự Do)為展題,取自越南船民在羈留營中自行出版的《自由雜誌》,並紀念當年受害的女性。展覽的源起可追溯至1980年代末,香港社群藝術先驅者梁以瑚和「園泉團契」的基督徒藝術家發起「越營藝穗」計畫,將藝術結合社會服務,鼓勵船民透過藝術創作抒發情感。展覽以檔案中船民的畫作和文獻資料為核心,並邀請本地和海外藝術家透過創作回應這段歷史,藉此思考難民議題與現今社會的關係。 展示設計樸實無華,展品包含近50幅船民的畫作、照片、錄像、相關文獻及參考書籍等。(陳瑋彤攝影)   難以言喻的傷痛 1975年越戰結束後,大量越南人因戰亂或對共產政權迫害的恐懼,不惜冒著在越洋途中喪命的危險,逃往異鄉。港英政府出於人道立場成為越南船民的「第一收容港」,由於當時不少香港人自身或上一代皆為移民,起初人們普遍抱持同情態度。早期難民營採開放式,與市區接鄰,方便船民外出打工,不少船民更成功移民到歐美國家。期後,歐美政府因負擔沉重而拒絕接收,港英政府同時面對經濟和政治壓力,例如本地華人不滿政府對大陸難民的差別待遇,導致船民被視為社會問題和資源掠奪者。 政府遂將難民營遷往偏遠地區,改為禁閉式和羈留營,「北漏洞拉」〔註〕的越南語廣播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因為用作難民營的軍營和政府建築物已不敷使用,部分甚至由豬欄改建而成,在惡劣擁擠的環境下遭長期監禁帶來嚴重的身心壓力,導致營內罪案頻生,如打鬥暴動造成懲教人員傷亡、性暴力和墮胎等。營中的船民不但失去行動自由,更被抹去身分、去人性化,以編號取代姓名。收容政策隨著香港主權移交成為歷史,香港曾收容超過20萬名滯留船民,其中1000多名獲准居留、融入本地社會。展覽以中性的「船民」一詞替代有負面涵意的「難民」,希望去除過往媒體對他們的污名化。   藝術作為表達和療癒的工具 「越營藝穗」初期以孩子為服務對象,為他們講讀聖經故事、用紙筆作畫。漸漸不同年紀的船民也有參與的需求,組織便向聯合國申請資助,在難民營進行為期三年的藝術倡導。計畫內容包括以繪畫美化營內環境、戲劇、音樂劇、舞蹈表演等,為他們艱困迷惘的生活注入正能量,在透過藝術表達自我的過程中,療癒難以觸及的心靈創傷。其中,有為婦女而設的「女性小組」,媽媽們以售賣編織品的微薄收入購買衛生棉和給子女吃的雞蛋。此外,船民中不乏專業人士,他們出版刊物讓營內的同胞得以了解當時越南和香港的狀況。雖然當時藝術家與船民的互動無法存留,從藝術作品仍可窺探營內的生活點滴和作者的心聲。 《出越南記》羈留營內婦女們以傳統刺繡編織她們的故事。(陳瑋彤攝影)   藝術創作與歷史的今昔對話 當時船民創作的動機主要是抒發情感,因此作品的表達手法多強烈且具像。這次展出的平面作品以主題分為「鐵網」、「身體」、「想像的地景」、「營裡的兒童藝術教育」和「女性編織」等。作品中經常出現鐵網與高牆,反映當時船民無助的處境:為了尋找自由而逃往香港,反而進到另一個與世隔絕的牢籠。 參展的當代藝術家來自不同背景,各自的生命經歷與越南船民部分重疊,例如:生於英國的二代越南移民Will Pham,以影像穿插敘述自身家庭故事與在港越南船民的歷史;生於越南、畢業於香港創意媒體科系的杜薇,製作《1661988詞典》選取關鍵字摘譯越南報刊的語句。 香港藝術家羅玉梅以自身家庭故事,結合訪問在羈留營成長的越南人,以錄像從不同角度回顧歷史。(陳瑋彤攝影)   檔案的去留與啟示 收藏者珍視的歷史檔案,除了希望永續保存,也期待文獻的價值能被看見。「越營藝穗」數百件藝術品存放於梁以瑚的工作室多年後,2008年交由荷蘭國際社會歷史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保管,並於2017年完成數位化,後由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圖書館收錄,2019年永久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特別館藏。「自由小姐」平行展示今昔的藝術作品、歷史檔案及系列講座,以資料的對照與互補,立體刻畫越南船民在香港生活的多元面貌,引領觀者走進他們的情感世界。對於面對苦難的群體,藝術無法直接解決人們的困境,卻能作為情感的出口,促進主流社會對弱勢族群的理解與同理。 展覽首次公開前駐港英國海軍Les Bird拍攝的影像,為70-80年代越南船民乘坐破船抵港的照片。(陳瑋彤攝影) 註釋: 1988年港英政府對越南船民採取「甄別政策」,只接收政治難民。「北漏洞拉」為廣播開頭用語「從今以後」的越南文音譯:「從今以後,香港已對越南船民實施新政策。從此,凡因經濟問題以船民身分設法進入香港者,將被視為非法入境。非法入境者不可能移居第三國,他們將被監禁並等待遣返越南。」
2021/03/08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迎接十週年—線上年會回顧行動博物館發展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迎接十週年—線上年會回顧行動博物館發展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現在,博物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主動的角色和責任。 從Black Lives Matter到COVID-19對特定群體造成的巨變,現在是解決不平等和歧視的關鍵時刻。 透過國際對話、合作與互相理解,本次年會「權力與聲音」致力為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故事發聲。」 —利物浦博物館館長Laura Pye   權力與聲音:帝國的回音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在成立十周年,選擇回到利物浦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舉行「權力聲音:帝國的回音(Power and Voices: Echoes of Empire)」線上研討會,從博物館的視角回顧過去十年的多元文化和殖民遺緒、發聲和缺席、環保和經濟等衝突,主張博物館不再只是中立角色,應該更勇於採取行動捍衛我們生活的世界。本屆大會圍繞著三個關鍵問題展開討論。 誰擁有分享故事的權力? 誰的聲音被消失、靜音或遺忘? 博物館如何促進平等與人權? 10月14日至16日共舉辦9場線上議程,議題圍繞著殖民歷史的「去殖民化、種族主義與人權」、「博物館、文化復振與文物返還」,也有當代戰爭難民與人口販運議題「無處所公民」、「消除現代奴役制度:見解、展覽與行動」,更有聚焦於博物館當代角色者,包含「權力、聲音與博物館使命」、「行動博物館」、「博物館、再現與人權」、「怎麼了?博物館如何支持處理敏感、情緒性、複雜、創傷和困難歷史議題的從業人員」,以及由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分享「拉丁美洲博物館的人權工作進行式」。   行動博物館(The Activist Museum) 在行動博物館(The Activist Museum)會議中,由2019-2020年獲頒行動博物館獎項(The Activist Museum Award)的三個館舍—勞工博物館計畫(Museum as Muck)、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以及英國氣候博物館(Climate Museum UK)分享博物館如何發揮影響力。在會議開始,由獎項的創辦人Robert R. Janes說明博物館行動主義(Museum Activism)關注博物館與社會正義的合作關係,認為「博物館的實踐應合乎道德倫理的價值觀,旨在帶來政治、社會和環境的變化」。   Michelle McGrath簡介勞工博物館計畫(Museum as Muck)是一個由勞工階級的博物館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社會網絡,致力於改變博物館工作者背景的社經多樣性,該計畫串連博物館員組成勞工社群,挖掘博物館中不同種族、性別、階級、身心狀況任用的不平等,並給予各部門建議,藉以改善結構問題。   國際奴役博物館與人口販運倡議者Amina Rafique合作,組成移民藝術家互助計畫(Migrant Artists Mutual Aid, MAMA),由英國境內的女性、移民、藝術家、學者,以及利物浦周邊的當代奴隸組成,MAMA與國際奴役博物館青少年大使合作,透過工作坊發想藝術品或表演藝術,訴說女性人口販運受害者的經驗,由青少年大使整合博物館的資源與活動作為發聲平台,以此療癒、傳遞並激發討論。   英國氣候博物館(Climate Museum UK)是以博物館方法及遺產學概念組成,將博物館、遺址或相關團體中的物件整合於數位典藏系統,並賦予氣候、環境角度的詮釋,也邀請民眾上傳相關物件及故事,建置開放的線上博物館。2020年更提出「開發的故事」(Stories of Extraction)計畫,協助博物館理解殖民主義同時也帶來環境問題,並反思我們的星球正在面臨的不義對待。   會議尾聲主持人Richard Sandell勉勵博物館從自身任務出發並與環境連結,善用博物館的資源,指出不公不義並提升大眾意識,創造更具同理、相互理解的社會。
2021/03/03
身處孤獨的人最渴望什麼?英國庫爾克莊園「人類」特展啟示
身處孤獨的人最渴望什麼?英國庫爾克莊園「人類」特展啟示
作者:莊婷雅(英國萊斯特大學藝術博物館與美術館學碩士) 什麼是孤獨?身處孤獨的人最渴望什麼?2020年在新冠肺炎肆虐之下,歐美各國大規模實施緊急封城措施,其中學校暫停課堂教學、多數家戶不得相互拜訪,就在人們最需要藝術的時刻,博物館與美術館也和多數非民生必需商家相同,自2020年3月以來陸續暫別大眾數個月之久。封城使城市街道格外寧靜,縱使人們得以利用網路通訊科技與他人互動、支撐病毒來襲前的「正常」生活節奏,寂寞與孤立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仍成為封城中各年齡層探討的焦點議題之一。而早在全球性傳染病毒帶來前所未有轉變之前,孤獨與焦慮感已潛移默化充斥於當今快速變遷的高壓社會之中,近年來博物館與美術館透過展示設計、文物與藝術作品直觀表現,積極研究和展現人性脆弱的一面,並透過藝術媒介試著導引觀眾找到屬於自己的情緒出口。英國庫爾克莊園(Calke Abbey)長期關注孤獨帶給人類的身心壓力,藉由歷史文化物件重新詮釋古老莊園的故事,展現世代以來莊園內的哈波(Harpur)家族如何擁抱孤獨與孤立,並將小小的善行之舉轉化為相互關愛的強大療癒力。 位於英國中部德比郡(Derbyshire)的庫爾克莊園,2019年為了紀念哈波家族第七任男爵亨利哈波(Sir Henry Harpur)逝世兩百周年(1763-1819),特別舉辦展覽「人類(Humankind)」,莊園的管理維護組織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與萊斯特大學博物館與美術館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Leicester, 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透過學術策展研究,不僅仔細地介紹莊園家族歷史故事,更帶入人性的多元視角,串起不同世代家族成員在莊園內外的情感連結。 庫爾克莊園建築外觀(莊婷雅 攝影)   不同於一般光彩亮麗的莊園文物展示,庫爾克莊園強調呈現哈波家族的生活原貌,無論是建築本體或是內部空間,皆保留1985年英國國民信託接管之前主人翁的生活足跡。在特展入口處的牆上擺放寫著各種小語的互動小卡,鼓勵觀眾為生活做出小小的善舉,希望藉由展覽帶起善的循環、啟發關心身邊人事物的意識。此設計的靈感來自「孤立男爵」的傳說,以及莊園內人物的生命故事。 「人類(Humankind)」展覽入口卡片牆(莊婷雅 攝影) 小卡內容:捐一條毛毯給當地的流浪狗收容中心(莊婷雅 攝影)   「孤立男爵」的傳說 亨利哈波又被世人稱為「孤立男爵」(The Isolated Baronet),兩百年前一位素未謀面的日記作者寫下亨利哈波長久以來與社會疏離一事,甚至片面描述他飽受心理疾病之苦,「孤立男爵」稱號不僅主觀概括了主人翁的人生,也被編織在整個家族歷史之中。兩百年後的今日,研究團隊在大量家族檔案裡,發現許多亨利哈波鮮少被提及的故事,他身受啟蒙運動影響,系統性在莊園內建立大規模圖書館。身為德比郡騎士軍團的軍官,他讓軍隊在庫爾克莊園內受訓,並委託奧地利知名作曲家海頓,為軍隊創作流傳後世的進行曲「The Derbyshire Marches, Hob. VIII: 1 and Hob. VIII:2」。許多對於家族和地方作出的貢獻,顛覆莊園內外長久以來的傳說故事,如此多面向解構、探討文物與人物的連結,讓冰冷的莊園多了溫度,帶領觀眾進入不同的生命主體。 庫爾克莊園圖書館一角(莊婷雅 攝影)   女管家哈麗特的秘密 觀眾走進廚房空間時,眼前隨意擺設的廚具,不禁讓人想起一般家庭的生活寫照,在這個安靜的廚房裡,每個角落卻非常忙碌似的,急著訴說百年來發生的故事。故事主角是女管家哈麗特(Harriet Phillips),她周旋於庫爾克莊園與異地私生子之間,為了保護彼此不在社會上背負惡名,她無法和旁人談論自己的家庭,更難以親自照顧孩子,一直到1891年88歲時,才終於和兒子共度餘年。庫爾克莊園陪伴哈麗特多數寂寞的時光,也教導這位女管家識字書寫能力,才得以和親人書信往來,排解相思之苦。 庫爾克莊園廚房一景(莊婷雅攝影)   傾聽者的陪伴 歷經了十個世代,庫爾克莊園迎來最後的主人翁艾爾嫚(Airmyne Jenney, 1919-1999),她在這諾大的莊園內療養因意外所受的重傷,且在手足的陪伴下重拾語言能力。縱使孤獨疏離於社會,語言治療路上有著家人的支持,艾爾嫚擁有滿足的生活,她在治療日記中特別提到哥哥「傾聽者亨利(Henry the Listener)」,表現手足之間無私的關愛與陪伴。在展覽中,觀眾能循著艾爾嫚的手寫紀錄,在樓梯迴廊間聽著主人翁喜愛的歌曲「順其自然吧(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找尋這棟房子帶給人們的溫暖與勇氣。 走一趟庫爾克莊園,最深切的感受並非壯觀的建築外觀,或哈波家族的百年收藏品,而是空間內散發出的日常生活氛圍,雖然一切足跡凍結在幾十年前,其獨特之處在於「連結過去與當代生活」,展間內的文物並非只有展示功能,而是透過故事串聯,將生動的畫面帶到觀眾眼前,觀眾彷彿是哈波家的客人,而非單純參觀此建築物。「人類」展覽以孤獨、孤立與善行的角度切入,擴大莊園故事的敘事角度,更開啟人們相互關心家人與社區的對話。從展覽延伸到現實生活,疫情導致的封城雖然帶來孤立寂寞,卻也同時湧入親朋好友的關心愛護,與社會相互支持的善舉產生共鳴。 參考資料: Stories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at Calke Abbey Henry Harpur, Derbyshire County Council Humankind at Calke Abbey Janes, Robert R., Museums without Borders: Selected Writings of Robert R. Janes(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urcell, Mark and Thwaite, Nicola, The Libraries at Calke Abbey(Swindon: National Trust, 2013). RCMG,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021/02/24
遊走時光廊道—九份昇平戲院的空間玩轉實驗
遊走時光廊道—九份昇平戲院的空間玩轉實驗
作者:許正賢(前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營運推廣組專案助理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你對昇平戲院的印象是什麼呢?是戲劇演出的劇場?還是文化展示的空間?筆者因緣際會下參與2020年文化部影視音計畫,試圖在昇平戲院的既有空間中,以創新展演與在地文化產生連結。   見證九份的興衰,昇平戲院的前世今生 了解昇平戲院的新展演計畫前,有必要先了解戲院的歷史,這關係到世界遺產和文化資產的發展趨勢。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問世,當時各國的文化保存大都採取由上而下的推動方式,期待以歷史性文化建築物的形式保存列管,因此其所有權人與管理人大多為國家、寺廟、教堂或單一家族。直到1992年後,文化景觀及文化路徑於國際產生風潮,「居民參與」成為文資申請的關鍵要件,昇平戲院在此時代潮流的推進下,逐漸成為在地力量主導文化平台的重要角色。 追溯至日治時期,表演團體並非固定在單一場所表演,而是採遊牧方式,在全台各地演出。隨著市場需求增加,表演規模也漸趨成熟,適逢九份地主設立了「株式會社雲泉商會」,以私人企業經營方式,十人持股共同集資一萬一千元,建造了戲劇與電影放映的混合式戲院,命名為「昇平座」。1931年完工後,取得台北州申請劇場建設許可。當時的昇平劇院,為二層樓的建築設計,一樓為磚造、二樓以木造為主,總共可容納543名觀眾。 今日的昇平戲院外觀,門口保留售票窗,有新北最老戲院封號。(田偲妤 攝影)   回顧昇平戲院的歷史極為坎坷。日治時期結束後更名為「昇平戲院」,1950到1960年代為戲院興盛時期,然而好景不長,隨著金礦業沒落、人口流失,戲院也跟著進入衰退期,加上當時的政策不利於金礦投資,許多公司陸續結束營業。幸好1970年代製片工業成熟,昇平戲院轉型為電影院,暫時度過這次危機。但1980年代以後,電視機與錄影帶的普及讓戲院的經營再次面臨挑戰,爾後隨著新媒體的崛起、入不敷出的虧損,加速其結束營運。當時昇平戲院的建築產權為吳滄富先生所有,營運結束後,他將產權轉賣給建築師李祖原先生。 獲得產權的李建築師預計將昇平戲院拆除,消息一出,在地人士開始騷動,最後由當時的台北縣觀光局長說服建築師,取得戲院的所有權,於2009年將昇平戲院規劃為九份老街文化設施,2010年核定為紀念性建築,並提出「昇平戲院暨周邊空間場景營造計畫」以進行建築修護。升格為新北市之後,昇平戲院由文化局轉交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經營管理,開啟了昇平戲院經營方向的新篇章。   老戲院的新生!結合博物館功能的展演空間 文化空間以城市美學為構想,結合九份特殊的地理環境,隨著都市更新與博物館政策的發展,2010至2020年間,黃金博物館將昇平戲院定位為文化展演空間,藉由地方文化館計畫「2019礦山故事的發掘與記錄」,深度訪談及拍攝九份在地人士,並在昇平戲院播放地方人物故事,另也提供參與式預算計畫,讓在地人對於地方空間應用自主提案,逐漸產生屬於地方的經營共識。如今遊客可在老戲院觀賞懷舊國片和自製紀錄片,戲院內也展示古董級炭精棒電影放映機、電影宣傳三輪車和電影相關物件,牆上掛滿經典電影海報,角落還保有早期的售票窗、雜貨店等設施。踏進昇平戲院的瞬間,彷彿時光倒轉,回到戲院興盛時期。 雜貨店復刻場景(許正賢 攝影)   2020年文化部影視音計畫讓昇平戲院的局部硬體得以再度修復翻新。展櫃中的立面展示與藏品說明能讓觀眾清楚了解物件所要表達的內容,這些物件主要由在地文史學家賴志賢提供,設計理念期望將昇平相關的物件以集合方式呈現。由於昇平戲院所處環境較為潮濕,透過該計畫將原常設展版重新翻新,再搭配本次特展主視覺,同時提供中英文導覽,將昇平戲院的簡介、歷史脈絡及當時照片放入展覽中,讓觀眾透過這些元素與媒材認識昇平戲院。 戲院人生展示櫃,展出經典電影周邊產品,並於左下角提供中英解說。(許正賢 攝影)   看劇、看展、看人,人人都能參與的開放劇場 在後疫情時代中,昇平戲院透過特展將原本封閉的二樓空間轉為展演空間,讓觀眾從「點」的昇平脈絡,走進「面」的全台老戲院歷史脈絡。新特展主題為「座‧無虛席—昇平戲院X臺灣老戲院特展」,以年軸方式介紹全台老戲院的四個轉變時期,觀眾可以親手操作手搖機,透過AR技術穿越時空,進入昇平戲院過去發生的8個小故事。最後一區將全台老戲院以GIS呈現於展板中,觀眾可透過互動裝置了解10間個具特色的老戲院。 二樓特展「座・無虛席—昇平戲院X臺灣老戲院特展」(田偲妤 攝影) 你可以親手操作手搖機,透過AR技術穿越時空,進入昇平戲院過去發生的8個故事。(田偲妤 攝影)   本次特展期待讓觀眾從當前紛亂的時局,回到過去的的社會時序,透過展覽保留整體歷史脈絡,策展理念主要源自2019年文資學者的老戲院調查報告,提出兩種展覽規劃建議,並接受在地人意見,保留二樓看台空間,以既有空間規畫特展,讓看台區難以看到的死角,透過手搖機以虛擬影像呈現。同時,下方座位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後,可以往上觀賞看台上與展覽互動的觀眾,此時觀眾變成主角,重現戲院空間觀看與被看的角色互換概念。 你可以在二樓看台區拍照打卡,欣賞老戲院的每個角落細節。(田偲妤 攝影)   昇平戲院的內在精神在於,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參與的社區開放劇場,不只觀賞功能更包含參與過程,各方人士投入老戲院調查報告、展示設計、歌舞昇平展演、礦山紀錄片播放等活動,讓昇平戲院轉化為兼具精神與實踐的社區文化空間,乘載著每一刻的喜怒哀樂,持續陪伴黃金山城迎向下一個黃金年代。 參考資料: 徐亞湘(2012)。昇平戲院歷史研究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王維周(2018)。居民對話在世界遺產登錄及保存管理執行的幾個模式。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研討會論文集。 許勝發(2019)。新北市黃金博物館「尋找老戲院身影」展示前置規畫結案報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2021/02/17
動手玩博物館!兒童博物館展示設計的實踐心法
動手玩博物館!兒童博物館展示設計的實踐心法
  作者: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專任助理) *本文根據工作坊及參訪活動中三館兒童展廳策展人分享內容綜整撰寫 探索、體驗、互動、遊戲,是兒童博物館展覽經常出現的關鍵詞,究竟,博物館該如何針對兒童與親子觀眾進行展示設計?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自2018年起陸續與國內18所公部門博物館共同發起「Hand in hand博物館友善親子串聯行動」,致力推展博物館友善親子運動。2020年,故宮與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以下簡稱蘭博館)共同舉辦《學校沒教.令人抓狂的兒童博物館展示設計》實務交流工作坊,透過三館策展人引領學員進行個案分享討論及實地參訪,一探各類型博物館兒童展示設計實踐心法。   踏上繪本中的小島之旅:臺博館「臺灣.我的家」兒童探索展 「臺灣.我的家」兒童探索展由展示企劃組郭昭翎助理研究員擔任策展人,本展以臺灣的自然與人文多樣性為主軸,目標對象鎖定5至10歲的兒童及家長、教師等陪伴者。 展覽由「石頭會說話」、「森林遊樂園」、「候鳥的小島旅行」、「小島的從前從前」、「海島的輪廓」、以及「生生不息」等展示單元構成。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故事文案中的小孩童與擬人化的生物角色,展覽營造如同陪伴者與兒童共讀繪本的學習情境。而為了不同類型團體的參觀需求,也設計適合多人團體共同互動的大型展示,以及提供小型團體探索的獨立展間。 「石頭會說話」展區中一側展示大型岩石,透過展示文案的提問,鼓勵學童共同觸摸、討論;另一側則設置半封閉的小型展間,讓親子小型團體能細細觀察教具箱內的小型岩石,發現其中的不同特徵。(林琮穎 攝影)   「這個年齡層的兒童學過什麼?會對什麼感興趣?」了解兒童的先備知識以及貼近其日常生活是此次展覽致力兒童友善的原則。因此,展覽透過繪本故事、提問、觀察比較、實體物件、動畫影片、動手操作的裝置等多元易懂的方式,使兒童觀眾能在展場中自主探索,並引發好奇及熱情,進而獲得對臺灣自然與人文多樣性的基礎認識。 此外,館方也藉由展示文案的設計,使陪伴者能引導及促進兒童學習。例如,在動態裝置或實物展示旁規劃簡潔易懂的說明牌,邀請家長與孩子共同觀察與討論。郭昭翎說:「這就像提供給家長的『大抄』,可以拿來回答兒童的問題。」 在介紹森林生物的互動裝置中,隨著小球在軌道上滾動,邀請森林裡的動物們探頭跟孩子打招呼;一旁的展板上,同時提供年紀較大的兒童或陪伴者不同海拔生物的細節資訊。(林琮穎 攝影)   此外,知識在轉譯為文案或圖像時,正確性是至關重要的,因此需經過研究者、繪本製作者、模型設計師等專家間的溝通協調,並持續檢視展示目標,以取得知識正確性與視覺設計效果的平衡。   成為小小考古探險家:蘭博館兒童考古探索廳 作為認識宜蘭的「窗口」,蘭博館在更新常設展廳時,主題軸線從「山」、「平原」、「河海」拓展至「地下」的考古主題,由展示教育組的彭怡仁研究助理擔任策展人,規劃兒童考古探索廳,目前一天開放六個參觀場次。 兒童考古探索廳分為「前廳」、「發掘現場」、「考古工作室」、「干欄式家屋」、「家在遺址上」等區域。透過動手操作、觸摸的裝置,以及家屋、探坑、工作室的情境布置,鼓勵觀眾扮演考古工作者,於展覽中遊戲、探索與共學。彭怡仁期盼:「如果這個展覽可以讓兒童、家長有所收穫,甚至觸及更多不同年齡層的人,進而達到公眾考古學養成的展覽願景。」 考量考古工作的知識學習門檻較高,展覽將目標觀眾設定為較具有先備知識的小學四、五年級以上學童及其陪伴者。但為服務更廣泛年齡層的兒童觀眾,館方也設計兩款分齡的考古任務學習單,引導兒童更仔細的探索與觀察。 學習單上的任務引導孩子貼近展場內崁在玻璃地板的展示櫃,主動觀察微縮模型中史前聚落及考古現場的細節。(周育弘 攝影)   展覽中最受兒童喜愛的莫過於展場中央的探坑,提供兒童在史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體驗機會。在各場次前的簡短導覽與展示操作提醒中,也會引導兒童擔任稱職的小小考古學家,進行探坑發掘的模擬工作,豐富遊戲中的教育意涵。 「發掘現場」展區中設置一探坑,讓孩子操作工具發掘遺址中的器物,並可於一旁剪影界牆上的文物及微縮模型,窺見先民使用該器物的日常樣貌。(周育弘 攝影)   在科技與遊戲中穿梭古今:故宮兒童學藝中心2.0 面對數位新世代的兒童,以及迎向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促成故宮兒童學藝中心的升級計畫,策展人為教育展資處的劉家倫助理研究員。此次更新希望目標觀眾不僅鎖定5-12歲的兒童,而是以遊戲與科技作為展示媒介,結合動手操作的體驗,促進觀眾間的交流,進而營造全齡皆可參與、跨世代共融學習的互動空間。 「匜」在古代是用來做什麼的?是泡澡的「浴缸」?還是裝水的「倒水器」?在「發現古珍寶」展區中透過類比古物與現代器物,鼓勵孩子比較與思考物件用途,並以日常生活的角度初步認識故宮藏品。(林琮穎 攝影)   過去兒藝中心以書畫、器物、圖書等實體典藏文物與知識作為展示核心,本展則以遊戲闖關與學習單的引導方式,串聯「聞香品茶座」、「發現古珍寶」、「色彩收藏家」、「童玩體驗棧」、「裝裱藝術師」等展區。 劉家倫強調:「對典藏古代文物的故宮而言,貼近觀眾生命經驗,以及高度參與尤其重要。」因此藉由古今對照、豐富的互動體驗手法,搭配電控玻璃投影、AR圖卡、體感互動、投影問答、數位觸控等裝置,引發兒童與親子觀眾對故宮文物的探索興趣。 「聞香品茶座」展區中,孩子可將AR圖卡取至螢幕前感應,並搭配製茶器具的展示,在與科技互動與實體物件結合的展示中了解製茶步驟。(林琮穎 攝影)     結語:一起打造孩子喜愛的展覽 上述三個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兒童常設展廳案例,反映博物館積極應用五感體驗、數位科技、遊戲等展示媒介,搭配實體物件與學習單,吸引兒童互動及探索的興趣,並強調家長、教師等陪伴者共同參與其中的角色,促進共學機會。透過創意互動的展示手法與教育策略,進而打造友善兒童的博物館。
2021/02/10
以物敍事 承載歷史:民間自發的香港反送中文物典藏與展示
以物敍事 承載歷史:民間自發的香港反送中文物典藏與展示
作者/攝影: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駐香港自由作者 回顧2020年的香港新聞,令人心惶惶的除了疫情的確診個案不斷增加,還有涉及反送中運動(香港稱「反修例運動」)的傷亡、被捕和銀行帳戶被凍結等事件。在此言論自由的寒冬,仍有民間自發的組織默默收集整理抗爭物件和口述歷史,舉辦實體展覽與線上平台展示。2019年在社會運動現場的經歷驅使年輕藝術工作者Stary Ng在2020年6月成立「物敍|Objournalist」組織,透過典藏承載香港人反送中運動回憶的物件,以物敍事、為公義發聲,更進一步讓國際和後世認識這段血淚史。 「物敍」(Objournalist)的英文名稱以「object」(物件)和「journalist」(記者)組成,靈感來自美國非營利組織Mmuseumm,該組織致力從世界各地搜羅物件,並透過展示來探討公眾關注的人道議題。「物敍」曾應邀合作,參與在美國街頭舉行的實驗性展覽「Are We Being Heard? Tools of Protest」(我們被聽見了嗎?抗議工具),以汽油彈、磚頭和面具等實物,講述香港的警察暴力和民眾抵抗的方式。 Stary強調每件展品背後都承載著沉重的代價,早期多在抗爭現場收集物品,後期主要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呼籲抗爭者捐贈,至今已廣泛收集近千件物品與數十段錄音。「物敍」利用網站和Instagram展示文物照片、捐贈者錄音和文字敘述。由於保存空間有限,以小體積的藏品佔多,尺寸較大者有長幡和FREEHK燈牌,種類多樣。有別於珍奇櫃似的傳統博物館,「物敍」不以價格或罕見度為蒐藏標準,原則上以在反送中運動中曾被使用或留有痕跡的物件為主,其中不少是運動參與者自製的抗爭用品。對於較敏感的藏品,例如警察使用的徽章,來源會保密,以保護捐贈者免受刑責。「物敍」相信物件的重要性和歷史價值並不只取決於「難以獲取」與否,期許打破「文物」必須貴重的普遍印象,鼓勵香港人自發收集暴政與反抗的「歷史證據」。 2020年10月,「物敍」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邀請,於校園公開舉辦「格物:反修例運動文物展」巧妙地呼應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展出包括寫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黃色雨傘、寫有抗爭口號的台式飲料店發票、暴動罪擔保書等15組展品。展品分別置於長方形的白箱子內,底部裝置播放簡短的廣東話訪問錄音[註],在幽暗的光線、紛雜而微弱的音量下,觀眾必須俯身細看、側耳傾聽。目前仍可在線上觀展,提供英文介紹以利外國讀者理解展覽脈絡。 文物所關聯的場景,不乏香港市民恐懼與傷痛的回憶,就算未曾身歷其境,影像紀錄的警暴畫面仍在腦海縈繞。海外觀眾則可能需要一些背景解說,例如展品之一的香港鐵路單程車票,是抗爭者為了防止使用八達通卡暴露行蹤。縱觀全展,主題雖沉重,呼應展品的語句卻讓人拍案叫絕,足見策展人畫龍點精的機智。其中,習近平面具附上小熊維尼耐人尋味的對白:「我本來沒有打算把它吃掉,只是想嚐嚐它。」在捐贈者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基礎上,「物敍」根據物件的背景,搭配從歌詞、古詩文、故事書、名人語錄等選取的語句,以含蓄的詮釋手法,帶領參觀者思考物件的意義。 口罩生產商「Yellow Factory(黃廠)」生產印有「FDNOL」(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抗爭口號的簡寫,公司負責人被港警以欺詐生產口罩資助罪名拘捕。 年輕被捕者的書信,交代其獄中生活,字裡行間流露對自由的渴求,以及對同路人的勉勵。 在高中畢業照中,學生舉起「五一手勢」,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校方視之為政治敏感的舉動,故以修圖軟件改成其他手勢。 防暴警私自在制服別上的徽章,其中「風林火山」曾見於日本戰國時代的軍旗。展覽期間,有學生記者特意前來捐贈未有搜集到的襟章。   即使在台灣,支持香港社會運動的店家和展覽也曾遭受惡意攻擊,在香港更可能面對人身安全的威脅,例如被指控違反國家安全法。「物敍」發起人Stary在製作預購圖錄時,印刷廠商便因政治壓力而中止與其合作。Stary則毫不畏縮,更打趣地將親中媒體對展覽的負面報導轉貼在Instagram上。不過,為免展品遭受破壞,志工每天關閉展場時皆將展品收起,展覽過程所幸未受干擾,期間更吸引政治、學術界知名人士前來觀賞。 香港當代社會運動文物的民間保存行動可溯源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獨立策展人黃宇軒與一眾關注文化抗爭的藝術界人士發起的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特意保存佔領現場的藝術作品。至於「物敍」能持續運作,亦非單靠發起人的熱誠,更有賴文物捐贈者的慷慨支持和一眾志工的不辭勞苦。與此同時,「物敍」正積極尋求在各地展出,以販售周邊產品及展覽圖錄補貼開銷。感謝台灣各界對香港緊張局勢的持續關注與實質支援,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台灣或其他地區巡迴展示,長遠也希望尋求博物館保存與舉辦常設展的機會,務求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藏品並了解這段歷史。 當國安法賦予執法者的權限已超越「送中條例」之際,仍有這樣一群有良知的香港人,敢於為公義發聲,以民間力量典藏、保存、研究與展示民主運動文物。正如抗爭歌曲《虛作無聲》所言:「我雖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無論當權者如何顛倒黑白,以合理化武力鎮壓的舉措,這些物件將會成為歷史證據的載體,同時展現抗爭者的集體創意、幽默、無私、堅毅等精神。 註釋: 由於捐贈者多為香港人,除了由外籍人士捐贈的黃色口罩以英語旁白,其餘皆為粵語。 展覽相關報導: 立場新聞(2020.10.9)「反修例運動文物展」港大舉行 呈現展品背後沉重故事 曾港深(2020.10.19)「物敍」創立人辦反修例運動文物展「希望大家不會忘記這段歷史」眾新聞:眾聞 香港蘋果日報(2020.10.23)反送中文物展 以敍事延續抗爭 獨立媒體(2020.10.25)【專訪】港大「反修例運動文物展」物敍:運用最後的自由 延伸閱讀: 莊庭瑞、曾沅芷(2017.12.1)當代事件之記憶:318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之建立。檔案半年刊,16(2),頁32- 41。 袁源隆(2019.9.30)【2014-2019 抗爭創作再進化】黃宇軒:創意作為推動運動的能量。明報周刊:文化。 Amy Qin(2016.5.18)雨傘運動藝術品何處安放,香港面臨的難題。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 Yellow Factory 風林火山
2021/02/03
我們如何看待困難歷史?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觀點
我們如何看待困難歷史?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觀點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2021/01/27
思考屬於我們的博物館定義—博物館再定義工作坊暨座談會紀實
思考屬於我們的博物館定義—博物館再定義工作坊暨座談會紀實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博物館的定義眾說紛紜,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在日本京都舉行的年會中,博物館新定義的提案更是引發與會者激辯。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學術國際雙年研討會為促進台灣博物館界對新定義的思辨,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共同舉辦「博物館再定義工作坊暨座談會」,邀請7位專家學者,同時開放20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博物館工作者參加,以專題演講、工作坊、座談會三個階段,引領與會者共同激盪與討論博物館如何定義與再定義。   博物館新定義爭論之來龍去脈 首先,黃心蓉副教授以《昇華的博物館定義?演變與論辯》為題,梳理博物館定義如何由不同地區提出觀點及其演變。1946年ICOM於巴黎成立,首次以歐美觀點提出的博物館定義為「凡對公眾開放的藝術、科技、科學、歷史或考古收藏,包括動物園、植物園及設有常設展廳的圖書館,都可視為博物館」,以便招募會員。1974年,在聖地牙哥圓桌會議宣言中,博物館定義加上了中南美洲的觀點,除了我們熟知的「典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更點出「博物館是為了服務社會與發展而成立的機構」,應具有「教育、研習、娛樂」功能。2007年ICOM維也納大會,博物館定義增加了亞洲觀點,新增「無形文化遺產」於定義中,沿用至今。 2016年,米蘭ICOM大會成立特別小組「博物館定義、展望與前景」(MDPP,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展開對新定義的討論,在世界各地舉辦圓桌論壇及網路徵集後,於2019年7月歸納出的新定義為:「博物館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polyphonic)。博物館面對並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信託保管文物標本,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憶,並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博物館具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然而,這個定義在2019年ICOM大會中以壓倒性的反對票數要求重啟討論並延後表決。 贊成新定義者認為,博物館執行多年的文化平權終於納入新定義,包括「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同時認同取消「娛樂」功能,轉而強調博物館與當代議題的連結。反對的聲浪認為,其中許多華麗詞彙反而導致博物館工作窒礙難行,例如,取消博物館的「教育」角色,會讓許多博物館無法依法申請補助,又或者強調「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將涉及意識形態對立,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則須面對殖民歷史所衍伸的文物歸還議題,上述並無絕對答案的課題,使許多會員認為新定義流於空談。   思考屬於我們的博物館定義 與會者以博物館從業者的專業眼光挑選定義中的關鍵字。(陳蘊如 攝影)   了解正反意見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陳佳利教授設計工作坊,讓來自不同領域的博物館專業人士,分組選擇博物館定義關鍵詞後發表己見,並經由投票表決、小組討論以產生各組的博物館定義如下: 「博物館是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永續性社會機構,透過蒐藏、研究、教育、展示溝通詮釋,達到平等近用的目標。」 「博物館是以非營利為原則,以開放性態度從事保存、典藏、研究、展示為核心業務。藉由多音性溝通詮釋達到教育與學習為目的之機構」。 「博物館是非營利單位,藉由可參與性的溝通詮釋展現包容性達到平等近用的教育目的,實踐永續性及社會正義。」 「博物館是永續、非營利機構,它核心業務包含物質文化、蒐集/典藏、保存、溝通詮釋、展示。期望更具備包容性、平等近用、可參與性的價值。」 透過上述定義不難發現,台灣博物館工作者提出的定義仍舊以我們熟知的博物館核心工作為主體,強調溝通詮釋與文化近用的重要性,除了第三組提出社會正義外,較少於價值層面賦予博物館新的任務。 各組互相分享新定義的內涵與願景。第三組強調博物館需重視社會正義,認為隨著時代變遷,博物館不只以物質為中心,更以社會價值為導向。(葉家妤 攝影)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聽聽專家怎麼說 接續,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組辛治寧組長主持座談會,展開專家的觀點與交流。國立臺灣博物館李子寧副研究員認為,ICOM新定義的爭議來自博物館應該達成與實際達成目的之差距,他認為博物館的目的和定位在於和社會產生更多接觸,其實多數的館舍不會反對,只是要將此觀點納入國際博物館定義,可能是大家比較難接受的。李子寧更強調博物館作為方法越來越不被重視,他認為策展人的工作在於溝通詮釋,將文化轉介給一般大眾是博物館的核心工作。 座談會由辛治寧主持,李子寧、黃貞燕、黃心蓉、陳俊宏與談(由左而右)。(陳蘊如 攝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黃貞燕副教授分享台灣於2015年立訂的《博物館法》,其實是在博物館事業、論述都非常社區化、全民化,並跟很多爭取權益者討論後制定,她認為比起定義,我們應該更積極檢討台灣博物館產業的結構,找到博物館作為一個社會工具獨有的力量、能量跟可能性,我覺得那才是關鍵。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則以「面對當代社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為題出發。陳館長指出,人權館蒐藏的不是物件,而是人們的故事,他以人權文化勉勵當代博物館,即便無法說明誰的正義更值得被追求,博物館應當發揮「讓不被看見的被看見」(make invisible visible)的功能,使博物館成為製造對話的場域,以達到「部部都是文化部,館館都是人權館」的理念。 座談會的最後,主持人辛治寧總結道:我們面對的是非常複雜、邊界非常模糊的現狀,未來會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很確定的,博物館景觀正在改變,博物館實務也不同,景觀與實務會如何發展,其實在座各位都是一份子,與你我都息息相關。
202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