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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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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
2019/11/25
誰是真正的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與傳奇歷史對話
誰是真正的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與傳奇歷史對話
作者:江桂珍(國立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兼展覽組長) 展覽是博物館面對公眾的第一線,也是公眾認識博物館的載體,因此透過展覽將藏品與資訊有效的呈現,不僅是博物館獨特的活動也是重要的使命。博物館的角色定位,從昔日重視「物件」的收藏與研究,轉變為關注「觀眾」的體驗與互動。為使觀眾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融入公眾觀點,推動創新設計」是當代博物館展覽的發展趨勢,也是展覽不可或缺的要素,AAM公布的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Americans)特展為此作了精闢的註解。   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特展 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以下簡稱AAM)於1988年設立「卓越展覽獎」1(Excellence in Exhibition),以肯定與鼓勵向公眾提供展覽服務的博物館、動物園、水族館、植物園等非營利機構的傑出成果。AAM最近揭曉的2019年度「卓越展覽獎」(Excellence in Exhibition)的「總體優勝獎」(Overall Winner)由美國「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以下簡稱NMAI)的「美國人」特展榮獲。評委會評述該項展覽獲獎原因:「展覽善用空間、目標與中心思想,並具有超乎想像的有力敘事;關注參觀者及博物館熟悉的印第安人,深具觀眾導向的特色。」 美國華盛頓特區的NMAI典藏了美洲境內原住民的相關物件、攝影、檔案及影音媒體等,是世界上同類型博物館中典藏品數量最豐富且類型最多元的博物館之一。該館蜿蜒曲折意象的建築特色、原住民地景,以及各項展覽等活動,均為館方與美洲原住民部落及社群的協力之作,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訪者得以感受美洲原住民的特質與精神。NMAI歷經8年的籌備過程,於2018年1月18日正式推出「美國人」特展,展期將持續至2022年。該展以幾行耐人尋味的文字作為楔子,既點出策展的問題意識,也為展覽敘事埋下伏筆: 美洲印第安人口不及美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然而他們的影像與名字卻到處可見; 他們如何能這般地在美國人生活中若隱若現……   回望歷史軌跡:「美國人」特展與印第安傳奇對話 「美國人」特展凸顯美洲印第安人在美利堅合眾國尚未誕生前的歐洲殖民時期,即成為國家認同符碼。該展引領觀者通過展廳中大量的印第安人影像,省思「感恩節的由來」(The Invention of Thanksgiving),探索「美國之后」(Queen of America)、「印第安人遷移法」(The Removal of Act)及「印第安人的勝利」(The Indians Win)等迄今仍是美國人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歷史故事,回望印第安人血淚交織的歷史軌跡,與每個故事所揭露的現象進行對話。 特展製作的「感恩節的由來」短片,透過訪談策展人Paul Chaat Smith,向觀眾述說感恩節與印第安人的淵源。1620年,五月花號船(Mayflower)載著英國清教徒到達普利茅斯(Plymouth),不少人饑寒交迫、罹病身亡。經由印第安人的協助,這些歐洲移民學會狩獵、種植玉米、南瓜等農作,隔年在慶豐收時,邀請當初幫助他們的印第安人共享。此一感恩傳統延續至今,成為美國全國性節日。然而Paul Chaat Smith也提醒大家,每年瘋狂慶祝的同時,應反思「感恩節」的真正意涵,重新審視印第安人對國家的犧牲奉獻。 「美國之后」單元,透過美國史上傳奇人物,維吉尼亞州印第安部落聯盟的酋長波瓦坦(Powhatan)之女寶嘉康蒂的一生(Pocahontas's life),見證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鎮(Jamestown)的建立與繁榮,為美國建國萌枝發芽。寶嘉康蒂是美國開創者中唯一的印第安人,被譽為「美國之后」。此單元闡述她何以成為深植世代美國人心中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以及美國眾多藝術創作描繪的主題,如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膾炙人口的迪士尼經典動畫「風中奇緣」中的印第安公主等。 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美國國家郵政博物館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遷移法」單元述說1830年安德魯・傑克遜總統(President Andrew Jackson)簽署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約6萬8千名印第安人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傳統領域,遷移到政府規劃的西部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超過1萬人因不願離鄉背井而付出寶貴生命,這條承載印第安人血淚遷徙史的路徑被稱為「淚之徑」(the Trail of Tears)。此展區展出《印第安人遷移法案》及相關文獻檔案,再現當時印第安人被迫放棄家園遷徙西部的血淚史,說明印第安人遷離後的廣大肥沃土地成為國家發展棉花產業,創造財富的基地,而棉業衍生的蓄奴議題,也為日後美國南北戰爭埋下伏因。 《印第安人遷移法案》部分條文,美國國家檔案暨記錄管理局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的勝利」展示單元,向觀者展現印第安人引以為傲的「小巨角戰役」(the Battle of Little Bighorn)輝煌戰果。1876年蒙大拿州的蘇族(Sioux)印第安人擊潰南北戰爭北方名將喬治・阿姆斯壯・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軍隊。這場戰役是印第安歷史上的榮耀印記,也是美國史上令人震驚的事件。自此,配戴鷹羽頭飾的蘇族形象成為印第安人的集體象徵符碼,不僅是美國人心中的「英勇」表徵,更是國際間「美國」的象徵標誌。 1948年出品以Indian為品牌,裝飾印第安酋長頭像擋泥板的摩托賽車。 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巴伯古董賽車博物館藏品(Matailong Du攝∕NMAI授權)   融入美國公眾聲音,呈現印第安人觀點 「美國人」特展跳脫傳統「神話式歌功頌德」的展示手法,從觀眾導向的視角出發,探討與美國公眾切身相關的「美國人」主題。展示內容以對美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為主軸,透過美國人生活周遭隨處可見、具影響力,但有時卻遭貶抑或輕蔑的印第安圖像、人名與故事,營造同理心(empathetic)、參與式(participatory)的展示情境,拉近觀者的距離。該展從三段與印第安人切身相關的小歷史切入,探討其在美國大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闡述印第安人早已被嵌入美國流行文化與國家認同,和美國人產生深層連結;同時也提醒觀者,印第安人是美國土地上最早的住民,可說是道地的「美國人」。美國早在建國之前,即與印第安人結下不解之緣,他們的協助與犧牲,奠立了今日美國的基礎。整體展覽敘事不僅融入美國公眾的聲音,也呈現印第安人的主位(emic)2觀點,為當代博物館展覽提供了學習範例。   註釋: 1. 美國博物館聯盟「卓越展覽獎」每年評選一次,以「博物館展覽標準暨卓越指標」作為重要評選依據,該獎項係由「聯盟專業網絡委員會」(Alliance Professional Network Council, PNs)下的AAM策展人專委會(Curators Committee, CurCom)、AAM教育專委會(the Education Committee, EdCom)、美國博物館展覽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 NAME)、AAM觀眾研究與評估專委會(the 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ARE)等所組成的評選委員會辦理。 2. 主位(emic)觀點係指被研究者取向的觀點。   參考資料: 風傳媒〈他們才是真正「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特展回顧原住民族遭迫害的血淚之路〉(美國之音)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Competition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awards / Thirty-First Annual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s 2019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Standards for Museum Exhibitions and Indicators of Excellenc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United States Histor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dian Removal Act/ United States [1830]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s 首圖來源
2019/11/08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2019/07/24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2019/07/24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博物館屬於富挑戰性的行業。它已不再只是將有趣或美麗的物件呈現給從不質疑的大眾這樣的角色。這個時代的博物館竭力成為所處社群的核心,並儘量成為- 套句英語裡的說法-「容易滲透」(permeable) /可親的地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去與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群產生關連,進而吸引他們成為來訪觀眾,現代的博物館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這也是有些博物館拒絕改變的緣由之一,改變總是很麻煩,還招致其它各式各樣的困難);若要與多元社群發生聯結,博物館自身亦必須呈現其多元性。 這意味著現代博物館面對爭議時不再退縮,不再假裝人生就只有欣賞美或保持好奇心這類的事要做而已。這意味著現代的博物館充滿爭議、充滿各種不同的視角、充滿政治。簡而言之,現代的博物館充滿了故事。有些故事讓人不安、難以面對,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現實人生即是如此- 讓人不安又難以面對。 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普世的議題: 金錢-金錢影響一切(Cyndi Lauper 的歌詞都說了,「錢會改變一切」!) 政治-政治總是棘手-在某些時候更是如此。 金錢與政治令博物館面臨新的道德倫理壓力,同時,科技日新月異,而環境日益惡化,競爭則是越演越烈-博物館必須競爭注意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注意力,同時競爭觀光客。 隨著這些壓力帶來更多挑戰-舉例來說,商業活動帶來國際活動與人權議題,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博物館裡的倫理議題。 「倫理」是什麼? 答:專業而合宜的做法。我們身處公眾信任至關重要的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工作都必須涵括倫理考量。 「進步的博物館因正視當前關鍵倫理議題而得到強化、得到生氣。」(Janet Marstin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p. 5) Marstine 也寫到: 「傳統博物館在倫理議題的論述…已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與社會的需求。」(同上,p. 23) 隨著博物館部門日益接受公共監督,肩負更多公共責任,倫理議題更顯重要,我們需要新的、重新校準過的倫理準則來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壓力。 Marstine 說:「博物館裡的改變,繫於博物館倫理論述上的改變」(同上,p. 6) 所以,讓我們談談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的重點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 我會說ICOM的博物館倫理準則有更新的必要,因為這份準則必須反映當今博物館所獲得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博物館具有服務公眾的使命。 至於英國博物館協會 (MA)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撐起了英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這份準則一直以來亦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但現在的版本更加明白點出博物館在其它領域可能遇到的難題,並鼓勵博物館扮演更多元的角色。相對於舊的版本,它非常著重公眾參與、重視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博物館以及相關工作者應該積極地與既有的觀眾交流互動、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去接觸新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眾;支持言論和討論的自由。」 不可否認,隨著博物館面對日與俱增的財政壓力,博物館治理單位作出違背倫理的決策可能性也日益升高。 幾年前,當英國博物館協會成員修訂舊版倫理準則時,指出有以下幾項必須要特別留心的重點: 實業家精神 也就是商業性,博物館須藉由門票、交易活動等來賺取營收。 資金來源 贊助、慈善,例如公商聯會 (PCS Union) 已通過議案,反對博物館接受石油公司的贊助。 社交媒體等 去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請會員進行投票,提問為「博物館藉由提供手機無線網路 (wifi) 追蹤訪客動線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結果分歧,有百分之五十七投票者反對,百分之四十三贊成。 展品與空間 例如那些博物館保持沉默的事情- 像是英國的博物館裡頭充滿了透過武力或其它爭議性手段取得的館藏,這其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又例如將弱勢族群納入,像是身心障礙、性別/向多元 (LGBT)、少數族裔等-這裡頭有哪些倫理陷阱?博物館應該要多「超然中立」?) 館藏處置 例如Sekhemka石像出售爭議*- 公眾與媒體記者對此事的接受度值得注意,以及公眾對托基博物館(Torquay Museum)打算出售珍.奧斯汀信件的反應。** 協會達成的共識是新修版本必須能夠指引博物館人各項決策,幫助我們作出更為專業的表現。 其他議題還包含了: 人力配置 例如博物館向來都會使用志工,但當全職工作大量被裁撤,博物館對此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國際工作 人權議題-我們跟誰合作?對於那些人權看來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我們是否仍樂於與彼方博物館合作? 環境保護 可持續性/永續 (sustainability) 議題。   新的倫理準則在伯明罕舉辦的2015 MA年會獲得一致通過,它令當代英國博物館人有一個廿一世紀的取徑,並藉此瞭解博物館對公眾的責任、博物館與公眾間關係的重要。 倫理議題也許是當今博物館最迫切的議題,舉世皆然。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所遭受的各種壓力並不為傳統十九或二十世紀博物館所熟悉。社會通常期待博物館的作為皆在倫理範疇內,視之為所謂的「文化權威」,公眾相信博物館針對各項議題提出的看法皆為公平公正,而這些都超出了如何正確做好館藏管理的倫理範疇。 在詮釋方面,博物館經常聲稱自身「中立」-不帶偏見和立場,來回應公眾的期待。博物館努力將自己設定在超越人生各層面- 比方說政治,讓大眾相信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冷靜公平、不帶偏見的真實。這種刻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將自身拉抬至凌駕日常生活的想法,深植於博物館界心理。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系所開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在廿一世紀博物館幕後」回應區便反映出大眾期待博物館不應存有偏見: 「…博物館應該呈現事實,讓民眾自己得出結論」 「博物館…不應透過引導或舉辦帶有政治動機的展覽,企圖追求觀眾的情感共鳴」 「能讓博物館維持其專業水準的答案是職業尊嚴、好品味、不向有問題的民粹妥協」 「…博物館必須超然中立,而正是其客觀性,賦予博物館在歷史層面忠於事實之外,亦有處理各種主題的權力」 「…博物館應試圖保持中立」 「展覽…應不帶偏見地呈現歷史」 我必須說,我時常對博物館專業人士如何經常聲稱自己「超越」政治感到絕望,彷彿我們身處某個只處理唯一絕對真理的仙境一般- 這若不是天真使然,便是明知並非如此而別有所圖。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未完待續) * BBC (2019.1.4) Lord Northampton had ‘interest’ in Sekhemka statue purchase ** BBC (2014.12.5) Jane Austen letter set to be sold by Torquay Museum 首圖來源  
2019/07/24
從英國經驗看創意高齡的博物館參與
從英國經驗看創意高齡的博物館參與
撰文:魯志玉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組) 人口老化現象在全球已愈趨普遍,台灣也已進入「高齡社會」,如何讓愈來愈多的高齡者持續獲得終身學習的機會,以落實文化平權與社會包容,都是目前博物館界重要和充滿挑戰性的課題。2018年11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英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共同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創意高齡之博物館參與」論壇與工作坊,希望透過台灣及英國高齡學習領域專家的分享,增強博物館及相關高齡服務機構的專業知能,進而提升與發展適合高齡者參與之活動方案。 首先泰德美術館交流中心主任 Dr. Cara Courage主要是分享交流中心有關創意高齡計畫的發展原則,以及如何執行的經驗。近年來有不少研究顯示,藝術活動對長者有很多好處,例如可以維持腦力、延緩失智、維持動作技能和體能以及增加社交能力等,對日常生活都能產生正向的影響。創意樂齡計畫結合倫敦的藝術、醫療還有社會福利機構,透過一些藝術活動來組成團體,希望促進跨世代之間彼此分享知識、交流想法,讓老年人自我表達,不再覺得社交孤立。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改變大眾對老年人的認知,也讓大眾了解高齡者對藝術和社會是有貢獻的。該計畫會邀請醫療、藝術、社區等機構及照護中心等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參與,以促進他們在資訊上進行實務面的交流。而整個計畫的重點是建立關係,以真誠的態度去了解每一位高齡者,傾聽他們的聲音和需求,這就是交流中心的價值—重視。「覺得自己很重要」,這不僅可以增加長者在社會上的歸屬感,並對其健康和壽命都有幫助。 例如交流中心有個新活動「世代大串連」,其中有四天是讓長者來領導這個活動,透過藝術活動促進跨世代的溝通和社會包容。跨世代是指一個來自老年世代和另一個年輕世代的人彼此交流,活動包含舞蹈、藝術、劇場、音樂、陶藝甚至還有很大的裝置藝術。有些活動是在很吵的環境下動手做,有些活動則是安靜的做,有些則是讓大家思索可以怎麼做。世代大串連的活動相當成功,就是因為交流中心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彼此合作,而且彼此學習。 每一天在泰德美術館交流中心都可以看到藝術是一種轉換的力量,可以把有形的人事物或無形的情緒和想法,轉變成新的藝術感受或思維。這個計畫創造的過程會改變參與者以及他們周遭的親友、照顧者還有任何在場體驗藝術的人。這個計畫提供一個平台,讓許多機構、社區及民眾一起共同完成創作,並且盡量讓長者發揮創意的潛能。所以交流中心的核心就是用社會參與式的藝術創作法,除了有助於讓高齡者創意地老化,而且也讓許多合作的機構協助高齡者透過技能培訓的方式參與這個計畫,更豐富他們的生活,也讓大眾更重視創意高齡。 這些分享對台灣博物館界有什麼啟示呢?我們可以直接複製這些活動過來嗎?筆者相信由於文化差異,加上東西方對藝術教育重視程度的不同,要直接轉換其實是不容易的。關鍵是我們必須要掌握自己的資源,才能發展出符合當地需求的活動。最後筆者更要指出,Courage博士提到泰德美術館也是經過10年的時間,才逐漸從嘗試與失敗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效果不錯的活動和可以分享的原則,所以要做好這方面的活動是沒有捷徑的。 規劃給一般高齡者的學習活動就已經不容易了,如果參與者是失智症者的話,我們可以想像挑戰性就更高了。或許來自英國倫敦大學的 Sebastian Crutch 教授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索的方向。 Crutch教授提到失智症其實不是一種單一症狀的疾病,其類型有超過100種之多,更複雜的是每一種失智症在不同的病人身上會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典型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並沒有喪失所有的能力,他或許記憶已經喪失了,但是處理情緒的能力還在。所以講者提醒大家不要總是用負面的角度看待失智患者喪失的能力,而要看他們仍保有的能力。一個視覺受損的阿茲海默病人在醫師的提示下請他抓住在眼前晃動的醫師雙手,但他卻屢屢撲空...那是因為腦部計算3D空間的細胞受損。有同樣病症的一位住院病人,看起來總是沒食慾,但實際上是他看不到食物的正確位置,因而抓不到食物;後來護理人員參考相關研究,整個照護品質才大為提升。 科學發現協助我們對失智症的複雜性有更多的了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這些理解發展出更適合患者的活動。英國的醫學博物館 Wellcome Collection 就打造了一個舒適的空間,就是為了讓大眾了解原來有如此多重的失智症,並且用量化還有質化的方法來評估這些失智症患者的生活經驗。Crutch教授個人最喜歡的是和詩人Susanna Howard 還有合唱指揮家及許多年輕作曲家共同進行的計畫。Susanna將失智患者所說的破碎的話語編成一本詩集,雖然並不連貫,但是可以反映他們的想法。另一個計畫則是召集失智症的患者加入合唱團,並讓他們在排練之前和之後去評量自我的感受。另外,Crutch教授請他們手上戴一個記錄手環,它會記錄是否流汗,並且判斷是否產生愉悅感。從研究可知,他們在參加排練時的愉悅感比排練之前和之後都更高,這對於了解重度失智患者更有幫助,因為我們無法從外表反應看出他們現在是否開心是否喜歡,但從研究上可得知他們的情緒是有變好的。最後,Crutch教授提到每一種失智症都有它獨特的挑戰,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要看失智症讓患者喪失了什麼能力,而是要看還擁有哪些能力。失智症病人的生命體驗常常能為科學界、藝術界以及所有人帶來啟發,而我們可以用創意和意志力來克服許多挑戰。 詩人Susanna Howard將失智患者的話語編成一本詩集 當台灣進入高齡社會,博物館也積極推動樂齡學習的同時,藉由了解其他國家的創意高齡計畫以及與失智症者合作的經驗,希望台灣高齡者也能享受具有創意的學習樂趣以及更好的生活品質。事實上,英國政府最近開始推動「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ption) 的概念,結合藝術、舞蹈、音樂和運動等作為協助各種失智和精神病患者的醫療處方。期待未來博物館可以透過創意,在這方面發揮更多的貢獻。   延伸閱讀: MA News (2018.12.5) Geraldine Kendall Adams, Museums are “promising example" of role of cultur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reated out of Mind (2018.3.7) Activists and Pioneers: The Women Behind Dementia- Susanna Howard, Writer, Actor and Theatre Maker BBC (2014.10.12) Stephen Dowling, Poems offer glimpse into dementia patients’inner lives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7/24
Object Days –1945年以降,猶太族群在德遷徒與生活的物件蒐集計畫
Object Days –1945年以降,猶太族群在德遷徒與生活的物件蒐集計畫
作者:Alina Gromova, Tamar Lewinsky, Theresia Ziehe (柏林猶太博物館) 柏林猶太博物館於2016年開始推動一項名為 Object Days (物件日) 的計畫,計畫目標是將移居德國的猶太裔社群相關的當代物件納入館藏,這些物件的主人來自前蘇聯、以色列、諸多東歐和中歐國家、與美洲等地。這項計畫行動肯認了博物館在社會與政治面所應承擔的角色與伴隨的責任。猶太裔移民是德國猶太社群不可忽視的一份子,他們的歷史與關於他們的物件不應繼續被埋沒,需要被看見。 為此,柏林猶太博物館邀請猶太裔移民來到他們平常便熟悉的地方:猶太裔社區組織、猶太裔教育中心、居民照護之家等。請他們帶來自己的日常用品,如衣物、玩具、工具、世俗與宗教儀式用物件,另外還有照片、信件、獎座、手工藝品等。計畫團隊懷抱好奇地傾聽這些物件的故事,並為每位物件主人/故事的主角拍攝與物件的合照。 隨著這項計畫將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觸角往社群延伸,新的提問於焉而生:我們該蒐集哪些物件?根據誰的觀點?與誰蒐集?為誰蒐集?隨著蒐集工作的進行,計畫重點漸由向社群延伸與聯結等田野工作,轉為專注在博物館的任務角色上。無論是我們蒐集當代物件所採取的途徑,或是我們連結少數移民族群的方式,都是值得博物館省思討論的挑戰。   重新思考博物館館藏的傳統角色以及蒐集方式 ,讓故事發聲  柏林猶太博物館自創建以來,館藏便一直聚焦在個人敘事上,「用物件說故事」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藉由特別的個別品項,或是成批的各種物件、影像、藝術品、文件等,呈現德國猶太裔與在德猶太人的生活。但這些家族館藏多半來自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上半葉,它們記錄的是處於現代紀元起點的中產階級生活,以及關於迫害與移民出走的生命經歷。這些館藏或多或少都與柏林這個城市有所關連。 Object Days計畫令我們的館藏得以擴充,將二次大戰之後的物件與敘事,但凡能夠多面向呈現德國猶太人生活者,無論是社群組織之內或之外,無分區域,都納進來。我們鼓勵各種年齡層與教育背景的人參與這項計畫。Object Days作為一項參與式計畫,選擇將某些問題帶到前景,像是:參與者希望以什麼樣的敍事在展覽裡呈現他們的物件?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脈絡裡,移民是如何被他們所定義?博物館與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過程?這些討論令物件與敘事間的關聯性變得更加透明。   透過博物館的作工,為社群賦權 自2016年11月以來,我們已分別在德國的五個城市,舉辦了七次Object Days活動。訪談了來自不同世代的八十二位民眾,拍攝了七十六幅人像照,並以攝影記錄的形式,蒐集了數百個的物件。計畫團隊到訪時,多半能事先得到當地籌辦單位提供的精確名單,且每位參與者都已安排好個別的訪談時段。 多數Object Days的參與者出生於前蘇聯,移民至德國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儘管這些來自前蘇聯的猶太人占德國總猶太裔人口約莫百分之九十,他們的存在依舊被廣泛忽視。無論是在德國日常生活中或是德國猶太裔組織裡,他們都缺乏關鍵性代表,大眾對他們的生命故事與歷史亦無所悉。尤有甚者,他們的「猶太性」,經常由於曾遭蘇維埃政體粗暴剝奪掉宗教信仰,反令他們在德國受到「不夠猶太」的質疑。 每當Object Days活動進行前,我們皆事先從當地社群組織招募人手,協助我們進行訪談,如此可讓參與者在抵達現場時,先得到熟面孔的迎接。有些參與者只待了一小時左右,也有待上兩三小時者。有些人因為覺得自己的口說德語不夠理想,帶了用德文寫好的文件。但當他們意識到,無論是他們的移民過程或人生故事,只要是他們覺得有趣的,我們也同感興趣時,他們便會敞開心房,侃侃而談。許多參與者對於我們團隊也有人說俄文,且可以用俄語向他們進行訪談這點,感到非常驚訝。人們並未預期猶太博物館,這樣一個大型的德國文化機構,以如此充滿敬意的方式,對他們的人生經歷作反思。   柏林猶太博物館基地鳥瞰圖,之字形新建大樓為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代表作 (攝/ Guenter Schneider,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0)   新成果、新洞見、新覺知 隨著每次Object Days活動的進行,越多計畫成果進入到博物館展覽與論壇空間。有些照片與物件正於2018年11月開幕的近期特展中展出。亦有些物件即將被納入預計於2019年秋重新開幕的常設展中。Object Days的蒐集、聯繫、延伸過程,也成為我們舉辦的專家工作坊-「究竟是誰的博物館?博物館中的社會與政治關聯性」內容的一部分。 2018年夏天,我們接著在網路上推出了一系列Object Days活動拍下的人像照片,每位照片裡的主角皆與他們帶來的物件一同合照。我們在每個拍攝地點使用相似的背景,令其不引人注目,但又能顯示拍攝地的結構元素,以凸顯被拍攝者與物件。每幅人像照都附上取自訪談內容的簡短文字。 做為一個持續進行的計畫,Object Days促使我們不斷對採行的方法作批判性的檢視。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許多問題隨之浮現,例如:我們是否能將個別蒐集來的聲音,視為相關社群普遍性聲明的基礎?我們如何建構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並在處理蒐集來的物件上,發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方法?博物館可以如何與參與者發生關聯?當代物件為何對博物館重要?Object Days計畫日後的發展,將顯示我們究竟是一間「超然中立」的博物館,亦或是認取我們的社會責任與政治使命,展現出我們本色的機構。   原文刊載於國際博物館協會蒐藏專業委員會 (COMCOL) 第33期之電子報 (2018.12) 首圖來源  
2019/07/24
展示搖滾再現批判: V&A博物館的PINK FLOYD回顧展
展示搖滾再現批判: V&A博物館的PINK FLOYD回顧展
撰文:陳佳汝、陳佳利 1970年代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前衛藝術搖滾團體─平克佛洛伊德回顧展 (Pink Floyd Exhibition- Their Mortal Remains),2017年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V&A) 盛大展出,全世界各地樂迷紛紛來朝聖,引起極大的迴響。擅長展示工藝美術以及服飾的V&A,要如何展覽搖滾音樂中的前衛與批判精神?是否進到國家博物館展出,搖滾音樂的批判精神便遭到收編?V&A顯然不這麼認為,並一再透過搖滾音樂特展,挑戰觀眾對於博物館的刻板印象。究竟,平克佛洛伊德的回顧展是將其地位經典化,還是進一步傳播其精神?如何讓參觀展覽除了是一場視覺饗宴,也同時帶領觀眾沉浸於平克的搖滾音樂中?V&A所運用的展示詩學,或許可以回答上述問題。  平克佛洛伊德乃是70、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搖滾樂團,其對音樂和舞台表現的影響力至今仍在全球發酵。V&A選擇來自倫敦的平克佛洛伊德舉辦大型回顧展,除了該樂團在前衛搖滾的地位外,在視覺藝術的呈現也極富實驗精神,如充滿哲學性趣味的封面設計,以各種裝置藝術所建構的表演舞台,還有與動畫電影的合作,在在引領風騷。整個回顧展也將平克多面向的藝術創意,透過相當滿格的展示空間與設計,並以音樂的力道貫穿,呈現其華麗搖滾的精神。  回顧展分為七個展區加上一個模擬的戶外演唱會,將專輯主題搭配樂團發展年代作為分區呈現,展出超過350件珍藏品,囊括樂器、效果器、演出道具、歌詞手稿、舞台設計稿、訪談影音、宣傳照片、MTV等,除了展示上述文物外,V&A更以創新的手法,如重構音樂場景及虛擬演場會等,融合視覺、空間場景與音樂等元素,精采地呈現平克佛洛伊德的藝術性和搖滾精神。為了讓觀眾能沉浸在平克的音樂中,每位觀眾配戴的語音導覽並不介紹其發展,而只呈現其音樂或口述訪談,當觀眾走到不同展區時,其代表專輯的音樂即自動感應於耳機響起,讓整個參觀充滿聽覺與視覺的對話。  在空間設計上,策展團隊也應用各種手法,引領觀眾進入平克的搖滾世界。首先,一進入展區,即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圖1),耳邊所響起的平克經典曲目《月之黑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一圈圈向外擴散的音場,馬上引領著觀眾墜入平克的迷幻世界。以《月之黑暗面》作為開場白,不但將其代表的迷幻精神詮釋淋漓盡致,這首帶有存在主義式探討哲學意味的歌曲作為展覽的引言,經過特殊設計的「月之黑暗走廊」,觀者馬上從外界紛擾的21世紀來到1970年代的華麗搖滾世界。 圖1. 入口展區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攝影/陳佳汝) 其次,等比例呈現當年的舞台道具,也是此次展覽的一大特色。由於該團吉他手羅傑華特斯 (Roger Walters) 和鼓手尼克梅森 (Nick Milson) 都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建築學系的學生,因此親自設計表演的舞台。除了設計手稿外,展示也盡量將當年巨大的舞台道具逼真呈現,讓觀眾可以立即回溯其舞台魅力,強烈感受創作者的概念。以經典的概念專輯《迷牆》(The Wall)為例,其中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圖2),而背上插著刀的士兵,象徵著被扼殺自由的靈魂,和被迫上戰場的士兵,呈現專輯裡的反戰思維,以及對填鴨式教育的批判。由於此張專輯的靈魂人物Roger Waters因為父親戰死於越戰而自幼失怙,V&A大篇幅呈現此專輯音樂的概念,正是具現搖滾樂深沉的批判精神。 圖2. 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攝影/何慕凡) 另一個趣味經典,也成為後人仿效的反叛精神。從專輯《動物》(animal)後,平克樂團開始愛上用填充玩具來做舞台道具,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當年在倫敦上空飄揚的影像 (圖3),展覽也將其紀錄片分時展現,此一壯舉深植倫敦人的內心,成為幽默的反叛意識。2018年川普訪問英國時,就有抗議團體偕同Roger Waters製作川普樣貌的飛天豬,於倫敦上空飄揚,表達強烈的不滿,具體再現並實踐了搖滾樂的反叛精神。 圖3. 專輯《動物》中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攝影/何慕凡) 另一令人驚艷的展示手法,則是將平克樂團的經典平面設計,轉化成三度立體展示,為展覽設計師Ray Winker認為這是此次展場設計的最大挑戰之一,並以重構封面設計場景來呈現(Banks, 2017)。例如,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 (圖4),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The Division Bell) 的概念,比一層樓還高的巨臉矗立在展區中,讓觀眾抬頭仰望時,即被專輯裡所要呈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這一概念所震攝。巨臉也傳遞出平克的「太空搖滾」概念。1994年,平克於挪威奧斯陸演唱《藩籬之鐘》時,以這張火星上的巨臉,加上海流中鯨魚的投影,製造了空間不斷擴散的放大之感,讓觀眾彷彿瞬間來到了太空,登上火星。   圖4. 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的概念 (攝影/何慕凡) 此外,展覽也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1988年錄音的專輯《雷霆萬鈞》(Delicate sound of thunder) 封面設計,燈泡人的背後並以投影片呈現出沙漠,太空等景象,烘托出一種超時空的未來感 (圖5)。在同一展場的兩邊牆壁上,則展出一張張的床 (圖6),這是專輯《暫時失去理智》(A Momentary Lapse of Reason)的封面設計,象徵潛意識的飛翔和生命的種種跡象。V&A將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靜掛在牆壁兩邊,黑底的牆面延伸到天花板,襯托著白色的床單,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超越了樂團當年的舞台呈現,可以說是展覽將其創作精神發揮到極致的呈現手法。 圖5. 展覽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專輯《雷霆萬鈞》的封面設計 (攝影/陳佳汝)。 圖6. V&A將《暫時失去理智》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掛在兩側牆上,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 (攝影/陳佳汝) 最後,身歷其境地體驗演唱會,也是搖滾音樂展示的核心手法。不同於位於利物浦的披頭四故事館 (The Beatles Story),重構披頭四當年演場的酒吧,並播放其演場的歌曲,讓觀眾遙想感受當年的氛圍。V&A則更推進一步,企圖帶領觀眾身歷其境地體驗平克的演場會。於展覽最後一區,設計了一場模擬的現場LIVE 演出,以360度的環形劇場播放2005年再度於倫敦Hyde Park Live8團聚表演的現場錄影實況 (圖7),每場20分鐘,觀眾於入場後即隨意或坐或躺在地上,接著Roger Waters等人出現在觀眾眼前開始演出,頓時,博物館的建築空間消失於無形,所有的觀眾宛如置身於平克的大型戶外演唱會中,讓無緣親自參與其演唱會的樂迷,實現了不可能的夢想,也將整個參觀經驗推向高潮。 圖7. 展覽以模擬現場演出,播放平克2005年於倫敦的演出實況  (攝影/何慕凡) V&A精心策畫的回顧展,肯定了平克佛洛伊德作為70年代前衛搖滾的不凡經典地位。相對於音樂以歌詞與樂曲來表達批判精神,博物館透過豐富的文物與音樂場景的重構、交織視覺與音樂的展示詩學,具象化平克搖滾音樂中對體制的批判和反戰精神,也將成為搖滾樂展覽的一項經典。   參考文獻: Going Out in London (2017.5.9) Robert Dex, V&A’s epic Pink Floyd exhibition looks set rival success of hit David Bowie Show Design Week (2017.2.17) Tom Banks, V&A set for Blockbuster Pink Floyd Exhibition. Design Week V&A (2017) Inside the Pink Floyd-Their Mortal Remains Exhibition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7/24
日本的「市民學藝員」,為什麼? 做什麼?
日本的「市民學藝員」,為什麼? 做什麼?
作者: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圖書館館長) 「市民學藝員」、「市民研究員」,這兩年成為臺灣縣市面對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人力不足、並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訴求相近:讓體制外的「市民」接受培育課程後,能以接近「學藝員」「研究員」的立場,分擔博物館工作。「市民學藝員」源起於日本,與日本博物館制度、以及1990年代博物館變革密切相關。要思考這樣的舶來品在臺灣運用的可能性,先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學藝員的關係,「市民」+「學藝員」的制度為何出現?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日本的博物館與學藝員 今日,博物館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其價值與精神為國際間普遍認同,加上國際交流頻繁、訊息豐富,使得我們漸漸忘記,博物館做為伴隨近現代社會進展所發達的一種文化技術,有高度的區域性,與其所在地相關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可為與其意義的認可,仍然受到背後社會機制、文化脈絡與思維的影響。 日本的《博物館法》制定於1951年,在戰後推動的憲法體制中,與《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同步登場,被稱為社會教育三法,其主旨互通、並相互支援。依據2017年現行版,《博物館法》的目的在於「規定博物館設置與經營之必要事項,以圖博物館健全發展,有助國民之教育、學術與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第一條)。而博物館定義如下:「博物館是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機關,就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保管(含育成1),從教育立場藉由展示提供公眾使用,並實施有助公眾學習、調查研究、休閒之活動,同時為了實行這些事項就相關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第二條)。關於學藝員:「博物館應任用具有專業的職員為學藝員,學藝員為進行博物館資料的收集、保管、展示、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專業職務」(第四條第三、四項)。 1 這裏的「育成」,指有生命之動植物之照料。因為《博物館法》也將動物園、植物園列為博物館類型。 上述的定義與規定或許讀來尋常,但,試著想像一下,日本戰後博物館事業依法推動設置、普及,博物館就跟圖書館一樣,有明確的目的、功能、工作事項與負責專業工作的學藝員;收藏,是博物館的基礎,學術與社會教育功能,是博物館的存在意義。《博物館法》定義的博物館,成為是日本公立博物館的基本範式,今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設有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也與地方上各類文化財的保存、研究或活用關係密切。如此,應該可以感覺到,日本博物館界的核心隊伍,與臺灣戰後伴隨著國家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產業轉型、社區營造、區域資源整合等種種社會課題因應而生、而壯大的博物館事業,十分不同。   市民學藝員,是什麼?為什麼? 範式明確的日本公立博物館,在1990年代前後由博物館學者、各地學藝員接二連三提出變革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博物館論、世代博物館論、參加型博物館論等之共通點,指出做為社會教育機構之博物館,應該轉換由學科方法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以徹底的地⽅研究為基礎,確保市民的學習權利,協助市民面對並思考地⽅課題;市民不再只是博物館產出的接收者,而應該進一步成為具有動能的學習主體,甚至參與博物館各項工作。各地博物館之實驗性實踐先後登場,其中,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田野調查員,以及與民間非營利團體結為夥伴的架橋制度等,讓市民參與博物館核心的調查、研究與展示等工作,都是十分具有革新精神的案例。 市民學藝員制度,也是在這一波論述下登場的新機制,可說是既有的博物館志工或博物館之友的升級版,維持志工的身分、但需要更長期而深入的學習,並能協助博物館基礎工作、參與博物館的實踐。雖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但也更為普遍,不少博物館的志工活動,已經和市民學藝員無異,只不過名稱沒有改變。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定義具有代表性:「本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市民學藝員,既是一種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新機制,也能協助學藝員的工作,同時對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連結與溝通,也能有所助益,市民學藝員是博物館的利用者之中最接近博物館立場的一群人。」也就是說,市民學藝員是學藝員的工作夥伴,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同時兼顧了社會教育、社區公共關係等博物館職責。   市民學藝員,做什麼? 市民學藝員制度的目的,讓一般市民以志工的身分、學習並參與博物館學藝員的工作。成為市民學藝員,必須參加一定的課程並取得資格,不管是培訓的內容,或者取得資格後的工作,都以博物館學藝工作的基礎為主,包括蒐藏、研究調查、展示、教育等面向,例如:學習博物館收藏文物的取扱與整理,例如,如何識讀文物與丈量尺寸,特別是地方博物館常見的、大量與生活有關的古文書或相片資料的識讀與整理,是常見的任務。有趣的是,古文書的識讀課程在各地似乎都十分受到歡迎,學習閱讀過去以筆書寫、運用大量漢字的文書,對一般市民來說彷彿解碼一般、有莫大的吸引力;識讀地方文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踏查,例如,滋賀縣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定期閱讀地方的名所繪,並實地踏查加以對照、勘查;比較資深的市民學藝員,能被交付較為完整的學藝工作、甚至自行規劃活動的機會,例如,栗博交付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一批私人收藏的鐵道資料,並參與規劃展覽與導覽,也為該館的古早生活體驗活動規劃新的主題與課程。此外,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在學藝員的協助下識讀、整理地方史料、進行實地踏查、拍照紀錄,並製作地方踏查地圖、同時負責導覽解說。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私人捐贈鐵道資料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飯博與栗博的市民學藝員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任務。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學習以傳統的麥作耕作技術、採收與加工技術,照顧一塊麥田;栗博園區內有一棟建於明治初期的農家「舊中島家」,被拆解後移築至此,做為博物館鄉土教育的場所。舊中島家中的土灶經年劣化,由博物館號召市民學藝員以及當地數個民間團體合作,從舊土灶解體、撚土、加入稻草發酵、壓製土塊、疊築成灶,皆由參加者動手完成,並定期舉辦用土灶煮飯吃飯的活動。不論是傳統麥作或築土灶,過程本身即是體驗型學習、也是傳統技術的傳承與展演,兼具教育與展示兩面。 栗博市民學藝員參行舊土窯之解體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參與新建土窯的準備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做為公民參與機制:日本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意義 日本1990年代所倡議的博物館改革,目的在於反思博物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方法,以更積極回應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換言之,從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最核心的專業功能切入,思索博物館如何與時俱進、體現新的公共價值。 那麼,讓市民學習、參與博物館基礎工作的意義何在呢?首先,整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多種專業的博物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獨特而具挑戰的學習:導覽與體驗活動的協助,必須熟知展覽內容、相關知識,可能涉及的議題、如何回覆等,同時又必須以清楚而吸引人的方法傳達給觀眾;資料整理、實地踏查、紀錄,以及踏查路線的規劃與導覽,則是一套整合不同方法之知識建構、傳達與運用的工作。不只是個人而內化的學習,其成果被視為博物館的產出,成為博物館提供的公共服務之一。如此,從個人學習、進一步到公共參與,是十分有魅力的自我實踐。 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公民參與機制,市民學藝員的學習與產出,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意義。學習,如何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認識與能力,產出,才能為博物館的公共任務增色。確保博物館公共性意義的關鍵,在日本,是明確的博物館核心價值、以及穩定的學藝工作,市民學藝員制度,就是讓市民適當地參與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知識生產體系,以學藝工作為媒介、擴展專家與市民、公與私的協作關係。在社會教育定位、《博物館法》護持之下成長的日本公立博物館,一定程度確保了博物館價值的穩定性,以及重要而基礎的工作的常態化,這也是市民學藝員制度可以獲得認可的原因。   市民就是學藝員?臺灣的課題與機會 和日本不同,臺灣市民學藝員制度出發的主因,反而是為了解決「沒有學藝員」的困境。當然,市民學藝員的構想,超越人力不足的苦惱、更有企圖心,但也面對了不同的課題。1990年代以降,包括類博物館在內、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蓬勃發展,主因是各種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工具性價值的高度青睞,例如促進地方發展、文化振興、產業轉型、社區主體意識等,然而由於偏重借助政策論述(不是制度)與計劃型資源挹注,兩者的不穩定性、以及講求即效性,使得工具性產出成為效益評量的焦點。整體來說,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事業有著如下的結構性特徵與問題:人事與本預算的薄弱,導致知識建置、社會教育意義等本質性價值與方法不彰,高度仰賴短期計畫資源的結果,使得工具性產出普遍成為認識、評估博物館的重點。 換言之,如果沒有學藝員(包括背後的專業認知與制度)的博物館,就沒有條件像日本那般,讓「市民」參與既有機制、學習成為「學藝員」的夥伴,協助博物館提供公共服務。博物館學藝工作,既跨域又必須在地方對話過程中成立,是一種必需親身耕耘體會的專業,很難只靠著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授課,就可以領會。沒有學藝員為伴的市民學藝員制度,就得重新定義博物館/文化館學藝工作、方法與公共目標。 以臺灣的條件,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正在挑戰如何讓「市民學藝員」這種非典型人力成為博物館核心人力,而且幾乎都是透過外部專家的引領。那麼,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機會在於,如何成為讓市民一起思考博物館/文化館的公共性價值何在的契機,思考「市民」可以做什麼?而既有的、專業博物館的本質價值與方法又如何應用?以市民學藝員為主的工作方法,可以是什麼?如何讓「市民」變成「市民學藝員」,從個人學習到公共參與的目標與方法,這個過程將開啟新的探問,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參考資料: 博物館與文化 (2011.6) 黃貞燕,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2014。博物館、市民知與新公共領域的形成。王嵩山主編《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國立台灣博物館。 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2019.2.24) 市民学芸員 滋賀縣栗東歴史民俗博物館
2019/07/18
當電影遇上博物館: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論述實踐
當電影遇上博物館: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論述實踐
作者:林亮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一、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從遙遠到靠近 電影與博物館都是在十九世紀末引入臺灣。電影在臺映演的最早文字紀錄,是刊載於1899年9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廣告──「臺北的十字館,將在八日晚間起至十日放映美國愛迪生發明的活動電氣寫真,內容是關於美西戰爭等」。而第一間在臺設置的博物館,則可追溯至1882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行醫傳教時設立的「牛津學堂」裡之博物室;其蒐藏品是關於動植礦物標本、顯微鏡等科學儀器,以及原住民漢人生活的文物展示等。1 十字舘の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1899.09.08,第5版)文字廣告 顯然,電影的大眾娛樂商品特質,以及博物館作為考掘知識的展示載體,在兩方抵達臺灣之初即已清楚確立,且雙方幾乎沒有深入交集2──電影既非博物館所欲論述展映的藝術品,亦不被視為具備蒐藏價值的文化資產。因此電影片放映完畢後,通常被隨意堆放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角落,或乾脆當作廢棄物處理掉了! 這樣漫長狀態一直持續到1978年,由前行政院新聞局主導成立「電影圖書館」(全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才令兩方概念逐漸開啟思索與對話──「電影圖書館」起初將任務定位於探索電影藝術的美學視野;1989年改名「財團法人電影資料館」(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後,試圖透過「檔案館」(archive)的概念,聚焦以物質文化為基礎的歷史論述實踐。   二、檔案館:電資館搶救倡議「電影文化資產」 1990年代的臺灣,正位處解嚴後的一個重要時機點;無論官方或民間,均快速投向身分認同議題及各自立場表述,令原本壓抑已久的本土意識與勢力也頓時高漲。「電影資料館」面對如此社會轉變的「時機」點上,不僅其「蒐集國臺語片」之行動師出有名,更具體將搶救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工作,列為首要核心任務。 彼時影片的蒐羅範圍,主要從已歇業關閉的製片廠、沖印廠、老戲院等著手,包括前往臺聯影業、大都沖印廠等處搜尋臺語片;聯邦影業廢棄片庫搬找出1970年代攝製的國語武俠片、文藝片等。而圍繞這些蒐集行動,「電資館」另成立電影史研究小組,展開撰述臺灣影史的工作,出版《電影歲月縱橫談》(1994)、《臺語片時代》(1994)、《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1994)等書籍。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影片搶救、建立臺灣本土電影史觀的主體行動。由於蒐集膠捲文物、訪查口述影人、策劃書籍出版等任務,既須要學術界投入協助研究;更涉及了產業界的影人網絡、片廠、戲院等歷史採集工作。因此,「電資館」雖是由政府挹注經費的非營利組織,但伴隨臺灣當年特有的政治氣氛及社會環境,以搶救電影史料為目標,促成了官方、學術界、產業界等共同投入資源,建構出以「電影文化資產」為倡議理念的歷史論述。 大量電影膠捲堆疊電影資料館辦公室(《電影欣賞》第79期,1996.1-2,頁74。圖片提供: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研究組)   三、博物館歷史學: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展映論述實踐 近年來,由於數位影像技術愈漸成熟、電影檔案歷史與美學研究興起、博物館愈重視觀眾等因素,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跨界親密關係。硬體設備方面,臺灣各地紛紛建設電影展映館,包括高雄電影館、新竹影像博物館、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桃園光影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等。在論述方面,不僅「電影進入美術館」3 成為新興關注的影音美學研究焦點;電影更在博物館歷史學的觀點下,拓展出博物館書寫電影史、大眾史等多樣面貌。 2000年成立的新竹影像博物館,以其獨特充滿集體記憶的日治戲院建築載體,展映臺灣電影歷史的興衰軌跡。位於臺南市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則依其臺灣史的觀點切入,透過展示老戲院建築、放映機、剪報廣告、電影海報本事,以及映演日治動畫片與當代口述歷史紀錄片等的常設展,建置出令觀眾宛如置身老戲院的日治歷史情境。於此,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詮釋,不再只是文獻與影像檔案的考據書寫;亦擴及結合物質性與投映性的展覽,展現博物館觀點的臺灣電影歷史。 日治豪華戲院「有樂館」與新竹市影像博物館(《風城影話》,1996年,頁68 & 攝影/林亮妏,2016) 台史博日治戲院「宜蘭座」(攝影/林亮妏,2017) 台史博日治戲院放映動畫影片(攝影/林亮妏,2017) 這其中,2017年成立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強調廣邀大眾共同展映藏品的經營理念,再將博物館書寫電影史的論述實踐推向另一層次。除了聚焦展覽類比時期的民間影像蒐藏品,包括膠片、戲服、攝製器材、電影海報、文史資料等文物;該館多次主辦「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4,帶領民眾親手修復自身收藏的錄影帶、並放映回看塵封多年的錄製影像,內容包括了──母親錄下稚氣女兒的幼稚園畢業典禮、親戚齊聚一堂的隆重長輩壽宴、熱鬧迎娶過程與婚宴現場、甚至帥氣歌手在電視節目上的表演錄影等等。這些觸動人心記憶的個人生命歷程,建構出一幅另類的臺灣大眾影像文化史,也開拓了博物館書寫電影文化資產歷史的眾聲喧嘩年代。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入口(圖片提供: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主辦的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攝影/林亮妏,2017)   四、結語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檔案館」的搶救倡議行動,抑或後來「博物館」主動介入的展映詮釋,電影終以一介低俗商品一路顛簸走進了文化資產基地的博物館。 未來,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勢必將激盪更多元的歷史論述與實踐。然而,於此之時,我們也許更需時時回顧反思:長年費力倡議的臺灣電影文化資產,可否在公眾史學與歷史論述的完整性之間,與博物館創造協作出更多的公共議題實踐及學理洞見思辨。   1 馬偕博士出版有回憶錄《臺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1895),他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博物館」(museum)這個字詞來描述臺灣事物的人,詳陳其南、王尊賢(2009:14)。 馬偕所創「牛津學堂」 (攝/ Kamakura@wiki;  CC BY-SA 3.0),為今真理大學之前身,馬偕的蒐藏品除了見藏於真理大學,亦有部分隨馬偕回到家鄉加拿大,藏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2 電影與博物館在台灣早年最接近彼此的距離,約莫是1935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在台北第二會場設置了一間約150坪的「映畫館」,雙方加乘作為帝國主義統治宣傳工具,詳程佳惠(2004:148)。 3 例如北美館2006年的「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1965-2005」、2007臺北故宮的「發現彼此:國際電影裝置展」、2014年北師美術館「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以及2015年關渡美術館的「啟視錄:台灣錄像藝術創世紀1983-1999」等。 4 「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是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率先發起,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高雄電影館等多處場館都曾辦理該活動。 參考資料: 李道明(2016.10)。〈殖民時期臺灣電影與朝鮮電影之初步比較〉。第二屆臺灣與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林亮妏(2009)。《國家電影資料館的歷史、政治與美學1978-2009》。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其南、王尊賢(2014)。《消失的博物館記憶:早期臺灣的博物館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程佳惠(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 黃仁(2014)。〈我寫臺灣電影歷史的痛苦經驗〉。《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二)》,頁198-238。臺北:秀威資訊。 羅樹南(2002)。〈我國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電影年鑑》,頁69-75。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2019/07/16
「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小議
「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小議
作者:鄭邦彥(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 今(2019)年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簡稱2019 IMD)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為主題,重新定義了博物館的未來及其轉型。轉型在於:作為社會核心機構的博物館,一旦如同心臟般成為文化樞紐,如何以嶄新的手法,持續彰顯典藏品及其背後的歷史與資產,藉此創造對未來世代有意義的傳統,同時提昇與來自全球、漸趨多元的當代觀眾之關連性,實為無法迴避的挑戰。[1] 不同類型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的機會及其所帶來的效益,各有差異,其中,以「博物館群」最具代表性,而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或為代表。然而,畢爾包效應(the Bilbao effect)是一種成功經營「博物館品牌」下的外溢效果。若以2019 IMD主題檢視,或是可行的模式,但非典範;相較之下,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National Museums of Liverpool)或美國紐約「東城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試圖站在作為文化樞紐的自我定位和高度上,結合在地社群,回到各自獨有的地方文化特色與歷史資產裡,以博物館作為支點,創造了「不為過去及其問題所困」的機會與效益。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攝/ Mariordo@wiki, CC BY-SA 3.0)   小議之一 2003年,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先後整併了旗下的八個博物館,為曾經是英國最貧困的城市之一的利物浦,帶來了城市更新的機會與效益,其中,以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最具指標性。該館於2007年「奴隸交易與廢止奴役國際紀念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Remembrance of the Slave Trade and its Abolition,每年8月23日)開幕,以創新的策展與詮釋,為來自全球的觀眾,將利物浦城市的歷史與大西洋奴隸販運、當代奴役與族群等社會議題,帶來新的視野,亦是對我們共享的歷史記憶、文明與普世價值的反省。 18世紀的利物浦,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網絡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曾是當時最大的奴隸轉運港口之一,進出販運船隻多達五千艘,占英國奴隸貿易的一半以上,約150萬非洲人在此淪為奴隸。19世紀上半葉,該貿易活動仍是城市主要的經濟來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衰退。 90年代,利物浦在奴隸販運所扮演的角色不曾被揭露,亦未受到官方正視(包括不曾出現在博物館策展主題裡)。默西塞德海事博物館(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也是利物浦博物館群之一,1986年開館時,將奴隸販運的港口歷史,僅以全球貿易的普遍性脈絡,輕描淡寫,簡要帶過。直到1994年,新推出「跨大西洋奴隸:違反人性尊嚴」(Transatlantic Slave: Against Human Dignity)特展,才首次揭露這段隱微不堪的城市歷史;2006年因應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而撤展。此時,奴隸博物館的策展主軸,不再是過往跨大西洋的奴隸歷史,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為「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人權博物館」,作為整個博物館群的精神指標,共同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不為過去所困,提供解套的可能,不再迴避。 2006年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與整個博物館群攜手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攝/ Tim Dutton, via flickr, CC BY 2.0)   小議之二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初至美國,入境後多半在紐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位為曼哈頓東南部的一片街區)落腳;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下東區成為美國移民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曾聚集愛爾蘭裔、波多黎各裔、猶太裔、德裔、華裔等不同族裔的社會底層勞工。至今仍保有紐約最早的移民公寓,是美國作為文化熔爐的縮影之一。譬如在下東區果園街97號(97 Orchard Street)一棟四層樓的老舊公寓裡,在1863至1935年間,初估曾有來自廿多個國家、約七千多的移民先後暫居。1988年,盧德.亞伯蘭(Ruth Abram)與阿妮塔.傑克布森(Anita Jacobson)買下這棟公寓,創建了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十年後,被列為紐約國家歷史遺址(National Historic Site, New York)。 移民博物館街區歷史的介紹看板 (作者攝於2013) 移民博物館的建築主體,整棟已被保留,一樓作為博物館賣場,二樓以上只有定時導覽時才對外開放,導覽時間為90分鐘或1小時不等,導覽主題稍有不同,不過都是以當時居住在這棟建築裡的移民故事和歷史為主軸。2012年秋天,筆者參加了「來自愛爾蘭的外人」(Irish Outsiders)主題導覽,進入博物館建物,迎接我們的是嚴重晃動的樓梯,以及一股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老房子霉味。負責導覽的教育人員要我們由此感受這個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例如老房子貼了多少層壁紙,即暗示了有幾個不同世代的人群暫居於此,當時雖沒有錢重新粉刷、裝飾自己的新家,仍希望還是有一個家的氛圍,先以廉價壁紙(館方表示:有些牆上壁紙已多達廿二層)克難將就。穿梭於此空間的同時,我們聽了幾首略微感傷的移民歌曲,隨著導覽結束,提供訪客另個認識並體驗移民故事的管道,同時觸動更多「我們都是外來者」的情感同理與跨越時空的共鳴。 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一樓為博物館商店,二樓以上定時導覽 (攝/ Reading Tom, via flickr, CC BY 2.0) 導覽人員希望訪客感受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 (攝/ Pietro Izzo, via flickr, CC BY-NC-SA 2.0) 亞伯蘭女士在近期採訪指出:博物館創建的願景,是讓「(參訪的)美國人回家,在此與這群移民先驅相遇,協助他們意識到今日紐約這個街區移民所面臨的處境,就和美國其他地區一樣,(我們)是在同一艘船上。這是博物館的創建初衷:透過訴說歷史故事,倡議包容」。一語道盡該博物館「不只是城市故事」的自我定位,藉此彰顯美國移民的過去與現在,指向我們以理解、包容為核心價值的共同未來。 2017年,移民博物館調整建館使命,同步也將原來冗長(超過175個英文字,一共六句話)的願景,精簡修訂為移民博物館致力於營造「一個擁抱且珍視移民在美國人身份認同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作為博物館藏品徵集、策展與教育活動等政策與實作的指導方針,對內是全體館員的專業認同與追求卓越之所在,對外成為吸引觀眾來訪的觸媒之一。調整後的使命、願景,印在移民博物館咖啡杯上,送給董事會與全體館員,冀以有所體認並凝聚共識,成為大家面對每日工作挑戰時的提醒與動力來源。   以文化樞紐,重新定義博物館 誠如2019 IMD主題說明,如同心臟般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若能以創新的方式,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其所帶來的效益,不可言喻。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絶非一蹴可得,以利物浦博物館群為例,其成功關鍵在於:英國官方文化政策與經費挹注的長態支持,加上博物館專業的介入,三者不可或缺。唯有如此,博物館才有機會在全球化商業競爭中,引領勝出,以小「博」大,在都市更新、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更多回應其定義的效益。再者,任何對博物館定義的修正、或使命與願景的調整,再再反映對其存在本質「什麼是博物館」認識論的新理解,一如移民博物館的重新自我定義,此正是2019 IMD主題之立意所在。   (本文改寫自〈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機會與效益〉一文,原全文刊載於《故宮文物月刊》434期(2019年5月,頁16-27),宥於本平臺篇幅設定全面改寫。)     參考資料: 葉心慧,〈大西洋奴隸貿易 非洲人口販賣血淚史〉,《經典雜誌》,113期(2007.12),頁113-147。 陳佳利(訪談、編譯),〈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國際奴隸博物館Richard Benjamin館長訪談〉,《博物館與文化》,13期(2017.6),頁127-134。 Tenement Museum (2018.4.27), Celebrating 30 Years at the Tenement Museum (YouTube 影片) Tenement Museum, About us (移民博物館官網) 首圖來源   [1] 此定義下的博物館,不斷自我形塑,以社群為導向、觀眾為中心,變得更加靈活、具有互動性與適應性,藉此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2019 IMD主題說明,請參考ICOM官網。
2019/07/12
科技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為何開放?如何開放?
科技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為何開放?如何開放?
作者:陳淑菁(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壹、開放式典藏庫定義 廣義而言「讓觀眾看得見的典藏」都叫做「看得見的典藏(Visible Storage)」(葉貴玉,2004),依開放的程度可以區分為展示或網站可達成的「看得見的典藏(Visible Storage)」、讓觀眾看到物件的「開放式典藏庫(Open Storage)」以及讓觀眾實際觸摸物件的「學習性典藏庫(Study Storage)」(Neitzel,2002)。 讓觀眾看到物件的「開放式典藏庫(Open Storage)」,通常會因應館所藏品保存及安全考量採取不同的開放方式,主要的方式為: 將庫房牆面透明化,觀眾可以隔著牆面參觀。 將部份典藏移至對觀眾開放的展示廳或公共空間供觀眾參觀。 開放典藏庫或文物研究處置空間讓觀眾直接進入參觀。 設置學習廳讓觀眾自行參觀、學習或自行研究。(葉貴玉,2004) 上述4種方式中,直接進入典藏庫參觀,將沒有安全顧慮的典藏,以無隔離措施的直接呈現方式,是最吸引觀眾的真實體驗。不僅可以滿足觀眾「直接進入典藏庫參觀」,更可讓觀眾以一種「幕後」(behind the scenes)的探索心情來參觀尚未推展的珍藏(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8)。 但要將原本以物件儲放為主要功能的「庫房」,改裝成適合觀眾參觀的環境,卻也是耗費最鉅的方式。實現這個理想最著名的案例是英國自然史博物館,斥資6500萬英鎊興建達爾文中心,耗時10餘年,2002年第一期建築開放參觀,2009年9月14日全面開放。觀眾在達爾文中心可以看到藏品,也可以看到研究人員在典藏庫內工作現況,但為了環境與藏品安全考量,每場次僅由導覽人員帶領7位10歲以上觀眾參觀。 「開放式典藏庫」觀念在歐美博物館界行之多年,迄今仍有相當多的博物館以文物安全保護的前提下,將抽屜式、櫥櫃式典藏庫以可打開但無法接觸文物的方式開放給觀眾,並運用科技設備(如平板、影片)等方式,深入介紹文物。   貳、開放式典藏庫的必要與否? 在臺灣礙於典藏庫環境控制、安全管理、設置地點(多位於隱密而門禁森嚴的區域)的限制,以及缺乏將典藏庫改變成適合觀眾參觀環境的經費,在過去僅能「將部份典藏移至對觀眾開放的展示廳或公共空間供觀眾參觀」,以辦理主題特展短暫展出典藏,不免有遺珠之憾。 近年來臺灣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嘗試建置「開放式典藏庫」以提供給觀眾更多元的學習與參觀經驗。科工館開放式典藏庫2009年建置完成,2010年初完成文物定位,開始進行試營運後開放,再依據觀眾意見陸續進行調整。迄今10年來,將文物或以焦點藏品展示,或配合館內幕後工作之旅活動,不定期進行藏品更換活動辦理辦理「蒐藏品主題展覽」,甚至以庫房作為「合作協議簽約場域」,不斷嘗試可行性。其中最特別的亮點是,觀眾可以直接的「碰觸」到藏品,而不只是「觀賞」。 但是「人」其實是藏品維護的最嚴重影響因子,不是所有的文物都是適合被「碰觸」,也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需要被「碰觸」,在科工館近10年營運科工館的經驗累積後,本文嘗試從以下3個面向,分析科技博物館典藏的科技文物更適合「開放式典藏庫」。   (一)博物館民眾參觀行為 用觸摸喚起觀眾的回憶 世界各地的科學博物館都在探索一些新的方式,以吸引各個不同的觀眾群,參與式展示是科技類博物館最常使用方法之一,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學開門探索廳」與「兒童科學園」為研究場域的研究發現,「操作式」、「遊戲式」、「體驗式」、「互動式」的呈現方式,能有效達到娛樂與學習的展示效果。並能有效提高兒童觀眾的參觀意願。 但是多元感官的參觀經驗,不應該是兒童博物館的專利。博物館豐富多元的文物,隱涵豐富的歷史文化與知識,成為引發高齡者內省及回憶的重要資源。近年來英國有許多博物館選擇用適當的物件來舉辦回憶工作坊,不同於展覽中可望而不可及,回憶工作坊讓參與者把玩,透過文物、觸覺與記憶,觸動高齡者的學習和回憶,甚至對於失憶與阿茲海默症患者,達到治療的效果。 現場觀察觀眾組成,相對於其他展示,開放式典藏庫的高齡觀眾確實高於其他展示廳,相對於只能觀賞的歷史文物、藝術品、生物標本,允許碰觸文物設備,確實可以為高齡參觀者製造「想當年」的參觀經驗,用觸覺誘發回憶。   (二)科技教育理論與學習行為 科技學習的基礎就是「從做中學」 「從做中學」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學習行為,最早可追溯自早期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主張教育的程序應該是身體活動早於心理活動,強調實際經驗的重要性。而將做中學的論點發揚光大者,是有20世紀教育代言人之稱的杜威,認為學生在生活中經驗持續的改造與重組歷程,即是成長的表現,而生活的經驗累積要從做中學才能實際體驗,進而解決生活的問題。「從做中學」理論成為科技教育、幼兒教育、體驗教育的重要理論基礎。 在科技學習領域,動手操作是提高學習成效的不二法門。傳統博物館展示是把文物放在櫥櫃當中,另外依據科學原理製作互動裝置,容易使科學原理抽離實用狀態。科技文物在開放式典藏庫讓觀眾直接操作,提高機械等科學領域學習成效,更可以實際機械應用的原理,這也是開放式典藏庫適用於科技類博物館的優勢。   (三)科技文物的特性 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適合在開放式典藏庫展出 從藏品的材質來看,科技文物換句話說就是「機械設備」,材質多以金屬、石質為主,部分是為木頭材質。因為「機械設備」在被製造的時候就必須考慮要「耐操好用」,因此不管在材質選擇或是組裝結構上,文物對於環境與觀眾碰觸的容忍力是相對比較高的,也因此相對比較適合在沒有保護的狀態下,在有參觀觀眾的環境中展出。 從藏品的原始用途來看,科技文物發明出來的目的就是要「動」,不管工作目的是為了製造、運輸還是通訊。從盡量維持文物的原始狀況的角度思考,能夠讓文物維持「動」的狀態,對文物是比較好的。 再從動力源的角度來看,機械的動力源從人力、獸力、風力、水利等天然動力,進展到電力、引擎等,其中使用天然動力的機械結構相對簡單容易維護,比較不容易損壞,損壞後也比較容易修復;使用電力、引擎等動力的機械,一旦損壞就很難修復。 基於以上3個面向的文物特性來看,相對於歷史文物、藝術品、生物標本,科技文物其實是比較適合在開放式典藏庫展出或操作,這也是科工館最早會規畫開放式典藏庫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實際在展覽時,仍然還是會遇到狀況不佳、體積太小容易遺失、材質易碎等文物,必須在溫濕控制櫃或有保木的玻璃櫃中展出。 中小型文物保護櫃,作者攝。 參、結論建議 科工館開放式典藏庫自規畫之始,即朝向觀眾可以直接的「碰觸」到藏品,而不只是「觀賞」,營運迄今成為最特別的亮點。近年來臺灣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嘗試建置「開放式典藏庫」以提供給觀眾更多元的學習與參觀經驗。但是「人」其實是藏品維護的最嚴重影響因子,不是所有的文物都是適合被「碰觸」,也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需要被「碰觸」。科工館「開放式典藏庫」展示、體驗、修復活動的規劃執行經驗在被複製前,館所對於自身的典藏特性、觀眾需求,宜有更審慎的評估。 參考文獻: 葉貴玉(2004)。看得見的蒐藏:不只要讓觀眾看見。博物館學季刊,18(2),71-78。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8)。開放式典藏庫房建置計畫。 Natural History Museum,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9)。開放式典藏庫藏品搬運計畫。 陳淑菁(2010):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建置規劃與試營運觀眾意見調查。科技博物,14(4) ,59-75。 于瑞珍(2013):學習型開放式典藏庫。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與藏品利用國際研討工作坊會議手冊,69-75。 陳淑菁、吳慶泰、蔡佳容(2016):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開放式典藏庫」結合行銷與社會資源之探討。科技博物,19(2),27-44。 陳佳利(2017):在過去的時光中相遇—利物浦博物館高齡教育活動之研究。博物館學季刊,31(1),5-25。 曾信傑(2018):你的、我的、誰的權益?-博物館藏品近用與行銷策略。「2018年臺灣各族群之生命儀禮及人觀」國際研討會。 首圖來源,CC BY 2.0。
2019/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