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撰文：陳怡菁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    文化政策下的地方學  文化部於105年起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推動國家級博物館舍與地方社會的串聯。從政策治理及文化推動觀點，博物館專業功能為文化政策推動工具，肩負轉動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的動能。從博物館事業經營而言，促成國內博物館跨出館舍內部事業體，轉向以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等專業功能啟動、滾動甚至活化地方社會文化的機構，保存及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豐富臺灣各地歷史文化資產與知識。這是一種從社會連結面向來思考博物館其社會責任，如何以專業功能促進地方文化資源發展、鼓勵公眾參與文化資源達到知識平權實踐可能性。  近年來，國家級博物館在文化政策的支持下，博物館近身地方社會，專業之能觸角向地方伸展，地方學的與精神強調博物館與地方互為主體的夥伴關係，共同建構臺灣多元且豐富的地方知識與歷史文化。國立臺灣博物館最早以「大館帶小館」模式長期扶植臺灣原住民類型文物館，從文物返回部落、共同策畫展覽、深根原民教育，乃至地方參與文物詮釋權利，部落人民參與知識論述權力；繼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同樣長期關照原民部落，以青年之力投入歷史記憶的採集與保存工作；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串聯國內博物館專業，投入原住民族知識建置及展示，還有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則串聯學術單位，與地方組織共同採集、調查研究的共學體。可以說，博物館的社會力正在臺灣各地逐漸發酵，展現博物館善盡社會關懷的責任與實踐，為地方注入歷史活化與創新的可能。             打造公民參與地方歷史建構的地方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立基臺南安南（古為台江內海之地），博物館建築工程歷經十年，在2003年籌備處時期，長期與地方社群建立博物館與地方網絡建置工作，連續幾年舉辦「台江文化季」，以「社區就是一座博物館」的概念強調地方做為保存歷史文化及再現土地與人民文化資產的最小基地。期間因緣際會下中斷數年，105年在文化部政策的支持下，臺史博重新反省博物館與地方社會的協作關係、如何串連、如何回應，博物館專業如何促進公民參與，乃至推動共同參與地方歷史的建構。  2018年，一座台江由老匠師重新打造傳統建築物件「竹籠茨」，當代新的文化資產的打造牽動了整個社會對台江移墾文化的關注，原藏拙於地方的口傳記憶，有機會重新給予地方連結自身歷史。2018年臺史博與地方舉辦「扛茨走溪流」活動，以回到歷史現場感受被遺忘的歷史經驗。博物館處理公眾的口傳或記憶非文字史料的當下，或是新制的當代的物件卻保留了無形文化資產之時，同時挑戰博物館如何看待歷史、如何回應、如何典藏、如何記錄、如何促進地方共同參與自身歷史文化的建構。     臺史博以「竹籠茨」延伸「水與環境」議題，構築歷史人文平臺  為了累積臺史博地方參與的能量，2016年首先進行為期半年，以台江人、水與環境田野歷史空間調查研究，轉化為「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特展做為與地方文化交流的平台，隔年將展覽送到歷史發生所在聚落。這一段被歷史遺忘的地方歷史源自90年前（1928年）一場曾文溪水患事件，溪水毀堤沖入溪畔庄頭，全村扛起家屋集體遷村，地方自稱「扛茨走溪流」事件；其中村內18位/戶村人為躲避水患，扛屋搬離至更遠處所重新結庄，竹籠茨（Tik-long2- a2-tshu3）在逃離水患時，被仰賴家族再生一個最重要的家產、它同時也是台江清末、日本時期最普遍的家屋型態。一戶台江專門搭建竹籠茨家族正好是經歷這場水患的家族，其後代李養先生是末代傳人，他口中道出這段只保存在地方的家族生命史與「扛茨走溪流」的口傳記憶，博物館從這段口傳記憶重新啟動歷史研究，運用地圖還原最接近歷史事件的原貌。  地方庄頭蘊藏豐厚臺灣歷史 地方重新看見文化自信與光彩  竹籠茨型態的住屋相當適合水患頻仍或移墾型的台江社會需求，戰後逐漸被新式材料取代，匠師與無形文化技術並未消失，只隱藏於社會角落中。十年來，臺史博有意識的陪伴與鼓勵下，今年76歲李養（1943年生）的李養匠師，2017年秋天，李師傅自力蓋回自己的家，至今持續一年，將打造一座26坪、重達4噸的竹籠茨；這兩年他將個人建築技術轉為風土建物的地方知識與社會大眾溝通與交流，重新展現生命的高度價值與精神。  重造竹籠茨，對地方人民而言，不只是一間住的房子，而是在地歷史文化的載體；同時對應不同對象具多重意義，它喚起曾被遺忘生活記憶與身體經驗、成為地方高齡者談論集體記憶的物件，是傳遞地方特有的集合體。2018夏天，臺史博在展示與教育活動設計中，藉由竹籠茨帶出遺忘的歷史，館方與地方人民以互為主體的組合，舉行「重返歷史：百人扛茨走（避）溪流（水患）」教育活動，把4噸重的竹籠茨扛回水患發生歷史現場；當屋子重量落在眾人肩上，身體經驗連結遺忘的歷史，歷史不在是單調而平面，而是立體、有層次甚至感受到重量的。這場活動翻轉或帶給地方重新看待自身歷史的機會、歷史繼續被流傳，找回文化自信與光榮。  用身體與技術重建竹籠茨的李養匠師 從歷史與空間與地方共同型構地方學基礎  為什麼博物館要帶著人民共同進行地方知識的累積？總歸而言，臺史博做為歷史類型的博物館舍，地方學開展視角仍以史學研究為核心，運用博物館專業系統，與臺灣各地社會的歷史文化，以協作方式進行在地知識網絡的累積與建置；運用博物館四大核心技術，理解臺灣地方社會形構的過程，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看見臺灣人民的主體性；從地方家族研究開始，將原本鬆散的、破碎的人民的知識與生活經驗逐次脈絡化；運用地圖定位人民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的關係，提供民眾有機會還原個人乃至地方的社會樣貌；展覽技術轉化研究內容，提供創造人民與歷史對話場域；無論展覽或活動提供民眾發聲與參與一種社群網絡的文化參與平台，甚至與地方社群或家族成為歷史研究的研究團體，喚起公民歷史意識、以民為主體書寫歷史，為民所用的歷史。其背後的目的，回到過去是為了與當代連結，歷史提供反省與望向未來的可能與機會。  臺史博做為實踐民眾歷史自我發聲的場域 啟動人民歷史書寫  文化部政策支持下的地方學，體現博物館具有活化地方歷史、記憶與文化資產的功能，是臺灣文化整體向上提昇的機會。博物館「尊重每個地方的歷史獨特性」，博物館與地方共同型構地方學基礎，以公民參與地方歷史建構，地方人書寫歷史型態與方法萬千，用蓋房子書寫歷史、用文學創作書寫歷史、亦或是用地圖、影像等工具記錄歷史，皆為保存臺灣及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博物館以專業能量參與社會，具有啟動地方歷史意識抬頭與自我認同，歷史類博物館可做為之處。博物館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需長期累積基礎，給予適當的發展時間與空間、人力的支持。  地方知識的在地書寫者蔡顯榮先生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撰文：張譽騰 (佛光大學講座教授) 2014年5月17日，國際博物館日前夕，土耳其「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 獲得歐洲博物館獎 (2014 European Museum of the Year Award)。這是由英國博物館學家肯尼斯．賀森 (Kenneth Hudson) 在1977年創設，歐洲博物館界年代最長久備受尊榮的獎項，創設宗旨是要獎勵歐盟47個會員國境內最卓越、最具創新能力的博物館，藉此提升歐洲博物館品質。所謂卓越，是指能夠營造吸引和滿足觀眾需求的環境氛圍、規劃傑出展覽和詮釋手法，所謂創新能力，是指能夠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作法，提出對博物館教育及其社會責任具有想像力的活動計畫。  歐洲博物館獎給予「純真博物館」的頒獎辭是: 「這座歷史博物館反映了20世紀中葉伊斯坦堡城市的常民生活，同時又以物件為主的展陳方式再現了奧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同名愛情小說的虛構世界。這是一座小型而充滿個人風格的博物館，開啟了地方博物館永續發展模式，是具有鼓舞作用的博物館創新典範。」 奧罕．帕慕克何許人也？他是土耳其當代作家，1952年出生，生長於東西文化交融之地的伊斯坦堡，祖父在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時代建造國有鐵路致富，讓父親和他可以浸淫在藝術文學天地。他青年時代夢想成為職業畫家，在伊斯坦堡理工大學學習建築，三年後退學。1976年畢業於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系後，矢志要成為小說家。1982年結婚，育有一女，名為呂雅 (Rüya)，土耳其語是「夢」的意思。 1980年代迄今，帕慕克創作不懈，先後發表了《寂靜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 、《黑書》(1990) 、《新人生》(1997) 、《我的名字叫紅》(1998) 、《雪》(2002) 、《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2005)、《純真博物館》(2008)、《我腦袋裡的怪東西》(2014)、《紅髮女人》(2017) 等十幾部小說。這些作品不僅在土耳其境內熱銷，也譯成多國語言出版。在台灣，麥田出版社幾乎岀齊帕慕克所有作品中譯本，包括吳明益、阮慶岳、胡晴坊、郝譽翔、郭強生等小說家均對這些作品讚譽有加。據說他曾受邀來台，並沒有去參觀國立歷史博物館或故宮博物院，卻喜歡穿梭在台北市大街小巷，鍾情於台灣民俗小店裡的近代古物和漸趨沒落傳統中藥鋪中一個個斗櫃裡的祖傳祕方。 2001年，帕慕克離婚。他曾公開主張：「土耳其需要一場女權主義革命！政府官員在電視上宣揚女人就應該待在家裡帶孩子。最近土耳其統計局公布數字，土耳其65％財產都註冊在男性名下。」「在小說裡，我想用直白方式寫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壓迫。我寫她們做家務，照顧小孩，從街頭小販那裡買東西，管理日常支出。在為丈夫、小孩、父親、公公做這一切的時候，有些女人觀念根深蒂固，連家門都不願意出了。」 帕慕克曾公開主張：「土耳其需要一場女權主義革命」，並以小說寫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壓迫 2005年，帕慕克接受一家瑞士報紙採訪，提到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和三萬庫德人在土耳其慘遭殺戮的罪行。他認為:「這是歷史事實，但是政府卻不遺餘力阻止人民知道，這件事實本身成了禁忌。」當時各種民族主義媒體及極端宗教組織遊行、抗議、焚燒帕慕克的書籍，他也因為公開詆毀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而受審。2006年，他以《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記憶》一書為代表作，成為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聲名大噪。據說當時土耳其文化部長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偉大作家與政府異調情形所在多有，暗示土耳其政府不會再追究他的詆毀罪行。 2006年帕慕克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理由是：「在尋找故鄉憂鬱靈魂時，發現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象徵。」帕慕克表示：「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堡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而是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他所再現的伊斯坦堡不是記憶中的美景，而是一種文明的失落，不是個體情感，而是宗教、文化上的集體情感。童年一直到大學時期常常逃學的帕慕克，習慣獨自晃蕩於伊斯坦堡街道上。鄂圖曼帝國時期留下的物件、手稿，一一被塵封於古董店裏，遊走於這些商店，是他逃避舊物急遽消逝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帕慕克是一個真正的伊斯坦堡人，他的小說是對伊斯坦堡社會生活的記錄，但是其中有許多反諷、創新和想像。   帕慕克所再現的伊斯坦堡不是記憶中的美景，而是一種文明的失落，不是個體情感，而是宗教、文化上的集體情感 帕慕克創作小說《純真博物館》以及在伊斯坦堡建造純真博物館的念頭，可追溯至1982年他遇見多年流亡於外的鄂圖曼帝國末代王子華塞 (Ali Vasib)，聽其細述經歷之後開始醞釀。從鄂圖曼帝國滅亡、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後，華塞就流亡法國、無法返回童年舊居厄赫拉穆爾宮。帕慕克與王子漫談時，想像王子為自己住過的皇宮導覽的情景，在眾多藏品間向遊人娓娓道出年輕生活的點點滴滴，滄海月明下為宮殿加添詩意。創造純真博物館及小說想法由此萌生。 1998年，帕慕克買下伊斯坦堡貝伊奧盧區 (Beyoglu) 的一棟紅色三層小樓，一面寫小說，一面到二手商店、跳蚤市場或熟人家中物色從1975到1984年住在這間房子裡的人可能使用的物件。他把這棟小樓改造成一間以物件細緻描寫人物的博物館，亦即是小說《純真博物館》女主角芙頌的家。2008年小說《純真博物館》出版，2012年，與小說同名的博物館正式開放，以《純真博物館》83個章節為線索，分為83個展區，忠實再現小說和這座城市這段時間的生活，成為全世界帕慕克書迷熱衷尋訪的聖地，今年，它還獲選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十大觀光景點。 座落伊斯坦堡貝伊奧盧區的純真博物館 (攝影者/ Fuzheado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帕慕克對愛情頗為悲觀，他認為「愛情故事不應當有一個完滿結局，它應當從你沒有察覺的地方開始。我們不應當美化愛情，應當將它看作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場交通事故。」「我總是強調愛情悲傷的一面。很抱歉，我想不出關於愛情的比喻，或許它就是滿懷好意卻最終落空了的故事。」「我們應該收集我們喜歡的所有東西以及和我們所愛之人的所有東西。收藏的詩意就將是這些物品的家；這座博物館的本質。」純真博物館收藏的是芙頌的純真，是小說男主角凱末爾的遺憾，是一座「收藏愛之徒勞的博物館」。  虛構和真實邊界融和是帕慕克把博物館觀眾和小說讀者串聯起來的手段。在博物館裏，物件有如炯炯有神的幽靈向櫥窗外眺探，每雙眼眸背後都隱藏着秘密，聯繫小說裏芙頌和凱末爾的故事，映照了土耳其文化與歷史演變。帕慕克精心布局的展櫃，散發出物件聚合魅力，帶出小說裏不同主題，如等待、愛和耐性。走進博物館看過整棟房子和展櫃後，再踏上迴旋梯子走到頂層閣樓的凱末爾客房，便更確切感到凱末爾、芙頌和她一家都真實活過。離開博物館走到附近街道，閱讀時腦海想像便化為真切存在，這一切美好純真都彷彿真實存在過。這是虛構和真實碰撞給人最大的慰藉。 純真博物館展櫃舉隅: 歷經八年蒐集來小說女主角芙頌的4,213個菸頭 (攝影/ 邱文傑)，全幅作品見Google Arts & Culture 無論以寫小說或以博物館形式，我們都看到帕慕克致力於保存人性的歷史。他一直鍾情於歐洲那些位於橫街窄巷、空蕩蕩的小型博物館，守衛張口的呵欠聲、木造地板吱吱作響的聲音，讓他感到詩意充溢，就像垂老的人在耳邊訴說着絮絮動人的地區往事。他闡明建立博物館「不是要呈現一種象徵或再現的力量，而是建構富有感染力的檔案記錄，希望以平凡人物日常所用物品，展現有關人類共同情感，喚起人們對事物的感知，揭示生活深層意義。」事實上，這就是他最重要的博物館理念。 2016年7月6日，帕慕克應邀在米蘭召開的國際博物館協會會議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Conference) 發表專題演說。當天他未能親到現場，改以錄影呈現他的〈博物館宣言〉(Museum Manifesto)，並在次日刊載在義大利《共和國報》(La Repubblica) 。如同他在這篇宣言所說的：「大型國家博物館一向給我巨大、卻可看不可碰的疏離感，我不會去建造一座宏偉、紀念性的博物館，而是去展示城市後街、尋常生活中的小事物。我想把平凡小故事、故人往事都放進去博物館，正如小說一樣鉅細靡遺地把人物生活細節寫下一樣。」 帕慕克想把平凡小故事、故人往事都放進博物館，正如小說一樣鉅細靡遺地把人物生活細節寫下一樣 (攝影/ Pedro Szekely) 帕慕克認為大型國家博物館總是和國家政府關係密切，它們讓我們忘記自身個體人性，接受群體共性，這是許多人對於博物館依然心生恐懼的原因。他主張長期過度使用於各大國家博物館的資源應該被重新配置到講述個體故事的小型博物館；這些資源應該被用於支持和鼓勵更多人將自己的小房子和小故事轉化為具有敘事性的空間。 帕慕克衡量一個博物館是否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能否代表一個地區、國家、社會或是一段特定歷史，更要看它是否能夠展現個體人性。他認為，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博物館職責都不應是代表某個國家或地區，而是重現個體人性世界，而博物館真正挑戰是：「如何通過博物館來講述生活在這些地方的個人的故事，展現出其中的智慧、力量和深度。」這也是他認為博物館能夠以人性尺度講述故事的唯一方式。「如果物件依然處在它們原本的地方，並未離開其熟悉的街道和環境，它們就可以獨立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需要謙遜的博物館，充分尊重周邊街道、房屋和商店，並將整體環境納入到它本身的敘事瞬間當中。」 帕慕克最後提出下面幾個重點，作為這篇宣言的結語： 過去博物館習慣「再現」歷史，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表現」人性。 過去我們習慣樹立豐碑，現在我們更需要的是家常居所。 過去博物館處理「歷史」，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故事」。 過去博物館關注「國家」，現在我們應該關注「人民」。 過去我們擁有宏偉鋪張的博物館，當務之急是讓博物館變得更小，更關注個體，更加經濟。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撰文: 賴維鈞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ICOM-ICR現任理事) 2017年初，國際博物館協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資產相關單位一起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籌辦了「區域博物館於地震後協助重建地方社區的角色」特別計畫，來自包括中國、尼泊爾、日本、臺灣、希臘、義大利、以色列、斯洛維尼亞等各地博物館同仁聚集開會並就相關行動策略進行反思與分享。 2015年發生在尼泊爾七級以上的地震重擊了加德滿都山谷並造成西北部743處主要的歷史遺址損壞－133處完全倒塌、95處部分倒塌、515處部分損壞，包括杜巴廣場以及帕坦廣場王宮等重要世界文化遺產。身為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OM-ICR) 理事除了前往與會分享臺灣經驗，就此次博物館行動筆者有以下的幾點觀察思考。   七級以上地震造成文明古國物質性文化資產大量損毀，博物館專業同仁該如何因應這衝擊？ 一、向國際專業組織尋求支援與協助 以尼泊爾為例，該國同仁直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尋求支援，也向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求助，直接而密集的募款認養修復的工作隨即展開，筆者在現場也看到了緊急因應修復的告示以及支撐措施。曾受ICR委員會資助的年輕博物館同仁Birendra Mahoto，也在震災的次年 (2016) 參與ICR年會時向委員會提出請求，在主席Rune Holbek與ICOM總部及尼泊爾國家委員會 (ICOM-Nepal) 多元串連下，組織有相似經驗的區域博物館同仁們共同在尼泊爾商會行動。   二、以國際聯合行動啟動、說服國內並組織必要的博物館專業系統 尼泊爾國家發展現代博物館發展時間並不長，引進西方的博物館學學術知識系統正式在大學研究所裡開設博物館學的課程也不過是兩年前的事。原本國內的世界級國家文化遺產，珍貴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令人羨慕，雖擁有國家博物館及軍事博物館，以發展現代博物館觀念而言，仍然處在基礎的階段。文化政策策略上很清楚，文化事務是與觀光以及市民住居事務同在一個部會裡，官方主導下的國家博物館以及軍事博物館陳設、燈光、空調、導覽等都可以維持住基本。對於地震所造成的大面積毀損，有些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並已展開重建，但有更多的連清點工作都尚未進行，缺人缺錢缺專業的現況，令尼泊爾為數不多的博物館同仁不斷焦慮地向外求援。 這次的商會，尼泊爾的博物館同仁發表了他們對於博物館的各項定義整理，以及博物館定義在尼泊爾應用的情況、尼泊爾博物館歷史發展的調查結果報告、以及試圖以生態博物館概念發展區域博物館的嘗試等，對尼泊爾國內博物館界而言，也是第一次有這個機會從各面向整理了解自己國內博物館專業發展的概況。值得慶幸的是，尼泊爾政府部長層級親臨參與，允諾將博物館發展需要的法制環境建置給予最大的支持與推動的動力。因此可以看得出，這次的特別行動，讓尼泊爾博物館同仁整個國內從法制面、策略面、學術準備、人才培育等都有了永續發展的未來圖像，後續如何值得期待！ 尼泊爾的文化與觀光部部長 Jeewan Bahafur Shahi 親自以傳統的點燃油燈儀式為大會祝福，與會的有來自全尼泊爾的55位博物館同仁及貴賓，另有10位私立博物館同仁也到達現場。四天的時間內共有16位同仁完成發表，在ICOM-Nepal主席 Bijaya Kumar Shahi 的主持下，此次會議提出了四點聲明: 支持在加德滿都建人類學博物館新的大樓； 支持採用有利於尼泊爾博物館的永續發展的立法； 將博物館學納入為尼泊爾博物館專業教育的一部分； 促成失竊的文物歸還。   三、針對防震需求觀念及技術進行研討並形成博物館專業支援網絡 觀念層面 博物館多處於天然危險與經濟災害等雙重威脅的環境，文化遺產維護與都市紋理發展之間，充滿了困境、衝突，同時也有機會，來自義大利的同仁在這次商會中提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也是博物館發展不可避免的面向。而尼泊爾的文化政策裡包含了觀光與居民，顯然經濟政策也是包含考量在其中。即使該國文化資產的維護與管理正承受巨大天災的考驗，就博物館的面相而言，修復也是博物館教育重要的一環，所有的過程也都是一種動態展示以及知識累積彙整的機會。這點提醒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防震科技層面 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對於博物館防震有技術上的系統設計，包含了建築物與展品的保護。這類的科技一向都是博物館界的好幫手。日本的同仁則分享東北海嘯之後，博物館同仁挨家挨戶敲門去問有沒有文物要保存，卻遭居民白眼的經驗，後來在區公所文件文物的搶救上倒是充分發揮博物館的特長，紙本的去濕保存風乾等專業技術，都適時地發揮了功效，後來也得到居民的肯定。 人才培育層面 博物館的專業發展起源於西方，尼泊爾博物館教育剛剛起步，尼泊爾的同仁們也提出了博物館與大學課題，說明博物館教育紮根的重要性，並搜集列舉了英國、印度、還有尼泊爾大學裡博物館教育的課程設計與分析比較，初步認定「生態博物館」是尼泊爾可操作的博物館發展型態。尼泊爾才剛針對這方面專業在一兩所大學開設基本課程，慢慢地應該可以摸索找尋出當地所需要的專業模型。先認定「生態博物館」模式作為發展的策略，策略選定後仍需要一陣子的發展與觀察。另一方面，「生態博物館」在巴西、法國等地都有很完整的網絡系統，所以博物館專業的發展將有機會伸出觸角，如同這次是以區域博物館的網絡召集了區域內鄰近國家尤其是亞洲的地震相關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的博物館同仁們，同樣地，就尼泊爾博物館專業發展需要，可以藉由ICOM的國際博物館網絡繼續與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同仁們分享切磋並精進博物館專業！ 外在不可抗力的衝擊、保存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資源不足、專業不夠等困境在在對博物館或對社區都是充滿了艱辛挑戰的課題。博物館所擁有的觀念、技術以及行動，都需要相對應的調整與適應。館內、國內到國際，博物館都是一家人！藉由網絡互相支援，這次在尼泊爾的聚會暨行動計畫做到了！     ICOM-ICR尼泊爾特別計畫2017研討會，聯合國UNESCO專員、尼泊爾文化觀光民生部長、ICR主席、ICOM-Nepal主席於加德滿都一起參與主持開幕   更多資訊：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OM-ICR, Regional Museums’ role in assisting to rebuild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fter an earthquake Proceedings (ICOM ICR Special Project Kathmandu, Nepal) ICOM-ICR 官網、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