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如果博物館想談論一段帶有傷痕的故事，特別是沉重且難以面對的黑暗歷史，該用什麼樣的敘事角度，邀請對展覽主題抱持質疑或排斥的觀眾，進入博物館參觀？   過去，未曾遠離 近幾年，荷蘭社會再度反思種族歧視和殖民歷史等議題〔註〕，而背負著荷蘭文化及價值展現的博物館，其公開發言和展覽，即是對當代荷蘭省思和重新定義歷史最好的觀察。自2019年開始，陸續有博物館對於是否該繼續使用「黃金年代（Golden Age）」一詞莫衷一是，其中參與討論的包含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海牙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等。起因為荷蘭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遠洋貿易時，將大量非洲人口販賣到美洲和歐洲。若正視荷蘭殖民地與奴隸後代之處境，沿用此詞是否妥當？然而，若博物館決定不再使用此詞，是否需要更多的學術論證說服大眾？過去荷蘭人對於此段歷史多避而不談，甚或以時空背景迥異，不應用當代思潮檢討四百年前的歷史作為結論。而當荷蘭國立博物館在2021年以「奴隸（Slavernij）」為年度特展名稱，又再度喚起大眾對此議題的回應及討論。 「奴隸」展入口一景，館方委託荷屬庫拉索藝術家David Bade和Tirzo Martha製作回應展覽的作品〈現在看著我（Look at Me Now）〉，為與觀眾互動的裝置。（王幸慈 攝影）   這樣勇於面對歷史的展覽並非獨見，在2019年底，荷蘭丹博斯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en Bosch）推出一檔話題性極高的展覽「第三帝國的設計（Design van het Derde Rijk）」。一般而言，談到展覽如何呈現二戰時期納粹生成的起因、法西斯主義迫害猶太人的殘暴史實，光是展示集中營的相關物件或檔案，其沉重感就足以讓觀眾不忍卒睹。但在納粹佔領荷蘭期間，卻也有支持納粹思想的荷蘭族群存在，甚至荷蘭國鐵亦曾運送荷蘭猶太人至波蘭集中營。為何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原為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在二戰時期卻發展成支持納粹主義的黨派？納粹如何透過思想改造控制大眾？這檔展覽可說是揭露荷蘭人不光彩的過往，同時更挑戰荷蘭人是否願意以理性分析的角度，重新省視納粹在產品及視覺設計上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希特勒塑造元首形象之宣傳海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本文欲以這兩檔展覽的策展敘事作為對照，討論在面對歷史難題時，展覽可以如何呈現並達到教育推廣和與觀眾對話的目的。   他們是人，有名有姓 「奴隸」展的形成，揭示了荷蘭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殖民與販奴歷史。荷蘭在亞洲最廣為人知的殖民地為印尼，但事實上，荷蘭透過西印度公司擴張的殖民版圖更廣，除了南非、巴西之外，尚有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嶼。而奴隸販賣及運送，一部分是綁架非洲居民賣至歐洲、美洲大陸及島嶼；另一部分則是將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居民，就地變為荷蘭富商的奴隸，日夜為主人製糖。在展覽入口懸掛了五口鐘，其功能為提醒奴隸每日的作息，分別來自十八世紀囊括在荷蘭殖民版圖的巴達維亞、開普敦、蘇利南、庫拉索與圭亞那。當觀眾經過鐘的下方，暗示著人們將透過文物進入奴隸的真實處境。 進入展間，可見展牆上使用大量的鏡子，其用途不在於擴大空間的視覺效果，而是意圖讓觀眾在觀看展品時，不斷看到自己的身影。展覽子題以十個曾經真實存在的人物或族群命名，分別為João（西非人，最後被運至巴西）、Wally（蘇利南奴隸，終生在甘蔗園製糖）、Oopjen（荷蘭人，奴隸主之妻）、Paulus（非洲童奴，最後定居荷蘭）、Van Bengalen（來自孟加拉灣，散居於巴達維亞、荷蘭、南非）、Surapati（印尼人，印尼當代社會視之為反荷屬東印度的民族英雄）、Sapali（來自非洲的女性族群，後至蘇利南）、Tula（荷屬庫拉索人，受法國大革命思潮影響，向荷蘭請求自由人權）、Dirk（原為反對奴隸制的荷蘭人，晚年卻在巴西購買奴隸照顧其生活起居）、Lohkay（荷屬聖馬丁的女性，為反抗殖民母國的象徵）。他們各自的經歷與掙扎，則是透過博物館的典藏及檔案，輔以相關後代所錄製的語音導覽，拼湊出他們的生命故事。 展場使用大量的鏡子，圖為Oopjen展間，圖右Oopjen與第一任丈夫的肖像畫，是林布蘭的作品。（來源：Rijksmuseum）   這十段故事大致上呈現了三種視角：一是奴隸、二是荷蘭奴隸主、三是爭取自由的人物與族群。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展出的荷蘭文獻資料中，例如被迫改成歐洲名字的João和Paulus、Wally不堪蘇利南糖廠繁重的工作，起身反抗後遭判死刑的審判紀錄；被冠上Van Bengalen姓氏的Francina，在南非獲得自由身的正式文件等。有的則是以黝黑膚色、戴著象徵奴隸的金項圈，成為荷蘭繪畫和雕塑中展示主人財富的物件。同樣的，荷蘭商人仰賴奴隸的生活剪影及對奴隸的看法，亦是透過當時的畫作、出版品等文件，攤開在觀眾眼前。例如出自林布蘭之手的Oopjen肖像畫，以往與〈夜巡〉同在典藏常設展的榮耀廳裡展示，如今在此呈現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在展覽的末了，觀眾來到一間沒有展示文物的房間，牆上只有左右相反的文字與大片鏡子。觀眾得透過鏡子，方能閱讀牆上的文字：自由。 Francina獲得自由並可在南非合法擁有財產的正式文件。（王幸慈 攝影） Lohkay展間一景。牆上為1883年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展覽中，蘇利南婦女作為展示品的影像。她們雖已脫離奴隸身分，卻被物化為荷蘭展示帝國力量的物件。（王幸慈 攝影）   從設計角度看帝國神話的塑成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與荷蘭丹博斯猶太紀念館合作，展覽首先播放關於納粹的數位檔案及影片，同時在年表上羅列納粹分別在政治及設計領域的發展，讓觀眾有概括性的認識。納粹主義始於1930年代，由希特勒與其黨羽推崇帶有高度理想與宗教色彩的意識形態：雅利安人種至上、重視德國民間文化、重建因一戰備受打擊的德國。當觀眾進入納粹建構出的歷史、思想與社會制度，搭配當時先進的工業設計、視覺設計、音樂與建築，便可逐步體會納粹如何擅用這些工具，灌輸政治理念給大眾。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覽入口，福斯金龜車的設計與生產源自希特勒的需求，在二戰時期廣泛用於軍事。（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展場為開放式空間，無特定的參觀動線，觀眾可自由在各區域之間穿梭對照不同展品。第一主題「以納粹文化為設計（Design as Nazi Culture）」展示當時如何使用瞳色表及髮色卡分辨是否具有雅利安血統，以及普羅大眾使用的家具與電器，在設計上如何具備「勞工之美」。從展覽中大量1930年代的檔案與影像紀錄，可見大批民眾響應希特勒重建德國的願景。 第二主題為希特勒為了形塑帝國所做的「第三帝國的設計」，揭示納粹如何鞏固在德國崇高且不可質疑的地位。要建立一個封閉的集體意識系統，首先必須有位全知全能的領導，故希特勒化身為「元首（Führer）」，融合既有的共產與天主教元素，挪用古典（如哥德體字型）和現代主義作為視覺呈現，邀請攝影師及電影導演參與政治宣傳拍攝，描繪納粹引導大眾走向美好的藍圖。在納粹發行的宣傳冊中，大至集會儀式、小至穿著用色，每個人的種族、角色、身分都得遵守其腳本和規矩。此外，納粹也建構利於自己的歷史，更發展出專屬菁英階級（如黨衛軍）的圖像和崇拜儀式。值得一提的是，若就分析的角度觀看當時的收音機、汽車造型、軍隊服飾，不僅實用且堪稱美觀，而建築草圖和對科技的想像，更與現今科幻電影裡的場景相去不遠。 主展場包含納粹時期的工業設計產品、雅利安人雕塑、宣傳海報與攝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納粹的建築模型、大型家具與帝鷹旗幟。（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最後的主題「以破壞為設計（Design through Destruction）」，則談論納粹的破壞策略，是透過發動戰爭和種族滅絕來創造「更好的德國」。納粹以德國為中心，軍事侵略並摧毀他國建設後，就地建立了德國化的地景，包含用德語重新命名城市等。而集中營、閃電戰、高速公路、德國油桶的出現，也都是為了將歐洲各國「德國化」而生的產物。   正視傷口才能癒合 荷蘭作為一個在中美洲仍有領土的王國，前有「黃金年代」的議題，後有「奴隸」的討論，促使大眾為祖先曾為奴隸、現已在荷蘭落地生根的有色族群發聲。荷蘭國立博物館更首次於常設展中挑選70件典藏品，掛上「包含奴隸內容」的說明牌，並持續進行此議題的研究。 在「第三帝國的設計」中，博物館避免讓展覽流於戲劇化，特別舉辦工作坊引導學生討論設計的功能性。策展團隊表示，展示設計刻意選擇冷色調性與平視的陳設方式，即使對於納粹的成因和機制進行細緻的介紹，觀眾似乎仍有空間反思納粹的治理意圖和衍生效應，進而產生警世的意涵，並不會因此成為「新納粹」。 如何觀看這兩檔展覽？在荷蘭已引起廣泛的討論，雖尚未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歷史難題不會止於展覽，而是帶出更深刻長遠的反思。 註釋： 當今荷蘭社會由多種族組成，對於種族相關的移民、教育與補助等政策無不謹慎以對，以下列舉近十年間熱門的種族與殖民相關議題： 聖尼可拉斯節「黑彼得」：形象為黑人助手的角色，有影涉黑奴之嫌，現改由臉上塗黑炭的白人飾演。 是否沿用「黃金年代」一詞，詳如內文。 阿姆斯特丹市長Femke Halsema於2021年7月1日的演講中，首度為該市在十七世紀參與奴隸貿易之歷史公開道歉。 近兩年荷蘭社會正在討論，是否將象徵荷屬殖民地奴隸制終結的7月1日Keti Koti節（蘇利南語，意為毀壞鎖鍊）正式列為國家節日。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9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RHM AP）在台灣成立，台灣在人權實踐推動上看似不斷進步，但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提出目前推動相關工作的幾個難題，包括：在轉型正義上立場對立的人們如何溝通？人權教育該如何跨出同溫層並進行跨世代溝通？如何建構展示及教育途徑？如何形成專業人員的合作體系？因此，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10月30、31日，舉辦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邀請了五位德國專家分享實務經驗，透過兩地學者的交流，思考台灣轉型正義及人權教育推動課題。   轉型正義之後，如何處理集體創傷？ 在德國，轉型正義受絕大多數人支持，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Kartrin Budde提到，自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有95%的人民都支持德國民主化，即便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也同意轉型正義的必要性。當轉型正義成為社會共識，如何處理集體創傷成為主要課題。史塔西檔案局主任Niels Schwiderski強調，需理解轉型正義並非清算鬥爭的手段，而是真理真相的釐清，旨在安慰受害者並理解加害者處境，藉此重建正義。具體實踐上，史塔西檔案局透過嚴格規定受害者、記者、研究人員等身分的調閱權限，調閱資料也先經由館員進行匿名處理等種種方式，讓認為公開檔案會產生報復及撕裂社會的疑慮不攻自破。在公布檔案後累積200萬人調閱，多數人找到了過去生命片段的答案並平反了罪名，也排除對人的懷疑，或進一步了解、寬容加害人；在和解過程中，同樣有助於加害人擺脫過去行為造成的負擔。 史塔西檔案局中藏有傳說中情報人員的紅色行李箱。現存來不及銷毀之4千萬份文件，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有150萬張相片、2萬3千個音檔（Photo by Stasi Mediathek is free for non-commercial use）   歷史與當代議題的結合 由於轉型正義似乎只與當事人相關，導致多數人對此仍置身事外，在這個難題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案主任Adam Kerpel-Fronius及與談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董事長葉德蘭，都認為，應將歷史與當代議題結合，才得以讓更多人了解自身與歷史的連結。在納粹大屠殺議題上，除設立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也以大型公共藝術紀念當年受害的少數族群，包含現在仍受到壓迫的同性戀、羅姆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紀念碑，透過具官方性質的紀念物，將歷史上受壓迫者與當代的歧視產生關聯。這種做法在阿嬤家也行之有年，阿嬤家除了以台籍慰安婦受迫害的歷史作為展示核心，更結合當代女權觀念，關注家暴議題及性別平權，使得人們在重視當代議題時也能回過頭來檢驗歷史，不再走上回頭路。   新世代的人權教育：經驗涉入的重要性 德國及台灣均面臨社會組成結構變遷的問題，面對年輕的局外人及新移民，Niels Schwiderski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共同提到經驗涉入的重要性，如參觀不義遺址、邀請政治受難者第一手經驗分享等。Niels Schwidersk認為如以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形式講述歷史，或帶領學生思考課堂間有同學被帶走的情況等，可以讓新世代了解民主的難能可貴。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執行長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法律規定不能以灌輸觀念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而應提供充足且多元角度的資訊，讓學生以建構式的學習，達到人權教育目標。 絆腳石計畫，由德國藝術家Gunter發起，自1992年起以刻有死者姓名、日期與地點的黃銅板鋪在地面上，提醒人們納粹帶來的傷痛（Photo by Seeteufel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人權展示與教育新途徑 對於台灣人權館如何吸引更多觀眾關注，參考同樣於不義遺址成立的柏林圍牆紀念館展示方針，或許能從中獲得解答。紀念館主任Manfred Wichmann提及應用新科技的策略：首先虛擬實境的應用可以讓如今已成為廢墟的真實場域再現，參觀者可同時看見不同時代的歷史遺跡、聽見不同見證人的想法，讓紀念館成為多元發聲的平台。其次，遊戲化的教育活動「圍牆啄木鳥—從柏林圍牆到兩韓之間的非武裝區」，讓參與的青少年扮演記者，編輯新聞、做成報紙，並自行訂定關心的主題與呈現方式，觀察結果發現遊戲化教育活動能提高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最後，該館也規劃mauer-fotos.de開放存取的網路計畫，以捐贈者提供的照片與故事構建開放式場域，培養使用者針對人權議題資料篩選的批判性，網站也公開照片的GPS定位，讓人們可以實際走訪照片中的場景。 1990年東德人民引頸期盼自由民主的到來，於現東邊畫廊圍牆旁搭帳篷狂歡（Photo by Nicole Montéran mauer-fotos.de F-023289 is licensed under CC-BY-SA 4.0）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打造官方、民間與跨國合作體系 轉型正義工作龐大且複雜，重構歷史、還原真相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合力運作。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近年致力促成單位間合作，除了媒合官方與民間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也需與所有不同立場的人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團隊交換意見，並幫助正在受迫害的國家取得德國國會支持等，如此一來專業人員的成果才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正如同Anna Kaminsky在演講中提到「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人權教育更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長時間的努力促成社會共識，官方、民間等團體一同合作，才能清楚未來發展的方向及願景，讓民主人權的觀念深植每個人心中。   首圖來源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