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陳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走進台北市民權東路巷弄，沿著「自由巷」的路牌前行，將抵達座落於住宅區中的「為了自由的紀念館」。這裡曾是《自由時代》雜誌社的所在地，也是鄭南榕以肉身抵抗威權，爭取言論自由與獨立建國之處。 專訪當日，一位神情靦腆，目光卻無比堅定的女性從辦公室走出，她是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也是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1989年4月7日，父親自焚離世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她難以開口談起父親。究竟是什麼樣的契機，使鄭竹梅能站在群眾前，開始以自身家族故事倡議人權和投入轉型正義工作？ 鄭竹梅於鄭南榕影像前留影。（攝影：陳安）   乘載思念與真相的紀念空間 父親離世後，鄭竹梅的生活遭逢巨變，母親葉菊蘭從上班族變成政治工作者，曾為鄭竹梅兒時生活場域的《自由時代》雜誌社，也在1999年隨著鄭南榕基金會的成立，成為鄭南榕紀念館。紀念館的空間規劃由長期從事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紀錄與人權展示設計的曹欽榮先生操刀，而鄭竹梅也談及其中讓她感到溫柔的一項設計：「觀眾和總編輯室之間有一面黑牆，一邊是李敏勇老師的詩，另一邊則是我9歲時寫的詩。這面牆除了不會直接讓我們看到總編輯室，也有觀眾說，有一種依靠的象徵。」 鄭竹梅口中的總編輯室，正是鄭南榕殉道的現場。事件過後，9歲的鄭竹梅向母親說，希望能保留空間燻黑的樣貌，讓她有一個地方可以想念他、經驗他。另一方面，當時主流媒體多將鄭南榕描述為精神異常、蓄意縱火者，因此保留自焚的空間與痕跡，也是為了訴說真相。   佇立在展場中的黑牆，讓觀眾先透過軟性的詩作感受家人與夥伴對鄭南榕的不捨與思念。（攝影：陳安） 許多曾與鄭南榕共事的夥伴知道他生前喜歡抽菸，悼念時便會帶來香菸，擺放在總編室外，日後也成為紀念館與觀眾間的無聲默契。（攝影：陳安）   帶著傷痕走向群眾 大學畢業後，鄭竹梅成為一般上班族，她總將家庭故事藏在身後。2009年左右，鄭竹梅與母親碰面時，意外走入鄭南榕紀念演唱會現場。聽著台上講者輪番講述鄭南榕對台灣與自身的影響，鄭竹梅不禁流下眼淚，並反問自己：「那麼多跟我年紀相仿的台灣人，正用他們的方式紀念鄭南榕。那我呢？我怎麼看他？他對我的重要性與意義是什麼？」 2013年底至2014年，成大南榕廣場命名事件與318運動接連發生，年輕人們站上街頭，以鄭南榕的話語為議題發聲，鄭竹梅也開始走上街頭發傳單、參與宣講。2018年1124公投（註1）後，反同婚等公投結果讓鄭竹梅驚覺，社會上有那麼多人與自己的想法南轅北轍。那時候她想到：「我站在現在，如何記憶過去，決定了如何想像未來。」她決定從自己可以做到的事做起，開始整理經驗與想法，分享家族故事，嘗試建立相互溝通與理解的可能。   鄭竹梅於2024年擔任共生音樂節短講者，分享自己如何重拾過去，思考鄭南榕之於自己與台灣社會的意義。（圖片來源：台灣共生青年協會）   從檔案閱覽與資料開箱，拼湊與記憶鄭南榕 2020年，鄭竹梅申請參與促轉會「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看著超出預期數量的鄭南榕監控紀錄，她才了解政府是如何透過情治系統構築「叛亂犯」的模樣，來扭曲個人與社會。矛盾的是，情治單位搜羅的檔案，竟也讓鄭竹梅得以拼湊父親模樣、再次遇見父親：「一方面覺得很悲傷，看見有這麼多關於他的監控紀錄，他應該受到非常大的壓迫，可是我卻也在裡面遇到了某種程度的鄭南榕。該說高興嗎？也不是，就是會覺得荒謬。」 同年，紀念館因疫情而閉館，基金會趁機整理鄭南榕與《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舊物，鄭竹梅也投入其中，並將工作重心逐漸轉至基金會。這些寶貴的書信、手稿與工作記錄，既是紀念館的重要史料，也讓鄭竹梅從中找到等待已久的解答。過去，她難以理解母親所說的：「因為爸爸很愛你，所以他離開了。」直到翻閱鄭南榕1982年的日記，訴說他不願讓下一代繼續生活在不自由環境的信念，鄭竹梅才逐漸理解：「所謂的『愛』，其實就是對女兒、對下一個世代的愛。」 此篇日記為鄭南榕寫給一位友人的信，當中鄭南榕對於自身即將35歲，卻遲遲無法給予女兒一個自由的成長環境而感到悲憤，而這也是鄭南榕投入社會運動的原因。（圖片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從地方到國家，展現多樣的鄭南榕敘事 疫情期間的開箱整理使基金會有了更多述說鄭南榕的資源，因此2022年底到2023年，鄭南榕基金會展開「自由紋理：探索在地Nylon足跡」巡迴展，透過物件、史料、藝術創作等，講述鄭南榕的生命故事，與1980年代的行動。展覽緣自開箱資料時，看見來自全台各地，與雜誌社索取「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註2）的讀者來信。鄭竹梅希望可從這些資料出發，向大眾呈現當時台灣人對自由的共同渴望，以及鄭南榕與不同夥伴為自由而行動的意念。 鄭南榕曾談及自身出生於二二八事件那一年，為他終生困擾的事情，而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脈絡，使他思考主張台灣獨立的重要性。展覽敘事便從年少的鄭南榕出發，呈現這些成長背景，可能如何影響鄭南榕後來的行動。（圖片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基金會透過線上募資，不僅籌措經費，也同時觀察社會對此議題的態度。群眾的熱烈迴響，使原先預計只走訪4個城市的規劃擴增，並依循鄭南榕投入「二二八平反運動」（註3）與「新國家運動」（註4）的足跡，前往台北、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宜蘭、苗栗等地，於地方獨立書店與議題空間展出。   由於各地展覽空間條件不同，因此需就現場狀況進行展示上的調整，而基金會也盡量保留資訊，讓觀眾得以完整認識鄭南榕的生命歷程。（圖片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每到一個城市，基金會也會分享當地社會運動前輩的故事。鄭竹梅談到：「這個巡展重要的是，把鄭南榕的夥伴們的足跡也拉進來，像彰化有許世楷、嘉義有詹益樺跟詹三元、宜蘭有陳定南等。從辦雜誌、做社會運動、到訴諸一個台灣，這一路上並非只有鄭南榕衝在前面，而是有夥伴、支持者、讀者等等的『人』參與其中。」 有了巡迴展的累積，2024年鄭南榕基金會進一步推出「100%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出。展覽加入宏觀視角，呈現變動的國際局勢、黨國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讓觀眾了解鄭南榕成為烈士前的樣貌，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脈絡：「我們希望讓大家認識政治以外的他，他是如何變成後來的他，那我覺得這個理解的過程會有助於我們理解時代的背景，也有助於理解我們現在的狀態。」 「\開箱/ 自由時代雜誌社」展區模擬辦公室場景，展示雜誌社工作記錄、手稿、書信等史料，呈現《自由時代》雜誌社的運作模式，以及作為總編輯的鄭南榕又是何種形象。（攝影：陳安）   每個世代都有自己認識歷史的方式 身為鄭南榕的女兒，也作為這個世代的台灣人，鄭竹梅在理解父親的過程中，時常感到拉扯，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消化、整理與練習，她也逐漸找到自己得以記憶與行動的方式，她說：「我嘗試用不同的方式，與不同的人互動，把鄭南榕一直在意的言論自由、台灣獨立這些核心價值傳遞出去。」 鄭南榕基金會長期推動「中小學人權教案徵選計畫」，鼓勵教育工作者將轉型正義、移工、性別等議題融入教學，透過走讀、音樂、電影與桌遊等多元形式實踐人權教育。鄭竹梅認為：「教案要讓人對人權產生『感覺』，台灣集體社會長期處於驚恐的狀態，會集體的無感，這種狀態需要逐步被解開。」她希望不同世代能以自己的方式接觸歷史與人權議題，並看見議題當中，人的主動性。 兒童也為基金會積極互動的社群，透過創作、遊戲、故事等方式帶領兒童認識鄭南榕與他所主張的普世價值。（圖片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基金會亦持續與國際社群交流，有不少來自歐美、亞洲，包括中國、香港、德國、瑞典、西班牙、智利等地的人權工作者到訪紀念館，希望能認識鄭南榕的故事，分享彼此關懷的人權議題。鄭竹梅認為，這些交流如同鄭南榕在獄中日記所述：「以活在全世界的心情，活在台灣。」反映鄭南榕所堅持的價值具普世性，且能喚起不同政治環境者的共鳴。 目前，鄭南榕基金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建立「鄭南榕紀念館線上3D導覽」，保留紀念館的樣貌。未來，基金會將以近年整理的史料為基礎，結合政治檔案的解讀，出版書籍，呈現不同視角下的鄭南榕。對鄭竹梅來說：「希望未來的世代能從『人』的觀點來記憶與紀念鄭南榕。人是複雜的，他不僅僅是烈士，也是一位兒子、丈夫、父親，以及不同世代都有對他的詮釋。」而她也將繼續拼湊、理解與記憶鄭南榕，並將鄭南榕的「愛」傳遞給下一世代。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1：2018年1124公投聚焦於同志、核能、食安等議題，其中多數民意反對同婚合法化以及於中小學進行同志教育等案，使長期關注該議題的鄭竹梅感到錯愕，便希望能透過自身行動，建立相互溝通與理解的機會。 註2：「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為台獨運動前輩許世楷所擬，欲以憲法草案的制定具體化建國的構想。1988年，鄭南榕發起新國家運動，希望能於自由時代週刊上刊登此草案，作為行動的落幕宣示，便請託許世楷再次修訂。最終，鄭南榕於1988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當天發行刊載草案全文的週刊，並受到熱烈回響，但此行動也使鄭南榕被國民黨政府以涉嫌叛亂罪起訴，並開始其自囚抵抗。 註3：由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便進入長達40多年的威權統治時期，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討論與真相也遭政府刻意噤聲、抹去與扭曲。1987年，鄭南榕與陳永興、李勝雄等人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向政府訴求公開事件真相、平反受難者冤屈，並於各縣市發起平反運動遊行，與大眾一同公開紀念二二八，成為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的起點。 註4：「台灣獨立」為鄭南榕一生的訴求，並在1988年與黃華等人發起「新國家運動環島行軍」，於台灣各地宣揚台獨理念，同時聲援因公開主張台獨而遭判刑關押的蔡有全、許曹德兩人。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如果博物館想談論一段帶有傷痕的故事，特別是沉重且難以面對的黑暗歷史，該用什麼樣的敘事角度，邀請對展覽主題抱持質疑或排斥的觀眾，進入博物館參觀？   過去，未曾遠離 近幾年，荷蘭社會再度反思種族歧視和殖民歷史等議題〔註〕，而背負著荷蘭文化及價值展現的博物館，其公開發言和展覽，即是對當代荷蘭省思和重新定義歷史最好的觀察。自2019年開始，陸續有博物館對於是否該繼續使用「黃金年代（Golden Age）」一詞莫衷一是，其中參與討論的包含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海牙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等。起因為荷蘭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遠洋貿易時，將大量非洲人口販賣到美洲和歐洲。若正視荷蘭殖民地與奴隸後代之處境，沿用此詞是否妥當？然而，若博物館決定不再使用此詞，是否需要更多的學術論證說服大眾？過去荷蘭人對於此段歷史多避而不談，甚或以時空背景迥異，不應用當代思潮檢討四百年前的歷史作為結論。而當荷蘭國立博物館在2021年以「奴隸（Slavernij）」為年度特展名稱，又再度喚起大眾對此議題的回應及討論。 「奴隸」展入口一景，館方委託荷屬庫拉索藝術家David Bade和Tirzo Martha製作回應展覽的作品〈現在看著我（Look at Me Now）〉，為與觀眾互動的裝置。（王幸慈 攝影）   這樣勇於面對歷史的展覽並非獨見，在2019年底，荷蘭丹博斯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en Bosch）推出一檔話題性極高的展覽「第三帝國的設計（Design van het Derde Rijk）」。一般而言，談到展覽如何呈現二戰時期納粹生成的起因、法西斯主義迫害猶太人的殘暴史實，光是展示集中營的相關物件或檔案，其沉重感就足以讓觀眾不忍卒睹。但在納粹佔領荷蘭期間，卻也有支持納粹思想的荷蘭族群存在，甚至荷蘭國鐵亦曾運送荷蘭猶太人至波蘭集中營。為何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原為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在二戰時期卻發展成支持納粹主義的黨派？納粹如何透過思想改造控制大眾？這檔展覽可說是揭露荷蘭人不光彩的過往，同時更挑戰荷蘭人是否願意以理性分析的角度，重新省視納粹在產品及視覺設計上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希特勒塑造元首形象之宣傳海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本文欲以這兩檔展覽的策展敘事作為對照，討論在面對歷史難題時，展覽可以如何呈現並達到教育推廣和與觀眾對話的目的。   他們是人，有名有姓 「奴隸」展的形成，揭示了荷蘭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殖民與販奴歷史。荷蘭在亞洲最廣為人知的殖民地為印尼，但事實上，荷蘭透過西印度公司擴張的殖民版圖更廣，除了南非、巴西之外，尚有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嶼。而奴隸販賣及運送，一部分是綁架非洲居民賣至歐洲、美洲大陸及島嶼；另一部分則是將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居民，就地變為荷蘭富商的奴隸，日夜為主人製糖。在展覽入口懸掛了五口鐘，其功能為提醒奴隸每日的作息，分別來自十八世紀囊括在荷蘭殖民版圖的巴達維亞、開普敦、蘇利南、庫拉索與圭亞那。當觀眾經過鐘的下方，暗示著人們將透過文物進入奴隸的真實處境。 進入展間，可見展牆上使用大量的鏡子，其用途不在於擴大空間的視覺效果，而是意圖讓觀眾在觀看展品時，不斷看到自己的身影。展覽子題以十個曾經真實存在的人物或族群命名，分別為João（西非人，最後被運至巴西）、Wally（蘇利南奴隸，終生在甘蔗園製糖）、Oopjen（荷蘭人，奴隸主之妻）、Paulus（非洲童奴，最後定居荷蘭）、Van Bengalen（來自孟加拉灣，散居於巴達維亞、荷蘭、南非）、Surapati（印尼人，印尼當代社會視之為反荷屬東印度的民族英雄）、Sapali（來自非洲的女性族群，後至蘇利南）、Tula（荷屬庫拉索人，受法國大革命思潮影響，向荷蘭請求自由人權）、Dirk（原為反對奴隸制的荷蘭人，晚年卻在巴西購買奴隸照顧其生活起居）、Lohkay（荷屬聖馬丁的女性，為反抗殖民母國的象徵）。他們各自的經歷與掙扎，則是透過博物館的典藏及檔案，輔以相關後代所錄製的語音導覽，拼湊出他們的生命故事。 展場使用大量的鏡子，圖為Oopjen展間，圖右Oopjen與第一任丈夫的肖像畫，是林布蘭的作品。（來源：Rijksmuseum）   這十段故事大致上呈現了三種視角：一是奴隸、二是荷蘭奴隸主、三是爭取自由的人物與族群。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展出的荷蘭文獻資料中，例如被迫改成歐洲名字的João和Paulus、Wally不堪蘇利南糖廠繁重的工作，起身反抗後遭判死刑的審判紀錄；被冠上Van Bengalen姓氏的Francina，在南非獲得自由身的正式文件等。有的則是以黝黑膚色、戴著象徵奴隸的金項圈，成為荷蘭繪畫和雕塑中展示主人財富的物件。同樣的，荷蘭商人仰賴奴隸的生活剪影及對奴隸的看法，亦是透過當時的畫作、出版品等文件，攤開在觀眾眼前。例如出自林布蘭之手的Oopjen肖像畫，以往與〈夜巡〉同在典藏常設展的榮耀廳裡展示，如今在此呈現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在展覽的末了，觀眾來到一間沒有展示文物的房間，牆上只有左右相反的文字與大片鏡子。觀眾得透過鏡子，方能閱讀牆上的文字：自由。 Francina獲得自由並可在南非合法擁有財產的正式文件。（王幸慈 攝影） Lohkay展間一景。牆上為1883年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展覽中，蘇利南婦女作為展示品的影像。她們雖已脫離奴隸身分，卻被物化為荷蘭展示帝國力量的物件。（王幸慈 攝影）   從設計角度看帝國神話的塑成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與荷蘭丹博斯猶太紀念館合作，展覽首先播放關於納粹的數位檔案及影片，同時在年表上羅列納粹分別在政治及設計領域的發展，讓觀眾有概括性的認識。納粹主義始於1930年代，由希特勒與其黨羽推崇帶有高度理想與宗教色彩的意識形態：雅利安人種至上、重視德國民間文化、重建因一戰備受打擊的德國。當觀眾進入納粹建構出的歷史、思想與社會制度，搭配當時先進的工業設計、視覺設計、音樂與建築，便可逐步體會納粹如何擅用這些工具，灌輸政治理念給大眾。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覽入口，福斯金龜車的設計與生產源自希特勒的需求，在二戰時期廣泛用於軍事。（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展場為開放式空間，無特定的參觀動線，觀眾可自由在各區域之間穿梭對照不同展品。第一主題「以納粹文化為設計（Design as Nazi Culture）」展示當時如何使用瞳色表及髮色卡分辨是否具有雅利安血統，以及普羅大眾使用的家具與電器，在設計上如何具備「勞工之美」。從展覽中大量1930年代的檔案與影像紀錄，可見大批民眾響應希特勒重建德國的願景。 第二主題為希特勒為了形塑帝國所做的「第三帝國的設計」，揭示納粹如何鞏固在德國崇高且不可質疑的地位。要建立一個封閉的集體意識系統，首先必須有位全知全能的領導，故希特勒化身為「元首（Führer）」，融合既有的共產與天主教元素，挪用古典（如哥德體字型）和現代主義作為視覺呈現，邀請攝影師及電影導演參與政治宣傳拍攝，描繪納粹引導大眾走向美好的藍圖。在納粹發行的宣傳冊中，大至集會儀式、小至穿著用色，每個人的種族、角色、身分都得遵守其腳本和規矩。此外，納粹也建構利於自己的歷史，更發展出專屬菁英階級（如黨衛軍）的圖像和崇拜儀式。值得一提的是，若就分析的角度觀看當時的收音機、汽車造型、軍隊服飾，不僅實用且堪稱美觀，而建築草圖和對科技的想像，更與現今科幻電影裡的場景相去不遠。 主展場包含納粹時期的工業設計產品、雅利安人雕塑、宣傳海報與攝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納粹的建築模型、大型家具與帝鷹旗幟。（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最後的主題「以破壞為設計（Design through Destruction）」，則談論納粹的破壞策略，是透過發動戰爭和種族滅絕來創造「更好的德國」。納粹以德國為中心，軍事侵略並摧毀他國建設後，就地建立了德國化的地景，包含用德語重新命名城市等。而集中營、閃電戰、高速公路、德國油桶的出現，也都是為了將歐洲各國「德國化」而生的產物。   正視傷口才能癒合 荷蘭作為一個在中美洲仍有領土的王國，前有「黃金年代」的議題，後有「奴隸」的討論，促使大眾為祖先曾為奴隸、現已在荷蘭落地生根的有色族群發聲。荷蘭國立博物館更首次於常設展中挑選70件典藏品，掛上「包含奴隸內容」的說明牌，並持續進行此議題的研究。 在「第三帝國的設計」中，博物館避免讓展覽流於戲劇化，特別舉辦工作坊引導學生討論設計的功能性。策展團隊表示，展示設計刻意選擇冷色調性與平視的陳設方式，即使對於納粹的成因和機制進行細緻的介紹，觀眾似乎仍有空間反思納粹的治理意圖和衍生效應，進而產生警世的意涵，並不會因此成為「新納粹」。 如何觀看這兩檔展覽？在荷蘭已引起廣泛的討論，雖尚未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歷史難題不會止於展覽，而是帶出更深刻長遠的反思。 註釋： 當今荷蘭社會由多種族組成，對於種族相關的移民、教育與補助等政策無不謹慎以對，以下列舉近十年間熱門的種族與殖民相關議題： 聖尼可拉斯節「黑彼得」：形象為黑人助手的角色，有影涉黑奴之嫌，現改由臉上塗黑炭的白人飾演。 是否沿用「黃金年代」一詞，詳如內文。 阿姆斯特丹市長Femke Halsema於2021年7月1日的演講中，首度為該市在十七世紀參與奴隸貿易之歷史公開道歉。 近兩年荷蘭社會正在討論，是否將象徵荷屬殖民地奴隸制終結的7月1日Keti Koti節（蘇利南語，意為毀壞鎖鍊）正式列為國家節日。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9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RHM AP）在台灣成立，台灣在人權實踐推動上看似不斷進步，但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提出目前推動相關工作的幾個難題，包括：在轉型正義上立場對立的人們如何溝通？人權教育該如何跨出同溫層並進行跨世代溝通？如何建構展示及教育途徑？如何形成專業人員的合作體系？因此，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10月30、31日，舉辦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邀請了五位德國專家分享實務經驗，透過兩地學者的交流，思考台灣轉型正義及人權教育推動課題。   轉型正義之後，如何處理集體創傷？ 在德國，轉型正義受絕大多數人支持，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Kartrin Budde提到，自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有95%的人民都支持德國民主化，即便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也同意轉型正義的必要性。當轉型正義成為社會共識，如何處理集體創傷成為主要課題。史塔西檔案局主任Niels Schwiderski強調，需理解轉型正義並非清算鬥爭的手段，而是真理真相的釐清，旨在安慰受害者並理解加害者處境，藉此重建正義。具體實踐上，史塔西檔案局透過嚴格規定受害者、記者、研究人員等身分的調閱權限，調閱資料也先經由館員進行匿名處理等種種方式，讓認為公開檔案會產生報復及撕裂社會的疑慮不攻自破。在公布檔案後累積200萬人調閱，多數人找到了過去生命片段的答案並平反了罪名，也排除對人的懷疑，或進一步了解、寬容加害人；在和解過程中，同樣有助於加害人擺脫過去行為造成的負擔。 史塔西檔案局中藏有傳說中情報人員的紅色行李箱。現存來不及銷毀之4千萬份文件，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有150萬張相片、2萬3千個音檔（Photo by Stasi Mediathek is free for non-commercial use）   歷史與當代議題的結合 由於轉型正義似乎只與當事人相關，導致多數人對此仍置身事外，在這個難題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案主任Adam Kerpel-Fronius及與談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董事長葉德蘭，都認為，應將歷史與當代議題結合，才得以讓更多人了解自身與歷史的連結。在納粹大屠殺議題上，除設立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也以大型公共藝術紀念當年受害的少數族群，包含現在仍受到壓迫的同性戀、羅姆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紀念碑，透過具官方性質的紀念物，將歷史上受壓迫者與當代的歧視產生關聯。這種做法在阿嬤家也行之有年，阿嬤家除了以台籍慰安婦受迫害的歷史作為展示核心，更結合當代女權觀念，關注家暴議題及性別平權，使得人們在重視當代議題時也能回過頭來檢驗歷史，不再走上回頭路。   新世代的人權教育：經驗涉入的重要性 德國及台灣均面臨社會組成結構變遷的問題，面對年輕的局外人及新移民，Niels Schwiderski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共同提到經驗涉入的重要性，如參觀不義遺址、邀請政治受難者第一手經驗分享等。Niels Schwidersk認為如以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形式講述歷史，或帶領學生思考課堂間有同學被帶走的情況等，可以讓新世代了解民主的難能可貴。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執行長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法律規定不能以灌輸觀念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而應提供充足且多元角度的資訊，讓學生以建構式的學習，達到人權教育目標。 絆腳石計畫，由德國藝術家Gunter發起，自1992年起以刻有死者姓名、日期與地點的黃銅板鋪在地面上，提醒人們納粹帶來的傷痛（Photo by Seeteufel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人權展示與教育新途徑 對於台灣人權館如何吸引更多觀眾關注，參考同樣於不義遺址成立的柏林圍牆紀念館展示方針，或許能從中獲得解答。紀念館主任Manfred Wichmann提及應用新科技的策略：首先虛擬實境的應用可以讓如今已成為廢墟的真實場域再現，參觀者可同時看見不同時代的歷史遺跡、聽見不同見證人的想法，讓紀念館成為多元發聲的平台。其次，遊戲化的教育活動「圍牆啄木鳥—從柏林圍牆到兩韓之間的非武裝區」，讓參與的青少年扮演記者，編輯新聞、做成報紙，並自行訂定關心的主題與呈現方式，觀察結果發現遊戲化教育活動能提高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最後，該館也規劃mauer-fotos.de開放存取的網路計畫，以捐贈者提供的照片與故事構建開放式場域，培養使用者針對人權議題資料篩選的批判性，網站也公開照片的GPS定位，讓人們可以實際走訪照片中的場景。 1990年東德人民引頸期盼自由民主的到來，於現東邊畫廊圍牆旁搭帳篷狂歡（Photo by Nicole Montéran mauer-fotos.de F-023289 is licensed under CC-BY-SA 4.0）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打造官方、民間與跨國合作體系 轉型正義工作龐大且複雜，重構歷史、還原真相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合力運作。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近年致力促成單位間合作，除了媒合官方與民間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也需與所有不同立場的人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團隊交換意見，並幫助正在受迫害的國家取得德國國會支持等，如此一來專業人員的成果才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正如同Anna Kaminsky在演講中提到「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人權教育更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長時間的努力促成社會共識，官方、民間等團體一同合作，才能清楚未來發展的方向及願景，讓民主人權的觀念深植每個人心中。   首圖來源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