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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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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我們如何看待困難歷史?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觀點
我們如何看待困難歷史?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觀點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2021/01/27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從德國經驗看人權教育的實務挑戰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從德國經驗看人權教育的實務挑戰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9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RHM AP)在台灣成立,台灣在人權實踐推動上看似不斷進步,但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提出目前推動相關工作的幾個難題,包括:在轉型正義上立場對立的人們如何溝通?人權教育該如何跨出同溫層並進行跨世代溝通?如何建構展示及教育途徑?如何形成專業人員的合作體系?因此,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10月30、31日,舉辦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邀請了五位德國專家分享實務經驗,透過兩地學者的交流,思考台灣轉型正義及人權教育推動課題。   轉型正義之後,如何處理集體創傷? 在德國,轉型正義受絕大多數人支持,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Kartrin Budde提到,自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有95%的人民都支持德國民主化,即便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也同意轉型正義的必要性。當轉型正義成為社會共識,如何處理集體創傷成為主要課題。史塔西檔案局主任Niels Schwiderski強調,需理解轉型正義並非清算鬥爭的手段,而是真理真相的釐清,旨在安慰受害者並理解加害者處境,藉此重建正義。具體實踐上,史塔西檔案局透過嚴格規定受害者、記者、研究人員等身分的調閱權限,調閱資料也先經由館員進行匿名處理等種種方式,讓認為公開檔案會產生報復及撕裂社會的疑慮不攻自破。在公布檔案後累積200萬人調閱,多數人找到了過去生命片段的答案並平反了罪名,也排除對人的懷疑,或進一步了解、寬容加害人;在和解過程中,同樣有助於加害人擺脫過去行為造成的負擔。 史塔西檔案局中藏有傳說中情報人員的紅色行李箱。現存來不及銷毀之4千萬份文件,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有150萬張相片、2萬3千個音檔(Photo by Stasi Mediathek is free for non-commercial use)   歷史與當代議題的結合 由於轉型正義似乎只與當事人相關,導致多數人對此仍置身事外,在這個難題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案主任Adam Kerpel-Fronius及與談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董事長葉德蘭,都認為,應將歷史與當代議題結合,才得以讓更多人了解自身與歷史的連結。在納粹大屠殺議題上,除設立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也以大型公共藝術紀念當年受害的少數族群,包含現在仍受到壓迫的同性戀、羅姆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紀念碑,透過具官方性質的紀念物,將歷史上受壓迫者與當代的歧視產生關聯。這種做法在阿嬤家也行之有年,阿嬤家除了以台籍慰安婦受迫害的歷史作為展示核心,更結合當代女權觀念,關注家暴議題及性別平權,使得人們在重視當代議題時也能回過頭來檢驗歷史,不再走上回頭路。   新世代的人權教育:經驗涉入的重要性 德國及台灣均面臨社會組成結構變遷的問題,面對年輕的局外人及新移民,Niels Schwiderski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共同提到經驗涉入的重要性,如參觀不義遺址、邀請政治受難者第一手經驗分享等。Niels Schwidersk認為如以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形式講述歷史,或帶領學生思考課堂間有同學被帶走的情況等,可以讓新世代了解民主的難能可貴。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執行長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法律規定不能以灌輸觀念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而應提供充足且多元角度的資訊,讓學生以建構式的學習,達到人權教育目標。 絆腳石計畫,由德國藝術家Gunter發起,自1992年起以刻有死者姓名、日期與地點的黃銅板鋪在地面上,提醒人們納粹帶來的傷痛(Photo by Seeteufel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人權展示與教育新途徑 對於台灣人權館如何吸引更多觀眾關注,參考同樣於不義遺址成立的柏林圍牆紀念館展示方針,或許能從中獲得解答。紀念館主任Manfred Wichmann提及應用新科技的策略:首先虛擬實境的應用可以讓如今已成為廢墟的真實場域再現,參觀者可同時看見不同時代的歷史遺跡、聽見不同見證人的想法,讓紀念館成為多元發聲的平台。其次,遊戲化的教育活動「圍牆啄木鳥—從柏林圍牆到兩韓之間的非武裝區」,讓參與的青少年扮演記者,編輯新聞、做成報紙,並自行訂定關心的主題與呈現方式,觀察結果發現遊戲化教育活動能提高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最後,該館也規劃mauer-fotos.de開放存取的網路計畫,以捐贈者提供的照片與故事構建開放式場域,培養使用者針對人權議題資料篩選的批判性,網站也公開照片的GPS定位,讓人們可以實際走訪照片中的場景。 1990年東德人民引頸期盼自由民主的到來,於現東邊畫廊圍牆旁搭帳篷狂歡(Photo by Nicole Montéran mauer-fotos.de F-023289 is licensed under CC-BY-SA 4.0)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打造官方、民間與跨國合作體系 轉型正義工作龐大且複雜,重構歷史、還原真相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合力運作。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近年致力促成單位間合作,除了媒合官方與民間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也需與所有不同立場的人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團隊交換意見,並幫助正在受迫害的國家取得德國國會支持等,如此一來專業人員的成果才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正如同Anna Kaminsky在演講中提到「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人權教育更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長時間的努力促成社會共識,官方、民間等團體一同合作,才能清楚未來發展的方向及願景,讓民主人權的觀念深植每個人心中。   首圖來源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20/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