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吳淳畇（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下稱木博館）近來的博物館實踐致力於互為表裡的兩大面向：一是針對「人」，也就是大溪學相關的社群發展共構資源平台；另一面向則是將大溪歷史、文化脈絡、展演成果與研究匯整於大溪學範疇。筆者有幸參與「107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及策略研擬案」（下稱研擬案），以「現地保存」這尚待明晰的實驗概念，探索其定義及方法。翌年接續研擬案的基礎執行「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下稱工作案），透過擴增試點回頭調整策略。 執行研擬案之初，極為幸運能與大溪中央路「全昌堂齒科」舊址林興和家族合作，透過林家的無私分享，這一具實驗性的現地工作，便在其家族生活、私人空間之內點滴提煉。檢視過去大溪相關或醫療史研究，全昌堂的家族事跡鮮少提及，藉此機遇所普查出豐厚的史料文物，不僅具有地方學、醫療史研究的價值，更透過緊密合作，讓家族的故事與文物捲動更多相關人物、社群及大眾，共同涉入地方知識的「現地保存」可能進路。   家族微型博物館—從醫藥世家看大溪歷史 大溪全昌堂林氏來自新竹，奠基者林灶炎據家族口傳在上街（今中央路）從中藥房學徒起家，明治30年（1897年）娶上街黃桃女士，自此落戶大溪、開枝散葉，兩代之間發展成跨足中、西、醫、藥世家。林灶炎共育有四子二女，四子皆從醫，長子長春、三子長清延續中醫基業，次子長茂、四子長燦赴日學習現代醫學，且雙雙取得法學士學位。 大溪郡大溪街上街四十二番的全昌堂中西老藥房、林長春在昭和11年開設的博愛堂醫院（吳淳畇 攝影）   長茂先生於昭和14年（1939年）在博愛堂醫院原址開業「全昌堂齒科」。娶妻出自月眉李騰芳家族的李尾女士，育有七女二子，長女碧玉、次女碧麗自少協助家業，尤其碧麗執業至80餘歲。林興和為長茂最小的兒子，在現址經營麵店，在與團隊、顧問黃貞燕教授等人的協作下，以「大溪的摩登」歷史主題進行文物普查與評估、舉辦教育推廣活動與現地展覽，發展出以全昌堂齒科為核心的「家族記憶」、「齒科產業」、「大溪生活」三子題，最後在原有老屋的陳列空間長出現地保存工作成果展「老物件．新摩登：大溪全昌堂齒科診所」。 汲取研擬案的執行經驗，團隊提出以全昌堂齒科個案作為大溪「家族微型博物館」的示範點。第二階段工作案設立現地保存工作隊基地，邀請同在中央路的翁鑲牙所翁仁正先生加入，2019年底展出以林、翁兩家族故事為主軸的「大溪齒科醫：摩登生活家」展覽。形成從文物研究出發，邀請社群涉入地方知識的操作模式；以家族故事作為切入點，著眼於「物」與「人」雙軌交會的記憶採集與知識生產。 在現地保存工作隊基地展出「大溪齒科醫：摩登生活家」現地保存小型成果展場（黃文怡 攝影）   普查件數至今已累積250件，時代跨越大正年間至近20年。團隊從百年的家族系譜、口述記憶著手，再經文物的核對查證與文獻研究，在家族史與地方史脈絡來回看顧之間，管窺大溪小鎮迎來的近代化變貌歷史情境。 例如在全昌堂齒科舊址找到的《大溪誌》原件夾頁手繪圖，呈現這一座清代街屋在日治時期由於屋主受到近代化的學養專業，所肇致的一個現代醫療事業與傳統居家生活兼容的空間，具體而微地同時體現了家族經歷、醫療事業及大溪地方特色。 日治時期的上街四十二，是今日中央路120、122號兩戶連通的家族生活空間，左為中西醫藥院，右為齒科醫院。（吳淳畇 攝影）   在文物評估的互動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連結在地，或是尋找相關資源的社群。在研究齒科產業文物時，邀請翁仁正鑲牙士、《臺灣口腔醫療史》作者及牙醫師陳銘助、醫療工程與儀器專家黃豪銘教授，針對本案產業工具儀器補充早年齒科診療的情境脈絡。 邀請陳銘助醫師進行文物評估，向林興和先生解說早年齒科文物（黃文怡 攝影）   拓思「現地保存」的推廣 「現地保存」究竟應該推廣什麼？「現地保存」（in-situ preservation）一詞過去常指考古遺址或碑碣史遺等原地留存的蒐藏與展示形式。然而依字面直譯，其實可不侷限「將物件留在現地」，其內涵可以朝向「現地的非現地」擴充。因此除了將「物」留存在原初的脈絡中，持續地被運用乃至展演是關鍵，團隊發現捲帶「人」的記憶、與物質訊息對話所能催發的惜物之心，才是讓故事說得更生動、更長久的關鍵。透過不同資源社群的激盪，重新記憶、認識與了解如何照護文物，生態博物館所拓展的「現地保存」，不僅是「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而是深入到家戶，催發居民有「我家就是一座博物館」的自覺。 在技術層面上，導入博物館技術建立文物資料詮釋、引入文物保存資源、設計適合個案的展演及活動，設法將它「置入」物主原來的生活軌道。並不是「幫忙整理倉庫」或「推播特定家族歷史」，而是透過這個有意識的博物館行動帶起、增強或賦權夥伴對於「物」的訊息所能產出的內容與敘事信心。透過現地協同工作，找到認識「物」的不同觀點，譬如以文獻與家族物件相印證，或是探索特定的家族成員故事。 第一期團隊便以全昌堂第五代（4-8歲）為對象，發想出教育推廣活動「會．物件」，運用繪本、復刻的掛號台、積木拼圖，引導孩童聆聽家族故事、認識老物。「打開家族記憶」活動邀請全昌堂全族出席，團隊作為一個外部的動力，期待能讓夥伴更有珍視自家物件與記憶的意識，如此未來世代才得以見到今日之寶。 「打開家族記憶」分享會，林長茂一系家族成員出席聆聽團隊的工作報告（吳淳畇 攝影） 「讀．物件」活動，學員正在檢視全昌堂家族文物，並撰寫文物登錄筆記（吳淳畇 攝影）   對於外部大眾的推廣，並不止著墨在提供文物知識，而是透過分享家族故事以達到觀念推廣。「讀．物件」活動邀請參與者與團隊一起回到現地工作判讀文物的現場，參與者並不是以講座方式得知全昌堂的故事，而是以親身拼湊、核對物件訊息而構成。 由於全昌堂家族文物所延伸的故事豐富而綿密，常得到外部參與者的回響，這些回饋的視角與內容經過篩選、印證，部分轉化於現地工作成果展的書寫中，最後終端匯入成為文物的詮釋資料。雖然看似只是全昌堂一族的故事，但是以「物」作為連結參與者自身的知識和記憶媒介，卻有多元書寫的公共性存在其間。 事實上，全昌堂齒科與「現地保存」的激盪並非通例，但其經驗所淬取出的操作型定義，即是在生態博物館的條件下，讓各方涉入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知識生產過程，而如此的工作方法可成為一條輔佐並充實地方學內涵的進路。   參考資料： 呂理政（1991）。博物館藏品及其文化脈絡—以人類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05卷，第2期。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從第一篇專文中，我們探討了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導致了文資管理通常集中在少數的專業人士手中，忽略公眾才是文資真正的使用者與擁有者。第二篇專文將接續討論，什麼樣的管理模式可以讓公眾成為文資的管理者？最先出現在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將改變你我對文資管理的想像！   根植於生態博物館的文資管理思維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8年的六八運動1肯定有影響），人們與其伴隨而生的文資之間，出現了明確且有意識的轉變。對於博物館和文資部門來說，1971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當時在法國勒克勒佐（Le Creusot）與蒙索萊米納（Montceau-les-Mines）等城鎮周遭約500平方公里的區域，世界上第一間生態博物館誕生於此。在過去，當地的施耐德（Schneider）家族在此建有工業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二戰後施耐德家族遭到指控與納粹政權同流合汙，家族因而決定將事業營運重心遷至巴黎，並對經營地方事業失去興趣，連帶對地方經濟造成影響。當地的工廠開始凋零，逾十五萬地方民眾失去工作。為解決上述難題，基於當時的法國區域發展政策，博物館學者Varine、Riviere與Evrard等人提議將「人類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設置在此，藉以振興地方經濟，更重要的是協助當地民眾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開創新的開發可能。施耐德家族建於18世紀的古堡成為博物館的中心，裡頭鉅細靡遺地呈現該區的歷史發展與重要特色、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創作的工業與藝術產品。 在上述安排下，古城被定義為學習與探索整個地區文資的起點，區域內其他地方則開發出某種片段式的博物館，這些片段或破碎的博物館意味著當地民眾在地景中辨識出某些珍貴的元素，而任何有形／無形觀點則在當下進行處理與詮釋，原址即是博物館的所在地，毋須將其移至博物館主建築。 上述作法促成了某項重要的理論與實務突破，將重點從聚焦於博物館本身與館藏，移至整個博物館所涵蓋的地區，另外將雇用的博物館／文資專業人士數量降到最低的做法，則將博物館視為整個過程的催化劑，博物館本身僅負責最具難度的技術性工作（跨領域研究、歸檔造冊、辦理大型活動、代表博物館與官方單位爭取利益等）。1973年，當博物館大功告成後，此案例被發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國際期刊，對博物館典藏的大膽定義，在博物館界享譽盛名，主張在預先定義的社群範圍內，任何物件無論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理論上皆是博物館的一部分。它向世人提出某種地方社群的文化所有權，認為這和法律上的所有權毫無關係。博物館的觀眾，同時也是使用者，亦是用同樣觀點看待，其認為博物館的群眾乃是由整體社群所組成，每個住在博物館定義下所存在的地區的個人，都被視為博物館的積極使用者，既是訪客也是管理人。就幾個特點來說，人類與工業博物館與當時的任一博物館截然不同，不僅就前述關於合作、地區與使用者等層面來說，博物館內的關係以及和博物館工作相關組織的關係亦同。若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乃是70年代早期，至此某一理論與實務上至關重要的轉變開始出現，從僅僅專注於博物館建築本身的範圍內、僅在定義嚴謹且清晰明確的框架下運作，轉為在所定義的區域內全面性詮釋文資，其中主要以散落式博物館的概念為主，並由地方民眾所領導。 若將上述內容做個小結，生態博物館難以在實務上輕易在其他地區重製，而是針對文資的理想觀點，我們堅信，生態博物館的模式能夠應用於涵蓋全面性文資的概念，並迫切地需要區域化。換句話說，此一概念足以成功運用於截然不同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涵蓋文資（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不同價值與意義，這不僅能超越傳統的博物館形式，更優於歐洲中心的文資管理（由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因此得以成為一種更具參與性的典範，讓我們得以嘗試定義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生態博物館=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關於生態博物館最容易理解的定義，來自René Rivard建立的比喻，他將截至目前為止的傳統博物館視為：建築＋館藏＋專家＋訪客的組合，而生態博物館則包含了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1985年，已逝的加拿大博物館學家P. Mayrand注意到，生態博物館乃是一個社群的集體工作坊，其範圍涵蓋整個地區，且附近民眾完全把它當成自己的。法國人André Desvallees在1987年提到，由於生態博物館涵蓋了時間、空間與對於當地社群的反思，必須是一所關於身分的博物館，同時生態博物館是專屬於所在區域的博物館，前面的生態兩字象徵著博物館所在地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重要性。 Mark Watson在1992年發表，日後出版於工業考古學百科的定義中，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某個讓當地人口得以藉由其所包含的建築、生態學、地理學，以及所收藏的文件與口述歷史，辨別自身身分的計畫，讓這些研究不限於受過教育的專家學者。 Davis在主要用於辨別生態博物館有哪些基本要件的嘗試中，得到以下結論：「每個生態博物館似乎都具備其中一項特質，便是對其所代表的地區感到驕傲…生態博物館試著要捕捉地方的精神，在我看來這也正是它顯得特別的原因。」2004年5月，在成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30餘年後，過往的參與者在義大利特倫特「長期網絡：生態博物館與歐洲」（Long Term Networking: Ecomuseums and Europe）工作坊上，提出了成立生態博物館歐洲網絡的想法，並藉由以下宣言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一種動態的做法，社群得以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藉此保存、詮釋並管理文資。生態博物館必須奠基於社群認可之上。」相較於其他既有定義，上述看法的重要價值除了簡短有力、容易理解，也點出了將文資主要運用於地方發展的想法。至此，我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生態博物館與先前討論的理想文資管理基礎概念，兩者之間的相似性，而文資管理最需克服的問題之一，便是文資不和諧所帶來的挑戰。 除此之外，前述對於生態博物館的描述明確指出，使用者（社群／民眾）不能僅是扮演被動角色，生態博物館從初始起，在整個存在的過程中，仰賴當地社群的參與和主動介入，藉此與主流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恰成對比。為了完整詮釋人與所處自然環境之間的自然狀態，生態博物館不僅超越了傳統利用文化與自然領域的界線，對文資作出區隔，亦在自然形塑卻又是人為打造的地景上，提出了概念性的感知觀點。 就此層面而言，生態博物館著實屬於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賦予文資管理一詞截然不同的意義。據此，生態博物館或許便是最接近定義中所謂「動態文資管理」的模式，讓社群得以引導自身的發展。我們在此並非要透過前述定義，去明確地創造出引人矚目的博物館學概念，主要是強調生態博物館的某些特質，實際上將近四十年前，已預先將文資整體性與其運用的重要性，融入行為與認知的成分（主要是參與式觀點與永續發展）。因此，在思考人／社會之間關係與所處環境時，上世紀70年代誕生於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可視為某種新型態思考的實現。雖然某些由生態博物館落實的活動可見於早期的機構式作法（如開放式博物館或地方博物館等），生態博物館則具備了明確的特徵，隨之催生了全新以文資為基礎的參與式發展過程，其根據理論與實務層面，探索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註釋： 六八運動：發生在1960年代中後期，於1968年達到高峰，在法國、西德、義大利、美國等地皆有運動發生，主要是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等抗議活動。   參考資料： Davis, P. (1999).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Ecomuseum. (1992).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25. Mayrand, P. (1985). The new museology proclaimed.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0-201. Murtas, D. & Davis, P. (2009). The role of the Ecomuseo dei terrazzamenti e della vite, (Cortemilia, Italy)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Museum & Society. 7, 3(2009), 150-186. Rivard, R. (1985). Ecomuseums in Quebec.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