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攝影：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 —— 《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第27條 文化是人類尊嚴與身分的基礎，參與和享受文化是作為公民、社區成員乃至於社會組成的重要權利。而我們如何捍衛文化權利呢？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於2021年09月16日舉行年會，以線上論壇方式邀請國際間人權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進行對話，透過一系列專題演講、互動式辯論與工作坊，探討博物館工作如何對抗偏見與歧視，關注在當代背景下，博物館如何面對不平等與障礙；又如何採取行動？   揭開文化認同的旅程 專題演講邀請英國圭亞那裔詩人Malik Al-Nasir探討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如何迫害身分認同與歷史意識的建立。對於Al-Nasir而言，奴隸貿易史的研究使他能夠探索自己來自何處、找尋多元血緣的根源，並重建自己的文化認同。因此，Al-Nasir以自身回到圭亞那尋根的過程談起，透過田野調查與系譜學的方法，追溯18世紀從事奴隸貿易的公司與利物浦銀行的文獻檔案，揭開屬於自身的家庭歷史。最後，Al-Nasir指出，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權利去探索自己被掩蓋、被消失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而這個過程不僅能夠建立文化認同的意識，更重要的是——釐清殖民歷史中加害者的角色與他們曾做過的事情。   面對「文化權利」，博物館的角色與行動？ 會議邀請了來自挪威、法國、澳洲與臺灣的博物館工作者，通過國際案例的分享與交流，一同探討面對不同群體的「文化權利」——博物館如何提供與創造平等的「文化接觸」機會？在博物館人權教育的討論上，挪威憲法博物館與民主中心（Eidsvoll, 1814）的Torleif Hamre，透過幾個挪威的案例，探討博物館與學校如何擴展民主與人權教育。 「The New Planet」以難民議題為展覽主軸，邀請兩千位難民青年，藉由展覽提出自己的想法，展覽致力於為挪威青年提供反思人權與民主的學習空間。（Photo: Sebastian Klein, Falstadsenteret）   例如「The New Planet」展覽，聚焦於全球難民、民主與人權議題，藉由展示全球難民青年所製作的手寫海報、以及紀錄難民青年語句的巨大「星球體」裝置，為難名青年們發聲，也讓青年觀眾透過展覽反思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Hamre同時也提到挪威DEMBRA學習計畫，透過主題性的講座、辯論與經驗分享，加強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防止種族主義、偏見與仇恨的發生。藉由挪威案例，Hamre也呼籲博物館作為人權與民主教育的重要基地，應積極參與行動並為青年建立反思與批判性之對話空間。   勞工階級與文化近用 在勞工階級與博物館的討論上，來自澳洲的Adele Chynoweth，引述聯合國第67屆大會中智利代表的聲明：「世上沒有一等或是二等權利（first class or second class rights），因為所有人權都是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並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人權概念當中，勞工階級與貧困群體又處於什麼位置呢？藉由Chynoweth編輯的《博物館與勞工階級》（Museum and Working Class）內文案例，探討長期被博物館所忽視的勞工階級議題。 例如，魁北克博物館曾阻止針對貧窮、身分不明或勞工階級人類遺骸標本的研究或，以巴基斯坦拉合爾歷史城牆（Lahore）的遺產保護政策為例，說明當地政府通過遺產政策吸引投資基金的進入，卻驅逐並侵害當地勞工階級的生活環境。Chynoweth並指出，我們應該正視文化遺產維護與旅遊業的發展，如何剝奪當地勞工階級生存權，才能進一步去思考勞工階級的文化近用課題。Chynoweth也指出，所有公共文化機構的資金都源自於勞工階級繳納的稅款，然而卻消極面對、或忽視勞工階級的歷史與相關課題。因此，她認為正視階級是釐清邊緣化群體議題的重要關鍵，她並強調在博物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勢必面臨種族、性別、身心障礙等相關課題，然而通過不同階級間的碰撞，才能跨越階級的偏見，並且可以看見真正的改變。   去污名挑戰：來自臺灣的案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陳佳利教授，則以臺灣的案例探討博物館對於去污名化與少數群體課題的發展與挑戰。隨著文化平權概念的發展，陳佳利指出臺灣的博物館持續地改善與增加無障礙設施，同時也開始重視參與和詮釋弱勢團體及障礙人士的經驗與文化。然而她認為，現今的博物館雖然經常諮詢弱勢團體代表，但在「表徵」他們的文化上，仍然面臨兩個主要的挑戰：（1）博物館很難充分的理解與呈現弱勢團體文化，以及他們每天所面臨的視角與污名；（2）與弱勢團體密切合作的NGO組織和社工並不總是信任博物館，且有不同的想法與目標。 阿嬤家展覽空間中以投射出阿嬤名字的燈光設計，象徵願意挺身而出的阿嬤們。（謝佳均 攝影） 「精神病人的房間」展設置了讓觀眾可以投遞名片的箱子，呼籲大家重視精神病患的工作權。（陳佳利 攝影）   博物館面對弱勢團體的新取徑 因此，陳佳利提出了兩種策略與取徑：其一，為由NGO組織建立自己的博物館或策劃展覽與活動。例如紀念臺灣慰安婦歷史的阿嬤家，以展覽內容與空間設計，邀請觀眾理解受害者的經驗並產生同理心。另一個例子，則是由NGO團體策劃特展，如依甸基金會活泉之家舉辦的「精神病人的房間」展，透過藝術作品與文字呈現精神病患的感受與想法，以展覽開啟社會對話。 雖然這些展覽表達了弱勢團體的觀點與訴求，並強調NGO組織的倡議行動，但陳佳利指出，沒有博物館的資源，將無法觸及更多觀眾，也無法對公眾產生長期影響。因此，一些博物館開始建立國內外網絡，並與NGO組織建立長期、深入的關係。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FIHRM-AP邀請15個NGO團體參與共學計畫，在計畫中相互學習，並一同參觀勞動博物館與訪談漁工等，通過跨專業的合作與共同策展，讓展覽貼近移工的經驗與NGO的倡議內容。如同陳佳利所言：「當代博物館的重要使命，是解決政府政策所導致的人權問題，並通過建立同理心來挑戰過去的污名與偏見」。 研討會工作坊「博物館中的網路暴力與偏見」透過經驗分享與互動式回應，探討如何維護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工作者的立場與聲音。（Credit: FIHRM）   結語：人權博物館的聲音與展望 當代人權博物館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回應與實踐人權議題，然而許多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因為公開倡議，而遭受批評與言語暴力，並使博物館從業人員成為網路霸凌的對象。此次研討會除了探討博物館面對人權議題的多元策略外，也呼籲重視人權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與發聲權益。 研討會工作坊以「博物館網路霸凌與偏見」為主題，透過互動式問答，探討博物館如何維護自己的立場。儘管許多博物館工作者皆表示曾遭受到網路暴力的影響，然而同時他們也認為，在面對大眾的偏見或暴力時，博物館工作者更應保持專業、理性的態度持續溝通，並且不畏懼、不噤聲，維護自己或組織的價值與聲音。如同David Fleming在會議尾聲中所言，博物館工作者必須懷抱信念與熱情維護眾多人權議題的價值與意義，並且也強調面對的偏見與歧視的解方，還需要更多持續的思辨與討論，以建立更具平等、友善的社會。

作者：潘錦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小國聖／盛業—為什麼又是以色列？ 二十年內誕生10位諾貝爾獎得主、全國人均研發支出、工程師數量、專利申請數量均是世界第一，上述耀眼成績讓以色列躍升「新創企業之國」。即便同樣籠罩在新冠肺炎危機之中，以色列卻早於今年3月就達成群體免疫，成為疫苗施打率世界第一的國家，自7月1日起逐步鬆綁觀光客入境限制。 曾遭迫害、如今揚聲，從聖地走向國際，什麼是猶太民族昌盛有餘的「根」？以色列前總統西蒙．斐瑞茲曾說：「如今的以色列人之所以有整體力量，是因為將建國者的愛國主義、強烈動機、隨時注意匱乏與災禍等因素，混搭在一起。」為什麼他們要如此強悍、努力壯大自己、奮力保家衛國？一切的答案盡在這裡。   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從幽暗步向光明的設計美學 筆者曾於2019年參訪位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希伯來語：Yad Vashem‎，語出聖經意為「有紀念、有名號」）。該館既是建構國家認同的場域，也是治療社會集體傷慟的追念之處，其中的「歷史博物館」透過反猶情結、猶太民族被迫害等角度展示的記憶物件，不僅讓觀眾感同身受以國先烈曾經歷過的創傷，也彷彿從中得到一份復原的力量。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位處聖城郊山，園區包含歷史博物館、藝術館、兒童紀念堂、國際義人花園、往滅絕營的火車等遺址設施。（Credit: Andrew Shiva/ Wikipedia）   這份力量自建築本體與光影變換中流洩而出，長180公尺的地道為稜柱體的三角形結構，牆面則由鋼筋混凝土構成，採光從建築頂蓋的隙縫穿透，與底部展館的幽暗形成強烈對比，如同即將述說的困難歷史般，呈現禁閉、灰暗、夾縫中求生存的氛圍。十間展廳以「S」形建造，展覽大屠殺歷史的不同部分，在展示空間與參觀動線上，營造從曠野步入深淵，再從黑暗迎向光明的意象—長廊先是向下傾斜，象徵從平凡日常走進黑暗深淵，越走越慘絕人寰。長廊在中段向上斜升，象徵終於迎來光明，步往開闊的綠地，代表猶太民族復國成功、重獲新生的以色列國度降臨。 紀念禮堂內景，地板上刻有二十餘個納粹集中營名稱。（Credit: Berthold Wern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從幽暗步往光明的博物館建築（Credit: Andrew Shiva/ Wikipedia）   不受疫情影響！博物館虛擬之旅線上出發 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成立宗旨為教育青少年，法律明定高中生及軍人必須前往參觀。展品包括原始文物、證詞、照片、文獻、多媒體影音等，從反猶主義的圖騰畫像、大屠殺事件當下的文宣與政府公文，佐證事件的真實性與相關性，帶觀眾回到當時的情景，理解納粹德國仇恨猶太人的歷史根源。展覽末段的「名字堂」（Hall of Names）呈現傷慟展示中受害者的個人檔案，除了致敬與留名，也讓研究者更了解史實脈絡。展示長廊的最後，則放置對於猶太民族未來充滿希望的物件和圖像，藉以凝聚國族的認同意識，也向世界呼籲捍衛普世人權價值的重要性。 猶太人被納粹德國指控為人類的害蟲和殺害耶穌的兇手（Credit: David Shankbon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展覽盡頭為「名字堂」傳達館方對受難者的尊重及對復國主義者的敬意。（Credit: David Shankbone,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該館推廣人權的使命未在新冠疫情籠罩的世界中缺席，疫情下的博物館加速數位轉型的發展。館方除了在官網提供豐富的數位典藏與線上學習資源，也在FB和IG等平台推出「虛擬之旅」，邀請專家線上導覽館藏空間與展品。此外，也鼓勵民眾參與「虛擬姓名閱讀標籤」線上互動，在閱讀大屠殺受害者姓名後標籤#RememberingFromHome和#ShoahNames，藉此緬懷逝去的親友同胞。 隨著以色列當地疫情獲得控制，外國旅遊逐步解禁，重啟「出身權訪問」（Birthright Israel visits）教育旅行成為國家優先事項。該活動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贊助68個國家、超過75萬名年輕猶太人免費參加為期10天的教育旅行，大大增加猶太青年與以色列的聯繫和自豪感，據統計超過90%參與者將之列為改變生活的積極體驗，當然，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是他們不會錯過的一站。   化創傷為力量：追本溯根是我們的出生權 「對我來說，那一刻我知道以色列是我的第二個家。那時和那裡，以色列和我的猶太遺產立即對我的身分認同格外重要。我終於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歸屬感。」（Olivia Lavidor，2019年「出生權訪問」教育旅行參與者） 「如果我們能向年輕一代展示三千年前的以色列，他們就會知道我們的根在哪裡。教育旅行讓年輕一代有機會去以色列提問，了解他們的遺產和傳統……如果你不利用這樣的學習機會，將如何與反猶主義抗爭？」（Gene Hoffman，「出生權訪問」教育旅行捐贈者） 許多猶太知識分子在二戰前被迫移民他國，例如愛因斯坦（左一）、弗洛伊德（左二）等。（Credit: Αλέξης Τσίπρας Πρωθυπουργός της Ελλάδας from Greece, CC BY-SA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以色列出生權利基金會（Birthright Israel Foundation）由一群傑出的猶太慈善家於1999年創立，是「出生權訪問」教育旅行在美國的籌款單位，集結個人捐款、以色列政府與猶太機構的支持，每年目標資助五千名18至32歲的全球猶太年輕人，領受這份與生俱來的禮物，感受自身與猶太歷史文化遺產的緊密聯繫與新意義。 十天行程除了到訪死海、哭牆、特拉維夫、耶路撒冷舊城等知名景點，出生權訪問的第7天多會安排參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讓猶太年輕人得以從猶太人的角度觀看大屠殺的歷史，發現反猶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並有所警覺，了解以色列成為猶太民族國家的起源與榮光，從中認識猶太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那些為保護它而奮鬥的人。 出生權訪問的目的在於，讓猶太年輕人發現反猶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並有所警覺，了解以色列成為猶太民族國家的起源與榮光。（Credit: barcanna, CC BY-NC-ND 2.0, via Flickr）   即便具幽暗美學的建築設計不是一蹴可幾，但筆者期待我國的人權博物館群能試著借鏡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鏈結國家的政策資源、運用當代的科技創新，更主動地促進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對話，進而募集社會支持挹注博物館教育，發展出具台灣特色的「出生權訪問」之旅。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作者：鄭邦彥（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 今（2019）年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簡稱2019 IMD）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為主題，重新定義了博物館的未來及其轉型。轉型在於：作為社會核心機構的博物館，一旦如同心臟般成為文化樞紐，如何以嶄新的手法，持續彰顯典藏品及其背後的歷史與資產，藉此創造對未來世代有意義的傳統，同時提昇與來自全球、漸趨多元的當代觀眾之關連性，實為無法迴避的挑戰。[1] 不同類型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的機會及其所帶來的效益，各有差異，其中，以「博物館群」最具代表性，而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或為代表。然而，畢爾包效應（the Bilbao effect）是一種成功經營「博物館品牌」下的外溢效果。若以2019 IMD主題檢視，或是可行的模式，但非典範；相較之下，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National Museums of Liverpool）或美國紐約「東城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試圖站在作為文化樞紐的自我定位和高度上，結合在地社群，回到各自獨有的地方文化特色與歷史資產裡，以博物館作為支點，創造了「不為過去及其問題所困」的機會與效益。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攝/ Mariordo@wiki, CC BY-SA 3.0)   小議之一 2003年，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先後整併了旗下的八個博物館，為曾經是英國最貧困的城市之一的利物浦，帶來了城市更新的機會與效益，其中，以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最具指標性。該館於2007年「奴隸交易與廢止奴役國際紀念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Remembrance of the Slave Trade and its Abolition，每年8月23日）開幕，以創新的策展與詮釋，為來自全球的觀眾，將利物浦城市的歷史與大西洋奴隸販運、當代奴役與族群等社會議題，帶來新的視野，亦是對我們共享的歷史記憶、文明與普世價值的反省。 18世紀的利物浦，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網絡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曾是當時最大的奴隸轉運港口之一，進出販運船隻多達五千艘，占英國奴隸貿易的一半以上，約150萬非洲人在此淪為奴隸。19世紀上半葉，該貿易活動仍是城市主要的經濟來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衰退。 90年代，利物浦在奴隸販運所扮演的角色不曾被揭露，亦未受到官方正視（包括不曾出現在博物館策展主題裡）。默西塞德海事博物館（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也是利物浦博物館群之一，1986年開館時，將奴隸販運的港口歷史，僅以全球貿易的普遍性脈絡，輕描淡寫，簡要帶過。直到1994年，新推出「跨大西洋奴隸：違反人性尊嚴」（Transatlantic Slave: Against Human Dignity）特展，才首次揭露這段隱微不堪的城市歷史；2006年因應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而撤展。此時，奴隸博物館的策展主軸，不再是過往跨大西洋的奴隸歷史，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為「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人權博物館」，作為整個博物館群的精神指標，共同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不為過去所困，提供解套的可能，不再迴避。 2006年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與整個博物館群攜手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攝/ Tim Dutton, via flickr, CC BY 2.0)   小議之二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初至美國，入境後多半在紐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位為曼哈頓東南部的一片街區）落腳；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下東區成為美國移民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曾聚集愛爾蘭裔、波多黎各裔、猶太裔、德裔、華裔等不同族裔的社會底層勞工。至今仍保有紐約最早的移民公寓，是美國作為文化熔爐的縮影之一。譬如在下東區果園街97號（97 Orchard Street）一棟四層樓的老舊公寓裡，在1863至1935年間，初估曾有來自廿多個國家、約七千多的移民先後暫居。1988年，盧德．亞伯蘭（Ruth Abram）與阿妮塔．傑克布森（Anita Jacobson）買下這棟公寓，創建了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十年後，被列為紐約國家歷史遺址（National Historic Site, New York）。 移民博物館街區歷史的介紹看板 (作者攝於2013) 移民博物館的建築主體，整棟已被保留，一樓作為博物館賣場，二樓以上只有定時導覽時才對外開放，導覽時間為90分鐘或1小時不等，導覽主題稍有不同，不過都是以當時居住在這棟建築裡的移民故事和歷史為主軸。2012年秋天，筆者參加了「來自愛爾蘭的外人」（Irish Outsiders）主題導覽，進入博物館建物，迎接我們的是嚴重晃動的樓梯，以及一股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老房子霉味。負責導覽的教育人員要我們由此感受這個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例如老房子貼了多少層壁紙，即暗示了有幾個不同世代的人群暫居於此，當時雖沒有錢重新粉刷、裝飾自己的新家，仍希望還是有一個家的氛圍，先以廉價壁紙（館方表示：有些牆上壁紙已多達廿二層）克難將就。穿梭於此空間的同時，我們聽了幾首略微感傷的移民歌曲，隨著導覽結束，提供訪客另個認識並體驗移民故事的管道，同時觸動更多「我們都是外來者」的情感同理與跨越時空的共鳴。 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一樓為博物館商店，二樓以上定時導覽 (攝/ Reading Tom, via flickr, CC BY 2.0) 導覽人員希望訪客感受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 (攝/ Pietro Izzo, via flickr, CC BY-NC-SA 2.0) 亞伯蘭女士在近期採訪指出：博物館創建的願景，是讓「（參訪的）美國人回家，在此與這群移民先驅相遇，協助他們意識到今日紐約這個街區移民所面臨的處境，就和美國其他地區一樣，（我們）是在同一艘船上。這是博物館的創建初衷：透過訴說歷史故事，倡議包容」。一語道盡該博物館「不只是城市故事」的自我定位，藉此彰顯美國移民的過去與現在，指向我們以理解、包容為核心價值的共同未來。 2017年，移民博物館調整建館使命，同步也將原來冗長（超過175個英文字，一共六句話）的願景，精簡修訂為移民博物館致力於營造「一個擁抱且珍視移民在美國人身份認同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作為博物館藏品徵集、策展與教育活動等政策與實作的指導方針，對內是全體館員的專業認同與追求卓越之所在，對外成為吸引觀眾來訪的觸媒之一。調整後的使命、願景，印在移民博物館咖啡杯上，送給董事會與全體館員，冀以有所體認並凝聚共識，成為大家面對每日工作挑戰時的提醒與動力來源。   以文化樞紐，重新定義博物館 誠如2019 IMD主題說明，如同心臟般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若能以創新的方式，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其所帶來的效益，不可言喻。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絶非一蹴可得，以利物浦博物館群為例，其成功關鍵在於：英國官方文化政策與經費挹注的長態支持，加上博物館專業的介入，三者不可或缺。唯有如此，博物館才有機會在全球化商業競爭中，引領勝出，以小「博」大，在都市更新、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更多回應其定義的效益。再者，任何對博物館定義的修正、或使命與願景的調整，再再反映對其存在本質「什麼是博物館」認識論的新理解，一如移民博物館的重新自我定義，此正是2019 IMD主題之立意所在。   (本文改寫自〈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機會與效益〉一文，原全文刊載於《故宮文物月刊》434期（2019年5月，頁16-27），宥於本平臺篇幅設定全面改寫。)     參考資料： 葉心慧，〈大西洋奴隸貿易 非洲人口販賣血淚史〉，《經典雜誌》，113期（2007.12），頁113-147。 陳佳利（訪談、編譯），〈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國際奴隸博物館Richard Benjamin館長訪談〉，《博物館與文化》，13期（2017.6），頁127-134。 Tenement Museum (2018.4.27), Celebrating 30 Years at the Tenement Museum (YouTube 影片) Tenement Museum, About us (移民博物館官網) 首圖來源   [1] 此定義下的博物館，不斷自我形塑，以社群為導向、觀眾為中心，變得更加靈活、具有互動性與適應性，藉此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2019 IMD主題說明，請參考ICOM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