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葉景妤（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生）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了一枚名為 「小男孩」的原子彈，造成居民大量傷亡。原爆不僅摧毀廣島的建築和基礎設施，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傷痕，影響了當地人民的身心健康及社會結構，成為深刻的集體記憶。然而，隨著時間流逝，距離原子彈爆炸事件已將近八十年，見證歷史的倖存者也逐漸凋零。根據2023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全國直接經歷原爆的受害者人數已降至6萬多人，平均年齡高達85歲。 原子彈爆炸後建築物幾乎被夷為平地。（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拍攝者：US Army。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社會對於原爆歷史的記憶漸漸淡去（註1），對於歷史和記憶的保存極具急迫性。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積極思考除了保留原爆文物和遺址之外，如何在在一切消逝之前盡力確保倖存者們的經歷、記憶與感受，而能與未來的世代產生共鳴。（註2）   「我在去學校的路上看到一朵蘑菇雲」。這是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植田榮子(Eiko Ueda)女士所畫的原爆記憶，當時她年僅10歲。（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作者：植田榮子(Eiko Ueda)。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2012年，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與廣島市政府開始推動「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希望將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追求和平的思想傳承下去。儘管許多倖存者以回憶錄和紀錄片等形式留下他們的經驗，但是這些資料往往被視為枯燥的歷史文獻，缺乏原爆倖存者獨特的觀點和情感表達。「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希望傳承倖存者對和平的價值觀，以及對原爆的恐懼與驚嚇等情感經驗。這種表達方式不僅僅停留在事實陳述的層面，更強調以具感受性的方式呈現歷史記憶，富有倖存者具備的道德和情感影響力。   跨世代的交流：原子彈爆記憶傳承者計畫執行方式 「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藉由人與人直接傳承經驗的方式，全面而深刻地呈現倖存者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於和平與反戰概念的深層思考。計畫的參與者分為兩類，一為親身經歷過原子彈爆炸的「見證人」，另一類則為未經歷過原子彈爆炸事件，但對此有濃厚興趣的「傳承者」。 「見證人」由廣島市政府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傳承者」的培訓時間則約兩年，必須聆聽講座認識原子彈爆炸的真實情況，並且參與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交流會，以及接受口語表達訓練的課程。接著，傳承者與見證人會倆倆配對，組成小組，每月聚會一至二次，進行更深入的經驗交流與分享，以傳承見證人的經歷。 培訓期間，為了確保參與者擁有完備的知識，參與者可以免費進入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參觀，並會拿到藏品目錄作為參考資料。傳承者必須撰寫講稿，並由廣島市政府和平推進科協助核實原子彈相關歷史知識，而見證人則會校對原子彈爆炸經歷的相關內容。最後通過口語訓練以及模擬演講，才能成為正式的傳承者。 原爆創傷的凝視與再現：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常設展 記憶的轉化：原子彈爆炸記憶傳承者計畫成果 根據官方的統計，截至2024年4月此計畫共培訓了226位「傳承者」，其中最年輕的今年20歲。他們擔任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原子彈經驗傳承講座」的講師，每日舉行一場英語講座和三場日語講座，時長大約60分鐘，內容涵蓋原爆倖存者的個人經歷、對和平的渴望、原子彈爆炸的現實狀況，以及戰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原子彈危害的概述，以及原子彈對人體的影響等。     (左)：為了正確地傳承原爆倖存的經歷，並提升國內外人士的和平意識，舉辦了由原爆倖存者主講的講座。(右)：傳承者們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進行演講，談論、傳達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對和平的感受。（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2018年起，日本其他地區也可以線上申請「原子彈爆炸經驗見證者」或「原子彈經驗傳承者」講座，紀念館會分派完成培訓的講者至該地區演講，使得「希望原子彈爆炸事件不要再次發生」的理念傳播到日本各地，且講座費用由國立廣島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紀念館全額負擔。見證者及傳承者也曾遠赴海外分享，例如2019年到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和科芬特里（Coventry），結合當地當時正在進行的反核活動，舉辦傳承者講座，並與當地社區及政府人員針對和平理念深度交流與對話。 見證者至熊本縣菊池女子高等學校，分享、傳達自己身為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對和平的感受。（圖片提供：國立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和平紀念館）   傳承歷史的人：參與者的反饋 原子彈爆炸記憶傳承者計畫已執行12年，在這期間多位見證者相繼去世，計劃成為展示倖存者深刻情感和回憶的橋梁，保存了無法通過照片或個人物品體現的情感，在面對面的交流中生動呈現，對理解過去的苦難有深遠影響。 然而，每位傳承者都會思索「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我們，如何能夠作為接班人，傳遞倖存者的記憶？」第一代傳承者青木圭子分享，她透過閱讀大量書籍和聽取倖存者的故事作為傳遞記憶的知識基礎，也參與和平紀念儀式，設想若自己經歷了原爆該怎麼辦？透過這些做法，「原爆不再只是遙遠過去發生的與自己無關的事件。」此外，28歲的年輕傳承者藤澤千夏認為：「儘管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但我可以用與現代年輕人相同的視角與他們對話。」通過跨越時代的文字和語言，這些故事代代相傳，與下一代產生共鳴，達到深刻的教育效果。 傳承者努力將自己融入倖存者的處境，確保這些記憶不會消逝，成為對和平的提醒。透過集體記憶的保存，紀念館將原爆的殘存記憶聚合，使散佈在個人歷史中的痕跡，由零散的「點」組成完整的「面」，使我們更接近原爆發生當日的真相，這正是發掘個人經歷的迫切原因。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2015年的調查，有百分之三十的廣島居民無法確切提及原子彈爆炸的具體時間，顯示出歷史事件在人們心中逐漸淡忘。 註釋2：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為日本的公益法人團體，經營「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及「廣島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和平紀念館」，旨在傳達原子彈爆炸的事實，以及和平、合作的理念。

作者：戴秉儒（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2019年9月，筆者有幸從京都輾轉來到東京，一窺只存於書上的東京都寫真美術館。抵達美術館入口處廊道，映入眼簾的是外牆上的三幅巨型作品：Robert Doisneau〈市政廳前的吻〉、Robert Capa〈諾曼第登陸〉、植田正治〈妻子與沙丘風景〉。作品與現場光影變化相互映照，似乎也隨著視線引導逐步走進攝影師的觀景窗內，感受當中所蘊含的時代氛圍。 東京都寫真美術館成立於1995年，是一間攝影影像及錄像作品專門的美術館。美術館隱身於東京惠比壽花園廣場，全館共有五個樓層：除了將一樓規劃成大廳及電影放映室；三個樓層（B1、2F、3F）的展廳作為特展使用外，館方也在四樓設置攝影圖書館，收藏國內外攝影集、攝影評論及攝影史等資源，免費提供給民眾閱覽。 2019年特展《写真の時間》，從館藏的三萬五千多件攝影作品中，挑選個人照片及系列作品，展覽關注的是攝影媒介本身所包含的影像和敘事，並點出「時間」在攝影影像中所扮演的角色。   歷史的顯影  在進入特展《写真の時間》之前，筆者欲先從攝影的發展歷程，以及攝影作品在博物館、美術館的殊異性談起。 攝影（photography）一詞源自於希臘文，意指以光線書寫。攝影作為現代主義下的產物，在19世紀發展初期，對於繪畫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其中最受影響的是袖珍肖像畫。在攝影術發明之初，攝影和繪畫便產生分野，而當時攝影的表現並不是歸功於它的藝術基礎，而是攝影在工具性具有壓倒性的勝利。Susan Sontag亦曾表示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得影像產出的速度越來越快，影像被視為一個物件，而它輕巧、製作廉宜、便於攜帶、積累、儲藏。這些特質使得攝影具有「紀錄性」的功能，更精確來說，是具有更便利、更快速的紀錄性質。 Louis Daguerre在1838年法國巴黎聖殿大道所拍攝的照片，在攝影史上有著極大的代表性。直觀來看可能認為是拍攝空蕩蕩的街景，但背後的原因是攝影發明之初曝光時間過長，街道上移動的人流無法被相機留住，僅有左下角的紳士在擦拭皮鞋時得以被鏡頭捕捉。我們可以從靜止的影像中看出「時間」在照片裡沉澱、淬煉、結晶與發酵。 Louis Daguerre巴黎聖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 Paris）1838年（來源：Wikipedia）   攝影之於博物館、美術館？ 攝影在發明初期沒有被視為一種藝術，原因在於它的複製性與真實性挑戰了既有藝術殿堂對於藝術作品的認定標準。法國詩人波特萊爾在1859年的文章〈現代公眾與攝影術〉，就認為攝影是藝術的死敵，因為其對「真」的品味壓制了對「美」的品味。由於攝影被人們當成最能忠實呈現當下的利器，因此攝影影像多半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這類記憶機構（memory institutions）被視為歷史物件來展示。 日本攝影師川內倫子《Iridescence》系列，以拼貼錯置的形式呈現作品（戴秉儒 攝影）   而攝影到了美術館則因應各館典藏政策及角色定位而有所不同。一些專門的攝影館所，像是荷蘭阿姆斯特丹Foam攝影博物館，以「關於攝影的一切」（All about Photography）為設館宗旨，典藏並展示大量當代攝影作品。日本東京都寫真美術館則以收藏國內外具有文化及藝術價值的攝影作品，訂定「重點收集藝術家」為依歸，來典藏這些攝影師的作品。相同的是，這些專門的攝影博物館或美術館都試圖將攝影推向大眾，讓民眾近一步了解攝影影像是如何被觀看、欣賞與詮釋。   《写真の時間》：時間在攝影中的曖昧性格 2019年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以閱讀影像為題，規劃一系列的特展（戴秉儒 攝影）   2019年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以「閱讀影像」為題，規劃了一年度的特展。在8月中開催的特展《写真の時間》，以「製作的時間」、「影像的時間」及「鑑賞的時間」三個子議題，思考時間在攝影中的曖昧性格。 在「製作的時間」（Production Time）中，展覽選擇以古典顯影（泛指在膠卷底片尚未普及前的顯影方法）作為開場，可以看到早期如蛋白印像法、鹽印法及安布羅顯影法等技法呈現，也透過這些作品了解早期攝影影像如何被產出。另一方面也展示那些長時間曝光、晃動模糊的影像，旨在表現靜態影像中「靜中有動」的趣味。 米田知子（Yoneda Tomoko）安部公房的眼鏡—觀看《箱男》手稿。源自〈Between Visible and Invisible〉2013年。明膠銀鹽相紙。東京都寫真美術館藏。 綠川洋一（Midorikawa Yoichi）螢火蟲。源自〈瀨戶內海和其鄰近地區〉系列，1957年。東京都寫真美術館藏。   在「影像的時間」（Image Time），則點出攝影影像具有擷取某一段時間線的能力，影像本身的生產即佔據了特定的物理時空。在展區內以單張或者是連續性影像（photo sequence）凸顯時間在影像中產生的化學反應。例如NASA在1966至1968年的測量員任務（surveyor missions）所拍攝的照片，將不連續、斷裂的月球影像以拼貼呈現，將不可見的時間具象化，表現出時間流逝之感。 NASA月球上的影像（SHADOW ON THE MOON）。1966至1968年的測量員任務攝影。東京都寫真美術館藏。   最後在「鑑賞的時間」（Viewing Time），展覽將重點放在與觀看經驗相關的時間上。我們在觀看作品時經常駐足停留亦或是反覆瀏覽，當我們在一個空間裡調整自己的觀看視角，靜止的圖像就變得生動起來，與觀看者拉起更廣闊的對話空間。 Duane Michals偶然的相遇（Chance Meeting）1970年。明膠銀鹽相紙（來源：Flickr） 川內倫子（Kawauchi Rinko）源自《Illuminance》系列，2009年。C-Print。東京都寫真美術館藏（戴秉儒 攝影）   在時間裡徜徉—發掘歷史痕跡與未來想像 美國藝術史學家George Kubler在1962年出版《The Shape of Time》，書中將不同時期的藝術作品以繁星來比喻，試圖以一個立體且全觀的角度，而非線性的時間觀念來看待每一件藝術作品。筆者在反覆觀看特展《写真の時間》時也有同樣的理解。該展跳脫常規下人們對攝影的假設：瞬時性的當下為真。透過不同的作品展示及方法，引導觀眾認識攝影在處理時間這個概念下的不同面向，並且帶領觀眾在時間裡徜徉，去發掘攝影切面之前的歷史痕跡，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   參考資料： Kaiser（2003）New Ways of Sharing and Using Authority Information: The LEAF Project Walter Benjamin（1935），許綺琳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臺灣攝影工作室。 Susan Sontag（1977），黃燦然譯。《論攝影》。麥田。 龔卓軍（2002）。審美現代性之爭：哈伯瑪斯與傅柯論波特萊爾。中外文學30卷11期，頁32-61。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