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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各國藝術如何在展覽中對話?從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看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跨國對話展覽模式
各國藝術如何在展覽中對話?從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看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跨國對話展覽模式
作者/攝影:林易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型態改變,各國博物館越來越強調其展現多元觀點的功能。許多地方擁有「殖民與被殖民」等對立的歷史記憶,也逐漸成為博物館之間共同討論的課題。然而,如何以較全面的方式將相互對立的觀點呈現在觀眾面前、促進雙方對話?新加坡國家美術館以跳脫單一觀點的方式,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展覽模式。 英國泰德不列顛(Tate Britain)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以下簡稱NGS)以曾經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分,分別在2015年由英國籌劃了特展《藝術家與帝國:面對英國的帝國歷史》(Artist and Empire: Facing Britain’s Imperial Past),後於2017年由新加坡策劃了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直面殖民主義的遺產》(Artist and Empire: (En) Countering Colonial Legacies),呈現這段殖民經驗對藝術的交互影響。本文以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特展為例,探討來自各國且具備不同視角的藝術品在美術館之中的對話方式。   擴張展覽原有框架:以相對觀點作為英國特展的延續 「英國泰德不列顛的策展館員很清楚他們的展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關於『帝國』的話題在當地向來都非常有爭議。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決定只使用英國收藏中已經存在的詞彙(或藏品)。他們也沒有向海外美術館借展作品。」NGS總策展人劉思偉(Low Sze Wee)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提到英國館方所持的展演理念。他也表示,英國館方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無論展覽具備多麼高的自我批判精神,都只能代表英國本身的觀點。因此,英國館方積極尋求與過往殖民地的美術館合作,而NGS是他們認為的合適場所。 這幅由英國畫家Thomas Jones Barker在1863年繪製的畫作,命名為〈英格蘭偉大的秘密〉(The Secret of England’s Greatness),現藏於英國國家肖像館。畫面中的英國女皇將象徵文明的聖經贈予非洲領袖,暗示英國為那些「未開化」的民族帶來信仰與希望,表現了英國殖民者的優越感。(林易萱 攝影)   為了在英國特展的內容框架下發展出不同的觀點,NGS策展團隊經歷了數次討論與考察,最終決定以「畫筆下的帝國」作為展覽的主要標題、「直面殖民主義的遺產」作為副標題來表達他們的看法。而如團隊所願,民眾可以從標題的命名方式了解到,NGS是以當代藝術的方法來展示殖民文化下所遺留的產物。對於策展團隊在概念發想與展覽執行上所面對的挑戰,劉思偉提到重要的策展概念:「我們要懷抱新加坡視角與後殖民觀點。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如何不去切斷(與)泰德不列顛特展(的連結),但又能維持我們的本土立場。」   殖民與後殖民:二元情境下的藝術對話模式 「我們認為英國館方以『探索和旅行』作爲展覽開端是個很好的做法,所以也沿用了這個方式,並從英國特展那裡挑選了大約15%的重要作品放置到新加坡特展的第一展區。不過英國特展從16世紀開始談起,他們的當代藝術品都被放置到最後。而我們卻是將現代與當代藝術混合在一起,像是在第一展區我們就放置了澳洲的當代作品,以便和那些從英國特展拿過來的作品形成對比。」劉思偉解釋了策展團隊的展示方法,也就是以當代藝術與現代藝術〔註〕並置的方式,攪動觀眾對展品關係與殖民經驗的既有認知,並引導觀眾針對兩件同樣主題的作品,進行迥然不同的思量。 除了將現代與當代藝術品並置之外,策展團隊也利用黃線將當代藝術框起,凸顯兩者之間的差異。圖為Michael Cook於2010年的系列作品〈未發現#3、4、6、7〉(Undiscovered # 3, 4, 6, 7),現藏於澳洲國家美術館。(林易萱 攝影)   第一個展區「與帝國的交鋒(Countering the Empire)」展示了一些能夠引起觀眾興趣和共鳴的藝術主題與作品。展覽的開端安排了新加坡藝術家李文(Lee Wen)2000年的行為藝術作品《無題》(萊佛士)(Untitled)(Raffle, 2000),帶領觀眾以不同的方式觀看「萊佛士爵士」主題的藝術作品。藝術家李文在位於新加坡河邊的萊佛士雕像前架設了等高的鷹架,邀請民眾透過與雕像同等的高度進行近距離接觸。其中一位參與的藝術家更是即興地丟擲自己的拖鞋,並慨然地使用英語和福建話對雕像發誓。而位於李文作品右側的1817年《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肖像畫則是首次在新加坡登場,來自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原作,新加坡的學生們都曾經在課本上見過這幅畫作。這兩件並排在一起的作品恰恰反應了被殖民者對殖民者既崇拜又厭惡的複雜情緒,形成強烈對比。 新加坡藝術家李文於2000年創作的行為藝術作品〈無題(萊佛士)〉(左),與George Francis Joseph於1817年繪製的〈萊佛士爵士〉肖像畫(右),被並排放置在展覽入口。觀眾在欣賞兩件作品的同時,能夠輕易地比較兩位不同藝術家所呈現的迥異觀點。(林易萱 攝影)   而在第二個展區「直面藝術遺產(Encountering Artistic Legacies)」,策展團隊聚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印度、緬甸與汶萊這6個前英國殖民地,重新審視了殖民主義對當地藝術的影響,補足了英國特展缺失的部分,並展現了殖民地藝術家在技法、形式與思考上的變化。透過觀看作品,觀眾能夠了解到藝術家對於國家的想像、與殖民者的關係,以及為表現當地特色所使用的媒材、色彩與技法之間的差異。在這個展區中,殖民地藝術家並非只是一味的接受者,而是能夠在殖民者的影響下發展出具有自我色彩的作品。 這兩幅由印尼藝術家Hoessein Enas分別於1962年(右)、1963年(左)繪製的仕女肖像畫,描繪了自信典雅的東南亞女性,消弭了西方作品中充滿神秘感與異國情調的亞洲女子形象。(林易萱 攝影)   值得關注的是,總策展人劉思偉在展覽圖錄中引用了馬來西亞藝術家于一蘭的一段話:「我對真理本身不感興趣。沒有真理這種東西。我一直在創造新事物。我是一位藝術家,不是歷史學家」作為一種對觀眾的提醒。對此,劉思偉這樣表達:「身為館員,我想要向參觀者強調這一點。當他們來看展覽時,我們並不是想告訴他們關於大英帝國在新加坡的狀態。我們想說的是,它是如何在藝術中被描繪出來,以及藝術是如何受到大英帝國時期發生的某些事情的影響。」策展團隊希望觀眾能夠體會,藝術仍舊是展覽的主角,而藝術品也是藝術家的主觀表現。 對於觀眾觀展之後的感受,劉思偉表示:「大部分觀眾都可以從李文的作品了解到這個展覽並不是要讚揚英國,而是以一個後殖民的觀點去看待藝術作品,所以我們沒有收到太多指責我們宣揚殖民主義的回饋。觀眾多數是對藝術品的知名度、展廳位置、藝術品的地區分佈和展覽的長度提出建議。」這些觀眾回饋也將如劉思偉所言,在未來成為館方辦展的參考意見。   與世界對話:跨越時空與國界的藝術交流平台 除了使新加坡觀眾更了解殖民主義對藝術的影響之外,NGS自2015年開館以來也舉辦了另外3場國際大展,法國的龐畢度中心與奧塞美術館等都曾是NGS的合作夥伴。透過如此多方的合作模式,NGS不僅可以提供觀眾全面的藝術感受,各方館舍更可以在策展過程中重新審視各自的館藏,進而挖掘出藝術品更多不為人知的面向。 對於NGS來說,這些展覽可以將東南亞藝術帶回國際視野、進行雙向交流。「只要有可能,我們都想看看能否利用這些展覽,把東南亞的作品與國際作品同時帶到一起,因為長時間以來,很多知名的展覽都是以非常西方的視角(來面對這些藝術品)。」劉思偉對NGS看待展覽的方式作出說明。因此,NGS嘗試運用不同的方法,呈現一個非西方、非東南亞,而是更全面的藝術史。換句話說,NGS不但期盼自己能夠成為東南亞藝術中心,更試圖如其願景,成為一座能夠促進新加坡藝術、東南亞藝術與世界之間對話的美術館。 註釋: NGS「畫筆下的帝國」特展展示了近200件從16世紀至今的現代與當代藝術作品。展覽以黃框區分20世紀之後的當代藝術作品,而其他現代藝術作品的完成年份則介於16至20世紀之間。
2021/10/13
解構殖民:畢卡索與當代非裔藝術家之相遇
解構殖民:畢卡索與當代非裔藝術家之相遇
作者/攝影:陳佳利(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2018年,加拿大蒙特婁美術館 (Musée de Beaux-Arts de Montréal) 推出〈從非洲到美洲:面對畢卡索,過去與現在〉 (From Africa to the Americas: Face-to-Face Picasso, Past and Present) 展。該展與法國的布杭利碼頭博物館及巴黎國立畢卡索博物館合作,將畢卡索的非洲文物蒐藏與其創作一同展出,搭配呈現許多非裔當代藝術家的作品,企圖以跨文化的取徑,反思歐洲中心主義的藝術史觀點,並進而解構殖民的觀看視角。策展人Nathalie Bondil指出,畢卡索生於1881年,正是巴黎人類博物館前身的民族學博物館(Musée de Ethonographie du Trocadéro)成立前一年,畢卡索出生不久後,1885年的柏林會議,歐洲列強分割了非洲。畢卡索死於1973年,而非洲最後一個脫離殖民的國家安哥拉,則於1975年建國。畢卡索一生鍾愛非洲藝術,對其有極高的評價,也經常參觀民族學博物館尋求創作靈感。二十世紀中葉,畢卡索更支持非洲反殖民運動,並於1972年獲邀於非洲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Dakar)展出其作品。 展覽以五個主題展區呈現非洲及畢卡索的藝術,包括〈序曲:啟蒙時代的蒙昧主義〉(Preface: Obscurantism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1878-1915:發明新的觀看〉(1878-1915: The Invention of A New Gaze)、〈1915-1946:從物件到藝術品:藝術領域的拓展〉(1915-1946: From Objects to Artworks: An Extension of the Artistic Terrain)、〈1946到今日:邁向解殖民觀看〉(1946 to Today: Towards the Decolonized Gaze)、〈後記:崩裂的輿圖與世界交易〉 (Postface: Atlas Fractured and The Traffic of Worlds),整個展覽以非洲被殖民及解殖民的歷史為脈絡,將畢卡索的藝術作品與非洲雕塑並排展出,搭配充滿視覺性的立體年表 (圖1),讓觀眾思考畢卡索的創作與非洲藝術的關係。策展人也提出幾個問題,包括:非洲的民族文物如何被視為藝術?我們要如何調解這兩種不同的取徑? 圖1 以立體的文件、照片及非洲雕塑構成的畢卡索年表 (攝影者/ 陳佳利)   除了反思非洲雕塑於博物館展示脈絡下的定位之外,蒙特婁美術館進一步將當代非裔藝術家作品置於展覽空間與論述的核心,企圖翻轉歐洲中心主義的藝術史觀點,並挑戰許多對於非洲藝術的錯誤觀點,包括認為非洲藝術是原始的、沒有歷史或沒有演進(evolution)的。〈從非洲到美洲〉展覽一開始即以幾位傑出的非裔藝術家作品,構成〈序曲:啟蒙時代的蒙昧主義〉,如Mohau Modisakeng詩意般的錄像藝術作品〈中途〉(Passage),以兩男一女於小船上掙扎、沈溺之影片,哀弔於奴隸販運中失去國家、認同與生命的非洲人 (圖2);而Yinka Shonibare MBE的雕塑作品,則以沒有頭但擁有義肢、拄著拐杖的雕塑來呈現啟蒙大師伏爾泰(圖3),諷刺歐洲啟蒙精神的殘缺不全與缺乏道德良知,在追求啟蒙的同時,卻將非洲大陸進行分割與殖民。 圖2 Mohau Modisakeng的錄像藝術〈中途〉,哀弔於奴隸販運中失去國家、認同與生命的非洲人 (攝影者/陳佳利) 圖3 Yinka Shonibare MBE的雕塑作品〈啟蒙時代-伏爾泰〉,諷刺歐洲啟蒙精神的殘缺不全與缺乏道德良知 (攝影者/陳佳利)   緊接著序曲之後,展覽以畢卡索的年表及創作為主要的敘事結構,但策展人將非洲雕刻與畢卡索的作品並列且平等地展出,讓觀眾可以觀看兩者之間微妙的模仿與轉換關係,並以藝術作品及藝術家稱呼非洲的雕刻家與作品,彰顯美術館將非洲雕刻視為藝術品,而非民族文物的展示策略。舉例而言,並列展出畢卡索〈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與因努特藝術家的〈舞蹈面具〉(圖4),及畢卡索〈母親與小孩〉和丹族(Dan)藝術家的面具(圖5),每一件作品都搭配作品說明,解說其藝術與文化內涵。 圖4 畢卡索〈哭泣的女人〉與因努特藝術家的〈舞蹈面具〉 (攝影者/陳佳利) 圖5 畢卡索〈母親與小孩〉和丹族(Dan)藝術家的面具 (攝影者/陳佳利)   除此之外,蒙特婁美術館更引進當代非裔藝術家作品,以不同的姿態和創作語彙,在每個展區跟畢卡索的作品主題對話,探討情慾、殖民掠奪及文化與跨界認同等議題。例如在“Exquisite Corpses” And Transformations主題區,佇立於展區中央、吸引觀眾目光焦點的Romuald Hazoume的〈愛之女神〉(The Goddess of Love)雕塑,以女性身上配戴滿滿五顏六色的鎖匙,探討現代觀光客希冀鎖住愛情之行為與傳統巫毒術精神之相似性(圖6);Omar Bar 的畫作〈非洲、掠奪、樹、資源〉(Africa, Looting, Tress, Resources),則以人身上的各種裝飾與枝葉花朵作為象徵,暗喻後殖民非洲與西方強權間的經濟依賴及資源掠奪關係(圖7)。在展覽的最後,是以充滿張力、令人不安的一件錄像藝術,呈現當代非洲人掙扎於傳統文化、儀式與全球化下的文化認同課題。 圖6 Romuald Hazoume的〈愛之女神〉,探討巫毒術及現代人鎖住愛情的觀光行為 (攝影者/陳佳利) 圖7 Omar Bar〈非洲、掠奪、樹、資源〉以人身上的枝葉花朵作為象徵,暗喻後殖民非洲與西方強權間的經濟依賴及資源掠奪關係 (攝影者/陳佳利)   解構殖民主義的審美與觀看視角,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策展人以畢卡索的高知名度為「糖衣」,誘導藝術愛好者前來觀賞非洲藝術,透過以非洲藝術為主體的展示策略與手法,讓畢卡索作品成為穿針引線的導覽員,引導觀眾隨著畢卡索的腳步與視角,發現並震懾於傳統非洲藝術的力量與美,而佔據每個展間視覺焦點的非洲當代藝術,也讓觀眾再也無法忽視非洲藝術的豐富內涵。正如同策展人Nathalie Bondil所指出,非洲以一個世紀的時間來脫離政治上的殖民統治,而文化上的解殖民也歷經整整一個世紀之久,我們要如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策展觀點與論述,乃至翻轉第三世界藝術的邊緣位置,這個展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考與出發點。   更多資訊: The Montreal Museum of Fine Arts, 2018. “From Africa to Americas – Picasso Face-to- Face Past and Present”, The Magazine of The Montreal Museum of Fine Arts, No. 18: 4-11.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