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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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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根據Jennifer Carter教授演講整理撰寫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邀請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博物館學程主任Jennifer Carter教授,於2019年10月22日至國家人權博物館,以美洲人權博物館為案例,分享人權與博物館交會的實踐發展可能性。 Jennifer Carter分享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林琮穎攝)   人權概念的移轉與人權博物館的詮釋策略 自1948年聯合國制定世界人權宣言後,Moyn以人權史學觀點提出人權概念出現三波浪潮:包括1940年代的國家福利主義模式、1960至1970年代的反殖民模式,及1970年代特別關注預防人權暴行與侵害事件重演的人權「人道主義模式」(humanitarian paradigm)。另一方面,Newmann與Thompson指出相較於1940年代強調懲罰加害者的報復式(retributive)正義,1990年代起,則是關注受害者的修復式(reparative)正義,協助受害者伸張正義,並向大眾承認過去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   在人權概念移轉的同時,博物館在人權議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受到重視。當代人權博物館主要有四種展覽的詮釋策略,包括:類比式(analogical)、藝術式(artistic)、紀錄式(documentary)、隱喻式(metaphorical)。而上述四種策略並非壁壘分明,在詮釋人權議題時,更常採用複合式策略,提供觀眾多元的參觀視角。   無數故事、無數旅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於2014年開幕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位於曼尼托巴省溫尼伯市,其使命為探究加拿大國內及國際性的人權議題,進而提升大眾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增進對他人的尊重,並鼓勵大眾反思與對話。作為議題式博物館(issues museum),該館規劃11個常設展廳與多個特展,主題式展示20至21世紀國內外的人權侵害事件,以及捍衛人權的行動。   其中,全館規模最大的展廳名為「加拿大之旅」(Canadian Journeys),又分為18個子題,回顧加拿大歷史進程中的人權議題,包括:魁北克解放陣線、移民移工、加拿大華人人頭稅、遭失蹤與謀殺的原住民女性、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體系、因紐特人處境等,透過物件、藝術作品、互動科技等展示手法,使觀眾得以窺見加拿大過去至當代旅程中的黑暗篇章,並共同為人權工作努力。 加拿大之旅展廳(陳佳利攝)   後獨裁社會的療傷與復原路上: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 經歷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的流血政變事件,以及接續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與無數人權侵害事件,智利在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議下,於首都聖地牙哥成立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希望透過博物館的紀念與紀錄功能,揭露獨裁政權下系統性的人權暴行,並提升大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確保此類犯行不再發生。 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來源:Tim Adams CC BY 2.0)   美學在該館規劃也佔有一席之地,並呈現在其建築的表現上。在觀眾抵達博物館時,需經過低於地面的紀念廣場,此廣場不僅是戶外展覽場地,更是大眾聚會的公共空間。而博物館建築於公共的紀念廣場之上,訴說著智利的民主社會正在重建。博物館外牆以玻璃與智利盛產的銅打造,博物館於日、夜分別呈現半透明及完全透明的樣貌,象徵博物館致力揭露過去所隱藏的困難歷史。 該館的紀念相片牆中,空白相框意指社會的復原仍為現在進行式(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以檔案及類比手法見證獨裁政權的暴行:兩個巴拉圭人權博物館案例 巴拉圭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Jennifer Carter攝)   巴拉圭於1954至1989年,經歷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獨裁政權,博物館以兩種不同的展示手法呈現該時期人權侵害事件歷史。首先,位於首都亞松森國家法院的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保存大量的巴拉圭恐怖時期檔案,致力於將直指人權暴行的證據公諸於世。 透過展示櫃呈現人權暴行的檔案(Jennifer Carter攝)   其次,於亞松森前審訊與居留囚犯中心所設立的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該館基於場所特殊性,以類比式的手法,呈現酷刑室、押房等場景重建,並邀請政治犯參與紀念活動,希冀修補、療癒人權侵害的種種錯誤。 巴拉圭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透過類比(analogical)展示手法,重建酷刑室場景(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脆弱社會中的隱喻展示:哥倫比亞國家記憶博物館 過去五十年來,哥倫比亞持續嚴峻的武裝暴力衝突,以及毒品走私等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預計在首都波哥大建立國家記憶博物館(Museo de Memoria de Colombia)。籌備團隊在2018年的巡迴展中,以水、人、土地三大元素為展示主題,隱喻武裝暴力衝突上複雜的交互關係,呈現了當時針對常設展的策劃概念,並試圖回應國內所面臨的困難議題,促使脆弱社會中的大眾邁向復原之路。   結論:當代社會中的人權博物館角色 上述的人權博物館在展示策略上,反映了人權博物館在當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總結包括以下六點: 建立受害者與其家庭得以發聲,並提出補償需求的平台,同時藉此分享知識與資訊。 保存文件、檔案等藏品,作為人權侵害事件的見證。 協助成立賦權受害者與人權行動主義社群的網絡。 提供大眾相關檔案、文件的近用權,使個人或社會集體挖掘過往真相。 重新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歷史論述。 強化各個國家或城市邁向民主進程中的政策。 總言之,人權博物館一方面記錄人權侵害的歷史事件,一方面鼓勵觀眾採取捍衛人權的行動,持續發揮博物館於人權議題的影響力。
2020/01/14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2019/07/24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2019/07/24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博物館屬於富挑戰性的行業。它已不再只是將有趣或美麗的物件呈現給從不質疑的大眾這樣的角色。這個時代的博物館竭力成為所處社群的核心,並儘量成為- 套句英語裡的說法-「容易滲透」(permeable) /可親的地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去與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群產生關連,進而吸引他們成為來訪觀眾,現代的博物館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這也是有些博物館拒絕改變的緣由之一,改變總是很麻煩,還招致其它各式各樣的困難);若要與多元社群發生聯結,博物館自身亦必須呈現其多元性。 這意味著現代博物館面對爭議時不再退縮,不再假裝人生就只有欣賞美或保持好奇心這類的事要做而已。這意味著現代的博物館充滿爭議、充滿各種不同的視角、充滿政治。簡而言之,現代的博物館充滿了故事。有些故事讓人不安、難以面對,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現實人生即是如此- 讓人不安又難以面對。 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普世的議題: 金錢-金錢影響一切(Cyndi Lauper 的歌詞都說了,「錢會改變一切」!) 政治-政治總是棘手-在某些時候更是如此。 金錢與政治令博物館面臨新的道德倫理壓力,同時,科技日新月異,而環境日益惡化,競爭則是越演越烈-博物館必須競爭注意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注意力,同時競爭觀光客。 隨著這些壓力帶來更多挑戰-舉例來說,商業活動帶來國際活動與人權議題,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博物館裡的倫理議題。 「倫理」是什麼? 答:專業而合宜的做法。我們身處公眾信任至關重要的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工作都必須涵括倫理考量。 「進步的博物館因正視當前關鍵倫理議題而得到強化、得到生氣。」(Janet Marstin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p. 5) Marstine 也寫到: 「傳統博物館在倫理議題的論述…已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與社會的需求。」(同上,p. 23) 隨著博物館部門日益接受公共監督,肩負更多公共責任,倫理議題更顯重要,我們需要新的、重新校準過的倫理準則來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壓力。 Marstine 說:「博物館裡的改變,繫於博物館倫理論述上的改變」(同上,p. 6) 所以,讓我們談談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的重點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 我會說ICOM的博物館倫理準則有更新的必要,因為這份準則必須反映當今博物館所獲得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博物館具有服務公眾的使命。 至於英國博物館協會 (MA)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撐起了英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這份準則一直以來亦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但現在的版本更加明白點出博物館在其它領域可能遇到的難題,並鼓勵博物館扮演更多元的角色。相對於舊的版本,它非常著重公眾參與、重視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博物館以及相關工作者應該積極地與既有的觀眾交流互動、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去接觸新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眾;支持言論和討論的自由。」 不可否認,隨著博物館面對日與俱增的財政壓力,博物館治理單位作出違背倫理的決策可能性也日益升高。 幾年前,當英國博物館協會成員修訂舊版倫理準則時,指出有以下幾項必須要特別留心的重點: 實業家精神 也就是商業性,博物館須藉由門票、交易活動等來賺取營收。 資金來源 贊助、慈善,例如公商聯會 (PCS Union) 已通過議案,反對博物館接受石油公司的贊助。 社交媒體等 去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請會員進行投票,提問為「博物館藉由提供手機無線網路 (wifi) 追蹤訪客動線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結果分歧,有百分之五十七投票者反對,百分之四十三贊成。 展品與空間 例如那些博物館保持沉默的事情- 像是英國的博物館裡頭充滿了透過武力或其它爭議性手段取得的館藏,這其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又例如將弱勢族群納入,像是身心障礙、性別/向多元 (LGBT)、少數族裔等-這裡頭有哪些倫理陷阱?博物館應該要多「超然中立」?) 館藏處置 例如Sekhemka石像出售爭議*- 公眾與媒體記者對此事的接受度值得注意,以及公眾對托基博物館(Torquay Museum)打算出售珍.奧斯汀信件的反應。** 協會達成的共識是新修版本必須能夠指引博物館人各項決策,幫助我們作出更為專業的表現。 其他議題還包含了: 人力配置 例如博物館向來都會使用志工,但當全職工作大量被裁撤,博物館對此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國際工作 人權議題-我們跟誰合作?對於那些人權看來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我們是否仍樂於與彼方博物館合作? 環境保護 可持續性/永續 (sustainability) 議題。   新的倫理準則在伯明罕舉辦的2015 MA年會獲得一致通過,它令當代英國博物館人有一個廿一世紀的取徑,並藉此瞭解博物館對公眾的責任、博物館與公眾間關係的重要。 倫理議題也許是當今博物館最迫切的議題,舉世皆然。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所遭受的各種壓力並不為傳統十九或二十世紀博物館所熟悉。社會通常期待博物館的作為皆在倫理範疇內,視之為所謂的「文化權威」,公眾相信博物館針對各項議題提出的看法皆為公平公正,而這些都超出了如何正確做好館藏管理的倫理範疇。 在詮釋方面,博物館經常聲稱自身「中立」-不帶偏見和立場,來回應公眾的期待。博物館努力將自己設定在超越人生各層面- 比方說政治,讓大眾相信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冷靜公平、不帶偏見的真實。這種刻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將自身拉抬至凌駕日常生活的想法,深植於博物館界心理。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系所開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在廿一世紀博物館幕後」回應區便反映出大眾期待博物館不應存有偏見: 「…博物館應該呈現事實,讓民眾自己得出結論」 「博物館…不應透過引導或舉辦帶有政治動機的展覽,企圖追求觀眾的情感共鳴」 「能讓博物館維持其專業水準的答案是職業尊嚴、好品味、不向有問題的民粹妥協」 「…博物館必須超然中立,而正是其客觀性,賦予博物館在歷史層面忠於事實之外,亦有處理各種主題的權力」 「…博物館應試圖保持中立」 「展覽…應不帶偏見地呈現歷史」 我必須說,我時常對博物館專業人士如何經常聲稱自己「超越」政治感到絕望,彷彿我們身處某個只處理唯一絕對真理的仙境一般- 這若不是天真使然,便是明知並非如此而別有所圖。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未完待續) * BBC (2019.1.4) Lord Northampton had ‘interest’ in Sekhemka statue purchase ** BBC (2014.12.5) Jane Austen letter set to be sold by Torquay Museum 首圖來源  
2019/07/24
「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小議
「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小議
作者:鄭邦彥(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 今(2019)年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簡稱2019 IMD)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為主題,重新定義了博物館的未來及其轉型。轉型在於:作為社會核心機構的博物館,一旦如同心臟般成為文化樞紐,如何以嶄新的手法,持續彰顯典藏品及其背後的歷史與資產,藉此創造對未來世代有意義的傳統,同時提昇與來自全球、漸趨多元的當代觀眾之關連性,實為無法迴避的挑戰。[1] 不同類型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的機會及其所帶來的效益,各有差異,其中,以「博物館群」最具代表性,而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或為代表。然而,畢爾包效應(the Bilbao effect)是一種成功經營「博物館品牌」下的外溢效果。若以2019 IMD主題檢視,或是可行的模式,但非典範;相較之下,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National Museums of Liverpool)或美國紐約「東城移民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試圖站在作為文化樞紐的自我定位和高度上,結合在地社群,回到各自獨有的地方文化特色與歷史資產裡,以博物館作為支點,創造了「不為過去及其問題所困」的機會與效益。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攝/ Mariordo@wiki, CC BY-SA 3.0)   小議之一 2003年,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先後整併了旗下的八個博物館,為曾經是英國最貧困的城市之一的利物浦,帶來了城市更新的機會與效益,其中,以國際奴役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最具指標性。該館於2007年「奴隸交易與廢止奴役國際紀念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Remembrance of the Slave Trade and its Abolition,每年8月23日)開幕,以創新的策展與詮釋,為來自全球的觀眾,將利物浦城市的歷史與大西洋奴隸販運、當代奴役與族群等社會議題,帶來新的視野,亦是對我們共享的歷史記憶、文明與普世價值的反省。 18世紀的利物浦,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網絡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曾是當時最大的奴隸轉運港口之一,進出販運船隻多達五千艘,占英國奴隸貿易的一半以上,約150萬非洲人在此淪為奴隸。19世紀上半葉,該貿易活動仍是城市主要的經濟來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衰退。 90年代,利物浦在奴隸販運所扮演的角色不曾被揭露,亦未受到官方正視(包括不曾出現在博物館策展主題裡)。默西塞德海事博物館(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也是利物浦博物館群之一,1986年開館時,將奴隸販運的港口歷史,僅以全球貿易的普遍性脈絡,輕描淡寫,簡要帶過。直到1994年,新推出「跨大西洋奴隸:違反人性尊嚴」(Transatlantic Slave: Against Human Dignity)特展,才首次揭露這段隱微不堪的城市歷史;2006年因應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而撤展。此時,奴隸博物館的策展主軸,不再是過往跨大西洋的奴隸歷史,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為「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人權博物館」,作為整個博物館群的精神指標,共同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不為過去所困,提供解套的可能,不再迴避。 2006年國際奴隸博物館開幕,轉向當代奴役與族群等更為棘手的人權與社會議題,重新自我定義,與整個博物館群攜手面對利物浦這座城市的矛盾與榮耀。(攝/ Tim Dutton, via flickr, CC BY 2.0)   小議之二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初至美國,入境後多半在紐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位為曼哈頓東南部的一片街區)落腳;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下東區成為美國移民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曾聚集愛爾蘭裔、波多黎各裔、猶太裔、德裔、華裔等不同族裔的社會底層勞工。至今仍保有紐約最早的移民公寓,是美國作為文化熔爐的縮影之一。譬如在下東區果園街97號(97 Orchard Street)一棟四層樓的老舊公寓裡,在1863至1935年間,初估曾有來自廿多個國家、約七千多的移民先後暫居。1988年,盧德.亞伯蘭(Ruth Abram)與阿妮塔.傑克布森(Anita Jacobson)買下這棟公寓,創建了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十年後,被列為紐約國家歷史遺址(National Historic Site, New York)。 移民博物館街區歷史的介紹看板 (作者攝於2013) 移民博物館的建築主體,整棟已被保留,一樓作為博物館賣場,二樓以上只有定時導覽時才對外開放,導覽時間為90分鐘或1小時不等,導覽主題稍有不同,不過都是以當時居住在這棟建築裡的移民故事和歷史為主軸。2012年秋天,筆者參加了「來自愛爾蘭的外人」(Irish Outsiders)主題導覽,進入博物館建物,迎接我們的是嚴重晃動的樓梯,以及一股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老房子霉味。負責導覽的教育人員要我們由此感受這個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例如老房子貼了多少層壁紙,即暗示了有幾個不同世代的人群暫居於此,當時雖沒有錢重新粉刷、裝飾自己的新家,仍希望還是有一個家的氛圍,先以廉價壁紙(館方表示:有些牆上壁紙已多達廿二層)克難將就。穿梭於此空間的同時,我們聽了幾首略微感傷的移民歌曲,隨著導覽結束,提供訪客另個認識並體驗移民故事的管道,同時觸動更多「我們都是外來者」的情感同理與跨越時空的共鳴。 下東區移民公寓博物館,一樓為博物館商店,二樓以上定時導覽 (攝/ Reading Tom, via flickr, CC BY 2.0) 導覽人員希望訪客感受空間裡曾經流轉過的人、事、物 (攝/ Pietro Izzo, via flickr, CC BY-NC-SA 2.0) 亞伯蘭女士在近期採訪指出:博物館創建的願景,是讓「(參訪的)美國人回家,在此與這群移民先驅相遇,協助他們意識到今日紐約這個街區移民所面臨的處境,就和美國其他地區一樣,(我們)是在同一艘船上。這是博物館的創建初衷:透過訴說歷史故事,倡議包容」。一語道盡該博物館「不只是城市故事」的自我定位,藉此彰顯美國移民的過去與現在,指向我們以理解、包容為核心價值的共同未來。 2017年,移民博物館調整建館使命,同步也將原來冗長(超過175個英文字,一共六句話)的願景,精簡修訂為移民博物館致力於營造「一個擁抱且珍視移民在美國人身份認同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作為博物館藏品徵集、策展與教育活動等政策與實作的指導方針,對內是全體館員的專業認同與追求卓越之所在,對外成為吸引觀眾來訪的觸媒之一。調整後的使命、願景,印在移民博物館咖啡杯上,送給董事會與全體館員,冀以有所體認並凝聚共識,成為大家面對每日工作挑戰時的提醒與動力來源。   以文化樞紐,重新定義博物館 誠如2019 IMD主題說明,如同心臟般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若能以創新的方式,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其所帶來的效益,不可言喻。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絶非一蹴可得,以利物浦博物館群為例,其成功關鍵在於:英國官方文化政策與經費挹注的長態支持,加上博物館專業的介入,三者不可或缺。唯有如此,博物館才有機會在全球化商業競爭中,引領勝出,以小「博」大,在都市更新、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更多回應其定義的效益。再者,任何對博物館定義的修正、或使命與願景的調整,再再反映對其存在本質「什麼是博物館」認識論的新理解,一如移民博物館的重新自我定義,此正是2019 IMD主題之立意所在。   (本文改寫自〈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機會與效益〉一文,原全文刊載於《故宮文物月刊》434期(2019年5月,頁16-27),宥於本平臺篇幅設定全面改寫。)     參考資料: 葉心慧,〈大西洋奴隸貿易 非洲人口販賣血淚史〉,《經典雜誌》,113期(2007.12),頁113-147。 陳佳利(訪談、編譯),〈社會運動倡議與實踐的國際奴隸博物館Richard Benjamin館長訪談〉,《博物館與文化》,13期(2017.6),頁127-134。 Tenement Museum (2018.4.27), Celebrating 30 Years at the Tenement Museum (YouTube 影片) Tenement Museum, About us (移民博物館官網) 首圖來源   [1] 此定義下的博物館,不斷自我形塑,以社群為導向、觀眾為中心,變得更加靈活、具有互動性與適應性,藉此致力於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與衝突。2019 IMD主題說明,請參考ICOM官網。
2019/07/12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理事/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關於博物館接受企業贊助的議題,今時今日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必須面對史無前例的嚴格審視,迫使博物館有再去賺取營收的需求,這於是成為新的壓力。任何希望從私人或企業尋求財務支持的博物館,皆必須冒著觸怒反對該公司人士的風險。英國石油BP贊助數個英國機構所引發的抗議聲浪便是近期之案例。BP藉開採石油營利,過去處理原油外洩事件留下了不良紀錄。 收受來自某些來源的金援或許是不道德的,但這取決於個人觀點-同樣行為在某些人眼中不道德,其他人看來未必如此。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開採原油是錯的,製造及販賣軍火是錯的,或以動物進行化妝品試驗是錯的-這些議題皆有正反兩方不同觀點。過去身為博物館館長,我必須努力確保我個人信奉的行為準則,不致成為我所管理的博物館做決定的唯一判準。 即便如此,若說我個人的倫理準則,與我管理博物館時所做的決定、或利物浦博物館群所依循的政策和實施策略皆毫無關聯,那絕對不是真的。當然會有影響。而與某些在博物館領域服務的人不同,我從不假裝它們未受影響。假裝中立有違倫理- 假裝博物館不存在偏見,只有學術觀點,這是有違專業倫理的。   回到博物館人權- 這個令人頭痛的議題。 在現代博物館思想上,關於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關於倫理議題上的取徑,有一個明顯的趨勢,便是人權方面的分析與推廣越來越能吸引到眾人的注意。這有幾個原因: 無形文化遺產此一概念之盛行,令博物館不再只是關於人類社會與大自然有形產物的碎屑,而是也關乎信仰、習俗、語言等。尤有甚者,策展人有如神職人員般這種概念亦遭抨擊,因為這樣的概念使得博物館多半時候皆與大多數人無關;大家現在已更加瞭解,並非只有物件是過去事跡的載具,人本身也是;大家也普遍同意,公眾對博物館的參與能令博物館內容更加豐富;而佯稱博物館不存在觀點或偏見- 這類假中立的謊言已被揭穿。 現代的策展人必須具備與大眾溝通的技巧,而不再只與同行與文本互動。他/她必須理解,有時最有效率的策展未必是專業所為,而是由大眾來完成;他/她致力於吸引廣大群眾走進展覽,並努力生產有感情的、而非冰冷的內容。但前述這些技能並不能取代策展人必備的典藏專業知識和學養,它們是必須在基本功之上再額外添備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某些與舊時作為不同的博物館。它們會嘗試去做一些可能為自己捲入爭議、社會運動、政治的事情 – 因為博物館存在於當下、存在於真實生活,它不僅僅存在於學術界而已。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 (ICOM-INTERCOM,簡稱INTERCOM) 成員共同發布過的三個主要宣言,皆點出這樣的改變方向。2009年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市 (Torreón),INTERCOM 發表了托雷翁宣言: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相信,博物館應儘可能參與宣揚多元和推動人權,令所有種族、信仰、背景的人皆獲平等與尊重,這是博物館的重要責任。」   四年後,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發表聯合宣言如下: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擠與歧視,在此呼籲各國政府尊重且尊崇不同的政治立場、性向取向、宗教信仰,讓博物館社群免於遭受思想審查與政治壓力的恐懼,以鼓勵它們勇於探索各類議題。」   當時俄羅斯政府正在進行反同性戀的相關立法,里約宣言正是我們對俄羅斯政府此舉的回應。   2014年在台北,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再度聚首,共同發表了台北宣言:  「在各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博物館可做的貢獻是鼓勵自由辯論,並挑戰權威所提供的真相版本。」   博物館社會正義聯盟在其組織章程這麼寫著:  「我們頌揚博物館與典藏對社會的價值。」  「我們支持社會正義的概念-我們相信公眾有權從博物館資源近用與引發的想法中受益。」  「我們誓言令博物館為所有人而開-這是社會正義的要義。」   這是勇敢的立場聲明,由國際博物館人共同決定。比起過去極力避免爭議的日子,這些宣言顯示博物館已經走了多遠。2015年,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於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所舉辦的年會上,來自挪威博物館Glomdalsmuseet 的講者Mari Osthaug Moystad便指出,一旦博物館碰觸人權議題,「衝突便是不可避免」。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的Richard Sandell提及此一工作領域「策展上的不確定性」。紐西蘭故事有限公司的Steve La Hood表示「我們確實會選邊站」。多明尼加反抗軍紀念博物館的 Luisa de Pena則警告道,博物館必須在人權議題上表現勇敢,否則「將隱身於漠不關心的迷霧裡」。 英國博物館協會所發表的文件「博物館改變生活」第一版,更進一步做出以下重要聲明:  「… 博物館可以將其企圖心延伸在它可扮演的社會角色。所有的博物館可以支持正向的社會改變- 無論它們是倚仗何種資金來源、以何為主題。」   世界各地有不少博物館案例正朝這些期待方向而努力,它們願意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採取正面行動,在面對人權議題、處理具有爭議的歷史時,投身於所作出的困難決定。 確實,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有關於政治惡行侵害人權的控訴。這對博物館很重要。既然博物館誓以倫理為其準則,便不可能與戕害人權諸行同路。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的博物館與其它機構間的關係會永遠受到檢視,尤其當這個關係牽涉到金錢往來,亦或是當舉國博物館皆唯政治命令是從,置其它考量- 比方說人權議題,於不顧時。 2017年五月,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裡正視創傷,勇於表達」。為此我們錄製了一段影片,身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對著鏡頭我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經營博物館已有近兩百年了,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就重要歷史議題之探討,博物館一直是不及格的。儘管我想多少還是看得到一些進步,但我們距離理想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都達不到。如果博物館希望在今日社會裡維持其重要性,便勢必要去處理那些困難的爭議,包括那些過去極力避免碰觸的議題。這是唯一讓博物館與現代群眾連結起來的辦法-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坦誠。 在英國文化裡,我們持續忽視那幾百年製造奴隸的歷史,儘管英國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在世界上可謂名列前茅。我在英國成長,讀過的好幾所學校皆未曾讓我學到英國對非洲人民的奴役,學到這些非洲人民如何被運往大西洋另一端的加勒比海群島、北美各州、南美洲等,我們把這些過去掃到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因為它令人尷尬、難以面對、不符合現代政治人物的利益,選擇忽視總是比較輕鬆。但這在今時今日已不是可接受的做法,當我們審視這個世界如何運作,過往這些珍貴的教訓便值得我們從中學習,而非繼續忽視。 我們長期忽視關於奴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成捆的歷史,結果就是對於現代社會如何成為今日模樣,我們呈現的,是扭曲的觀點。除非我們能好好解釋現代社會如何產生,否則我們不可能期待去好好處理在我們四周發生的問題。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類似情形:英國人特別擅長忽略自己的奴役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過去;其它國家也許有相似的痛腳,也許還有別的讓它們選擇忽視的問題- 通常都是難堪因素作崇,我們擔心那些不喜歡我們言論的政客因此便以他們的意識型態來改寫歷史。我並不是在說(改變)這件事很簡單,但我們必須找到嘗試去做的勇氣。」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ICOM (2017.3.13), David Fleming: Museums and Difficult Issues (YouTube影片) FIHRM Taipei Declaration 2014 FIHRM Rio Declaration 2013 Museums Association (2013), Museums Change Lives ICOM-INTERCOM (2009), Torreón Declaration 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 SJAM charter 更多: The Guardian (2019.2.16), Mattha Busby, Campaigners protest against BP sponsorship of British Museum The Art Newspaper (2019.2.1), Gareth Harris, '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London gallery show protests BP sponsorship at British Museum Museum International (2018.12.7), David Fleming, Museums, Human Rights,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Excluded Commun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1.9.12), Randal C. Archibold, A Museum of Repression Aims to Shock the Conscience 首圖來源; CC BY-SA 3.0    
2019/03/30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原文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博物館所從事的活動,自然會聚焦於與其本身類型屬性相關的議題上頭- 故藝術博物館探討藝術與美,科學博物館探討創新發明。但今日,能夠吸引到最多訪客的,並不是那些只展示美麗或歷史性館藏的博物館,而是所推出的展覽更能夠打動觀眾、鼓勵人們對人生有所省思者。 我們即將來到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尾聲,數位革命將我們從穩定而熟悉的結構,推往嶄新而變化中的狀態。我們不時皆需要自我更新或甚至自我重組—這個時代的博物館如果無法專注於發掘與反映人們的需求,將無法達成服務公眾的使命,要不成為僅止於提供娛樂的角色,要不就只是學者的私人殿堂。 博物館必須要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為了創造這樣的吸引力,博物館可以製作與日常經驗相關的展覽,以反映聲音的多元性,亦為不同立場提供相互尊重的對話框架。這似乎點出了,對於博物館來說,眼前最急切的,莫過於將自身的目標與所屬社群的需求同步。 難如登天?確實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卻也是博物館最能服務大眾的方式。 自2018年五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主席David Fleming博士正式核准了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的成立,我們便開始聯繫區域內八所 FIHRM的會員博物館。但除此之外,拉丁美洲還有很多人權博物館-至少有五十七所屬顯而易見者:阿根廷有十一所、玻利維亞有四所、巴西有五所、智利有七所、哥倫比亞有六所、還有六所位於墨西哥,其他包含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烏拉圭、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祕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家則各自有一至三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則尚未有此類博物館存在的相關資訊。 取得這些人權博物館對FIHRM-LA的支持固然是一個開始,但若要讓整個地區都受益,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將目標延伸到非人權博物館。如果其它博物館也能讓觀眾對人權議題產生興趣,我們的理念便可傳達至更寬廣的人的網絡與機構網絡,觸及更多元的社群、更多的國家。 策略上,我們一開始並非透過正式的機構管道來做接觸,而是借重對於此類議題有處理經驗、並願意擔任FIHRM-LA各國聯絡人角色的同行。截至目前,聯繫各博物館和組織、處理更新資訊等任務都有賴這個網絡。而我們也已經開始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祕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這幾個國家收到第一批答覆與響應。 隨著組織網絡成長,我們也建置網站www.fihrm-la.org,希望藉由轉錄相關核心議題的消息,對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與大眾達到傳播訊息與鼓勵反思的作用。除了提供資訊來源、人權博物館和機構的相關連結,網站也建置有相關活動的行事曆。為了提高網站的造訪率,我們發行電子週報,增加與讀者的互動,亦利用Twitter 和Instagram來宣傳機構活動,這兩個工具不僅可用於觸及群眾和匯集意見,亦能升高爭議、引發討論。 除了團隊所設的願景, FIHRM-LA 的經驗在FIHRM的年會上也喚起大家更多的期待,希望將FIHRM-LA模型複製到其它地區。 FIHRM-LA的基礎既已打下,團隊現在聚焦在發掘最合適的方法,去接近FIHRM-LA的中心目標: 協助各個博物館教育群眾關於基本人權的道理- 尊重人權、捍衛人權。 當FIHRM-LA尚在構想階段時,眾人曾爭辯上述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天。人們對博物館是否真的可以發生教育功能存疑。參觀博物館當然可以獲得資訊,這點眾人已有共識,但顯然教育需要的遠不只是單一造訪,教育需要時間。但即便如此,關於這點亦有反證: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當我們看某件物品、讀到某段文字、聽到某個故事…我們會受到感動,我們會因此反思,我們生命甚至會因此而轉彎。這些經驗都可以是我們稱之為教育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經驗經常在博物館發生。 為了探究博物館場域內提供教育服務的種種細微差別,我們花了一整年時間進行研究、交換提案、問題討論、嘗試不同的切入點,但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皆意味著某種進步。FIHRM-LA現正朝著2019年的目標前進:我們將製作一個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博物館巡迴的展覽;設立獎項以鼓勵優秀的提案;提供參與某些活動的補助。 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意見都算數。透過主要社群網路您都可以找到FIHRM-LA,FIHRM-LA亦期待與您交流! 首圖來源
2019/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