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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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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2019/07/24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2019/07/24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理事/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關於博物館接受企業贊助的議題,今時今日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必須面對史無前例的嚴格審視,迫使博物館有再去賺取營收的需求,這於是成為新的壓力。任何希望從私人或企業尋求財務支持的博物館,皆必須冒著觸怒反對該公司人士的風險。英國石油BP贊助數個英國機構所引發的抗議聲浪便是近期之案例。BP藉開採石油營利,過去處理原油外洩事件留下了不良紀錄。 收受來自某些來源的金援或許是不道德的,但這取決於個人觀點-同樣行為在某些人眼中不道德,其他人看來未必如此。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開採原油是錯的,製造及販賣軍火是錯的,或以動物進行化妝品試驗是錯的-這些議題皆有正反兩方不同觀點。過去身為博物館館長,我必須努力確保我個人信奉的行為準則,不致成為我所管理的博物館做決定的唯一判準。 即便如此,若說我個人的倫理準則,與我管理博物館時所做的決定、或利物浦博物館群所依循的政策和實施策略皆毫無關聯,那絕對不是真的。當然會有影響。而與某些在博物館領域服務的人不同,我從不假裝它們未受影響。假裝中立有違倫理- 假裝博物館不存在偏見,只有學術觀點,這是有違專業倫理的。   回到博物館人權- 這個令人頭痛的議題。 在現代博物館思想上,關於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關於倫理議題上的取徑,有一個明顯的趨勢,便是人權方面的分析與推廣越來越能吸引到眾人的注意。這有幾個原因: 無形文化遺產此一概念之盛行,令博物館不再只是關於人類社會與大自然有形產物的碎屑,而是也關乎信仰、習俗、語言等。尤有甚者,策展人有如神職人員般這種概念亦遭抨擊,因為這樣的概念使得博物館多半時候皆與大多數人無關;大家現在已更加瞭解,並非只有物件是過去事跡的載具,人本身也是;大家也普遍同意,公眾對博物館的參與能令博物館內容更加豐富;而佯稱博物館不存在觀點或偏見- 這類假中立的謊言已被揭穿。 現代的策展人必須具備與大眾溝通的技巧,而不再只與同行與文本互動。他/她必須理解,有時最有效率的策展未必是專業所為,而是由大眾來完成;他/她致力於吸引廣大群眾走進展覽,並努力生產有感情的、而非冰冷的內容。但前述這些技能並不能取代策展人必備的典藏專業知識和學養,它們是必須在基本功之上再額外添備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某些與舊時作為不同的博物館。它們會嘗試去做一些可能為自己捲入爭議、社會運動、政治的事情 – 因為博物館存在於當下、存在於真實生活,它不僅僅存在於學術界而已。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 (ICOM-INTERCOM,簡稱INTERCOM) 成員共同發布過的三個主要宣言,皆點出這樣的改變方向。2009年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市 (Torreón),INTERCOM 發表了托雷翁宣言: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相信,博物館應儘可能參與宣揚多元和推動人權,令所有種族、信仰、背景的人皆獲平等與尊重,這是博物館的重要責任。」   四年後,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發表聯合宣言如下: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擠與歧視,在此呼籲各國政府尊重且尊崇不同的政治立場、性向取向、宗教信仰,讓博物館社群免於遭受思想審查與政治壓力的恐懼,以鼓勵它們勇於探索各類議題。」   當時俄羅斯政府正在進行反同性戀的相關立法,里約宣言正是我們對俄羅斯政府此舉的回應。   2014年在台北,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再度聚首,共同發表了台北宣言:  「在各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博物館可做的貢獻是鼓勵自由辯論,並挑戰權威所提供的真相版本。」   博物館社會正義聯盟在其組織章程這麼寫著:  「我們頌揚博物館與典藏對社會的價值。」  「我們支持社會正義的概念-我們相信公眾有權從博物館資源近用與引發的想法中受益。」  「我們誓言令博物館為所有人而開-這是社會正義的要義。」   這是勇敢的立場聲明,由國際博物館人共同決定。比起過去極力避免爭議的日子,這些宣言顯示博物館已經走了多遠。2015年,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於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所舉辦的年會上,來自挪威博物館Glomdalsmuseet 的講者Mari Osthaug Moystad便指出,一旦博物館碰觸人權議題,「衝突便是不可避免」。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的Richard Sandell提及此一工作領域「策展上的不確定性」。紐西蘭故事有限公司的Steve La Hood表示「我們確實會選邊站」。多明尼加反抗軍紀念博物館的 Luisa de Pena則警告道,博物館必須在人權議題上表現勇敢,否則「將隱身於漠不關心的迷霧裡」。 英國博物館協會所發表的文件「博物館改變生活」第一版,更進一步做出以下重要聲明:  「… 博物館可以將其企圖心延伸在它可扮演的社會角色。所有的博物館可以支持正向的社會改變- 無論它們是倚仗何種資金來源、以何為主題。」   世界各地有不少博物館案例正朝這些期待方向而努力,它們願意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採取正面行動,在面對人權議題、處理具有爭議的歷史時,投身於所作出的困難決定。 確實,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有關於政治惡行侵害人權的控訴。這對博物館很重要。既然博物館誓以倫理為其準則,便不可能與戕害人權諸行同路。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的博物館與其它機構間的關係會永遠受到檢視,尤其當這個關係牽涉到金錢往來,亦或是當舉國博物館皆唯政治命令是從,置其它考量- 比方說人權議題,於不顧時。 2017年五月,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裡正視創傷,勇於表達」。為此我們錄製了一段影片,身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對著鏡頭我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經營博物館已有近兩百年了,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就重要歷史議題之探討,博物館一直是不及格的。儘管我想多少還是看得到一些進步,但我們距離理想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都達不到。如果博物館希望在今日社會裡維持其重要性,便勢必要去處理那些困難的爭議,包括那些過去極力避免碰觸的議題。這是唯一讓博物館與現代群眾連結起來的辦法-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坦誠。 在英國文化裡,我們持續忽視那幾百年製造奴隸的歷史,儘管英國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在世界上可謂名列前茅。我在英國成長,讀過的好幾所學校皆未曾讓我學到英國對非洲人民的奴役,學到這些非洲人民如何被運往大西洋另一端的加勒比海群島、北美各州、南美洲等,我們把這些過去掃到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因為它令人尷尬、難以面對、不符合現代政治人物的利益,選擇忽視總是比較輕鬆。但這在今時今日已不是可接受的做法,當我們審視這個世界如何運作,過往這些珍貴的教訓便值得我們從中學習,而非繼續忽視。 我們長期忽視關於奴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成捆的歷史,結果就是對於現代社會如何成為今日模樣,我們呈現的,是扭曲的觀點。除非我們能好好解釋現代社會如何產生,否則我們不可能期待去好好處理在我們四周發生的問題。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類似情形:英國人特別擅長忽略自己的奴役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過去;其它國家也許有相似的痛腳,也許還有別的讓它們選擇忽視的問題- 通常都是難堪因素作崇,我們擔心那些不喜歡我們言論的政客因此便以他們的意識型態來改寫歷史。我並不是在說(改變)這件事很簡單,但我們必須找到嘗試去做的勇氣。」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ICOM (2017.3.13), David Fleming: Museums and Difficult Issues (YouTube影片) FIHRM Taipei Declaration 2014 FIHRM Rio Declaration 2013 Museums Association (2013), Museums Change Lives ICOM-INTERCOM (2009), Torreón Declaration 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 SJAM charter 更多: The Guardian (2019.2.16), Mattha Busby, Campaigners protest against BP sponsorship of British Museum The Art Newspaper (2019.2.1), Gareth Harris, '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London gallery show protests BP sponsorship at British Museum Museum International (2018.12.7), David Fleming, Museums, Human Rights,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Excluded Commun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1.9.12), Randal C. Archibold, A Museum of Repression Aims to Shock the Conscience 首圖來源; CC BY-SA 3.0    
2019/03/30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原文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博物館所從事的活動,自然會聚焦於與其本身類型屬性相關的議題上頭- 故藝術博物館探討藝術與美,科學博物館探討創新發明。但今日,能夠吸引到最多訪客的,並不是那些只展示美麗或歷史性館藏的博物館,而是所推出的展覽更能夠打動觀眾、鼓勵人們對人生有所省思者。 我們即將來到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尾聲,數位革命將我們從穩定而熟悉的結構,推往嶄新而變化中的狀態。我們不時皆需要自我更新或甚至自我重組—這個時代的博物館如果無法專注於發掘與反映人們的需求,將無法達成服務公眾的使命,要不成為僅止於提供娛樂的角色,要不就只是學者的私人殿堂。 博物館必須要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為了創造這樣的吸引力,博物館可以製作與日常經驗相關的展覽,以反映聲音的多元性,亦為不同立場提供相互尊重的對話框架。這似乎點出了,對於博物館來說,眼前最急切的,莫過於將自身的目標與所屬社群的需求同步。 難如登天?確實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卻也是博物館最能服務大眾的方式。 自2018年五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主席David Fleming博士正式核准了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的成立,我們便開始聯繫區域內八所 FIHRM的會員博物館。但除此之外,拉丁美洲還有很多人權博物館-至少有五十七所屬顯而易見者:阿根廷有十一所、玻利維亞有四所、巴西有五所、智利有七所、哥倫比亞有六所、還有六所位於墨西哥,其他包含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烏拉圭、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祕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家則各自有一至三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則尚未有此類博物館存在的相關資訊。 取得這些人權博物館對FIHRM-LA的支持固然是一個開始,但若要讓整個地區都受益,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將目標延伸到非人權博物館。如果其它博物館也能讓觀眾對人權議題產生興趣,我們的理念便可傳達至更寬廣的人的網絡與機構網絡,觸及更多元的社群、更多的國家。 策略上,我們一開始並非透過正式的機構管道來做接觸,而是借重對於此類議題有處理經驗、並願意擔任FIHRM-LA各國聯絡人角色的同行。截至目前,聯繫各博物館和組織、處理更新資訊等任務都有賴這個網絡。而我們也已經開始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祕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這幾個國家收到第一批答覆與響應。 隨著組織網絡成長,我們也建置網站www.fihrm-la.org,希望藉由轉錄相關核心議題的消息,對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與大眾達到傳播訊息與鼓勵反思的作用。除了提供資訊來源、人權博物館和機構的相關連結,網站也建置有相關活動的行事曆。為了提高網站的造訪率,我們發行電子週報,增加與讀者的互動,亦利用Twitter 和Instagram來宣傳機構活動,這兩個工具不僅可用於觸及群眾和匯集意見,亦能升高爭議、引發討論。 除了團隊所設的願景, FIHRM-LA 的經驗在FIHRM的年會上也喚起大家更多的期待,希望將FIHRM-LA模型複製到其它地區。 FIHRM-LA的基礎既已打下,團隊現在聚焦在發掘最合適的方法,去接近FIHRM-LA的中心目標: 協助各個博物館教育群眾關於基本人權的道理- 尊重人權、捍衛人權。 當FIHRM-LA尚在構想階段時,眾人曾爭辯上述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天。人們對博物館是否真的可以發生教育功能存疑。參觀博物館當然可以獲得資訊,這點眾人已有共識,但顯然教育需要的遠不只是單一造訪,教育需要時間。但即便如此,關於這點亦有反證: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當我們看某件物品、讀到某段文字、聽到某個故事…我們會受到感動,我們會因此反思,我們生命甚至會因此而轉彎。這些經驗都可以是我們稱之為教育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經驗經常在博物館發生。 為了探究博物館場域內提供教育服務的種種細微差別,我們花了一整年時間進行研究、交換提案、問題討論、嘗試不同的切入點,但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皆意味著某種進步。FIHRM-LA現正朝著2019年的目標前進:我們將製作一個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博物館巡迴的展覽;設立獎項以鼓勵優秀的提案;提供參與某些活動的補助。 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意見都算數。透過主要社群網路您都可以找到FIHRM-LA,FIHRM-LA亦期待與您交流! 首圖來源
2019/02/17
博物館如何看待與反應外在巨大自然或社會衝擊課題
博物館如何看待與反應外在巨大自然或社會衝擊課題
撰文: 賴維鈞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ICOM-ICR現任理事) 2017年初,國際博物館協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資產相關單位一起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籌辦了「區域博物館於地震後協助重建地方社區的角色」特別計畫,來自包括中國、尼泊爾、日本、臺灣、希臘、義大利、以色列、斯洛維尼亞等各地博物館同仁聚集開會並就相關行動策略進行反思與分享。 2015年發生在尼泊爾七級以上的地震重擊了加德滿都山谷並造成西北部743處主要的歷史遺址損壞-133處完全倒塌、95處部分倒塌、515處部分損壞,包括杜巴廣場以及帕坦廣場王宮等重要世界文化遺產。身為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OM-ICR) 理事除了前往與會分享臺灣經驗,就此次博物館行動筆者有以下的幾點觀察思考。   七級以上地震造成文明古國物質性文化資產大量損毀,博物館專業同仁該如何因應這衝擊? 一、向國際專業組織尋求支援與協助 以尼泊爾為例,該國同仁直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尋求支援,也向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求助,直接而密集的募款認養修復的工作隨即展開,筆者在現場也看到了緊急因應修復的告示以及支撐措施。曾受ICR委員會資助的年輕博物館同仁Birendra Mahoto,也在震災的次年 (2016) 參與ICR年會時向委員會提出請求,在主席Rune Holbek與ICOM總部及尼泊爾國家委員會 (ICOM-Nepal) 多元串連下,組織有相似經驗的區域博物館同仁們共同在尼泊爾商會行動。   二、以國際聯合行動啟動、說服國內並組織必要的博物館專業系統 尼泊爾國家發展現代博物館發展時間並不長,引進西方的博物館學學術知識系統正式在大學研究所裡開設博物館學的課程也不過是兩年前的事。原本國內的世界級國家文化遺產,珍貴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令人羨慕,雖擁有國家博物館及軍事博物館,以發展現代博物館觀念而言,仍然處在基礎的階段。文化政策策略上很清楚,文化事務是與觀光以及市民住居事務同在一個部會裡,官方主導下的國家博物館以及軍事博物館陳設、燈光、空調、導覽等都可以維持住基本。對於地震所造成的大面積毀損,有些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並已展開重建,但有更多的連清點工作都尚未進行,缺人缺錢缺專業的現況,令尼泊爾為數不多的博物館同仁不斷焦慮地向外求援。 這次的商會,尼泊爾的博物館同仁發表了他們對於博物館的各項定義整理,以及博物館定義在尼泊爾應用的情況、尼泊爾博物館歷史發展的調查結果報告、以及試圖以生態博物館概念發展區域博物館的嘗試等,對尼泊爾國內博物館界而言,也是第一次有這個機會從各面向整理了解自己國內博物館專業發展的概況。值得慶幸的是,尼泊爾政府部長層級親臨參與,允諾將博物館發展需要的法制環境建置給予最大的支持與推動的動力。因此可以看得出,這次的特別行動,讓尼泊爾博物館同仁整個國內從法制面、策略面、學術準備、人才培育等都有了永續發展的未來圖像,後續如何值得期待! 尼泊爾的文化與觀光部部長 Jeewan Bahafur Shahi 親自以傳統的點燃油燈儀式為大會祝福,與會的有來自全尼泊爾的55位博物館同仁及貴賓,另有10位私立博物館同仁也到達現場。四天的時間內共有16位同仁完成發表,在ICOM-Nepal主席 Bijaya Kumar Shahi 的主持下,此次會議提出了四點聲明: 支持在加德滿都建人類學博物館新的大樓; 支持採用有利於尼泊爾博物館的永續發展的立法; 將博物館學納入為尼泊爾博物館專業教育的一部分; 促成失竊的文物歸還。   三、針對防震需求觀念及技術進行研討並形成博物館專業支援網絡 觀念層面 博物館多處於天然危險與經濟災害等雙重威脅的環境,文化遺產維護與都市紋理發展之間,充滿了困境、衝突,同時也有機會,來自義大利的同仁在這次商會中提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也是博物館發展不可避免的面向。而尼泊爾的文化政策裡包含了觀光與居民,顯然經濟政策也是包含考量在其中。即使該國文化資產的維護與管理正承受巨大天災的考驗,就博物館的面相而言,修復也是博物館教育重要的一環,所有的過程也都是一種動態展示以及知識累積彙整的機會。這點提醒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防震科技層面 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對於博物館防震有技術上的系統設計,包含了建築物與展品的保護。這類的科技一向都是博物館界的好幫手。日本的同仁則分享東北海嘯之後,博物館同仁挨家挨戶敲門去問有沒有文物要保存,卻遭居民白眼的經驗,後來在區公所文件文物的搶救上倒是充分發揮博物館的特長,紙本的去濕保存風乾等專業技術,都適時地發揮了功效,後來也得到居民的肯定。 人才培育層面 博物館的專業發展起源於西方,尼泊爾博物館教育剛剛起步,尼泊爾的同仁們也提出了博物館與大學課題,說明博物館教育紮根的重要性,並搜集列舉了英國、印度、還有尼泊爾大學裡博物館教育的課程設計與分析比較,初步認定「生態博物館」是尼泊爾可操作的博物館發展型態。尼泊爾才剛針對這方面專業在一兩所大學開設基本課程,慢慢地應該可以摸索找尋出當地所需要的專業模型。先認定「生態博物館」模式作為發展的策略,策略選定後仍需要一陣子的發展與觀察。另一方面,「生態博物館」在巴西、法國等地都有很完整的網絡系統,所以博物館專業的發展將有機會伸出觸角,如同這次是以區域博物館的網絡召集了區域內鄰近國家尤其是亞洲的地震相關經驗的國家或地區的博物館同仁們,同樣地,就尼泊爾博物館專業發展需要,可以藉由ICOM的國際博物館網絡繼續與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同仁們分享切磋並精進博物館專業! 外在不可抗力的衝擊、保存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資源不足、專業不夠等困境在在對博物館或對社區都是充滿了艱辛挑戰的課題。博物館所擁有的觀念、技術以及行動,都需要相對應的調整與適應。館內、國內到國際,博物館都是一家人!藉由網絡互相支援,這次在尼泊爾的聚會暨行動計畫做到了!     ICOM-ICR尼泊爾特別計畫2017研討會,聯合國UNESCO專員、尼泊爾文化觀光民生部長、ICR主席、ICOM-Nepal主席於加德滿都一起參與主持開幕   更多資訊: 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 ICOM-ICR, Regional Museums’ role in assisting to rebuild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after an earthquake Proceedings (ICOM ICR Special Project Kathmandu, Nepal) ICOM-ICR 官網、Facebook
2018/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