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黃昱儒、陳宛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針對當代社會發展進行典藏行動為博物館工作重點之一，然而2021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博物館該如何發揮自身功能，繼續為社會典藏記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於6月22日舉辦「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線上講座，由賴瑛瑛老師主持，以「典藏」為核心，邀請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國立清華大學「記疫」團隊（以下簡稱清大）、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專業博物館人現身說法，討論博物館該如何思考典藏的當代意義，並鼓勵大眾共同行動，紀錄當代社會多樣化之物件與資訊。   困難歷史典藏的人權尊重與準則 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認為，文獻遺產對瞭解社會與個人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聯合國（UN）近年提出遭受危難的受難者及其社會全體均享有「追求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Truth）」，特別在大型人權侵害下，國家更扮演保存與公開重要文件證據的角色。 有別一般館舍以物件為典藏核心，人權館典藏原則依據Jennifer Carter與Jennifer Orange倡導的「人權博物館學（Human Rights Museology）」，並參考《國際檔案描述標準》「檔案來源理論、尊重全宗、原始順序」三大原則，規範檔案描述須兼具檔案內容（Content）、來源脈絡（Context）、組成結構（Structure）三項目，專注於「人」及其背後故事，使「受害者」的面貌更加清晰，並進一步推動真相還原、賠償、體制反省的轉型正義工作。例如：《葉盛吉日記》除呈現判決書，也附上日記與書信手稿，可以更完整瞭解其生命史與政治思想轉變。而文物修復則以「追蹤傷痕」為核心，並從受難者、歷史學者與修復師三方角度考量，判斷是否需進行修復工作。例如：受難者吳鵬燦和連德溫用飯粒與牛皮紙製作的書包，讓後代能從父親傷痕角度進行保存修復。 《葉盛吉日記》判決書與日記手稿並陳，使觀眾更接近還原的真相。（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許貴標前輩向大家展示吳鵬燦和連德溫獄中製作之飯粒牛皮紙書包。（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災難事件的緊急典藏與民眾參與 接續，由曾婉琳館員說明臺史博的當代典藏模式，館方除了鼓勵大眾捐贈，也作為行動者進行蒐藏工作，並透過捐贈的小故事回應臺灣的大歷史，經由展示呈現社會不同脈動，如：318公民運動及臺南大地震等。 2016年，臺史博執行「206地震物件搶救計畫」，由謝仕淵老師帶隊至現場進行紀錄與物件採集，以作為後續典藏研究。當時採集的物件也與展覽結合，如2017年「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透過展示地震現場蒐集的文物，反思博物館如何保存當代社會記憶、如何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2020年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臺史博也制定「政府機關防疫工作、防疫的相關事務、具公眾印象的事物、防疫的日常風景」四大蒐藏方向，以及「Covid-19物件蒐集計畫」與「防疫的日常風景圖片蒐集行動」兩個行動方案，前者向民眾徵集物件，並要求附上小故事；後者則透過建置Covid-19圖片徵集網，記錄防疫日常影像，如：麻豆國小疫情聯絡簿，反映學生沒有畢業典禮的無奈。 臺史博反思當代資料蒐藏的即時性、延續性與巨量性，訂定《當代資料蒐藏管理要點》簡化蒐藏流程與專案小組設置，期望不同群體加入蒐藏行列，促進共同的當代蒐藏行動，達到明日蒐藏、當代蒐藏的理想。 臺史博透過徵集計畫所蒐集的物件，部分物件已在「離人．離島：臺灣離島的多重變貌」特展中展出。（田偲妤 攝影） Covid-19 圖片徵集網中，麻豆國小防疫聯絡簿紀錄小學生觀點的疫情點滴，而清大「記疫COVID-19」網站也會轉載徵集網中的圖片。（CC BY 4.0  疫情聯絡簿，取自COVID-19圖片蒐集網）   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 接著，由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分享回應當代疫情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此計畫是科技部「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的子計劃之一，目標除了紀錄當下疫情，也促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社群進行回應與介入，及透過公眾參與，探討疫情經驗的公共性。 自2020初開始，「記疫」網站上蒐集了人文社會學者針對疫情的討論文章，此單元命名為「疫想」，目前累積了200多篇；也辦理公眾培力工作坊，鼓勵民眾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紀錄方式，書寫自己的疫情故事，目前已累積800多篇的「觀察誌」。除此之外，「記疫」團隊也串連全臺的書店與圖書館辦理聯合書展，透過各式活動，促進議題的討論。林教授提到此計畫展現了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公共化經驗」，危機當下，透過蒐集個人的敘事可以拼湊出疫情經驗的公共圖像，有助於未來理解現在；二是「認識在地」，他將持續至今的疫情期間形容為「集體學習的過程」，當非常態開始變成常態，單一學科的慣習或典範變得不足，必須再去認識在地的多重利害關係，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   尊重博物館典藏文化與倫理 史前館王長華館長最後以史前館近期的展示更新，說明過去被「物件」定義的考古學、人類學博物館，如何重新理解藏品，並與當代社會產生連結。 王館長提及傳統博物館的問題，考古學、人類學物件被去脈絡化後，藏品可能隱含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加上過去史前館與80年代起的原住民權利運動並未有較深的互動，以上問題推進史前館重新反思博物館的知識架構與典藏意義。知識論的改變可從以下三個案例中體現：第一，卸除南科考古館的人骨遺骸展示，以模型、3D技術取代，此舉揭示觀看的角度從「標本」轉向「人」；第二，謹慎地詮釋原住民神聖物件，積極與原初社群溝通討論；第三，近年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皆透過與部落合作，重新詮釋藏品，雖然並非史前館之案例，但能說明如何將典藏連結當代原住民社群。 最後，王館長提到，史前館未來希望轉型為一個論壇式的基地，促進跨領域、跨平台的研究合作，從藏品出發，引導臺灣人去理解地底下的故事與當代原住民，促成典藏在當代的公共性連結。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I12B2人骨模型。展場中皆以模型或是複製品取代真實的人類遺骸展示，表達對「人」的尊重。（田偲妤 攝影）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展示模型。（田偲妤 攝影）   博物館如何與社會、公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為當代博物館無可迴避的課題。藉由本次分享與討論，得以瞭解不同性質的博物館該如何從傳統「典藏」出發，回應當代課題，再次將「物」與「人」聯繫在一起，其中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包含隱藏的、未揭露的權力關係，都是博物館值得持續反思與挑戰的課題。

作者／攝影：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駐香港自由作者 回顧2020年的香港新聞，令人心惶惶的除了疫情的確診個案不斷增加，還有涉及反送中運動（香港稱「反修例運動」）的傷亡、被捕和銀行帳戶被凍結等事件。在此言論自由的寒冬，仍有民間自發的組織默默收集整理抗爭物件和口述歷史，舉辦實體展覽與線上平台展示。2019年在社會運動現場的經歷驅使年輕藝術工作者Stary Ng在2020年6月成立「物敍｜Objournalist」組織，透過典藏承載香港人反送中運動回憶的物件，以物敍事、為公義發聲，更進一步讓國際和後世認識這段血淚史。 「物敍」（Objournalist）的英文名稱以「object」（物件）和「journalist」（記者）組成，靈感來自美國非營利組織Mmuseumm，該組織致力從世界各地搜羅物件，並透過展示來探討公眾關注的人道議題。「物敍」曾應邀合作，參與在美國街頭舉行的實驗性展覽「Are We Being Heard? Tools of Protest」（我們被聽見了嗎？抗議工具），以汽油彈、磚頭和面具等實物，講述香港的警察暴力和民眾抵抗的方式。 Stary強調每件展品背後都承載著沉重的代價，早期多在抗爭現場收集物品，後期主要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呼籲抗爭者捐贈，至今已廣泛收集近千件物品與數十段錄音。「物敍」利用網站和Instagram展示文物照片、捐贈者錄音和文字敘述。由於保存空間有限，以小體積的藏品佔多，尺寸較大者有長幡和FREEHK燈牌，種類多樣。有別於珍奇櫃似的傳統博物館，「物敍」不以價格或罕見度為蒐藏標準，原則上以在反送中運動中曾被使用或留有痕跡的物件為主，其中不少是運動參與者自製的抗爭用品。對於較敏感的藏品，例如警察使用的徽章，來源會保密，以保護捐贈者免受刑責。「物敍」相信物件的重要性和歷史價值並不只取決於「難以獲取」與否，期許打破「文物」必須貴重的普遍印象，鼓勵香港人自發收集暴政與反抗的「歷史證據」。 2020年10月，「物敍」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邀請，於校園公開舉辦「格物：反修例運動文物展」巧妙地呼應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展出包括寫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黃色雨傘、寫有抗爭口號的台式飲料店發票、暴動罪擔保書等15組展品。展品分別置於長方形的白箱子內，底部裝置播放簡短的廣東話訪問錄音[註]，在幽暗的光線、紛雜而微弱的音量下，觀眾必須俯身細看、側耳傾聽。目前仍可在線上觀展，提供英文介紹以利外國讀者理解展覽脈絡。 文物所關聯的場景，不乏香港市民恐懼與傷痛的回憶，就算未曾身歷其境，影像紀錄的警暴畫面仍在腦海縈繞。海外觀眾則可能需要一些背景解說，例如展品之一的香港鐵路單程車票，是抗爭者為了防止使用八達通卡暴露行蹤。縱觀全展，主題雖沉重，呼應展品的語句卻讓人拍案叫絕，足見策展人畫龍點精的機智。其中，習近平面具附上小熊維尼耐人尋味的對白：「我本來沒有打算把它吃掉，只是想嚐嚐它。」在捐贈者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基礎上，「物敍」根據物件的背景，搭配從歌詞、古詩文、故事書、名人語錄等選取的語句，以含蓄的詮釋手法，帶領參觀者思考物件的意義。 口罩生產商「Yellow Factory（黃廠）」生產印有「FDNOL」（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抗爭口號的簡寫，公司負責人被港警以欺詐生產口罩資助罪名拘捕。 年輕被捕者的書信，交代其獄中生活，字裡行間流露對自由的渴求，以及對同路人的勉勵。 在高中畢業照中，學生舉起「五一手勢」，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校方視之為政治敏感的舉動，故以修圖軟件改成其他手勢。 防暴警私自在制服別上的徽章，其中「風林火山」曾見於日本戰國時代的軍旗。展覽期間，有學生記者特意前來捐贈未有搜集到的襟章。   即使在台灣，支持香港社會運動的店家和展覽也曾遭受惡意攻擊，在香港更可能面對人身安全的威脅，例如被指控違反國家安全法。「物敍」發起人Stary在製作預購圖錄時，印刷廠商便因政治壓力而中止與其合作。Stary則毫不畏縮，更打趣地將親中媒體對展覽的負面報導轉貼在Instagram上。不過，為免展品遭受破壞，志工每天關閉展場時皆將展品收起，展覽過程所幸未受干擾，期間更吸引政治、學術界知名人士前來觀賞。 香港當代社會運動文物的民間保存行動可溯源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獨立策展人黃宇軒與一眾關注文化抗爭的藝術界人士發起的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特意保存佔領現場的藝術作品。至於「物敍」能持續運作，亦非單靠發起人的熱誠，更有賴文物捐贈者的慷慨支持和一眾志工的不辭勞苦。與此同時，「物敍」正積極尋求在各地展出，以販售周邊產品及展覽圖錄補貼開銷。感謝台灣各界對香港緊張局勢的持續關注與實質支援，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台灣或其他地區巡迴展示，長遠也希望尋求博物館保存與舉辦常設展的機會，務求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藏品並了解這段歷史。 當國安法賦予執法者的權限已超越「送中條例」之際，仍有這樣一群有良知的香港人，敢於為公義發聲，以民間力量典藏、保存、研究與展示民主運動文物。正如抗爭歌曲《虛作無聲》所言：「我雖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無論當權者如何顛倒黑白，以合理化武力鎮壓的舉措，這些物件將會成為歷史證據的載體，同時展現抗爭者的集體創意、幽默、無私、堅毅等精神。 註釋： 由於捐贈者多為香港人，除了由外籍人士捐贈的黃色口罩以英語旁白，其餘皆為粵語。 展覽相關報導： 立場新聞（2020.10.9）「反修例運動文物展」港大舉行　呈現展品背後沉重故事 曾港深（2020.10.19）「物敍」創立人辦反修例運動文物展「希望大家不會忘記這段歷史」眾新聞：眾聞 香港蘋果日報（2020.10.23）反送中文物展 以敍事延續抗爭 獨立媒體（2020.10.25）【專訪】港大「反修例運動文物展」物敍：運用最後的自由 延伸閱讀： 莊庭瑞、曾沅芷（2017.12.1）當代事件之記憶：318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之建立。檔案半年刊，16(2)，頁32- 41。 袁源隆（2019.9.30）【2014-2019 抗爭創作再進化】黃宇軒：創意作為推動運動的能量。明報周刊：文化。 Amy Qin（2016.5.18）雨傘運動藝術品何處安放，香港面臨的難題。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 Yellow Factory 風林火山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