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記者：黃加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為了更好地促進臺灣29座原住民族文化館的發展，應對內部行政管理、人員傳承培訓，以及未來發展上所面對的挑戰，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自2021年10月26日至11月30日，於北、中、南、東各區舉辦「原住民族文化館協力輔導發展計畫座談會」。 本系列座談會首先由文化部報告本次輔導計畫相關政策，再由原民會報告29館的經營現況及輔導結論，後由各原民館報告人力資源、未來3年發展目標及目前遭遇的困難，最後請專家學者針對原民館的報告內容分享相關觀點。 文化部次長李連權於北區原民館座談會中致詞，會議現場進行直播。（文化部 提供）   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的反思 參與系列座談的29座原民館，並非以族群劃分，而是按北、中、南、東四個地區劃分，有利鄰近的館舍相互串聯合作，並結合歷年來推動的「大館帶小館」計畫，由北區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中區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南區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東區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提供輔導服務，讓各原民館能與其他館舍共學共創。 所謂的大館帶小館模式，看似由握有較多資源的國立館舍單向給予原民館行政及工作專業上的支援，實際上，原民館卻擁有親近在地部落的相對優勢。如東部的館舍致力於蒐集地方聲音，能補充國立館舍在田野資料觀點上的完備性。是否適合繼續使用「帶」這個詞彙，來形容此類不同量級館際間的合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大館帶小館計畫從過去直接移植國立館舍展覽，已逐漸轉由原民館自行深入田野與策劃展覽。以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的七腳川100週年到110週年紀念展為例，策展人O’ol（李玟慧）便提到她過去並不知道自己是七腳川人，直到藉由展覽，才得以重新梳理自身部落與家族史的故事，成為與過去和未來對話的契機。對長期輔導的史前館而言，也透過雙方「1+1>2」的夥伴關係，連結在地與歷史的記憶、建構博物館和地方的知識系統，史前館林頌恩研究員提到，史前館和地方館、部落之間互相的信任與交流，使展覽的效益並不因為結束便停滯，而是產生持續的迴響。[註1] 致力於建立七腳川系譜的O’ol（李玟慧），講解部落青年每年追隨祖先流離足跡的循跡行動。（陳佳汝 攝影）   在過去的大館帶小館模式裡，即使國立館舍不主導或過度干涉策展，仍然會隱含某種由其主導發聲的期待或成見，以李子寧在〈策展與文化賦權:當代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模式〉，提到「臺博館「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模式正面的意義在於：臺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面向的（文化）呈現與「一言堂」式的（文物）詮釋，而營造出一個由國家博物館、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得以互動的場域，在其中參與的各方能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實質與象徵的互動、合作、交換、甚至競爭，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這種(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豐厚了。」（李子寧，2016），不管是史前館的案例也好、臺博館的案例也好，可見近年來部落居民持續參與策展，將文化與困難歷史連結並重新詮釋，傳達出部落的主體性與聲音。 原民館如何活潑且多面向地經營在地關係，也是座談會分享的亮點。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曹毓嫻館長分享於部落普查文物、逐漸培養民眾信任感的經歷。隨著本身典藏能力的增強，許多地方民眾有意將物件交由館方典藏，在該館141件藏品中，有逾8成來自民眾的捐贈或託管。這類民間與機構的交流，凸顯了原民館有潛力成為民眾諮詢文物發掘、接觸、認知、維護等知識的第一站點。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進行山林藍調田野調查、歌曲採集與物件蒐集。（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授權）   原民館面對的人力與經營挑戰 疫情的爆發對原民館的訪客數造成嚴重衝擊。以臺南永康原住民文物館、札哈木會館為例，永康館的訪客數，自國內疫情爆發後逐年腰斬。札哈木會館擁有園區而保有較大訪客流量優勢，但依然不敵疫情影響，訪客數由2018年的95552人次，掉到2019年的34294人次。為了突破無法舉辦大型活動的限制，原民館需積極尋求館外活動空間，乃至發展線上串聯，以維持、活化及開拓多元客群之間的可見度。 擁有公園綠地的臺南札哈木會館，訪客量受疫情影響而減少。（田偲妤 攝影）   人力編制也是各館面臨的最大問題，觀察各分區原民館的人力編制，可發現明顯的數量懸殊現象。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謝美蘭組長在簡報時表示：各分區原民館中，北區人數較為充沛，於2017至2020年間，保持每館約4至6人的正式編制，然而北區本身各館舍之間的人力與資源也有著因為地處位置和資源差異，例如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便在本次會議中提及館舍內人力與資金的困境；而在中、南、東區則平均保持每館3人的正式編制。這使得許多原民館需以少數人力兼顧館舍管理、策展、宣傳及行政庶務等繁重業務，同時還需承受地方政府交代的任務與績效目標。如何讓博物館專業受到尊重與重視，而不澆熄對部落文化有興趣人員的熱情，進而留住人才？是現階段的重要問題之一。 各館的人力不足困境多與經費能否穩定挹注有關，由於目前只有文化部和原民會負責相關政策，李莎莉教授建議從經濟部或觀光局開拓經費來源，也應補助更多經費從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讓人才有更紮實的養成資源。博物館作為教育空間，如何在既有的資源下，持續從事研究並反思原住民族文化，並透過展覽及教育活動向社會大眾介紹，將是中央、地方政府和地方館舍持續前進的使命。 註釋1：筆者曾於2020年11月參與O’ol（李玟慧）、Falahan（曾以文）、林頌恩等人的訪談，本段資訊引用自該次訪談資料。

作者：陳佳汝（前破週報記者、台大人類學系） 以「江湖之道」比喻館與部落之間義氣合作的重要性，這是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林頌恩長年和部落合作的心得，以義氣相挺取得部落的信任，沒有抱持學術菁英的心態，而是以江湖之心走入部落，是成功合作的關鍵。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2007年啟動「地方原住民族文物（化）館活化計畫」以來，為長期不見起色的原民館注入了新的生命，其中「大館帶小館」以國家博物館挾帶資源與經驗，結合地方部落的智慧，舉辦特色化主題展覽，不但讓外界多了深入認識原民文化的機會，在部落間也形成保存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成功的展覽有如一場社造運動，凝聚了部落的共識，其中的合作智慧相當重要。林頌恩十多年來參與多項主題展合作策畫，包括：來義館「用手去找・新纖事」部落巡迴展、海端館「Taupas・日本軍─南洋軍伕回憶錄」，而壽豐館更相隔十年兩度以七腳川為題，策畫出兩種樣貌的展覽「遺忘中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aksuwan之戰」、「歸途Taluma’─七腳川戰役110周年特展」，過程中全憑她及參與夥伴相互間的江湖之道，解決了許多棘手問題。 參與七腳川110周年展覽的策展人曾以文，講解部落男子的羽冠重製過程。（陳佳汝 攝影）   理解彼此的限制和可能性 「江湖上有不同門派，門派之間合作要講義氣，這和博物館與部落及原民館合作很相似，有時候要各自練功，合作時則要講義氣。」林頌恩認為「大館帶小館」一說有「帶領」的意味，會讓雙方的主體性不均等，應採取相互學習的心態比較洽當：「這接近一起練習走一段路的過程，一起做就有革命情感。」 小館往往面臨資源不足及人力缺乏等問題，導致要完成一個完整的展覽困難重重。她談及早年原民館只有一名駐館員，從策展、田調到解說通通一人包辦，「因此要理解彼此的限制和可能是什麼很重要，多替對方考量他現實性的侷限，我們會在合作中看到彼此的欠缺和助力，這就是我所謂的義氣。」   讓部落成為最大的後盾 如何將單薄的人力做最大發揮，這時和部落連結很重要，讓部落成為最大的後盾，不論是精神或實質上。「除了駐館員，要如何讓部落其他人參與，認同這個價值很重要。」林頌恩指出以文化傳承光榮感號召族人投入，一起完成部落的展覽，比起大館挹注資源更有意義。例如來義館前任駐館員陳文山長時間致力於訪談耆老，深獲白鷺部落的認同，於2009年結合五年一次的盛大祭典maljeveq所辦的展覽，是全體部落投入傳統祭典，並一起完成的展覽。部落的團結帶動青少年投入部落事務的熱忱，是無形的收穫：「下一次的五年祭，青少年不再是青少年了，而是傳承的棟樑，要把白鷺文化延續下去。」這是當時青少年的心聲。 七腳川策展團隊的李玟慧，則是在2008年訪談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就是七腳川後裔，她不斷追溯七腳川後裔的族譜調查，為族人建立起強大的系譜。2018年相隔十年後，壽豐館以「歸途」為主題，從悲壯的戰役，走向現今部落文化與當代的連結共生。李玟慧和後來策畫110周年特展的駐館員曾以文，以充滿自信的亮麗色彩，一起解說與部落結合的展覽，看七腳川後裔如何從追溯歷史去認識自己的出身，找到回家的路。 致力於建立七腳川系譜的李玟慧，講解部落青年每年追隨祖先流離足跡的循跡行動。（陳佳汝 攝影）   混沌中自會長出一片天地 以展覽作為一個契機，駐館員開始了返回部落的田野調查，因此和部落建立起更深層的網絡。然而，面對耆老模糊的口述、破碎的記憶，增加了爬梳文稿的困難度。林頌恩會在討論過程中採取起承轉合的簡單概念鋪陳故事線，然後與駐館員面對迷霧掙扎。她認為學會在混亂中逐漸找到安定也是一種能力。 「無需害怕混亂，混亂是正常地，這也和我個人的風格很像。許多事物都是從混亂開始，然後混沌中自會長出一片天地。」以一種安然自得的方式從謎團中一一釐清線索，和駐館員並肩作戰一起解決問題，開幕後將自己退居幕後，是林頌恩一貫的做法。 田野資料的紀錄難免眾說紛紜，面對資料的不確定性時，林頌恩會比對先前學者紀錄的口述歷史與文獻，再小心整合取捨。關於展示的倫理，她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辦展覽和出版品都一樣，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跟認定，多方梳理之後，對的事情可以不講出來，但是錯的事情一定不能講出來。」她表示不需要為了展覽，讓人際關係變得緊張或受傷，如何謀求部落內部最大公約數的認可比較重要。   第一手感動是走下去的動力 林頌恩認為支撐駐館員走入部落做田野調查有兩個關鍵動力：其一，在現場得到的第一手感動；其二，面對部落要接續下去的歷史。「田調現場得到的第一手感動是很大的安慰。能夠得到老人家的關注和期待，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來義館前任駐館員陳文山為例，因為長時間的紀錄而獲得族人認同，老人家會直接告訴他，明天有重要的儀式要做，你留時間來拍，這就是很大的肯定。從第一手田野獲得的感動會支撐駐館員繼續艱難的步伐，接續建構族人的歷史。   利用部落各種空間形成微型展覽 這些年合作方式逐漸傾向和部落的工坊、小型餐廳或對外重要據點合作，林頌恩指出展覽如果沒有後續的延伸效益，就會變成垃圾，甚為可惜！就部落已有的空間再加以強化，讓在博物館展過的元素與物件以新的方式回到部落，成為長期的常設展，也能發揮環保再利用的效益。 以崁頂部落為例，原本只是快閃的「崁頂百年展」，後來由族人提供老屋，讓百年展結合新的特展「我的名字從何而來？」，在部落成為一個微型常設展。這裡有如迷你的遊客服務中心，遊客可以先從這裡了解地方的歷史文化，有了一個輪廓，再延伸他們的探索之旅。 崁頂部落3062老屋「我的名字從何而來？」策展人胡郁如（陳佳汝 攝影）   結語：如何和當代產生關聯才是重要！ 面對現今博物館生態的多元化，林頌恩認為博物館是個一直在創造的地方，「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收藏死掉物件的地方，然而博物館並非過去式，物件收進去，如何和當代產生關聯才是重要！」她指出現在百貨公司的博物館化，以及博物館遊樂場化，在在說明了博物館正面對變動的折衝。「它有許多現實上被決定的考量，又必須在現實中保有對理想的堅持，其實是一個動態的狀態。」「博物館的種種，或許也可以拍成一部電視劇喔，應該會比白色巨塔更為精彩！」她帶著笑容認真說道，笑容裡是難以掩蓋的個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