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李竺恩（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碩士班） 行動主義並非總是具有激進的對抗性，如同織品，柔軟的方式也能開啟有力的變革行動。本文將介紹工藝行動主義（Craftivism）的概念與其產生脈絡，並分享澳洲民主博物館「＃世界人權宣言 拼布被計畫」、南澳民主中心「刺繡與抵抗」參與計畫，討論這兩個實踐案例如何作為一種變革手段，進而為博物館開啟倡議活動。   什麼是「工藝行動主義」？ 「工藝行動主義」一詞是手工藝（craft）與行動主義（activism）的結合，顧名思義，是指藉由手工藝活動表達政治訴求的行動主義形式，包括針織塗鴉（yarn-bombing）、十字繡（cross-stitch）等針線創作，都是常見的實踐方式。 工藝行動主義的緣起與性別角色有著緊密關聯，反映「行動者」（activist）（大部分為女性）受限於因性別而衍生的傳統家庭角色，仍能做出自我意志的主張。女性多因家務而不便參與政治運動，卻能藉由手工藝這項生產活動，將訴求與宣言直接注入作品中，於是本為「家務活」的手工藝便被賦予了政治上的含義。 行動主義與手工藝活動相結合之案例多見於歷史之中。美國建國運動期間，當地婦女便曾拒絕穿進口華服與飲用英國茶，並自主生產織品作為對殖民母國的抵抗。類似的手段也出現於亞洲，印度聖雄甘地曾發起恢復印度的手工紡織業運動，使人民能擺脫對殖民母國產業的依賴，而他本人則身著自己紡織的傳統服飾，表達拒絕西方霸權的訴求。此外，近代在美國發起的「愛滋病紀念拼布被（AIDS Memorial Quilt）計畫」〔註〕更被視為歷史上最大型的社群藝術計畫，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現今仍持續獲得世界各國的響應。 1992年「愛滋病紀念拼布被計畫」活動現場（Photo by Elvert Barnes, CC BY 2.0）   如今手工藝的應用成為一種文化批判的有力方式，任何人都能投入生產，以此表達自我，進而參與社會。身為作家、行動主義者、手工藝家的Betsy Greer 便曾與其他志同道合者共同發表「工藝行動主義宣言」（Craftivism Manifesto），向大眾發出變革的行動號召。在宣言中Greer提到：「你的作品即是你的聲音。」藉由創作與分享背後的故事，行動者能做出一項社會變革行動，作品當中的一針一線皆象徵對現實世界的主張與訴求，提供更多社群參與的可能性。   澳洲民主博物館「#世界人權宣言 拼布被計畫」 2018年，澳洲民主博物館（Museum of Australian Democracy）展出以工藝行動主義為核心概念的創作計畫成果展「#世界人權宣言 拼布被計畫」（#UDHRquilt Project），每張被子由30張刺繡塊組成，代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30項條約，響應該宣言發布70週年的紀念活動。 此計畫是由美國亞利桑那州Stephanie Dunlap、與身在澳洲墨爾本的Tal Fitzpatrick兩位工藝行動主義者發起的跨國活動，他們透過社群媒體號召131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每個人代表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共通點是皆認同《世界人權宣言》精神，且志願付出時間與技術來製作作品以傳遞共同理念。 這些拼布被體現不同文化背景者的想法，參與者以地方語言，如：加泰隆尼亞語、瑞典語、茨瓦納語和烏克蘭語等，分配文章並進行刺繡，部分作品更融入當地的人權議題，以喚起觀眾的關注與反思。參與者平均花費三個月製作，作品完成後寄至墨爾本，由Tal Fitzpatrick和幾位志工將多達120件的小型刺繡作品拼組成4張大型壁掛拼布被。計畫成品最終在澳洲民主博物館展出，作為該館收藏永久保存。 「#世界人權宣言 拼布被計畫」創作成果（© #UDHRquilt Project）   澳洲民主博物館是一間志在推廣民主精神的館舍，重視人民的聲音及參與。在「#世界人權宣言 拼布被計畫」展覽中，民主博物館亦邀請觀眾參與手工藝實作、研討會等活動，讓觀眾認識進行政治表達的多元方式。   南澳民主中心「刺繡與抵抗」參與計畫 2020年，南澳民主中心（The Centre of Democracy）發起一項名為：「刺繡與抵抗」（STITCH＆RESIST）的參與式計畫。民主中心經理人Nikki Sullivan提到，該計畫緣起於閱讀前述案例中的發起者Tal Fitzpatrick所著《手工藝：宣言／方法論》（Craftivism: A Manifesto/Methodology）一書後有所啟發，進而與中心團隊共同策劃而成。 「刺繡與抵抗」屬於線上參與型計畫，以適用於初學者的十字繡作為主要創作方式，並為個人變革者、社區團體提供線上資源，創造出符合作者思想、希望和關切的刺繡作品。該計畫的目標對象不限於地方社群團體，任何人在製作完作品後，都可將作品圖像上傳至官方網站，民主中心會紀錄、收藏並於線上展示。如此可不受疫情影響，讓世界各地民眾皆能積極參與公民活動。 「刺繡與抵抗」線上畫廊（© The Centre of Democracy）   對於南澳民主中心來說，「刺繡與抵抗」參與計畫旨在以手工藝實踐促進社群的參與及連結，共同創造與紀錄對當代議題的回應。作品圖像開放上傳至2021年4月30日止，預計產生的成果與效益包括： 一、在保持社交距離、自我隔離的情況下，鼓勵人們積極參與公民活動。 二、產生具政治參與意義的當代藝文作品，回應歷史上獨特的時刻。 三、促進變革者線上網絡的建立，相互支持與啟發充滿挑戰的時代。 四、在此動盪時刻創建大量手工藝作品的數位檔案，並由民主中心永續保存。 五、以計畫中的部分作品策劃一檔公開展覽。 觀眾能於網站上瀏覽每位參與者的作品與創作自述（© The Centre of Democracy）   以工藝行動主義作為變革手段 工藝行動主義主要特色在於，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文化批判行動，容易促使議題探討有效地轉為實質行動。對於博物館來說，引介此概念與實踐方法旨在鼓勵大眾透過非衝突方式參與社會改革，並喚起對議題的更多關注。 從上述案例可知，開啟社會變革行動的關鍵在於個人的「積極參與」及「自我意志的主張」。博物館在其中既可提供參與者發聲的「平台」，也可成為主動發起變革的「行動者」，協助個人到集體的串連，進而促成新的變革者網絡。 註釋： 「愛滋病紀念拼布被（AIDS Memorial Quilt）計畫」由愛滋病患的親朋好友製作拼布被，每張被子由多個刺繡塊組成，每個刺繡塊中紀念著罹患愛滋病的逝者。

作者：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圖書館館長） 「市民學藝員」、「市民研究員」，這兩年成為臺灣縣市面對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人力不足、並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訴求相近：讓體制外的「市民」接受培育課程後，能以接近「學藝員」「研究員」的立場，分擔博物館工作。「市民學藝員」源起於日本，與日本博物館制度、以及1990年代博物館變革密切相關。要思考這樣的舶來品在臺灣運用的可能性，先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學藝員的關係，「市民」＋「學藝員」的制度為何出現？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日本的博物館與學藝員 今日，博物館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其價值與精神為國際間普遍認同，加上國際交流頻繁、訊息豐富，使得我們漸漸忘記，博物館做為伴隨近現代社會進展所發達的一種文化技術，有高度的區域性，與其所在地相關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可為與其意義的認可，仍然受到背後社會機制、文化脈絡與思維的影響。 日本的《博物館法》制定於1951年，在戰後推動的憲法體制中，與《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同步登場，被稱為社會教育三法，其主旨互通、並相互支援。依據2017年現行版，《博物館法》的目的在於「規定博物館設置與經營之必要事項，以圖博物館健全發展，有助國民之教育、學術與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第一條）。而博物館定義如下：「博物館是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機關，就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保管（含育成1），從教育立場藉由展示提供公眾使用，並實施有助公眾學習、調查研究、休閒之活動，同時為了實行這些事項就相關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第二條）。關於學藝員：「博物館應任用具有專業的職員為學藝員，學藝員為進行博物館資料的收集、保管、展示、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專業職務」（第四條第三、四項）。 1 這裏的「育成」，指有生命之動植物之照料。因為《博物館法》也將動物園、植物園列為博物館類型。 上述的定義與規定或許讀來尋常，但，試著想像一下，日本戰後博物館事業依法推動設置、普及，博物館就跟圖書館一樣，有明確的目的、功能、工作事項與負責專業工作的學藝員；收藏，是博物館的基礎，學術與社會教育功能，是博物館的存在意義。《博物館法》定義的博物館，成為是日本公立博物館的基本範式，今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設有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也與地方上各類文化財的保存、研究或活用關係密切。如此，應該可以感覺到，日本博物館界的核心隊伍，與臺灣戰後伴隨著國家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產業轉型、社區營造、區域資源整合等種種社會課題因應而生、而壯大的博物館事業，十分不同。   市民學藝員，是什麼？為什麼？ 範式明確的日本公立博物館，在1990年代前後由博物館學者、各地學藝員接二連三提出變革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博物館論、世代博物館論、參加型博物館論等之共通點，指出做為社會教育機構之博物館，應該轉換由學科方法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以徹底的地⽅研究為基礎，確保市民的學習權利，協助市民面對並思考地⽅課題；市民不再只是博物館產出的接收者，而應該進一步成為具有動能的學習主體，甚至參與博物館各項工作。各地博物館之實驗性實踐先後登場，其中，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田野調查員，以及與民間非營利團體結為夥伴的架橋制度等，讓市民參與博物館核心的調查、研究與展示等工作，都是十分具有革新精神的案例。 市民學藝員制度，也是在這一波論述下登場的新機制，可說是既有的博物館志工或博物館之友的升級版，維持志工的身分、但需要更長期而深入的學習，並能協助博物館基礎工作、參與博物館的實踐。雖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但也更為普遍，不少博物館的志工活動，已經和市民學藝員無異，只不過名稱沒有改變。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定義具有代表性：「本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市民學藝員，既是一種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新機制，也能協助學藝員的工作，同時對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連結與溝通，也能有所助益，市民學藝員是博物館的利用者之中最接近博物館立場的一群人。」也就是說，市民學藝員是學藝員的工作夥伴，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同時兼顧了社會教育、社區公共關係等博物館職責。   市民學藝員，做什麼？ 市民學藝員制度的目的，讓一般市民以志工的身分、學習並參與博物館學藝員的工作。成為市民學藝員，必須參加一定的課程並取得資格，不管是培訓的內容，或者取得資格後的工作，都以博物館學藝工作的基礎為主，包括蒐藏、研究調查、展示、教育等面向，例如：學習博物館收藏文物的取扱與整理，例如，如何識讀文物與丈量尺寸，特別是地方博物館常見的、大量與生活有關的古文書或相片資料的識讀與整理，是常見的任務。有趣的是，古文書的識讀課程在各地似乎都十分受到歡迎，學習閱讀過去以筆書寫、運用大量漢字的文書，對一般市民來說彷彿解碼一般、有莫大的吸引力；識讀地方文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踏查，例如，滋賀縣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定期閱讀地方的名所繪，並實地踏查加以對照、勘查；比較資深的市民學藝員，能被交付較為完整的學藝工作、甚至自行規劃活動的機會，例如，栗博交付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一批私人收藏的鐵道資料，並參與規劃展覽與導覽，也為該館的古早生活體驗活動規劃新的主題與課程。此外，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在學藝員的協助下識讀、整理地方史料、進行實地踏查、拍照紀錄，並製作地方踏查地圖、同時負責導覽解說。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私人捐贈鐵道資料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飯博與栗博的市民學藝員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任務。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學習以傳統的麥作耕作技術、採收與加工技術，照顧一塊麥田；栗博園區內有一棟建於明治初期的農家「舊中島家」，被拆解後移築至此，做為博物館鄉土教育的場所。舊中島家中的土灶經年劣化，由博物館號召市民學藝員以及當地數個民間團體合作，從舊土灶解體、撚土、加入稻草發酵、壓製土塊、疊築成灶，皆由參加者動手完成，並定期舉辦用土灶煮飯吃飯的活動。不論是傳統麥作或築土灶，過程本身即是體驗型學習、也是傳統技術的傳承與展演，兼具教育與展示兩面。 栗博市民學藝員參行舊土窯之解體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參與新建土窯的準備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做為公民參與機制：日本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意義 日本1990年代所倡議的博物館改革，目的在於反思博物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方法，以更積極回應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換言之，從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最核心的專業功能切入，思索博物館如何與時俱進、體現新的公共價值。 那麼，讓市民學習、參與博物館基礎工作的意義何在呢？首先，整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多種專業的博物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獨特而具挑戰的學習：導覽與體驗活動的協助，必須熟知展覽內容、相關知識，可能涉及的議題、如何回覆等，同時又必須以清楚而吸引人的方法傳達給觀眾；資料整理、實地踏查、紀錄，以及踏查路線的規劃與導覽，則是一套整合不同方法之知識建構、傳達與運用的工作。不只是個人而內化的學習，其成果被視為博物館的產出，成為博物館提供的公共服務之一。如此，從個人學習、進一步到公共參與，是十分有魅力的自我實踐。 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公民參與機制，市民學藝員的學習與產出，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意義。學習，如何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認識與能力，產出，才能為博物館的公共任務增色。確保博物館公共性意義的關鍵，在日本，是明確的博物館核心價值、以及穩定的學藝工作，市民學藝員制度，就是讓市民適當地參與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知識生產體系，以學藝工作為媒介、擴展專家與市民、公與私的協作關係。在社會教育定位、《博物館法》護持之下成長的日本公立博物館，一定程度確保了博物館價值的穩定性，以及重要而基礎的工作的常態化，這也是市民學藝員制度可以獲得認可的原因。   市民就是學藝員？臺灣的課題與機會 和日本不同，臺灣市民學藝員制度出發的主因，反而是為了解決「沒有學藝員」的困境。當然，市民學藝員的構想，超越人力不足的苦惱、更有企圖心，但也面對了不同的課題。1990年代以降，包括類博物館在內、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蓬勃發展，主因是各種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工具性價值的高度青睞，例如促進地方發展、文化振興、產業轉型、社區主體意識等，然而由於偏重借助政策論述（不是制度）與計劃型資源挹注，兩者的不穩定性、以及講求即效性，使得工具性產出成為效益評量的焦點。整體來說，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事業有著如下的結構性特徵與問題：人事與本預算的薄弱，導致知識建置、社會教育意義等本質性價值與方法不彰，高度仰賴短期計畫資源的結果，使得工具性產出普遍成為認識、評估博物館的重點。 換言之，如果沒有學藝員（包括背後的專業認知與制度）的博物館，就沒有條件像日本那般，讓「市民」參與既有機制、學習成為「學藝員」的夥伴，協助博物館提供公共服務。博物館學藝工作，既跨域又必須在地方對話過程中成立，是一種必需親身耕耘體會的專業，很難只靠著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授課，就可以領會。沒有學藝員為伴的市民學藝員制度，就得重新定義博物館／文化館學藝工作、方法與公共目標。 以臺灣的條件，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正在挑戰如何讓「市民學藝員」這種非典型人力成為博物館核心人力，而且幾乎都是透過外部專家的引領。那麼，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機會在於，如何成為讓市民一起思考博物館／文化館的公共性價值何在的契機，思考「市民」可以做什麼？而既有的、專業博物館的本質價值與方法又如何應用？以市民學藝員為主的工作方法，可以是什麼？如何讓「市民」變成「市民學藝員」，從個人學習到公共參與的目標與方法，這個過程將開啟新的探問，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參考資料： 博物館與文化 (2011.6) 黃貞燕，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2014。博物館、市民知與新公共領域的形成。王嵩山主編《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國立台灣博物館。 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2019.2.24) 市民学芸員 滋賀縣栗東歴史民俗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