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記者：陳佳汝（博物之島特約記者）、葉家妤（博物之島專任助理） 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近年拓展白色恐怖歷史之外的人權議題，並發展多元化教育推廣活動。而如何將人權概念往校園扎根，甚至讓兒童有初步人權概念呢？這項深具挑戰性的工作，由展示教育組秘書錢曉珊帶領人權館團隊，一齊在博物館教育路上，開發更多可能性。 專訪當日，幹練且充滿朝氣的錢曉珊，與同組別連之莉館員，哐啷提著兩款教育箱，向採訪團隊分享近年人權教育成果。已在館內服務四年的錢曉珊，談起教育推廣歷程，興致盎然；不過，最初吸引她一腳踏入博物館領域的，是器物類展示業務。 國家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秘書—錢曉珊。（陳佳汝 攝影）   從展覽業務走到教育推廣，不設限的博物館路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的錢曉珊，跟隨人類學者胡家瑜老師修習博物館學後考取公職，任職鶯歌陶瓷博物館，著墨心之所向的器物展示業務；然而，調任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後，業務轉變而走向博物館教育，並從人與人的互動裡，獲得新的成就感，同時體認到「博物館可以為學校做蠻多的事情」。 2018年，她加入人權館，受到前館長陳俊宏希望將人權教育向下扎根的願景感動，於是思索如何將生硬的當代人權課題，以輕鬆面貌帶進校園與更貼近親子團體，並獲得現任館長洪世芳的支持，持續創造更多跨域、跨館的連結。 位於基隆高中展示之「臺灣監獄島：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人權故事行動展。（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前進校園！人權教育種子自由生長 自2019年發起之「人權故事行動展」，是錢曉珊將人權教育帶入校園的第一步。「這是我們目前跟校園進行人權教育推廣很重要的連結，他的產出就是前面我們自己研究的展覽」，為了延續每檔辛苦產出的展覽效益，她將結束後的展覽，設計拆裝容易的行動展，由學校向館方申請借入至校園內展示。而為了打破單向傳統參觀展覽模式，她與計畫團隊在行動展之外，推出更高階「人權素養課程」，輔佐學校教師，為不同地區、年齡層的學生，量身提供相關學習人權知識的資源。 例如2021年，錢曉珊與人權館團隊們共同協助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師生，在校內策劃在地白恐故事展覽。今年5月，高雄市立陽明國中借展「噤聲的日常」時，其師生也延伸展覽內容，與香港邊城青年組織合作，規劃「台港。禁/靜書展」，形成兩地不同時空下的禁書展對話。「只有老師知道學生需要什麼，人權館提供教學指引、相關資源，不限縮，學校就會自己發展創意的想法」，她深知以最低限度的方式與學校合作，才能創造博物館意想不到的火花。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師生，於校內策劃之「牢，既往事：蘆洲白色故事」展。（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台港。禁/靜書展」（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教具箱五感體驗，同理受難者心境 然而，如何更進一步地讓學生體驗失去人權的被剝奪感呢？繼「人權故事行動展」，2021年啟動的「人權素養教具箱」是更細部的互動體驗。教具箱奠基於「請你跟我走一趟：不義遺址 空間歷史推廣企劃示範展」發展而來，邀請年輕世代藝術家，以創作構思如何讓不義遺址更廣為人知。錢曉珊與連之莉在教具箱製作前端作業裡，思考哪些展覽作品，合適成為教具箱原型，接續不斷與藝術家、學校共備教師與設計廠商溝通及開發，經過三年時間改良與試教，終於打造出六款教具箱，成為校園人權教育推廣的生力軍。 現場為採訪團隊展示教具箱的連之莉館員。（葉家妤 攝影）   「行動展是傳統看展覽的概念，教具箱則是老師帶學生面對面直接操作，加強聲音和身體的五感體驗。」錢曉珊解釋。 在教育性質上，教具箱希望透過五感體驗，引起學生同理政治受難者的情感。例如，「行過黑暗之路」教具箱，啟發新北市青山國中表演藝術科老師，讓學生進行情境雕塑的定格演出，並透過與牢房空間等比例地墊，體會多人關在狹小監獄裡的感受。而在疫情期間，連之莉表示能夠遠端操作、錄製廣播劇，經由聽覺建構不義遺址環境的「尋人啟事」教具箱，也獲得許多教師青睞，可以不受空間限制，讓學生能夠利用聲音表演共創作品。 「行過黑暗之路」是款讓學生用身體感受，受難者審判、壓入牢房情境的教具箱，附有遮蔽雙眼的眼罩、能夠感受到輕微痛苦的腳底按摩墊，及繪製每間牢房空間的地墊。（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尋人啟事」教具箱含軍法審判地圖故事箱、廣播劇劇本等，供使用者讀劇。（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藝術，將人權概念滲透民眾生活 談起博物館教育推廣的挑戰，錢曉珊說明面對各種觀眾，皆需竭力發想具有互動與對話性質的活動，而不僅是傳授式主題講座。 「相較於硬梆梆的法律條文等，藝術文化的表現手法比較能夠喚起人們同理心，進入歷史情境中。」 為了讓人權議題更親民，每年在兒童權利公約日（11月20日）至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期間，錢曉珊負責舉辦「人權藝術生活節」，藉由音樂、戲劇、視覺藝術與市集，誘發原本較少關注人權議題的年輕觀眾走入園區，甚至參與互動演出。而第三屆「記憶導航：2022年人權藝術生活節」也即將於2022年11月19日登場！ 2020人權藝術生活節，在曾是刑場的臺灣大學水源校區上演漫遊者劇場《誓言書》創作。（國家人權博物館 提供）   「博物館有源源不絕的活力，很多企劃、很多可以對話的人，如學校老師、社區、來參加的觀眾。這些溝通與計畫就會很鮮活。」作為人權教育實驗家，錢曉珊挖掘不同對象的學習方式，並逐漸突破人權同溫層之外的觀眾心房，吸引更多民眾與人權館並肩探索困難歷史真相，及理解各式各樣社會議題；經由人權館與她的努力實踐下，人權概念也將在未來，潛移默化地植入校園與民眾的日常生活裡。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美術館如何結合社區共同打造新美學— 葉佳蓉以鳳甲美術館所開展的北投系列在地採集計畫 【博物之島專文】如何探索紀念館？從文獻研究到黑暗觀光一次就上手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9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RHM AP）在台灣成立，台灣在人權實踐推動上看似不斷進步，但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提出目前推動相關工作的幾個難題，包括：在轉型正義上立場對立的人們如何溝通？人權教育該如何跨出同溫層並進行跨世代溝通？如何建構展示及教育途徑？如何形成專業人員的合作體系？因此，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10月30、31日，舉辦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邀請了五位德國專家分享實務經驗，透過兩地學者的交流，思考台灣轉型正義及人權教育推動課題。   轉型正義之後，如何處理集體創傷？ 在德國，轉型正義受絕大多數人支持，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Kartrin Budde提到，自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有95%的人民都支持德國民主化，即便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也同意轉型正義的必要性。當轉型正義成為社會共識，如何處理集體創傷成為主要課題。史塔西檔案局主任Niels Schwiderski強調，需理解轉型正義並非清算鬥爭的手段，而是真理真相的釐清，旨在安慰受害者並理解加害者處境，藉此重建正義。具體實踐上，史塔西檔案局透過嚴格規定受害者、記者、研究人員等身分的調閱權限，調閱資料也先經由館員進行匿名處理等種種方式，讓認為公開檔案會產生報復及撕裂社會的疑慮不攻自破。在公布檔案後累積200萬人調閱，多數人找到了過去生命片段的答案並平反了罪名，也排除對人的懷疑，或進一步了解、寬容加害人；在和解過程中，同樣有助於加害人擺脫過去行為造成的負擔。 史塔西檔案局中藏有傳說中情報人員的紅色行李箱。現存來不及銷毀之4千萬份文件，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有150萬張相片、2萬3千個音檔（Photo by Stasi Mediathek is free for non-commercial use）   歷史與當代議題的結合 由於轉型正義似乎只與當事人相關，導致多數人對此仍置身事外，在這個難題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案主任Adam Kerpel-Fronius及與談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董事長葉德蘭，都認為，應將歷史與當代議題結合，才得以讓更多人了解自身與歷史的連結。在納粹大屠殺議題上，除設立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也以大型公共藝術紀念當年受害的少數族群，包含現在仍受到壓迫的同性戀、羅姆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紀念碑，透過具官方性質的紀念物，將歷史上受壓迫者與當代的歧視產生關聯。這種做法在阿嬤家也行之有年，阿嬤家除了以台籍慰安婦受迫害的歷史作為展示核心，更結合當代女權觀念，關注家暴議題及性別平權，使得人們在重視當代議題時也能回過頭來檢驗歷史，不再走上回頭路。   新世代的人權教育：經驗涉入的重要性 德國及台灣均面臨社會組成結構變遷的問題，面對年輕的局外人及新移民，Niels Schwiderski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共同提到經驗涉入的重要性，如參觀不義遺址、邀請政治受難者第一手經驗分享等。Niels Schwidersk認為如以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形式講述歷史，或帶領學生思考課堂間有同學被帶走的情況等，可以讓新世代了解民主的難能可貴。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執行長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法律規定不能以灌輸觀念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而應提供充足且多元角度的資訊，讓學生以建構式的學習，達到人權教育目標。 絆腳石計畫，由德國藝術家Gunter發起，自1992年起以刻有死者姓名、日期與地點的黃銅板鋪在地面上，提醒人們納粹帶來的傷痛（Photo by Seeteufel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人權展示與教育新途徑 對於台灣人權館如何吸引更多觀眾關注，參考同樣於不義遺址成立的柏林圍牆紀念館展示方針，或許能從中獲得解答。紀念館主任Manfred Wichmann提及應用新科技的策略：首先虛擬實境的應用可以讓如今已成為廢墟的真實場域再現，參觀者可同時看見不同時代的歷史遺跡、聽見不同見證人的想法，讓紀念館成為多元發聲的平台。其次，遊戲化的教育活動「圍牆啄木鳥—從柏林圍牆到兩韓之間的非武裝區」，讓參與的青少年扮演記者，編輯新聞、做成報紙，並自行訂定關心的主題與呈現方式，觀察結果發現遊戲化教育活動能提高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最後，該館也規劃mauer-fotos.de開放存取的網路計畫，以捐贈者提供的照片與故事構建開放式場域，培養使用者針對人權議題資料篩選的批判性，網站也公開照片的GPS定位，讓人們可以實際走訪照片中的場景。 1990年東德人民引頸期盼自由民主的到來，於現東邊畫廊圍牆旁搭帳篷狂歡（Photo by Nicole Montéran mauer-fotos.de F-023289 is licensed under CC-BY-SA 4.0）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打造官方、民間與跨國合作體系 轉型正義工作龐大且複雜，重構歷史、還原真相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合力運作。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近年致力促成單位間合作，除了媒合官方與民間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也需與所有不同立場的人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團隊交換意見，並幫助正在受迫害的國家取得德國國會支持等，如此一來專業人員的成果才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正如同Anna Kaminsky在演講中提到「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人權教育更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長時間的努力促成社會共識，官方、民間等團體一同合作，才能清楚未來發展的方向及願景，讓民主人權的觀念深植每個人心中。   首圖來源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