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Patporn Phoothong（泰國獨立研究者） 翻譯：黃淥（博物之島執行編輯） 那是齋月的一個平日。2004年10月25日清晨，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泰國南部德拜區（Tak Bai）警察局前，要求釋放六名被拘留超過一週的村莊保安人員。傍晚時分，司令部下令以武力驅散示威者，警察發射高壓水炮，並使用催淚瓦斯，導致七人死亡，十四名警官受傷。鎮壓告一段落後，警方命令示威者脫掉上衣，反綁雙手，並將1370名男子堆疊在卡車上，從陶公府（Narathiwat）德拜區運送到北大年（Pattani）的印卡塔營地。經過約6小時漫長而痛苦的車程，當卡車抵達時已有77人死亡，另有1人在醫院去世。屍檢報告的死因是「缺乏食物和水、胸部壓迫窒息以及急性腎衰竭。」這個事件被稱為「德拜大屠殺」，是泰國南部邊境近20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德拜事件地圖。抗爭群眾從右下的德拜區警察局被運送至左上方的印卡塔營地，造成77人死亡。部分往生者被安葬至中間的德洛曼諾清真寺公墓。（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泰國深南地區的暴力衝突 泰國南部與馬來西亞邊境接壤的耶拉（Yala）、北大年、陶公以及部分宋卡（Songkhla）地區被稱為深南（Deep South）地區，有近八成的人口是馬來穆斯林，與佛教徒佔多數的泰國其他地區形成鮮明對比。由於泰國政府長期壓制當地的馬來文化和宗教，導致當地分離主義團體與泰國軍隊之間的對峙。自2004年以來，衝突不斷加劇，多個分離主義團體因為主張自治權、反對部隊侵犯人權，也不滿政策對當地文化的威脅，而與泰國安全部隊對抗。儘管政府嘗試發展該地區的經濟並進行和談，但軍事化手段始終無法解決當地人在意的身份認同、不平等和強迫同化等問題。 過去二十年來，衝突造成約7547人死亡，14028人受傷，將近70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及孤兒院。其中約有1000名孤兒因被認為與分離主義團體有關聯，而無法獲得政府支持，甚至面臨逮捕、起訴和DNA測試。 關於「和平博物館」的探問 我們是否能夠在持續的衝突之中建構一座和平博物館？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會如何運用和平博物館的概念？一座博物館是否能夠促進和平呢？根據筆者的研究，深南地區的人們認為，和平博物館是有用的，然而他們並不樂見自己的經歷在當地展示，因為這可能會延續痛苦的記憶，且流於封閉的交流。相對地，他們希望將博物館設置在衝突區域之外，成為直接與軍隊、政府和深南地區外的群眾交流的工具，從而促進同理與和解。 在深南地區，許多推動和平工作的人都認同博物館是發展和平教育的重要工具，因為它能夠提供多樣化的歷史敘述和觀點。2020年，我和一群學者及和平工作者共同創立了「深南博物館及檔案倡議計劃」（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備註1），探索以實體博物館推動和解的可能性。由於2004年發生的德拜大屠殺事件的法律追訴時效將於2024年10月25日到期，為了推進相關法律程序，我們選擇此事件作為首次的博物館展示主題。德拜事件涉及國家暴力與國安問題，使得在泰國境內募款相當困難，泰國缺乏完善的博物館和檔案館制度，也讓財政工作變得複雜。幸好，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的贊助補足了計畫初期的資金缺口。 然而，取得泰國官方文件並不容易，德拜事件的相關資料更是不對外公開，成為研究的重大考驗。此外，與受害者家屬的聯繫也相當困難。自事件發生以來，17年間許多人因為個人安全考量，或對這段記憶感到恥辱和痛苦，因此保持緘默，甚至早已搬離深南地區。當我們邀請家屬分享個人經歷和記憶時，建立信任關係成為我們長期的挑戰。田野調查就如同找尋17年前的足跡，證據零碎而分散，每位受訪者的記憶破碎且不一致。 策展團隊訪談受害者家屬，揭開物件背後的故事。圖中木門上的痕跡，是德拜事件後士兵搜查時留下的印記。對這個家庭與失去孩子的母親而言，是痛苦不堪的提醒。（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由於新冠疫情，團隊無法前往泰國深南地區，只能依賴當地的田野調查員採集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員從初期就開始參與計畫，她有效地與受害者家屬和社區建立信任，成功接觸到超過20個受害者家庭，並且收集了他們的故事，以及保存了17年、與受害者相關的珍貴物件。 讓遺物說話 個人經歷和記憶，尤其是普通民眾的經歷和記憶，常被視為不重要的、脆弱的、缺乏可信度的。我們的挑戰是將這些經歷、記憶和普通物品——比如衣物、鈔票、食譜和鳥籠等——轉化為超越個人層面的表徵，以此描繪國家暴力，並以敘事呈現公共的集體事件，而非孤立的個人故事。展覽在不直接呈現暴力的情況下討論暴力，避免構築悲傷的敘事，致力於呈現事實，讓觀眾能與自我、與彼此展開對話。   策展團隊展出許多受難者的物件與故事。（左）受難者Aduha的父親為他保存了一張學生照和一張軍方檔案中的亡者照片，以此確認他曾經擁有的生命。（右）Baba Mae保留了事發當天埋葬亡者時穿的長衫，如今他已不再穿它。（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受害者家屬與研究團隊分享故事和物件，共同參與了策展工作。我們重視每一則敘述，因此選擇展示所有物件，並使用當事人的措辭，以簡單而直接的方式讓觀眾了解當事人面對不公時的痛苦和沮喪、對安全的恐懼和擔憂、生活的掙扎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渴望。另一方面，過於繁複的資訊可能會阻礙觀眾理解事件和人們的經歷。因此，我們努力讓展示精煉，確保關鍵主題突出，引發深層的反思和聯繫。這種方法讓展覽充分傳達了受害者家庭的集體創傷和復原力，同時保有他們個人經歷的完整性。 「聽見沈默：2004年德拜事件」展場，觀眾仔細閱讀故事。（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首次展覽「聽見沈默：2004年德拜事件」於2023年3月開幕。儘管是一個僅有14件物品的小型展覽，仍廣受公眾和媒體關注。隨後，展覽巡迴至各大學和藝術畫廊。最新的展覽「永不磨滅的記憶：2004年德拜事件」於2024年3月3日至7月31日在曼谷的西林汶人類學中心舉行。 重返深南地區 深南博物館及檔案倡議計劃收到一群在德拜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婦女的建議，將展覽帶回該地區，使得當地人——尤其年輕世代能夠了解德拜事件，並認識她們所愛的人作為善良丈夫、父親、兄弟和朋友的尊嚴。因此，策展團隊將展覽帶回德拜事件的發生地——陶公府，並於2023年10月起在當地的德拉帕爾畫廊（De La' Pare Art Gallery）展出。 德拉帕爾畫廊展場（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我們也舉辦了工作坊，讓觀眾有機會與展示物件的提供者交流，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觀點。這不僅使我們獲得了寶貴的回饋，也加深了民眾對「和平博物館」的理解。工作坊結束後，受害者家屬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和物件，並且促成了我們與其他受害者家庭的聯繫。 策展團隊將展覽帶回深南地區，讓當地的年輕世代認識這段歷史。（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和平博物館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在「德拜2004」展覽中，它成為受害者和倖存者發聲的平台，並且鼓勵觀眾批評政府對人權的侵犯，反思泰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文化。最重要的是，它讓國家暴力體現在亡者與那些繼續活著的人的經歷、記憶和故事之中。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歷史真相，同時促進了對話和反思，使和平博物館成為解決和理解衝突的重要工具。 （執行編輯：黃淥） 備註： 備註1：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Email : museumdeepsouth@gmail.com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