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應元宜（藝文工作者、倫敦聖馬丁學院敘事環境碩士生） 歷史博物館應該要展示些什麼？如何回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與民族身份？這些問題在威爾斯（Welse，威爾斯語Cymru）顯得尤為重要。威爾斯位於不列顛島的西部，隸屬於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自1536年與英格蘭正式合併以來，便處於在英格蘭統治之下，導致威爾斯語曾一度面臨消失的危機。然而威爾斯不僅地貌、文化、語言皆與英格蘭有所不同，今日也設有自己的議會。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歷史博物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該如何敘述自身的歷史呢？ 位於首府卡地夫（Cardiff）的聖法根國家歷史博物館（St Fagans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威爾斯語Sain Ffagan Amgueddfa Werin Cymru），有別於常見的編年式展覽敘事，在策畫常設展時，選擇以點狀的形式來敘述威爾斯的歷史，也相當重視公眾的參與，期望博物館能開啟公共討論，促進威爾斯朝向公平正義的社會邁進。   聖法根為英國首座露天博物館，保存了包含常民住家、教堂、商店、旅館等不同時期的歷史建築。（聖法根國家歷史博物館提供）   從建築保存到文化行動 聖法根於1948 年開館，當時參考瑞典的斯堪森（Skansen）露天博物館，將威爾斯各地的歷史建築遷移重建至園區內，成為保存和展示威爾斯大眾的日常生活與文化的民俗博物館。如今園區佔地逾100英畝，保存有超過40餘棟不同時期、不同功能的歷史建築。每個建築內都有工作人員或志工，向遊客介紹建築的由來、特點與原主人的故事。   聖法根園區占地廣闊，營造宛如威爾斯各地鄉村縮影的景致，多數建築都可以入內參觀，了解不同時期常民生活的情況。（應元宜 攝影）   2018 年，聖法根完成了為期六年的「創造歷史（History Making）」專案。這項計畫不僅建立新展覽空間，策展人Sioned Hughes 和Elen Philips更致力將聖法根打造成「行動主義博物館」（activist museum）。其核心理念是將博物館的角色從「為社區服務」轉為「與社區合作」，讓民眾不只被動地參觀展覽，而能主動的參與策展與建設工作。此外，博物館也推出許多新計畫，包括舉辦學徒計劃，提供民眾技能學習管道與工作機會；經營口述歷史培訓與收藏中心，讓弱勢群體的歷史能進入國家口述歷史檔案庫中；更嘗試讓歷史建築成為對阿茲海默症患者友善的空間等。 再現日常：威爾斯的歷史、文化與生活 聖法根的新常設展包含「生活是…」（Life Is…）、「威爾斯是…」（Wales Is…）等兩個展間，更規劃了複合式空間「互動工作坊」（Gweithdy ，威爾斯語工作坊之意），觀眾可以品嚐咖啡，藉由以「材質」為切入點的展覽認識威爾斯過去至現在的工藝，包含金屬鑄造、木雕、編織、陶藝等，也有機會在假日工作坊中動手體驗這些傳統技藝。   互動工作坊內的展覽以材質分區展示，展櫃旁多設有互動區鼓勵觀眾動手摸摸看。（聖法根國家歷史博物館提供） 新常設展「生活是…」以物件呈現威爾斯橫跨千個世代以來，日常生活的變化。（應元宜 攝影）   「生活是…」展間以威爾斯的日常生活為主軸，呈現服飾、飲食、工作、娛樂、寢室與殯喪等主題的文物與故事。展場中最龐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娛樂區的露營拖車（caravan），係Dodds家族捐贈給聖法根的。1950年代Dodds家族訂製了這台拖車，當時的價值等同於一間小型房屋。展覽搭配豐富的老照片和回憶紀錄文字，讓觀眾可以一窺50年代中產階級的假日娛樂型態。展間中大量的照片、引言不僅為靜態展品注入生命力，也讓不同階級、職業、文化背景的居民，能直接為自己的經驗發聲。 策展過程中，聖法根主動走入在地社群中，邀請民眾投票表決選件，參與文案撰寫等工作，最後由策展人與設計師，將民眾的想法轉化為如今展覽的樣貌。展場中眾多影片，則是由參與口述歷史教學工作坊的青年負責採訪製作的。展覽呈現了威爾斯20世紀近代生活史，生動展示不同族群的日常樣貌。稍嫌可惜的是展間英文標題使用現在式動詞（Life is…），卻較少展示21世紀以後的變遷與當代生活物件，讓觀眾不易對當代發展與未來趨勢有更進一步的想像。 新常設展「生活是…？」以大量物件配合照片拼貼與文案說明牌，介紹威爾斯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應元宜攝） 1950年代Dodds家族花費六百英鎊訂製的夏日露營拖車，包含房間、小廚房、遮陽棚等設備，一直使用到2009年後捐贈給聖法根為止。（應元宜 攝影） 展間內說明牌引用民眾的話語、老照片等，讓民眾有機會用自己的話語說故事。（應元宜 攝影）   「威爾斯是...」展間以簡約的白色設計，宏觀地討論威爾斯的特性，並依據主題分為「音樂的」（musical）、「建立於信仰之上」（built on faith）、「獨立的」（independent）、甚至「並不總是受歡迎」（not always welcoming）等站點。策展人認為，對每個威爾斯人來說，對「威爾斯是...」的探問都有不同答案，因此展覽從不同主題切入，呈現某一個時間節點、某個片段或某群人記憶中的威爾斯。 「威爾斯是...？」以展櫃與白色立架等結構打造一個個獨立的主題空間，從各個面向討論威爾斯的過去與未來。（應元宜 攝影）   展示並不避諱敏感的當代政治議題。在「威爾斯是獨立的」站點中，聖法根以「設置威爾斯國會」公投切入，邀請觀眾思考民主投票與身份認同等議題。除了呈現1979年與1997年的兩次公投結果，也引導觀眾反思20年間公投結果的演變。同時，展覽也審視公投的通過標準與年齡規範，並探討與2016英國脫歐公投的相似與不同之處。 民主的空間：以展示開啟當代議題的討論 展間中，最顯眼的莫過於色彩繽紛的便利貼。每個站點幾乎都設互動區塊，邀請民眾在便利貼中寫下自己的意見。問題包括「脫歐會讓威爾斯變更好嗎？」等是非題，也有「觀眾穿著傳統服飾參與球賽是壞事嗎？這些『傳統』服飾到底有多真實？」等開放式提問，並且以留言板的形式邀請民眾對重要社會事件表達意見，或為礦災事故受難者留言弔念。 展間內可見大量繽紛的便利貼，由字跡可見留言者各年齡層都有，工作人員表示因數量龐大，他們需要不時整理。（應元宜 攝影） 觀眾可在便利貼上發表自己對地方語言保存、英國脫歐等議題的看法。（應元宜 攝影）   站點式的設計，打開了威爾斯歷史敘述的廣度，雖然對不熟悉威爾斯歷史的訪客來說，這種設計可能難以清楚地認識威爾斯與英格蘭之間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糾葛。然而展示從眾多不同角度切入威爾斯的歷史，宛如一個個小點連結成眾多的線，生動地呈現威爾斯的歷史文化特色。筆者在參觀過程中，遇到學校、威爾斯代表球隊等不同團體來館內參觀。球隊經理更告訴筆者，由於球員來自不同背景，隊員主動要求來參訪聖法根，藉此認識其他隊友的文化。 而今日的「威爾斯是…」也沒有停下腳步，持續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會運動、疫情等重大事件更新到展示之中。作為威爾斯備受歡迎的露天式博物館，聖法根試圖透過公眾參與，轉變為不斷「行動的」博物館。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會運動展示是2020年後新增的區塊。（應元宜 攝影） (執行編輯：黃淥)

作者：方郁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組組員）、江瑄（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組組員）、黃柏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組組員）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歷史可追溯至1823年，是當地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博物館，起初延續歐洲珍奇櫃(cabinet of curiosities) 的收藏概念，向特定知識階層展示殖民成果。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後，為了建立國家自主意識，該館才開始被政府定調為展示新加坡歷史文化的國家級博物館。現今，該館的展覽以歷史與文化為主軸，讓訪客窺探百多年來新加坡的生活面貌。常設展由「新加坡歷史館」與「新加坡生活館」組成，2015年配合新加坡建國50週年進行展示更新，以沉浸式體驗將觀眾帶回不同時期的新加坡，並以五感體驗加深觀眾與歷史之間的情感連結。 「新加坡歷史館」將新加坡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並依此分為四大展區：新加坡拉 (Singapura, 1299-1818)、英國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 1819-1941)、昭南島(Syonan-To, 1942-1945)、新加坡(Singapore, 1945-present)。展覽以展間大小、多樣化設計元素及體驗情境營造，呈現不同的時間體感，創造深刻的情感連結。本文將分析其展示內容、空間規劃與情境設計如何相互作用，說明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如何透過展示策略呈現「新加坡的故事」。 大時代與小生活的歷史展示 新加坡歷史館的常設展於2006年開幕，當時的參觀動線包括呈現大時代的「國家史蹟路線」與呈現個人故事「個人經歷路線」。而展覽於2015年更新後，雖然參觀動線設計已變更，但依舊能從展覽的空間規劃與展示設計中感受到「以小人物撐起大歷史」的敘事軸線。 首個展區「新加坡拉」聚焦於新加坡史前生活樣貌。展區以中央的巨大船隻造景作為視覺中心，一旁投影模擬早期居民熱絡的貿易與生活場景，搭配展櫃內石器、陶器、珠寶等考古文物展示，讓觀眾想像當時熱鬧非凡的情景。全區展示焦點圍繞在「港口」及「交易」，強調自古以來，新加坡獨特的地理位置所帶來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特質。      「新加坡拉」區以巨大船隻造景為視覺中心，呈現海島的生活意象（左圖江瑄、右圖黃柏華攝影）   第二區「英國直轄殖民地」展區則以人物肖像及文件等文物，按照時序說明英國殖民新加坡的歷程。此展區以曲折的觀展動線及數個自成主題的小展間組成，展示內容則從印度裔雀替爾(Chettiar)族群、華裔、馬來裔、阿拉伯裔等不同族裔的人物故事出發，介紹其活動與貢獻，乍看聚焦於人物傳記，卻同時引入新加坡各面向的生活史。例如，以首位華民護衛司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引導觀眾認識19世紀華人社會的幫派與秘密結社，這種以偉人為引，展開庶民生活史的展示敘事，將街井小民的生活與大歷史緊密編織，引動觀眾思考不同的歷史面向。   「英國直轄殖民地」區呈現英國殖民的歷史紀錄，描繪不同族群的生活面貌。（上排及右下黃柏華攝影、左下方郁瑄攝影） 展區也呈現出19世紀的市街樣貌，包括人力車、鴉片煙館、商店牆面，結合視覺、聽覺等複合感官的展示，營造日常生活情境。例如「鴉片煙館」利用點狀的昏暗紅光、彎曲狹窄的空間與碩大的場景背景，再搭配吸食鴉片的逼真呼吸聲，營造出彷彿置身於鴉片館的悚然感受。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館員曾在訪談中表示，2006年版的展覽於籌備時即規劃援引電影元素策展，將展覽整體規劃為電影的分鏡場景，企圖透過此一形式親近觀眾並引動思考，此一設計於2015年更新後依舊發揮著作用，創造出獨特的參觀體驗。   「鴉片煙館」結合多樣感官體驗，營造逼真情境。（黃柏華攝影）   本展區空間分隔破碎，設計了數個僅能容納3至4人的小空間，分別介紹不同人物或子題，搭配狹窄的走道，讓展區看起來熱鬧而擁擠。觀展動線亦無明顯連貫，觀眾無法一眼看盡展示內容，需要來回穿梭才能完整瀏覽。展區透過情境營造與隔間規劃，加深觀眾印象，並延長觀展體感時間，著實透過展示設計為展覽內容加分，創造出豐富的展覽樣貌。   「英國直轄殖民地」區規劃許多富有層次或隱蔽的小型展間，提升展覽的神秘性與可看性。（方郁瑄攝影）      「英國直轄殖民地」區以日本引進的人力車與歷史影片為中心，後方則為巨大的英國人畫像。（方郁瑄攝影）   複合多元的歷史敘事與展示手法 展覽的後半展區：「昭南島」、「新加坡」單元，則在展示、空間及氣氛營造上改以開闊為策略，透過大圖像、寬敞走道，視野內能看到完整展示內容，甚至下一個單元空間，以視覺和空間感知傳達與前半區相異的「國家」想像。   「昭南島」區配合戰爭主題所設計的軍綠迷彩、不規則燈光。（黃柏華攝影）   例如「昭南島」展區的「樟宜監獄」主題，展示手法與「鴉片煙館」復原式的造景迥然不同，該主題以1930年代文物「監獄門」區隔空間，觀眾從走道就能窺見內部。越過監獄門後，展區地上如鐵欄杆般的條狀燈光，搭配巨幅戰俘生活照及相關文物，帶領觀眾想像被監禁的情境。在設計元素的輔佐下，這段困難歷史以「想像」作為展示策略，搭配寬敞的空間設計，為觀眾帶來了更多凝視與思考空間。本展區在時間跨度上僅有3年，卻佔整體展場空間的四分之一，可見國家博物館對該段歷史的重視程度。對於多元族群的新加坡來說，或許可藉由這段傷痛歷史提升國族認同，增進社會團結性。   「樟宜監獄」以監獄門區隔出半開放的展示空間，並透過條狀燈光暗示觀眾內外場所差異。（方郁瑄攝影）      最後的「新加坡」展區更加寬闊，透過各種「大」展示描繪新加坡建國歷程。國家成立要素的展區空間方正，以新加坡國旗紅作為主色，牆面漆紅、地面鋪以紅色地毯，從視覺至地板的觸覺，傳遞出莊重的感受。   「新加坡」區的建國歷史主題空間較大，且格局方正、展件陳列整齊。（黃柏華攝影）   除此以外，令人耳目一新的是2015年常設展更新的重點之一：「新加坡環境綠化政策」展區。博物館透過碩大綠樹、樹蔭般的燈光、草皮地毯、河川氣味的嗅覺互動裝置，打造了街道與公園的視覺造景。強調五感體驗的新展示設計，讓觀眾能細思綠化之重要，連結對新加坡「花園城市」的意象認同。對比前兩展區，後兩展區在寬敞空間中呈現單一主題，讓觀眾更專注於展示子題，並感受時序更迭與國家進展，另一方面也以空間的「大」牽動觀眾的情緒以及對國家的想像。   觀眾可以稍「坐」休息，體會「花園城市」的意象。（方郁瑄攝影）   翻轉印象：新加坡的「小」與「大」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透過敘事方法、空間設計以及展覽情境，創造出內隱式的情境來支持多元的內容主軸，也讓觀眾細緻地接觸新加坡歷史。每個展示空間都有獨特的情境氛圍，並以綜合性的感官刺激，使觀眾踏入每個展區時，彷彿進入展覽所指涉的彼時彼地，留下深刻的記憶。 前半部的展示並陳大歷史與小歷史，以重要人物及事件認識歷史的「骨架」，在相較狹窄的空間中將庶民生活史的「血肉」填滿歷史的縫隙，打造多族群、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之始。展覽後半部則在寬闊的空間中引導觀眾在不同情境與時間中穿梭漫步，呈現出「大」的感受。在世界地理印象上的「小」國家——新加坡，透過國家博物館常設展的展示策略，強化觀眾對於不同展區的記憶點，呈現厚實且多元的國家歷程，深刻感受到新加坡之「大」。   展覽後段再次利用情境式體驗，以與一般人最密切的住居政策與居家生活，加深觀眾對「新加坡」這個國家的記憶。（黃柏華攝影） （執行編輯：黃淥）

作者：謝仕淵（臺南市文化局局長） 歷經兩年多的整修，鄭成功文物館於2023年12月22日以「臺南市立博物館」（以下簡稱南博）之名重新開館，定位為「南博」系統的本館，與臺南左鎮化石園區、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等館舍組成博物館系統，共同演繹臺南文化的多元面貌。 南博系統具有多重的時間尺度：臺南左鎮化石園區展示了自然史長時間的演化，如何影響臺南沿山區域的風土與人文條件；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則見證了臺南在現代化的脈絡下，如何與世界共時，演變成為現代都市。而南博系統對於「現代」的想像並非單一或線性，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具體地展現出現代治理與傳統社會的碰撞。   臺南市立博物館館群，左上為臺南市立博物館，右上為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左下為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右下為臺南左鎮化石園區（圖片來源：臺南市立博物館）   南博系統是一個持續擴展的博物館系統，體現了對於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其經營管理則彰顯博物館技術如何整合資源並提升效益。在行政規劃上，南博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的二級機關，其他縣市類似等級的博物館經常由文化局處博物館科兼辦，且由科長擔任館長。但是南博具有獨立預算，配置專任館長，行政更加自由獨立，體現臺南市政府對於博物館事業的重視。 「南博」的前世與今生 南博的構建與轉型，深受過去文史調查與典藏發展脈絡的影響。自日治時期開始，臺南便由官方與民間共同調查史蹟、搜羅史料，並舉辦展覽。而南博的成立最早可追溯至1932年日本政府成立的「臺南市史料館」，1936年興建新館並更名為「臺南州臺南市歷史館」。戰後以「臺南市立歷史館」為名重新開幕，1960年代起，受到張揚民族大義的價值影響而改名為「民族文物館」，2003年改名為「鄭成功文物館」。但其實先不論強調鄭成功的歷史評價可能涉及的歷史正義問題，光就收藏而言，這座博物館過去雖名為鄭成功文物館，但館內與鄭成功有關的文物實在寥寥可數，名實之間並不相符，因此更名為「臺南市立博物館」。   南博展出的文物，是許多文史工作者百年來累積的成果。（圖片來源：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臺南市立博物館） 在近百年的文史調查傳統中，南博積累了豐厚的在地文物，見證自清代府城時期到近代臺南的發展歷程。同時，過去一世紀的博物館收藏過程，相當依賴民間文史工作者共同協力。包括石暘睢、莊松林、盧嘉興、連景初、黃天橫等在地文史社群，自日治時期便持續在臺南地區進行史料發掘與調查，搶救了因為戰爭、都市擴張等因素影響的文化資產。這些類項完整的歷史文物，反映臺南府城的多元性格，讓我們看見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社會運作與人群關係的時態，更重要的是，這些珍貴的文化結晶，正是諸多臺南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青年協力策展，與土地連結：開箱臺南市立博物館（下） 開幕常設展「自造臺南：我們的歷史」 重新開幕的南博常設展以「自造臺南：我們的歷史」為名，透過貫時性的展示敘事，讓觀眾認識臺南的歷史脈絡。展覽分為「臺南DNA」、「機遇之海」、「東都明京」、「府城格局」、「豐饒之城」、「川流人群」、「守府聚新」、「南方摩登」、「共築南都」等單元，詮釋臺南的歷史。   「臺南DNA」與「機遇之海」展區呈現台南與「水」之間緊密的關聯（圖片來源：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臺南市立博物館） 常設展強調在歷史長河之中，臺南地區的人群互動過程：原住民首先在此定居，接著有多元的人群匯聚於此，共同形塑了這片土地與城市的文化與性格。「東都明京」單元展出珍貴的鄭成功相關文物，說明鄭氏王朝在臺南的發展，凸顯國族認同與歷史記憶中多變的鄭成功形貌。「府城格局」、「豐饒之城」、「守府聚新」等單元則從政治、商業與文化等面向，描繪清代府城的定位，說明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外交與經濟等因素對臺南的影響。   「府城格局」展區中展示大、小北門門額，呈現府城格局（圖片來源：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臺南市立博物館） 常設展也企圖呼應臺南在縣市合併之後的全新格局，不僅僅著眼於府城地區，也呈現大臺南地區多元的城鄉環境跟風土，如何形塑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文化。「川流人群」單元透過呈現流域與王爺信仰的關係，說明有別於府城的社會空間發展。並且指出早期臺南的子民們伴水而生，清代地方社會時常因爭奪水資源而引發爭端，官府也藉著分配水資源及興築防水工程，展現統治權威以及施政績效。 「南方摩登」、「共築南都」等單元，則從日治時期的臺灣近代化為背景，指出成為殖民地的臺灣，在引入近代國家制度之後，逐步改變臺南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而府城城牆的拆除、西式建築的植入、新式教育、現代商業行為與生活娛樂、農業生產模式的變化，都反映了帝國治理殖民地的想像與奪取資源的企圖，卻也讓臺南逐漸和近代世界同步。   常設展強調不同世代的臺南人有意識的進行文史保存，為不同時代的歷史留下證據（圖片來源：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臺南市立博物館）   常設展中的物件與製造歷史的人 常設展以「自造臺南：我們的歷史」為名，強調如石暘睢、陳春木不同世代的臺南人有意識的進行文史保存，為不同時代的歷史留下證據，使得臺南市因此成為臺南。近百年的收藏積累許多重要文物，南博常設展中有不少具有文資法下古物資格者，包括「鄭成功畫像」那須豐慶摹本、鄭成功草書、玉板（傳寧靖王『玉笏』）、萬壽宮下馬碑、臺灣府城門額、臺灣知府蔣允焄鴻指園碑碣、清代林朝英書法木刻、清代吏治箴言匾以及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人像頭部殘件。這些珍貴的文物提供了追索從當代回溯日治、清領等階段，臺南歷史變遷的重要線索。 常設展經由強調保存歷史者的能動性，使得「我們的歷史」不是僅是口號，而把守護歷史當成日常實踐。南博帶我們看到以人為中心而構成的臺南，及其文化的特殊性，說出一套讓在地人認同、讓外來者認識的故事，成為大家認識臺南的開始。   （執行編輯：黃淥）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