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黃昱儒、陳宛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針對當代社會發展進行典藏行動為博物館工作重點之一，然而2021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博物館該如何發揮自身功能，繼續為社會典藏記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於6月22日舉辦「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線上講座，由賴瑛瑛老師主持，以「典藏」為核心，邀請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國立清華大學「記疫」團隊（以下簡稱清大）、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專業博物館人現身說法，討論博物館該如何思考典藏的當代意義，並鼓勵大眾共同行動，紀錄當代社會多樣化之物件與資訊。   困難歷史典藏的人權尊重與準則 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認為，文獻遺產對瞭解社會與個人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聯合國（UN）近年提出遭受危難的受難者及其社會全體均享有「追求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Truth）」，特別在大型人權侵害下，國家更扮演保存與公開重要文件證據的角色。 有別一般館舍以物件為典藏核心，人權館典藏原則依據Jennifer Carter與Jennifer Orange倡導的「人權博物館學（Human Rights Museology）」，並參考《國際檔案描述標準》「檔案來源理論、尊重全宗、原始順序」三大原則，規範檔案描述須兼具檔案內容（Content）、來源脈絡（Context）、組成結構（Structure）三項目，專注於「人」及其背後故事，使「受害者」的面貌更加清晰，並進一步推動真相還原、賠償、體制反省的轉型正義工作。例如：《葉盛吉日記》除呈現判決書，也附上日記與書信手稿，可以更完整瞭解其生命史與政治思想轉變。而文物修復則以「追蹤傷痕」為核心，並從受難者、歷史學者與修復師三方角度考量，判斷是否需進行修復工作。例如：受難者吳鵬燦和連德溫用飯粒與牛皮紙製作的書包，讓後代能從父親傷痕角度進行保存修復。 《葉盛吉日記》判決書與日記手稿並陳，使觀眾更接近還原的真相。（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許貴標前輩向大家展示吳鵬燦和連德溫獄中製作之飯粒牛皮紙書包。（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災難事件的緊急典藏與民眾參與 接續，由曾婉琳館員說明臺史博的當代典藏模式，館方除了鼓勵大眾捐贈，也作為行動者進行蒐藏工作，並透過捐贈的小故事回應臺灣的大歷史，經由展示呈現社會不同脈動，如：318公民運動及臺南大地震等。 2016年，臺史博執行「206地震物件搶救計畫」，由謝仕淵老師帶隊至現場進行紀錄與物件採集，以作為後續典藏研究。當時採集的物件也與展覽結合，如2017年「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透過展示地震現場蒐集的文物，反思博物館如何保存當代社會記憶、如何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2020年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臺史博也制定「政府機關防疫工作、防疫的相關事務、具公眾印象的事物、防疫的日常風景」四大蒐藏方向，以及「Covid-19物件蒐集計畫」與「防疫的日常風景圖片蒐集行動」兩個行動方案，前者向民眾徵集物件，並要求附上小故事；後者則透過建置Covid-19圖片徵集網，記錄防疫日常影像，如：麻豆國小疫情聯絡簿，反映學生沒有畢業典禮的無奈。 臺史博反思當代資料蒐藏的即時性、延續性與巨量性，訂定《當代資料蒐藏管理要點》簡化蒐藏流程與專案小組設置，期望不同群體加入蒐藏行列，促進共同的當代蒐藏行動，達到明日蒐藏、當代蒐藏的理想。 臺史博透過徵集計畫所蒐集的物件，部分物件已在「離人．離島：臺灣離島的多重變貌」特展中展出。（田偲妤 攝影） Covid-19 圖片徵集網中，麻豆國小防疫聯絡簿紀錄小學生觀點的疫情點滴，而清大「記疫COVID-19」網站也會轉載徵集網中的圖片。（CC BY 4.0  疫情聯絡簿，取自COVID-19圖片蒐集網）   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 接著，由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分享回應當代疫情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此計畫是科技部「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的子計劃之一，目標除了紀錄當下疫情，也促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社群進行回應與介入，及透過公眾參與，探討疫情經驗的公共性。 自2020初開始，「記疫」網站上蒐集了人文社會學者針對疫情的討論文章，此單元命名為「疫想」，目前累積了200多篇；也辦理公眾培力工作坊，鼓勵民眾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紀錄方式，書寫自己的疫情故事，目前已累積800多篇的「觀察誌」。除此之外，「記疫」團隊也串連全臺的書店與圖書館辦理聯合書展，透過各式活動，促進議題的討論。林教授提到此計畫展現了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公共化經驗」，危機當下，透過蒐集個人的敘事可以拼湊出疫情經驗的公共圖像，有助於未來理解現在；二是「認識在地」，他將持續至今的疫情期間形容為「集體學習的過程」，當非常態開始變成常態，單一學科的慣習或典範變得不足，必須再去認識在地的多重利害關係，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   尊重博物館典藏文化與倫理 史前館王長華館長最後以史前館近期的展示更新，說明過去被「物件」定義的考古學、人類學博物館，如何重新理解藏品，並與當代社會產生連結。 王館長提及傳統博物館的問題，考古學、人類學物件被去脈絡化後，藏品可能隱含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加上過去史前館與80年代起的原住民權利運動並未有較深的互動，以上問題推進史前館重新反思博物館的知識架構與典藏意義。知識論的改變可從以下三個案例中體現：第一，卸除南科考古館的人骨遺骸展示，以模型、3D技術取代，此舉揭示觀看的角度從「標本」轉向「人」；第二，謹慎地詮釋原住民神聖物件，積極與原初社群溝通討論；第三，近年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皆透過與部落合作，重新詮釋藏品，雖然並非史前館之案例，但能說明如何將典藏連結當代原住民社群。 最後，王館長提到，史前館未來希望轉型為一個論壇式的基地，促進跨領域、跨平台的研究合作，從藏品出發，引導臺灣人去理解地底下的故事與當代原住民，促成典藏在當代的公共性連結。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I12B2人骨模型。展場中皆以模型或是複製品取代真實的人類遺骸展示，表達對「人」的尊重。（田偲妤 攝影）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展示模型。（田偲妤 攝影）   博物館如何與社會、公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為當代博物館無可迴避的課題。藉由本次分享與討論，得以瞭解不同性質的博物館該如何從傳統「典藏」出發，回應當代課題，再次將「物」與「人」聯繫在一起，其中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包含隱藏的、未揭露的權力關係，都是博物館值得持續反思與挑戰的課題。

作者：趙欣怡（國立臺灣美術館副研究員） 前言 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以下簡稱「威雙」）作為世界三大國際藝術展之一，原訂於2020年辦理的「第17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因義大利深受COVID-19新冠病毒影響，被迫宣布延至2021年，在全球疫情肆虐下，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為極少數決定以直球對決，持續舉辦的國際藝術文化活動。   文化經濟與人命存亡拉鋸戰 威尼斯（Venice）座落於威尼托區（Veneto Region）仰賴藝術活動為主要經濟命脈，2020年面臨史無前例的觀光災難，尤其染疫人數在當年底達到高峰。直到九局下半，臨近2021年2月底，參展單位被告知展覽將於5月如期舉行，並須嚴格遵守大會防疫規定辦理，也代表威尼斯無法承擔取消雙年展所帶來的經濟崩盤，不得不堅持舉辦展覽。 本屆威雙主展場入口處設有容留人數感測裝置，以紅綠燈顯示容留人數限制，並提醒要保持社交距離。（趙欣怡 攝影）   大會公佈取消實體、改辦線上記者會與開幕活動等措施，並於4月底陸續頒布參觀展館線上預約系統，更限制每一時段參觀人數上限，以致各展館因應大會防疫規定而增加各種行政與展務支出。同時，配合義大利當地政府的防疫政策，所有非歐盟國家入境者，即使持有PCR陰性檢測證明仍須進行10至14天居家隔離，隔離結束經再次檢測為陰性者方可離開住所。大會祭出的嚴謹規定，在近年疫情尚未獲得控制的狀況下，恐將成為未來其它城市舉辦國際大型展演活動之參考依據。   大會主題揭露人類真實災難 本屆大會主題由黎巴嫩籍的建築師Hashim Sarkis提出，由開放性的大會主題「我們將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探討在當今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下，如何共同面對從人類的居所、家庭、社區、地域到星球的空間議題，試圖藉由集結藝術家、建築師、工程師、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生態學家、媒體記者、社會公民的參與，運用多樣性建築概念與實踐回應大會議題。 在此開放性提問基礎之上，策展人將「我們將如何共同生活？」依字面的意義拆解詮釋，運用語言學轉譯為更實務的方法學： How如何：透過建築思維探究具體的解決方案。 Will將：從建築想像中尋找未來的願景與決心。 We我們：以第一人稱作為多元民族及物種，誘發對於建築的深層理解。 Live生活：代表生存、棲所、聚落、繁榮所建構的建築內在價值。 Together共同：顯示建築作為集體性、公共性與社會普世價值的實踐。 ？問號：表示建築的開放性正在等待多樣性回應與思考。   因此，在如此龐大的策展架構下，建築不應僅是空間或城市的問題，建築師必須正視地球氣候異常、森林大火、冰山融化、天然資源匱乏等天然災難，以及國際社會帶來的戰爭動亂、文化掠奪、難民潮、疫情傳播等人為災害。 整體策展思維從「身心障礙考古學」（An Archaeology of Disability）觀點切入，以希臘雅典衛城（Acropolis）建築遺跡探討空間可及性（accessibility），決定誰能參與過去並創作未來，現場展示點字說明版與手語影片，試圖喚起觀眾「身心障礙者亦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反映策展人思考當代建築發展趨勢的同時，亦融入社會文化平權理念。 〈An Archaeology of Disability〉David Gissen (USA, 1969)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 The New School University (New York, USA). 在Arsenale展場入口以考古人類學作為開啟策展架構根基，強調歷史建築研究應考量身心障礙者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趙欣怡 攝影）   策展人邀請46個國家之114個參展建築師或團體[註1]，由最小的生物單位逐漸擴大，延伸至人類整體共同環境，考量篇幅限制，僅以各子題以一件代表性作品附圖簡要說明： 1. 多樣物種（Among Diverse Beings）：設計創新身體，企圖解決人類感知與變化、生物共存之移情作用及互動關係。 〈Magic Queen〉 MAEID [Büro für Architektur und transmediale Kunst] (Vienna, Austria) Daniela Mitterberger; Tiziano Derme. 以ABB IRB 2600機器手臂3D列印在展場自動化建造有機循環的自然環境，探討人類與非人類共存的建築永續性。（趙欣怡 攝影）   2. 新式家庭（As New Households）：因應新型人口結構與家庭組成密度的改變，創新居所的構築方法與技術，擴展單一大樓為集體住宅。 〈Achim Menges〉/ ICD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and Jan Knippers / ITKE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Stuttgart, Germany)Achim Menges; Jan Knippers. 以創新的纖維素材Maison Fibre研發多樣結構強化承重，試圖解決建築帶來的環境生態汙染物質負擔。（趙欣怡 攝影）   3. 新興社區（As Emerging Communities）：公民性創造新組織方法，重新整備社會空間，以海平面上升、流行疫病與人口結構想像威尼斯的未來，探討人類如何共同棲息於東亞、中亞與拉丁美洲和難民營（Co-Habitats）[註2]。 〈Unsettled Urbanism〉[註3], Merve Bedir & Sampson Wong. 作品以大型插畫牆和雨傘裝置再現香港反送中242日抗爭期間的城市空間，作為資源運用。（趙欣怡 攝影）   4. 跨越國界（Across Borders）：縮小城鄉經濟落差、黎凡特（Levant）[註4]政治疆域界線，難民流亡居所空間挑戰、保護極地/亞馬遜/海洋/印太地區/公共領空。 〈All-purpose〉AAU ANASTAS (Bethlehem, Palestine) Elias Anastas; Yousef Anastas. 作品以完全不需額外固定材料的巴勒斯坦當代石造建築，探討在近東地區模糊地理政治疆界的黎凡特（Levant），思考人類多元種族共同生存空間型態可能性。（趙欣怡 攝影）   5. 同一星球（As One Planet）：創造與預測未來的世界，為聯合國提出超乎人類的未來、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企圖建立連接地球與外太空的網路空間。 〈Future Island〉OOZE and Marjetica Potrč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Ljubljana, Slovenia) Eva Pfannes; Sylvain Hartenberg; Marjetica Potrču. 瑞典OOZE團隊自2017年開始，依據地球氣候變異數據作為未來島生長的模擬環境狀態，展覽期間移置綠園主展場，以連接至天花板的太陽能板提供石頭熱能，預測經由各種微生物及環境條件可於100年後生成的新島嶼，在面臨全球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威尼斯島展出，更顯警世。（趙欣怡 攝影）   斷裂參觀經驗下遇見臺灣建築 在此策展論述架構下，策展人以具備清晰明瞭的漸進式發展脈絡，從人類身體的時間與空間為基點，藉由物種關係變化，逐漸擴大到家庭、社區、國界與地球，甚至連結至地球以外的空間。 然而，所有作品依照個別子題，被分別規畫在綠園城堡（Gardini）與軍火庫（Arsenale）兩個主展館。觀眾如在未能充分理解策展理念的前提下，確實難以跟著策展人的思維軸線進入每個議題的作品概念。即使展出第1、2、3議題的Arsenale是以單一動線規劃主題與空間配置，但第4、5議題的Gardini主展場在動線規劃上，並非以單一動線引導觀眾參觀展覽，造成難以達到大量建築裝置與作品閱讀上的整體關聯性，反而被切割成許多細瑣而龐雜的個別子題，實屬可惜。 雖然在Arsenale展場無法完整連貫大會主題閱讀軸線，但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曾在2018年第16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獲選代表展出的黃聲遠建築師「田中央建築群」（Fieldoffice Architects），本屆也獲策展人之邀，與林聖峰建築師與蔡明亮導演共同以「大家牽做伙」（Living in Place, Enabling the Coming-Together）參與大會主展區之「新興社區」議題。該作品以大型鐵件帷幕組成環繞型包覆與階梯結構，讓觀眾由外而內、由下而上，再進入蔡明亮導演的影像內容，感受時間、空間與文化交疊的共享場域，藉此反思臺灣在地的建築思維在國際發展趨勢上的角色與意義。 註釋： 註1：大會參展建築師名單 註2：Co-Habitats 註3：Unsettled Urbanism相關報導 註4：黎凡特（Levant）

作者：林宜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英國博物館為何變成醫療現場？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與疫苗話題升溫之際，一則國際新聞報導英國皇室的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分別在5月20日與29日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他們公開了照片呼籲國民踴躍響應政府的疫苗接種計畫。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他們接種的地點竟是在倫敦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而不是醫療院所，那麼一座原本在疫情中無奈閉館的博物館，為何成為醫療現場呢？ 英國是世紀疫情中最早開始為國民接種疫苗的國家之一，早在2020年夏天，首相便指示英國國民健保署（NHS）規劃能最快為國民施打疫苗的機制。NHS的計畫核心目標是，一旦正式開打，必須迅速將疫苗送進人們的手臂中，而不是留存在冰箱裡（Jabs in arms, not in fridge）。然而被疫情擾亂下斷續封城超過一年的英國人，對疫苗接種的接受度和考量不一，NHS注意到有些民眾身心脆弱，不願意離家到陌生的醫療場所，少數民族與弱勢族群可能不易接收到接種資訊等問題。為了推動醫療平權，NHS規劃接種的地點盡可能接近社區，並且按照每天可執行的規模分為三種層級，除了主要的大型醫療中心之外，還招募了博物館、體育館等公共場館，以及社區藥局與家醫診所作為小型接種地點，並且允許藥局在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場所設置臨時接種站，讓人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就近前往。   博物館參與抗疫行動，社區關係建構的重新啟動 倫敦科學博物館是英國學童們及親子訪客最愛的學習地點，著重互動式的詮釋策略，且擁有號稱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醫藥展示廳「醫藥學：惠康藝廊」（Medicine: The Wellcome Galleries）。如今這裡也是第一批加入疫苗接種服務的國家博物館，在閉館一年後於2021年3月11日重新以另一種角色為所在地肯辛頓與雀兒喜自治鎮（Kensington & Chelsea Borough）居民服務，並同步展開許多與疫苗有關的計畫，不僅親身參與抗疫行動，也將當代醫療科學與危機的紀錄帶到博物館現場。 倫敦科學博物館以疫苗接種中心之新角色為當地居民服務。圖為第一位接種疫苗的Jean Adkins女士。（© Science Museum Group）   在整個疫情閉館期間，倫敦科學博物館善用線上資源，發布館內與疫苗和流行病相關的藏品故事與觀眾持續溝通。在醫療科技探討方面，舉辦「疫苗接種遲疑影響力」（Vaccine Hesitancy）線上論壇，邀請美國白宮首席醫學顧問、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等國際免疫科學家參加，從科學視角分析民眾對於接種疫苗猶豫不決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以及舉辦「快速回應」（Rapid Response）論壇，探討生技界如何在史上最短時間內生產出救命的疫苗。典藏方面，博物館也把握機會展開「收藏新冠肺炎」（Collecting COVID-19）行動，將世界第一批輝瑞BioNTech疫苗與牛津AstraZeneca疫苗的瓶身、新冠肺炎的各種檢測工具組，還有政府每日對民眾簡報宣導用的手板等物品，加入展示陣容之中，為本世紀重大流行病所造成的醫療狀態與社會衝擊留下歷史，確保博物館重新開放後能持續保有當代性。 倫敦科學博物館致力於蒐集世界各地用於大規模接種計畫的第一瓶疫苗。（© Science Museum Group）   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加入具有多重意義，不但契合其價值內涵，實踐了博物館的社會任務與作為公共領域的重要性、即時性，同時也豐富本身的典藏與歷史。英國還有其他兩個地區型的博物館也受到徵召而設立疫苗接種站，位在西英格蘭達德利（Dudley）的黑郡生活博物館（Black Country Living Museum）在閉館期間以抖音（TikTok）的趣味演出成功在網路世界爆紅，甚至比科學博物館更早加入計畫。由於疫苗接種的分配具有地域性，一般人也會選擇離家近、自己熟悉的環境前往施打，能使人信賴的博物館不啻是個好選擇。從蒸汽機車博物館（Steam Museum of 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的個案分析來看，博物館方對於能用這種模式服務鄰近居民感到驕傲，不但成功招募更多志工，也有機會主動致電關心未現身施打的居民，在即將迎向重新開館的準備期間，能以此建立社區與博物館的情感是非常關鍵的過程，使得控制疫情和博物館經營展現了雙贏的可能性，在博物館飽受挫折之後，得到重啟關係建構的契機。   疫苗接種是當下最重要的世界全民運動，英國以外的國家都有徵收或召募大型博物館使用的狀況，例如美國著名的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便參與其中、西班牙使用了加泰隆尼亞鐵路博物館的車輛展示大廳、羅馬尼亞的吸血鬼城堡提供接種作為入館參觀前的服務選項、義大利則將接種中心設置在米蘭達文西科學博物館，而拿波里卡波狄蒙特美術館則讓接種後的民眾在展廳內邊觀賞美麗藝術品邊休息片刻。其實重點並非止於提供醫療場所，而是這些因為疫情休館沉寂了一年餘的博物館與美術館，利用配合國家醫療體系的機會，成為照顧國民身心健康的場域，展開與在地觀眾新的關係建構。   開始採取行動！迎接後疫情時代的博物館 歐美博物館熬過了2020年的裁員閉館與經費危機，正在逐漸重啟大門，尋求開放復甦可發揮的社會責任與後疫情的新常態。各種規模的博物館陸續製作了參觀說明影片，小心翼翼向觀眾說明防疫新規範，例如展示參觀動線的重置、導入預約限額制度、制定消毒與口罩公衛規定等，而作為館內重要收入來源的餐飲服務多半仍無法恢復正常供應，逛博物館變成後疫情時代的另類經驗。這些掣肘的規矩，使得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參觀博物館的行為或許將大舉回歸教育性的目的，降低對娛樂休閒的體驗需求。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政策到底該如何調整因應，尚待實驗與觀察。 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京都大會（ICOM KYOTO 2019）將博物館與聯合國「2030年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連結，強調近十年博物館必須把握機會重新定位自己在各種不同層面能為永續議題做出的努力。這場世界性的醫療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具有全球共時感的事件，也是一個契機，讓身處第一線的博物館思考如何從收藏、研究、展示、推廣、經營策略等角度推動多元平權、社會連結、環境永續，將對未來的博物館發展影響深遠。 臺灣的博物館在2021年5月起面臨疫情挑戰而全面暫時關閉，漫長的抗戰才剛開始。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博物館領導者應從歐美博物館的經驗中獲得啟示，在重新開館之前，預想能為後疫情時代做好的準備。我們該好奇疫情的當下與過後，觀眾（或非觀眾的一般社會大眾）的需求有何改變？他們對博物館角色的期待是否也將轉變？而博物館的價值又會是什麼？如果重新開門卻仍然是原本的博物館，便可能錯失了危機情勢下轉變的契機。臺灣的博物館人值得在此刻認真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發揮館舍各自專業以積極創造新局？最重要的是，必須迅速採取一些實際的行動！ 臺灣的博物館人值得在此刻思考，如何發揮館舍各自專業以積極創造新局？圖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新冠肺炎防疫蒐藏。（田偲妤 攝影）

作者：朱安如（紐約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UNY藝術市場研究碩士、藝文工作者） 註銷／出售典藏（deaccessioning）是美國博物館界近期最具爭議性的話題。如新訊報導曾經提及，去年，美術館館長協會（AAMD）考量疫情帶來的衝擊，開放可將出售典藏收益用於「直接照看」（direct care），此舉隨即引發熱議。由雪城大學主辦的系列座談會，以「2020年以降的博物館出售典藏」（Deaccessioning after 2020）為題，於2021年3月17至19日，共計舉行三場主題演講及十場座談會。與談人邀集了不同層級博物館館長、檢察官、律師、藝術家、藝術市場從業人員等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切入。本次系列座談會，除了關注出售典藏的爭議焦點，也反映美國博物館界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影響，所引發的反思與討論。   出售典藏只是冰山一角 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館長Kaywin Feldman於開場演講指出，博物館在討論出售典藏前，應先思考以下三個面向：一、是否過度追求「成長」；二、對環境危機的意識；三、美國人口結構的改變。 Feldman直陳，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博物館已無法維持過往成長的速度。即使疫情爆發前，大部分博物館光要維持收支平衡都嫌吃力，更別提缺乏儲存空間、員工待遇偏低等問題。此外，大多數美國的博物館，就非永續性建築、員工差旅、藝術品運輸等方面來看，都在持續破壞環境。1910-1950年間是美國博物館成立的黃金時期，當時白人約佔美國人口九成，每個大城市都想向歐洲看齊，成立博物館。到了2010年，白人佔比降至72.4%，今天則是60%，預估到2040年BIPOC（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種）才會是美國最主要的人口。Feldman說：「博物館很擅長處理過往的人類故事，但是，我們不願『殖民未來的世代』。為了持續貼近愈來愈多元的利益關係人，我們必須實際做出調整。」 克羅族藝術家溫蒂紅星在座談會中分享作品〈印地安國會〉，反思博物館如何呈現原住民文化。（Photo credit: Wendy Red Star, Apsáalooke, born 1981, The Indian Congress, 2021, mixed media installation © Colin Conces/Joslyn Art Museum）   博物館的資源分配難題 關於典藏維護的層面，多位館長都同意，即使按照最嚴格的標準，研究、修復、攝影、建檔、展示、保險等項目，也都算在「直接照看」的範圍內。麻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創立館長Joseph Thompson提到，當初之所以成立這個無典藏的博物館，實際考量就是因為典藏成本太高。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教授Michael O‘Hare則以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IC）為例，計算AIC若出售佔其總值1%的典藏，即可讓觀眾永久免費參觀，增進觀眾對藝術的參與度。 達拉斯藝術博物館（Dallas Museum of Art, DMA）館長Agustin Arteaga回應，並非所有博物館都有AIC等級的藏品。即使很多藏品確實沒被展出，但對多數博物館而言，出售這些藏品也無法帶來巨大收益，還可能增加高額花費。比如DMA的2萬6千件藏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紙上作品與織品。此外，博物館究竟要照顧物品還是服務人群，並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能更妥善地運用典藏，就是DMA與觀眾互動的方式。在近期的展覽籌備中，DMA也設法減少藝術品運輸所耗費的成本。   區域性博物館的艱難抉擇 疫情前，伯克郡博物館（Berkshire Museum）就曾因出售典藏而成為風暴中心。去年，因出售一幅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埃佛森美術館（Everson Museum of Art）也掀起爭議。然而，媒體報導很少提到，社會變遷為區域性博物館帶來的嚴峻挑戰。 伯克郡博物館在二十世紀初建立，當時是皮茲菲爾德（Pittsfield）唯一的文化中心。80年代中期，通用電氣（GE）離開當地，只留下環境污染及經濟衰退。目前，伯克郡人口嚴重老化，有超過一千個非營利組織，共同競爭募款。該館前董事會主席Elizabeth McGraw坦承，對該館出售館藏的批評不斷，但現實狀況是，伯克郡博物館因此得以存活。 埃佛森美術館（Everson Museum of Art）所處的雪城（Syracuse），是全美最貧窮城市之一。董事會主席Jessica Arb Danial強調：「董事會是信託人，不是銀行！」此外，目前雪城已有超過一半的人口非白人，出售其中一幅館藏的傑克遜．波洛克，是該館為了拓展典藏多元化、提高員工薪資的方式之一。館方也先徵得該藝術品捐贈家族的同意，一切程序公開。埃佛森的執行總監Elizabeth Dunbar補充，博物館所服務的社群不是個人，自然也有不同意見，館方還曾收到黑函或仇恨電話，但是，也有人發聲支持博物館對增進多元文化的努力。 「區域性博物館的艱難抉擇」為主題的座談會，由Laura Roberts（左上）主持，埃佛森美術館的館長Elizabeth Dunbar（右上）與董事會主席Jessica Arb Danial（上中），以及伯克郡博物館前任執行總監Van Shields（右下）與前董事會主席Elizabeth McGraw（左下）參與討論。（Deaccessioning after 2020 symposium）   監管單位與法律界的觀察 在美國博物館界，美術館館長協會（AAMD）或美國博物館聯盟（AAM）都不是執政機關，而是監管機構。兩個協會也都將「直接照看」的定義，開放交由各博物館及董事會自行訂定。司法單位與稅務機關，也依循此一開放式原則，以檢視出售典藏用途是否依循各館定義為準，而非尋求單一標準。 比如，紐約州檢察總長指出，司法單位依據紐約州的財產法相關規定，可以檢驗博物館方是否符合：一、捐贈者的意願；二、博物館本身的使命（mission）；三、博物館董事會的相關規定。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規定也大致相同，出售典藏所得可購置新的藝術品，也可遵循各機關定義的照看館藏之用。若要動用該筆基金轉作其他用途，需先取得董事會全部成員的同意。 誠如布魯克林博物館館長Anne Pasternak所言，各博物館需求不同，很難訂定可適用於所有館所的單一定義，然而，相關討論目前仍嫌不足。出售典藏的相關爭議之一，也正是因為不同館長對於此一開放式原則有不同的詮釋，比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前館長Thomas Campbell與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館長Glenn D. Lowry 就因此產生了激烈的爭辯。   從出售典藏到如何面對改變 2020年，巴爾的摩美術館（Baltimore Museum of Art, BMA）出售典藏的選擇引發軒然大波，包括BMA為求爭取多元性與公平性，不惜修改博物館的使命、重寫該館對典藏維護的定義等。由於AAMD表示反對，BMA最終撤拍。館長Christopher Bedford在座談會上提問：「一幅畫作可以賣到千萬美金，但博物館只付保全一小時12.5元去守護它，這情形禁得起辯護嗎？我們真的可以說，這種薪資生態，不會愧對博物館的使命嗎？」 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董事會成員暨典藏委員會主席Tracey Riese回憶，該館曾面臨類似情境。十年前，董事會曾討論，與其將高額的修復與保險費用，投注在並非該館特長的典藏類別，何不將同等資金挹注於提升該館已佔優勢、也更貼合觀眾服務需求的非裔美籍藝術家？最終，董事會選擇出售一些藝術品，但是進行得「非常安靜」，以避免如今BMA所面對的爭議。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前館長Thomas Campbell也認同出售館藏的作法，博物館應該更多、更快地回應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然而，他重申，BMA的做法，可能開啟後續的滑坡效應。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館長Glenn D. Lowry認為，憂心滑坡是多慮了。出售典藏或可成為一種策略，而非終點。他表示：「二十一世紀有許多此前根本不存在的工具，像數位溝通、社群媒體等。我們早就不是25年前或50年前的那個機構了，更應該要思考如何順應時代的改變。」 身兼AAM董事會成員的紐華克博物館（The Newark Museum of Art）館長Linda Harrison指出，AAM視出售典藏為一種業務工具，希望讓藝文機構可以更順利地營運，「但這只是眾多工具之一，你不可能割捨傳統的募款，也還是需要尋求其他收入。」 最終場由Melody Kanschat（左上）主持，布魯克林博物館董事會成員Tracey Riese（右上）、巴爾的摩美術館館長Christopher Bedford（左中）、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Glenn D. Lowry（右中）、AAM董事會成員Linda Harrison（左下）、大都會前館長Thomas Campbell（右下）、參與討論。（Deaccessioning after 2020 symposium）   總結來看，這一系列座談會，吸引了超過1200人註冊報名，最後一場座談會，有600多名觀眾同時上線關注。儘管對話過程偶有兩極化的隱憂，整體而言，環繞註銷／出售典藏的討論，確實反映出美國博物館正面臨的多重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