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於2020年10月29至30日舉辦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研討會，本次大會邀請三位來自臺灣、日本與英國的博物館工作者，分享博物館如何挑戰困難與隱藏的歷史？如何肩負轉型正義的使命？如何以教育活動來促進國際交流與對話？又如何挖掘與詮釋多元性別等議題？為博物館揭露被壓抑的歷史，提供精彩的觀點與視野。 故宮吳密察院長專題演講「隱蔽與揭蔽：轉型正義下的博物館功能與角色」（葉家妤 攝影）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救濟？ 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轉型正義？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探討博物館如何建構一個溝通平台，幫助社會面對、理解歷史上的苦難與不義。吳院長指出：迫害人權與不義的問題總是不斷的產生，然而並非僅可透過金錢救濟方式補償傷害、實現正義，而必須面對過去、充分地重新檢視與理解問題。   博物館如何面對「轉型正義」？ 吳院長分別以三個面向舉例說明博物館可以採取的作法與方向：（1）學習與理解（learn about）：例如瑞典歷史博物館（Statens Historiska Museum）哥特蘭島大屠殺展覽，透過挖掘出來的文物，使大眾得以理解戰爭與大屠殺的殘酷。（2）記憶與紀念（remember）：例如波蘭卡廷博物館（Katyn Museum）透過展示喚起記憶、進行紀念。（3）正視與改變（confront）：正視歷史的不義，並試圖改變。   面對困難歷史，博物館如何採取行動？ 吳院長認為面對困難歷史，可採取的行動有三大面向：（1）博物館與紀念碑；（2）集中營與轉運站遺址；（3）數位資料庫。博物館以塑造氛圍的方式建立紀念碑，並運用人名堂的方式，呈現事件當中犧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透過多元類別的數位資料庫，如受難者資料庫、檔案與文獻研究資料庫、線上展覽等，使大眾能夠接近檔案、理解真相。 兼清順子於雙年會的講題為「透過展覽，對話歷史」。（葉家妤 攝影）   何謂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 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附屬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Museum for World Peace of Ritsumeikan Museum ）策展人兼清順子（Junko Kanekiyo），探討博物館如何展示負面歷史？如何透過展示促進歷史對話的可能？兼清順子指出和平博物館應具有兩大要素：（1）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戰爭；（2）探討各種可能破壞社會和平的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法。   當今和平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 兼清順子認為和平博物館目前面臨幾個困境：在技術層面上，經歷過戰爭的人日益減少，口述歷史的展示方式也逐漸面臨瓶頸。在教育層面上，負面歷史可能引發創傷的疑慮，導致學校反對實施困難歷史的教育，使得和平教育不再受重視。在館方立場的層面上，對於受害經驗的探討則欠缺整體歷史脈絡及加害者觀點。   歷史對話的可能：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 若要從負面歷史當中認知和平的重要性，僅就加害者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終究無法深入理解戰爭與暴力的根本原因。兼清順子以亞洲青年領袖研習營專案為例，藉由日韓臺大學生參觀世界和平博物館後的討論，指出展覽並非只能傳遞知識，也能夠開啟對話，使得不同背景與立場的學生能夠交換意見，從問題與差異中相互理解、建立共識。 馬修・史托雷於雙年會的講題為「千年帝后與其之間：研究與解讀歷史皇家宮殿中的LGBT+歷史」。（葉家妤 攝影）   實踐LGBT+議題的困境與解方 最後，大會邀請到馬修・史托雷（Matthew Storey），藉由博物館與遺產部門相關活動的案例，探究LGBT+議題在博物館中的發展。Storey指出一項由Richard Sandell指導的研究，顯示在文化遺產脈絡下探討LGBT+歷史可以促進大眾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並增進社會對多元身分的理解。   兩種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的途徑 博物館該如何研究與詮釋LGBT+族群？首先要思考的即是語言及術語的使用，在書寫內容時要考量與場館、典藏、社群間的關聯性，他並將詮釋與研究分為兩種路徑：（1）與場館有關的LGBT+人物；（2）曾出現LGBT+族群的建築、典藏，或製作文物的創作者。   強調古今對話的LGBT+導覽與展演 歷史皇家宮殿藉由各種古今對話的活動來關注LGBT+族群。在導覽方面，以LGBT+為主題進行倫敦塔的導覽，並連結導覽員的軍旅生命經驗。在表演方面，則是邀請LGBT+表演團體演出根據酷兒歷史所改編的戲劇。在數位平台的建置上，除了以LGBT+術語為主題製作podcast，也透過網頁介紹LGBT+的歷史，以社群媒體擴大觀眾群，盡可能呈現多元性別議題，並藉由協助成立酷兒遺產典藏研究的專家網路，積極地與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2017年根據歷史所改編的戲劇Long Live Queen James於國宴廳演出，讓17世紀歷史與當代LGBT+族群產生新的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Richard Lea-Hair） 2019年在漢普頓宮展出電影《真寵》（The Favourite）的戲服，介紹安妮女王及女性寵臣的關係，透過大眾文化與歷史專業進行對話。（© Historic Royal Palaces/SWNS）   結語：國家與社會的形成，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 吳院長提出「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將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主持人陳佳利也指出臺灣的同婚法雖然通過，但對多元性別的展演經常只限於當代藝術類型館所，這暗示著多元性別只是個當代課題與現象，忽略了古今中外多元性別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豐富面貌。博物館如何揭露被隱藏的歷史，提供觀眾古今對話的平台，朝向普世人權的理念與價值邁進，是博物館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9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RHM AP）在台灣成立，台灣在人權實踐推動上看似不斷進步，但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提出目前推動相關工作的幾個難題，包括：在轉型正義上立場對立的人們如何溝通？人權教育該如何跨出同溫層並進行跨世代溝通？如何建構展示及教育途徑？如何形成專業人員的合作體系？因此，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10月30、31日，舉辦台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集體創傷記憶轉化與再生：人權博物館展示教育實務挑戰」，邀請了五位德國專家分享實務經驗，透過兩地學者的交流，思考台灣轉型正義及人權教育推動課題。   轉型正義之後，如何處理集體創傷？ 在德國，轉型正義受絕大多數人支持，德國聯邦議會文化與媒體事務委員會主席Kartrin Budde提到，自1998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有95%的人民都支持德國民主化，即便意識形態不同的黨派，也同意轉型正義的必要性。當轉型正義成為社會共識，如何處理集體創傷成為主要課題。史塔西檔案局主任Niels Schwiderski強調，需理解轉型正義並非清算鬥爭的手段，而是真理真相的釐清，旨在安慰受害者並理解加害者處境，藉此重建正義。具體實踐上，史塔西檔案局透過嚴格規定受害者、記者、研究人員等身分的調閱權限，調閱資料也先經由館員進行匿名處理等種種方式，讓認為公開檔案會產生報復及撕裂社會的疑慮不攻自破。在公布檔案後累積200萬人調閱，多數人找到了過去生命片段的答案並平反了罪名，也排除對人的懷疑，或進一步了解、寬容加害人；在和解過程中，同樣有助於加害人擺脫過去行為造成的負擔。 史塔西檔案局中藏有傳說中情報人員的紅色行李箱。現存來不及銷毀之4千萬份文件，排列可達111公里長，另有150萬張相片、2萬3千個音檔（Photo by Stasi Mediathek is free for non-commercial use）   歷史與當代議題的結合 由於轉型正義似乎只與當事人相關，導致多數人對此仍置身事外，在這個難題上，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專案主任Adam Kerpel-Fronius及與談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董事長葉德蘭，都認為，應將歷史與當代議題結合，才得以讓更多人了解自身與歷史的連結。在納粹大屠殺議題上，除設立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也以大型公共藝術紀念當年受害的少數族群，包含現在仍受到壓迫的同性戀、羅姆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紀念碑，透過具官方性質的紀念物，將歷史上受壓迫者與當代的歧視產生關聯。這種做法在阿嬤家也行之有年，阿嬤家除了以台籍慰安婦受迫害的歷史作為展示核心，更結合當代女權觀念，關注家暴議題及性別平權，使得人們在重視當代議題時也能回過頭來檢驗歷史，不再走上回頭路。   新世代的人權教育：經驗涉入的重要性 德國及台灣均面臨社會組成結構變遷的問題，面對年輕的局外人及新移民，Niels Schwiderski與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蘇慧婕共同提到經驗涉入的重要性，如參觀不義遺址、邀請政治受難者第一手經驗分享等。Niels Schwidersk認為如以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形式講述歷史，或帶領學生思考課堂間有同學被帶走的情況等，可以讓新世代了解民主的難能可貴。聯邦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政權重新評估基金會執行長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法律規定不能以灌輸觀念的方式進行人權教育，而應提供充足且多元角度的資訊，讓學生以建構式的學習，達到人權教育目標。 絆腳石計畫，由德國藝術家Gunter發起，自1992年起以刻有死者姓名、日期與地點的黃銅板鋪在地面上，提醒人們納粹帶來的傷痛（Photo by Seeteufel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人權展示與教育新途徑 對於台灣人權館如何吸引更多觀眾關注，參考同樣於不義遺址成立的柏林圍牆紀念館展示方針，或許能從中獲得解答。紀念館主任Manfred Wichmann提及應用新科技的策略：首先虛擬實境的應用可以讓如今已成為廢墟的真實場域再現，參觀者可同時看見不同時代的歷史遺跡、聽見不同見證人的想法，讓紀念館成為多元發聲的平台。其次，遊戲化的教育活動「圍牆啄木鳥—從柏林圍牆到兩韓之間的非武裝區」，讓參與的青少年扮演記者，編輯新聞、做成報紙，並自行訂定關心的主題與呈現方式，觀察結果發現遊戲化教育活動能提高學生對議題的興趣。最後，該館也規劃mauer-fotos.de開放存取的網路計畫，以捐贈者提供的照片與故事構建開放式場域，培養使用者針對人權議題資料篩選的批判性，網站也公開照片的GPS定位，讓人們可以實際走訪照片中的場景。 1990年東德人民引頸期盼自由民主的到來，於現東邊畫廊圍牆旁搭帳篷狂歡（Photo by Nicole Montéran mauer-fotos.de F-023289 is licensed under CC-BY-SA 4.0）   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打造官方、民間與跨國合作體系 轉型正義工作龐大且複雜，重構歷史、還原真相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合力運作。Anna Kaminsky指出德國近年致力促成單位間合作，除了媒合官方與民間基金會的研究成果，也需與所有不同立場的人溝通，與其他國家的團隊交換意見，並幫助正在受迫害的國家取得德國國會支持等，如此一來專業人員的成果才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正如同Anna Kaminsky在演講中提到「轉型正義是一場馬拉松」，人權教育更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長時間的努力促成社會共識，官方、民間等團體一同合作，才能清楚未來發展的方向及願景，讓民主人權的觀念深植每個人心中。   首圖來源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