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黃星達（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當代博物館有許多不同的分類，其中由企業出資成立的博物館也相當普遍，其中以個人命名的博物館更具特殊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影響。以下將分述古爾本基安美術館（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與索馬亞博物館（Museo Soumaya）以建築、蒐藏與藝術生活觀，並以博物館與創辦人的連結意義作為本文探討的收束。   古爾本基安美術館：在自然與藝術之間追求和諧 古爾本基安美術館以創辦人卡洛斯特·薩基斯．古爾本基安（Calouste Sarkis Gulbenkian, 1869–1955）的名字命名，其歷史及建築風格深刻體現了創辦人的藝術品味和文化哲學。1983年開放的「古爾本基安現代藝術中心」（Centro de Arte Moderna Gulbenkian, CAM，原名為Centro de Arte Moderna José de Azeredo Perdigão）位於葡萄牙里斯本，並在最近的四年中完成了擴建設計，由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負責。隈研吾將葡萄牙與日本建築元素結合，設計出富有室內遮蔽功能卻處於戶外的弧形天棚，使建築與自然之間的邊界逐漸消解，創造出流動的體驗空間。 同樣位於古爾本基安基金會花園內的古爾本基安美術館於1968年開館，其建築外牆以簡約風格與周圍自然景觀融合，大片落地窗使得室內外視野相互交織，這種設計消弭了美術館與大地自然的隔閡，也與現代藝術中心的理念相呼應，使得藝術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 古爾本基安美術館建築外牆以簡約風格與周圍自然景觀融合 古爾本基安美術館建築由內往外的視角，能感受到作品與戶外空間的和諧   蒐藏與策展：古爾本基安的藝術品味 古爾本基安美術館珍藏超過六千件私人收藏及一萬餘件現代藝術作品。館內的常設展區之一按照區域文化陳列藏品，分類展示埃及、希臘、伊斯蘭、中國、日本等屬地藏品。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雷內．拉利克（René Lalique）的珠寶設計，古爾本基安在1899年至1927年間收購了接近200件拉利克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體現了藝術家的創作能力，也彰顯古爾本基安的個人藝術品味。許多作品也指涉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 拉利克的珠寶作品除了傳統的裝飾與身份象徵之外，還展現出思想層面的深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昆蟲意象尤其顯著，像是可能曾被法國演員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在舞台上曾佩戴過的乳白琺瑯製《蜻蜓女胸飾》，結合了女性形象和蜻蜓等動物的象徵性表現。拉利克的其他作品，如金和乳白琺瑯製的《蛇形胸飾》、象牙製的《人像與蛇胸針》等，進一步融合了動物主題、材料使用以及技法創新，展現了多層次的藝術表達。   拉利克的珠寶作品展區，包括《蜻蜓女胸飾》(左1)與《蛇形胸飾》(右1)   值得一提的是，拉利克跳脫傳統珠寶材質的侷限，不僅使用寶石或礦石，還將玻璃和銀等材料結合進來，如《薊花花瓶》與《蛇形糖碗》等作品以玻璃製成，並與銀製結構相結合，展示其藝術層次的多樣性與創新精神。 古爾本基安的文化資產：藝術與生活的融合 古爾本基安是著名的石油大亨，被認為是首位開採伊拉克石油的人。他最終定居於里斯本，並在當地創建了這座美術館，將其一生的收藏、交易經驗和個人品味呈現於公眾面前。儘管美術館中的展區按照地區或主題劃分，策展的脈絡依然深深植根於古爾本基安的個人經歷與審美偏好。 過去，古爾本基安透過收藏藝術品徜徉於藝術與其產業之間，如今，這些美術館的展示蒐藏使更多人在藝術與日常之間建立聯繫。從建築風格到藝術蒐藏，古爾本基安美術館不僅彰顯了古爾本基安對於生活與美的追求，成為自然與藝術相融合的精神象徵，更體現了他對和諧生活與美學追求的深刻理解。   索馬亞博物館：現代感與多面向藝術視角的融合 墨西哥的索馬亞博物館以創辦人卡洛斯．史林（Carlos Slim）已故妻子索馬亞．多米特（Soumaya Domit）的名字命名。該館位於商業區域索馬亞廣場，周邊是環繞著百貨商場和小吃攤區的市井環境，博物館的建築是該地的重要地標，甚至被譽為｢世界上最華麗的博物館｣。建築由費爾南多．羅梅羅（Fernando Romero）與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設計，外層由16,000個六角形鋁合金模組構成，隨著天氣和時間的變化，展現出不同的視覺效果，象徵著館藏的多元性與豐富變化。 索馬亞博物館外層由16,000個六角形鋁合金模組構成   空間設計與策展理念 索馬亞博物館擁有超過六萬件的收藏，涵蓋從史前時期到現代的廣泛範疇。博物館的六層展示空間採用了螺旋式結構，讓參觀者逐層向上，形成｢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視覺引導感。這種設計不僅強化了空間體驗的動態性，也象徵了對知識和藝術探索的持續提升。 館內的藏品類型多樣，包括雕塑、圖像、錢幣、服飾、傳播媒介物件和宗教圖畫等，呈現出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其中，尤以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的作品最為突出。索馬亞博物館蒐藏總數達約380件羅丹雕塑相關作品，包括羅丹的原作與複製件，顯示史林夫人對羅丹藝術的喜好。這也說明私人博物館的蒐藏取向往往深受創辦人個人品味和情感影響，與國立公立博物館根據歷史或學術價值入藏的標準不盡然相同。 索馬亞博物館六樓展區展示羅丹雕塑等許多藝術藏品 博物館的六層展示空間採用了螺旋式結構，讓參觀者逐層向上   博物館命名與情感意涵 索馬亞博物館的名稱不僅是創辦人史林對其已故妻子索馬亞的紀念，也代表其對藝術的熱愛與渴望；不僅是情感層面的紀念，更包含著藉由藝術來理解生命和世界的多重視角。這樣的命名方式，突破了傳統以作品創作者或重大歷史事件來命名博物館的習慣，反映出私人博物館在情感與理念上的深刻連結。 博物館建築在不同天氣和時間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象徵著多樣且變動的生命視角，這樣的設計呼應了索馬亞博物館的理念，即透過藝術來延續對世界的理解和探索，並使藝術成為愛和文化之間的橋梁。從這個角度看，索馬亞不僅僅是一個館名，也是關於愛的傳遞以及透過藝術理解世界多重面向的象徵。   博物館與創辦人之間的連結 以人名命名的博物館，特別是那些不直接涉及作品創作者或歷史事件的人名，往往需要額外的背景資訊來促進公眾的理解。在索馬亞博物館與古爾本基安美術館中，兩位創辦人都是各自社會中產業的巨擘，而他們對藝術的熱愛和對生命延續的期待也深刻體現在這些博物館的創建之中，他們透過基金會支持博物館營運，索馬亞博物館甚至免費開放參觀，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播，延續他們對世界的愛與貢獻。透過這樣的連結，這些博物館不僅是藝術展示的空間，更是創辦人個人生活故事和情感的延伸。

  作者：黃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張瀚尹（美國馬里蘭大學供應鏈管理學碩士） 墨西哥市科約阿坎（Coyoacán）地區，一棟兩層樓的湛藍色建築之中，墨西哥知名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在此出生、生活，並在此離世。卡蘿過世後，她的丈夫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將這棟「藍色之家」捐贈給墨西哥政府，1958年以芙烈達卡蘿博物館之名開幕。 博物館既展示卡蘿精彩的畫作，也保留了卡蘿的生活空間的原貌：觀眾可以走進畫家的起居室、畫室與廚房，從顏料、輪椅、陶偶、鏡子等陳設想像她的生活軌跡，貼近她的心靈世界，宛如跨越時空與畫家相會。 傷口中長出的花：卡蘿的病痛與藝術創作 卡蘿的藝術生涯是從病痛開始的。1922年，她進入墨西哥的國立預科學校就讀醫科，是這所墨西哥頂尖學府最初的少數女性學生。然而，1925年卡蘿放學回家時搭乘的公車被一輛電車撞上，打破了她行醫的夢想，也給留下終生的傷痛：她的一隻腳被壓碎，脊椎、鎖骨、肋骨、骨盆骨折，導致她終生不能生育。車禍之後，在漫長的康復期裡，卡蘿拿起了畫筆開始畫鏡中的自己，而表達痛苦、對抗痛苦，也成為卡蘿重要的創作驅動力。在博物館的第一間房間，展出了遭逢交通事故翌年，卡蘿繪製的第一幅自畫像，畫中的她目光冷冽，背後則是波濤洶湧的黑暗海洋。 卡蘿繪製的第一幅自畫像〈穿著絲絨洋裝的自畫像〉（黃淥  攝影）   博物館保留了卡蘿生前起居室的樣貌，讓我們感到畫家彷彿仍在這間房子中生活。卡蘿經歷多次脊椎手術，需用鋼釘和支撐架固定，臥床的時間非常長，時常在床上作畫。她的床頂放了鏡子，以便畫自畫像，床頭櫃擺著畫具，矮桌上擺著藥物，床的四周則懸掛各種神秘而繽紛的傳統工藝品。除了這些日常擺設，博物館在牆面上貼著卡蘿的話語，幫助觀眾貼近她的內心。例如起居室牆面上貼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的存在。你收留了我，毀滅了我，然後又把我完整地帶回來。」 卡蘿的夜間起居室，牆上文字為卡蘿的話語（黃淥  攝影）   根據卡蘿丈夫里維拉的要求，部分遺物包括照片、信件、珠寶、醫療用品、服裝與畫作，在卡蘿逝世後必須塵封50年後方能公開。2004年4月，這些被鎖在卡蘿家中浴室的物件終於重見天日，博物館隨即進行編碼與研究，並策劃「外表錯覺：卡蘿的衣櫃」展。展場陳列了與卡蘿朝夕相伴、支撐她的身體的拐杖、石膏胸衣、脊椎矯正器等醫療用具與畫稿、日記以及服飾。 卡蘿喜歡穿著墨西哥傳統的提華納（Tehuana）長裙，以寬大裙擺與華麗裝飾掩蓋腿部的障礙與創傷痕跡。提華納是卡蘿母親的故鄉，是個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瓦哈卡地區的母系社會部落。策展人認為，卡蘿利用傳統服裝加強她的身份認同，重申她的政治信仰，並掩飾她身體的缺陷。服裝揭示了政治、性別、障礙和國家身份如何影響了她的生活與藝術創作。 卡蘿的拐杖、石膏胸衣、脊椎矯正器（黃淥  攝影） 卡蘿蒐藏的傳統服飾，色彩鮮豔強烈（黃淥  攝影）   展場也展示了卡蘿繪製的與障礙、傷痛相關的畫作。例如「外表錯覺」這幅自畫像呈現了她身份的不同層面：赤裸的身體、因小兒麻痺而略為纖細的右腿，如同皮膚般支撐她斷裂脊椎的束身衣以及外層的傳統服飾。醫療用具讓卡蘿的身體障礙被具象化，而自畫像則讓觀眾看卡蘿的多重面向：她既是背負傷痛的障礙者、也是穿著傳統華服的女人、同時更是描繪出創痛的畫家。 卡蘿的畫作〈外表錯覺〉（黃淥  攝影）   在藝術中表現自我，與傳統對話 卡蘿從墨西哥本土藝術大量吸取創作養分，博物館透過並置墨西哥傳統繪畫與卡蘿的創作，呈現她與傳統文化的對話。1929年，卡蘿與畫家里維拉結婚，婚後她非常渴望擁有孩子，然而車禍留下的傷痛，讓她在1932年流產。她以〈亨利．福特醫院〉表達自己的痛苦，描繪自己赤裸地躺在病床上出血，而未能生下的孩子和其他流產的象徵則漂浮在空中。在這張作品旁，博物館展示了卡蘿收藏的許願畫（Ex-voto），這些小的許願畫是墨西哥從殖民時代開始的傳統藝術，描繪人們在意外或災難中被聖人拯救。策展人認為，卡蘿從車禍之中生還無疑是一個奇跡。因此可能對這些場景中的人物產生了特殊的共鳴。 〈亨利．福特醫院〉（圖右）與卡蘿搜集的墨西哥傳統許願畫，兩者的構圖、配色相當相似。（黃淥  攝影）   卡蘿對本土文化的熱愛，或許與一九二〇年代以來墨西哥的政治氛圍有關。墨西哥在經歷二十世紀初的革命，推翻軍閥獨裁統治後，許多藝術家想要以創作重新肯定墨西哥本土文化。卡蘿的丈夫里維拉受墨西哥政府僱用，創作多幅巨大的壁畫，讓人民對本土文化產生認同。 在博物館中，卡蘿對傳統文化的著迷顯而易見，陶偶、瓷器等樸拙而繽紛的墨西哥民間工藝品，陳列在家中的櫥櫃、床頭、桌面、牆邊等個個角落。她也自製傳統傀儡戲偶，甚至在自家庭院設計了一座「金字塔」，上面鑲嵌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前的石雕工藝品。 藍色之家的廚房中有許多墨西哥的彩繪餐具（黃淥  攝影） 庭院中的金字塔（黃淥  攝影）   革命文書：畫家的政治信仰 博物館也展示了卡蘿的左派思想。她與里維拉都曾加入共產黨組織，1920年代，革命家托洛斯基（Lev Trotsky）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發生思想路線鬥爭，被迫流亡海外，1936年來到墨西哥尋求政治庇護，卡蘿與里維拉熱情地讓托洛斯基與妻子一起住進他們的家中。博物館內也展示了當時的新聞報導、書信與照片。 仔細走訪博物館，觀眾也會發現卡蘿對社會主義的強烈信仰：她的床尾懸掛了馬克思等人的肖像，1954年，當她飽受疾病折磨時，則畫下了〈馬克思主義將讓病者恢復健康〉（Marxism will give health to the sick），畫中她在馬克思的注視與護持之下，身穿矯治衣，昂首站立著。 托洛斯基流亡墨西哥時留下的書信與文件（黃淥  攝影） 〈馬克思主義將讓病者恢復健康〉（黃淥  攝影）   走出博物館，便會走進花木扶疏的花園。博物館在花園的角落設置許多小展板，放了卡蘿與里維拉的話語與合影，相片中，兩人在陽光燦爛的庭園中緊緊相偎。里維拉風流成性使得卡蘿痛苦欲絕，但又是她在創作上的重要知音，博物館並未對兩人的婚姻作出評價，而是讓觀眾在這座他們曾共同生活的房子之中，自行體會這對夫妻緊密牽纏的情感。 藍色之家的庭院（黃淥  攝影）   卡蘿的作品在許多世界知名的美術館展出，芙烈達卡蘿博物館或許受限於場地的條件，陳列的藝術作品並不多，只展出尺寸較小但與畫家的生命歷程緊密連結的畫作。畫作以外，也展出她的畫稿，讓觀眾窺見她的創作思索過程。除了藝術作品，博物館一方面以房間陳設讓觀眾感受畫家的日常生活，也以文字、照片與檔案呈現卡蘿的政治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略顯龐雜而片段的資訊的交集之下，觀眾可以在這棟藍色之家中，與想像中的芙烈達卡蘿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