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賴若欣 (荷蘭萊登大學考古學院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碩士生) 在蘇聯時期，KGB（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是負責國家安全與情報蒐集的組織。自1954年成立起，境內人民一旦被KGB辨識為危害國家的危險份子，便會被送至勞動改造營。冷戰時期被納入蘇聯統治範圍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也經歷了KGB的監控與鎮壓。 1989年，三國超過百萬人民發起「波羅的海之路」（The Baltic Way），牽手串起600公里的人鍊，展現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1991年，三國相繼通過公投而成為獨立國家，境內的KGB組織才隨之解散。如今，波羅的海三國皆將當年的KGB辦公室或監獄改建成博物館。本文將探討三個國家如何重新詮釋歷史空間，直面這段困難歷史。 立陶宛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以文物與空間再現被壓迫者的抗爭史 坐落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於1992年成立，曾是納粹德國蓋世太保［註一］的總部與監獄，1944年至1991年則為KGB辦公室及監獄。如今已作為博物館、KGB檔案館、種族滅絕與抗爭研究中心［註二］。 展覽共有11個子題，以1940年遭蘇聯占領後，短短一年內便有超過三萬人受難的統計資料作為開端，講述納粹入侵與再度遭蘇聯統治的歷史。展示以線性歷史敘事搭配歷史檔案與文物，如：反抗軍裝備、受難者遺物等以及老照片，其中不乏帶來視覺衝擊的受難者死亡現場照片，營造出如同蘇聯統治下令人惴惴不安的氛圍。   館內照片牆呈現1941年立陶宛被捲入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戰爭後，原被蘇聯所囚禁的罪犯被處決的影像。（賴若欣 攝影）   展覽客觀而溫柔地描述受難者遺物的故事，揭示物件背後蘊藏的情感，例如受難者在勞動改造營中製作的針繡作品展現出不屈精神，而受難者親友所帶回的十字架墓牌則表現出對故人的思念。   政治受難者Jurgis在贈與朋友Brone的刺繡上寫道：「Brone！不要記住我，而是要記住正在被奴役的祖國，和在西伯利亞受難並追求自由的兄弟們。」（賴若欣 攝影/翻譯） 政治受難者Elzbieta Plikūnienėy在1948年與四個孩子一同被遣送至俄羅斯，並於1949年在當地去世，其兒子在1989年將此十字墓牌帶回立陶宛。（賴若欣 攝影）   「The KGB: 1954-1991」單元復原了KGB辦公空間，展示監聽及跟監的工具，揭露當時主政人員的照片、姓名、任職年份與組織運作方式。此外，館內保留了地下一樓原有的監獄隔間，觀眾可以瀏覽浴室、禁閉室、處決室，體會受難者被囚禁的情況，讓場域訴說自身的故事。   博物館裡的「Padded Cell」（軟墊室），推測為刑求之用，受刑人被固定於拘束衣中，牆上的襯墊則用來吸收哭喊聲。（賴若欣 攝影）   博物館將KGB監獄轉化為再現歷史、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基地。雖然館內多以靜態展示為主，沒有眩目的多媒體特效，但透過研究部門持續彙整加害者、受難者名單，並且累積紮實的研究成果，將時間跨度長的困難歷史完整轉譯為展示，提醒大眾不要忘記這段被壓迫的血淚抗爭史。   照片牆說明1954年至1991年間KGB組織運作的主要幹部（賴若欣 攝影） 蘇聯時期KGB職員偽造身份用的空白出生證明文件（賴若欣 攝影）   拉脫維亞角落之屋：記住、紀念、提醒 位於首都里加的拉脫維亞KGB博物館［註三］，因座落在轉角，亦被稱為「角落之屋」(The Corner House)。該建築原本是住宅與商業空間，1940年至1991年間被用作KGB總部及監獄，拉脫維亞獨立後，1991年到2007年間成為警察辦公空間，2015年之後則作為博物館供大眾參觀。   拉脫維亞KGB博物館外觀。（賴若欣 攝影）   館內展覽以「被沒收的信件1940/1941」(Confiscated Letters 1940/1941)為開頭，展示7封被KGB沒收的家書，內容涵蓋受難者與家人的通信、以及受難者女兒請求史達林釋放父親的信件，觀眾能透過觸控裝置檢索書信內容與受難者的照片。這些信件由館內歷史學家Inese Dreimane所發現，並於2019年納入展示之中，可見館方仍不斷發掘歷史真相，訴說受難者的故事。 步入主要展間，映入眼簾的是拉脫維亞與蘇聯KGB幹部的相片及任職時間。展覽結合相關影像，呈現限制言論自由的政策、蘇聯反抗運動等主題，最後的主題「白色十字架林」(Groves of White Crosses)則綜整拉脫維亞境內的受難者紀念地點。展覽以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影片作結，回顧被逮捕與服刑的過程。   拉脫維亞KGB博物館展出處決用的子彈彈殼、被KGB逮捕的機密名單。（賴若欣 攝影）   由於缺乏營運計畫與資源，館內的監獄與地下室僅在團體導覽時開放參觀，館方甚至推薦觀眾前往立陶宛或德國，觀看更精彩的KGB展覽，成為另類的跨國館際串聯。展示以不需大量人力維護的大型展板為主，整體字數稍多，加上僅在展場最後設置座位區，容易使觀眾感到疲乏。然而館內的文物、檔案、影片與家書，仍足以讓觀眾了解KGB如何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實踐館方「記住、紀念、提醒」這段困難歷史的理念。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在監獄討論言論自由 KGB監獄博物館 ( KGB Prison Cells) 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舊城區，為愛沙尼亞占領博物館( Vabamu Museum of Occupations and Freedom) 的分館，於2007年開放大眾參觀。這座建築原本是居住空間，1918年至1940年為獨立戰爭指揮部，1940後則被蘇聯改為KGB的辦公室與監獄，愛沙尼亞獨立建國後轉為警察部門所使用。 館內保留了原有的監獄隔間，以水泥塗牆重現監獄樣貌，並在六間房間介紹不同主題，展間小巧而簡約。此館有較多的多媒體裝置，如在復原的辦公空間搭配模擬KGB人員的對話音效及投影，或以沙畫藝術影片介紹愛沙尼亞的KGB，以視覺與聲音吸引觀眾了解沉重的歷史。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展間內裝皆為相同的灰暗色調，空間狹長零碎，展示內容也相對簡單。（賴若欣 攝影）   最後一間展間向觀眾提問：「哪一種自由對你而言最重要？」 (Which freed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you?) ，並開放觀眾留言互動。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觀眾留言道：「我希望我故鄉的KGB也能夠變成博物館，人們可以不再受到不合法的審訊和虐待」，並提到其叔叔正在監獄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呼籲：「請和白俄羅斯站在一起！請和烏克蘭站在一起！」目前KGB仍然在白俄羅斯運作，這則留言被館方特地保留，提醒著人們關注當代持續發生的言論自由議題。 雖然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空間較偏小，但卻靈活運用既有的監獄隔間，明確地將各個子題分配於牢房展間中，且運用多元的多媒體裝置增加展覽敘事的豐富度，除紀念曾在此失去自由的受難者，也提醒著大眾「自由」的重要。   留言區中，一位觀眾寫下「Freedom costs something」（自由是需要代價的），另一位觀眾則回應「Idiot」（笨蛋）。這段互動呈現觀眾對「自由」概念的多重意義：既是需要爭取的權利，也是天賦人權。（賴若欣 攝影）   結語：在博物館打響威權的警鐘 對於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來說， KGB辦公空間與監獄既是被壓迫與禁錮的象徵，也是實踐轉型正義的場域。三間博物館都以展覽揭露KGB組織的罪行，並直接展出KGB組織運作者的照片、相關文件，以及受難者的死亡現場照片與遺物，直白地批判威權統治，藉此凝聚社會對於「自由」的共識。 同時，三國的KGB博物館也擔起縫補社會傷痕的教育責任，讓受難者後代知道家族之殤被人們記得。更重要的是，這些空間也持續敲響反抗威權的警鐘。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KGB博物館皆增設展示，為深陷烏俄戰爭的烏克蘭發聲，提醒觀眾當代社會尚在發生被威權鐵幕所壓迫的苦難，需要大眾持續為正義而行動。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展示烏俄戰爭中被遣送至俄羅斯的烏克蘭孩童受到的非人道待遇：青少年被迫加入俄國軍隊對抗祖國，年幼的兒童則被洗腦教育，誤以為遭父母所遺棄。（賴若欣 攝影） (執行編輯：黃淥) 註解： 註釋1：蓋世太保（Gestapo，全名為Geheime Staatspolizei）為納粹德國的秘密國家警察，能夠未經法律程序將異議人士、猶太人等關押。 註釋2：該中心主要分為研究部門、紀念部門與特別調查部門，研究部門負責系統化地整理自1939年至1990年間的受難者名單、加害者資料；紀念部門負責籌劃管理紀念性活動與場域，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便隸屬於此部門；特別調查部門則負責深入研究相關檔案，收集種族滅絕加害者的資料提供予司法機關進行罪行審判。 註釋3：隸屬於拉脫維亞占領博物館，由拉脫維亞占領博物館協會負責管理，以類似於行政法人的方式營運。

  作者：陳佳汝（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專題記者） 座落於曼谷市中心馬卡桑（Makkasan）地鐵站附近的泰國勞工博物館，成立於1993年10月，是亞洲第一家以勞工為主題，並由工會所成立的博物館；在勞動力占比高達六成以上的泰國，有其深遠的意義。博物館建築以鐵路警察局、鐵路工會辦公室改建，展覽內容涵蓋泰國自18世紀以來三百多年的勞動歷史，並以勞動力型態的演進，完整地勾勒泰國近代社會的變動。 展覽以歷史敘事為主軸，強調造成勞工困境背後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問題，並扣合近代史發展，探討泰國勞工在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如何被犧牲；在批判的敘事角度下，同時以鮮豔色彩及動態雕塑，呈現勞工抵抗壓迫的生命力，讓觀眾反思自由經濟所產生的問題，也能感受到勞工為生存而戰的精神。 展示指出泰國傳統文化長期以「大象後腳」的譬喻貶抑女性地位，強調她們需要承擔重負支持丈夫（前腳），卻難以掌握主導地位的從屬角色，恰如勞工與資方的關係。本文將分析勞博館中的展示策略，來一窺「大象後腳」，如何對資方做出批判性的反擊。 再現戰機陰影下的鐵道悲歌 紅牆黑瓦的平房外，一座雕塑格外醒目，一男一女以雙手奮力推動坦克的巨輪前進，意味著歷史的推進是建立在無數勞工的血汗上，動態的勞工巨輪是博物館的精神標誌，象徵著勞動力的尊嚴。 走進博物館的大廳，即可見頭戴工地帽的鐵製機器人，手捧著一只捐獻箱迎接訪客。出身工運領袖的創辦人Sakdina指出：「勞工博物館是由泰國聯合工會建立，初期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為了讓大眾了解泰國勞工歷史，本館不收門票，僅以捐獻維持運作。」機器人背後的拱形時光隧道，展示歷年來對勞工運動有所貢獻的重要人物事蹟。整個展場為狹長型線性空間，以時光隧道將展覽分為左右兩個區塊，共七個展廳。往左是歷史脈絡的建構，聚焦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並以泰國勞動力的轉變為論述主軸。右側展區則是自由經濟對勞工的影響與工殤事件主題展。 拱形時光隧道展示勞工運動領袖及勞運史。（陳佳汝 攝影）   左區有五個小展廳，說明泰國勞動力發展主要的三個轉折時期，包含古代奴隸制度解放，到二戰後的經濟衝擊等影響。泰國自素可泰時期（1257至1436年），社會結構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階級，平民和農民必須為統治階級無償勞動。 而近代第一次勞動制度的轉變始於1855年，拉瑪四世（1804至1868年）在西方殖民勢力不斷擴張的壓力下，意識到對外開放之必要，於是引進中國苦力，也是泰國有償勞動力時代的開始。早期中國苦力多從事人力車伕、剃頭師傅和修築鐵路等工作。展覽透過地圖展示他們的遷徙路線，並以黃包車和剃頭座等謀生工具呈現他們的生活樣貌。 更特別的是，也展出與苦力生活印象有所差異的精緻中國家具，如細雕梳妝檯、青花瓷枕和刺繡織品。透過這樣的展示策略，不僅表達了對勞動者原文化的尊重，也致敬他們對泰國發展的貢獻，進一步重新肯定這群勞動者在歷史中被忽視的文化價值和尊嚴。 中國苦力的謀生工具黃包車和剃頭座。（陳佳汝 攝影） 展示中國苦力生活中的精工藝術品。（陳佳汝 攝影）   展覽點出第二個轉變點是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國王，1853至1910年）於1905年廢除奴隸制度，此時勞動人口全面解放，是泰國進入民主化的一大關鍵。展櫃上方展示朱拉隆功國王雕像，下方以模型呈現上萬勞工參與運河修築工程，以並陳的方式呈現朱拉隆功國王帶領工人，共同改變社會結構及其對泰國的影響。 朱拉隆功國王執政時期，泰國正式進入民主化，推動公共工程的改革，因此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陳佳汝 攝影）   左側第五展區聚焦二戰軍事武力對勞工的影響，也是第三個轉折點。展區裡一台軍用戰機破壁而出，以戲劇性的展示手法，讓人深刻感受軍事強權的入侵感。而下方的模型，再現二戰期間苦力和戰俘為日軍運送戰略物資、修築泰緬鐵路的場景。這些渺小的鐵路工人模型，在軍國主義的戰機下顯得苟延殘喘。透過這種對比手法，諷刺勞工在軍事強權下的艱困處境，同時以戰機隱喻資本主義發展下被犧牲的勞工生命，為後續的展區主題進行鋪陳。 二戰期間日軍動用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等國的戰俘，以及來自爪哇、越南和大量中國苦力建造泰緬鐵路。由於壓縮工期，使得工人面臨著過勞、疾病和死亡的威脅，據估計死亡人數高達25萬人。（陳佳汝 攝影）   大象後腳的覺醒：女性勞工的抗爭 右側兩個展區展示冷戰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對泰國勞工的影響。冷戰時期，泰國軍政府為了創造有利資本家的投資環境，全面打壓勞工權益，是勞工的黑暗時期。第六展廳分別展出女工、童工和非正式勞工三個議題，以及工殤事件。整體展示強調事件之間的前因後果以及社會脈絡，有著引以為鑑的作用。 展示標語強調女性在勞動史中的重要性：「勞動者是世界的建設者，這個世界一半是透過婦女的努力而建造的！」儘管女性勞動力是泰國發展的關鍵，並以廉價勞力為國家創造巨大的價值，然而傳統社會的性別觀念卻將女性貶抑為附庸，以「大象後腳」形容其從屬角色，認為丈夫是指引方向的「大象前腳」，將女性束縛在家庭中。在這樣的背景下，1992年女工工會成立「女工整合小組」開始推動90天帶薪產假的法規，標誌著女性爭取提升勞動權益的行動，也是大象後腳為自己邁出的一大步。 歡樂電影院歌頌革命戰果 此外，展覽也揭露資本企業導致的悲劇與工人的反抗。其一是卡達爾（Kader）玩具工廠大火，造成188名工人喪生。另一個是知名的Hara牛仔褲為了擴張企業，不斷降低勞工薪資，最終引發工人罷工。他們不僅佔據工廠，還自行出售股票募資，購入原料持續生產，成立「工人團結工廠」。展牆展示當年「工人團結工廠」生產的牛仔褲，並以紅色霓虹燈管裝飾，象徵著工人團結的榮耀。 1993年卡達爾玩具工廠因未使用防火材質，在安全門通道堆滿雜物，致使火災發生時，工人不得已跳樓逃生，造成死亡悲劇。（陳佳汝 攝影） 中泰企業Hara牛仔褲於1975年10月在choking Saechua的領導下決定罷工並佔據工廠，自行生產，以反抗薪資剝削。參與者多數為中國裔女工，在暴力鎮壓後，面臨法律的追訴。（陳佳汝 攝影）   「十月電影院」則以歡樂方式呈現1973年的10月革命，學生和民眾示威反對自1958年以來所實行的軍事獨裁，相關報導貼滿牆面，並以電視播放革命影片；電影院外牆以三色國旗作為裝飾，上方是彩色霓虹燈，以絢麗手法歌頌人民的反擊。 「十月電影院」呈現1973年的10月14日持續到1976 年的革命，學生和民眾示威反對自1958年以來，沙立・丹那拉（Sarit Thannarat）所實行的軍事獨裁。（陳佳汝 攝影）   此區也展示泰國獨特的職業：職業拳擊手，以及卡車司機旁負責觀察後方來車的「卡車男孩」。隨著倒車雷達的發明，卡車男孩已不復存在。而展牆上一座頂著天花板的人像雕塑，象徵勞工是撐起國家、社會的鼎天之力，這樣的雕塑手法雖然非常傳統，但使用單色泥塑對比鮮豔的展示，更強化了視覺的張力。 大卡車展示過去特殊的勞工職業：卡車男孩，坐在司機座旁協助注意後方來車、倒車等，他們也是未來的司機。（陳佳汝 攝影） 展出優秀的拳擊手事蹟，可掃描QR code進一步了解相關內容。（陳佳汝 攝影）   抵抗壓迫、呼喚變革的勞動樂章 令人亮眼的第七廳展示了工人創作的勞動歌曲，這或許是亞洲唯一以工人歌曲為常設展的勞博館。展區以勞動者的藝術創作，呈現他們反抗壓迫的精神力量。除了展示傳統樂器、相片、樂譜外，也紀念了為此犧牲的創作者。如空間中以傳奇的「生命之歌」樂團Kharavan的鼓組為精神宣示，周圍以代表熱血的紅色展櫃陳列重要的創作者，包含1975年工人團體所成立的表演藝術團體，以及1993年由女工成立的女子樂團，皆記錄了勞動歌曲所發揮的作用。 「生命之歌」樂團發展成為工人為自由、正義而奮鬥的聲音，並在1950年代廣為流行。（陳佳汝 攝影） 博物館目前未受泰國政府的補助，其員工皆是退休的工廠勞工。由於經費短缺，難以進行人員培訓、推廣活動或是舉辦特展，也無法提供英語導覽及相關諮詢服務。但其獨特的批判性視角與完整的脈絡，讓參觀者可以深入了解泰國何以為今日的泰國，及勞工們如何向資本社會做出強悍的反擊。

  作者：María del Pilar Alvarez （阿根廷聖薩爾瓦多大學教授、阿根廷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委員會研究員）／ E-mail：mdelpilar.alvarez@usal.edu.ar 譯者：黃淥（博物之島執行編輯） 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ESMA Museum and Site of Memory）是反映阿根廷近代歷史創傷的重要地標，見證了1976年至1983年軍事獨裁統治時期的恐怖統治。當時軍方發動政變推翻阿根廷的民選政府，並以「國家重組」為名非法拘禁政治異議者、工人、工會成員、左翼知識分子、學生、藝術家和宗教人士。被拘禁者可能被關押數天至數年不等，大多數人至今仍下落不明。在這段稱為「骯髒戰爭」的時期，阿根廷設立了約750個秘密拘留中心，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海軍機械學校（ESMA），約有5000人在此遭受拘禁與酷刑。 隨著軍政府垮台，阿根廷恢復了民主。1985年起，獨裁政權與游擊隊領袖在審判中被定罪入獄。然而，由於軍方的報復反撲，政府為了穩定政權，於1986年通過《終止法》，次年又頒布《服從法》。這些法律為獨裁時期的罪行設定了追訴期，導致檢察官無法及時起訴加害者。1989年和1990年，總統梅南更特赦了1985年審判中的被告。直到2003年，這些特赦法條才陸續被廢除，也重啟追溯軍政府時期罪行的審判。   海軍機械學校（ESMA）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過去是培訓海軍的設施，內部有教室、宿舍、辦公室、倉庫等設施。1976年後則被軍方當成秘密拘留中心。（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 提供）   作為證據與歷史真相的博物館 轉型正義的過程也影響了海軍機械學校的命運。隨著審判重啟，2004年軍方被迫將其管理權移交給政府，隨後展開了漫長的修復工程，2015年5月19日，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海軍機械學校是司法調查過程中的重要證據，博物館的設計和改造過程必須遵循「最小干預」原則，不能改變建築的原有結構，一方面保存證據，同時也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讓參觀者能夠理解建築物中不同時期的歷史痕跡。 海軍機械學校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從這裡步行幾個街區就能到達機場和兩座足球場，其中一座是知名的河床足球俱樂部（River Plate）。阿根廷軍政府統治期間曾在此舉辦1978年的世界盃比賽。當時球迷的歡呼聲讓那些被剝奪自由的囚犯辨識出地理位置，意識到自己可能正身處海軍機械學校。 過去，海軍機械學校周邊匯集了多個軍事機構，共同組成了一個佔地17公頃的園區。一進入園區，參觀者便會看到一架Skyvan PA-51飛機，這是獨裁時期執行「死亡飛行」的飛機。部分受難者在拘留中心遭受酷刑後會被「轉移」——這是「處決」的委婉說法。軍方會將受難者帶到地下室，注射鎮靜劑使其昏迷，然後從飛機上將他們活生生地投入大海之中。   園區內陳列執行「死亡飛行」任務的飛機。（Maria del Pilar Alvarez 攝影）   空間中的傷痛記憶 博物館共設有17個常設展廳，以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手法展示大量文件、證言和照片，每個區域都保留軍方原來的命名。展覽內容主要參照1985年和2004年審判中倖存者的證詞，參觀過程中倖存者的聲音始終伴隨左右，為觀眾揭示各個房間的具體用途。步入博物館，入口處的藝術裝置展示海軍機械學校中受難者的照片，每張臉孔都訴說著一個未竟的人生故事。參觀路線引導參觀者先進入介紹海軍機械學校歷史以及獨裁統治時期政治背景的展廳，從宏觀歷史逐步深入到個人遭遇。   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正門（Maria del Pilar Alvarez 攝影）   參觀者可以在博物館的一樓和二樓參觀軍官臥室，三樓和閣樓則是海軍機械學校中最為陰暗、可怕且戲劇性的區域：「頭罩區」和「小頭罩區」。走在昏暗房間的木板上，參觀者能切身體會受難者被拘禁於此時經歷的黑暗和恐懼，兩旁懸掛著倖存者的證言，揭示了被囚禁時的慘狀：手腳上銬，臉上蒙著頭罩或布面罩，被隔離在小隔間中，只能以編號相稱。   陰暗的「頭罩區」和「小頭罩區」走道（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 提供）   離開這個令人窒息的空間，參觀者會看到兩個空蕩蕩的小房間。其中一個房間的地板上有一行文字：「怎麼可能在這裡生了孩子？」背景可聽到一位目睹多次分娩的倖存者的聲音，揭示了殘酷的事實：那些被綁架的孕婦被迫在這裡生產。更令人髮指的是，軍方會假意承諾將嬰兒送回，實則將這些無辜的生命據為己有，被軍方人員或其親友非法收養。房間對面的牆上刻滿了受難者留下的文字，無聲地訴說著他們的絕望與掙扎。   被拘禁的孕婦被迫在無任何醫療輔助的情況下生產。（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 提供）   沿著狹窄的走廊前行，參觀者會來到一個稱為「船舶儲藏室」的房間，裡面存放著軍方掠奪的物品，牆上則投影出堆積如山的衣物。當年軍方在拘禁政治受難者的同時，也大肆掠奪他們的資產，內容包括衣物、家具、電器，甚至整棟房產。這些贓物不僅資助軍政府的暴行，更讓部隊成員中飽私囊。 最後一個展區被稱為「魚缸」。過去有部分受難者被迫在此為艾米利奧．馬塞拉上將工作，製作假文件和撰寫宣傳文章。之所以稱為「魚缸」，是因為工作區域設計成玻璃立方體，以便監視囚犯的舉動。展板上陳列當時的雜誌和宣傳文章，進一步揭示了軍方如何操縱輿論：他們刻意渲染游擊隊組織的暴力行為，強調這些組織對安全構成的威脅，藉此為自己的暴行辯護。     「魚缸」展區呈現過去受難者被迫勞動的房間（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 提供）   參觀的最後一站是上將住宅和地下室。海軍機械學校負責人曾在此坐擁一棟花園別墅，一位查莫羅上將甚至邀請朋友到此作客。展廳的電視播放著一段震撼的證詞：查莫羅女兒的一位朋友在1985年的審判中出庭作證：自己年幼時曾到這裡玩耍，在花園裡目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士兵將一名蒙著頭、手腳被銬的女性從車裡拖出，兩名男子站在一旁指揮，令她極度恐懼而保持沉默。參觀的終點是地下室，這裡曾是囚犯被「消失」前注射安眠藥的地方。陰暗的空間讓參觀者得以體會當年受難者面對的絕望和恐懼。   融入性別視角，揭示歷史全貌 2019年，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重要的特展「重新審視海軍機械學校中的女性經歷：見證與回顧」。策展人認為博物館既有的展示缺乏性別觀點，決定重新審視展覽內容。他們以28位女性倖存者的證言為本，梳理女性受難者的受暴、懷孕與分娩經歷。為了突顯性別視角，策展人也在常設展的展版加上紅色標記和書寫體文字，補充女性在此遭受性虐待等經驗。此外，西班牙語通常使用「男性複數形式」來指代包含男女的群體。為了強調女性的存在，策展人在展板上也加入「女性複數型」的表述。特展結束後，這些改動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常設展的一部分，持續發揮著提醒和教育的作用。   左圖左下角以紅色書寫體補充女性的性暴力經驗（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 提供），右圖則在展板中補充西班牙文中女性專用的陰性主詞與動詞。（Maria del Pilar Alvarez 攝影） 2023年，海軍機械學校記憶遺址與博物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具有「卓越的普世價值」，將其登錄為世界遺產。這一殊榮不僅彰顯了博物館在揭示恐怖統治與國家暴力的重要性，也凸顯阿根廷社會及其民主制度通過審判來追求真相、保存記憶的能力，無疑是理解阿根廷當代歷史並反思人權問題的重要場所。  

作者：葉景妤（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生）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了一枚名為 「小男孩」的原子彈，造成居民大量傷亡。原爆不僅摧毀廣島的建築和基礎設施，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傷痕，影響了當地人民的身心健康及社會結構，成為深刻的集體記憶。然而，隨著時間流逝，距離原子彈爆炸事件已將近八十年，見證歷史的倖存者也逐漸凋零。根據2023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全國直接經歷原爆的受害者人數已降至6萬多人，平均年齡高達85歲。 原子彈爆炸後建築物幾乎被夷為平地。（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拍攝者：US Army。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社會對於原爆歷史的記憶漸漸淡去（註1），對於歷史和記憶的保存極具急迫性。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財団法人広島平和文化センター）積極思考除了保留原爆文物和遺址之外，如何在在一切消逝之前盡力確保倖存者們的經歷、記憶與感受，而能與未來的世代產生共鳴。（註2）   「我在去學校的路上看到一朵蘑菇雲」。這是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植田榮子(Eiko Ueda)女士所畫的原爆記憶，當時她年僅10歲。（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作者：植田榮子(Eiko Ueda)。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2012年，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與廣島市政府開始推動「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希望將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追求和平的思想傳承下去。儘管許多倖存者以回憶錄和紀錄片等形式留下他們的經驗，但是這些資料往往被視為枯燥的歷史文獻，缺乏原爆倖存者獨特的觀點和情感表達。「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希望傳承倖存者對和平的價值觀，以及對原爆的恐懼與驚嚇等情感經驗。這種表達方式不僅僅停留在事實陳述的層面，更強調以具感受性的方式呈現歷史記憶，富有倖存者具備的道德和情感影響力。   跨世代的交流：原子彈爆記憶傳承者計畫執行方式 「原子彈記憶傳承者計畫」藉由人與人直接傳承經驗的方式，全面而深刻地呈現倖存者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於和平與反戰概念的深層思考。計畫的參與者分為兩類，一為親身經歷過原子彈爆炸的「見證人」，另一類則為未經歷過原子彈爆炸事件，但對此有濃厚興趣的「傳承者」。 「見證人」由廣島市政府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傳承者」的培訓時間則約兩年，必須聆聽講座認識原子彈爆炸的真實情況，並且參與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交流會，以及接受口語表達訓練的課程。接著，傳承者與見證人會倆倆配對，組成小組，每月聚會一至二次，進行更深入的經驗交流與分享，以傳承見證人的經歷。 培訓期間，為了確保參與者擁有完備的知識，參與者可以免費進入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參觀，並會拿到藏品目錄作為參考資料。傳承者必須撰寫講稿，並由廣島市政府和平推進科協助核實原子彈相關歷史知識，而見證人則會校對原子彈爆炸經歷的相關內容。最後通過口語訓練以及模擬演講，才能成為正式的傳承者。 原爆創傷的凝視與再現：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常設展 記憶的轉化：原子彈爆炸記憶傳承者計畫成果 根據官方的統計，截至2024年4月此計畫共培訓了226位「傳承者」，其中最年輕的今年20歲。他們擔任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原子彈經驗傳承講座」的講師，每日舉行一場英語講座和三場日語講座，時長大約60分鐘，內容涵蓋原爆倖存者的個人經歷、對和平的渴望、原子彈爆炸的現實狀況，以及戰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原子彈危害的概述，以及原子彈對人體的影響等。     (左)：為了正確地傳承原爆倖存的經歷，並提升國內外人士的和平意識，舉辦了由原爆倖存者主講的講座。(右)：傳承者們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進行演講，談論、傳達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對和平的感受。（圖片提供：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2018年起，日本其他地區也可以線上申請「原子彈爆炸經驗見證者」或「原子彈經驗傳承者」講座，紀念館會分派完成培訓的講者至該地區演講，使得「希望原子彈爆炸事件不要再次發生」的理念傳播到日本各地，且講座費用由國立廣島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紀念館全額負擔。見證者及傳承者也曾遠赴海外分享，例如2019年到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和科芬特里（Coventry），結合當地當時正在進行的反核活動，舉辦傳承者講座，並與當地社區及政府人員針對和平理念深度交流與對話。 見證者至熊本縣菊池女子高等學校，分享、傳達自己身為原爆倖存者的經歷及對和平的感受。（圖片提供：國立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和平紀念館）   傳承歷史的人：參與者的反饋 原子彈爆炸記憶傳承者計畫已執行12年，在這期間多位見證者相繼去世，計劃成為展示倖存者深刻情感和回憶的橋梁，保存了無法通過照片或個人物品體現的情感，在面對面的交流中生動呈現，對理解過去的苦難有深遠影響。 然而，每位傳承者都會思索「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我們，如何能夠作為接班人，傳遞倖存者的記憶？」第一代傳承者青木圭子分享，她透過閱讀大量書籍和聽取倖存者的故事作為傳遞記憶的知識基礎，也參與和平紀念儀式，設想若自己經歷了原爆該怎麼辦？透過這些做法，「原爆不再只是遙遠過去發生的與自己無關的事件。」此外，28歲的年輕傳承者藤澤千夏認為：「儘管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但我可以用與現代年輕人相同的視角與他們對話。」通過跨越時代的文字和語言，這些故事代代相傳，與下一代產生共鳴，達到深刻的教育效果。 傳承者努力將自己融入倖存者的處境，確保這些記憶不會消逝，成為對和平的提醒。透過集體記憶的保存，紀念館將原爆的殘存記憶聚合，使散佈在個人歷史中的痕跡，由零散的「點」組成完整的「面」，使我們更接近原爆發生當日的真相，這正是發掘個人經歷的迫切原因。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2015年的調查，有百分之三十的廣島居民無法確切提及原子彈爆炸的具體時間，顯示出歷史事件在人們心中逐漸淡忘。 註釋2：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為日本的公益法人團體，經營「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及「廣島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和平紀念館」，旨在傳達原子彈爆炸的事實，以及和平、合作的理念。

作者：Patporn Phoothong（泰國獨立研究者） 翻譯：黃淥（博物之島執行編輯） 那是齋月的一個平日。2004年10月25日清晨，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泰國南部德拜區（Tak Bai）警察局前，要求釋放六名被拘留超過一週的村莊保安人員。傍晚時分，司令部下令以武力驅散示威者，警察發射高壓水炮，並使用催淚瓦斯，導致七人死亡，十四名警官受傷。鎮壓告一段落後，警方命令示威者脫掉上衣，反綁雙手，並將1370名男子堆疊在卡車上，從陶公府（Narathiwat）德拜區運送到北大年（Pattani）的印卡塔營地。經過約6小時漫長而痛苦的車程，當卡車抵達時已有77人死亡，另有1人在醫院去世。屍檢報告的死因是「缺乏食物和水、胸部壓迫窒息以及急性腎衰竭。」這個事件被稱為「德拜大屠殺」，是泰國南部邊境近20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德拜事件地圖。抗爭群眾從右下的德拜區警察局被運送至左上方的印卡塔營地，造成77人死亡。部分往生者被安葬至中間的德洛曼諾清真寺公墓。（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泰國深南地區的暴力衝突 泰國南部與馬來西亞邊境接壤的耶拉（Yala）、北大年、陶公以及部分宋卡（Songkhla）地區被稱為深南（Deep South）地區，有近八成的人口是馬來穆斯林，與佛教徒佔多數的泰國其他地區形成鮮明對比。由於泰國政府長期壓制當地的馬來文化和宗教，導致當地分離主義團體與泰國軍隊之間的對峙。自2004年以來，衝突不斷加劇，多個分離主義團體因為主張自治權、反對部隊侵犯人權，也不滿政策對當地文化的威脅，而與泰國安全部隊對抗。儘管政府嘗試發展該地區的經濟並進行和談，但軍事化手段始終無法解決當地人在意的身份認同、不平等和強迫同化等問題。 過去二十年來，衝突造成約7547人死亡，14028人受傷，將近70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及孤兒院。其中約有1000名孤兒因被認為與分離主義團體有關聯，而無法獲得政府支持，甚至面臨逮捕、起訴和DNA測試。 關於「和平博物館」的探問 我們是否能夠在持續的衝突之中建構一座和平博物館？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會如何運用和平博物館的概念？一座博物館是否能夠促進和平呢？根據筆者的研究，深南地區的人們認為，和平博物館是有用的，然而他們並不樂見自己的經歷在當地展示，因為這可能會延續痛苦的記憶，且流於封閉的交流。相對地，他們希望將博物館設置在衝突區域之外，成為直接與軍隊、政府和深南地區外的群眾交流的工具，從而促進同理與和解。 在深南地區，許多推動和平工作的人都認同博物館是發展和平教育的重要工具，因為它能夠提供多樣化的歷史敘述和觀點。2020年，我和一群學者及和平工作者共同創立了「深南博物館及檔案倡議計劃」（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備註1），探索以實體博物館推動和解的可能性。由於2004年發生的德拜大屠殺事件的法律追訴時效將於2024年10月25日到期，為了推進相關法律程序，我們選擇此事件作為首次的博物館展示主題。德拜事件涉及國家暴力與國安問題，使得在泰國境內募款相當困難，泰國缺乏完善的博物館和檔案館制度，也讓財政工作變得複雜。幸好，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的贊助補足了計畫初期的資金缺口。 然而，取得泰國官方文件並不容易，德拜事件的相關資料更是不對外公開，成為研究的重大考驗。此外，與受害者家屬的聯繫也相當困難。自事件發生以來，17年間許多人因為個人安全考量，或對這段記憶感到恥辱和痛苦，因此保持緘默，甚至早已搬離深南地區。當我們邀請家屬分享個人經歷和記憶時，建立信任關係成為我們長期的挑戰。田野調查就如同找尋17年前的足跡，證據零碎而分散，每位受訪者的記憶破碎且不一致。 策展團隊訪談受害者家屬，揭開物件背後的故事。圖中木門上的痕跡，是德拜事件後士兵搜查時留下的印記。對這個家庭與失去孩子的母親而言，是痛苦不堪的提醒。（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由於新冠疫情，團隊無法前往泰國深南地區，只能依賴當地的田野調查員採集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員從初期就開始參與計畫，她有效地與受害者家屬和社區建立信任，成功接觸到超過20個受害者家庭，並且收集了他們的故事，以及保存了17年、與受害者相關的珍貴物件。 讓遺物說話 個人經歷和記憶，尤其是普通民眾的經歷和記憶，常被視為不重要的、脆弱的、缺乏可信度的。我們的挑戰是將這些經歷、記憶和普通物品——比如衣物、鈔票、食譜和鳥籠等——轉化為超越個人層面的表徵，以此描繪國家暴力，並以敘事呈現公共的集體事件，而非孤立的個人故事。展覽在不直接呈現暴力的情況下討論暴力，避免構築悲傷的敘事，致力於呈現事實，讓觀眾能與自我、與彼此展開對話。   策展團隊展出許多受難者的物件與故事。（左）受難者Aduha的父親為他保存了一張學生照和一張軍方檔案中的亡者照片，以此確認他曾經擁有的生命。（右）Baba Mae保留了事發當天埋葬亡者時穿的長衫，如今他已不再穿它。（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受害者家屬與研究團隊分享故事和物件，共同參與了策展工作。我們重視每一則敘述，因此選擇展示所有物件，並使用當事人的措辭，以簡單而直接的方式讓觀眾了解當事人面對不公時的痛苦和沮喪、對安全的恐懼和擔憂、生活的掙扎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渴望。另一方面，過於繁複的資訊可能會阻礙觀眾理解事件和人們的經歷。因此，我們努力讓展示精煉，確保關鍵主題突出，引發深層的反思和聯繫。這種方法讓展覽充分傳達了受害者家庭的集體創傷和復原力，同時保有他們個人經歷的完整性。 「聽見沈默：2004年德拜事件」展場，觀眾仔細閱讀故事。（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首次展覽「聽見沈默：2004年德拜事件」於2023年3月開幕。儘管是一個僅有14件物品的小型展覽，仍廣受公眾和媒體關注。隨後，展覽巡迴至各大學和藝術畫廊。最新的展覽「永不磨滅的記憶：2004年德拜事件」於2024年3月3日至7月31日在曼谷的西林汶人類學中心舉行。 重返深南地區 深南博物館及檔案倡議計劃收到一群在德拜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婦女的建議，將展覽帶回該地區，使得當地人——尤其年輕世代能夠了解德拜事件，並認識她們所愛的人作為善良丈夫、父親、兄弟和朋友的尊嚴。因此，策展團隊將展覽帶回德拜事件的發生地——陶公府，並於2023年10月起在當地的德拉帕爾畫廊（De La' Pare Art Gallery）展出。 德拉帕爾畫廊展場（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我們也舉辦了工作坊，讓觀眾有機會與展示物件的提供者交流，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觀點。這不僅使我們獲得了寶貴的回饋，也加深了民眾對「和平博物館」的理解。工作坊結束後，受害者家屬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和物件，並且促成了我們與其他受害者家庭的聯繫。 策展團隊將展覽帶回深南地區，讓當地的年輕世代認識這段歷史。（提供：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和平博物館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在「德拜2004」展覽中，它成為受害者和倖存者發聲的平台，並且鼓勵觀眾批評政府對人權的侵犯，反思泰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文化。最重要的是，它讓國家暴力體現在亡者與那些繼續活著的人的經歷、記憶和故事之中。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歷史真相，同時促進了對話和反思，使和平博物館成為解決和理解衝突的重要工具。 （執行編輯：黃淥） 備註： 備註1：Deep South Museum and Archives Initiative Email : museumdeepsouth@gmail.com

作者：李昀穎（自由撰稿人） 「跨．1624：世界島臺灣」特展（展期2024.2.1-6.30）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開館以來最大規模的特展，獲日本國立歷史博物館、荷蘭國家博物館等18個國內外單位借展，以多元展品打破單一觀點的歷史敘事，也讓不同立場的物件相互「對話」。1624年是荷蘭人來到臺灣的年份，但是原住民族在臺灣島上的歷史遠遠超過四百年，標題「跨」字即希望破除漢人史觀，將時間與空間的框架打開，嘗試建立「荷人啟之，鄭氏繼之，清代營之」之外的多元臺灣史視野。 翻轉地圖，從海之道看臺灣 甫進展場，單元一「臺灣．海之島/道」以長達33米的光牆呈現波光粼粼的海洋意象，帶領觀眾前往17世紀海上的臺灣。牆上投影翻轉視角的世界地圖，可見臺灣位於西太平洋中心，多條航線在此交會。   「海洋數據 臺灣微風」透過AI和機器學習演算法創造投影光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入口翻轉視角的地圖可見臺灣位於西太平洋中心。（李昀穎攝影）   1624年荷蘭人登陸臺灣，使得臺灣自此捲入歐亞貿易網絡中，展開與世界更多的互動。展覽單元二「連結：島嶼及其網絡」呈現西方地圖中出現的多種名稱與輪廓的臺灣，表明了多方海上勢力在此交會、競爭，彰顯出早期臺灣歷史發展的「世界性」。 展場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數位化，讓觀眾盡興翻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李昀穎攝影）   此外，本單元呈現大航海時代東亞的港口、船舶與人群景象。一艘艘船舶模型穿梭在本區，一系列巴達維亞【註釋1】港口風光油畫影像，則呈現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商人、華人攤販在海港從事貿易的情境。此外，也以AI及數位技術讓觀眾拍照將自己化為17世紀東西方人物，想像當時的港口人生。 AI技術以觀眾的照片生成不同年代、不同族群的人。（李昀穎 提供）   海域文化的相遇與交流 單元三「流動：海域物質文化交流」展區，呈現異文化交流之中誕生的豐富物質文化。隨著17世紀繁盛的貿易與人群流動，為了迎合市場需求，亞洲各地的工藝品呈現多元文化融合的現象。本次展示風靡歐洲的日本「南蠻漆器」【註釋2】，外觀受到西方風格的影響，也有日式、中國風、甚至伊斯蘭元素。許多藝術品則描繪文化交流的盛況：17世紀「南蠻人來朝圖」屏風生動呈現了江戶時代日本貿易的景象：左屏的南蠻船隻正準備進港卸貨，右屏則描繪有日式風格的天主教堂，幾位穿著黑色長袍的天主教傳教士漫步其中。 日本國立歷史博物館借展的「南蠻人來朝圖」屏風克服嚴格借展程序首次來臺，展期至2024/3/10。（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臺灣位處貿易航線中，外來文化因此進入臺灣的日常生活。展場中陳列許多以混合拼貼的方式重新製作的物件，如達悟族以西班牙銀幣打造的銀盔及銀飾，展現文化交會下的在地實踐。 臺灣原住民的器物留下了與外來文化互動的證據，達悟族的銀盔（圖右）便是其中之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揭開被殖民者的困難歷史 大航海時代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壓迫，常常被文化交流的美好面向所掩蓋。本次展出「荷蘭尤紐士牧師為蕭壠社人宣講及施洗圖」描繪荷蘭尤紐士牧師對臺灣西拉雅族人傳教，多位族人見證嬰兒受洗的熱絡景象。然而，殖民者一手拿聖經、一手拿槍枝，透過畫作旁設置的聲音裝置，觀眾可以聆聽西拉雅族人段洪坤的訪談錄音，揭露荷蘭人驅逐部落中200多位神職人員「尪姨」至諸羅山一帶，最終僅存48人生還的困難歷史。 近年來，越來越多博物館開始揭開具有爭議的殖民歷史。2019年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移除館內「荷蘭黃金年代」（Dutch Golden Age）稱呼，反思17世紀荷蘭的殖民侵略。展場也播放了荷蘭國家博物館員對「巴達維亞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高階商務員科隆一家人及他們的兩個奴僕」這幅畫的分析影片，引導觀眾看見隱藏在背景暗處的奴隸蘇拉帕蒂（Untung Suropati），說明他脫離奴隸身份後帶領群眾反抗殖民者的故事，提供看待大航海時代歷史的不同觀點。 油畫作品「荷蘭尤紐士牧師為蕭壠社人宣講及施洗圖」描繪西拉雅原住民參與教會集會的情形。（李昀穎翻攝）   海之島，海之道 作為一座海島，臺灣人與海洋之間的關係時而緊密、時而疏離，因時代和政策變遷而不斷改變。單元四「面向：海洋臺灣」中，透過三幅不同時期的畫作，回顧近百年臺灣人與海洋的關係：陳澄波於1939年創作的畫作《濤聲》反映了日本時代海岸休閒活動的盛行；1969年陳慧坤的《野柳風光》則引人反思「戒嚴期間臺灣省港口船舶管理辦法」頒布後海岸線受官方控管的歷史脈絡。 1969年陳慧坤的《野柳風光》油畫。1962年一場關於野柳之美攝影展使遊客蜂擁而至，才迫使軍方開放野柳，轉變為觀光景點。（李昀穎翻攝） 「跨・1624：歷史教室」引導觀眾反思歷史，也提供許多延伸閱讀書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博物館即教室，開啟對話及思考歷史的教育平台 走出展場，單元5「跨・1624：歷史教室」提出五個議題，探問博物館該如何訴說歷史，同時邀請觀眾參與討論、建立自身的觀點。例如展示差異極大的鄭成功歷史形像：既是反清復明的國姓爺，也是侵略者，藉此思考「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與當代記憶」議題，並讓觀眾畫下心目中的鄭成功。也以屏東「西鄉都督遺績紀念碑」為例，從戰前、戰後到近代碑文內涵的變化，思索我們「應該紀念誰？」。觀眾可以轉動展牆手把，觀看不同時代的碑文，也可以自創碑文內容，思索該如何述說歷史、怎麼樣的歷史值得被紀念。 「跨·1624:歷史教室」展區邀請觀眾一同對話反思，圖為不同樣貌的鄭成功畫像。（李昀穎攝影）   今年適逢荷蘭人登臺400年，在文化部的大力推動下，以此為主軸的相關文化活動不勝枚舉。臺史博的《跨・1624：世界島臺灣》特展以多元視角嘗試打破「400年」框架，然而每個展區展品眾多，皆值得更深入而全面的探討。例如本展匯集國內外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眾多文物與史料，其蘊涵的複雜歷史資訊值得進一步深究，才能讓觀眾建立更完整鮮明的印象。另外，展場以十七世紀以前臺灣原住民族與外界貿易交流的貨幣和首飾，證實臺灣在1624年前已與世界互動往來。這段歷史脈絡也值得強調，才能更「跨越」外來者的觀點，呈現世界島臺灣的故事。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巴達維亞（今印尼首都雅加達）為1619年荷蘭人建立的典型殖民城堡市鎮，由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負責建造與管理，是當時該公司經營亞洲貿易、拓展荷蘭商業帝國版圖時的重要港口。 註釋2：江戶時期日本人口中的「南蠻人」，指的主要是來自葡萄牙、西班牙的西洋人。當時流行以屏風畫的方式描繪南蠻船進港情形。

作者：平井京之介（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 翻譯：黃淥（博物之島執行編輯）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目前正展出「傳達水俣病」特展（展期2024.2.1-6.30），以150件珍貴的文物與史料，介紹日本熊本縣水俣地區致力於「傳達」水俣病議題的人們及活動，引導觀眾思考傳達困難歷史的意義。展覽首先以影片讓觀眾認識水俣地區現況，並以水俣病中心相思社歷史考證館、攝影師芥川仁的作品、明神鼻地區的傳承活動與當地行政單位的教育活動等主題，介紹水俣病倡議活動。筆者作為本次特展的策展人，接下來將介紹本次特展的宗旨和內容。   「傳達水俣病」特展入口（平井京之介 提供）   「水俣病」是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在日本熊本縣水俣市周邊發生的公害病，被稱之為「公害的原點」，數十年來當地的運動團體持續透過展覽、導覽、照片和講述故事等方式，向社會「傳達」水俣病的歷史、受害者的苦難以及公害經驗。本次展覽的目的並非介紹公害與疾病的歷史，更希望觀眾反思：這些不斷「傳達」水俣病議題的人們想表達什麽？他們抱持什麼想法？而我們又能從這些活動中學到什麽？ 挑戰公害病及其汙名：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博物館實踐 本次展覽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再現「田野調查」的現場，讓觀眾體驗田野調查的感受。自2005年起，筆者在水俣地區進行了21個月的社會人類學田野調查，考察當地水俣病相關的倡議活動。為了讓觀眾貼近筆者的田野經驗，每個展區的開頭會先介紹田野調查過程中向筆者分享資訊的報導人（informant）資訊，並且播放採訪影像。展板從「我」的視角出發，以第一人稱介紹筆者在當地的見聞與感受，以及與報導人之間的互動狀況。此外，展場中大部分的照片和影像都是筆者在水俣地區實地考察時拍攝的。透過這些設計，觀眾彷彿親自造訪當地，與「我」一起進行田野調查。   「水俣的現在」展區中介紹報導人的個人背景、經驗、性格等，並播放訪談影像。（平井京之介 提供）   接下來介紹展覽的各個展區。首先，第一個展區「水俣的現在」透過美麗的影像展現水俣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城市魅力。一直以來，因為水俣病的公害歷史，水俣地區帶給大眾相當負面的印象。但是自九〇年代起，水俣地區透過「地方學」調查當地的環境與文化，逐步建立地方特色。透過影像，觀眾得以看見水俣地區努力轉化公害經驗後，脫胎換骨成為環境模範城市。 接下來的展區為「水俣病中心相思社歷史考證館」。相思社是聲援水俣病受害者的NGO團體，「歷史考證館」則是該團體親手設計的展示空間。本次展出了該館代表性的館藏，包括：作家石牟禮道子的《苦海淨土》的手稿（註釋）、水俣灣的汞污泥、1970年代水俣病抗爭運動中別具象徵意義的「怨之旗」等文物，並且說明該館的展板文字風格強烈，充滿對輕視人命的企業與政府的批判。觀眾可以感受到歷史考證館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重視保存水俣病受害者的生活經驗，是「運動博物館」。   展場陳列水俣病中心相思社的歷史考證館的館藏，包括抗爭標語及當地漁民的生活用品。（平井京之介 提供）   此處也展出「打動人的語言」，羅列水俣病運動中的名言，例如：「熱情就是表明自己的意志」、「不與眼前敵人戰鬥的人，本來就不想戰鬥」等等，讓觀眾感受到言語的力量。 第三個展區「嚴峻的風景」展示攝影家芥川仁的作品。七〇年代末，人們普遍認為「水俣病運動已告終」，芥川仁拍攝了仍然留在水俣地區生活的居民日常。這些民族誌式的影像並非直擊嚴重災情而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因此不是倡議水俣病議題時最廣泛使用的影像。本次選擇展示芥川仁的照片，是因為我認為他的影像展現了「殘存」的魅力，凸顯了「失去」的深刻，其中蘊含強烈的傳達力，能引發人們深入思考。   由水俣病受害者的家屬或友人雕刻，用以鎭魂的地藏王菩薩像。（平井京之介提供）   「明神鼻」是緊鄰水俣灣的岬角，也是水俣病受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第四個展區「明神鼻」追溯當地的地方記憶，展示為水俣病受害者鎮魂的地藏王菩薩石像「魂石」、當地漁民使用的漁具和生活用具、94歲去世的水俣病受害者大矢三津子的照片和遺物與女兒吉永理巳子的敘述等。   展場以大矢三津子女士的遺物再現了她務農的景象。（平井京之介 提供）   「地方行政單位的教育工作」展區介紹地方行政單位以市立水俣病資料館為基地舉辦「講述部」演講，並且至校園宣傳水俣病的正確知識。至今，水俣地區的孩子仍會在畢業旅行時遭受歧視，甚至有人在職場遭受欺淩。儘管過去環境省、熊本縣政府及水俣市政府等公部門單位曾因為水俣病受害者的抗爭，與運動團體相互對立，但是現在一起為了消除水俣病污名而努力，共同推動教育工作。我們希望觀眾理解這種從對立到合作的演變過程。   展場介紹市立水俣病資料館「講述部」成員的生命故事與私人物件。（平井京之介提供）   特展從筆者的田野調查經驗出發，呈現水俣病倡議活動的魅力。這些倡議活動傳達了公害受災的真實經驗，敘說水俣病患者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引起觀眾的共鳴，並且思索生命與自然環境的價值、家人與朋友的重要性、弱勢族群的身份、犯錯與寬恕等議題，進一步反思富裕便利生活背後的隱憂，探究人生的意義。筆者認為，倡議活動之所以能引起觀眾共鳴，是因為清晰地反映出「人性」，同時展現了倡議者的熱情。希望透過本次特展，讓觀眾對水俣地區產生興趣，發現水俣有許多具有魅力的人物，因此想要親臨「田野」，聆聽他們的故事。 開展之後，「田野調查」的展示似乎廣受好評。觀眾在填寫問卷時表示：「再次理解了傳遞困難歷史的意義」、「有種造訪了水俣的感覺」、「以『我』的視角敘述和田野調查的觀點很不錯」。原本擔心展場陳列的採訪影像過多，但許多觀眾仍願意花費時間細心觀看。最令筆者欣慰的是，不少觀眾在問卷中寫到：「一定要去水俣」。這顯示人們似乎意識到，親身前往歷史發生的地方，是一種獨特的理解歷史的方式。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苦海淨土》是1969年作家石牟禮道子撰寫的自傳式作品，以採訪為基礎深入記錄水俣病患者及其家屬的人生，揭露肇事企業和政府的冷漠和推諉。本書出版後迅速引發了社會關注，部分內容更被收錄進日本教科書中。

  作者：何慕凡（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USHMM）座落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自1993年成立以來，其首要任務為傳播大屠殺的相關知識，保存受難者的記憶，並鼓勵觀眾反省大屠殺事件引發的道德和良知問題，進而反思身為民主國家公民應有的責任。對該館而言，「教育」是其重要的使命，希望透過展示與教育活動，激發觀眾以批判性思考面對過去，並反思當下自己的責任。 本文將介紹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教育活動，並訪談在該館從事教育工作超過10年的Ann O'Rourke，了解該館的教育方針與教學規劃。O'Rourke畢業於美國印地安納州聖母大學歷史系，2012年以實習生身分進入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2013年開始任職教育相關部門，目前身兼該館專業教育部門以及威廉．萊文家族大屠殺教育部門（William Levine Family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Education）專案經理（註釋1）。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內部照（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接近受難者的故事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不僅是典藏與展示史料的機構，更是紀念大屠殺受難者的場所。O'Rourke指出，我們不應該僅將大屠殺視為過去的歷史事件，而要使讓觀眾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反思歷史教訓。該館在展覽中彙整受害者和倖存者的聲音，同時審視德國社會的執法者和一般民眾在大屠殺這個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該館的「教育指南」強調，講述大屠殺事件時，應避免簡化複雜的歷史問題，並將抽象的統計數據轉化為個人的故事，讓觀眾看見龐大的受害者數量背後的情感與記憶，在廣泛的歷史敘事中理解個人經歷的多樣性，唯有如此，博物館才能成為一座富有生命力的紀念場所。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容顏之塔」展出大量受難者的照片，營造追悼與紀念的氛圍（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博物館的展覽呈現大屠殺事件背後的歷史脈絡，並強調以不同視角展現大屠殺，涵蓋了受害者、倖存者與加害者的觀點。博物館的展覽設計成自導式（Self-guided），透過精心規劃的動線，引導觀眾自行貼近並且反思這段黑暗歷史，達到教育的目標。O'Rourke指出，因為議題的沈重性，博物館建議11歲以上的觀眾參觀，也將大屠殺相關的具體圖像陳列在具有一定高度的隱私牆後方，以免讓孩童不小心看到。 在博物館中，受難者不僅是被記憶的對象，更是博物館的核心成員。O'Rourke表示，該館也與受難者合作，曾經規劃他們專屬的志工座位，定期擺放在博物館內，讓觀眾可以與他們直接交流，聆聽受難者的生命故事，深切感受歷史的真實性。此外也會舉辦講座，邀請受難者分享親身經驗。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展出大量大屠殺受難者與倖存者的物件。圖為集中營非尤太裔倖存者Anthony Acevedo所捐贈的日記與物件。（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除此之外，博物館也積極與學校合作，並簽署了備忘錄，確保每一所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公立高中都會帶學生來參訪，做為其課程的一部分。除了實體參訪，博物館也提供豐富的線上教學資源，讓教師可以遠距把資源帶進教室，傳遞給各地的學生。而館方提供的大屠殺線上百科（Holocaust Encyclopedia），更製作了高達20種的各國語言版本，以供全世界的觀眾查詢，截至2022年底已經有2,570 萬點閱人次。 博物館定期舉辦教師研習，與教師討論如何傳遞大屠殺歷史。（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避免悲劇重演：給執法部門的教育專案 威廉·萊文家族大屠殺教育部門的教育計畫自1996以來，持續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前來參觀博物館，包括對國家政策具有影響力的執法部門、司法部門、國防單位，以及外交、醫學、教育和宗教領域的專業人士等。 1999年，博物館曾邀請華盛頓特區警察局長Charles Ramsey參觀博物館，局長對於德國執法團隊在大屠殺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印象深刻，並表示：「為什麼理當保護人民的警察會變成納粹極權主義的幫兇？我希望讓部屬了解這些事情」。此後，博物館與華盛頓特區警方密切合作，也協助培訓聯邦調查局（FBI）、美國特勤局（Secret Service）的執法人員。此外最近也與美國國務院國際麻醉品跟執法事務局合作，協助規劃刑事司法人員預防暴行方面的培訓課程以及工作指南。 2010年海軍見習生參觀該館常設展覽（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每當專業人士，尤其是執法人員來訪博物館，館員會引導他們仔細觀看歷史照片，或者研讀大屠殺時期的各項案例，了解當時的專業人士如何做出決定。例如博物館曾為有軍方背景的參觀者準備了以下案例：曾有三名連長被命令殺死轄區內的人，有兩名連長聽從命令，但有一位連長選擇抗命。透過這些歷史案例，來討論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的議題。O'Rourke表示，大屠殺歷史研究顯示，執法部門與軍隊在大屠殺執行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博物館希望透過這些課程，讓參與者省思大屠殺悲劇，了解他們在民主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責任，也防範未來悲劇再次發生。 國際交流與國際大屠殺紀念日 自成立至今，博物館積極參與多項國際專案，向世界各地傳遞大屠殺的歷史。根據該館的統計資料，有12%的觀眾是國際旅客，約90%為非尤太人，更有100多位國家元首以及3500多名外國官員曾經來此參訪。館方除了關心二戰期間納粹的大屠殺，也關注如何預防種族滅絕。例如目前館內的特展「緬甸的種族滅絕之路」，就探討了羅興亞人如何從公民變成外來者，成為持續種族滅絕運動的目標，並呈現受難者的證言與影像。   「緬甸的種族滅絕之路」以個人故事讓觀眾認識羅興亞人被壓迫的處境。   1月27日是世界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博物館會在這一天舉辦紀念活動，閱讀受難者的名字。館方認為閱讀這些因納粹政權而被殺害的男人、女人、以及小孩的名字，是一種簡單但有力量的方式，讓世人可以記得他們。2024年的紀念日除了宣讀名字之外，也邀請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營的倖存者Irene Weiss演講，透過這些活動，邀請更多人共同紀念這段歷史。 2024 世界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影片   大屠殺幸存者Albert Garih 與 Ruth Cohen 於紀念日活動中點亮蠟燭（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提供）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不僅是保存歷史記憶的殿堂，更是將大屠殺歷史的重要性呈現給世人的學習之所。O'Rourke表示，她希望透過多元化的展覽、深入的教育計畫、志工與受難者的分享等等教育推廣活動，讓世界各地的領袖與公民學習面對仇恨，防止種族滅絕悲劇再次發生，以促進人類的生存尊嚴。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美國威廉．萊文家族（William Levine Family）於2014年捐款資助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支持該館推動國內及海外的教育活動。 根據雷敦龢導讀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施亦如譯，2013: 3)一文指 出:「基督新教傳教士瓦特.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於 1817 年來華，1837 年曾編篡一本中 英辭典，其中採用犬部的『猶』字指稱尤太人，原因是他認為尤太人並非善類，而且中國古代慣 以『犬』部的字稱呼周邊的蠻族，如北方的狄族，因此麥都思刻意不使用天主教原有的『如得亞 (Judah/Jew)』，而選擇犬部的『猶太』，帶有貶低意味。」針對麥都思的觀點，當代許多學者都刻意 採用「尤」一詞以示反對，本文也採取「尤太」一詞來取代「猶太」。

作者：陳佳汝（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專題記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員盧梅芬慎重地翻開一本精美的繪本，那是紀錄著布農族從在日治時期被迫集體遷移的故事，也是國內第一本關於原住民族被殖民的困難歷史繪本《Kulumaha》（布農族語：回家吧）。故事描繪七十二歲的老奶奶慕拉斯帶著小孫女，在闊別一甲子後重返兒時家園內本鹿的歷程。時光倒轉，書中描繪十一歲的慕拉斯和父母與部落家族，被迫集合在部落廣場上，在武士刀的吆喝下，淚流滿面地揮別山中的水鹿、黑熊與小米田。   繪本〈Kulumaha〉以兒童視角紀錄布農族遷村歷史。（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這是日治時期對原住民所實施的『集團移住』政策。」盧梅芬打開由布農族人口述故事所編輯而成的繪本，俐落短髮鑲嵌著黑白分明大眼的她，十分不捨地嘆了口氣：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為了有效管理深山地區的原住民，採取了『集團移住』的政策，對於居住在高山區的布農族影響最大，移居到平地的布農族人無法適應環境而水土不服，許多人染上瘴癘而亡。日本人為了杜絕他們回家的念頭，把山上的家和小米田都燒了。直到2002年陳水扁執政，回家行動開始，文建會用直昇機載老人回部落出生地，當年的家園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殘垣。國小時離開的蔡善神後來訪問被迫離開的族人，才有了這本繪本。」   「這樣的經歷類似美國的『淚水之路』。1838年美國軍方將原來居住在肥沃東岸土地的切諾基族人強迫遷移至新墨西哥州，一千多英哩長途的疾病交迫，導致四千人死亡，後來美國政府將其西遷路線指定為國家歷史步道。」 身形瘦小樣貌清秀的盧梅芬說著這些既遙遠又相似的原住民族血淚史，泛著淚光，卻神情堅定。她自1999年任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二十餘年來致力於原住民族藝術的研究，對於研究與策展等博物館實務工作具有獨具一格的見解。作為博物館研究員，盧梅芬有兩個重要貢獻，其一對原住民族展覽做了重要的反省，並且致力於建立新的展覽視野，其二是以共通人性打造可被理解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而她窮盡畢生的心力，最大的願望就是建立具有原住民族史觀的原住民族博物館，呈現其被殖民的真實困境，而非僅僅只是族群分類的文物展示。 重拾原住民族藝術的名字與歷史：史前館研究員盧梅芬專訪（下） 盧梅芬研究員於史前館探索館同理心展區留影（圖片提供：盧梅芬） 臺灣原住民族經歷殖民與專制政權影響的困難歷史，盧梅芬認為有其必要做一個範式轉移： 「如今美國、加拿大都在做原住民族去殖民的工作，並且經過範式轉移，其歷經掠奪土地、同化教育和我們原住民族的處境都一樣；而臺灣因為『南島』的概念會將原住民族議題導向國族建構和去中國化，忽略原住民族的議題本身是關於去殖民和人權議題。」 以故事和遊戲構築困難難史 「從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到民進黨執政，臺灣的文化與政治論述以『南島文化』為核心。當臺灣歷史博物館對臺灣的歷史做了一個範式轉移，原住民族的殖民史卻始終沒有呈現結構性的翻轉」 對此深感遺憾的盧梅芬，在她所規劃史前館探索館裡，盡量置入原住民族的困難處境，例如臺灣原住民族戰後因經濟弱勢與被殖民的歷史脈絡而被迫移動： 「我要講的移動並非大歷史的移動，而是特定時期的被迫移動，包括移工在戰後經濟大建設的移動，最高之處是鷹架，最遠是遠洋漁業，最深是礦工，最陰暗的是雛妓。」 經歷三年精心策畫下，史前館於2023年5月19日重新開幕，以更新常設展與建築再造，給予觀眾全新面貌的「臺灣史前史廳」，建立「南島廳」外，以親子共學為目的的「探索館」，更是以親切的繪本帶入艱困的原住民族殖民史，並且融入國際比較觀。 史前館重新開幕！新常設展為友善平權與社會議題努力 探索館以繪本讓兒童認識原住民族困難歷史（攝影：陳佳汝） 探索館外長廊大片落地窗映照著寬闊的斜坡綠地，是孩童嬉戲徜徉的空間，裡面色彩繽紛的探索館，以環型的空間兜出一個個真實的血淚故事，大型人偶代表的是一個真實的角色，並且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 以親子為導向的探索館，以遊戲帶入史前的內容，用故事來構築困難歷史。「移動」是與常設展及南島廳連結的共通主題，也是展覽的敘事主軸：從史前的冰期移動，南島的擴散和遷移，到探索館裡原住民族的被迫遷移，以呈現全球原住民族在殖民時期共同遭遇的三大議題：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同化教育，以及移工等三大主題。透過這些議題的展示，也讓觀眾反思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以解殖民的觀點重新看待原住民族的歷史。   探索館以「遷徙」為題，引導觀眾了解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歷史（攝影：陳佳汝） 以個人故事激發兒童的同理心與國際觀 展示策略上，盧梅芬強調要回到細膩的故事之中。「只是講原住民族曾被殖民和汙名化，很難進入內心去理解其困境，一定要有例子，因此回到個人的故事很重要。」在她的策劃之下，台灣原住民族的故事以繪本形式呈現，因而有了以內本鹿事件為本的慕拉斯返家繪本，也讓困難歷史變得可感同身受。 置入殖民史的童書外，探索館最大的特色是打造了具有國際比較觀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將被殖民的議題拉高到全球共通性的議題。她認為讓兒童有國際比較觀很重要，因此持續搜尋以原住民孩童視角出發的故事，在研究美加澳紐的原住民族殖民史之後，找到了關鍵案例，例如，查尼之死。九歲的查尼在加拿大政府的同化政策下，被迫離開自己的父母送往寄宿學校，想念父母的查尼在零下七度的低溫下逃離學校，沿著鐵軌走了六十公里後最終倒下，死於飢餓和寒冷。由於記者的報導而引起全國關注，經由調查發現有六千名寄宿孩童死亡。這是加拿大政府在1870至1996年間對其原住民族所施行的同化教育。 為了以孩童之眼來認識人權議題，她將「查尼的秘密小徑」繪本的每一頁故事放大輸出，攤開成書本的形式展出。隨著放大的書頁，可以看見查尼原來養了一隻狗和父母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最後卻孤獨悲慘地倒下。故事繪本的上方會標出重大事件，如「1830年印地安人遷移法」，「淚水之路」，「世界移工」，「什麼是寄宿學校」，做為帶領兒童認識困難歷史的議題。   探索館邀請觀眾設身處地思索繪本主角的處境（攝影：陳佳汝） 故事尾聲，她設計了問題：有沒有被迫離開家的經驗？曾經失去什麼？並且以紙卡來讓孩子們回答，如果你成為困難歷史繪本當中的主角是，你會怎麼做？讓孩子換位思考。原住民族被殖民的困難歷史在臺灣第一次以繪本形式展出，其親切的童書繪本和明亮的展示空間，盧梅芬透過情感的經驗帶來道德與政治的關懷，讓困難歷史和觀者可以在博物館中與全球性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親密相遇」(intimate encounter) 。

作者：許擎（國立臺灣博物館計畫助理） 2024年元旦，日本能登半島發生地震與海嘯災情，不禁令人想起東日本大震災，又或喚醒臺灣人對921大地震的記憶。天災從未離我們遠去，在重大災害議題中，博物館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 「三陸海岸」面朝太平洋，自日本東北青森縣、岩手縣綿延至宮城縣，是具有海蝕平台、谷灣和沙灘等複雜地形的美麗海岸。自古以來，由於親潮和黑潮在此交匯，形成世界級的漁場。三陸海岸因海而豐饒，卻也因海而受創，2011年3月11日下午，東日本大震災（臺灣通稱311大地震）導致巨大災害，由於宮城縣至岩手縣的海灣狹窄而推高了海平面，引發超過10公尺高的巨大海嘯，三陸海岸沿岸城鎮受到重創、近乎全毀（註1）。本文將討論「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與「岩手海嘯紀念館」這兩間館舍，如何透過展示與教育活動傳承這場嚴重天災的記憶，並且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 在遺構之中傳承震災記憶 氣仙沼市位於日本宮城縣東北端，臨三陸海岸。東日本大震災造成氣仙沼市1,200多人死亡，15,000餘棟房屋受損，至今210多人仍下落不明（註2）。2019年3月，「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開館，該館部分建築為歷經東日本大震災的「向洋高中」遺構，館長芳賀一郎則是該校的退休教師。向洋高中緊鄰海濱，地震當時校園內約有250名學生、教師和工作人員，由於靈活且迅速的疏散，沒有任何一人在震災中喪生，如此成功的防災經驗吸引了各地的教育旅行團和參觀者前來取經。「傳承館」作為震災的「視覺證據」，持續提醒世人天災的可怖，也傳承地震記憶與防災意識，期待將氣仙沼市打造成為「海嘯零死亡率城市」。   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開發許多文創商品，如紀錄個人資訊及緊急連絡方式、防災準備用品建議與緊急救傷步驟的手巾等（許擎攝影）   展示分為「震災傳承館」與「震災遺址」兩大區域，並以「震災傳承館」作為起點。首先，觀眾可在「影像劇院」觀看地震、海嘯、火災的紀錄影片，透過視覺與聽覺帶來的震撼，將震災的記憶與災情銘記腦海之中，搭配走廊牆面展示的災害攝影紀實，直接感受災害的恐怖。   「震災遺址」展區保存了受海嘯侵襲的向洋高中遺構（許擎攝影）   第二展區「震災遺址」完整保存了「向洋高中校舍」被海嘯襲擊後的遺構。觀眾穿過散落滿地的課本、書櫃、桌椅，自一樓拾級而上，經過三樓「海嘯沖來的車輛」、四樓「海嘯到達處」，抵達頂樓的「最終避難處」。寧靜的遺構空間裡，殘破不堪、人去樓空的教室宛如海嘯留下的疤痕，與牆上充滿活力的青春校園照片形成強烈對比。   今昔對比：廢校的向洋高中教室現況與過去充滿青春氣息的校園照片（許擎攝影）   穿越南北校舍及室外空間後，將抵達「震災傳承館」的最後展區，此處播放罹難者家屬災後的訪談影片。觀眾可以看見為了實現與罹難妻子約定而帶著照片四處旅行的丈夫、失去丈夫與女兒後獨自扶養兒子的母親、畢業前夕因海嘯來襲失去同學的畢業生代表。影片不僅傳達出海嘯的恐怖，也讓觀眾感受災後人類如何懷抱著傷痕與希望，努力繼續活下去。 該館可預約參加由志願者和當地國高中生帶領的故事導覽。而每個月的11號是東日本大震災的「月忌日」，若適逢週日則會舉行「人人都是講故事的人」的故事導覽，並鼓勵每個聽故事的人都成為「講故事的人」，把有關震災的記憶和故事盡可能傳承給更多的人。該館不僅透過展示，也希望透過教育活動達到生命經驗和防災意識的「傳承」。   參觀完畢，提供觀者寫下祝福與感受的便利貼展示牆（許擎攝影）   給未來的備忘錄：傳播防災知識與歷史 相較於「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以展示凸顯情感與傷痛的回憶，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的「岩手海嘯紀念館」更強調災害知識、資訊與技術的傳遞。該館成立於2019年9月，希望將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帶來的教訓分享給世人，也配備多國語言的導覽，將知識分享給外國訪客。   「探究歷史」展區側寫（許擎攝影） 展示分為「探究歷史」、「了解事實」、「學取教訓」、「共同推進復興」四個展區，以及播放岩手縣的東日本大震災紀錄影像的「導覽劇場」。「探究歷史」展區以歷史與科學的視角，說明海嘯的成因、速度與破壞力，並呈現日本史上的重大地震與海嘯事件，反思如何與自然共存。「了解事實」展區則聚焦於「東日本大震災」，展示受災害侵襲的照片與實物，以及受災戶的心聲紀錄。   「了解事實」展區內展示當時受海嘯襲擊的消防團車輛（許擎攝影）   「學取教訓」展區則還原當時指揮救災的「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災害對策室」會議現場，解析人們採取的逃難策略與救助行動，分享應對災害的過程；「共同推進復興」展示災後積極向前邁進的災區樣貌，並對來自海內外的眾多援助表達感激。當館累積豐富的知識與展示材料，也提供特展展品與展示海報出借服務，供官方或民間機構申請借展，強化該館傳遞防災知識的機能，期望更多民眾瞭解大自然所造成的災害及建立正確的防災觀念。   面向岩手海嘯紀念館、供民眾獻花致哀的追悼廣場（許擎攝影）   岩手海嘯紀念館坐落於「高田松原海嘯復興祈念公園」內，入口以中軸對稱的空間設計呈現強烈的紀念氛圍。參觀完館內展示後可前往戶外園區，經過通往海岸的中軸道路，便會抵達供民眾獻花致意的「追悼廣場」。紀念館周圍還有許多重要的地標與象徵，包括象徵堅毅精神的「奇蹟一棵松」、保存遺構的「氣仙中學」以及災後復育松樹的「防潮林」。 紀念館以室內展示「呈現過去」，室外廣場則轉換成「追悼、紀念過去」的場域，再移步至「現在」復育中的防潮林，隨著展示、環境與場景的變換，觀眾的參觀經驗在空間上逐漸海闊天空、在時間軸上則逐步邁向未來。   岩手海嘯紀念館入口（許擎攝影）  岩手海嘯紀念館門口延伸至海岸線的中軸對稱設計呈現強烈的紀念氛圍（許擎攝影）   紀念博物館的意義 博物館可以作為發展「黑暗觀光」的一種方式（註3）。東日本大震災後，日本透過觀光活動幫助受到重創的東北地區福島、宮城、岩手等地從災後復原，稱之為「重建旅遊」，景點之中也包含許多傳承震災記憶的博物館與資料館。這些機構以物件或文字典藏歷史傷痛與教訓，並向社會大眾展示，既是三陸海岸重建旅遊的關鍵基地，也是復興當地經濟的重要角色。「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及「岩手海嘯紀念館」不僅悼念逝者，更將經驗傳承給活著的人們，希望大眾不要輕視地震及海嘯的破壞力、培養面對災害的應變能力。   岩手海嘯紀念館旁廢校的氣仙中學遺構亦被保留，並有標示當年海嘯高度的指示牌（許擎攝影） 責任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依據宮城復興之旅網站，宮城縣內死亡人數達10,569名、失蹤1,215名，約占全日本受災總數的五成。 註釋2：依據氣仙沼市役所2023年8月31日官方資料，直接死1,109人、関連死111人、行方不明者214人)。 註釋3：黑暗觀光亦稱黑色旅遊，意指參訪曾經發生災難、死亡、屠殺等黑暗事件地點的旅遊活動。

作者：曹欽榮（人權文史工作者） 探索紀念館旅程的起點，我想從參與台北228紀念館的規劃經驗開始談起。1996年初，我至澳洲旅行，參訪坎培拉的綠建築新國會大廈與澳洲戰爭紀念館，回到臺灣後，同年6月開始參與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然而，至今它還是行政決定下、未立法的「常設」紀念館〔註1〕。台北228紀念館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紀念館如何互為影響。現在的旅行者常常有機會參訪各國紀念館的景點，卻很難深入瞭解各館紀念事件的背景，但紀念館往往和當代社會議題密切相關；因此，認識紀念館成為本世紀新興的熱潮，您一定要知道。   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228五十周年開館，意義重大，圖為開館前整修完成的紀念館正面。（曹欽榮 提供）   起點：國際紀念館的啟示 參訪澳洲時，參觀了澳紐軍團紀念堂，其為紀念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亡的軍人，至此心中浮現：未來是否有機會能夠進一步認識亞洲重要的紀念館，與其國家歷史及當代社會脈絡的關係呢？當時，比較知名的案例有日本的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長崎原爆紀念館，到了今天，日本已經組織了全國性的和平博物館聯盟，而韓國也已經設立了各類紀念館，成為國際新紀念館的活躍成員。 澳紐軍團戰爭紀念堂（Photo by David Berkowitz, flickr, CC BY-NC-ND 2.0）   另外，於20世紀末開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出版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專書，介紹該館從無到有的過程，以及常設展新穎的規劃設計構想；我對照該館設計平面圖，了解當代紀念館，關聯著跨國歷史脈絡和社會需求的脈動，藉由說故事(narrative)的方法，來表達常設展裡的內容和觀眾緊密的同理心關係。後來，我也有機會兩度參訪大屠殺紀念館，印象深刻。   從文獻到國際協會：紀念博物館的研究 今日網路無遠弗屆，Tripadvisor旅遊評論網站，能夠帶領著大眾在雲端遨遊全球各類紀念館，亞洲各國也在全球趨勢下，呈現了多彩多樣的紀念館或機構，紀念歷史事件，期許對現在與未來社會發展有所啟發。同時，我也比對三十年來設立的國際紀念館社群聯盟，其反應了未來可以進行觀察和研究的有趣課題。 例如現在設立於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的INMP辦公室（為了和平的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s for Peace，1992年成立），於2020年出版《全球和平博物館專書（Museums for Peace Worldwide）》〔註2〕，介紹全球302個相關館舍，其中日本84館、臺灣7館。 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常設特展區「無言館」，展出二戰出征的學生作品及文獻資料，學校痛切反省不再驅使學生奔赴戰場。（曹欽榮 提供）   而在全球的國際組織裡，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CSC，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1999年成立）網站列名65國計300多名成員。其次，公共罪行受害者國際紀念館委員會（ICMEM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2001年設立），會員多數以歐陸國家為主。再來，由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發起的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2010年成立）網站名單地圖顯示110名成員，臺灣也列名9處；臺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底，宣布為FIHRM亞太分會。2018年ICSC則協助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編輯並發布「記憶遺址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Memory）指南，幫助專家學者和公眾彼此能夠在「記憶所繫之處」中，達到更具現代人權關懷的互動和理解。 以上聯盟的名單包括了各類屬性的紀念館，並隱含著紀念館或遺址的共同任務：依據歷史事實為核心，進行當代人權教育。全球當代紀念館快速增加的趨勢，帶來探討博物館和社會文化的多種交互現象，這是否為引發ICOM近年來重新「定義博物館」爭論的原因之一，有待深究與了解。但至少，在我們追尋各國紀念館誕生的歷史脈絡、社會背景〔註3〕，出現了何為「困難遺產」、「困難歷史」和「困難知識」的討論〔註4〕。   轉化困難歷史：紀念館的黑暗觀光 紀念館和觀光旅遊的關聯性，以及「轉型正義」議題，也逐漸被各方提上國際會議議程裡。亞洲地區紀念館的展示內容，多數是20世紀國家內部、外來「暴力」的困難歷史事件，而為了吸引遊客或觀眾到訪，紀念館持續增添和遊客之間有效的溝通方式。例如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推動黑暗觀光旅遊超過20年，運用監獄符號製成各種旅遊商品，並自2019年開始以工作坊的方式，導入「記憶遺址的詮釋」指南的課程，以此向參與的觀眾推廣人權教育。今後園區也應持續透過舉辦工作坊，並且建立長期的觀眾調查數據，以此建立園區詮釋人權史的特殊性，成為臺灣分享東亞或國際社會紀念館的重要管道。 臺東縣綠島鄉東北角的思想犯監獄遺址，於2002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部分開放，晚期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牢房中央區於2009年夏天開始展出「世界的和平博物館」特展，展覽於監獄區不同空間持續展出多年。（曹欽榮 提供）   在亞洲，除了臺灣、日本、韓國之外，到其他地區旅遊時，也有許多機會參訪當地的紀念館，如中國的紀念館多數以二戰抗日和革命解放後的國家史觀為主；而東南亞地區，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遺址紀念館，反映了越戰時期的國際局勢，鄰國柬埔寨金邊赤柬受難者紀念館，則展出史無前例的國內赤柬大屠殺的歷史，旅遊者現今仍可以經常在國際景點吳哥窟，偶遇赤柬時期倖存的身障表演者。從此顯示，紀念館是一個能夠轉化國家困難歷史，並發展黑暗觀光的場域。   回探歷史，呼應當代 最後，從參加多次INMP會議的經驗裡，我檢視各方紀念館設立緣由，瞭解到社會變遷脈絡和多重權力關係皆會影響紀念館的發展，且這些館舍經常會與當代社會議題產生連結，期望與觀眾一起回探歷史，反思現今的人權，如以下介紹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與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 位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成立於1998年，該館設立背景涉及二戰前納粹轟炸、西班牙內戰、戰後巴斯克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內在矛盾，與艾塔組織恐怖行動等過往歷史和現代民族國家歷史的衝突。而其新常設展於2003年開展，館內運用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名畫，探索巴斯克地區的長期環境問題，包括歷史中的人為對立、自然環境破壞。由於館址位於當地具有歷史象徵性的廣場，因此也需面對地方推進旅遊時，敘述自我歷史與回應社會重大事件的挑戰。 西班牙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常設展運用畢卡索名畫「格爾尼卡」，反思巴斯克地區歷史上的災難和自然環境。（曹欽榮 提供） 西班牙東北方畢爾包附近的小鎮格爾尼卡，鎮上的議會大廳天花裝飾著象徵巴斯克傳統文化象徵的格爾尼卡橡樹，19世紀吟詠詩人將橡樹永久地融入巴斯克歷史的最初起源。（曹欽榮 提供）   另外，我在2008年參與INMP第六屆會議時，全體與會者前往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開會，於館內我第一次聆聽原爆「被爆者」的公開陳述，令人動容。該館同時展出近期收藏展，最特別的是「被爆者」的素人畫展，驚人的核爆後自繪畫面，撼動人心。而該館舍也與國際「核議題」的當代論辯具有高度的關聯性。 日本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於二戰後不久設立，知名建築家丹下健三負責設計，紀念館位於中軸線一端，人造紀念碑則位於中軸線的中間。（曹欽榮 提供）   全球透過紀念館交流，互相認識彼此不被注意的近代歷史，打開面對當代國際關係的新思維。如何更好地運用紀念館，與今天的社會大眾共享過去，攜手創造未來，是各館的當代任務。臺灣的國家人權館運用FIHRM組織，與國內外相關紀念館共同協力，探索彼此的歷史背景，與面臨的當代社會挑戰，如此探尋跨國紀念館的動態旅程，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註釋： 註釋1：參考曹欽榮，〈臺灣民主運動之後綠島紀念園區的挑戰〉，《博物館與文化》第20期（2020 年 12 月），頁57-82。台北228紀念館是臺灣第一座常設經營的近現代史紀念館，而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則是於1996年，在嘉義市中心二二八公園落成，但卻沒有經常開放。 註釋2：參考INMP網站（2022年5月25日檢索）。 註釋3：2000年出版的Dark Tourism、2007年出版的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以及2016年出版的Introducing Peace Museums。三本專書匯集了如何闡明近現代紀念博物館類型學的衍生議題，提出紀念館或遺址的特質，博物館社群至今仍在持續深廣研究中。 註釋4：參考曹欽榮，2020，〈台灣紀念館詮釋困難歷史的挑戰〉，發表於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歷史：覆蓋、揭露與淨化昇華」(2020.10.29-30)。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博物館如何訴說困難歷史？來自日本及其殖民與佔領國家的聲音 【博物之島新訊】向人民伸出援手！印度甘地紀念館走在社會援助最前線

作者／攝影：劉庭妤（自由作者）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原臺北北警察署），保存殖民統治時期的「拘留室」、「水牢」，現今卻作為保存新文化運動光榮歷史的展示空間。迥異的兩方敘事，展現當代社會為因應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再詮釋過去歷史的成果。   珍貴的黑暗遺產—扇形拘留室、水牢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日治時期為臺北北警察署，是當時大稻埕街區重要的警政機關，原本位於今日重慶北路、保安街的交會口，至1933年才遷移並興建至現址，由木造結構改為水泥建築。建築體成L型，坐落於交叉路口，引人注目的地理位置、建築結構暗示著警察大人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時，警察制度為殖民政府鞏固權力的第一線，配合著保甲、壯丁團制度，以及土地、人口調查等工作的進行，在民間形成嚴密的權力網絡，除了維持社會秩序之外，也嚴格控制民間思想言論。戰後，北警察署改為臺北市警察局，直到1998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2006年成立新文化運動館籌備處，到2018年才正式開館，公開展示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拘留室、水牢等黑暗遺產，讓觀者行走於狹窄彎曲的走道內，感受獄中侷促壓迫的空間特性。 拘留室共有七間，呈現扇形，中央的匯聚點體現傅柯全景敞式主義的概念，權威者只要站在中心位置，即可透過視線的優勢地位監督、發號施令，嚴格控管獄囚的一言一行。在北警察署遷移之前，蔣渭水曾囚於舊址，他提到入獄時觀察到的獄中生活：「⋯⋯日日被巡查潑水潑得淋漓，地板透濕，很損害身體，又是全沒有出來運動和洗澡，所以這些鱸鰻（流氓）頭們，身體很衰弱很貧血、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此外，這些被暫時監禁的獄囚們也形成特有的生活文化：「⋯⋯這個房的鱸鰻頭，好像學校寄宿舍的市長一樣地指揮室內的宿舍生，早晨起床，他即下命令叫人放屎尿，這房內有置便所，若日間不時放屎，則房內臭不可嗅⋯⋯。」北警察署曾充滿刑求者悲慘的哭泣叫喊，虐嫌事件也時有所聞，這樣的現象並不能單純將之歸因法治管理，還需納入殖民社會的歷史脈絡思考。此外，由於其所坐落的位置正是酒家、妓院、戲院及旅館林立的大稻埕地區，流動人群身分複雜，因而使得治安管理機構的北警察署地位更形重要。 利用扇形由寬至窄的空間特性，讓位居中間位置的權威者一覽無遺，方便控管。蔣渭水在記錄中提到，每間拘留室內皆配備廁所，拘留室中最怕遇見毒品犯，因其無法控制大小便時機，常常將室內熏得臭氣沖天。   臺灣新文化運動館內的光榮歷史 作為見證日治時期警政系統運作的重要文化資產，北警察署原計畫規劃成「警察博物館」，以展現日治時期警署管制氛圍、警察角色變遷等內容。再者，就其場域空間來說，北警察署鄰近臺人知識啟蒙重鎮（靜修女中、天馬茶房、大安醫院、永樂座等），是箝制民間社會運動、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代表性機構，應當作為闡述人權議題、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的博物館場域。然而，經過現當代的詮釋及再利用，北警察署以「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身分對外開放參觀，主要展示臺灣文化協會、民間政治發展等歷史內容。換言之，博物館試圖回溯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光榮歷史，保存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並以推廣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四大文化領域為創館宗旨。到底這種截然相反的博物館詮釋，對於建築而言是否合適？觀者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化」想像，與現代社會的文化想像有何落差？這背後又彰顯了當代社會的何種文化需求？ 入口右側放置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的照片，並在一旁使用白色框線標示出姓名身分。 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者Assmann，在論及文藝復興學者Cardano的作品時，提到「聲望」建立的三項條件：偉大的行為、關於這些行爲的記錄、後世的紀念。博物館正是保存歷史上充滿聲望之人的場域，藉由觀看特定人們的行為記錄，達成紀念目的，是現代化的死者崇拜、姓名永生，也是形成集體記憶和文化的手段儀式。新文化運動館所串聯起來的進步敘事（progressive narrative），便是基由臺灣文化協會的理事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賴和等重要人士及團體聲望所創建而來。相較起建築物本身的文化脈絡，顯然大稻埕街區的未來發展、空間串連，更影響新文化運動館的定位與選擇。如何在新文化運動精神保存之外，不失規訓場所的深度詮釋？如何透過常設展、較為彈性的特展，和教育推廣活動突顯大稻埕的特殊歷史地位？這些挑戰落在開放未滿一年的新文化運動館肩上，考驗博物館人員對場館的想像實踐。   對「文化」的兩種想像詮釋 受到當時的國際局勢、海外學子，以及殖民地權力不對等諸多因素影響，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以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作為協會本部，發行《會報》，定時舉辦讀報及演講。文協首次有計畫性地打破知識階級、顛覆傳統文化，並透過文學、音樂等宣傳形式，將政治啟蒙下放至勞動階級，讓民族自決的思想深入民間。它所造成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促使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建立，也引發農民、婦女、青年、工人團體的興起；此外，稍後發生的治警事件、二林事件同時與其密切相關。對當時的文協來說，「文化」只是宣傳手段，藉由文化講演、讀報、新戲劇、電影、雜誌等教化的知識啟蒙才是核心，它更像是文明開化的同義詞，娛樂意義被放在次等的位置，更著重政治實踐如何落實於庶民文化之中。 雜誌為當時重要的發聲管道，1924年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引發新舊文學論戰，臺灣文學在語言問題使用、鄉土題材創作間，面臨新的衝擊挑戰。 然而，時至今日，綜觀新文化運動館創館曾舉辦的活動、展覽，不管是〈渭水春風〉音樂劇、〈大覺醒時代〉特展及講座論壇、或者〈懶雲診療室〉特展等，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文協採取的文化手段——「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在博物館解讀下已有所不同，不但為個人服務的成分提高、政治力道衰弱，在梳理1920年代大稻埕歷史脈絡的同時，也顯示出後頭隱藏的國族框架。博物館如何用大稻埕地區獨特的文化，表彰自我身分，從而回應當代臺灣社會尚未釐清定論的文化及政治主體性？也許我們能以博物館對蔡培火流行歌曲「咱臺灣」的詮釋作為回應：「⋯⋯在這樣的對抗、衝突中，逐漸凝聚出一種我們是『共同體』的意識。讓『我們臺灣』、『臺灣人』的輪廓逐漸清晰。儘管之後歷經了皇民化運動與戰後的威權統治，但臺灣人的意象並未受到挫折，成為1990年代民主自由開放社會的重要基礎。」 〈懶雲診療室〉特展，參觀民眾需換上醫師袍、戴上聽診器，在有如診間的展覽空間內，閱讀日治時期醫師兼作家的賴和（筆名懶雲）作品。   參考資料：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官網 林正雄（2001）。臺北市直轄市定古蹟原臺北警察署：修護調查與再利用規劃研究。臺北市文化局。 蔣渭水。〈北署遊記〉。蔣渭水先生全集（復刻）。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蔡金鼎（2014）。公有建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共性探討：以臺港三個不同的個案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7，7-26。 Assmann, A.（2009）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2016）。北京大學出版社。 Alexander, J.C.（2003）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吳震環譯，2008）。五南圖書。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