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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以兒童之眼講述困難歷史: 史前館研究員盧梅芬專訪(上)
以兒童之眼講述困難歷史: 史前館研究員盧梅芬專訪(上)
作者:陳佳汝(文化部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專題記者)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員盧梅芬慎重地翻開一本精美的繪本,那是紀錄著布農族從在日治時期被迫集體遷移的故事,也是國內第一本關於原住民族被殖民的困難歷史繪本《Kulumaha》(布農族語:回家吧)。故事描繪七十二歲的老奶奶慕拉斯帶著小孫女,在闊別一甲子後重返兒時家園內本鹿的歷程。時光倒轉,書中描繪十一歲的慕拉斯和父母與部落家族,被迫集合在部落廣場上,在武士刀的吆喝下,淚流滿面地揮別山中的水鹿、黑熊與小米田。   繪本〈Kulumaha〉以兒童視角紀錄布農族遷村歷史。(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這是日治時期對原住民所實施的『集團移住』政策。」盧梅芬打開由布農族人口述故事所編輯而成的繪本,俐落短髮鑲嵌著黑白分明大眼的她,十分不捨地嘆了口氣: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日本政府為了有效管理深山地區的原住民,採取了『集團移住』的政策,對於居住在高山區的布農族影響最大,移居到平地的布農族人無法適應環境而水土不服,許多人染上瘴癘而亡。日本人為了杜絕他們回家的念頭,把山上的家和小米田都燒了。直到2002年陳水扁執政,回家行動開始,文建會用直昇機載老人回部落出生地,當年的家園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殘垣。國小時離開的蔡善神後來訪問被迫離開的族人,才有了這本繪本。」   「這樣的經歷類似美國的『淚水之路』。1838年美國軍方將原來居住在肥沃東岸土地的切諾基族人強迫遷移至新墨西哥州,一千多英哩長途的疾病交迫,導致四千人死亡,後來美國政府將其西遷路線指定為國家歷史步道。」 身形瘦小樣貌清秀的盧梅芬說著這些既遙遠又相似的原住民族血淚史,泛著淚光,卻神情堅定。她自1999年任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二十餘年來致力於原住民族藝術的研究,對於研究與策展等博物館實務工作具有獨具一格的見解。作為博物館研究員,盧梅芬有兩個重要貢獻,其一對原住民族展覽做了重要的反省,並且致力於建立新的展覽視野,其二是以共通人性打造可被理解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而她窮盡畢生的心力,最大的願望就是建立具有原住民族史觀的原住民族博物館,呈現其被殖民的真實困境,而非僅僅只是族群分類的文物展示。 重拾原住民族藝術的名字與歷史:史前館研究員盧梅芬專訪(下) 盧梅芬研究員於史前館探索館同理心展區留影(圖片提供:盧梅芬) 臺灣原住民族經歷殖民與專制政權影響的困難歷史,盧梅芬認為有其必要做一個範式轉移: 「如今美國、加拿大都在做原住民族去殖民的工作,並且經過範式轉移,其歷經掠奪土地、同化教育和我們原住民族的處境都一樣;而臺灣因為『南島』的概念會將原住民族議題導向國族建構和去中國化,忽略原住民族的議題本身是關於去殖民和人權議題。」 以故事和遊戲構築困難難史 「從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到民進黨執政,臺灣的文化與政治論述以『南島文化』為核心。當臺灣歷史博物館對臺灣的歷史做了一個範式轉移,原住民族的殖民史卻始終沒有呈現結構性的翻轉」 對此深感遺憾的盧梅芬,在她所規劃史前館探索館裡,盡量置入原住民族的困難處境,例如臺灣原住民族戰後因經濟弱勢與被殖民的歷史脈絡而被迫移動: 「我要講的移動並非大歷史的移動,而是特定時期的被迫移動,包括移工在戰後經濟大建設的移動,最高之處是鷹架,最遠是遠洋漁業,最深是礦工,最陰暗的是雛妓。」 經歷三年精心策畫下,史前館於2023年5月19日重新開幕,以更新常設展與建築再造,給予觀眾全新面貌的「臺灣史前史廳」,建立「南島廳」外,以親子共學為目的的「探索館」,更是以親切的繪本帶入艱困的原住民族殖民史,並且融入國際比較觀。 史前館重新開幕!新常設展為友善平權與社會議題努力 探索館以繪本讓兒童認識原住民族困難歷史(攝影:陳佳汝) 探索館外長廊大片落地窗映照著寬闊的斜坡綠地,是孩童嬉戲徜徉的空間,裡面色彩繽紛的探索館,以環型的空間兜出一個個真實的血淚故事,大型人偶代表的是一個真實的角色,並且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 以親子為導向的探索館,以遊戲帶入史前的內容,用故事來構築困難歷史。「移動」是與常設展及南島廳連結的共通主題,也是展覽的敘事主軸:從史前的冰期移動,南島的擴散和遷移,到探索館裡原住民族的被迫遷移,以呈現全球原住民族在殖民時期共同遭遇的三大議題: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同化教育,以及移工等三大主題。透過這些議題的展示,也讓觀眾反思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以解殖民的觀點重新看待原住民族的歷史。   探索館以「遷徙」為題,引導觀眾了解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歷史(攝影:陳佳汝) 以個人故事激發兒童的同理心與國際觀 展示策略上,盧梅芬強調要回到細膩的故事之中。「只是講原住民族曾被殖民和汙名化,很難進入內心去理解其困境,一定要有例子,因此回到個人的故事很重要。」在她的策劃之下,台灣原住民族的故事以繪本形式呈現,因而有了以內本鹿事件為本的慕拉斯返家繪本,也讓困難歷史變得可感同身受。 置入殖民史的童書外,探索館最大的特色是打造了具有國際比較觀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將被殖民的議題拉高到全球共通性的議題。她認為讓兒童有國際比較觀很重要,因此持續搜尋以原住民孩童視角出發的故事,在研究美加澳紐的原住民族殖民史之後,找到了關鍵案例,例如,查尼之死。九歲的查尼在加拿大政府的同化政策下,被迫離開自己的父母送往寄宿學校,想念父母的查尼在零下七度的低溫下逃離學校,沿著鐵軌走了六十公里後最終倒下,死於飢餓和寒冷。由於記者的報導而引起全國關注,經由調查發現有六千名寄宿孩童死亡。這是加拿大政府在1870至1996年間對其原住民族所施行的同化教育。 為了以孩童之眼來認識人權議題,她將「查尼的秘密小徑」繪本的每一頁故事放大輸出,攤開成書本的形式展出。隨著放大的書頁,可以看見查尼原來養了一隻狗和父母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最後卻孤獨悲慘地倒下。故事繪本的上方會標出重大事件,如「1830年印地安人遷移法」,「淚水之路」,「世界移工」,「什麼是寄宿學校」,做為帶領兒童認識困難歷史的議題。   探索館邀請觀眾設身處地思索繪本主角的處境(攝影:陳佳汝) 故事尾聲,她設計了問題:有沒有被迫離開家的經驗?曾經失去什麼?並且以紙卡來讓孩子們回答,如果你成為困難歷史繪本當中的主角是,你會怎麼做?讓孩子換位思考。原住民族被殖民的困難歷史在臺灣第一次以繪本形式展出,其親切的童書繪本和明亮的展示空間,盧梅芬透過情感的經驗帶來道德與政治的關懷,讓困難歷史和觀者可以在博物館中與全球性的原住民族困難歷史「親密相遇」(intimate encounter) 。
2024/04/02
給下一場天災的備忘錄: 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與岩手海嘯紀念館展示分析
給下一場天災的備忘錄: 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與岩手海嘯紀念館展示分析
作者:許擎(國立臺灣博物館計畫助理) 2024年元旦,日本能登半島發生地震與海嘯災情,不禁令人想起東日本大震災,又或喚醒臺灣人對921大地震的記憶。天災從未離我們遠去,在重大災害議題中,博物館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 「三陸海岸」面朝太平洋,自日本東北青森縣、岩手縣綿延至宮城縣,是具有海蝕平台、谷灣和沙灘等複雜地形的美麗海岸。自古以來,由於親潮和黑潮在此交匯,形成世界級的漁場。三陸海岸因海而豐饒,卻也因海而受創,2011年3月11日下午,東日本大震災(臺灣通稱311大地震)導致巨大災害,由於宮城縣至岩手縣的海灣狹窄而推高了海平面,引發超過10公尺高的巨大海嘯,三陸海岸沿岸城鎮受到重創、近乎全毀(註1)。本文將討論「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與「岩手海嘯紀念館」這兩間館舍,如何透過展示與教育活動傳承這場嚴重天災的記憶,並且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 在遺構之中傳承震災記憶 氣仙沼市位於日本宮城縣東北端,臨三陸海岸。東日本大震災造成氣仙沼市1,200多人死亡,15,000餘棟房屋受損,至今210多人仍下落不明(註2)。2019年3月,「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開館,該館部分建築為歷經東日本大震災的「向洋高中」遺構,館長芳賀一郎則是該校的退休教師。向洋高中緊鄰海濱,地震當時校園內約有250名學生、教師和工作人員,由於靈活且迅速的疏散,沒有任何一人在震災中喪生,如此成功的防災經驗吸引了各地的教育旅行團和參觀者前來取經。「傳承館」作為震災的「視覺證據」,持續提醒世人天災的可怖,也傳承地震記憶與防災意識,期待將氣仙沼市打造成為「海嘯零死亡率城市」。   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開發許多文創商品,如紀錄個人資訊及緊急連絡方式、防災準備用品建議與緊急救傷步驟的手巾等(許擎攝影)   展示分為「震災傳承館」與「震災遺址」兩大區域,並以「震災傳承館」作為起點。首先,觀眾可在「影像劇院」觀看地震、海嘯、火災的紀錄影片,透過視覺與聽覺帶來的震撼,將震災的記憶與災情銘記腦海之中,搭配走廊牆面展示的災害攝影紀實,直接感受災害的恐怖。   「震災遺址」展區保存了受海嘯侵襲的向洋高中遺構(許擎攝影)   第二展區「震災遺址」完整保存了「向洋高中校舍」被海嘯襲擊後的遺構。觀眾穿過散落滿地的課本、書櫃、桌椅,自一樓拾級而上,經過三樓「海嘯沖來的車輛」、四樓「海嘯到達處」,抵達頂樓的「最終避難處」。寧靜的遺構空間裡,殘破不堪、人去樓空的教室宛如海嘯留下的疤痕,與牆上充滿活力的青春校園照片形成強烈對比。   今昔對比:廢校的向洋高中教室現況與過去充滿青春氣息的校園照片(許擎攝影)   穿越南北校舍及室外空間後,將抵達「震災傳承館」的最後展區,此處播放罹難者家屬災後的訪談影片。觀眾可以看見為了實現與罹難妻子約定而帶著照片四處旅行的丈夫、失去丈夫與女兒後獨自扶養兒子的母親、畢業前夕因海嘯來襲失去同學的畢業生代表。影片不僅傳達出海嘯的恐怖,也讓觀眾感受災後人類如何懷抱著傷痕與希望,努力繼續活下去。 該館可預約參加由志願者和當地國高中生帶領的故事導覽。而每個月的11號是東日本大震災的「月忌日」,若適逢週日則會舉行「人人都是講故事的人」的故事導覽,並鼓勵每個聽故事的人都成為「講故事的人」,把有關震災的記憶和故事盡可能傳承給更多的人。該館不僅透過展示,也希望透過教育活動達到生命經驗和防災意識的「傳承」。   參觀完畢,提供觀者寫下祝福與感受的便利貼展示牆(許擎攝影)   給未來的備忘錄:傳播防災知識與歷史 相較於「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以展示凸顯情感與傷痛的回憶,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的「岩手海嘯紀念館」更強調災害知識、資訊與技術的傳遞。該館成立於2019年9月,希望將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帶來的教訓分享給世人,也配備多國語言的導覽,將知識分享給外國訪客。   「探究歷史」展區側寫(許擎攝影) 展示分為「探究歷史」、「了解事實」、「學取教訓」、「共同推進復興」四個展區,以及播放岩手縣的東日本大震災紀錄影像的「導覽劇場」。「探究歷史」展區以歷史與科學的視角,說明海嘯的成因、速度與破壞力,並呈現日本史上的重大地震與海嘯事件,反思如何與自然共存。「了解事實」展區則聚焦於「東日本大震災」,展示受災害侵襲的照片與實物,以及受災戶的心聲紀錄。   「了解事實」展區內展示當時受海嘯襲擊的消防團車輛(許擎攝影)   「學取教訓」展區則還原當時指揮救災的「國土交通省東北地方整備局災害對策室」會議現場,解析人們採取的逃難策略與救助行動,分享應對災害的過程;「共同推進復興」展示災後積極向前邁進的災區樣貌,並對來自海內外的眾多援助表達感激。當館累積豐富的知識與展示材料,也提供特展展品與展示海報出借服務,供官方或民間機構申請借展,強化該館傳遞防災知識的機能,期望更多民眾瞭解大自然所造成的災害及建立正確的防災觀念。   面向岩手海嘯紀念館、供民眾獻花致哀的追悼廣場(許擎攝影)   岩手海嘯紀念館坐落於「高田松原海嘯復興祈念公園」內,入口以中軸對稱的空間設計呈現強烈的紀念氛圍。參觀完館內展示後可前往戶外園區,經過通往海岸的中軸道路,便會抵達供民眾獻花致意的「追悼廣場」。紀念館周圍還有許多重要的地標與象徵,包括象徵堅毅精神的「奇蹟一棵松」、保存遺構的「氣仙中學」以及災後復育松樹的「防潮林」。 紀念館以室內展示「呈現過去」,室外廣場則轉換成「追悼、紀念過去」的場域,再移步至「現在」復育中的防潮林,隨著展示、環境與場景的變換,觀眾的參觀經驗在空間上逐漸海闊天空、在時間軸上則逐步邁向未來。   岩手海嘯紀念館入口(許擎攝影)  岩手海嘯紀念館門口延伸至海岸線的中軸對稱設計呈現強烈的紀念氛圍(許擎攝影)   紀念博物館的意義 博物館可以作為發展「黑暗觀光」的一種方式(註3)。東日本大震災後,日本透過觀光活動幫助受到重創的東北地區福島、宮城、岩手等地從災後復原,稱之為「重建旅遊」,景點之中也包含許多傳承震災記憶的博物館與資料館。這些機構以物件或文字典藏歷史傷痛與教訓,並向社會大眾展示,既是三陸海岸重建旅遊的關鍵基地,也是復興當地經濟的重要角色。「氣仙沼市東日本大震災遺址與傳承館」及「岩手海嘯紀念館」不僅悼念逝者,更將經驗傳承給活著的人們,希望大眾不要輕視地震及海嘯的破壞力、培養面對災害的應變能力。   岩手海嘯紀念館旁廢校的氣仙中學遺構亦被保留,並有標示當年海嘯高度的指示牌(許擎攝影) 責任編輯:黃淥 註釋: 註釋1:依據宮城復興之旅網站,宮城縣內死亡人數達10,569名、失蹤1,215名,約占全日本受災總數的五成。 註釋2:依據氣仙沼市役所2023年8月31日官方資料,直接死1,109人、関連死111人、行方不明者214人)。 註釋3:黑暗觀光亦稱黑色旅遊,意指參訪曾經發生災難、死亡、屠殺等黑暗事件地點的旅遊活動。
2024/03/11
如何探索紀念館?從文獻研究到黑暗觀光一次就上手
如何探索紀念館?從文獻研究到黑暗觀光一次就上手
作者:曹欽榮(人權文史工作者) 探索紀念館旅程的起點,我想從參與台北228紀念館的規劃經驗開始談起。1996年初,我至澳洲旅行,參訪坎培拉的綠建築新國會大廈與澳洲戰爭紀念館,回到臺灣後,同年6月開始參與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然而,至今它還是行政決定下、未立法的「常設」紀念館〔註1〕。台北228紀念館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紀念館如何互為影響。現在的旅行者常常有機會參訪各國紀念館的景點,卻很難深入瞭解各館紀念事件的背景,但紀念館往往和當代社會議題密切相關;因此,認識紀念館成為本世紀新興的熱潮,您一定要知道。   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228五十周年開館,意義重大,圖為開館前整修完成的紀念館正面。(曹欽榮 提供)   起點:國際紀念館的啟示 參訪澳洲時,參觀了澳紐軍團紀念堂,其為紀念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亡的軍人,至此心中浮現:未來是否有機會能夠進一步認識亞洲重要的紀念館,與其國家歷史及當代社會脈絡的關係呢?當時,比較知名的案例有日本的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長崎原爆紀念館,到了今天,日本已經組織了全國性的和平博物館聯盟,而韓國也已經設立了各類紀念館,成為國際新紀念館的活躍成員。 澳紐軍團戰爭紀念堂(Photo by David Berkowitz, flickr, CC BY-NC-ND 2.0)   另外,於20世紀末開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出版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專書,介紹該館從無到有的過程,以及常設展新穎的規劃設計構想;我對照該館設計平面圖,了解當代紀念館,關聯著跨國歷史脈絡和社會需求的脈動,藉由說故事(narrative)的方法,來表達常設展裡的內容和觀眾緊密的同理心關係。後來,我也有機會兩度參訪大屠殺紀念館,印象深刻。   從文獻到國際協會:紀念博物館的研究 今日網路無遠弗屆,Tripadvisor旅遊評論網站,能夠帶領著大眾在雲端遨遊全球各類紀念館,亞洲各國也在全球趨勢下,呈現了多彩多樣的紀念館或機構,紀念歷史事件,期許對現在與未來社會發展有所啟發。同時,我也比對三十年來設立的國際紀念館社群聯盟,其反應了未來可以進行觀察和研究的有趣課題。 例如現在設立於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的INMP辦公室(為了和平的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s for Peace,1992年成立),於2020年出版《全球和平博物館專書(Museums for Peace Worldwide)》〔註2〕,介紹全球302個相關館舍,其中日本84館、臺灣7館。 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常設特展區「無言館」,展出二戰出征的學生作品及文獻資料,學校痛切反省不再驅使學生奔赴戰場。(曹欽榮 提供)   而在全球的國際組織裡,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CSC,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1999年成立)網站列名65國計300多名成員。其次,公共罪行受害者國際紀念館委員會(ICMEM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2001年設立),會員多數以歐陸國家為主。再來,由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發起的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2010年成立)網站名單地圖顯示110名成員,臺灣也列名9處;臺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底,宣布為FIHRM亞太分會。2018年ICSC則協助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編輯並發布「記憶遺址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Memory)指南,幫助專家學者和公眾彼此能夠在「記憶所繫之處」中,達到更具現代人權關懷的互動和理解。 以上聯盟的名單包括了各類屬性的紀念館,並隱含著紀念館或遺址的共同任務:依據歷史事實為核心,進行當代人權教育。全球當代紀念館快速增加的趨勢,帶來探討博物館和社會文化的多種交互現象,這是否為引發ICOM近年來重新「定義博物館」爭論的原因之一,有待深究與了解。但至少,在我們追尋各國紀念館誕生的歷史脈絡、社會背景〔註3〕,出現了何為「困難遺產」、「困難歷史」和「困難知識」的討論〔註4〕。   轉化困難歷史:紀念館的黑暗觀光 紀念館和觀光旅遊的關聯性,以及「轉型正義」議題,也逐漸被各方提上國際會議議程裡。亞洲地區紀念館的展示內容,多數是20世紀國家內部、外來「暴力」的困難歷史事件,而為了吸引遊客或觀眾到訪,紀念館持續增添和遊客之間有效的溝通方式。例如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推動黑暗觀光旅遊超過20年,運用監獄符號製成各種旅遊商品,並自2019年開始以工作坊的方式,導入「記憶遺址的詮釋」指南的課程,以此向參與的觀眾推廣人權教育。今後園區也應持續透過舉辦工作坊,並且建立長期的觀眾調查數據,以此建立園區詮釋人權史的特殊性,成為臺灣分享東亞或國際社會紀念館的重要管道。 臺東縣綠島鄉東北角的思想犯監獄遺址,於2002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部分開放,晚期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牢房中央區於2009年夏天開始展出「世界的和平博物館」特展,展覽於監獄區不同空間持續展出多年。(曹欽榮 提供)   在亞洲,除了臺灣、日本、韓國之外,到其他地區旅遊時,也有許多機會參訪當地的紀念館,如中國的紀念館多數以二戰抗日和革命解放後的國家史觀為主;而東南亞地區,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遺址紀念館,反映了越戰時期的國際局勢,鄰國柬埔寨金邊赤柬受難者紀念館,則展出史無前例的國內赤柬大屠殺的歷史,旅遊者現今仍可以經常在國際景點吳哥窟,偶遇赤柬時期倖存的身障表演者。從此顯示,紀念館是一個能夠轉化國家困難歷史,並發展黑暗觀光的場域。   回探歷史,呼應當代 最後,從參加多次INMP會議的經驗裡,我檢視各方紀念館設立緣由,瞭解到社會變遷脈絡和多重權力關係皆會影響紀念館的發展,且這些館舍經常會與當代社會議題產生連結,期望與觀眾一起回探歷史,反思現今的人權,如以下介紹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與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 位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成立於1998年,該館設立背景涉及二戰前納粹轟炸、西班牙內戰、戰後巴斯克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內在矛盾,與艾塔組織恐怖行動等過往歷史和現代民族國家歷史的衝突。而其新常設展於2003年開展,館內運用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名畫,探索巴斯克地區的長期環境問題,包括歷史中的人為對立、自然環境破壞。由於館址位於當地具有歷史象徵性的廣場,因此也需面對地方推進旅遊時,敘述自我歷史與回應社會重大事件的挑戰。 西班牙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常設展運用畢卡索名畫「格爾尼卡」,反思巴斯克地區歷史上的災難和自然環境。(曹欽榮 提供) 西班牙東北方畢爾包附近的小鎮格爾尼卡,鎮上的議會大廳天花裝飾著象徵巴斯克傳統文化象徵的格爾尼卡橡樹,19世紀吟詠詩人將橡樹永久地融入巴斯克歷史的最初起源。(曹欽榮 提供)   另外,我在2008年參與INMP第六屆會議時,全體與會者前往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開會,於館內我第一次聆聽原爆「被爆者」的公開陳述,令人動容。該館同時展出近期收藏展,最特別的是「被爆者」的素人畫展,驚人的核爆後自繪畫面,撼動人心。而該館舍也與國際「核議題」的當代論辯具有高度的關聯性。 日本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於二戰後不久設立,知名建築家丹下健三負責設計,紀念館位於中軸線一端,人造紀念碑則位於中軸線的中間。(曹欽榮 提供)   全球透過紀念館交流,互相認識彼此不被注意的近代歷史,打開面對當代國際關係的新思維。如何更好地運用紀念館,與今天的社會大眾共享過去,攜手創造未來,是各館的當代任務。臺灣的國家人權館運用FIHRM組織,與國內外相關紀念館共同協力,探索彼此的歷史背景,與面臨的當代社會挑戰,如此探尋跨國紀念館的動態旅程,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註釋: 註釋1:參考曹欽榮,〈臺灣民主運動之後綠島紀念園區的挑戰〉,《博物館與文化》第20期(2020 年 12 月),頁57-82。台北228紀念館是臺灣第一座常設經營的近現代史紀念館,而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則是於1996年,在嘉義市中心二二八公園落成,但卻沒有經常開放。 註釋2:參考INMP網站(2022年5月25日檢索)。 註釋3:2000年出版的Dark Tourism、2007年出版的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以及2016年出版的Introducing Peace Museums。三本專書匯集了如何闡明近現代紀念博物館類型學的衍生議題,提出紀念館或遺址的特質,博物館社群至今仍在持續深廣研究中。 註釋4:參考曹欽榮,2020,〈台灣紀念館詮釋困難歷史的挑戰〉,發表於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歷史:覆蓋、揭露與淨化昇華」(2020.10.29-30)。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博物館如何訴說困難歷史?來自日本及其殖民與佔領國家的聲音 【博物之島新訊】向人民伸出援手!印度甘地紀念館走在社會援助最前線
2022/08/17
從鱸鰻頭的拘留室到博物館: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光榮翻身
從鱸鰻頭的拘留室到博物館: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光榮翻身
作者/攝影:劉庭妤(自由作者)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原臺北北警察署),保存殖民統治時期的「拘留室」、「水牢」,現今卻作為保存新文化運動光榮歷史的展示空間。迥異的兩方敘事,展現當代社會為因應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再詮釋過去歷史的成果。   珍貴的黑暗遺產—扇形拘留室、水牢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日治時期為臺北北警察署,是當時大稻埕街區重要的警政機關,原本位於今日重慶北路、保安街的交會口,至1933年才遷移並興建至現址,由木造結構改為水泥建築。建築體成L型,坐落於交叉路口,引人注目的地理位置、建築結構暗示著警察大人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時,警察制度為殖民政府鞏固權力的第一線,配合著保甲、壯丁團制度,以及土地、人口調查等工作的進行,在民間形成嚴密的權力網絡,除了維持社會秩序之外,也嚴格控制民間思想言論。戰後,北警察署改為臺北市警察局,直到1998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2006年成立新文化運動館籌備處,到2018年才正式開館,公開展示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拘留室、水牢等黑暗遺產,讓觀者行走於狹窄彎曲的走道內,感受獄中侷促壓迫的空間特性。 拘留室共有七間,呈現扇形,中央的匯聚點體現傅柯全景敞式主義的概念,權威者只要站在中心位置,即可透過視線的優勢地位監督、發號施令,嚴格控管獄囚的一言一行。在北警察署遷移之前,蔣渭水曾囚於舊址,他提到入獄時觀察到的獄中生活:「⋯⋯日日被巡查潑水潑得淋漓,地板透濕,很損害身體,又是全沒有出來運動和洗澡,所以這些鱸鰻(流氓)頭們,身體很衰弱很貧血、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此外,這些被暫時監禁的獄囚們也形成特有的生活文化:「⋯⋯這個房的鱸鰻頭,好像學校寄宿舍的市長一樣地指揮室內的宿舍生,早晨起床,他即下命令叫人放屎尿,這房內有置便所,若日間不時放屎,則房內臭不可嗅⋯⋯。」北警察署曾充滿刑求者悲慘的哭泣叫喊,虐嫌事件也時有所聞,這樣的現象並不能單純將之歸因法治管理,還需納入殖民社會的歷史脈絡思考。此外,由於其所坐落的位置正是酒家、妓院、戲院及旅館林立的大稻埕地區,流動人群身分複雜,因而使得治安管理機構的北警察署地位更形重要。 利用扇形由寬至窄的空間特性,讓位居中間位置的權威者一覽無遺,方便控管。蔣渭水在記錄中提到,每間拘留室內皆配備廁所,拘留室中最怕遇見毒品犯,因其無法控制大小便時機,常常將室內熏得臭氣沖天。   臺灣新文化運動館內的光榮歷史 作為見證日治時期警政系統運作的重要文化資產,北警察署原計畫規劃成「警察博物館」,以展現日治時期警署管制氛圍、警察角色變遷等內容。再者,就其場域空間來說,北警察署鄰近臺人知識啟蒙重鎮(靜修女中、天馬茶房、大安醫院、永樂座等),是箝制民間社會運動、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代表性機構,應當作為闡述人權議題、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的博物館場域。然而,經過現當代的詮釋及再利用,北警察署以「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身分對外開放參觀,主要展示臺灣文化協會、民間政治發展等歷史內容。換言之,博物館試圖回溯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光榮歷史,保存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並以推廣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四大文化領域為創館宗旨。到底這種截然相反的博物館詮釋,對於建築而言是否合適?觀者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化」想像,與現代社會的文化想像有何落差?這背後又彰顯了當代社會的何種文化需求? 入口右側放置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的照片,並在一旁使用白色框線標示出姓名身分。 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者Assmann,在論及文藝復興學者Cardano的作品時,提到「聲望」建立的三項條件:偉大的行為、關於這些行爲的記錄、後世的紀念。博物館正是保存歷史上充滿聲望之人的場域,藉由觀看特定人們的行為記錄,達成紀念目的,是現代化的死者崇拜、姓名永生,也是形成集體記憶和文化的手段儀式。新文化運動館所串聯起來的進步敘事(progressive narrative),便是基由臺灣文化協會的理事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賴和等重要人士及團體聲望所創建而來。相較起建築物本身的文化脈絡,顯然大稻埕街區的未來發展、空間串連,更影響新文化運動館的定位與選擇。如何在新文化運動精神保存之外,不失規訓場所的深度詮釋?如何透過常設展、較為彈性的特展,和教育推廣活動突顯大稻埕的特殊歷史地位?這些挑戰落在開放未滿一年的新文化運動館肩上,考驗博物館人員對場館的想像實踐。   對「文化」的兩種想像詮釋 受到當時的國際局勢、海外學子,以及殖民地權力不對等諸多因素影響,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以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作為協會本部,發行《會報》,定時舉辦讀報及演講。文協首次有計畫性地打破知識階級、顛覆傳統文化,並透過文學、音樂等宣傳形式,將政治啟蒙下放至勞動階級,讓民族自決的思想深入民間。它所造成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促使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建立,也引發農民、婦女、青年、工人團體的興起;此外,稍後發生的治警事件、二林事件同時與其密切相關。對當時的文協來說,「文化」只是宣傳手段,藉由文化講演、讀報、新戲劇、電影、雜誌等教化的知識啟蒙才是核心,它更像是文明開化的同義詞,娛樂意義被放在次等的位置,更著重政治實踐如何落實於庶民文化之中。 雜誌為當時重要的發聲管道,1924年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引發新舊文學論戰,臺灣文學在語言問題使用、鄉土題材創作間,面臨新的衝擊挑戰。 然而,時至今日,綜觀新文化運動館創館曾舉辦的活動、展覽,不管是〈渭水春風〉音樂劇、〈大覺醒時代〉特展及講座論壇、或者〈懶雲診療室〉特展等,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文協採取的文化手段——「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在博物館解讀下已有所不同,不但為個人服務的成分提高、政治力道衰弱,在梳理1920年代大稻埕歷史脈絡的同時,也顯示出後頭隱藏的國族框架。博物館如何用大稻埕地區獨特的文化,表彰自我身分,從而回應當代臺灣社會尚未釐清定論的文化及政治主體性?也許我們能以博物館對蔡培火流行歌曲「咱臺灣」的詮釋作為回應:「⋯⋯在這樣的對抗、衝突中,逐漸凝聚出一種我們是『共同體』的意識。讓『我們臺灣』、『臺灣人』的輪廓逐漸清晰。儘管之後歷經了皇民化運動與戰後的威權統治,但臺灣人的意象並未受到挫折,成為1990年代民主自由開放社會的重要基礎。」 〈懶雲診療室〉特展,參觀民眾需換上醫師袍、戴上聽診器,在有如診間的展覽空間內,閱讀日治時期醫師兼作家的賴和(筆名懶雲)作品。   參考資料: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官網 林正雄(2001)。臺北市直轄市定古蹟原臺北警察署:修護調查與再利用規劃研究。臺北市文化局。 蔣渭水。〈北署遊記〉。蔣渭水先生全集(復刻)。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蔡金鼎(2014)。公有建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共性探討:以臺港三個不同的個案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7,7-26。 Assmann, A.(2009)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2016)。北京大學出版社。 Alexander, J.C.(2003)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吳震環譯,2008)。五南圖書。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20/04/27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根據Jennifer Carter教授演講整理撰寫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邀請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博物館學程主任Jennifer Carter教授,於2019年10月22日至國家人權博物館,以美洲人權博物館為案例,分享人權與博物館交會的實踐發展可能性。 Jennifer Carter分享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林琮穎攝)   人權概念的移轉與人權博物館的詮釋策略 自1948年聯合國制定世界人權宣言後,Moyn以人權史學觀點提出人權概念出現三波浪潮:包括1940年代的國家福利主義模式、1960至1970年代的反殖民模式,及1970年代特別關注預防人權暴行與侵害事件重演的人權「人道主義模式」(humanitarian paradigm)。另一方面,Newmann與Thompson指出相較於1940年代強調懲罰加害者的報復式(retributive)正義,1990年代起,則是關注受害者的修復式(reparative)正義,協助受害者伸張正義,並向大眾承認過去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   在人權概念移轉的同時,博物館在人權議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受到重視。當代人權博物館主要有四種展覽的詮釋策略,包括:類比式(analogical)、藝術式(artistic)、紀錄式(documentary)、隱喻式(metaphorical)。而上述四種策略並非壁壘分明,在詮釋人權議題時,更常採用複合式策略,提供觀眾多元的參觀視角。   無數故事、無數旅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於2014年開幕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位於曼尼托巴省溫尼伯市,其使命為探究加拿大國內及國際性的人權議題,進而提升大眾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增進對他人的尊重,並鼓勵大眾反思與對話。作為議題式博物館(issues museum),該館規劃11個常設展廳與多個特展,主題式展示20至21世紀國內外的人權侵害事件,以及捍衛人權的行動。   其中,全館規模最大的展廳名為「加拿大之旅」(Canadian Journeys),又分為18個子題,回顧加拿大歷史進程中的人權議題,包括:魁北克解放陣線、移民移工、加拿大華人人頭稅、遭失蹤與謀殺的原住民女性、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體系、因紐特人處境等,透過物件、藝術作品、互動科技等展示手法,使觀眾得以窺見加拿大過去至當代旅程中的黑暗篇章,並共同為人權工作努力。 加拿大之旅展廳(陳佳利攝)   後獨裁社會的療傷與復原路上: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 經歷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的流血政變事件,以及接續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與無數人權侵害事件,智利在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議下,於首都聖地牙哥成立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希望透過博物館的紀念與紀錄功能,揭露獨裁政權下系統性的人權暴行,並提升大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確保此類犯行不再發生。 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來源:Tim Adams CC BY 2.0)   美學在該館規劃也佔有一席之地,並呈現在其建築的表現上。在觀眾抵達博物館時,需經過低於地面的紀念廣場,此廣場不僅是戶外展覽場地,更是大眾聚會的公共空間。而博物館建築於公共的紀念廣場之上,訴說著智利的民主社會正在重建。博物館外牆以玻璃與智利盛產的銅打造,博物館於日、夜分別呈現半透明及完全透明的樣貌,象徵博物館致力揭露過去所隱藏的困難歷史。 該館的紀念相片牆中,空白相框意指社會的復原仍為現在進行式(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以檔案及類比手法見證獨裁政權的暴行:兩個巴拉圭人權博物館案例 巴拉圭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Jennifer Carter攝)   巴拉圭於1954至1989年,經歷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獨裁政權,博物館以兩種不同的展示手法呈現該時期人權侵害事件歷史。首先,位於首都亞松森國家法院的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保存大量的巴拉圭恐怖時期檔案,致力於將直指人權暴行的證據公諸於世。 透過展示櫃呈現人權暴行的檔案(Jennifer Carter攝)   其次,於亞松森前審訊與居留囚犯中心所設立的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該館基於場所特殊性,以類比式的手法,呈現酷刑室、押房等場景重建,並邀請政治犯參與紀念活動,希冀修補、療癒人權侵害的種種錯誤。 巴拉圭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透過類比(analogical)展示手法,重建酷刑室場景(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脆弱社會中的隱喻展示:哥倫比亞國家記憶博物館 過去五十年來,哥倫比亞持續嚴峻的武裝暴力衝突,以及毒品走私等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預計在首都波哥大建立國家記憶博物館(Museo de Memoria de Colombia)。籌備團隊在2018年的巡迴展中,以水、人、土地三大元素為展示主題,隱喻武裝暴力衝突上複雜的交互關係,呈現了當時針對常設展的策劃概念,並試圖回應國內所面臨的困難議題,促使脆弱社會中的大眾邁向復原之路。   結論:當代社會中的人權博物館角色 上述的人權博物館在展示策略上,反映了人權博物館在當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總結包括以下六點: 建立受害者與其家庭得以發聲,並提出補償需求的平台,同時藉此分享知識與資訊。 保存文件、檔案等藏品,作為人權侵害事件的見證。 協助成立賦權受害者與人權行動主義社群的網絡。 提供大眾相關檔案、文件的近用權,使個人或社會集體挖掘過往真相。 重新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歷史論述。 強化各個國家或城市邁向民主進程中的政策。 總言之,人權博物館一方面記錄人權侵害的歷史事件,一方面鼓勵觀眾採取捍衛人權的行動,持續發揮博物館於人權議題的影響力。
20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