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攝影：劉庭妤（自由作者）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原臺北北警察署），保存殖民統治時期的「拘留室」、「水牢」，現今卻作為保存新文化運動光榮歷史的展示空間。迥異的兩方敘事，展現當代社會為因應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追求，再詮釋過去歷史的成果。   珍貴的黑暗遺產—扇形拘留室、水牢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日治時期為臺北北警察署，是當時大稻埕街區重要的警政機關，原本位於今日重慶北路、保安街的交會口，至1933年才遷移並興建至現址，由木造結構改為水泥建築。建築體成L型，坐落於交叉路口，引人注目的地理位置、建築結構暗示著警察大人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時，警察制度為殖民政府鞏固權力的第一線，配合著保甲、壯丁團制度，以及土地、人口調查等工作的進行，在民間形成嚴密的權力網絡，除了維持社會秩序之外，也嚴格控制民間思想言論。戰後，北警察署改為臺北市警察局，直到1998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2006年成立新文化運動館籌備處，到2018年才正式開館，公開展示日治時期遺留下的拘留室、水牢等黑暗遺產，讓觀者行走於狹窄彎曲的走道內，感受獄中侷促壓迫的空間特性。 拘留室共有七間，呈現扇形，中央的匯聚點體現傅柯全景敞式主義的概念，權威者只要站在中心位置，即可透過視線的優勢地位監督、發號施令，嚴格控管獄囚的一言一行。在北警察署遷移之前，蔣渭水曾囚於舊址，他提到入獄時觀察到的獄中生活：「⋯⋯日日被巡查潑水潑得淋漓，地板透濕，很損害身體，又是全沒有出來運動和洗澡，所以這些鱸鰻（流氓）頭們，身體很衰弱很貧血、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此外，這些被暫時監禁的獄囚們也形成特有的生活文化：「⋯⋯這個房的鱸鰻頭，好像學校寄宿舍的市長一樣地指揮室內的宿舍生，早晨起床，他即下命令叫人放屎尿，這房內有置便所，若日間不時放屎，則房內臭不可嗅⋯⋯。」北警察署曾充滿刑求者悲慘的哭泣叫喊，虐嫌事件也時有所聞，這樣的現象並不能單純將之歸因法治管理，還需納入殖民社會的歷史脈絡思考。此外，由於其所坐落的位置正是酒家、妓院、戲院及旅館林立的大稻埕地區，流動人群身分複雜，因而使得治安管理機構的北警察署地位更形重要。 利用扇形由寬至窄的空間特性，讓位居中間位置的權威者一覽無遺，方便控管。蔣渭水在記錄中提到，每間拘留室內皆配備廁所，拘留室中最怕遇見毒品犯，因其無法控制大小便時機，常常將室內熏得臭氣沖天。   臺灣新文化運動館內的光榮歷史 作為見證日治時期警政系統運作的重要文化資產，北警察署原計畫規劃成「警察博物館」，以展現日治時期警署管制氛圍、警察角色變遷等內容。再者，就其場域空間來說，北警察署鄰近臺人知識啟蒙重鎮（靜修女中、天馬茶房、大安醫院、永樂座等），是箝制民間社會運動、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代表性機構，應當作為闡述人權議題、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的博物館場域。然而，經過現當代的詮釋及再利用，北警察署以「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身分對外開放參觀，主要展示臺灣文化協會、民間政治發展等歷史內容。換言之，博物館試圖回溯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光榮歷史，保存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並以推廣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四大文化領域為創館宗旨。到底這種截然相反的博物館詮釋，對於建築而言是否合適？觀者對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化」想像，與現代社會的文化想像有何落差？這背後又彰顯了當代社會的何種文化需求？ 入口右側放置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的照片，並在一旁使用白色框線標示出姓名身分。 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者Assmann，在論及文藝復興學者Cardano的作品時，提到「聲望」建立的三項條件：偉大的行為、關於這些行爲的記錄、後世的紀念。博物館正是保存歷史上充滿聲望之人的場域，藉由觀看特定人們的行為記錄，達成紀念目的，是現代化的死者崇拜、姓名永生，也是形成集體記憶和文化的手段儀式。新文化運動館所串聯起來的進步敘事（progressive narrative），便是基由臺灣文化協會的理事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賴和等重要人士及團體聲望所創建而來。相較起建築物本身的文化脈絡，顯然大稻埕街區的未來發展、空間串連，更影響新文化運動館的定位與選擇。如何在新文化運動精神保存之外，不失規訓場所的深度詮釋？如何透過常設展、較為彈性的特展，和教育推廣活動突顯大稻埕的特殊歷史地位？這些挑戰落在開放未滿一年的新文化運動館肩上，考驗博物館人員對場館的想像實踐。   對「文化」的兩種想像詮釋 受到當時的國際局勢、海外學子，以及殖民地權力不對等諸多因素影響，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以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作為協會本部，發行《會報》，定時舉辦讀報及演講。文協首次有計畫性地打破知識階級、顛覆傳統文化，並透過文學、音樂等宣傳形式，將政治啟蒙下放至勞動階級，讓民族自決的思想深入民間。它所造成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促使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建立，也引發農民、婦女、青年、工人團體的興起；此外，稍後發生的治警事件、二林事件同時與其密切相關。對當時的文協來說，「文化」只是宣傳手段，藉由文化講演、讀報、新戲劇、電影、雜誌等教化的知識啟蒙才是核心，它更像是文明開化的同義詞，娛樂意義被放在次等的位置，更著重政治實踐如何落實於庶民文化之中。 雜誌為當時重要的發聲管道，1924年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上引發新舊文學論戰，臺灣文學在語言問題使用、鄉土題材創作間，面臨新的衝擊挑戰。 然而，時至今日，綜觀新文化運動館創館曾舉辦的活動、展覽，不管是〈渭水春風〉音樂劇、〈大覺醒時代〉特展及講座論壇、或者〈懶雲診療室〉特展等，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文協採取的文化手段——「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在博物館解讀下已有所不同，不但為個人服務的成分提高、政治力道衰弱，在梳理1920年代大稻埕歷史脈絡的同時，也顯示出後頭隱藏的國族框架。博物館如何用大稻埕地區獨特的文化，表彰自我身分，從而回應當代臺灣社會尚未釐清定論的文化及政治主體性？也許我們能以博物館對蔡培火流行歌曲「咱臺灣」的詮釋作為回應：「⋯⋯在這樣的對抗、衝突中，逐漸凝聚出一種我們是『共同體』的意識。讓『我們臺灣』、『臺灣人』的輪廓逐漸清晰。儘管之後歷經了皇民化運動與戰後的威權統治，但臺灣人的意象並未受到挫折，成為1990年代民主自由開放社會的重要基礎。」 〈懶雲診療室〉特展，參觀民眾需換上醫師袍、戴上聽診器，在有如診間的展覽空間內，閱讀日治時期醫師兼作家的賴和（筆名懶雲）作品。   參考資料：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官網 林正雄（2001）。臺北市直轄市定古蹟原臺北警察署：修護調查與再利用規劃研究。臺北市文化局。 蔣渭水。〈北署遊記〉。蔣渭水先生全集（復刻）。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蔡金鼎（2014）。公有建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公共性探討：以臺港三個不同的個案為例。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7，7-26。 Assmann, A.（2009）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2016）。北京大學出版社。 Alexander, J.C.（2003）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吳震環譯，2008）。五南圖書。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