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作者：Alina Gromova, Tamar Lewinsky, Theresia Ziehe (柏林猶太博物館) 柏林猶太博物館於2016年開始推動一項名為 Object Days (物件日) 的計畫，計畫目標是將移居德國的猶太裔社群相關的當代物件納入館藏，這些物件的主人來自前蘇聯、以色列、諸多東歐和中歐國家、與美洲等地。這項計畫行動肯認了博物館在社會與政治面所應承擔的角色與伴隨的責任。猶太裔移民是德國猶太社群不可忽視的一份子，他們的歷史與關於他們的物件不應繼續被埋沒，需要被看見。 為此，柏林猶太博物館邀請猶太裔移民來到他們平常便熟悉的地方：猶太裔社區組織、猶太裔教育中心、居民照護之家等。請他們帶來自己的日常用品，如衣物、玩具、工具、世俗與宗教儀式用物件，另外還有照片、信件、獎座、手工藝品等。計畫團隊懷抱好奇地傾聽這些物件的故事，並為每位物件主人/故事的主角拍攝與物件的合照。 隨著這項計畫將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觸角往社群延伸，新的提問於焉而生：我們該蒐集哪些物件？根據誰的觀點？與誰蒐集？為誰蒐集？隨著蒐集工作的進行，計畫重點漸由向社群延伸與聯結等田野工作，轉為專注在博物館的任務角色上。無論是我們蒐集當代物件所採取的途徑，或是我們連結少數移民族群的方式，都是值得博物館省思討論的挑戰。   重新思考博物館館藏的傳統角色以及蒐集方式 ，讓故事發聲  柏林猶太博物館自創建以來，館藏便一直聚焦在個人敘事上，「用物件說故事」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藉由特別的個別品項，或是成批的各種物件、影像、藝術品、文件等，呈現德國猶太裔與在德猶太人的生活。但這些家族館藏多半來自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上半葉，它們記錄的是處於現代紀元起點的中產階級生活，以及關於迫害與移民出走的生命經歷。這些館藏或多或少都與柏林這個城市有所關連。 Object Days計畫令我們的館藏得以擴充，將二次大戰之後的物件與敘事，但凡能夠多面向呈現德國猶太人生活者，無論是社群組織之內或之外，無分區域，都納進來。我們鼓勵各種年齡層與教育背景的人參與這項計畫。Object Days作為一項參與式計畫，選擇將某些問題帶到前景，像是：參與者希望以什麼樣的敍事在展覽裡呈現他們的物件？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脈絡裡，移民是如何被他們所定義？博物館與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過程？這些討論令物件與敘事間的關聯性變得更加透明。   透過博物館的作工，為社群賦權 自2016年11月以來，我們已分別在德國的五個城市，舉辦了七次Object Days活動。訪談了來自不同世代的八十二位民眾，拍攝了七十六幅人像照，並以攝影記錄的形式，蒐集了數百個的物件。計畫團隊到訪時，多半能事先得到當地籌辦單位提供的精確名單，且每位參與者都已安排好個別的訪談時段。 多數Object Days的參與者出生於前蘇聯，移民至德國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儘管這些來自前蘇聯的猶太人占德國總猶太裔人口約莫百分之九十，他們的存在依舊被廣泛忽視。無論是在德國日常生活中或是德國猶太裔組織裡，他們都缺乏關鍵性代表，大眾對他們的生命故事與歷史亦無所悉。尤有甚者，他們的「猶太性」，經常由於曾遭蘇維埃政體粗暴剝奪掉宗教信仰，反令他們在德國受到「不夠猶太」的質疑。 每當Object Days活動進行前，我們皆事先從當地社群組織招募人手，協助我們進行訪談，如此可讓參與者在抵達現場時，先得到熟面孔的迎接。有些參與者只待了一小時左右，也有待上兩三小時者。有些人因為覺得自己的口說德語不夠理想，帶了用德文寫好的文件。但當他們意識到，無論是他們的移民過程或人生故事，只要是他們覺得有趣的，我們也同感興趣時，他們便會敞開心房，侃侃而談。許多參與者對於我們團隊也有人說俄文，且可以用俄語向他們進行訪談這點，感到非常驚訝。人們並未預期猶太博物館，這樣一個大型的德國文化機構，以如此充滿敬意的方式，對他們的人生經歷作反思。   柏林猶太博物館基地鳥瞰圖，之字形新建大樓為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代表作 (攝/ Guenter Schneider,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0)   新成果、新洞見、新覺知 隨著每次Object Days活動的進行，越多計畫成果進入到博物館展覽與論壇空間。有些照片與物件正於2018年11月開幕的近期特展中展出。亦有些物件即將被納入預計於2019年秋重新開幕的常設展中。Object Days的蒐集、聯繫、延伸過程，也成為我們舉辦的專家工作坊－「究竟是誰的博物館？博物館中的社會與政治關聯性」內容的一部分。 2018年夏天，我們接著在網路上推出了一系列Object Days活動拍下的人像照片，每位照片裡的主角皆與他們帶來的物件一同合照。我們在每個拍攝地點使用相似的背景，令其不引人注目，但又能顯示拍攝地的結構元素，以凸顯被拍攝者與物件。每幅人像照都附上取自訪談內容的簡短文字。 做為一個持續進行的計畫，Object Days促使我們不斷對採行的方法作批判性的檢視。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許多問題隨之浮現，例如：我們是否能將個別蒐集來的聲音，視為相關社群普遍性聲明的基礎？我們如何建構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並在處理蒐集來的物件上，發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方法？博物館可以如何與參與者發生關聯？當代物件為何對博物館重要？Object Days計畫日後的發展，將顯示我們究竟是一間「超然中立」的博物館，亦或是認取我們的社會責任與政治使命，展現出我們本色的機構。   原文刊載於國際博物館協會蒐藏專業委員會 (COMCOL) 第33期之電子報 (2018.12) 首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