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報導：莊棨惟（國立臺灣美術館專案助理） 桃園市立美術館於2022年1月5日至1月8日舉辦「『過去』的未來—亞洲當代藝術之收藏、修復與展示」線上論壇，由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支持，邀請台灣、韓國、日本、緬甸、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研究者，透過不同的視角及身分，進行精彩的案例剖析。論壇內容涉及面向廣泛，從創作材質、購藏策略、庫房環境因子，乃至於重新展示的考量，顯示展品有其生命歷程，會在不同階段更新其狀況，整體研討範圍指向了更大的框架—藝術生態圈及其網絡。在為期四天的論壇中，講者的發表內容超越時空、彼此呼應，讓與會眾人預見一種「亞洲學」的成形可能。   時基媒體藝術面對的典藏挑戰 時基媒體（Time-based media）藝術奠基於時間性，泛指使用膠捲、錄像、錄音、投影和電腦元素等具有播放長度的作品，至少具備載體、回播器、播放機制等三種特質，舉凡錄像及大部分的新媒體藝術，皆可劃入時基媒體藝術範疇。 自1960年代錄像藝術興起，到2000年後數位網路、聲光投影裝置等新媒體漸趨成熟，越來越多時基媒體藝術令人目不暇給！隨著科技發展、技術更新，使軟硬體面臨無法兼容的問題，或因媒材、載體的複雜性，提高了典藏、修護與展示再現的難度。因此在典藏策略上，需透過材質分析與鑑識科學等工作流程，確保數位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與可靠性，奠定作品進入館舍後，在存取過程中不遭受有意或不可控制的竄改。   時基媒體的庫房建置與收藏策略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組方美晶組長及辜貞榕修復師，在北美館進行擴建工程之際，重新思索庫房典藏的登錄邏輯，並針對時基媒體的特性，重新建立一套IT系統，讓典藏在日後的保存、更新、檢索上能更妥善地管理。 鳥瞰臺北市立美術館本館與新建典藏庫房模擬示意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獨立策展人清惠子（Keiko Sei）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榮譽教授井迎瑞，則以電影為例，突顯了時基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密不可分。清惠子以「拯救緬甸電影」組織為例，分享如何藉由電影在商業或政治上的價值，尋求國家力量的支持，進而從日本、捷克取得早期遺佚的歷史電影。井迎瑞教授則反向提出「去中心化」的影像保存方式，藉由蒐集庶民影像來建構常民史，作為挑戰主流媒體國家記憶敘事的策略。 「拯救緬甸電影」（SMF）發起人暨領導者Maung Okkar的工作實景（Credit: Save Myanmar Film；桃園市立美術館提供）   修護時基媒體的動態方法學 面對當代時基媒體的快速變動所帶來的挑戰性，講者們紛紛探討如何促使藝術生態圈的供給與需求端更形清晰，進而對典藏／購藏、庫房及資料庫管理邏輯，或是人才培育與產官學的合作，形成更通盤的思考，並從中歸納出一種動態方法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黃振中研究助理，分享了應用光桌及手持式放大鏡檢視8毫米膠捲、35毫米幻燈片與傳統VHS磁帶保存狀態的方法，結合顯微鏡逐格擷取影像，以完成數位化保存作業。此外，科工館也發揮機構專業，致力於修復手冊的建檔及設備儀器的維修，以傳承操作技術，並擔任提供地方機構諮詢服務的中介角色。 日本東京藝術佈展公司HIGURE 17-15 cas的渡里有紀子（Yukiko Watari），提出了「分散型模式」的合作範例，因應時基媒體的多樣性，形成跨域協作的網絡是相較務實的方法。HIGURE跳脫受委託的執行方身分，轉而主動扮演提供諮詢的實踐者，進而與藏家、機構、藝術家合作，為藝術創作生產歷程加入更務實的觀點。 南韓三星美術館（Leeum, Samsung Museum of Art）的秦智瑛（Zeeyoung Chin）修復師建議，面對千變萬化的工業材料，館藏單位要有分析精神，從媒材查訪到科學鑑定，再到藝術家的田野訪談，彙蒐精確且有效的當代藝術創作材料資訊。 南韓三星美術館收藏並展示多元媒材的當代藝術作品（Credit: Amaury Laporte, CC BY 2.0）   因地制宜的時基媒體展示策劃 馬來西亞ILHAM畫廊的菈海爾・喬瑟夫（Rahel Joseph）總監面對廣闊的國家領土及多元文化，致力執行涵蓋音樂、表演藝術與電影的「跨領域藝術計畫」，以調整展示內容、回應觀眾需求。此外，亦藉由「校園計畫」的青少年工作坊，為潛在的年輕觀眾精心設計導覽。而疫情的影響也促發ILHAM思考館藏運用的可能性，運用數位科技將藏品轉化為雲端教育資源，逐步引發對於馬來西亞藝術史的討論，並透過展覽去與某些意識形態對話，更靈活使用貨車進行巡迴展覽。 菲律賓馬尼拉當代藝術與設計博物館（MCAD）的瑪莉・安・貝尼亞（Mary Ann Pernia）則分享機構透過溫濕度環境控制以防止展品受損的技術，並選擇使用較不易產生化學反應的惰性材料（inert materials）作品來進行展示。此外，館方也運用如複製品、再製等方式去克服展示環境的欠缺，進而開啟了藝術展現原真性及適切性的討論。 越南當代藝術家阮文都（Nguyễn Văn Đủ）於2016年以牛血繪製的實驗性作品〈屠宰場8〉，考驗館舍的維護技術。（Credit:：The artist and The Factory Contemporary Arts Centre；桃園市立美術館提供） 時基媒體藝術的當代展示挑戰 「修復」使得展品能與時並進，成為一種「永生的藝術」，並在任何時代都能確實地呈現藝術創作的原本價值／動機。每一次的「展示」都是一次新的製作，因此藝術價值的再賦予，高度仰賴策展人及佈展公司的積極參與。 南韓白南準藝術中心（Nam June Paik Art Center）策展部門組長暨檔案員朴商馤（Sang Ae Park）示範如何靈活運用大量的白南準影像資料，建立並重製每一次的展示版本與影像，使得檔案庫內的資料展開對話或建立新的連結關係，讓影像資料從「紀錄」本身成為「記錄其應用紀錄的紀錄」。 南韓白南準藝術中心靈活運用大量的白南準影像資料，建立並重製每一次的展示版本與影像。（Credit: m-louis .®, CC BY-SA 2.0）   菲律賓金剛藝術專案（King Kong Art Projects Unlimited）的檔案員蓋爾・維森特（Gabrielle Marguerite Vicente），則以空間裝置〈海浪〉（Waves）為例，分享檔案團隊從幾十年前的雜誌照片中尋找藝術品歷次展示樣貌的經歷。透過剖析照片中的展場空間、配件材料與燈光照明變化，再藉由田調來了解藝術家的工作風格，最終藉由多次的模擬測試「再」編撰出操作手冊，更在過程中鑑別出可替換或不可取代的組件，再次提及藝術再現面臨的原真性問題。 香港M+視覺文化博物館的修復師施潤發（David Smith）及艾嘉・維洛莎（Aga Wielocha），以作品〈信仰袋〉（Bag of Beliefs）為例，鉅細靡遺地剖析時基媒體容易遭遇的各種問題，歸納出保存數位科技作品的重要準則。首先，藝術家、策展人與修護團隊在作品典藏之初即應密切合作，了解作品的組成元件，確認需要交付典藏單位的組件標的，以及需額外採購的消耗性材料或設備。 此外，修護團隊還要持續進行資料分析研究，探索維護模式的各種替代方案，結合機構外部策展、作品登錄與裝設、智財權、數位資料庫與IT修護部門等專業人士，共同建立「維護網」，面對如伺服器故障、韌體版本過舊、軟體停止更新、硬體停產等無法預期的當代挑戰。 藝術家鄭曦然（Ian Cheng）作品〈信仰袋〉於M+視覺文化博物館裝設實景（Credit: Aga Wielocha, M+；桃園市立美術館提供）   小結：亞洲當代藝術修護交流網絡的成形 參與本次論壇的各國講者除了扣合自身研究議題，也聚焦探討亞洲地域的特色及關懷，具備整合區域經驗、發展資源協作、建構強韌多元平台／網絡的可能性，有助思索美術館內外的分散型合作模式，如何與藝術工作第一線的行動者們產生彼此呼應的漣漪效應，為區域性當代時基媒體藝術網絡的成立再添助力。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