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如果博物館想談論一段帶有傷痕的故事，特別是沉重且難以面對的黑暗歷史，該用什麼樣的敘事角度，邀請對展覽主題抱持質疑或排斥的觀眾，進入博物館參觀？   過去，未曾遠離 近幾年，荷蘭社會再度反思種族歧視和殖民歷史等議題〔註〕，而背負著荷蘭文化及價值展現的博物館，其公開發言和展覽，即是對當代荷蘭省思和重新定義歷史最好的觀察。自2019年開始，陸續有博物館對於是否該繼續使用「黃金年代（Golden Age）」一詞莫衷一是，其中參與討論的包含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海牙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等。起因為荷蘭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遠洋貿易時，將大量非洲人口販賣到美洲和歐洲。若正視荷蘭殖民地與奴隸後代之處境，沿用此詞是否妥當？然而，若博物館決定不再使用此詞，是否需要更多的學術論證說服大眾？過去荷蘭人對於此段歷史多避而不談，甚或以時空背景迥異，不應用當代思潮檢討四百年前的歷史作為結論。而當荷蘭國立博物館在2021年以「奴隸（Slavernij）」為年度特展名稱，又再度喚起大眾對此議題的回應及討論。 「奴隸」展入口一景，館方委託荷屬庫拉索藝術家David Bade和Tirzo Martha製作回應展覽的作品〈現在看著我（Look at Me Now）〉，為與觀眾互動的裝置。（王幸慈 攝影）   這樣勇於面對歷史的展覽並非獨見，在2019年底，荷蘭丹博斯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 Den Bosch）推出一檔話題性極高的展覽「第三帝國的設計（Design van het Derde Rijk）」。一般而言，談到展覽如何呈現二戰時期納粹生成的起因、法西斯主義迫害猶太人的殘暴史實，光是展示集中營的相關物件或檔案，其沉重感就足以讓觀眾不忍卒睹。但在納粹佔領荷蘭期間，卻也有支持納粹思想的荷蘭族群存在，甚至荷蘭國鐵亦曾運送荷蘭猶太人至波蘭集中營。為何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原為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在二戰時期卻發展成支持納粹主義的黨派？納粹如何透過思想改造控制大眾？這檔展覽可說是揭露荷蘭人不光彩的過往，同時更挑戰荷蘭人是否願意以理性分析的角度，重新省視納粹在產品及視覺設計上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希特勒塑造元首形象之宣傳海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本文欲以這兩檔展覽的策展敘事作為對照，討論在面對歷史難題時，展覽可以如何呈現並達到教育推廣和與觀眾對話的目的。   他們是人，有名有姓 「奴隸」展的形成，揭示了荷蘭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殖民與販奴歷史。荷蘭在亞洲最廣為人知的殖民地為印尼，但事實上，荷蘭透過西印度公司擴張的殖民版圖更廣，除了南非、巴西之外，尚有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嶼。而奴隸販賣及運送，一部分是綁架非洲居民賣至歐洲、美洲大陸及島嶼；另一部分則是將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居民，就地變為荷蘭富商的奴隸，日夜為主人製糖。在展覽入口懸掛了五口鐘，其功能為提醒奴隸每日的作息，分別來自十八世紀囊括在荷蘭殖民版圖的巴達維亞、開普敦、蘇利南、庫拉索與圭亞那。當觀眾經過鐘的下方，暗示著人們將透過文物進入奴隸的真實處境。 進入展間，可見展牆上使用大量的鏡子，其用途不在於擴大空間的視覺效果，而是意圖讓觀眾在觀看展品時，不斷看到自己的身影。展覽子題以十個曾經真實存在的人物或族群命名，分別為João（西非人，最後被運至巴西）、Wally（蘇利南奴隸，終生在甘蔗園製糖）、Oopjen（荷蘭人，奴隸主之妻）、Paulus（非洲童奴，最後定居荷蘭）、Van Bengalen（來自孟加拉灣，散居於巴達維亞、荷蘭、南非）、Surapati（印尼人，印尼當代社會視之為反荷屬東印度的民族英雄）、Sapali（來自非洲的女性族群，後至蘇利南）、Tula（荷屬庫拉索人，受法國大革命思潮影響，向荷蘭請求自由人權）、Dirk（原為反對奴隸制的荷蘭人，晚年卻在巴西購買奴隸照顧其生活起居）、Lohkay（荷屬聖馬丁的女性，為反抗殖民母國的象徵）。他們各自的經歷與掙扎，則是透過博物館的典藏及檔案，輔以相關後代所錄製的語音導覽，拼湊出他們的生命故事。 展場使用大量的鏡子，圖為Oopjen展間，圖右Oopjen與第一任丈夫的肖像畫，是林布蘭的作品。（來源：Rijksmuseum）   這十段故事大致上呈現了三種視角：一是奴隸、二是荷蘭奴隸主、三是爭取自由的人物與族群。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展出的荷蘭文獻資料中，例如被迫改成歐洲名字的João和Paulus、Wally不堪蘇利南糖廠繁重的工作，起身反抗後遭判死刑的審判紀錄；被冠上Van Bengalen姓氏的Francina，在南非獲得自由身的正式文件等。有的則是以黝黑膚色、戴著象徵奴隸的金項圈，成為荷蘭繪畫和雕塑中展示主人財富的物件。同樣的，荷蘭商人仰賴奴隸的生活剪影及對奴隸的看法，亦是透過當時的畫作、出版品等文件，攤開在觀眾眼前。例如出自林布蘭之手的Oopjen肖像畫，以往與〈夜巡〉同在典藏常設展的榮耀廳裡展示，如今在此呈現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在展覽的末了，觀眾來到一間沒有展示文物的房間，牆上只有左右相反的文字與大片鏡子。觀眾得透過鏡子，方能閱讀牆上的文字：自由。 Francina獲得自由並可在南非合法擁有財產的正式文件。（王幸慈 攝影） Lohkay展間一景。牆上為1883年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展覽中，蘇利南婦女作為展示品的影像。她們雖已脫離奴隸身分，卻被物化為荷蘭展示帝國力量的物件。（王幸慈 攝影）   從設計角度看帝國神話的塑成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與荷蘭丹博斯猶太紀念館合作，展覽首先播放關於納粹的數位檔案及影片，同時在年表上羅列納粹分別在政治及設計領域的發展，讓觀眾有概括性的認識。納粹主義始於1930年代，由希特勒與其黨羽推崇帶有高度理想與宗教色彩的意識形態：雅利安人種至上、重視德國民間文化、重建因一戰備受打擊的德國。當觀眾進入納粹建構出的歷史、思想與社會制度，搭配當時先進的工業設計、視覺設計、音樂與建築，便可逐步體會納粹如何擅用這些工具，灌輸政治理念給大眾。 「第三帝國的設計」展覽入口，福斯金龜車的設計與生產源自希特勒的需求，在二戰時期廣泛用於軍事。（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展場為開放式空間，無特定的參觀動線，觀眾可自由在各區域之間穿梭對照不同展品。第一主題「以納粹文化為設計（Design as Nazi Culture）」展示當時如何使用瞳色表及髮色卡分辨是否具有雅利安血統，以及普羅大眾使用的家具與電器，在設計上如何具備「勞工之美」。從展覽中大量1930年代的檔案與影像紀錄，可見大批民眾響應希特勒重建德國的願景。 第二主題為希特勒為了形塑帝國所做的「第三帝國的設計」，揭示納粹如何鞏固在德國崇高且不可質疑的地位。要建立一個封閉的集體意識系統，首先必須有位全知全能的領導，故希特勒化身為「元首（Führer）」，融合既有的共產與天主教元素，挪用古典（如哥德體字型）和現代主義作為視覺呈現，邀請攝影師及電影導演參與政治宣傳拍攝，描繪納粹引導大眾走向美好的藍圖。在納粹發行的宣傳冊中，大至集會儀式、小至穿著用色，每個人的種族、角色、身分都得遵守其腳本和規矩。此外，納粹也建構利於自己的歷史，更發展出專屬菁英階級（如黨衛軍）的圖像和崇拜儀式。值得一提的是，若就分析的角度觀看當時的收音機、汽車造型、軍隊服飾，不僅實用且堪稱美觀，而建築草圖和對科技的想像，更與現今科幻電影裡的場景相去不遠。 主展場包含納粹時期的工業設計產品、雅利安人雕塑、宣傳海報與攝影。（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納粹的建築模型、大型家具與帝鷹旗幟。（來源：Design Museum Den Bosch）   最後的主題「以破壞為設計（Design through Destruction）」，則談論納粹的破壞策略，是透過發動戰爭和種族滅絕來創造「更好的德國」。納粹以德國為中心，軍事侵略並摧毀他國建設後，就地建立了德國化的地景，包含用德語重新命名城市等。而集中營、閃電戰、高速公路、德國油桶的出現，也都是為了將歐洲各國「德國化」而生的產物。   正視傷口才能癒合 荷蘭作為一個在中美洲仍有領土的王國，前有「黃金年代」的議題，後有「奴隸」的討論，促使大眾為祖先曾為奴隸、現已在荷蘭落地生根的有色族群發聲。荷蘭國立博物館更首次於常設展中挑選70件典藏品，掛上「包含奴隸內容」的說明牌，並持續進行此議題的研究。 在「第三帝國的設計」中，博物館避免讓展覽流於戲劇化，特別舉辦工作坊引導學生討論設計的功能性。策展團隊表示，展示設計刻意選擇冷色調性與平視的陳設方式，即使對於納粹的成因和機制進行細緻的介紹，觀眾似乎仍有空間反思納粹的治理意圖和衍生效應，進而產生警世的意涵，並不會因此成為「新納粹」。 如何觀看這兩檔展覽？在荷蘭已引起廣泛的討論，雖尚未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歷史難題不會止於展覽，而是帶出更深刻長遠的反思。 註釋： 當今荷蘭社會由多種族組成，對於種族相關的移民、教育與補助等政策無不謹慎以對，以下列舉近十年間熱門的種族與殖民相關議題： 聖尼可拉斯節「黑彼得」：形象為黑人助手的角色，有影涉黑奴之嫌，現改由臉上塗黑炭的白人飾演。 是否沿用「黃金年代」一詞，詳如內文。 阿姆斯特丹市長Femke Halsema於2021年7月1日的演講中，首度為該市在十七世紀參與奴隸貿易之歷史公開道歉。 近兩年荷蘭社會正在討論，是否將象徵荷屬殖民地奴隸制終結的7月1日Keti Koti節（蘇利南語，意為毀壞鎖鍊）正式列為國家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