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你買到『維梅爾』大展的票了嗎？」在2023年的荷蘭，這句話成為博物館愛好者及遊客之間的問候語。 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以下簡稱國家博物館）推出為期四個月的「維梅爾」特展（Vermeer）（2023/2/10至6/4），跨國與多間博物館合作，28件維梅爾的作品終得短暫聚首（自4/1起，〈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回到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示）。平心而論，其策展論述屬於傳統藝術史的敘事，毋需太多文字敘述，維梅爾的經典之作即是最佳魅力，觀眾可透過作品觀察藝術家創作風格的脈絡與技法的轉變，大飽眼福。 國家博物館「維梅爾」特展一景。（Photo by Rijksmuseum / Henk Wildschut） 【博物之島新訊】立體派藝術與時尚的對話！巴黎畢卡索美術館全新典藏展   而此樁藝術史的盛事迎來博物館的奇景：「維梅爾」門票在開展約莫一個月時即告售罄，博物館於特展期間延長開館時間，並緊急加售晚間入館門票，然而這些門票也在數天內火速售盡，無論是當地人或是旅客，皆是一票難求。此時，博物館推出的推廣教育便極其關鍵，這些活動，能否成功讓大眾透過不同媒介認識17世紀的尼德蘭繪畫，並帶出新的刺激與互動？除了遊客，當地人如何回應？   遍地開花的衛星展覽 搭著「維梅爾」大展的順風車，一些博物館順勢推出與維梅爾主題相關的展覽。 有別於國家博物館展示純粹的維梅爾作品，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推出「弗雷爾：維梅爾風格的先驅」特展（Vrel, voorloper van Vermeer），以創作年代與維梅爾相近的雅各布斯・弗雷爾（Jacobus Vrel）為主角。這位擅用室內窗景為主題的藝術家，因為簽名縮寫與維梅爾皆為JV，部份作品甚至一度被誤認為維梅爾的畫作。展覽更進一步探討他如何在當時的題材和風格，成為維梅爾和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先驅。 「弗雷爾：維梅爾風格的先驅」特展一景，從作品中可件其構圖和題材與維梅爾相似，牆上文字為弗雷爾簽名縮寫。（©Mauritshuis） 【博物之島新訊】返鄉的大師之作－荷蘭莫瑞泰斯美術館「弗里克收藏」特展 【博物之島新訊】不只幫作品整容，還要當偵探？荷蘭莫瑞泰斯美術館帶你探索油畫修復大小事   身為維梅爾的故鄉，台夫特的王子紀念館（Museum Prinsenhof Delft）動態自是備受矚目。響應國家博物館，「維梅爾的台夫特」特展（Het Delft van Vermeer）講述維梅爾在台夫特成長與發展藝術生涯的軌跡。展覽中可見維梅爾簽名的檔案、曾出現在畫家作品背景中的物件與傢俱，及聖路加公會和其他畫家之間的關係等等。觀眾可以藉由展品解析，想像17世紀的維梅爾，如何在貧困中奮力創作以償還債款、作品受到資助人的賞識、還有藝術家對世界另一端的風土與科學感到好奇。這檔展覽彷若是維梅爾創作歷程的補完計畫，沒有展示維梅爾的畫作，談論的卻是滿滿的維梅爾。 「維梅爾的台夫特」展覽的陳列空間，將本為維梅爾作品裡的背景畫，逐一找出原作或相似作品，討論這些畫家和維梅爾當時的藝術交流。(Photo by Museum Prinsenhof Delft / Marco de Swart)   在此同時，台夫特的老教堂（Oude Kerk Delft）則是推出了當代攝影展「光之珍珠：卡洛琳・希肯克捕捉維梅爾」（Pearls of light: Caroline Sikkenk captures Vermeer），荷蘭攝影師希肯克以攝影復刻維梅爾的作品，試圖重現畫家特有的光線處理和寧靜氛圍，加入台夫特藍陶、荷蘭當代設計和多元族群等元素，回望17世紀的荷蘭。數件攝影的場景，特地挑選在維梅爾出生、成長和成家的現址進行拍攝，而最終成果在維梅爾長眠的老教堂展示，亦是提升了展覽的趣味。 「光之珍珠：卡洛琳・希肯克捕捉維梅爾」攝影展以台夫特老教堂為展示空間。（王幸慈 攝影）   從「接近維梅爾」到「新維梅爾」的推廣策略 在展覽門票已一搶而空的前提，博物館如何調整教育推廣活動，讓無緣進館的觀眾，仍對維梅爾的作品保有求知的興趣？而對荷蘭經典大師的作品已感疲乏的荷蘭大眾，博物館還能如何與其他平台合作，邀請大眾進行公共參與？ 在國家博物館的官網，可見高解析度的作品圖檔和詳細的文字說明，博物館也針對不同主題錄製淺顯易懂的導覽影片，幫助觀眾更認識維梅爾畫作，和不同作品之間微妙的關聯。而荷語版的網頁，特別推出了時間限定的荷語線上課程，在展期間以直播授課的方式，邀請本展策展人講解維梅爾筆下的光線、色彩運用、透視法和光學。線上參與者可在問答時間，和策展人進行深入的討論。 在博物館之外，紀錄片導演暨藝術家蘇珊娜・萊斯（Suzanne Raes）的紀錄片《接近維梅爾》（Ditch bij Vermeer）在荷蘭各電影院首映。透過鏡頭，她將倆位策展人籌畫展覽、至各地洽借作品的過程，甚或是當借展單位之一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在展覽會議中提出自家館藏的〈持長笛的少女〉（Meisje met de fluit）並非維梅爾本人所繪時，【註1】策展人的心境轉折的歷程，皆一一記錄。起初此片的放映只有荷語，但應外語人士的需求，電影院推出英語字幕的場次，造福更多觀眾。 《接近維梅爾》紀錄片預告   同時，荷蘭公共廣播基金會（NPO）與MAX廣播公司合作一檔「新維梅爾」（De Nieuwe Vermeer）計畫，結合繪畫競賽電視實境秀和線上互動網站。電視台廣邀對維梅爾和藝術有興趣的大眾投稿，最終遴選180位素人畫家和12位職業藝術家，參與共六集的實境節目。「新維梅爾」實境節目以六件維梅爾已亡佚的作品做為主題，分別是〈洗手的紳士〉、〈第二幅小街〉、〈維納斯、朱庇特和墨丘利〉、〈音樂會〉、〈基督墓前的三位馬利亞〉、〈自畫像〉。國家博物館策展人Pieter Roelofs和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修復師Abbie Vandivere受邀擔任評審，在每集節目開頭講解維梅爾作畫的各種原則，讓六組創作者依主題進行16週的創作，最後在每職業組與素人組中各選出一位得獎代表。節目在NPO電視台播畢之後，自三月底，六位職業組得獎者的作品，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示；而六位素人組得獎作品，則在王子紀念館展出。 「新維梅爾」競賽素人組六件獲獎作品，在王子紀念館展出。（王幸慈 攝影）   MAX也特別製作3D模擬的「維梅爾之房」互動網站，讓觀眾可以想像維梅爾工作的場景、室內擺設和線上瀏覽「新維梅爾」節目的入選作品。 「維梅爾之房」3D互動網站，內含短片、音樂、解說音檔等資訊。（王幸慈 翻攝）   當商店櫥窗和IG平台成為展示空間 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出借至國家博物館八週的期間，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開放觀眾投稿，上傳屬於自己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於原作回館前，展廳裡輪播公眾參與的創意，並開設Instagram帳號，鼓勵使用者轉載分享。【註2】此舉造成廣大的迴響，也達到告知觀眾少女在巡迴多日後，已重回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的重要資訊。 而「新維梅爾」計畫並不止於繪畫競賽，入圍的素人作品走進台夫特市中心的商店櫥窗，成為市景的一部份。在街上，隨處可見由不同媒材製成的「新維梅爾」作品，不但為老城帶來活潑的氣息，更是豐富在地人和遊客對維梅爾的認知與想像。 超過100件「新維梅爾」入圍作品在台夫特市區的櫥窗裡展示，吸引路過民眾的目光。此兩件作品主題為〈基督墓前的三位馬利亞〉。（王幸慈 攝影） 置於古董店櫥窗的〈音樂會〉和書店的〈第二件小街〉，作品充分融入台夫特的市景。（王幸慈 攝影）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透過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館員的科學檢測和分析，館方提出〈持長笛的少女〉由維梅爾工作室繪製的新聞稿 註釋2：「我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活動資訊

作者：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圖書館館長） 「市民學藝員」、「市民研究員」，這兩年成為臺灣縣市面對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人力不足、並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訴求相近：讓體制外的「市民」接受培育課程後，能以接近「學藝員」「研究員」的立場，分擔博物館工作。「市民學藝員」源起於日本，與日本博物館制度、以及1990年代博物館變革密切相關。要思考這樣的舶來品在臺灣運用的可能性，先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學藝員的關係，「市民」＋「學藝員」的制度為何出現？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日本的博物館與學藝員 今日，博物館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其價值與精神為國際間普遍認同，加上國際交流頻繁、訊息豐富，使得我們漸漸忘記，博物館做為伴隨近現代社會進展所發達的一種文化技術，有高度的區域性，與其所在地相關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可為與其意義的認可，仍然受到背後社會機制、文化脈絡與思維的影響。 日本的《博物館法》制定於1951年，在戰後推動的憲法體制中，與《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同步登場，被稱為社會教育三法，其主旨互通、並相互支援。依據2017年現行版，《博物館法》的目的在於「規定博物館設置與經營之必要事項，以圖博物館健全發展，有助國民之教育、學術與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第一條）。而博物館定義如下：「博物館是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機關，就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保管（含育成1），從教育立場藉由展示提供公眾使用，並實施有助公眾學習、調查研究、休閒之活動，同時為了實行這些事項就相關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第二條）。關於學藝員：「博物館應任用具有專業的職員為學藝員，學藝員為進行博物館資料的收集、保管、展示、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專業職務」（第四條第三、四項）。 1 這裏的「育成」，指有生命之動植物之照料。因為《博物館法》也將動物園、植物園列為博物館類型。 上述的定義與規定或許讀來尋常，但，試著想像一下，日本戰後博物館事業依法推動設置、普及，博物館就跟圖書館一樣，有明確的目的、功能、工作事項與負責專業工作的學藝員；收藏，是博物館的基礎，學術與社會教育功能，是博物館的存在意義。《博物館法》定義的博物館，成為是日本公立博物館的基本範式，今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設有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也與地方上各類文化財的保存、研究或活用關係密切。如此，應該可以感覺到，日本博物館界的核心隊伍，與臺灣戰後伴隨著國家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產業轉型、社區營造、區域資源整合等種種社會課題因應而生、而壯大的博物館事業，十分不同。   市民學藝員，是什麼？為什麼？ 範式明確的日本公立博物館，在1990年代前後由博物館學者、各地學藝員接二連三提出變革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博物館論、世代博物館論、參加型博物館論等之共通點，指出做為社會教育機構之博物館，應該轉換由學科方法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以徹底的地⽅研究為基礎，確保市民的學習權利，協助市民面對並思考地⽅課題；市民不再只是博物館產出的接收者，而應該進一步成為具有動能的學習主體，甚至參與博物館各項工作。各地博物館之實驗性實踐先後登場，其中，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田野調查員，以及與民間非營利團體結為夥伴的架橋制度等，讓市民參與博物館核心的調查、研究與展示等工作，都是十分具有革新精神的案例。 市民學藝員制度，也是在這一波論述下登場的新機制，可說是既有的博物館志工或博物館之友的升級版，維持志工的身分、但需要更長期而深入的學習，並能協助博物館基礎工作、參與博物館的實踐。雖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但也更為普遍，不少博物館的志工活動，已經和市民學藝員無異，只不過名稱沒有改變。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定義具有代表性：「本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市民學藝員，既是一種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新機制，也能協助學藝員的工作，同時對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連結與溝通，也能有所助益，市民學藝員是博物館的利用者之中最接近博物館立場的一群人。」也就是說，市民學藝員是學藝員的工作夥伴，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同時兼顧了社會教育、社區公共關係等博物館職責。   市民學藝員，做什麼？ 市民學藝員制度的目的，讓一般市民以志工的身分、學習並參與博物館學藝員的工作。成為市民學藝員，必須參加一定的課程並取得資格，不管是培訓的內容，或者取得資格後的工作，都以博物館學藝工作的基礎為主，包括蒐藏、研究調查、展示、教育等面向，例如：學習博物館收藏文物的取扱與整理，例如，如何識讀文物與丈量尺寸，特別是地方博物館常見的、大量與生活有關的古文書或相片資料的識讀與整理，是常見的任務。有趣的是，古文書的識讀課程在各地似乎都十分受到歡迎，學習閱讀過去以筆書寫、運用大量漢字的文書，對一般市民來說彷彿解碼一般、有莫大的吸引力；識讀地方文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踏查，例如，滋賀縣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定期閱讀地方的名所繪，並實地踏查加以對照、勘查；比較資深的市民學藝員，能被交付較為完整的學藝工作、甚至自行規劃活動的機會，例如，栗博交付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一批私人收藏的鐵道資料，並參與規劃展覽與導覽，也為該館的古早生活體驗活動規劃新的主題與課程。此外，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在學藝員的協助下識讀、整理地方史料、進行實地踏查、拍照紀錄，並製作地方踏查地圖、同時負責導覽解說。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私人捐贈鐵道資料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飯博與栗博的市民學藝員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任務。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學習以傳統的麥作耕作技術、採收與加工技術，照顧一塊麥田；栗博園區內有一棟建於明治初期的農家「舊中島家」，被拆解後移築至此，做為博物館鄉土教育的場所。舊中島家中的土灶經年劣化，由博物館號召市民學藝員以及當地數個民間團體合作，從舊土灶解體、撚土、加入稻草發酵、壓製土塊、疊築成灶，皆由參加者動手完成，並定期舉辦用土灶煮飯吃飯的活動。不論是傳統麥作或築土灶，過程本身即是體驗型學習、也是傳統技術的傳承與展演，兼具教育與展示兩面。 栗博市民學藝員參行舊土窯之解體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參與新建土窯的準備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做為公民參與機制：日本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意義 日本1990年代所倡議的博物館改革，目的在於反思博物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方法，以更積極回應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換言之，從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最核心的專業功能切入，思索博物館如何與時俱進、體現新的公共價值。 那麼，讓市民學習、參與博物館基礎工作的意義何在呢？首先，整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多種專業的博物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獨特而具挑戰的學習：導覽與體驗活動的協助，必須熟知展覽內容、相關知識，可能涉及的議題、如何回覆等，同時又必須以清楚而吸引人的方法傳達給觀眾；資料整理、實地踏查、紀錄，以及踏查路線的規劃與導覽，則是一套整合不同方法之知識建構、傳達與運用的工作。不只是個人而內化的學習，其成果被視為博物館的產出，成為博物館提供的公共服務之一。如此，從個人學習、進一步到公共參與，是十分有魅力的自我實踐。 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公民參與機制，市民學藝員的學習與產出，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意義。學習，如何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認識與能力，產出，才能為博物館的公共任務增色。確保博物館公共性意義的關鍵，在日本，是明確的博物館核心價值、以及穩定的學藝工作，市民學藝員制度，就是讓市民適當地參與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知識生產體系，以學藝工作為媒介、擴展專家與市民、公與私的協作關係。在社會教育定位、《博物館法》護持之下成長的日本公立博物館，一定程度確保了博物館價值的穩定性，以及重要而基礎的工作的常態化，這也是市民學藝員制度可以獲得認可的原因。   市民就是學藝員？臺灣的課題與機會 和日本不同，臺灣市民學藝員制度出發的主因，反而是為了解決「沒有學藝員」的困境。當然，市民學藝員的構想，超越人力不足的苦惱、更有企圖心，但也面對了不同的課題。1990年代以降，包括類博物館在內、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蓬勃發展，主因是各種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工具性價值的高度青睞，例如促進地方發展、文化振興、產業轉型、社區主體意識等，然而由於偏重借助政策論述（不是制度）與計劃型資源挹注，兩者的不穩定性、以及講求即效性，使得工具性產出成為效益評量的焦點。整體來說，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事業有著如下的結構性特徵與問題：人事與本預算的薄弱，導致知識建置、社會教育意義等本質性價值與方法不彰，高度仰賴短期計畫資源的結果，使得工具性產出普遍成為認識、評估博物館的重點。 換言之，如果沒有學藝員（包括背後的專業認知與制度）的博物館，就沒有條件像日本那般，讓「市民」參與既有機制、學習成為「學藝員」的夥伴，協助博物館提供公共服務。博物館學藝工作，既跨域又必須在地方對話過程中成立，是一種必需親身耕耘體會的專業，很難只靠著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授課，就可以領會。沒有學藝員為伴的市民學藝員制度，就得重新定義博物館／文化館學藝工作、方法與公共目標。 以臺灣的條件，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正在挑戰如何讓「市民學藝員」這種非典型人力成為博物館核心人力，而且幾乎都是透過外部專家的引領。那麼，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機會在於，如何成為讓市民一起思考博物館／文化館的公共性價值何在的契機，思考「市民」可以做什麼？而既有的、專業博物館的本質價值與方法又如何應用？以市民學藝員為主的工作方法，可以是什麼？如何讓「市民」變成「市民學藝員」，從個人學習到公共參與的目標與方法，這個過程將開啟新的探問，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參考資料： 博物館與文化 (2011.6) 黃貞燕，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2014。博物館、市民知與新公共領域的形成。王嵩山主編《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國立台灣博物館。 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2019.2.24) 市民学芸員 滋賀縣栗東歴史民俗博物館

原文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博物館所從事的活動，自然會聚焦於與其本身類型屬性相關的議題上頭- 故藝術博物館探討藝術與美，科學博物館探討創新發明。但今日，能夠吸引到最多訪客的，並不是那些只展示美麗或歷史性館藏的博物館，而是所推出的展覽更能夠打動觀眾、鼓勵人們對人生有所省思者。 我們即將來到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尾聲，數位革命將我們從穩定而熟悉的結構，推往嶄新而變化中的狀態。我們不時皆需要自我更新或甚至自我重組—這個時代的博物館如果無法專注於發掘與反映人們的需求，將無法達成服務公眾的使命，要不成為僅止於提供娛樂的角色，要不就只是學者的私人殿堂。 博物館必須要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為了創造這樣的吸引力，博物館可以製作與日常經驗相關的展覽，以反映聲音的多元性，亦為不同立場提供相互尊重的對話框架。這似乎點出了，對於博物館來說，眼前最急切的，莫過於將自身的目標與所屬社群的需求同步。 難如登天？確實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卻也是博物館最能服務大眾的方式。 自2018年五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主席David Fleming博士正式核准了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的成立，我們便開始聯繫區域內八所 FIHRM的會員博物館。但除此之外，拉丁美洲還有很多人權博物館-至少有五十七所屬顯而易見者：阿根廷有十一所、玻利維亞有四所、巴西有五所、智利有七所、哥倫比亞有六所、還有六所位於墨西哥，其他包含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烏拉圭、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祕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家則各自有一至三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則尚未有此類博物館存在的相關資訊。 取得這些人權博物館對FIHRM-LA的支持固然是一個開始，但若要讓整個地區都受益，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將目標延伸到非人權博物館。如果其它博物館也能讓觀眾對人權議題產生興趣，我們的理念便可傳達至更寬廣的人的網絡與機構網絡，觸及更多元的社群、更多的國家。 策略上，我們一開始並非透過正式的機構管道來做接觸，而是借重對於此類議題有處理經驗、並願意擔任FIHRM-LA各國聯絡人角色的同行。截至目前，聯繫各博物館和組織、處理更新資訊等任務都有賴這個網絡。而我們也已經開始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祕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這幾個國家收到第一批答覆與響應。 隨著組織網絡成長，我們也建置網站www.fihrm-la.org，希望藉由轉錄相關核心議題的消息，對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與大眾達到傳播訊息與鼓勵反思的作用。除了提供資訊來源、人權博物館和機構的相關連結，網站也建置有相關活動的行事曆。為了提高網站的造訪率，我們發行電子週報，增加與讀者的互動，亦利用Twitter 和Instagram來宣傳機構活動，這兩個工具不僅可用於觸及群眾和匯集意見，亦能升高爭議、引發討論。 除了團隊所設的願景， FIHRM-LA 的經驗在FIHRM的年會上也喚起大家更多的期待，希望將FIHRM-LA模型複製到其它地區。 FIHRM-LA的基礎既已打下，團隊現在聚焦在發掘最合適的方法，去接近FIHRM-LA的中心目標: 協助各個博物館教育群眾關於基本人權的道理- 尊重人權、捍衛人權。 當FIHRM-LA尚在構想階段時，眾人曾爭辯上述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天。人們對博物館是否真的可以發生教育功能存疑。參觀博物館當然可以獲得資訊，這點眾人已有共識，但顯然教育需要的遠不只是單一造訪，教育需要時間。但即便如此，關於這點亦有反證: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當我們看某件物品、讀到某段文字、聽到某個故事…我們會受到感動，我們會因此反思，我們生命甚至會因此而轉彎。這些經驗都可以是我們稱之為教育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經驗經常在博物館發生。 為了探究博物館場域內提供教育服務的種種細微差別，我們花了一整年時間進行研究、交換提案、問題討論、嘗試不同的切入點，但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皆意味著某種進步。FIHRM-LA現正朝著2019年的目標前進：我們將製作一個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博物館巡迴的展覽；設立獎項以鼓勵優秀的提案；提供參與某些活動的補助。 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意見都算數。透過主要社群網路您都可以找到FIHRM-LA，FIHRM-LA亦期待與您交流！ 首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