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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博物館「維梅爾」大展補完計畫!尋找下一位「新維梅爾」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你買到『維梅爾』大展的票了嗎?」在2023年的荷蘭,這句話成為博物館愛好者及遊客之間的問候語。 位於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以下簡稱國家博物館)推出為期四個月的「維梅爾」特展(Vermeer)(2023/2/10至6/4),跨國與多間博物館合作,28件維梅爾的作品終得短暫聚首(自4/1起,〈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回到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示)。平心而論,其策展論述屬於傳統藝術史的敘事,毋需太多文字敘述,維梅爾的經典之作即是最佳魅力,觀眾可透過作品觀察藝術家創作風格的脈絡與技法的轉變,大飽眼福。 國家博物館「維梅爾」特展一景。(Photo by Rijksmuseum / Henk Wildschut) 【博物之島新訊】立體派藝術與時尚的對話!巴黎畢卡索美術館全新典藏展 而此樁藝術史的盛事迎來博物館的奇景:「維梅爾」門票在開展約莫一個月時即告售罄,博物館於特展期間延長開館時間,並緊急加售晚間入館門票,然而這些門票也在數天內火速售盡,無論是當地人或是旅客,皆是一票難求。此時,博物館推出的推廣教育便極其關鍵,這些活動,能否成功讓大眾透過不同媒介認識17世紀的尼德蘭繪畫,並帶出新的刺激與互動?除了遊客,當地人如何回應? 遍地開花的衛星展覽 搭著「維梅爾」大展的順風車,一些博物館順勢推出與維梅爾主題相關的展覽。 有別於國家博物館展示純粹的維梅爾作品,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推出「弗雷爾:維梅爾風格的先驅」特展(Vrel, voorloper van Vermeer),以創作年代與維梅爾相近的雅各布斯・弗雷爾(Jacobus Vrel)為主角。這位擅用室內窗景為主題的藝術家,因為簽名縮寫與維梅爾皆為JV,部份作品甚至一度被誤認為維梅爾的畫作。展覽更進一步探討他如何在當時的題材和風格,成為維梅爾和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先驅。 「弗雷爾:維梅爾風格的先驅」特展一景,從作品中可件其構圖和題材與維梅爾相似,牆上文字為弗雷爾簽名縮寫。(©Mauritshuis) 【博物之島新訊】返鄉的大師之作-荷蘭莫瑞泰斯美術館「弗里克收藏」特展 【博物之島新訊】不只幫作品整容,還要當偵探?荷蘭莫瑞泰斯美術館帶你探索油畫修復大小事 身為維梅爾的故鄉,台夫特的王子紀念館(Museum Prinsenhof Delft)動態自是備受矚目。響應國家博物館,「維梅爾的台夫特」特展(Het Delft van Vermeer)講述維梅爾在台夫特成長與發展藝術生涯的軌跡。展覽中可見維梅爾簽名的檔案、曾出現在畫家作品背景中的物件與傢俱,及聖路加公會和其他畫家之間的關係等等。觀眾可以藉由展品解析,想像17世紀的維梅爾,如何在貧困中奮力創作以償還債款、作品受到資助人的賞識、還有藝術家對世界另一端的風土與科學感到好奇。這檔展覽彷若是維梅爾創作歷程的補完計畫,沒有展示維梅爾的畫作,談論的卻是滿滿的維梅爾。 「維梅爾的台夫特」展覽的陳列空間,將本為維梅爾作品裡的背景畫,逐一找出原作或相似作品,討論這些畫家和維梅爾當時的藝術交流。(Photo by Museum Prinsenhof Delft / Marco de Swart) 在此同時,台夫特的老教堂(Oude Kerk Delft)則是推出了當代攝影展「光之珍珠:卡洛琳・希肯克捕捉維梅爾」(Pearls of light: Caroline Sikkenk captures Vermeer),荷蘭攝影師希肯克以攝影復刻維梅爾的作品,試圖重現畫家特有的光線處理和寧靜氛圍,加入台夫特藍陶、荷蘭當代設計和多元族群等元素,回望17世紀的荷蘭。數件攝影的場景,特地挑選在維梅爾出生、成長和成家的現址進行拍攝,而最終成果在維梅爾長眠的老教堂展示,亦是提升了展覽的趣味。 「光之珍珠:卡洛琳・希肯克捕捉維梅爾」攝影展以台夫特老教堂為展示空間。(王幸慈 攝影) 從「接近維梅爾」到「新維梅爾」的推廣策略 在展覽門票已一搶而空的前提,博物館如何調整教育推廣活動,讓無緣進館的觀眾,仍對維梅爾的作品保有求知的興趣?而對荷蘭經典大師的作品已感疲乏的荷蘭大眾,博物館還能如何與其他平台合作,邀請大眾進行公共參與? 在國家博物館的官網,可見高解析度的作品圖檔和詳細的文字說明,博物館也針對不同主題錄製淺顯易懂的導覽影片,幫助觀眾更認識維梅爾畫作,和不同作品之間微妙的關聯。而荷語版的網頁,特別推出了時間限定的荷語線上課程,在展期間以直播授課的方式,邀請本展策展人講解維梅爾筆下的光線、色彩運用、透視法和光學。線上參與者可在問答時間,和策展人進行深入的討論。 在博物館之外,紀錄片導演暨藝術家蘇珊娜・萊斯(Suzanne Raes)的紀錄片《接近維梅爾》(Ditch bij Vermeer)在荷蘭各電影院首映。透過鏡頭,她將倆位策展人籌畫展覽、至各地洽借作品的過程,甚或是當借展單位之一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在展覽會議中提出自家館藏的〈持長笛的少女〉(Meisje met de fluit)並非維梅爾本人所繪時,【註1】策展人的心境轉折的歷程,皆一一記錄。起初此片的放映只有荷語,但應外語人士的需求,電影院推出英語字幕的場次,造福更多觀眾。 《接近維梅爾》紀錄片預告 同時,荷蘭公共廣播基金會(NPO)與MAX廣播公司合作一檔「新維梅爾」(De Nieuwe Vermeer)計畫,結合繪畫競賽電視實境秀和線上互動網站。電視台廣邀對維梅爾和藝術有興趣的大眾投稿,最終遴選180位素人畫家和12位職業藝術家,參與共六集的實境節目。「新維梅爾」實境節目以六件維梅爾已亡佚的作品做為主題,分別是〈洗手的紳士〉、〈第二幅小街〉、〈維納斯、朱庇特和墨丘利〉、〈音樂會〉、〈基督墓前的三位馬利亞〉、〈自畫像〉。國家博物館策展人Pieter Roelofs和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修復師Abbie Vandivere受邀擔任評審,在每集節目開頭講解維梅爾作畫的各種原則,讓六組創作者依主題進行16週的創作,最後在每職業組與素人組中各選出一位得獎代表。節目在NPO電視台播畢之後,自三月底,六位職業組得獎者的作品,在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展示;而六位素人組得獎作品,則在王子紀念館展出。 「新維梅爾」競賽素人組六件獲獎作品,在王子紀念館展出。(王幸慈 攝影) MAX也特別製作3D模擬的「維梅爾之房」互動網站,讓觀眾可以想像維梅爾工作的場景、室內擺設和線上瀏覽「新維梅爾」節目的入選作品。 「維梅爾之房」3D互動網站,內含短片、音樂、解說音檔等資訊。(王幸慈 翻攝) 當商店櫥窗和IG平台成為展示空間 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出借至國家博物館八週的期間,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開放觀眾投稿,上傳屬於自己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於原作回館前,展廳裡輪播公眾參與的創意,並開設Instagram帳號,鼓勵使用者轉載分享。【註2】此舉造成廣大的迴響,也達到告知觀眾少女在巡迴多日後,已重回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的重要資訊。 而「新維梅爾」計畫並不止於繪畫競賽,入圍的素人作品走進台夫特市中心的商店櫥窗,成為市景的一部份。在街上,隨處可見由不同媒材製成的「新維梅爾」作品,不但為老城帶來活潑的氣息,更是豐富在地人和遊客對維梅爾的認知與想像。 超過100件「新維梅爾」入圍作品在台夫特市區的櫥窗裡展示,吸引路過民眾的目光。此兩件作品主題為〈基督墓前的三位馬利亞〉。(王幸慈 攝影) 置於古董店櫥窗的〈音樂會〉和書店的〈第二件小街〉,作品充分融入台夫特的市景。(王幸慈 攝影)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透過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館員的科學檢測和分析,館方提出〈持長笛的少女〉由維梅爾工作室繪製的新聞稿 註釋2:「我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活動資訊
2023/06/07
日本的「市民學藝員」,為什麼? 做什麼?
作者: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圖書館館長) 「市民學藝員」、「市民研究員」,這兩年成為臺灣縣市面對地方博物館/地方文化館人力不足、並開放公民參與等課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兩者雖然名稱不同,但訴求相近:讓體制外的「市民」接受培育課程後,能以接近「學藝員」「研究員」的立場,分擔博物館工作。「市民學藝員」源起於日本,與日本博物館制度、以及1990年代博物館變革密切相關。要思考這樣的舶來品在臺灣運用的可能性,先了解日本博物館與學藝員的關係,「市民」+「學藝員」的制度為何出現?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日本的博物館與學藝員 今日,博物館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其價值與精神為國際間普遍認同,加上國際交流頻繁、訊息豐富,使得我們漸漸忘記,博物館做為伴隨近現代社會進展所發達的一種文化技術,有高度的區域性,與其所在地相關制度、文化與社會脈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可為與其意義的認可,仍然受到背後社會機制、文化脈絡與思維的影響。 日本的《博物館法》制定於1951年,在戰後推動的憲法體制中,與《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同步登場,被稱為社會教育三法,其主旨互通、並相互支援。依據2017年現行版,《博物館法》的目的在於「規定博物館設置與經營之必要事項,以圖博物館健全發展,有助國民之教育、學術與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第一條)。而博物館定義如下:「博物館是以下列事項為目的的機關,就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相關資料進行收集、保管(含育成1),從教育立場藉由展示提供公眾使用,並實施有助公眾學習、調查研究、休閒之活動,同時為了實行這些事項就相關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第二條)。關於學藝員:「博物館應任用具有專業的職員為學藝員,學藝員為進行博物館資料的收集、保管、展示、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專業職務」(第四條第三、四項)。 1 這裏的「育成」,指有生命之動植物之照料。因為《博物館法》也將動物園、植物園列為博物館類型。 上述的定義與規定或許讀來尋常,但,試著想像一下,日本戰後博物館事業依法推動設置、普及,博物館就跟圖書館一樣,有明確的目的、功能、工作事項與負責專業工作的學藝員;收藏,是博物館的基礎,學術與社會教育功能,是博物館的存在意義。《博物館法》定義的博物館,成為是日本公立博物館的基本範式,今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設有歷史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也與地方上各類文化財的保存、研究或活用關係密切。如此,應該可以感覺到,日本博物館界的核心隊伍,與臺灣戰後伴隨著國家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產業轉型、社區營造、區域資源整合等種種社會課題因應而生、而壯大的博物館事業,十分不同。 市民學藝員,是什麼?為什麼? 範式明確的日本公立博物館,在1990年代前後由博物館學者、各地學藝員接二連三提出變革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博物館論、世代博物館論、參加型博物館論等之共通點,指出做為社會教育機構之博物館,應該轉換由學科方法主導的工作模式,轉向以徹底的地⽅研究為基礎,確保市民的學習權利,協助市民面對並思考地⽅課題;市民不再只是博物館產出的接收者,而應該進一步成為具有動能的學習主體,甚至參與博物館各項工作。各地博物館之實驗性實踐先後登場,其中,滋賀縣琵琶湖博物館的市民參加型調查、市民田野調查員,以及與民間非營利團體結為夥伴的架橋制度等,讓市民參與博物館核心的調查、研究與展示等工作,都是十分具有革新精神的案例。 市民學藝員制度,也是在這一波論述下登場的新機制,可說是既有的博物館志工或博物館之友的升級版,維持志工的身分、但需要更長期而深入的學習,並能協助博物館基礎工作、參與博物館的實踐。雖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但也更為普遍,不少博物館的志工活動,已經和市民學藝員無異,只不過名稱沒有改變。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定義具有代表性:「本館 (以下簡稱「飯博」) 的市民學藝員,既是一種提供市民學習機會的新機制,也能協助學藝員的工作,同時對博物館與市民之間的連結與溝通,也能有所助益,市民學藝員是博物館的利用者之中最接近博物館立場的一群人。」也就是說,市民學藝員是學藝員的工作夥伴,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同時兼顧了社會教育、社區公共關係等博物館職責。 市民學藝員,做什麼? 市民學藝員制度的目的,讓一般市民以志工的身分、學習並參與博物館學藝員的工作。成為市民學藝員,必須參加一定的課程並取得資格,不管是培訓的內容,或者取得資格後的工作,都以博物館學藝工作的基礎為主,包括蒐藏、研究調查、展示、教育等面向,例如:學習博物館收藏文物的取扱與整理,例如,如何識讀文物與丈量尺寸,特別是地方博物館常見的、大量與生活有關的古文書或相片資料的識讀與整理,是常見的任務。有趣的是,古文書的識讀課程在各地似乎都十分受到歡迎,學習閱讀過去以筆書寫、運用大量漢字的文書,對一般市民來說彷彿解碼一般、有莫大的吸引力;識讀地方文史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田野踏查,例如,滋賀縣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以下簡稱「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定期閱讀地方的名所繪,並實地踏查加以對照、勘查;比較資深的市民學藝員,能被交付較為完整的學藝工作、甚至自行規劃活動的機會,例如,栗博交付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一批私人收藏的鐵道資料,並參與規劃展覽與導覽,也為該館的古早生活體驗活動規劃新的主題與課程。此外,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在學藝員的協助下識讀、整理地方史料、進行實地踏查、拍照紀錄,並製作地方踏查地圖、同時負責導覽解說。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協助整理私人捐贈鐵道資料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飯博與栗博的市民學藝員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任務。飯博的市民學藝員學習以傳統的麥作耕作技術、採收與加工技術,照顧一塊麥田;栗博園區內有一棟建於明治初期的農家「舊中島家」,被拆解後移築至此,做為博物館鄉土教育的場所。舊中島家中的土灶經年劣化,由博物館號召市民學藝員以及當地數個民間團體合作,從舊土灶解體、撚土、加入稻草發酵、壓製土塊、疊築成灶,皆由參加者動手完成,並定期舉辦用土灶煮飯吃飯的活動。不論是傳統麥作或築土灶,過程本身即是體驗型學習、也是傳統技術的傳承與展演,兼具教育與展示兩面。 栗博市民學藝員參行舊土窯之解體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栗博的市民學藝員,參與新建土窯的準備工作 (感謝栗東歷史民俗博物館授權使用圖片) 做為公民參與機制:日本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意義 日本1990年代所倡議的博物館改革,目的在於反思博物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方法,以更積極回應學習型社會的理念。換言之,從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等博物館最核心的專業功能切入,思索博物館如何與時俱進、體現新的公共價值。 那麼,讓市民學習、參與博物館基礎工作的意義何在呢?首先,整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多種專業的博物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獨特而具挑戰的學習:導覽與體驗活動的協助,必須熟知展覽內容、相關知識,可能涉及的議題、如何回覆等,同時又必須以清楚而吸引人的方法傳達給觀眾;資料整理、實地踏查、紀錄,以及踏查路線的規劃與導覽,則是一套整合不同方法之知識建構、傳達與運用的工作。不只是個人而內化的學習,其成果被視為博物館的產出,成為博物館提供的公共服務之一。如此,從個人學習、進一步到公共參與,是十分有魅力的自我實踐。 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公民參與機制,市民學藝員的學習與產出,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意義。學習,如何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認識與能力,產出,才能為博物館的公共任務增色。確保博物館公共性意義的關鍵,在日本,是明確的博物館核心價值、以及穩定的學藝工作,市民學藝員制度,就是讓市民適當地參與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知識生產體系,以學藝工作為媒介、擴展專家與市民、公與私的協作關係。在社會教育定位、《博物館法》護持之下成長的日本公立博物館,一定程度確保了博物館價值的穩定性,以及重要而基礎的工作的常態化,這也是市民學藝員制度可以獲得認可的原因。 市民就是學藝員?臺灣的課題與機會 和日本不同,臺灣市民學藝員制度出發的主因,反而是為了解決「沒有學藝員」的困境。當然,市民學藝員的構想,超越人力不足的苦惱、更有企圖心,但也面對了不同的課題。1990年代以降,包括類博物館在內、臺灣博物館事業的蓬勃發展,主因是各種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工具性價值的高度青睞,例如促進地方發展、文化振興、產業轉型、社區主體意識等,然而由於偏重借助政策論述(不是制度)與計劃型資源挹注,兩者的不穩定性、以及講求即效性,使得工具性產出成為效益評量的焦點。整體來說,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事業有著如下的結構性特徵與問題:人事與本預算的薄弱,導致知識建置、社會教育意義等本質性價值與方法不彰,高度仰賴短期計畫資源的結果,使得工具性產出普遍成為認識、評估博物館的重點。 換言之,如果沒有學藝員(包括背後的專業認知與制度)的博物館,就沒有條件像日本那般,讓「市民」參與既有機制、學習成為「學藝員」的夥伴,協助博物館提供公共服務。博物館學藝工作,既跨域又必須在地方對話過程中成立,是一種必需親身耕耘體會的專業,很難只靠著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授課,就可以領會。沒有學藝員為伴的市民學藝員制度,就得重新定義博物館/文化館學藝工作、方法與公共目標。 以臺灣的條件,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推動,正在挑戰如何讓「市民學藝員」這種非典型人力成為博物館核心人力,而且幾乎都是透過外部專家的引領。那麼,市民學藝員制度的機會在於,如何成為讓市民一起思考博物館/文化館的公共性價值何在的契機,思考「市民」可以做什麼?而既有的、專業博物館的本質價值與方法又如何應用?以市民學藝員為主的工作方法,可以是什麼?如何讓「市民」變成「市民學藝員」,從個人學習到公共參與的目標與方法,這個過程將開啟新的探問,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參考資料: 博物館與文化 (2011.6) 黃貞燕,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市民參加-日本地域博物館論與市民參加型調查 黃貞燕,2014。博物館、市民知與新公共領域的形成。王嵩山主編《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國立台灣博物館。 埼玉縣飯能市立博物館 (2019.2.24) 市民学芸員 滋賀縣栗東歴史民俗博物館
2019/07/18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原文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博物館所從事的活動,自然會聚焦於與其本身類型屬性相關的議題上頭- 故藝術博物館探討藝術與美,科學博物館探討創新發明。但今日,能夠吸引到最多訪客的,並不是那些只展示美麗或歷史性館藏的博物館,而是所推出的展覽更能夠打動觀眾、鼓勵人們對人生有所省思者。 我們即將來到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尾聲,數位革命將我們從穩定而熟悉的結構,推往嶄新而變化中的狀態。我們不時皆需要自我更新或甚至自我重組—這個時代的博物館如果無法專注於發掘與反映人們的需求,將無法達成服務公眾的使命,要不成為僅止於提供娛樂的角色,要不就只是學者的私人殿堂。 博物館必須要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為了創造這樣的吸引力,博物館可以製作與日常經驗相關的展覽,以反映聲音的多元性,亦為不同立場提供相互尊重的對話框架。這似乎點出了,對於博物館來說,眼前最急切的,莫過於將自身的目標與所屬社群的需求同步。 難如登天?確實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卻也是博物館最能服務大眾的方式。 自2018年五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主席David Fleming博士正式核准了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的成立,我們便開始聯繫區域內八所 FIHRM的會員博物館。但除此之外,拉丁美洲還有很多人權博物館-至少有五十七所屬顯而易見者:阿根廷有十一所、玻利維亞有四所、巴西有五所、智利有七所、哥倫比亞有六所、還有六所位於墨西哥,其他包含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烏拉圭、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祕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家則各自有一至三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則尚未有此類博物館存在的相關資訊。 取得這些人權博物館對FIHRM-LA的支持固然是一個開始,但若要讓整個地區都受益,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將目標延伸到非人權博物館。如果其它博物館也能讓觀眾對人權議題產生興趣,我們的理念便可傳達至更寬廣的人的網絡與機構網絡,觸及更多元的社群、更多的國家。 策略上,我們一開始並非透過正式的機構管道來做接觸,而是借重對於此類議題有處理經驗、並願意擔任FIHRM-LA各國聯絡人角色的同行。截至目前,聯繫各博物館和組織、處理更新資訊等任務都有賴這個網絡。而我們也已經開始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祕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這幾個國家收到第一批答覆與響應。 隨著組織網絡成長,我們也建置網站www.fihrm-la.org,希望藉由轉錄相關核心議題的消息,對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與大眾達到傳播訊息與鼓勵反思的作用。除了提供資訊來源、人權博物館和機構的相關連結,網站也建置有相關活動的行事曆。為了提高網站的造訪率,我們發行電子週報,增加與讀者的互動,亦利用Twitter 和Instagram來宣傳機構活動,這兩個工具不僅可用於觸及群眾和匯集意見,亦能升高爭議、引發討論。 除了團隊所設的願景, FIHRM-LA 的經驗在FIHRM的年會上也喚起大家更多的期待,希望將FIHRM-LA模型複製到其它地區。 FIHRM-LA的基礎既已打下,團隊現在聚焦在發掘最合適的方法,去接近FIHRM-LA的中心目標: 協助各個博物館教育群眾關於基本人權的道理- 尊重人權、捍衛人權。 當FIHRM-LA尚在構想階段時,眾人曾爭辯上述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天。人們對博物館是否真的可以發生教育功能存疑。參觀博物館當然可以獲得資訊,這點眾人已有共識,但顯然教育需要的遠不只是單一造訪,教育需要時間。但即便如此,關於這點亦有反證: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當我們看某件物品、讀到某段文字、聽到某個故事…我們會受到感動,我們會因此反思,我們生命甚至會因此而轉彎。這些經驗都可以是我們稱之為教育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經驗經常在博物館發生。 為了探究博物館場域內提供教育服務的種種細微差別,我們花了一整年時間進行研究、交換提案、問題討論、嘗試不同的切入點,但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皆意味著某種進步。FIHRM-LA現正朝著2019年的目標前進:我們將製作一個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博物館巡迴的展覽;設立獎項以鼓勵優秀的提案;提供參與某些活動的補助。 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意見都算數。透過主要社群網路您都可以找到FIHRM-LA,FIHRM-LA亦期待與您交流! 首圖來源
201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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