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文討論中，筆者嘗試說明對於臺史博常設展更新的若干想法，熟悉臺史博的觀眾，也一定可以在常設展中，看到從2011年至今、開館十年來，許多曾經的片段與成果，在這個展場中重新被呈現，這背後是整個博物館系統運作的結果。 例如臺史博的收藏中，仰賴捐贈甚多，而臺史博的入藏程序相當嚴謹，沒有一定程度的初步研究，無法通過入藏，而藏品入藏，也由民間素材帶來了許多對於歷史理解的新刺激，往往增強了臺史博對於個人生命史、家族史、甚或一個社群歷史的理解，這些故事成為了這次展示中，最精采的素材。或者，這些藏品又被拆解成為更為細緻的資料，如同最近更新的校園生活記憶庫，不過就是幾十本的資料，但拆解出好幾千張的照片，一個展示裝置，可以是一個容受龐大內容的資料中心。博物館的前後臺之間，展示、研究典藏的系統性關聯，至關重要。 臺史博「這就是我們：2020館藏捐贈特展」，以繪圖及生動的圖說年表，展示捐贈文物民眾的生命歷程與故事。(陳佳利 攝影) 校園生活記憶庫將多所學校的畢業紀念冊、課堂照片整理為影像史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授權）   又或者，十年來，臺史博特展議題的選擇，經常在拓展我們對於歷史議題的理解，或補充常設展的不足，這些展覽，經常都是策展團隊花了兩、三年時間完成的成果。其中可見從提出問題、累積素材、整理資料與敘事轉化的博物館技術的相互關連。博物館不同技術之間，形成彼此互為主體的關係，一場展覽建立在一個特定主題的蒐藏計畫上，一項研究又往往支持著一場展覽特定問題意識的提出，彼此之間環環相扣。而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特展中，也累積往後常設展可能的應用資源。新常設展的二二八事件展區中，看見的全島大事記和地方大事記被整成互動多媒體，或者二戰中，看見的多元終戰記憶，都是特展的展示內容，但由於策畫之初，就已經有所意識，這種特展規劃與常設展更新就會形成相互關聯性。 最後，在博物館架構形成的技術整合過程中，如何帶入社群協作的方法，擴展歷史知識建構的民主化參與，乃至博物館面對經費日少、人員擴編有限的狀況下，從而運用廣泛社會資源，也應當可在常設展看見臺史博在這部分的努力。前述的二二八事件、二戰下的臺灣，有許多的內容，都是2014年起由博物館志工一起協力完成的。 臺史博常設展中關於二二八事件發生脈絡的資料彙整，其由博物館志工經由讀書會方式整合而成。（蔡軒誠 攝影）   以筆者在博物館領域工作近二十年的經驗，國內博物館運作的內部系統性，經常是斷裂的關係，由此產生的常設展製作經驗中，經常將之視為一個新的展示製作專案。然而，常設展的製作，應該是勾連著整個博物館架構與技術整合的關係。在此架構中，可讓博物館關心的核心問題，得到較為長期的發展與累積，對於議題的經營與博物館的治理才可能是長久之道。   結語 「博物館做為溝通平台」，是近年來博物館同行深信的價值，其核心要素在於不同社會行動者的有效參與，議題對話的具體開展。而從臺史博的經驗來看，臺灣史的論述與對話的經營，固然是長久之計，但博物館發展出的深化議題、轉譯系統與協作平台的架構，十年來所產生的積累，才是常設展更新有所成的關鍵因素。於是，這場常設展更新，作為一項專案任務，花了兩年多時間，但實則，這是一場所有館員、花費十年，跟捐贈者、博物館使用者、學者、志工等不同社群夥伴，共同完成的展覽。 當然，臺史博常設展也有許多尚值得期待的部分。例如，面對臺灣原住民的議題，是否有一套不同於以往的歷史論述？晚近客委會與原民會推動的「逆寫」歷史，或許是個可能。而臺史博如何因著自身的館藏特色，產生出一套更有多元主體精神的歷史論述，這是值得期待的努力方向。 博物館做為溝通平台，如何伴隨當代社會議題，利用自身館藏產生多元主體精神的歷史論述？是未來值得期待的努力方向。（陳佳利 攝影）   其次，因為這幾年博物館資源的數位化進程加快，前後臺關係有別於以往，前臺展場如何乘載鉅量資料，讓不同的歷史議題，有了更多元與豐富的參與者，這也是在技術上可行的發展趨勢。對於當代觀眾而言，如何收集觀眾對於臺灣史的理解與歷史意識，進而開展出有別於服務性調查觀眾研究，這也是這場歷史對話中所不能或缺的角度。 或者，臺史博的常設展敘事的重要精神，是用動態的交會來演繹多元，並嘗試以更為具體的生命史為核心。這種將社會解釋為不斷動態的過程，有某種解構固有歷史論述的企圖，但終究臺灣史的性質是什麼？如何因著人群、風土以及其他客觀條件，而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清楚的定位，應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又或者，三十年前，曹永和院士倡議臺灣島史觀念，給予臺灣史研究新的視野，而三十年來，將臺灣視為整體與主體的研究成果已有長足累積，二十年來臺史博收藏多語的臺灣文獻與地圖，也指出臺灣在清帝國與日本帝國之歷史解釋框架外的可能性，由此脈絡前進，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會是什麼？臺灣在不同尺度的區域間扮演的角色會是什麼？這應是相關收藏條件最豐的臺史博，經由研究典藏乃至展示教育，最可以回應的問題。 最終，筆者認為藉由臺史博常設展的更新，可以讓我們看見博物館的專業團隊，不斷提出新的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其中，博物館架構與技術的完整性與關聯性，更扮演關鍵角色。此部分實為博物館的文化治理最核心的關鍵，也是筆者始終主張博物館必須專業治理的主要原因，如此，博物館才可能成為一個專業性高、效率強的文化再生產的場域。   延伸資料： 這就是我們：2020館藏捐贈特展 校園生活記憶庫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嚴格來說，臺史博2021開幕的新版本常設展，因為預算與時程等因素限制，只是局部更新，但還是盤點了開館十年以來各界的意見，參酌臺灣史研究進程，以及臺史博在專業工作領域中，積累而出的心得，最終，提出一套新的歷史展示方法與論述。 首先，如果說十年前，臺史博第一代的常設展，是臺史博館員與學院的臺灣史研究者，共同提出的對於臺灣史及其展示的理想型敘事；而十年後，我們終而得以用比較豐沛的材料，更多生命史的現身，將原來那套看似合理的臺灣史架構，填上了一個個比較具體的名字。同時，也能搭配一個適宜說故事的展品。這些必要的血肉，讓那套很容易在認同政治與記憶動員中被說得虛無飄渺的臺灣敘事，錨定在比較符合人性的故事情節中。理解不同歷史情境下存有的選擇與困境，並說明多元文化的追求，從來就是不斷追求的現在進行式。於是如同清代平埔原住民潘踏比厘的人生故事、1895年乙未之役時的苗栗地區的義軍姓名、1945年終戰之日的多元記憶等，都是嘗試以博物館收藏與研究為基礎，用著被賦予歷史意義的物件，成為了展示敘事不可或缺的部分。 透過呈現1945年終戰之日的多元記憶，理解不同歷史情境下存有的選擇與困境。（岳宸萱 攝影）   這個版本的常設展，展出了超過一千件的展品，應為上個版本的倍數之多。而十年來，臺史博的藏品累績到了十五萬件左右，比之開館之初成長三倍。這種量變最終也產生了質變的效果。如果說，上個版本是一套合理的歷史敘事，展品是展示敘事下的註腳，而新版本的常設展，則經常見到由物件的故事為主體，支撐起核心的問題意識。而其關鍵就取決於藏品是否豐富、藏品研究是否徹底等層面的問題。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豐富展品所形塑的觀點，其實有意識的對一個特定的議題開展，有時是將歷史主體回到社會基層的嘗試，有時則在解開一個被過度國族化的狹隘解釋。例如1895年改朝換代、1945年終戰，新版本的常設展展現的多元聲音，適足以解開長久以來只能在抗日史觀中進行正反選擇的窠臼，1895年，許多人反抗只為保家，1945年的終戰，許多人才不管誰輸誰贏，在乎的是活下來了。換言之，這些展品的組織與展示，是經由一套完整的展示敘事，闡釋一段歷史的詮釋，並有著清楚的歷史對話的企圖。   其次，臺史博新版本的常設展，醞釀已久，開始啟動時，主要在反省與回應2011年開館之後，各界提出的各種指教，甚至觀眾給予的回饋意見。例如，2011年開館之初，就經常被人指教「唐山過臺灣」可能落入漢人中心論。或者「鉅變與新秩序」又過於強調殖民者能動性。又或者展場開始的破題，敘事過於單一、展示技術無法表現出人文、風土的互動性等問題。   「臺灣，交會之島」展區開啟了不同人群，碰撞、摸索，共有同一塊土地的故事。（陳家莉 攝影）   而在新版本架構中，「唐山過臺灣」的標題已不存在，漢人移民被放在「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下，島內各方人群互動的環節之中，「鉅變與新秩序」則成為「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反倒以臺灣人在殖民地近代化過程中的想望與中挫為主體。開場的「臺灣，交會之島」，用一部具有互動性的多媒體裝置，取代了原先獨立分別論述臺灣人文、生態的多樣性之展示。新的展示提出交會的概念，指出了「這是一段不同人群，碰撞、摸索，共有同一塊土地的故事。而強調的交會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而其中用以構成交會的敘事素材，是一部約略符合島民集體記憶的臺灣史敘事的影片，再配合著印證多方交會下，型塑的歷史條件中，刻畫的不同生命史，或者不同文化印記留下的痕跡。這通常會形成某種緊張關係，誰的生命史？或那部多媒體中所帶出的歷史圖像，究竟是誰的？都可能被提問。然而，有著清楚問題意識與溝通意識的展示策略，必當是在可對話的基礎上，尋找接近觀眾的展示語言，找到一個可能對應的頻率，這個新的設計，是讓這些多方交會的素材，得到發聲與加入對話的可能，筆者將之視為參與式的展示構造，是個型塑與產生更為多元的集體記憶的敘事裝置。因此，交會之島的主題，其實是在演繹個體與整體的辯證關係，永恆無止的交會碰撞過程。 「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展區呈現不同人群相互共存，同時彼此競逐的互動歷史。（岳宸萱 攝影） 展區「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敘述1895年後臺灣人經歷的重大變革，並試圖由物件的故事作為主體，支撐核心的問題意識。（岳宸萱 攝影）   最後，如果用了這樣的起始提問，常設展如何以「大家的博物館」為題收尾呢？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多元性經常出現在族群文化的討論，但是，性別、年齡、政治、經濟、宗教、或者各種多元的社會主張，要如何被放入其中，已成為近年來臺灣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些不同主張的背後，其實存有著什麼才是最好的社會方案？社會正義如何追求等議題之辯論。因此，這個展區中，拆掉了原先招喚記憶的場景復原重建的展示，選擇了可以對比、收納各種衝突議題的展示方法，進行了更直接的對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常設展的尾聲展區「大家的博物館」，呈現由各形各色的「我們」拼貼而成的未來，藉由對比、收納各種衝突議題的展示方法，對觀眾進行更直接的對話。（岳宸萱 攝影）   對於結尾的展區，臺史博指出「『未來』由各形各色的『我們』拼貼而成，因此充滿張力與不確定，但也有了無窮可能。在大家的博物館裡，我們同聲說話；將彼此的聲音，交織成未來的旋律。」對於這個展區的目的，臺史博清楚傳遞，這是一場經由當代議題的對話，尋求大家對於島嶼的未來共識。 「大家的博物館」展區清楚傳遞了與當代議題對話的意圖，尋求大家對於島嶼的未來共識。（岳宸萱 攝影）   開始與結束的「交會之島」與「大家的博物館」，闡釋交會之島的文化碰撞、辯論著個體與整體的關係、開展不同社會主張之間的對話，進而尋求島嶼未來的可能性。歷史博物館是以歷史脈絡的釐清與敘事為手段，在歷史敘事中回應多樣的歷史正義的問題，但其目的應該是在重新釐清歷史正義的前提下，面對多元與差異的客觀條件，讓共同體尋求面向未來的最好方案。筆者在臺史博的常設展中，看見博物館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局部休館年餘時間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2021年初重新開館，眾所矚目的焦點，在於新版本的常設展「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如何展現臺史博對於臺灣史的詮釋。筆者曾於臺史博任職十餘年，初任之時，工作重點即在於完成2011年開館之初的常設展。離職前夕也有機會參與了新版本常設展的討論。本系列文章，即在以筆者的親身參與為基礎，經由國外相同類型博物館的比較、臺灣史詮釋與公眾溝通、博物館架構與技術整合等三個面向，提出可稱之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2.0版本的觀察，並嘗試提出未來的可能。   面對當代與指向未來的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籌建之初，選擇的歷史論述與展示策略，各自面對了不同的客觀背景。在展示上，參酌了江戶東京博物館與香港歷史博物館，用以復原再現的場景，帶給觀眾沉浸感，並由重建其文化生態性的途徑，再現過去實存的歷史時間、空間、人群與物件所構成的真實性。其中，也考慮了展場中的觀眾經驗等因素，2011年開館後，常設展如同一座歷史舞台，有利於戲劇導覽等具特色的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發展。 在論述上，臺史博從籌備到成立的過程中，臺灣社會民主化潮流湧現，政治社會領域中提出的共同體概念，被期待成為普遍認同的價值，多元與民主成為其中核心要素，並用以重新架構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而在臺灣史研究領域中，隨著對於政府檔案文獻的理解與認識日深，足以與之對話的民間、私人等多元觀點的史料，也獲得了同等的重視，例如二十年來我們極為重視的日記、口述歷史等，這背後多少有著對於國家生產的史料及其建立的歷史與歷史觀，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態度。與之同時，受惠於其他歷史研究領域而提出的視覺文化史、社會文化史、物質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觀察歷史的視角也被提出了，加之臺史博典藏依賴民間捐贈甚多，來自民間的資料也足以去架構更為豐富的歷史風貌。臺史博開館之初，提出「大家的博物館」的概念，是為了提出一個較為整體的歷史觀而成立的。 事實上，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德國歷史博物館，甚至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等近二、三十年來成立的博物館，成立的過程與目的，甚或提出的歷史觀，都與臺史博相類似。以2012年正式開館的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為例，「將不僅審視工業化和經濟開發的歷史，也將一同審視飽經憂患的民眾的歷史，以及黑暗沉痛的歷史，同時，把促進民主化發展的歷程，視為常設展最後一個展區的問題意識。」而在常設展最後一個展區中，也呈現從1986年推動總統直選的民主化運動之後的歷史，目的是讓人「意識到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並尋求建立一個近代國家的時期」。常設展中，並經常看見各種口述歷史、生命史故事的展現，［註1］此段的描述若不加提醒，將之放在臺史博也一定沒有任何的違和感。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的展示中，特別強調了1919年抗日三一運動時，倡議的自由、獨立、平和、獨立與共存等價值。此些價值為近百年來韓國國族凝聚過程中，重要的核心精神。資料引用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韓國近現代主題博物館研究展示合作交流計畫報告書》。（謝仕淵 攝影）   而在德國歷史博物館中，常設展討論了德國領域的變化以及德語的歷史。並談論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再到德意志帝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另一個主要脈絡則從魏瑪共和、納粹政權，最後一個單元「分裂與統一」，最終在於說明柏林圍牆倒塌、德國統一的過程。其中，不僅有著德國面對現代史時，經常出現關於「博物館應該成為通過歷史記憶進行反思和了解知識的地方…激發批判性討論」的企圖，也更強調多元的社會階層與族群的經驗，如何也能在展覽中現身，最終，「博物館幫助我們的國家公民了解他們是德國人和歐洲人，一個地區的居民和全球文明的成員，他們來自哪裡，在哪裡以及可以去哪裡。」［註2］對於多元的、共同體的價值之倡議，臺史博與德國歷史博物館有相同的主張。 德國歷史博物館（Photo credit: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德國歷史博物館常設展敘說中世紀至柏林圍牆倒塌的德國歷史。此為常設展最後一個單元「分裂與統一」，展示了1960年左右的區域邊界管制站明信片。（Photo credit: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就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而言，在其《2017—2030年總體規劃》中，提出「在全國對話中成為值得信賴的聲音，並被公認為探索澳大利亞過去，照亮現在和想像未來。」近二十年，澳洲博物館積極面對族群轉型正義問題，從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對於澳洲原住民的道歉，以及關於澳洲原住民兒童曾被強行帶離開部落的歷史，澳洲博物館都有很深的著墨，這些反省是澳洲必須面對的歷史傷痛，基於歷史反省乃至對於構成澳洲社會的多元階層與族群的觀點，博物館亦發展出相應的口述歷史計畫，晚近，澳洲博物館則對當代議題開展收藏行動，如新冠肺炎與叢林大火的經驗紀錄與物件收藏，都顯示澳洲博物館從博物館技術功能的重新定位，來建立議題開發與社會溝通的能力［註3］。將博物館視為社會議題與溝通對話的平台，兩館的做法有高度的相似性。 2013年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配合政府對原住民社群道歉所規劃的「Inside」巡迴展，展出被強行帶到寄宿學校原住民兒童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與創傷。（陳佳利 攝影） 墨爾本博物館蒐藏來自國王湖（Kinglake）社區，象徵社區精神歷經野火後屹立不搖的煙囪。2009年2月7日席捲維多利亞州黑色星期六大火摧毀該社區兩千多戶房舍。（陳佳利 攝影）   前述三個歷史博物館與臺史博在發展宗旨甚至常設展的核心問題意識，有相當高的類似性，都以歷史脈絡的重建，來釐清走向當代的過程，從中或經歷批判、或引發反思，並且在歷史主角的定位中，都相當程度的反省了男性、菁英與政治的偏重，企圖提出重視多元社群的歷史詮釋，最後，其目的都在指向一個具有未來性的多元共同體的社會願景。換言之，臺史博的成立與常設展的論述，是臺灣內部脈絡發展的一部分，也與國際間重新定義博物館，乃至歷史博物館的新任務相呼應。 註釋： 註1：可參考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網站對於常設展的說明。（檢索日期：2020年2月24日） 註2：可參考德國歷史博物館網站。（檢索日期：2020年2月20日） 註3：可參考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網站。（檢索日期：2020年2月26日） 延伸資訊：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江戶東京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作者：Alina Gromova, Tamar Lewinsky, Theresia Ziehe (柏林猶太博物館) 柏林猶太博物館於2016年開始推動一項名為 Object Days (物件日) 的計畫，計畫目標是將移居德國的猶太裔社群相關的當代物件納入館藏，這些物件的主人來自前蘇聯、以色列、諸多東歐和中歐國家、與美洲等地。這項計畫行動肯認了博物館在社會與政治面所應承擔的角色與伴隨的責任。猶太裔移民是德國猶太社群不可忽視的一份子，他們的歷史與關於他們的物件不應繼續被埋沒，需要被看見。 為此，柏林猶太博物館邀請猶太裔移民來到他們平常便熟悉的地方：猶太裔社區組織、猶太裔教育中心、居民照護之家等。請他們帶來自己的日常用品，如衣物、玩具、工具、世俗與宗教儀式用物件，另外還有照片、信件、獎座、手工藝品等。計畫團隊懷抱好奇地傾聽這些物件的故事，並為每位物件主人/故事的主角拍攝與物件的合照。 隨著這項計畫將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觸角往社群延伸，新的提問於焉而生：我們該蒐集哪些物件？根據誰的觀點？與誰蒐集？為誰蒐集？隨著蒐集工作的進行，計畫重點漸由向社群延伸與聯結等田野工作，轉為專注在博物館的任務角色上。無論是我們蒐集當代物件所採取的途徑，或是我們連結少數移民族群的方式，都是值得博物館省思討論的挑戰。   重新思考博物館館藏的傳統角色以及蒐集方式 ，讓故事發聲  柏林猶太博物館自創建以來，館藏便一直聚焦在個人敘事上，「用物件說故事」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藉由特別的個別品項，或是成批的各種物件、影像、藝術品、文件等，呈現德國猶太裔與在德猶太人的生活。但這些家族館藏多半來自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上半葉，它們記錄的是處於現代紀元起點的中產階級生活，以及關於迫害與移民出走的生命經歷。這些館藏或多或少都與柏林這個城市有所關連。 Object Days計畫令我們的館藏得以擴充，將二次大戰之後的物件與敘事，但凡能夠多面向呈現德國猶太人生活者，無論是社群組織之內或之外，無分區域，都納進來。我們鼓勵各種年齡層與教育背景的人參與這項計畫。Object Days作為一項參與式計畫，選擇將某些問題帶到前景，像是：參與者希望以什麼樣的敍事在展覽裡呈現他們的物件？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脈絡裡，移民是如何被他們所定義？博物館與參與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過程？這些討論令物件與敘事間的關聯性變得更加透明。   透過博物館的作工，為社群賦權 自2016年11月以來，我們已分別在德國的五個城市，舉辦了七次Object Days活動。訪談了來自不同世代的八十二位民眾，拍攝了七十六幅人像照，並以攝影記錄的形式，蒐集了數百個的物件。計畫團隊到訪時，多半能事先得到當地籌辦單位提供的精確名單，且每位參與者都已安排好個別的訪談時段。 多數Object Days的參與者出生於前蘇聯，移民至德國已有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儘管這些來自前蘇聯的猶太人占德國總猶太裔人口約莫百分之九十，他們的存在依舊被廣泛忽視。無論是在德國日常生活中或是德國猶太裔組織裡，他們都缺乏關鍵性代表，大眾對他們的生命故事與歷史亦無所悉。尤有甚者，他們的「猶太性」，經常由於曾遭蘇維埃政體粗暴剝奪掉宗教信仰，反令他們在德國受到「不夠猶太」的質疑。 每當Object Days活動進行前，我們皆事先從當地社群組織招募人手，協助我們進行訪談，如此可讓參與者在抵達現場時，先得到熟面孔的迎接。有些參與者只待了一小時左右，也有待上兩三小時者。有些人因為覺得自己的口說德語不夠理想，帶了用德文寫好的文件。但當他們意識到，無論是他們的移民過程或人生故事，只要是他們覺得有趣的，我們也同感興趣時，他們便會敞開心房，侃侃而談。許多參與者對於我們團隊也有人說俄文，且可以用俄語向他們進行訪談這點，感到非常驚訝。人們並未預期猶太博物館，這樣一個大型的德國文化機構，以如此充滿敬意的方式，對他們的人生經歷作反思。   柏林猶太博物館基地鳥瞰圖，之字形新建大樓為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代表作 (攝/ Guenter Schneider, via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3.0)   新成果、新洞見、新覺知 隨著每次Object Days活動的進行，越多計畫成果進入到博物館展覽與論壇空間。有些照片與物件正於2018年11月開幕的近期特展中展出。亦有些物件即將被納入預計於2019年秋重新開幕的常設展中。Object Days的蒐集、聯繫、延伸過程，也成為我們舉辦的專家工作坊－「究竟是誰的博物館？博物館中的社會與政治關聯性」內容的一部分。 2018年夏天，我們接著在網路上推出了一系列Object Days活動拍下的人像照片，每位照片裡的主角皆與他們帶來的物件一同合照。我們在每個拍攝地點使用相似的背景，令其不引人注目，但又能顯示拍攝地的結構元素，以凸顯被拍攝者與物件。每幅人像照都附上取自訪談內容的簡短文字。 做為一個持續進行的計畫，Object Days促使我們不斷對採行的方法作批判性的檢視。在計畫進行的過程中，許多問題隨之浮現，例如：我們是否能將個別蒐集來的聲音，視為相關社群普遍性聲明的基礎？我們如何建構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並在處理蒐集來的物件上，發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方法？博物館可以如何與參與者發生關聯？當代物件為何對博物館重要？Object Days計畫日後的發展，將顯示我們究竟是一間「超然中立」的博物館，亦或是認取我們的社會責任與政治使命，展現出我們本色的機構。   原文刊載於國際博物館協會蒐藏專業委員會 (COMCOL) 第33期之電子報 (2018.12) 首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