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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荷蘭熱帶博物館解殖路上的探索:常設展與「治癒之力」特展的對照
荷蘭熱帶博物館解殖路上的探索:常設展與「治癒之力」特展的對照
作者:王幸慈 (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荷蘭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於2022年開幕新常設展——「我們的殖民遺產」(Onze Koloniale Erfenis),而同年展出的,也包含探討世界宗教儀式文化的特展「治癒之力」(Healing Power)(2021年2月至2022年8月)。熱帶博物館創立的原始動機,是搜刮各殖民地的文物,並作為展示帝國勢力的表徵,那麼在博物館意欲轉型時,該如何與時俱進地審視館內的新舊典藏、展覽觀點,與自我的定位?而其雖以「去殖民化」觀點策展已行之有年,但是否能完全擺脫傳統民族學看待「非西方/他者」文化的敘事觀點,給予博物館新的方向與使命?本文欲以館方於近年策劃的這兩檔展覽做為對照,探討博物館策展視角新的進程與內涵。   熱帶博物館的前世今生 熱帶博物館的舊名為殖民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市東部,鄰近荷蘭最古老的ARTIS皇家動物園(1838年創立),其前身為1871年在哈倫市成立的殖民博物館(Koloniaal Museum Haarlem),在1910年,典藏品遷至阿姆斯特丹市成立的殖民研究所(Koloniaal Instituut)與新殖民博物館舍(於1926年開放),藏品囊括荷蘭海外殖民地的文物與當地材料。同年,ARTIS皇家動物園亦將自1858年起收藏的荷屬東印度、非洲等民族誌研究及文物典藏,移交給當時的殖民博物館。上述兩者的收藏,成為早期阿姆斯特丹殖民博物館的主要藏品,其目的在於了解與傳播荷蘭海外領土的知識。〔註1〕 二戰結束後,因荷屬東印度等殖民地邁向獨立,殖民研究所於1952年更名為皇家熱帶研究所(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de Tropen, KIT),殖民博物館也更名為熱帶博物館,管轄單位從原本的殖民部轉移至外交部。自1970年代起,博物館的展覽與研究方向也逐漸轉往熱帶國家,不再侷限荷蘭的海外領土或殖民地。〔註2〕直至2014年,原為荷蘭外交部轄下的熱帶博物館,與國立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Volkenkunde)和非洲博物館(Afrika Museum)合併為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 NMVW),成為荷蘭教育文化與科學部底下的館所。三館的館藏為國家典藏,並成立共同的典藏庫與線上搜尋系統,方便民眾查找資料。〔註3〕   從展覽看去殖民化的演進 在政治的從屬關係上,可見熱帶博物館的角色逐漸和荷蘭帝國主權脫鉤,博物館亦在2019年發布殖民地文物返還計畫〔註4〕的聲明,陸續進行典藏品的歸還與整理,同時也購藏新的典藏。而在展覽策畫的觀點及脈絡,約略自2010年開始,趨向以「主題」的命題取代傳統「地域」的分類,除了更深入研究展件的歷史與文化,近年來亦加入當代藝術與攝影等作品,期盼上個世紀的文物可和闡述相似歷史的當代作品,產生連結與對話。博物館亦視主題邀請相關學者與策展人,共同進行展覽策畫,帶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作品與歷史詮釋方式。 然而這樣的展覽論述與陳列,是否真的達到博物館去殖民化的預期?抑或只是西方人想像中的解殖,對非西方國家的人而言,仍舊是被視為未開化的異國風土?另外,具功能性的民族學「文物」與抒發個人想法的當代藝術「作品」,二者在本質上的差異,如何擺在同一展間而不突兀?這些都是我們身為觀者須提出的問題。「治癒之力」特展〔註5〕與「我們的殖民遺產」常設展,〔註6〕恰好可回應上述提問。   追求世界文化的期望與落差 「治癒之力」以治癒為主題,探索相異國家與文化的人類,皆有尋求自然療法、與神靈相通及心靈支柱的通性。策展團隊使用訪談影片記錄住在荷蘭,但有著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素人,如何遵行具有差異性的宗教生活,並展示他們日常使用的儀式用品做為輔助。在展覽中可見來自巴西的Santo Daime、蘇利南Winti、西非巫毒、歐洲女巫傳統、南美洲原住民文化宗教、及蒙古薩滿等等文化。這些受訪者依宗教信仰選擇了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參與課程學習宗教儀式和文化,甚或製作祭典服飾或視覺創作,透過展覽將手工藝品、創作與訪談影片一同陳列。展覽的後半部份,則是挑選了具有靈性經驗的藝術家作品,連結當代藝術與治癒文化。 「治癒之力」特展使用奈吉利亞藝術家Sokari Douglas的作品〈Freud White Sacrifice〉做為入口意象。躺在沙發上的病患,可以在醫師的聆聽之下,分享各種內心深沉的事物,獲得內心的平靜。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向來視為西方科學,而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文化的治癒型態為何?展覽以此作品邀請觀眾入內探索。(攝影:王幸慈) 此展櫃為受訪的巫毒祭司Alfred Quenum平日與神靈溝通時需用的媒介。(攝影:王幸慈)   興許是強調古今宗教儀式的傳承和演變,博物館同時呈現歷史文物與一般民眾/藝術家的當代創作;然而,其缺乏足夠的背景資訊與脈絡說明,對此領域陌生的觀眾而言,無法輕易理解Santo Daime提供具有巴西宗教文化背景的展件,與亞馬遜死藤水為何擺在一起;或是蒙古與韓國薩滿巫俗有何差異?展品說明牌標示不清的狀況下,將古今文物交插展示,亦是模糊了文物(宏觀的文化內涵)和創作(微觀的主觀經驗)之間的界線。展覽希冀傳遞的訊息為何?此展具有開拓觀眾對世界治癒文化的視野,和以當代藝術作品做為文化人類學研究媒介的價值;但其挑選展件龐雜,文字描述也過於粗淺,以致分散了觀眾對展覽核心的注意力。 此展櫃介紹薩滿文化,包含賽爾維亞、蒙古薩滿儀式服飾,左方棕色長袍為藝術家Philip Ardeyev的創作,中、右者為正式儀式用服飾。但展覽文字未對不同地區的薩滿文化,進一步介紹與解釋,使觀眾僅有薄弱的理解。(攝影:王幸慈)   扳回一城!體現後殖民省思的常設展 對比「治癒之力」展,新常設展「我們的殖民遺產」命題明確,卻也考驗博物館如何推陳出新。展覽以藝術家Bibi Fadlalla的雙頻道錄像作品〈Prelude to a Nation〉〔註7〕做為開場介紹,各種族的人手持曾為荷蘭殖民地的國旗,緩緩在沙丘上走動,引導觀眾進入展場。〔註8〕展覽敘事以荷蘭的殖民歷史做為基底,延伸討論荷蘭19-20世紀強迫殖民地種植經濟作物(糖、咖啡、菸草、茶等等),再運回歐洲販售的貿易模式,其連帶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種族與文化交融現象,遺留給殖民地何種影響。而在當代迴響中,除了展示博物館舊有典藏品和近年購藏的當代藝術與服飾文物,策展團隊特邀數位藝術家以自己的文化背景針對此展進行委託創作,回應此議題。 「我們的殖民遺產」展覽入口影像作品,為Bibi Fadlalla受此展委託的新作〈Prelude to a Nation〉。(Tropenmuseum與Bibi Fadlalla 提供)   整體而言,此展的意圖不在呈現荷蘭殖民時期的所有面向,而是著重這些國家在後殖民時代的發展與省思,故脈絡聚焦且清晰。關於議題探索,因當今荷蘭社會持續處理多元種族與移民的政策,故展覽有更多文本與學術研究參考。在展呈上,一個展間同時展示歷史文物與當代藝術作品,以「家園」展區為例,其空間四周環繞各殖民地受荷蘭文化影響的家居用品,中央則是同時擁有荷蘭與印尼文化背景的藝術家Paulus Gladys,探討家族記憶的裝置作品。〔註9〕在展區裡,歷史文物與藝術作品分別展示,保持一定的距離,亦給予觀眾空間思索不同立場的多元聲音。 「來自海外的財富」展區一景,空間中央陳列殖民地產業發展的文物,牆色與展台造型來自貿易常見的塑膠物流箱為靈感。(攝影:王幸慈) 「來自海外的財富」展區呈現館藏平面作品,Maryanto〈Tales of the Gold Mountain 〉和E.J. Ligtalijn〈Bauxite mining at Moengo, Suriname〉,回應當代印尼和蘇利南仍在處理農工業開發失衡的困境。(攝影:王幸慈) 「家園」展區一景,白色的大型裝置為Paulus Gladys的委託製作裝置作品〈Silences That Will Not be Ignored〉。(攝影:Rick Mandoeng)   如何穩建地走向解殖的路? 改變習以為常的思路與研究方法,觀看近十年過往的展覽,可知熱帶博物館在這條路上走得不甚輕鬆。從本文上述兩檔展覽及近十年來其他重點展覽,〔註10〕觀察博物館策展視角的轉變,可察覺博物館在「世界文化」框架中的嘗試與限制。其最大問題在於部份展覽,如本文舉例的「治癒之力」特展,對於他國歷史與當代社會議題的研究不足,易將各成因、結構和型態的國家與文化,化約為扁平且單一的形象,喪失各自的主體性與獨特性。這也促使觀者進一步提問:在策展團隊對於西歐世界之外的知識尚待補強的前提下,貿然追求「世界文化」是否實際且可行?同時,這也與聚焦並深入討論後殖民時代議題的「我們的殖民遺產」常設展形成明顯對比。 現今熱帶博物館仍具詮釋他國文化的話語權,展覽中的各種非西方文明,目前還是處於被觀看的客體狀態,離主動為自己發聲尚有一段距離。其解決之道,應與國際的學術機構、專家學者、具實務經驗的策展人建立長期的共同研究關係,開拓跨領域的合作並善用館內豐富的典藏,才能突破博物館展覽「談多卻談不深」的盲點。 註釋: 註釋1:荷蘭熱帶博物館的歷史沿革 註釋2:荷蘭皇家熱帶研究所(KIT)的歷史 註釋3:NMVW線上典藏庫 註釋4: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殖民地文物返還計畫之聲明 註釋5:「治癒之力」特展資訊連結 註釋6:「我們的殖民遺產」資訊連結 註釋7:Bibi Fadlalla作品〈Prelude to a Nation〉介紹 註釋8:「我們的殖民遺產」展覽共分成十個子題,包含貿易與相遇、盈利的商業、來自海外的財富、何為殖民主義?、世界成為超市、奴隸制、種族主義而非種族、家園、朝向自由之路、語言。 註釋9:Paulus Gladys作品〈Silences That Will Not be Ignored〉創作理念 註釋10:Serena Iervolino, Ethnographic Museums in Mutation. Experiments with Exhibitionary Practices in Post/Colonial Europe. 2013.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新訊】參與和解之路—澳洲博物館「未定」特展的去殖民嘗試 【博物之島新訊】你的故事,見證「我們」的歷史:荷蘭國立博物館「革命!印尼獨立」特展
2022/10/05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
201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