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王幸慈（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2021年秋天，博物館界終於盼到矚目多年的好消息！荷蘭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自2004年開始規畫、2017年動土興建的典藏庫（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終於在2021年11月6日開幕，以號稱世界首間「開放式」典藏庫之姿向全民敞開大門〔註1〕。 一般而言，戒備森嚴的典藏庫只有少數館員有權限進入，要如何在不影響作品恆溫恆濕保存條件下向大眾開放？允許開放的程度為何？這些都是博物館界對開放式典藏庫的提問。本文將從典藏庫現有七層樓的室內規畫、展示空間與參觀方式出發，從中觀察其展示策略及可能衍生的後續效應。   為何要設計向大眾開放的典藏庫？ 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典藏庫的外觀形似碗狀的沙拉盆，全鏡面的外牆映照出鄰近的博物館公園（Museumpark）景觀，內部設計則充滿了透明樓梯、展示箱、可窺視典藏室與修復室一隅的大片玻璃。其建築理念呼應開放式典藏庫的目標：公開、透明的傳達典藏相關資訊。 何以典藏庫如此強調「向大眾公開」？首先得從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的典藏歷史說起，才能理解大眾對美術館的重要性。1847年，荷蘭法官法蘭斯・博伊曼斯（Frans Boijmans, 1767-1847）在同年過世之前捐贈私人收藏給鹿特丹市政府，促使1849年初代的博伊曼斯美術館（Museum Boymans）成立，其典藏以尼德蘭與法蘭德斯繪畫、版畫、素描為大宗。 而在1920-1950年間，另一位荷蘭富商丹尼爾・喬治・范・伯寧恩（Daniël George van Beuningen, 1877-1955）因金援美術館而獲得館長的收藏建議，並與美術館維繫良好的關係。至1958年，美術館透過其繼承人獲得大量經典收藏，包含老布魯哲爾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揚・范・艾克的〈空墓前的三聖女〉（The Three Marys at the Tomb）與莫內的〈罌粟花田〉（Field of Poppies）等作品，大幅提升其在荷蘭美術館的地位，故將館名改為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以茲紀念〔註2〕。 除了這兩位藏家之外，更有許多鹿特丹的民間藏家踴躍捐贈或委託保管作品，豐富了美術館70％以上的館藏。典藏庫的興建延伸了市民參與特色，大膽創新的外觀體現了鹿特丹活潑的氣息，一片片的鏡面外牆亦開放民眾捐款認領，加深大眾與典藏庫之間地緣和情感的連結。 典藏庫內部採挑高設計，觀眾進入典藏庫後可從不同角度觀賞展示箱。（王幸慈 攝影）   近距離觀看典藏、修復與包裝等幕後工作 擁有七層樓空間的典藏庫，除了七樓的空中花園和餐廳，觀眾可在二到六樓之間找到14間館藏典藏室、5至6間私人收藏典藏室、4間修復工作室。數間作品包裝倉儲室則分散在一和二樓，以利作品運輸、靜置及隔離作業。向大眾公開之館藏依作品媒材與保存條件分類，也依現有空間設計做分配，以下為典藏室的樓層及分類介紹：   14間館藏典藏室中，除了對光極為敏感的紙質室、黑白與彩色攝影室為全密閉的暗室，其他典藏室皆有大片的玻璃窗，讓觀眾一探內部的層架及作品的收納方式。為保護靠窗的作品不長時間接觸光源，玻璃窗邊設置手控的燈光開關，提供觀眾自由開啟，不久後系統會自動熄燈。為了善用有限的儲存空間，作品的收納並非完全按照編目號碼，諸如立體的作品（陶瓷、玻璃、裝置、雕塑等）是依尺寸大小擺放，而傳統繪畫則是以年代為原則排序。典藏庫僅開放團體參觀，入口設有生物辨識系統，特定館員才有權限開門。至於不開放觀眾參觀的紙質室與攝影室，則提供作品申請調閱的服務，有需要的民眾可在閱覽室裡查閱作品。 觀眾可自由透過玻璃窗觀看典藏室及作品。（王幸慈 攝影）   典藏庫的另一大看點，即是位於三樓、設有大片玻璃窗的4間修復工作室，包含紙質修復室、繪畫修復室、攝影與織品修復室，以及木質、金屬、玻璃與陶瓷修復室。觀眾可以隔著玻璃看見精良儀器與修復過程，也可在團體導覽時向導覽員提出疑問。由於美術館數量最多的館藏為紙質作品，故聘有全職的紙質修復師，其他媒材的修復師皆為專案合作。至於作品登錄、包裝與運輸，典藏庫只在一樓的出入口旁開放兩間作品包裝的工作室，供民眾觀看各式包裝材料與木箱。 繪畫修復室一角，週間可見修復師進行作品修護。（王幸慈 攝影）   全透明且去脈絡的藏品展示設計 典藏庫內部的樓梯設計宛若迷宮，對於初次進入典藏庫的觀眾而言，這樣的參觀動線讓人困惑，作品既非統一安排在建築角落，也不是走上階梯就能直達，乃是彎彎繞繞，一邊欣賞透明展示箱中的作品，一邊觀望懸掛在半空中或牆邊的作品。某些作品必須站在階梯上或搭乘電梯才能看見全貌，某些平面作品更只能看到背面的編號、展覽出借註記或藝術家簽名。同時，作品展示箱使用QR code取代說明牌，對作品有興趣的觀眾，需特別下載典藏庫專用App才能取得作品的詳細資訊。 展示箱呈現作品的方式有別於一般展覽，提供觀眾不同的觀看面向。（王幸慈 攝影）   乍看之下，習慣在美術館參觀展覽的觀眾，會覺得典藏庫的展示方式不太親民，作品之間的連結亦不強烈，更遑論是否有明確的展示主題。然而，再仔細思考典藏庫的定位與展示作品的緣由，似乎又可理解為何典藏庫做此選擇。總計13個尺寸迥異的透明展示箱，企圖提供觀眾全視角的觀賞方式，其展示的作品包含繪畫、攝影、雕塑、裝置、錄像、家具、工業與服裝設計等，其中一些展示箱甚至身兼走道的功能，觀眾需「踩過」作品才能到達對面的典藏室。 而將不同作品去脈絡化，則可讓觀眾單純欣賞作品，讓每件作品成為獨立的個體，毋需以展覽論述文字襯托其重要性，更可引發觀眾思考作品具備什麼特色？為何能成為美術館的藏品？等問題。至於觀眾需另行下載的導覽App則有利有弊，觀眾掃描展示箱旁的QR code可知每件作品的資訊，也可藉由快問快答探索作品的典藏來源或特性等細節。App的設計堪稱直覺好用，但當觀眾專注於閱讀App文字時，站在不算寬敞的走道上，又難免會擋到其他觀眾的參觀動線。 典藏庫App除了可查詢作品資訊，亦可透過問答互動介紹作品的典藏狀態。（典藏庫App截圖）   觀望與期待：如何兼顧對外開放和典藏維護？ 實地走訪典藏庫，大致上可滿足一般觀眾探索美術館幕後的好奇心，還可獲得隨機進入其中一間典藏室的機會，但對博物館專業人士而言，不免又衍生更多問題。雖然目前典藏庫配合團體導覽，每小時開放至多十分鐘讓觀眾進入，但長期下來是否影響溫濕度控制與作品保存？另外，展示箱並非完全密閉無法即時清潔，作品歷經三個月的展示能否承受大量粉塵？這些問題都需等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典藏庫日後提供更多研究報告，才能作為博物館開放典藏參觀的進一步借鏡。 觀眾進入典藏室前需穿上白色的實驗袍，參觀動線僅限主要廊道。（王幸慈 攝影） 註釋： 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典藏庫由荷蘭鹿特丹MVRDV建築事務所設計，建築師Winy Maas設計建築外觀與空中花園，建築師暨藝術家John Körmeling負責主要的室內設計。 Peter van Coelen, ‘History of the Collection: Acquisition and Enhancement’, 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 2021, pp. 89-96.

作者/攝影：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 —— 《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第27條 文化是人類尊嚴與身分的基礎，參與和享受文化是作為公民、社區成員乃至於社會組成的重要權利。而我們如何捍衛文化權利呢？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於2021年09月16日舉行年會，以線上論壇方式邀請國際間人權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進行對話，透過一系列專題演講、互動式辯論與工作坊，探討博物館工作如何對抗偏見與歧視，關注在當代背景下，博物館如何面對不平等與障礙；又如何採取行動？   揭開文化認同的旅程 專題演講邀請英國圭亞那裔詩人Malik Al-Nasir探討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如何迫害身分認同與歷史意識的建立。對於Al-Nasir而言，奴隸貿易史的研究使他能夠探索自己來自何處、找尋多元血緣的根源，並重建自己的文化認同。因此，Al-Nasir以自身回到圭亞那尋根的過程談起，透過田野調查與系譜學的方法，追溯18世紀從事奴隸貿易的公司與利物浦銀行的文獻檔案，揭開屬於自身的家庭歷史。最後，Al-Nasir指出，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權利去探索自己被掩蓋、被消失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而這個過程不僅能夠建立文化認同的意識，更重要的是——釐清殖民歷史中加害者的角色與他們曾做過的事情。   面對「文化權利」，博物館的角色與行動？ 會議邀請了來自挪威、法國、澳洲與臺灣的博物館工作者，通過國際案例的分享與交流，一同探討面對不同群體的「文化權利」——博物館如何提供與創造平等的「文化接觸」機會？在博物館人權教育的討論上，挪威憲法博物館與民主中心（Eidsvoll, 1814）的Torleif Hamre，透過幾個挪威的案例，探討博物館與學校如何擴展民主與人權教育。 「The New Planet」以難民議題為展覽主軸，邀請兩千位難民青年，藉由展覽提出自己的想法，展覽致力於為挪威青年提供反思人權與民主的學習空間。（Photo: Sebastian Klein, Falstadsenteret）   例如「The New Planet」展覽，聚焦於全球難民、民主與人權議題，藉由展示全球難民青年所製作的手寫海報、以及紀錄難民青年語句的巨大「星球體」裝置，為難名青年們發聲，也讓青年觀眾透過展覽反思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Hamre同時也提到挪威DEMBRA學習計畫，透過主題性的講座、辯論與經驗分享，加強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防止種族主義、偏見與仇恨的發生。藉由挪威案例，Hamre也呼籲博物館作為人權與民主教育的重要基地，應積極參與行動並為青年建立反思與批判性之對話空間。   勞工階級與文化近用 在勞工階級與博物館的討論上，來自澳洲的Adele Chynoweth，引述聯合國第67屆大會中智利代表的聲明：「世上沒有一等或是二等權利（first class or second class rights），因為所有人權都是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並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人權概念當中，勞工階級與貧困群體又處於什麼位置呢？藉由Chynoweth編輯的《博物館與勞工階級》（Museum and Working Class）內文案例，探討長期被博物館所忽視的勞工階級議題。 例如，魁北克博物館曾阻止針對貧窮、身分不明或勞工階級人類遺骸標本的研究或，以巴基斯坦拉合爾歷史城牆（Lahore）的遺產保護政策為例，說明當地政府通過遺產政策吸引投資基金的進入，卻驅逐並侵害當地勞工階級的生活環境。Chynoweth並指出，我們應該正視文化遺產維護與旅遊業的發展，如何剝奪當地勞工階級生存權，才能進一步去思考勞工階級的文化近用課題。Chynoweth也指出，所有公共文化機構的資金都源自於勞工階級繳納的稅款，然而卻消極面對、或忽視勞工階級的歷史與相關課題。因此，她認為正視階級是釐清邊緣化群體議題的重要關鍵，她並強調在博物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勢必面臨種族、性別、身心障礙等相關課題，然而通過不同階級間的碰撞，才能跨越階級的偏見，並且可以看見真正的改變。   去污名挑戰：來自臺灣的案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陳佳利教授，則以臺灣的案例探討博物館對於去污名化與少數群體課題的發展與挑戰。隨著文化平權概念的發展，陳佳利指出臺灣的博物館持續地改善與增加無障礙設施，同時也開始重視參與和詮釋弱勢團體及障礙人士的經驗與文化。然而她認為，現今的博物館雖然經常諮詢弱勢團體代表，但在「表徵」他們的文化上，仍然面臨兩個主要的挑戰：（1）博物館很難充分的理解與呈現弱勢團體文化，以及他們每天所面臨的視角與污名；（2）與弱勢團體密切合作的NGO組織和社工並不總是信任博物館，且有不同的想法與目標。 阿嬤家展覽空間中以投射出阿嬤名字的燈光設計，象徵願意挺身而出的阿嬤們。（謝佳均 攝影） 「精神病人的房間」展設置了讓觀眾可以投遞名片的箱子，呼籲大家重視精神病患的工作權。（陳佳利 攝影）   博物館面對弱勢團體的新取徑 因此，陳佳利提出了兩種策略與取徑：其一，為由NGO組織建立自己的博物館或策劃展覽與活動。例如紀念臺灣慰安婦歷史的阿嬤家，以展覽內容與空間設計，邀請觀眾理解受害者的經驗並產生同理心。另一個例子，則是由NGO團體策劃特展，如依甸基金會活泉之家舉辦的「精神病人的房間」展，透過藝術作品與文字呈現精神病患的感受與想法，以展覽開啟社會對話。 雖然這些展覽表達了弱勢團體的觀點與訴求，並強調NGO組織的倡議行動，但陳佳利指出，沒有博物館的資源，將無法觸及更多觀眾，也無法對公眾產生長期影響。因此，一些博物館開始建立國內外網絡，並與NGO組織建立長期、深入的關係。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FIHRM-AP邀請15個NGO團體參與共學計畫，在計畫中相互學習，並一同參觀勞動博物館與訪談漁工等，通過跨專業的合作與共同策展，讓展覽貼近移工的經驗與NGO的倡議內容。如同陳佳利所言：「當代博物館的重要使命，是解決政府政策所導致的人權問題，並通過建立同理心來挑戰過去的污名與偏見」。 研討會工作坊「博物館中的網路暴力與偏見」透過經驗分享與互動式回應，探討如何維護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工作者的立場與聲音。（Credit: FIHRM）   結語：人權博物館的聲音與展望 當代人權博物館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回應與實踐人權議題，然而許多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因為公開倡議，而遭受批評與言語暴力，並使博物館從業人員成為網路霸凌的對象。此次研討會除了探討博物館面對人權議題的多元策略外，也呼籲重視人權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與發聲權益。 研討會工作坊以「博物館網路霸凌與偏見」為主題，透過互動式問答，探討博物館如何維護自己的立場。儘管許多博物館工作者皆表示曾遭受到網路暴力的影響，然而同時他們也認為，在面對大眾的偏見或暴力時，博物館工作者更應保持專業、理性的態度持續溝通，並且不畏懼、不噤聲，維護自己或組織的價值與聲音。如同David Fleming在會議尾聲中所言，博物館工作者必須懷抱信念與熱情維護眾多人權議題的價值與意義，並且也強調面對的偏見與歧視的解方，還需要更多持續的思辨與討論，以建立更具平等、友善的社會。

作者：王譯德（自由工作者）、王譯慧（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陳佳汝（前破周報記者、博物之島特約記者） 跨界：從了解並欣賞多元的生命個體開始 斑斕色彩，在我們眼球中流動、散發光采；響亮音符，在我們耳畔跳躍、手舞足蹈，這是耳聰目明的我們，享受並徜徉於藝術的日常生活；然而，若我們身為視障者或聽障者，該如何欣賞藝術呢？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推動文化平權，始於2013年擔綱文化部「視障服務示範館」，教育推廣組吳麗娟助理研究員開始思考：需要大量使用視覺感官的博物館／美術館，對於視障朋友而言，是能夠伸手觸及的「日常」嗎？她並進一步思考：國美館如何使每一個完整而獨立的生命個體，皆有自在享受文化的權利？ 吳麗娟的生活圈沒有視障朋友，但她願意從零開始，嘗試了解並學習尊重與欣賞多元的生命個體，不僅閱讀相關論文、聯繫專業委員來協助志工培訓，更在與視障者的相處過程中積極傾聽不同需求。即便壁壘分明的體制，以及難以一時改善的硬體設備，如銅牆鐵壁般擋在眼前，吳麗娟仍抱持著「以人為本」的理念，開始了八年未知而充滿挑戰的跨界實踐。   當藝術由不可見變為可見—《非視覺探索計畫》 如果身處黑暗的世界，沒有光、沒有色彩、沒有「視覺衝擊」，藝術家所傳達的濃情囈語，是否就「不可見」了呢？吳麗娟從推廣教育活動著手，於2013年開始推動《非視覺探索計畫》，結合「口述影像」與「3D展品觸摸輔具」，透過「聽覺」與「觸覺」，嘗試讓藝術由「不可見」變為「可見」。 國美館視障服務貫徹以志工一對一的形式，引導視障觀眾參與口述影像觸摸導覽。（國美館 提供）   吳麗娟表示，學習口述影像並不容易，她問自己：「如果我是視障者，導覽人員說什麼，我心中才會有畫面？」在多次經驗的累積之下，她發現，較為白話的語言搭配觸摸輔具，使視障者更容易理解與接觸藝術，且更「有感」。談及視障者對於「3D展品觸摸輔具」的反應，她道出令人心疼的感觸：「對弱勢族群來說，有做他們就很開心，但是國美館希望除了有，還要往更好的路前進，所以要運用更多的媒材。」抱持這樣的決心，2017年國美館爭取到文化近用經費，使得製作觸摸輔具的材質，從「發泡紙」進階到工業等級、一體成形的3D列印；這讓視障者得以更全面地體驗與欣賞構圖較為複雜的藝術作品。   從豐富的肢體語言「聽見」聲音—手語導覽服務 有一天，深受臺史博退休館長呂理政演講感動的國美館副館長對吳麗娟說：「我們不能只做視障。」這使她開始思考整體的文化近用；慢慢打開藍圖，服務其他對象。因此，2014年起，國美館開始定期辦理視障以外的身心障礙族群專案活動，包括聽障人士、獨居及失智長者等。 吳麗娟表示，有一次兩位高中啟聰學生到國美館服務台諮詢，服務台人員不會手語，跟他們「筆談」，事後她查看筆談紙條，解讀很久才能了解其中意涵。這次經驗使她相當震驚並思考著：充滿大量文字語言的導覽活動，造成聽障者難以吸收與理解，該如何將藝術傳達到他們心中呢？因此國美館進一步著手改造《攜手・譯藝非凡》手語導覽服務，除了手語解說，更進一步推出加入同樣需要運用肢體動作的「戲劇」元素。最初的嘗試是在2018年與臺南大學戲劇與應用創作學系陳晞如老師合作，為〈淡水風景〉編一個故事，結合手語跟默劇，於北、中、南的啟聰學校巡迴表演，得到熱烈迴響；但她進一步希望將此活動常態化，因此與陳晞如老師持續合作，將戲劇元素簡化發展成的互動式導覽，加入現行的手語導覽專案，如此一來不需專業演員，志工也容易學習上手。 以〈淡水風景〉說故事：融合默劇與手語的互動式導覽，鼓勵聽聾共賞，並引導孩童勇於以肢體語言表達情感。（國美館 提供）   融入戲劇互動元素的手語導覽服務，讓導覽更具有溝通的力量及效果，其中變化萬千的臉孔及張力無窮的肢體語言，與聽障生產生許多互動及對話，使得聽障學童們仿佛找到了和畫作交流的秘徑，而深受他們的喜愛。   縱然記憶流逝，情感永存—美術館場域對失智長者的重要意義 記憶在失智長者的腦中碎裂成片，像一幅永遠無法完成的拼圖；但情感卻仍舊存在於長者心中。辦理失智老人共學活動時，有一位中重度失智長者因不擅言辭，每次參與活動都相當安靜；然而，當他因病無法來上課，卻主動詢問機構的藝術治療師：「你什麼時候要再帶我去美術館？」這使吳麗娟深受感動，並認同「博物館的整體氛圍、情境跟他在自己熟悉的場域絕對是很不一樣的。」雖然日照中心也辦活動、也有藝術治療師，但是長輩們喜歡美術館乾淨、安靜、充滿美感且令人安心的環境。 除了關照失智長者的參觀需求，國美館對於陪伴長者的「照顧者」，無疑也提供了許多幫助與情感支持，如《老當藝壯－失智家庭工作坊》中，現場志工的協助紓解了照顧者的照護壓力；且藝術治療師引導不同家庭間彼此交流，如：「剛剛他所分享的，你也有相同經驗嗎？」藉此勾起失智長者的回憶，照顧者也透過這樣的社交互動，感受到自己並不是孤單的，並且跳脫日常的生活情境，在美術館中享受藝術。 在《老當藝壯－失智家庭工作坊》的藝術對談單元之中，失智長輩可以暢所欲言，且會被仔細聆聽。（國美館 提供）   讓文化近用走入「日常」生活 外界普遍認為國美館於文化近用上的貢獻與成果值得讚許，吳麗娟則謙虛表示，希望未來能邁向「常態性」近用，將友善平權理念落實在不同空間及時間，且不侷限特定展間，或是週四的文化近用專案活動日，而是實踐於每個開館日常，這其中，志工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培訓志工時卻遇到許多困難，比如：志工教學方法較為傳統，因此她邀請與視障者有相處經驗的美術老師來培訓志工；另外，她認為志工的角色是陪伴者，強調國美館並不是在做「愛心」，而是落實「平權」理念，也就是應該去了解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並尊重他們現在的能力與狀態。然而，有些志工認為視障者「很需要幫忙」，而難以實踐「陪伴者」的定位。即便如此，她持續與志工溝通，更透過《分齡分眾的近用專才培力計畫2.0》培訓志工具備相關知能，了解如何與不同障礙類別的觀眾進行互動，期待達成特殊需求的觀眾能自由安排參訪行程，國美館也隨時準備好，實踐平日所學。 吳麗娟從零開始挑戰文化平權的跨界實踐，積極推動讓文化近用走入人們的日常。（陳佳汝 攝影）   展望未來，欲使文化近用理念走入人們「日常」生活的願景，想必仍會面臨許多挑戰與挫折。她笑說：「可能需要下一個八年吧！」也許在不遠的未來，我們會看到，平凡的日子裡，每一個希望獲得藝術慰藉的心靈，都能在國美館感受到藝術帶來的感動與力量。

作者：黃瑋涵、郭儷兒、陳虹穎、郭昭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服務人員）林佳逸（公共服務組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於2021年1月8日推出新常設展，除了更新展覽論述，更新增7處觸摸品區，擴增多元族群的參觀服務。為此，臺史博重新檢視大字簡介內容與設計，借助展場服務人員長期對觀眾的觀察與互動，與專案承辦人成立小組，一同蒐集國內外博物館大字簡介的研究、案例並訪談視障機構，期待提供一份最貼近全人共學、共融且易讀的大字簡介。 臺史博於2021年1月8日推出新常設展，新增7處觸摸品區，搭配新設計的大字簡介，擴增多元族群的參觀服務。（田偲妤 攝影）   什麼是大字簡介？ 大字簡介主要使用族群為「視能障礙」的低視能者，每位低視能者的障礙不盡相同，有人對亮度敏感、有人難以辨識顏色，造成視覺的清晰度降低而影響閱讀，這些因素成為製作大字簡介時必須考量的要素。為了滿足不同障礙的低視能者在閱讀大字簡介時的需求，小組成員研究國外對大字簡介的製作原則，訪談臺灣視障團體的需求後，建立臺史博在設計並製作大字簡介的概念。   國外怎麼製作大字簡介？ 根據國際低視能者協會（Council of Citizens with Low Vision International）公布的原則，在製作大字簡介時： （1）需考量字的行距，保持可讀性與避免閱讀疲勞。 （2）針對不同的視覺受損程度，制定字體大小、顏色與字型設計。 （3）紙張的材質與顏色和光線敏感度、顏色對比度相關。 阿曼達・霍・路克（Amanda Hall Lueck）在《功能性視覺：實務工作者評估與介入指南》中提到，英文字母的大寫字體優於小寫字體；字體字型的部分，建議粗體、字距等寬，避免字體襯線、中空或陰影特效等。   製作適合臺灣低視能者的大字簡介 然而，在參考國外大字簡介範本後發現，國外大字簡介並無法完全套用至中文繁體使用介面，因為中文繁體與英文的字體大小、字型、字距、行距、中英文筆劃皆不同。為了更了解臺灣低視能者的使用需求，小組更進一步訪談臺灣視障團體的閱讀需求，透過電話訪談三個視障機構的工作人員（分別以甲、乙、丙代稱），重新審視大字簡介的設計概念，從下圖可概略了解低視能者在閱讀文字時的需求。 視障團體使用大字簡介之需求。本圖配合低視能受訪者的習慣，以A4紙尺寸與字體相互搭配。（郭昭里 繪製）   在統整國外大字簡介製作介紹、參考案例與訪談臺灣低視能者使用需求後，在受訪的視障團體建議下，由服務人員擔任測試者，將上述資訊逐一套用及調整於大字簡介中，並至展館中實地測試，進而產生下列初步設計概念： （1）版面底色與文字需高對比。 （2）字體大小分為標題與內文，標題為36pt，內文為24至28pt。 （3）文字間距為1.5行距。 （4）字型為介於標楷體與新細明體間之字體，例如：微軟正黑體。   臺史博大字簡介運用：結合觸摸品區，創造多感官體驗 在規劃大字簡介的內容時，計畫承辦人優先思考，以能夠長期呈現於觀眾面前、具有相當吸引力，並能引發觀眾興趣的展示物件做為規劃內容。經與小組成員討論評估後，以觸摸品區做為本次大字簡介的主題，期待讓所有觀眾透過大字簡介，結合不同感官的交會，相互產生對話與交流。 更新後的常設展設置了7處觸摸品區，將文物以3Ｄ立體方式呈現，分別為（1）鐵剪刀（壁鎖）、（2）公廨祭祀品：豬頭骨與檳榔、（3）李勝興米駝、（4）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5）排灣族原住民女子服飾、（6）警報器、（7）麵粉袋做成的衣褲。此7處觸摸品區除了中文與英文的解說內容，還在解說板上製作盲人可閱讀的點字，以多元方式滿足不同觀眾的參觀需求，強化並創造博物館的學習平權與知識平權，讓不同族群都能夠了解文物的特色。 臺史博觸摸品區的解說方式，讓觀眾除了透過文字、點字外，亦可使用大字簡介，提供不同觀眾多元學習的參觀服務。（林佳逸 攝影） 觀眾透過大字簡介愉悅地暢遊臺史博常設展觸摸品區。（林佳逸 攝影）   在撰寫大字簡介的文案時，除了視障者外，同時考量觀眾中人數較多的低視能族群，如：長者，以及一般觀眾與兒童所能理解的文字，經與視障學習領域的專家與低視能者諮詢後，便以點字為文案企劃的基礎，以易讀且明確的文字，對觸摸品加以描述，期待豐富大字簡介的內容。此外，參考現場服務人員與觀眾的互動經驗，特別在大字簡介中置入目錄、常設展平面圖、各個觸摸品的照片，並指引該觸摸品所在位置，讓使用者可以迅速翻閱，自行規劃參觀路線，透過照片確認觸摸品樣貌。同時，為了增進國外低視能觀眾對臺灣歷史的認識，另製作英文版的大字簡介，期待大字簡介亦可成為觀眾參觀臺史博常設展的入門資料。 為了讓觀眾了解常設展觸摸品區的位置，以平面圖做為引導，並提供無障礙服務專線，讓觀眾能夠自在地參訪或尋求協助。（林佳逸 攝影） 臺史博常設展觸摸品區的大字簡介，將現場服務人員對觀眾行為的觀察，整合多方諮詢的結果，以清晰的圖片、高對比的文字，讓觀眾輕鬆地認識各個物件的特色與歷史。（林佳逸 攝影）   實踐文化平權，為不同需求群眾努力 造成低視能的成因有很多種，每位低視能者使用大字簡介的需求皆不盡相同，但博物館作為展示教育的空間，期許盡力提供低視能族群合適的「大字簡介」做為參觀輔助。在當代各國博物館致力發展文化平權的當下，臺史博期望藉此初探產生拋磚引玉之效，逐步提升大字簡介設計品質，盡可能符合低視能者與大眾的閱讀需求，共同為文化平權努力。

  作者：高郁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博物館的定義眾說紛紜，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在日本京都舉行的年會中，博物館新定義的提案更是引發與會者激辯。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學術國際雙年研討會為促進台灣博物館界對新定義的思辨，與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共同舉辦「博物館再定義工作坊暨座談會」，邀請7位專家學者，同時開放20位來自不同背景的博物館工作者參加，以專題演講、工作坊、座談會三個階段，引領與會者共同激盪與討論博物館如何定義與再定義。   博物館新定義爭論之來龍去脈 首先，黃心蓉副教授以《昇華的博物館定義？演變與論辯》為題，梳理博物館定義如何由不同地區提出觀點及其演變。1946年ICOM於巴黎成立，首次以歐美觀點提出的博物館定義為「凡對公眾開放的藝術、科技、科學、歷史或考古收藏，包括動物園、植物園及設有常設展廳的圖書館，都可視為博物館」，以便招募會員。1974年，在聖地牙哥圓桌會議宣言中，博物館定義加上了中南美洲的觀點，除了我們熟知的「典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更點出「博物館是為了服務社會與發展而成立的機構」，應具有「教育、研習、娛樂」功能。2007年ICOM維也納大會，博物館定義增加了亞洲觀點，新增「無形文化遺產」於定義中，沿用至今。 2016年，米蘭ICOM大會成立特別小組「博物館定義、展望與前景」（MDPP,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展開對新定義的討論，在世界各地舉辦圓桌論壇及網路徵集後，於2019年7月歸納出的新定義為：「博物館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polyphonic）。博物館面對並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信託保管文物標本，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憶，並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博物館具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然而，這個定義在2019年ICOM大會中以壓倒性的反對票數要求重啟討論並延後表決。 贊成新定義者認為，博物館執行多年的文化平權終於納入新定義，包括「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同時認同取消「娛樂」功能，轉而強調博物館與當代議題的連結。反對的聲浪認為，其中許多華麗詞彙反而導致博物館工作窒礙難行，例如，取消博物館的「教育」角色，會讓許多博物館無法依法申請補助，又或者強調「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將涉及意識形態對立，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則須面對殖民歷史所衍伸的文物歸還議題，上述並無絕對答案的課題，使許多會員認為新定義流於空談。   思考屬於我們的博物館定義 與會者以博物館從業者的專業眼光挑選定義中的關鍵字。（陳蘊如 攝影）   了解正反意見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陳佳利教授設計工作坊，讓來自不同領域的博物館專業人士，分組選擇博物館定義關鍵詞後發表己見，並經由投票表決、小組討論以產生各組的博物館定義如下： 「博物館是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永續性社會機構，透過蒐藏、研究、教育、展示溝通詮釋，達到平等近用的目標。」 「博物館是以非營利為原則，以開放性態度從事保存、典藏、研究、展示為核心業務。藉由多音性溝通詮釋達到教育與學習為目的之機構」。 「博物館是非營利單位，藉由可參與性的溝通詮釋展現包容性達到平等近用的教育目的，實踐永續性及社會正義。」 「博物館是永續、非營利機構，它核心業務包含物質文化、蒐集／典藏、保存、溝通詮釋、展示。期望更具備包容性、平等近用、可參與性的價值。」 透過上述定義不難發現，台灣博物館工作者提出的定義仍舊以我們熟知的博物館核心工作為主體，強調溝通詮釋與文化近用的重要性，除了第三組提出社會正義外，較少於價值層面賦予博物館新的任務。 各組互相分享新定義的內涵與願景。第三組強調博物館需重視社會正義，認為隨著時代變遷，博物館不只以物質為中心，更以社會價值為導向。（葉家妤 攝影）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聽聽專家怎麼說 接續，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組辛治寧組長主持座談會，展開專家的觀點與交流。國立臺灣博物館李子寧副研究員認為，ICOM新定義的爭議來自博物館應該達成與實際達成目的之差距，他認為博物館的目的和定位在於和社會產生更多接觸，其實多數的館舍不會反對，只是要將此觀點納入國際博物館定義，可能是大家比較難接受的。李子寧更強調博物館作為方法越來越不被重視，他認為策展人的工作在於溝通詮釋，將文化轉介給一般大眾是博物館的核心工作。 座談會由辛治寧主持，李子寧、黃貞燕、黃心蓉、陳俊宏與談（由左而右）。（陳蘊如 攝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黃貞燕副教授分享台灣於2015年立訂的《博物館法》，其實是在博物館事業、論述都非常社區化、全民化，並跟很多爭取權益者討論後制定，她認為比起定義，我們應該更積極檢討台灣博物館產業的結構，找到博物館作為一個社會工具獨有的力量、能量跟可能性，我覺得那才是關鍵。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則以「面對當代社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為題出發。陳館長指出，人權館蒐藏的不是物件，而是人們的故事，他以人權文化勉勵當代博物館，即便無法說明誰的正義更值得被追求，博物館應當發揮「讓不被看見的被看見」（make invisible visible）的功能，使博物館成為製造對話的場域，以達到「部部都是文化部，館館都是人權館」的理念。 座談會的最後，主持人辛治寧總結道：我們面對的是非常複雜、邊界非常模糊的現狀，未來會怎樣我們不知道，但有一點是很確定的，博物館景觀正在改變，博物館實務也不同，景觀與實務會如何發展，其實在座各位都是一份子，與你我都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