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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正視讓人不安的歷史: 倫敦衛爾康博物館關閉「藥師(the Medicine Man)」常設展
正視讓人不安的歷史: 倫敦衛爾康博物館關閉「藥師(the Medicine Man)」常設展
作者:王欣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學系碩士) 衛爾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在2022年11月25日於推特宣布,基於館方政策與回應當代潮流,將關閉其常設展「藥師 (the Medicine Man)」。 這座位於英國與歐陸交通要道國王十字車站附近的場館,奠基於美國醫藥大亨、慈善家與收藏家亨利.衛爾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 1853-1936)的遺產。透過製藥致富的衛爾康爵士,生前藉由拍賣與交易商持續擴展收藏;而在他逝世後成立的衛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依照其遺囑「促進醫學和科學研究進步,改善人們生活」託管遺產,訂定以醫療為核心持續發展〔註1〕,並在1970年代開始與倫敦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長期合作,更於2007年改裝衛爾康爵士生前居所,成為如今我們所見的衛爾康博物館。至今該館免費對大眾開放,持續透過出版、展覽、收藏、教育推廣與數位傳播等多重方式,持續帶領人們深入思考科學、醫學、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連結。 重構與大自然的共生模式:倫敦威康收藏機構特展「有根的眾生」 *此篇文章為2022年7月4日刊登,同為討論Wellcome Collection的展覽,當時將該館舍中譯「威康收藏機構」,本篇文章則參考多方藝文平台將其譯為「衛爾康博物館」。 「藥師」常設展仍有傳統珍奇櫃展示方式的意味。(Credit: Medicine Man gallery. 2019. Stephen Pocock.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目前衛爾康收藏大多以醫學或民族誌為主,其中也不乏達爾文的骷髏手杖、拿破崙的牙刷等名人遺產。而位於二樓的常設展「藥師」自2007年開館即存在,以衛爾康爵士為核心呈現其收藏,包含不同時空人們的解剖模型、醫療用具或性愛玩具等。但其中也飽含人類遺骸與殖民等引發爭議的展品,包含一幅由Harold Copping繪製非洲人跪在白人傳教士前的畫作《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1916)。其展陳方式更是瀰漫獵奇氛圍,當觀者遊走其中彷彿在觀看舊時代的珍奇櫃,往往和其他展覽的風格大相逕庭。 達爾文的骷髏手杖。(Credit: Whalebone walking stick, owned by Charles Darwin, England, 1839-1881. Science Museum, Lond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Harold Copping 於1916 年的畫作 “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 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閉展是文化破壞,還是反思歧視? 衛爾康博物館於推特宣布關閉常設展時,在社群與媒體引起一陣騷動。 根據館方最初聲明,即便衛爾康爵士是因為對世界各地的醫療與科學發展之好奇而發展收藏,但就結果來說,仍舊異化和剝削了非主流人士;即便館方曾試圖透過與藝術家的合作反思其收藏,但由於展覽本身便是延續著一個基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與健全主義的理論和語言所建構的醫學史,使得如今常設展僅是呈現一個充滿特權的富人故事,卻持續忽視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館方強調,雖然他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希望透過與公眾共同努力,去創造一個新的未來,為那些被迫噤聲、抹去與忽視的人們發聲。 對此,支持者欣賞博物館的開放與透明,以及其回應社會變遷所做的努力,但也有人質疑,由於館方並未說明關閉後的規劃,在此刻突如其來的關閉究竟是為了什麼?甚至也有人認為這是否為一種文化破壞(cultural vandalism),或對歷史的抹滅。 這迫使衛爾康博物館在2022年11月28日進一步在官網說明,表示該館本來就定期會檢視其空間與展覽,常設展的關閉是多年研究與反思的結果。而更因為「藥師」開展至今時空背景已經截然不同,該展忽視個別物件本身脈絡的策展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殖民建築中的平權故事?澳洲舊財政部大樓博物館歷史展示   館方的改變有跡可循 衛爾康博物館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2017年館方便曾策劃「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Ayurvedic Man: Encounters with Indian Medicine)」特展,不僅探討其南亞收藏,也回顧曾受衛爾康之託四處收藏東亞醫藥史,卻又被遺忘的印度裔助手——Paira Mall。 「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展中展件之一——18世紀尼泊爾人體解剝圖。(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館方在2018年6月亦承認目前收藏的五百多具人類遺骸之敏感和特殊性,必須以不同的標準看待。而他們即便基於人類遺骸有其教育與公眾價值持續添置與展示,但也制定其收藏與展示準則,強調其行為皆遵守法律〔註2〕。 邊沁遺體搬新家—人體展示的禁忌與倫理   現任館長Melanie Keen於2019年上任後,更承諾將面對並處理具爭議的藏品,無論收藏的本身、來源與敘事方式都必須納入日後考量。在2021年6月,衛爾康博物館於官網發表聲明,坦承除了目前的收藏分類和展示有問題外,他們也必須面對衛爾康爵士的財富是奠定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許多收藏以當今的視角審視具有來源疑慮,更因為長期以歐洲中心發展,導致許多弱勢族群被噤聲甚至忽視。當時館方便宣布不僅將通盤研究收藏,也會將其透明化;更期待與學者、藝術家、大眾等社群合作,去正視和回應令人不安的歷史,防止未來重蹈覆徹。 彼時,牛津大學皮特·里弗斯博物館 (Pitt Rivers Museum)現任館長Dan Hink曾受衛爾康博物館所託,以文字進行「干預」,他在展件之一的「哲學家Jermey Bentham皮膚碎片」展牌上,直接表明重寫藏品來源、敘事等說明文字顯然是不夠的。他強調是時候以更積極的方式,去面對並拆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的人類遺骸,恆久盤旋的殖民主義問題。 荷蘭熱帶博物館解殖路上的探索:常設展與「治癒之力」特展的對照   閉展,實踐去殖民的目標 顯然無論透明化與對話等行動對衛爾康博物館來說皆無法完成其目標,使得必須以關閉常設展作為終極手段。 目前館方也在常設展關閉的展廳前面,委託肯亞裔英國及藝術家Grace Ndiritu製作「療癒之庭(The Healing Pavilion)」一展,持續挖掘機構收藏中的殖民歷史。衛爾康博物館是否能成功邁向下一步,持續地完成該館的使命,鑑於今年(2023)將會是其理事會定期回顧調整政策的一年,其發展仍有待關注。 「療癒之庭」展覽特意將兩幅暗喻歐洲博物館,過去以不堪的方式蒐藏異文化物件的照片面對面擺放。(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衛爾康博物館並不是一個大型館舍,在其資源與人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仍時不時交出精妙的特展,無論是獨特的視點切入問題,或者能以深入淺出不失生動的方式策劃一個結合科學與藝術的展覽,並同時映照著我們當代生活的問題。然而與這樣品質特展並陳的常設展,無論陳設或策展方式卻保持著殖民者的姿態,筆者認為遊走其中總似帶著窺探意味在,心裡不免還是略顯不安。雖然困惑館方為何選擇在尚未有替代的新規劃出來便赫然終止既有常設展,但對於館方在意識到常設展已不合時宜後,先透過諸般嘗試,最後得到必須關閉展覽的過程,依舊保持著正面的態度。至於未來常設展理應是要與收藏結合,是否需要反思收藏中的殖民與少數族群剝削等問題,或是能以不同角度梳理各時代的醫療科學,端看館方未來的走向才知曉。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也因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與醫療不相干的數十萬件物品便在其逝世後被拍賣或捐贈。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2018-2023” 註釋2:衛爾康博物館參考英國政府在2005年所發佈的“Guidance for the Care of Human Remains in Museums”和2004年發布的”Human Tissue Act 2004"制定準則。其中對於人類遺骸的定義為人體或人體部位,無論骨骼、牙齒、器官、皮膚還是胚胎,但頭髮和指甲不包含在內。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are of Human Remains Policy”
2023/01/11
各國藝術如何在展覽中對話?從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看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跨國對話展覽模式
各國藝術如何在展覽中對話?從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看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跨國對話展覽模式
作者/攝影:林易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型態改變,各國博物館越來越強調其展現多元觀點的功能。許多地方擁有「殖民與被殖民」等對立的歷史記憶,也逐漸成為博物館之間共同討論的課題。然而,如何以較全面的方式將相互對立的觀點呈現在觀眾面前、促進雙方對話?新加坡國家美術館以跳脫單一觀點的方式,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展覽模式。 英國泰德不列顛(Tate Britain)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以下簡稱NGS)以曾經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分,分別在2015年由英國籌劃了特展《藝術家與帝國:面對英國的帝國歷史》(Artist and Empire: Facing Britain’s Imperial Past),後於2017年由新加坡策劃了特展《畫筆下的帝國:直面殖民主義的遺產》(Artist and Empire: (En) Countering Colonial Legacies),呈現這段殖民經驗對藝術的交互影響。本文以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特展為例,探討來自各國且具備不同視角的藝術品在美術館之中的對話方式。   擴張展覽原有框架:以相對觀點作為英國特展的延續 「英國泰德不列顛的策展館員很清楚他們的展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關於『帝國』的話題在當地向來都非常有爭議。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後來決定只使用英國收藏中已經存在的詞彙(或藏品)。他們也沒有向海外美術館借展作品。」NGS總策展人劉思偉(Low Sze Wee)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提到英國館方所持的展演理念。他也表示,英國館方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無論展覽具備多麼高的自我批判精神,都只能代表英國本身的觀點。因此,英國館方積極尋求與過往殖民地的美術館合作,而NGS是他們認為的合適場所。 這幅由英國畫家Thomas Jones Barker在1863年繪製的畫作,命名為〈英格蘭偉大的秘密〉(The Secret of England’s Greatness),現藏於英國國家肖像館。畫面中的英國女皇將象徵文明的聖經贈予非洲領袖,暗示英國為那些「未開化」的民族帶來信仰與希望,表現了英國殖民者的優越感。(林易萱 攝影)   為了在英國特展的內容框架下發展出不同的觀點,NGS策展團隊經歷了數次討論與考察,最終決定以「畫筆下的帝國」作為展覽的主要標題、「直面殖民主義的遺產」作為副標題來表達他們的看法。而如團隊所願,民眾可以從標題的命名方式了解到,NGS是以當代藝術的方法來展示殖民文化下所遺留的產物。對於策展團隊在概念發想與展覽執行上所面對的挑戰,劉思偉提到重要的策展概念:「我們要懷抱新加坡視角與後殖民觀點。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如何不去切斷(與)泰德不列顛特展(的連結),但又能維持我們的本土立場。」   殖民與後殖民:二元情境下的藝術對話模式 「我們認為英國館方以『探索和旅行』作爲展覽開端是個很好的做法,所以也沿用了這個方式,並從英國特展那裡挑選了大約15%的重要作品放置到新加坡特展的第一展區。不過英國特展從16世紀開始談起,他們的當代藝術品都被放置到最後。而我們卻是將現代與當代藝術混合在一起,像是在第一展區我們就放置了澳洲的當代作品,以便和那些從英國特展拿過來的作品形成對比。」劉思偉解釋了策展團隊的展示方法,也就是以當代藝術與現代藝術〔註〕並置的方式,攪動觀眾對展品關係與殖民經驗的既有認知,並引導觀眾針對兩件同樣主題的作品,進行迥然不同的思量。 除了將現代與當代藝術品並置之外,策展團隊也利用黃線將當代藝術框起,凸顯兩者之間的差異。圖為Michael Cook於2010年的系列作品〈未發現#3、4、6、7〉(Undiscovered # 3, 4, 6, 7),現藏於澳洲國家美術館。(林易萱 攝影)   第一個展區「與帝國的交鋒(Countering the Empire)」展示了一些能夠引起觀眾興趣和共鳴的藝術主題與作品。展覽的開端安排了新加坡藝術家李文(Lee Wen)2000年的行為藝術作品《無題》(萊佛士)(Untitled)(Raffle, 2000),帶領觀眾以不同的方式觀看「萊佛士爵士」主題的藝術作品。藝術家李文在位於新加坡河邊的萊佛士雕像前架設了等高的鷹架,邀請民眾透過與雕像同等的高度進行近距離接觸。其中一位參與的藝術家更是即興地丟擲自己的拖鞋,並慨然地使用英語和福建話對雕像發誓。而位於李文作品右側的1817年《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肖像畫則是首次在新加坡登場,來自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原作,新加坡的學生們都曾經在課本上見過這幅畫作。這兩件並排在一起的作品恰恰反應了被殖民者對殖民者既崇拜又厭惡的複雜情緒,形成強烈對比。 新加坡藝術家李文於2000年創作的行為藝術作品〈無題(萊佛士)〉(左),與George Francis Joseph於1817年繪製的〈萊佛士爵士〉肖像畫(右),被並排放置在展覽入口。觀眾在欣賞兩件作品的同時,能夠輕易地比較兩位不同藝術家所呈現的迥異觀點。(林易萱 攝影)   而在第二個展區「直面藝術遺產(Encountering Artistic Legacies)」,策展團隊聚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印度、緬甸與汶萊這6個前英國殖民地,重新審視了殖民主義對當地藝術的影響,補足了英國特展缺失的部分,並展現了殖民地藝術家在技法、形式與思考上的變化。透過觀看作品,觀眾能夠了解到藝術家對於國家的想像、與殖民者的關係,以及為表現當地特色所使用的媒材、色彩與技法之間的差異。在這個展區中,殖民地藝術家並非只是一味的接受者,而是能夠在殖民者的影響下發展出具有自我色彩的作品。 這兩幅由印尼藝術家Hoessein Enas分別於1962年(右)、1963年(左)繪製的仕女肖像畫,描繪了自信典雅的東南亞女性,消弭了西方作品中充滿神秘感與異國情調的亞洲女子形象。(林易萱 攝影)   值得關注的是,總策展人劉思偉在展覽圖錄中引用了馬來西亞藝術家于一蘭的一段話:「我對真理本身不感興趣。沒有真理這種東西。我一直在創造新事物。我是一位藝術家,不是歷史學家」作為一種對觀眾的提醒。對此,劉思偉這樣表達:「身為館員,我想要向參觀者強調這一點。當他們來看展覽時,我們並不是想告訴他們關於大英帝國在新加坡的狀態。我們想說的是,它是如何在藝術中被描繪出來,以及藝術是如何受到大英帝國時期發生的某些事情的影響。」策展團隊希望觀眾能夠體會,藝術仍舊是展覽的主角,而藝術品也是藝術家的主觀表現。 對於觀眾觀展之後的感受,劉思偉表示:「大部分觀眾都可以從李文的作品了解到這個展覽並不是要讚揚英國,而是以一個後殖民的觀點去看待藝術作品,所以我們沒有收到太多指責我們宣揚殖民主義的回饋。觀眾多數是對藝術品的知名度、展廳位置、藝術品的地區分佈和展覽的長度提出建議。」這些觀眾回饋也將如劉思偉所言,在未來成為館方辦展的參考意見。   與世界對話:跨越時空與國界的藝術交流平台 除了使新加坡觀眾更了解殖民主義對藝術的影響之外,NGS自2015年開館以來也舉辦了另外3場國際大展,法國的龐畢度中心與奧塞美術館等都曾是NGS的合作夥伴。透過如此多方的合作模式,NGS不僅可以提供觀眾全面的藝術感受,各方館舍更可以在策展過程中重新審視各自的館藏,進而挖掘出藝術品更多不為人知的面向。 對於NGS來說,這些展覽可以將東南亞藝術帶回國際視野、進行雙向交流。「只要有可能,我們都想看看能否利用這些展覽,把東南亞的作品與國際作品同時帶到一起,因為長時間以來,很多知名的展覽都是以非常西方的視角(來面對這些藝術品)。」劉思偉對NGS看待展覽的方式作出說明。因此,NGS嘗試運用不同的方法,呈現一個非西方、非東南亞,而是更全面的藝術史。換句話說,NGS不但期盼自己能夠成為東南亞藝術中心,更試圖如其願景,成為一座能夠促進新加坡藝術、東南亞藝術與世界之間對話的美術館。 註釋: NGS「畫筆下的帝國」特展展示了近200件從16世紀至今的現代與當代藝術作品。展覽以黃框區分20世紀之後的當代藝術作品,而其他現代藝術作品的完成年份則介於16至20世紀之間。
202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