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賴若欣 (荷蘭萊登大學考古學院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碩士生) 在蘇聯時期，KGB（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是負責國家安全與情報蒐集的組織。自1954年成立起，境內人民一旦被KGB辨識為危害國家的危險份子，便會被送至勞動改造營。冷戰時期被納入蘇聯統治範圍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也經歷了KGB的監控與鎮壓。 1989年，三國超過百萬人民發起「波羅的海之路」（The Baltic Way），牽手串起600公里的人鍊，展現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1991年，三國相繼通過公投而成為獨立國家，境內的KGB組織才隨之解散。如今，波羅的海三國皆將當年的KGB辦公室或監獄改建成博物館。本文將探討三個國家如何重新詮釋歷史空間，直面這段困難歷史。 立陶宛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以文物與空間再現被壓迫者的抗爭史 坐落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於1992年成立，曾是納粹德國蓋世太保［註一］的總部與監獄，1944年至1991年則為KGB辦公室及監獄。如今已作為博物館、KGB檔案館、種族滅絕與抗爭研究中心［註二］。 展覽共有11個子題，以1940年遭蘇聯占領後，短短一年內便有超過三萬人受難的統計資料作為開端，講述納粹入侵與再度遭蘇聯統治的歷史。展示以線性歷史敘事搭配歷史檔案與文物，如：反抗軍裝備、受難者遺物等以及老照片，其中不乏帶來視覺衝擊的受難者死亡現場照片，營造出如同蘇聯統治下令人惴惴不安的氛圍。   館內照片牆呈現1941年立陶宛被捲入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戰爭後，原被蘇聯所囚禁的罪犯被處決的影像。（賴若欣 攝影）   展覽客觀而溫柔地描述受難者遺物的故事，揭示物件背後蘊藏的情感，例如受難者在勞動改造營中製作的針繡作品展現出不屈精神，而受難者親友所帶回的十字架墓牌則表現出對故人的思念。   政治受難者Jurgis在贈與朋友Brone的刺繡上寫道：「Brone！不要記住我，而是要記住正在被奴役的祖國，和在西伯利亞受難並追求自由的兄弟們。」（賴若欣 攝影/翻譯） 政治受難者Elzbieta Plikūnienėy在1948年與四個孩子一同被遣送至俄羅斯，並於1949年在當地去世，其兒子在1989年將此十字墓牌帶回立陶宛。（賴若欣 攝影）   「The KGB: 1954-1991」單元復原了KGB辦公空間，展示監聽及跟監的工具，揭露當時主政人員的照片、姓名、任職年份與組織運作方式。此外，館內保留了地下一樓原有的監獄隔間，觀眾可以瀏覽浴室、禁閉室、處決室，體會受難者被囚禁的情況，讓場域訴說自身的故事。   博物館裡的「Padded Cell」（軟墊室），推測為刑求之用，受刑人被固定於拘束衣中，牆上的襯墊則用來吸收哭喊聲。（賴若欣 攝影）   博物館將KGB監獄轉化為再現歷史、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基地。雖然館內多以靜態展示為主，沒有眩目的多媒體特效，但透過研究部門持續彙整加害者、受難者名單，並且累積紮實的研究成果，將時間跨度長的困難歷史完整轉譯為展示，提醒大眾不要忘記這段被壓迫的血淚抗爭史。   照片牆說明1954年至1991年間KGB組織運作的主要幹部（賴若欣 攝影） 蘇聯時期KGB職員偽造身份用的空白出生證明文件（賴若欣 攝影）   拉脫維亞角落之屋：記住、紀念、提醒 位於首都里加的拉脫維亞KGB博物館［註三］，因座落在轉角，亦被稱為「角落之屋」(The Corner House)。該建築原本是住宅與商業空間，1940年至1991年間被用作KGB總部及監獄，拉脫維亞獨立後，1991年到2007年間成為警察辦公空間，2015年之後則作為博物館供大眾參觀。   拉脫維亞KGB博物館外觀。（賴若欣 攝影）   館內展覽以「被沒收的信件1940/1941」(Confiscated Letters 1940/1941)為開頭，展示7封被KGB沒收的家書，內容涵蓋受難者與家人的通信、以及受難者女兒請求史達林釋放父親的信件，觀眾能透過觸控裝置檢索書信內容與受難者的照片。這些信件由館內歷史學家Inese Dreimane所發現，並於2019年納入展示之中，可見館方仍不斷發掘歷史真相，訴說受難者的故事。 步入主要展間，映入眼簾的是拉脫維亞與蘇聯KGB幹部的相片及任職時間。展覽結合相關影像，呈現限制言論自由的政策、蘇聯反抗運動等主題，最後的主題「白色十字架林」(Groves of White Crosses)則綜整拉脫維亞境內的受難者紀念地點。展覽以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影片作結，回顧被逮捕與服刑的過程。   拉脫維亞KGB博物館展出處決用的子彈彈殼、被KGB逮捕的機密名單。（賴若欣 攝影）   由於缺乏營運計畫與資源，館內的監獄與地下室僅在團體導覽時開放參觀，館方甚至推薦觀眾前往立陶宛或德國，觀看更精彩的KGB展覽，成為另類的跨國館際串聯。展示以不需大量人力維護的大型展板為主，整體字數稍多，加上僅在展場最後設置座位區，容易使觀眾感到疲乏。然而館內的文物、檔案、影片與家書，仍足以讓觀眾了解KGB如何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實踐館方「記住、紀念、提醒」這段困難歷史的理念。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在監獄討論言論自由 KGB監獄博物館 ( KGB Prison Cells) 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舊城區，為愛沙尼亞占領博物館( Vabamu Museum of Occupations and Freedom) 的分館，於2007年開放大眾參觀。這座建築原本是居住空間，1918年至1940年為獨立戰爭指揮部，1940後則被蘇聯改為KGB的辦公室與監獄，愛沙尼亞獨立建國後轉為警察部門所使用。 館內保留了原有的監獄隔間，以水泥塗牆重現監獄樣貌，並在六間房間介紹不同主題，展間小巧而簡約。此館有較多的多媒體裝置，如在復原的辦公空間搭配模擬KGB人員的對話音效及投影，或以沙畫藝術影片介紹愛沙尼亞的KGB，以視覺與聲音吸引觀眾了解沉重的歷史。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展間內裝皆為相同的灰暗色調，空間狹長零碎，展示內容也相對簡單。（賴若欣 攝影）   最後一間展間向觀眾提問：「哪一種自由對你而言最重要？」 (Which freedo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you?) ，並開放觀眾留言互動。一位來自白俄羅斯的觀眾留言道：「我希望我故鄉的KGB也能夠變成博物館，人們可以不再受到不合法的審訊和虐待」，並提到其叔叔正在監獄受到不人道的對待，呼籲：「請和白俄羅斯站在一起！請和烏克蘭站在一起！」目前KGB仍然在白俄羅斯運作，這則留言被館方特地保留，提醒著人們關注當代持續發生的言論自由議題。 雖然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空間較偏小，但卻靈活運用既有的監獄隔間，明確地將各個子題分配於牢房展間中，且運用多元的多媒體裝置增加展覽敘事的豐富度，除紀念曾在此失去自由的受難者，也提醒著大眾「自由」的重要。   留言區中，一位觀眾寫下「Freedom costs something」（自由是需要代價的），另一位觀眾則回應「Idiot」（笨蛋）。這段互動呈現觀眾對「自由」概念的多重意義：既是需要爭取的權利，也是天賦人權。（賴若欣 攝影）   結語：在博物館打響威權的警鐘 對於波羅的海三國的人民來說， KGB辦公空間與監獄既是被壓迫與禁錮的象徵，也是實踐轉型正義的場域。三間博物館都以展覽揭露KGB組織的罪行，並直接展出KGB組織運作者的照片、相關文件，以及受難者的死亡現場照片與遺物，直白地批判威權統治，藉此凝聚社會對於「自由」的共識。 同時，三國的KGB博物館也擔起縫補社會傷痕的教育責任，讓受難者後代知道家族之殤被人們記得。更重要的是，這些空間也持續敲響反抗威權的警鐘。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的KGB博物館皆增設展示，為深陷烏俄戰爭的烏克蘭發聲，提醒觀眾當代社會尚在發生被威權鐵幕所壓迫的苦難，需要大眾持續為正義而行動。   愛沙尼亞KGB監獄博物館展示烏俄戰爭中被遣送至俄羅斯的烏克蘭孩童受到的非人道待遇：青少年被迫加入俄國軍隊對抗祖國，年幼的兒童則被洗腦教育，誤以為遭父母所遺棄。（賴若欣 攝影） (執行編輯：黃淥) 註解： 註釋1：蓋世太保（Gestapo，全名為Geheime Staatspolizei）為納粹德國的秘密國家警察，能夠未經法律程序將異議人士、猶太人等關押。 註釋2：該中心主要分為研究部門、紀念部門與特別調查部門，研究部門負責系統化地整理自1939年至1990年間的受難者名單、加害者資料；紀念部門負責籌劃管理紀念性活動與場域，占領與自由抗爭博物館便隸屬於此部門；特別調查部門則負責深入研究相關檔案，收集種族滅絕加害者的資料提供予司法機關進行罪行審判。 註釋3：隸屬於拉脫維亞占領博物館，由拉脫維亞占領博物館協會負責管理，以類似於行政法人的方式營運。

作者：曹欽榮（人權文史工作者） 探索紀念館旅程的起點，我想從參與台北228紀念館的規劃經驗開始談起。1996年初，我至澳洲旅行，參訪坎培拉的綠建築新國會大廈與澳洲戰爭紀念館，回到臺灣後，同年6月開始參與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然而，至今它還是行政決定下、未立法的「常設」紀念館〔註1〕。台北228紀念館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和紀念館如何互為影響。現在的旅行者常常有機會參訪各國紀念館的景點，卻很難深入瞭解各館紀念事件的背景，但紀念館往往和當代社會議題密切相關；因此，認識紀念館成為本世紀新興的熱潮，您一定要知道。   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228五十周年開館，意義重大，圖為開館前整修完成的紀念館正面。（曹欽榮 提供）   起點：國際紀念館的啟示 參訪澳洲時，參觀了澳紐軍團紀念堂，其為紀念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亡的軍人，至此心中浮現：未來是否有機會能夠進一步認識亞洲重要的紀念館，與其國家歷史及當代社會脈絡的關係呢？當時，比較知名的案例有日本的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長崎原爆紀念館，到了今天，日本已經組織了全國性的和平博物館聯盟，而韓國也已經設立了各類紀念館，成為國際新紀念館的活躍成員。 澳紐軍團戰爭紀念堂（Photo by David Berkowitz, flickr, CC BY-NC-ND 2.0）   另外，於20世紀末開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出版The Holocaust Museum in Washington專書，介紹該館從無到有的過程，以及常設展新穎的規劃設計構想；我對照該館設計平面圖，了解當代紀念館，關聯著跨國歷史脈絡和社會需求的脈動，藉由說故事(narrative)的方法，來表達常設展裡的內容和觀眾緊密的同理心關係。後來，我也有機會兩度參訪大屠殺紀念館，印象深刻。   從文獻到國際協會：紀念博物館的研究 今日網路無遠弗屆，Tripadvisor旅遊評論網站，能夠帶領著大眾在雲端遨遊全球各類紀念館，亞洲各國也在全球趨勢下，呈現了多彩多樣的紀念館或機構，紀念歷史事件，期許對現在與未來社會發展有所啟發。同時，我也比對三十年來設立的國際紀念館社群聯盟，其反應了未來可以進行觀察和研究的有趣課題。 例如現在設立於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的INMP辦公室（為了和平的國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s for Peace，1992年成立），於2020年出版《全球和平博物館專書（Museums for Peace Worldwide）》〔註2〕，介紹全球302個相關館舍，其中日本84館、臺灣7館。 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常設特展區「無言館」，展出二戰出征的學生作品及文獻資料，學校痛切反省不再驅使學生奔赴戰場。（曹欽榮 提供）   而在全球的國際組織裡，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CSC，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1999年成立）網站列名65國計300多名成員。其次，公共罪行受害者國際紀念館委員會（ICMEM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2001年設立），會員多數以歐陸國家為主。再來，由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發起的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2010年成立）網站名單地圖顯示110名成員，臺灣也列名9處；臺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9年底，宣布為FIHRM亞太分會。2018年ICSC則協助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編輯並發布「記憶遺址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Sites of Memory）指南，幫助專家學者和公眾彼此能夠在「記憶所繫之處」中，達到更具現代人權關懷的互動和理解。 以上聯盟的名單包括了各類屬性的紀念館，並隱含著紀念館或遺址的共同任務：依據歷史事實為核心，進行當代人權教育。全球當代紀念館快速增加的趨勢，帶來探討博物館和社會文化的多種交互現象，這是否為引發ICOM近年來重新「定義博物館」爭論的原因之一，有待深究與了解。但至少，在我們追尋各國紀念館誕生的歷史脈絡、社會背景〔註3〕，出現了何為「困難遺產」、「困難歷史」和「困難知識」的討論〔註4〕。   轉化困難歷史：紀念館的黑暗觀光 紀念館和觀光旅遊的關聯性，以及「轉型正義」議題，也逐漸被各方提上國際會議議程裡。亞洲地區紀念館的展示內容，多數是20世紀國家內部、外來「暴力」的困難歷史事件，而為了吸引遊客或觀眾到訪，紀念館持續增添和遊客之間有效的溝通方式。例如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推動黑暗觀光旅遊超過20年，運用監獄符號製成各種旅遊商品，並自2019年開始以工作坊的方式，導入「記憶遺址的詮釋」指南的課程，以此向參與的觀眾推廣人權教育。今後園區也應持續透過舉辦工作坊，並且建立長期的觀眾調查數據，以此建立園區詮釋人權史的特殊性，成為臺灣分享東亞或國際社會紀念館的重要管道。 臺東縣綠島鄉東北角的思想犯監獄遺址，於2002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部分開放，晚期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牢房中央區於2009年夏天開始展出「世界的和平博物館」特展，展覽於監獄區不同空間持續展出多年。（曹欽榮 提供）   在亞洲，除了臺灣、日本、韓國之外，到其他地區旅遊時，也有許多機會參訪當地的紀念館，如中國的紀念館多數以二戰抗日和革命解放後的國家史觀為主；而東南亞地區，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遺址紀念館，反映了越戰時期的國際局勢，鄰國柬埔寨金邊赤柬受難者紀念館，則展出史無前例的國內赤柬大屠殺的歷史，旅遊者現今仍可以經常在國際景點吳哥窟，偶遇赤柬時期倖存的身障表演者。從此顯示，紀念館是一個能夠轉化國家困難歷史，並發展黑暗觀光的場域。   回探歷史，呼應當代 最後，從參加多次INMP會議的經驗裡，我檢視各方紀念館設立緣由，瞭解到社會變遷脈絡和多重權力關係皆會影響紀念館的發展，且這些館舍經常會與當代社會議題產生連結，期望與觀眾一起回探歷史，反思現今的人權，如以下介紹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與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 位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成立於1998年，該館設立背景涉及二戰前納粹轟炸、西班牙內戰、戰後巴斯克地區民族主義運動的內在矛盾，與艾塔組織恐怖行動等過往歷史和現代民族國家歷史的衝突。而其新常設展於2003年開展，館內運用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名畫，探索巴斯克地區的長期環境問題，包括歷史中的人為對立、自然環境破壞。由於館址位於當地具有歷史象徵性的廣場，因此也需面對地方推進旅遊時，敘述自我歷史與回應社會重大事件的挑戰。 西班牙格爾尼卡和平博物館，常設展運用畢卡索名畫「格爾尼卡」，反思巴斯克地區歷史上的災難和自然環境。（曹欽榮 提供） 西班牙東北方畢爾包附近的小鎮格爾尼卡，鎮上的議會大廳天花裝飾著象徵巴斯克傳統文化象徵的格爾尼卡橡樹，19世紀吟詠詩人將橡樹永久地融入巴斯克歷史的最初起源。（曹欽榮 提供）   另外，我在2008年參與INMP第六屆會議時，全體與會者前往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開會，於館內我第一次聆聽原爆「被爆者」的公開陳述，令人動容。該館同時展出近期收藏展，最特別的是「被爆者」的素人畫展，驚人的核爆後自繪畫面，撼動人心。而該館舍也與國際「核議題」的當代論辯具有高度的關聯性。 日本廣島平和祈念資料館於二戰後不久設立，知名建築家丹下健三負責設計，紀念館位於中軸線一端，人造紀念碑則位於中軸線的中間。（曹欽榮 提供）   全球透過紀念館交流，互相認識彼此不被注意的近代歷史，打開面對當代國際關係的新思維。如何更好地運用紀念館，與今天的社會大眾共享過去，攜手創造未來，是各館的當代任務。臺灣的國家人權館運用FIHRM組織，與國內外相關紀念館共同協力，探索彼此的歷史背景，與面臨的當代社會挑戰，如此探尋跨國紀念館的動態旅程，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註釋： 註釋1：參考曹欽榮，〈臺灣民主運動之後綠島紀念園區的挑戰〉，《博物館與文化》第20期（2020 年 12 月），頁57-82。台北228紀念館是臺灣第一座常設經營的近現代史紀念館，而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則是於1996年，在嘉義市中心二二八公園落成，但卻沒有經常開放。 註釋2：參考INMP網站（2022年5月25日檢索）。 註釋3：2000年出版的Dark Tourism、2007年出版的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以及2016年出版的Introducing Peace Museums。三本專書匯集了如何闡明近現代紀念博物館類型學的衍生議題，提出紀念館或遺址的特質，博物館社群至今仍在持續深廣研究中。 註釋4：參考曹欽榮，2020，〈台灣紀念館詮釋困難歷史的挑戰〉，發表於第九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歷史：覆蓋、揭露與淨化昇華」(2020.10.29-30)。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博物館如何訴說困難歷史？來自日本及其殖民與佔領國家的聲音 【博物之島新訊】向人民伸出援手！印度甘地紀念館走在社會援助最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