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王譯慧（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陳佳汝（前破週報記者、臺大人類學系） 「Boom！」寶盒裡冒出了一陣白煙，瞬間幻化成史博館的典藏寶物。2018年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開始休館，在教育推廣組辛治寧組長的帶領下，組員王惇蕙和黃倩佩研發分別專屬於孩童和長者學習的教具箱。A4大小的可攜式寶盒，以及其可針對不同族群與主題彈性變化的特性，是最大的亮點。 古靈精怪的王惇蕙，自臺大人類學系畢業後到倫敦大學念文化資產研究所，是孩子們的「惇惇隊長」，也是「Creative Boom! 一起迸創意！」系列活動中「紅色寶盒」及「三彩寶盒」的創意發想人，立志帶給兒童及家庭觀眾有別於以往的博物館體驗。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所畢業的黃倩佩曾經是史博館的資深導覽員，負責研發適合長者的創齡活動方案，以「創齡寶盒」與長輩們牽起深厚的情感，並嘗試跨域合作，試圖讓更多長輩找回心中的家。   發現自己的紅色記憶—紅色寶盒 2018年誕生的紅色寶盒，以「顏色」作為寶盒的發想，源自於惇蕙閱讀約瑟夫・亞伯斯的《色彩互動學》一書，書中提及「發現」跟「發明」是色彩互動學很重要的元素。於是列出寶盒方程式：「發現＋發明＝創意」，並挑選自己認為很有力量的「紅色」作為寶盒主題，精選數件史博館具有紅色元素的藏品製成圖卡，再根據每一次活動主題，挑選不同藏品與觀眾進行分享及互動，例如請大家觀察編織作品《虎頭紋童帽》的表情或感覺，並跟觀眾們分享這些藏品背後的傳說故事。 紅色寶盒圖卡，史博館館藏編織作品《虎頭紋童帽》（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授權）   「知識很重要，但人怎麼運用知識更重要。」透過寶盒設計，惇蕙希望知識的掌控權可以回到參與者身上，並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彼此分享特殊的生命經驗。在紅色寶盒活動中，家庭觀眾可以隨意坐在野餐墊上，吃著零食、輕鬆愜意地參與活動。一開始，透過提問讓大家想想日常生活的紅色，代表了什麼意義？並且鼓勵大家「發現」自己的紅色記憶，例如一位爸爸說紅色讓他想到味全龍，另一位媽媽則是想到清倉大拍賣。除此之外，惇蕙邀請大人小孩們「發明」一項紅色法寶，且將這項法寶當作禮物送給對方。例如，一位爸爸發明的紅色法寶是一張「無限」信用卡，希望讓媽媽盡情刷卡！一位媽媽則與孩子分享「灶」的紅色記憶，引發不同世代之間的對話。 「紅色寶盒」的設計相當靈活，能夠因應地域及主題而調整內容，如針對性別議題所設計的活動，加入《阿美族男用外出肩帶》藏品圖卡，用來與孩子討論顏色與性別的關聯，並且分享一些女性典範的人生故事，如台灣女畫家陳進、中東女權運動教育家馬拉拉等。而與燦爛時光書店的合作，則連結緬甸的守護神，呈現東南亞文化的特色多元文化活動，並鼓勵家庭觀眾勇於面對恐懼。 紅色寶盒與燦爛時光書店陳怡君老師合作（陳佳汝 攝影） 家庭觀眾分享自己設計的守護神。（陳佳汝 攝影）   從了解過去到思考未來—三彩寶盒 2019年誕生的「三彩寶盒」則為致敬考古學而研發，取名「三彩」寶盒不僅源自史博館鎮寶文物「唐三彩」，更有鼓勵觀眾培養舉一反三能力的意涵，並以唐代、史博館及觀眾「三點構成面」為概念，共築「當下」、「記憶」與「時代觀點」。活動將教室營造為考古學家的工作室，以中高年級孩子為對象，請陶藝老師手作複製館藏品，如唐朝女俑、銅鏡，鼓勵孩子觀察文物的特色，從中想像及推敲文物的用途，並進行古今文物的比較，思考處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回看過去？如何想像未來？活動也邀請孩子們以自身關心的議題，動手做出自己的專屬寶盒，對未來表達當下的自我與記憶。 小小考古學家正細心觀察、絞盡腦汁思考，當時的人怎麼使用這項文物呢？（國立歷史博物館 提供/授權） 惇蕙自創的寶盒，傳達出好奇心及環保愛地球等想法。（陳佳汝 攝影）   打開「創齡寶盒」—勾起年長者家的回憶 史博館自2015年以來，便不遺餘力地推動各項高齡觀眾服務，然而閉館整修後，負責志工及高齡觀眾業務的倩佩開始與館內夥伴討論：少了博物館場域，如何持續服務年長者？是不是能開發一項容易親近使用，作為與年長者溝通的媒介？2019年5月史博館邀請高齡照護專業人士及友館一同參與交流，成立「博物館創齡服務—跨域復能資源網絡」臉書社群平台，推動創齡照護者使用博物館資源，並辦理「史博典藏遊藝卡藝術治療工作坊」，希望藉由藝術來陪伴長者，並於同年9月誕生了長者專屬創意學習資源「創齡寶盒」！ 寶盒以「家」為核心概念，外觀設計成鑰匙孔圖像，象徵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鑰匙，能夠開啟屬於自己的家。「喀嚓！」轉開寶盒的瞬間，頓時讓人時光穿梭，回到過去。倩佩從館藏裡挑選52張畫作印製成圖卡，分別以「空間」、「物件」、「關係」三種主題為揀選依據，並且貼心為長輩準備放大鏡，希望寶盒能開啟每位年長者對家不同的經驗與記憶，例如，一幅呈現三合院空間的圖卡使他們想起了老家，而一幅展現老奶奶餵孫子吃飯的畫作，表現出親密的祖孫關係，也勾起含飴弄孫的往日時光。 創齡寶盒外觀以鑰匙孔為設計元素，從典藏品中選出52件藏品作為圖卡，涵蓋國畫、西畫、器物、攝影等多元題材的藝術作品。（陳佳汝 攝影）   「讓長輩自己講，聆聽很重要。」倩佩表示，在創齡寶盒活動中，藏品圖卡扮演開啟話匣子的重要角色，促使年長者延伸出不同的詮釋跟情感連結。例如圖卡中又甜又酸的「鳳梨」，使一位參與者想起家庭的甜蜜及離家的鄉愁；長輩們也愛好有著「鬥蟋蟀」、「玩陀螺」這些連結早期童年記憶的圖像。 史博館創齡寶盒圖卡，其中又甜又酸的「鳳梨」圖卡，使參與者想起家庭的甜蜜及離家的鄉愁。（陳佳汝 攝影）   在多次活動經驗累積之下，倩佩體認到，如何與長輩相處也是需要學習的；過度的關心，對他們而言很有可能造成壓力。因此，在每一場活動前，她會盡量了解每一位年長者的特質及需求，作為執行活動時的參考。 「在嘗試錯誤中一次次邊做邊修正」，辛治寧組長指出，寶盒系列活動的重要意義，並非一次性的活動成果，而是不斷累積及深化博物館教育經驗。抱持此初心，史博館邀請更多夥伴加入創意學習及創齡行列，未來也希望史博館重新開館之後，寶盒系列活動能成為館內的常態性服務，連結館外種子教師，將教育理念無遠弗屆地分享。 延伸資訊： 博物館創齡服務—跨域復能資源網絡臉書社群平台 國立歷史博物館官網

作者：柯秀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改變，為何如此困難？ 2019年全球博物館界最沸騰的新聞，莫過於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新定義提案開宗明義提及的民主過程「多元聲音」（polyphonic），還沒走出ICOM的大門，內部開始忙著兀自演奏起來，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自上個世紀60年代起，博物館界就已陸續提出如何呼應時代需求與發展特性，幾十年後，出現很多不同類型、新型態的博物館，有的訴求自主意識覺醒，如性別、勞工、移民等博物館；也有市場邏輯導向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媒體與城市行銷寵兒，例如知名的古根漢美術館；也出現結合跨國合作，例如阿布達比羅浮宮；更有呈現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企圖對當代全球化議題提出新的洞見，例如柏林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面對社會重大議題，博物館也使出絕招，快速回應蒐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快速回應展覽（rapid response exhibits），成為博物館即時回應當下社會的實際行動，這些早已在博物館界為眾人所知。那麼，為何博物館新定義的改變會如此困難？ 2019年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吳淑英攝影）   「多元聲音」來自何方？ 為了能廣招博物館界參與新定義提案，ICOM組成專業特定小組「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以下簡稱MDPP），由丹麥的博物館資深策展人桑達爾（Jette Sandahl）主持，針對博物館轉型展開調查、研究與舉辦論壇，希望藉此深入了解博物館界對於新時代的想法與訴求。國際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ICOFOM）也在2017年舉辦研討會，邀請博物館界的專家、研究員與政策制定者，從博物館的社會角色思考新世紀博物館的定義。ICOM更進一步從2019年1月起，向全球徵求會員代表提出新定義，至截止日期為止，共徵得269條提案，並於7月份公開新定義提案內容。 MDPP主席桑達爾說明博物館新定義工作進度（劉德祥攝影）   看似公開、民主與專業化研究的準備，在2019年9月份正式會議舉行之前，內部已經產生歧異。The Art Newspaper在8月中報導，ICOM內部資深理事，特別是法國代表，反應相當強烈，認為新提案的內容太過「政治化」且「意識形態」濃厚，同時也提到MDPP所提的新定義，不是來自這些論壇、研究與提案的彙整結果，而是主持人桑達爾主導的內容，並沒有採納與考量過去兩年的調查與會議討論。為了檢視這一情形，筆者試圖從現有提案與新提案的關鍵概念，對比ICOM於2019年公開徵求而來的269份提案，進行計量分析。 我們把全球劃分成9個區塊：歐洲、西亞、非洲、中亞+南亞、東亞+東南亞、北美、中美、南美與大洋洲等區塊，分別統計參與公開提案的數量分布情形。統計結果顯示： 「多元聲音」以及掌握博物館新世紀的定義，還是來自博物館的發源地歐洲，共提案116條（43.1%），發言比例最高，參與提案的地區以歐洲與美洲（北美、中美與南美）最為積極，兩大洲共提208條，佔77.3%。幅員遼闊且人數最多的亞洲（包含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與西亞），參與新提案的數量相當稀少，總提案數為39條，佔全體比例僅14.5%。   有趣的是ICOM本屆大會主辦國日本提案數最多也才5條，擁有龐大博物館數量的中國也只提4案，我們台灣只有一案，韓國在公開徵件中，完全不見蹤影。看來亞洲就國際發聲部分，屬於相對沉默的一群。 那麼，MDPP的新定義主張，是否真的如媒體報導所言「由內部自己擬定」？ICOFOM在2017年發起了博物館定義的學術辯論，並邀請博物館學家、專業人士和決策者參加在世界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他們蒐集500人參加、共有60多份書面文稿和座談會綜合報告的資料，進行5大類別的分類與分析。結果發現，社會角色（social role）∕共融（inclusion）∕參與（participation）是資料裡頭數量最多的，而且巴黎與里約的座談會比重最高。這份報告由Brown與Mairesse在2018年提出，看來MDPP的新定義主張，並非完全是內部自己擬定，還是有參照依據。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積極參與專業座談會，仍以歐洲與南美博物館人行動力最強；換句話說，整個博物館定義的話語權與主導權，還是以歐美視野為主。 說明：表格資料來自Brown & Mairesse（2018）   博物館人的疑慮是什麼？ 我們對比新、舊兩個定義內容，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定位轉向：博物館從具體的「機構」（institution），徹底轉變成抽象的、哲學式的「空間」（space）概念。這會立刻衝擊到一些國家的文化政策及博物館法修正的問題，例如日本。此外，如果民主化、平等與人性尊嚴成為博物館定義（定位）後，對於擁有殖民時期從其他國家取得珍貴文物的博物館，立場就尷尬了，涉及到文物返還的議題，例如羅浮宮。引起眾多博物館人疑慮的落點在「教育」部分，新定義以批判對話與參與取代了傳統的博物館教育職能，將會帶給博物館很大的危機，因為很多國家給予博物館經費補助，是因為博物館肩負公眾教育的職能，新定義忽略這個現實面需求，會動搖博物館取得政府經費的合法性，例如德國。綜觀上述現實面的難題，可以理解為什麼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加拿大與俄羅斯等國家，於2019年京都大會主張延期討論及表決新定義，認為有必要深入了解各國的情形。 2019年9月7日各國及各專業委員會代表針對新定義提案發言（吳淑英攝影）   越來越多博物館人質疑博物館過去所抱持的「中立」立場，傳統博物館定義避免涉及探討文物擁有的合法性、文物詮釋權、歷史敘述權、性別平等訴求及博物館資金來源正當性等爭議。然而當執政者更替、社會動盪劇烈，博物館是為何而存在的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新的改革派者提出疑問：只有保存、研究與展示過去的歷史，能否真的有助於理解現在？甚至能看向未來？   因此，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是：我們對於博物館定義的思維模式是否要改變？如同瑞士學者Schärer所提：「我們是需要一個全球性定義，還是需要一系列與各種文化相適應的區域性定義？」普世性通則的博物館定義是否還適用於21世紀的環境？俄羅斯學者Truevtseva對於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也提出中肯的建議，如果把博物館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那麼就要界定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博物館概念，和以功能論為基礎的操作性概念。認識論為基礎的定義模式，並不適用在官方文件，特別是規範性法律文件。   東亞觀點是什麼？台灣的立場又是什麼？ 2019年的大會主辦國日本對新定義表達的立場，維持一貫的低調，與原來博物館傳統定義差距不大。日方對於新定義抱持保留的態度，或許是因為日、法兩國博物館模式有深厚的淵源，而且近9年來日本博物館界積極重返世界舞台，側重建立國際博物館網絡，目前為止並無表露鮮明的立場。中國這次所提的4個提案，除了一條指出博物館是種「社會現象」之外，其餘三條仍然是依循傳統定義，無大幅度更動。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同樣也是在國際博物館界相當活躍且積極發展全球網絡關係的韓國，在ICOM公開徵件中是零提案，不過韓國ICOM副主席Chang In-kyung則在ICOM《博物館尋求改變》(Seeking Change: A new museum definition)系列短片裡很清楚地表達「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她認為如果博物館再繼續維持現狀，將會失去大量重塑自己的機會。此外，博物館定義的重點應該是思考「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博物館」（what we are）而不是強調「博物館的功能」（what we do）。   台灣這次僅提一條：   博物館是一處靈巧的學習中心，其中的典藏和物件與生活真實連結，而非如典藏庫般，讓公眾被動地觀看。（A museum is a smart learning centre where collections and objects truly fit into people’s lives, rather than one of being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ons for passive viewing by visitors.）   此定義去除舊定義裡，機構的永久性與非營利特質，的確跟日本與中國博物館界所提的定義有明顯不同、具備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巧妙閃避了社會共融、環境永續及機構敘事的透明度這類爭議的省思。當前我們正面對新住民、性別平權訴求、氣候變遷與歷史文化的再敘事，博物館如何開創新的局面、走出自己的格局，是台灣博物館界迎向新階段的重要任務。   參考資料： 【Artnet】Brown, Kate (2019). Are Art Institutions Becoming Too ‘Ideological’? A Debate Breaks Ou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Over Politics in the Galleries 【Artouch】黃心蓉（2019）。從繆思到傑努斯？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 【Hyperallergic Media】Small, Zachary (2019). A New Definition of “Museum” Sparks International Debate 【ICOM】Creating the new museum definition: over 250 proposals to check out! 【ICOM】Sandahl, Jette (2017). The Challenge of Revising the Museum Definition 【Time】Haynes, Suyin (2019). Why a Plan to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Museum’ is Stirring Up Controversy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王舒俐（2016）。展覽作為一種社會介入：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Washington Examiner】Wecker, Menachem (2019). A museum to the present 【博物館學季刊】陳佳利、城菁汝譯、Sandell, R.原著（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與抗拒 【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陳國寧（2018）。博物館的定義：從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現象反思 Brown, Karen & Mairesse, François (2018). “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eum through its social role.”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61(4), 7-9. Schärer, Martin R（2017）。博物館新定義―社會轉變及全新博物館學語境下的博物館道德規範與角色（A New Museum Definition: Ethical Approaches and Roles of a Museum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d in a New Museological Context）。《博物院》，6：13 Truevtseva（2017）。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Museum: Operational Concept of the Term）。《博物院》，6：27-32 陳佳利（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台大出版中心 文章首圖圖說補充連結：ICOM京都大會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