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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朝向文化平權前進! 赫胥宏美術館暨雕塑公園的DEAI委員會
朝向文化平權前進! 赫胥宏美術館暨雕塑公園的DEAI委員會
作者:詹話字(台北當代藝術館研究組組長、2023年傅爾布萊特研究訪問學人) 當代博物館不僅是「典藏物件」的機構,更重視參觀體驗與服務的多元性,以期實踐社會共融與文化近用的理念。美國博物館界重視多元、平等、近用、共融(DEAI,Diversity, Equity, Accessibility, and Inclusion)等價值,2017年美國博物館聯盟(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成立工作小組,致力將DEAI概念引入博物館機構。該小組於2022年發表的卓越報告(註1)中提出指導方針,讓平權概念落實至博物館工作中。 2020年,美國燃起「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也促使赫胥宏美術館暨雕塑公園(Hirshhorn Museum and Sculpture Garden,以下簡稱Hirshhorn)成立DEAI委員會。本文訪談委員會成員,介紹其運作方式、優勢與發展思維,為臺灣博物館界推動文化平權提供參考。   Hirshhorn自2020年起內部成立DEAI委員會,拍攝者:詹話字。   一起向文化平權出發! Hirshhorn DEAI委員會為志工性質,成員均為該館的工作人員。DEAI委員會聯合主席之一的Adrienne G. Poon女士提及委員會設有兩位聯合主席(co-chair)與一位高級專員,並分為以下四個小組委員會:近用(accessibility)、多語(multilingual)、藝術家主體性(artist identity)以及午餐與學習(lunch and learn)。每位館員至少參加一個委員會,每個月固定開會,所有夥伴猶如登上同一艘船,朝向共同目標前進。 每個委員會各有不同的職責。其中,「近用小組」關注展覽設計的近用性,檢討館內不友善或是無效的展覽形式,並根據多元身份觀眾的不同需求製作「展覽共融性設計策略」,供設計展場時檢驗、參考。「多語小組」則關注博物館中的文字的使用,包括:作品說明牌、語音導覽等內容。副主編Deane Madsen分享他們在製作展覽現場呈現輸出文字或是作品說明牌時,會檢討文字敘述的難易度,也希望呈現英文之外的語言,促進不同文化或族裔的觀眾理解展覽內容。   錄像藝術家John Akomfrah個展《Purple》展間內提供即時動態字幕、紙本字幕等不同版本,座椅也有靠背座椅與懶骨頭等供參觀者選擇,展台高度與結構也考量多元觀眾實際使用需求,拍攝者:詹話字。 Deane Madsen於展覽現場分享展覽的作品說明文字及規劃思維,過程皆由展覽組、設計組與文字編輯等跨部門共同討論確認,拍攝者:詹話字。   Hirshhorn舉辦展覽時,經常要介紹參展藝術家。媒體與表演藝術副策展人Marina Isgro分享參與「藝術家主體性」小組的經驗,表示美術館希望藝術家皆能以自我認同的身份被介紹,小組成員必須具備正確的價值觀與敏銳度,以充分理解藝術家的自我表述,並尊重其主體性,確保其文化及族群背景能被適當呈現。最後,「午餐與學習小組」則著重職員專業知識的培訓。他們定期安排專家學者到館交流,提升員工對DEAI理念的認識與認同。    Hirshhorn展覽現場規劃與觀眾互動區域,陳列相關書籍及藝術家製作藝術作品後的剩餘部分,放置於現場供民眾觸摸體驗及互動   Adrienne強調,DEAI委員會希望廣納大眾的意見。無論工作人員或觀眾,一旦想到提升文化近用的新點子,或者發現違反平權價值的情況,都可以向DEAI委員會提案。一旦審核通過,則成立專案小組,並規劃預算以落實提案。2024年,DEAI委員會針對全體職員進行問卷調查,請員工盤點手邊與DEAI相關的工作項目,檢討執行時遇到的困難,以及所需的協助。   DEAI委員會:對話與協作的平台 DEAI委員會不只是推動平權的任務型組織,也是對話與協作的平台。根據筆者對館員的訪談,歸納其優勢與益處如下: 一、溝通無礙,上達天聽 過去,Hirshhorn的文化平權業務主要由教育推廣組負責,並僅由少數基層人員各自推展,成立DEAI委員會後,由於主管級同事也參與了小組委員會,可確保委員會中的討論事項被充分傳達,也更容易獲得經費或跨部門協助。同時,也可直接向館長匯報,使得業務的推動更加順利。例如:公眾推廣組在第一線接收觀眾意見後,可在「近用小組」中與同事及長官一起思索解決方法,即時改善狀況。   Hirshhorn規劃定時導覽服務,除專員口述解說之外,導覽員會隨身準備大字版的導覽補充資料供民眾參考理解。   二、跨部門知識共享 推展文化近用業務需要不同部門給予專業建議。例如:教育推廣組規劃視障團體導覽時,需要與典藏組確認哪些作品開放觸摸,並瞭解觸摸注意事項,同時須與策展人一起撰寫導覽內容,轉化成口述影像。過往由於本位主義的心態,跨部門協作可能只流於形式,DEAI委員會有效創造橫向連結,成為跨部門的專業知識共享平台,形成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科技輔助參觀系統進入博物館時,需要跨部門同事的彼此專業協作,才能夠達到同時具備知識性、近用性與美感。拍攝者:詹話字。   三、所有人都在 跨部門DEAI委員會的成立,讓所有館員深入理解DEAI的價值,使之有效地落實在工作之中。根據筆者的訪談,Hirshhorn職員對DEAI委員會的態度相當正面,認同其創生的價值,也肯定其有助於凝聚該館的向心力與認同感。如今,所有館員都必須正視文化平權價值,共同參與其中,已免被視為不「酷」的人。   四、關注館員組成的多元性 DEAI委員會也重視組織結構與館員權益,曾經成立「招聘」(hiring)小組委員會,促進館員組成的多元性。聘用多元身心狀態專業工作者能使更多聲音被聽見、討論與呈現,使推動業務的觀點更加全面。「招聘」小組委員會認為除了在網站刊登徵人公告,也應找尋不同的職缺曝光管道,讓不同背景的人也有機會前來應徵。此外,應徵條件內,應註明求職者需尊重多元平權價值,以吸引具有共同理念的夥伴。目前已成功修正Hirshhorn的招聘流程,該委員會也暫停運作,若未來遇到相關問題,也會機動性重啟討論。儘管臺灣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公私立機關需聘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者,但有些機構寧願支付罰款,也不願意與多元背景的同事共事。DEAI委員會積極調整應聘資格、條件與招募管道,展現追求多元平權的決心。    Adrienne分享關於委員會自成立後運作情形,拍攝者:詹話字。   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Hirshhorn的DEAI委員會透過跨部門整合與平權意識的培養,致力追求社會共融與文化平權,過程中因著大家對於此共同目標與價值的嚮往與理想,讓這座博物館在內容與空間呈現上,都細緻入微地展現對多元觀眾的擁抱。在參觀及訪談的過程當中,館方同仁在分享自身推動近用的能動性時侃侃而談,令筆者印象深刻,實際現場的設計實踐更令人驚艷,他們時刻提醒自己需為觀眾提供多種選擇,以利不同條件及需求的觀眾自在地參觀。例如:在錄像藝術家John Akomfrah個展《Purple》的展間內,策展人Marina設計的座椅、字幕與展台能夠盡可能地服務多面向的觀眾需求,在此同時,卻不會讓少數族群認為是針對他們所做的「特殊」設計。 聯合主席Adrienne G. Poon在訪談最後表示,在推動文化平權的路上,大家必須要認知這是一場長期戰役,同時也沒有絕對的好或壞,一切都是在不斷的嘗試與修正當中逐漸成形,直到DEAI的價值成功地落實至館務之中,也植入工作同仁的意念中為止,DEAI委員都將持續努力。在理想且美好的未來實現之前,必須持續邀請並鼓勵所有人,共同踏上這條看似沒有終點的旅程。即便面對困難與挑戰,但我們都將清楚地感受到:今日的我們已比昨天做得更好。   本文感謝「傅爾布萊特—臺灣文化部藝文專業人才獎助計畫」與「史密森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學術計畫」支持,以及赫胥宏美術館暨雕塑公園多位受邀訪談者的分享。 (執行編輯:黃淥) 註釋 註1:DEAI卓越報告(Excellence in DEAI Report),瀏覽日期:2024/2/27。 註2: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瀏覽日期:2024/2/27。
2024/05/10
成為傾聽者:Imagine IC 館長 Danielle Kuijten的策展之道
成為傾聽者:Imagine IC 館長 Danielle Kuijten的策展之道
作者:劉芳柔、劉芷妘、顏紫宇、鍾宛彤(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博士生) 隨著時代演進,當代博物館以靈活多樣的典藏及策展方式,建立與大眾溝通的橋樑。而作為持續秉持公眾參與和文化賦權精神的Imagine IC,則有其獨到的實踐模式,值得關注。本文專訪對象Danielle Kuijten為ICOM COMCOL主席,她畢業於荷蘭阿姆斯特丹藝術大學瑞華德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2012年擔任荷蘭Imagine IC文化資產概念化設計(Heritage Concepting)的工作,並於2023年起接任總監與共同策劃人。 Imagine IC是一座結合圖書館、博物館、及社區交流中心的多功能社區檔案資料館,坐落於阿姆斯特丹東南區(Zuidoost)拜爾默(Bijlmer)地區。拜爾默的人口組成相當複雜,1960年代都市擴張迫使許多農村人口遷居於此,過去曾被視為貧民窟,經歷都市更新及基礎設施改造後,近年吸引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成為一個融合多元種族的區域。   Imagine IC空間向公眾開放,展示櫃上擺滿來自阿姆斯特丹東南區的搜集物件(Danielle Kuijten提供)   Imagine IC致力保存非物質遺產,規劃許多與城市歷史記憶相關的展覽,並積極連結外部社區,擴大社會參與。他們收集當地社會運動組織黑人諮詢會(Zwart Beraad)的歷史物件及檔案,也與社區合作,典藏當地重大事件或議題的文物和口述歷史,構建豐富的文化和歷史網絡。 如何成為傾聽者 ? Kuijten與社區共創展覽,並以「共同策展人」自居。她希望扮演計畫的「促進者」,在策展過程中保持敏感與關懷,聆聽社區的故事。她與民眾共同討論展覽主題,邀請他們一同選件,而不是由她去篩選,因為「選擇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如此一來,可以確保展覽呈現參與者的多元觀點,最後Kuijten再運用其策展專業來敘述故事,將訊息傳遞給大眾。   Danielle Kuijten與觀眾互動,熱情地分享常設展區東南櫥窗展示內容(Danielle Kuijten提供) Imagine IC與參與者在專案初始即密切合作,並根據參與者提供的故事制定展覽。Kuijten表示,此種「共創專案」(co-creative projects)模式使雙方都能獲得更多資源,也讓計劃得以實現:「如此你就不需要全部自己做。他們也覺得有責任讓它成功,讓雙方形成一個綜合體。」 2016年以性別多樣性為主題的展覽「酷兒東南:看見與被看見」(Queering Southeast: To See and to be seen),是在在地社群與Imagine IC討論社區安全與多元化倡議的議題時,促成了展覽的發想。Imagine IC和東南地區的民眾合作,聆聽他們的故事,進行一對一訪談,探討城市如何為 LGBTQI+族群提供空間、使他們變得可見。透過錄像、海報、照片、檔案以及LGBTQI+日常生活史公眾論壇,呈現出個人故事、記憶與情感以及酷兒議題的研究成果。 Kuijten認為遺產的詮釋與再現,涉及「協作、共享權力系統、互惠和共同創造」。她希望平衡呈現機構與參與者的聲音,提倡由參與者自己挑選適合的詞彙,以免故事喪失原義。Kuijten也強調,與當地社區之間的互動和關懷,不應該隨著合作專案結束而中止,如此一來,才能與社群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讓他們願意敞開心扉。此外,平等的權力關係也是實現「傾聽」的重要前提。在傾聽的過程中,策展者的「引導」與「選擇」可能使參與者退縮,造成發言空間的消失。倘若策展團隊帶有預設的立場,只關注自己有興趣的問題,實際上是「停止了傾聽」,無法看見事情的全貌。 2019年「Saya en koto:織物的層次與時間」開幕,穿著迦勒比傳統服飾的女性向參與者交流傳統服飾保存與創新議題(Les Adu攝影,Danielle Kuijten提供)   空難帶來的遺產 「拜爾默空難」則是另一個Imagine IC多次以此為核心,並與社區民眾共同策劃展覽的在地性重要議題。該事件發生於1992年,一架飛機墜入拜爾住宅區,造成嚴重傷亡。由於當地居住許多無證件的移民,因此確切死亡人數難以統計,且空難的原因至今尚未釐清。 空難帶來難以抹滅的傷痛,當地社區至今持續舉辦紀念活動,更呼籲政府深入調查災難成因。社區居民也主動尋求Imagine IC的協助,他們共同搜集相關文物、檔案與口述歷史,於2017年舉辦「情感紀念:拜爾默空難25周年」(Commemorating with Feeling: 25 years of the Bijlmer air disaster)巡迴展,呈現空難之中的故事與記憶,成功引起全國關注。五年後,阿姆斯特丹博物館邀請Imagine IC共同舉辦「根深蒂固—空難 30 年來的遺產」(Deeply Rooted. Legacy of 30 years of Bijlmer air disaster)。Imagine IC將其關於該遺產的社會網絡分享給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同時也在自己的館內舉行展覽。 Imagine IC的空難展示是以「傾聽」為主題的無物件展覽,觀者可以在柔和氛圍的紗幔沙發區之中,聆聽社區居民處理創傷和紀念空難的故事,也能聽到相關紀念樂曲,巧妙地將展覽空間轉化為治療創傷的場域。Kuijten說明,Imagine IC經常接觸到令人心痛的故事,為了關心參與者的福祉,他們和創傷專家進行合作,成立拜爾默空難的討論小組,為外部參與者提供諮詢服務,也為機構內部成員提供心理支持。   根深蒂固—空難30年來的遺產(Danielle Kuijten提供)   實踐公眾參與策略與文化賦權的場域 Imagine IC 組織策略共有五項:採取多樣化的宣傳工具、活用既有網絡、善用地方媒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信任。Imagine IC運用不同的工具宣傳,透過電子郵件、電話、當地廣播電台和報紙傳播訊息,吸引更多參與者加入。為了與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Imagine IC對基層員工進行培訓,使工作團隊擁有「傾聽」的能力。此外,聆聽基層員工的聲音,有助於使組織以不同思維方式進行任務,Imagine IC 將「傾聽」貫徹於內部的參與,同時對外發展新的關係。 Kuijten指出,大型典藏機構必須投入大量心力維護藏品,因此難以舉辦改革型的參與式策展。她以荷蘭國家博物館為例,該館曾經嘗試實踐參與性式展覽,但內部缺乏共識,無法有效實現社群參與,遭致更多批評。Kuijten表示,「如果想要創造更多元的社會,必須使自己變得多元化」。 Kuijten說明,組織內部的階層與結構,不應該造成社會參與的阻礙。Imagine IC 團隊的成立初衷,正是要建立靈活且具高度活動性的社會網絡,實現以人為中心的參與式典藏。這也是 Imagine IC 選擇在主流博物館體制之外建立的原因,他們不僅進行組織內部的變革,也持續持續「聆聽」社群的聲音,與不同機構或群體建立連結,包括2023年與房龍博物館(Museum Van Loon)合作舉辦特展 「誰說的?共同賦予歷史一個空間」(Wie zegt dat? Samen geschiedenis een plek geven),邀請民眾共同討論殖民與奴隸歷史,並將原本由白人團隊組成的館方工作人員,調整為多元族群的組合。展覽最終榮獲荷蘭2023年度十大最佳展覽的殊榮。 執行編輯:黃淥
2024/02/25
擁抱多元觀眾的博物館資源箱,「Boom!」看史博館如何施展寶盒魔法
擁抱多元觀眾的博物館資源箱,「Boom!」看史博館如何施展寶盒魔法
作者:王譯慧(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陳佳汝(前破週報記者、臺大人類學系) 「Boom!」寶盒裡冒出了一陣白煙,瞬間幻化成史博館的典藏寶物。2018年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開始休館,在教育推廣組辛治寧組長的帶領下,組員王惇蕙和黃倩佩研發分別專屬於孩童和長者學習的教具箱。A4大小的可攜式寶盒,以及其可針對不同族群與主題彈性變化的特性,是最大的亮點。 古靈精怪的王惇蕙,自臺大人類學系畢業後到倫敦大學念文化資產研究所,是孩子們的「惇惇隊長」,也是「Creative Boom! 一起迸創意!」系列活動中「紅色寶盒」及「三彩寶盒」的創意發想人,立志帶給兒童及家庭觀眾有別於以往的博物館體驗。北藝大傳統藝術研究所畢業的黃倩佩曾經是史博館的資深導覽員,負責研發適合長者的創齡活動方案,以「創齡寶盒」與長輩們牽起深厚的情感,並嘗試跨域合作,試圖讓更多長輩找回心中的家。   發現自己的紅色記憶—紅色寶盒 2018年誕生的紅色寶盒,以「顏色」作為寶盒的發想,源自於惇蕙閱讀約瑟夫・亞伯斯的《色彩互動學》一書,書中提及「發現」跟「發明」是色彩互動學很重要的元素。於是列出寶盒方程式:「發現+發明=創意」,並挑選自己認為很有力量的「紅色」作為寶盒主題,精選數件史博館具有紅色元素的藏品製成圖卡,再根據每一次活動主題,挑選不同藏品與觀眾進行分享及互動,例如請大家觀察編織作品《虎頭紋童帽》的表情或感覺,並跟觀眾們分享這些藏品背後的傳說故事。 紅色寶盒圖卡,史博館館藏編織作品《虎頭紋童帽》(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授權)   「知識很重要,但人怎麼運用知識更重要。」透過寶盒設計,惇蕙希望知識的掌控權可以回到參與者身上,並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彼此分享特殊的生命經驗。在紅色寶盒活動中,家庭觀眾可以隨意坐在野餐墊上,吃著零食、輕鬆愜意地參與活動。一開始,透過提問讓大家想想日常生活的紅色,代表了什麼意義?並且鼓勵大家「發現」自己的紅色記憶,例如一位爸爸說紅色讓他想到味全龍,另一位媽媽則是想到清倉大拍賣。除此之外,惇蕙邀請大人小孩們「發明」一項紅色法寶,且將這項法寶當作禮物送給對方。例如,一位爸爸發明的紅色法寶是一張「無限」信用卡,希望讓媽媽盡情刷卡!一位媽媽則與孩子分享「灶」的紅色記憶,引發不同世代之間的對話。 「紅色寶盒」的設計相當靈活,能夠因應地域及主題而調整內容,如針對性別議題所設計的活動,加入《阿美族男用外出肩帶》藏品圖卡,用來與孩子討論顏色與性別的關聯,並且分享一些女性典範的人生故事,如台灣女畫家陳進、中東女權運動教育家馬拉拉等。而與燦爛時光書店的合作,則連結緬甸的守護神,呈現東南亞文化的特色多元文化活動,並鼓勵家庭觀眾勇於面對恐懼。 紅色寶盒與燦爛時光書店陳怡君老師合作(陳佳汝 攝影) 家庭觀眾分享自己設計的守護神。(陳佳汝 攝影)   從了解過去到思考未來—三彩寶盒 2019年誕生的「三彩寶盒」則為致敬考古學而研發,取名「三彩」寶盒不僅源自史博館鎮寶文物「唐三彩」,更有鼓勵觀眾培養舉一反三能力的意涵,並以唐代、史博館及觀眾「三點構成面」為概念,共築「當下」、「記憶」與「時代觀點」。活動將教室營造為考古學家的工作室,以中高年級孩子為對象,請陶藝老師手作複製館藏品,如唐朝女俑、銅鏡,鼓勵孩子觀察文物的特色,從中想像及推敲文物的用途,並進行古今文物的比較,思考處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回看過去?如何想像未來?活動也邀請孩子們以自身關心的議題,動手做出自己的專屬寶盒,對未來表達當下的自我與記憶。 小小考古學家正細心觀察、絞盡腦汁思考,當時的人怎麼使用這項文物呢?(國立歷史博物館 提供/授權) 惇蕙自創的寶盒,傳達出好奇心及環保愛地球等想法。(陳佳汝 攝影)   打開「創齡寶盒」—勾起年長者家的回憶 史博館自2015年以來,便不遺餘力地推動各項高齡觀眾服務,然而閉館整修後,負責志工及高齡觀眾業務的倩佩開始與館內夥伴討論:少了博物館場域,如何持續服務年長者?是不是能開發一項容易親近使用,作為與年長者溝通的媒介?2019年5月史博館邀請高齡照護專業人士及友館一同參與交流,成立「博物館創齡服務—跨域復能資源網絡」臉書社群平台,推動創齡照護者使用博物館資源,並辦理「史博典藏遊藝卡藝術治療工作坊」,希望藉由藝術來陪伴長者,並於同年9月誕生了長者專屬創意學習資源「創齡寶盒」! 寶盒以「家」為核心概念,外觀設計成鑰匙孔圖像,象徵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鑰匙,能夠開啟屬於自己的家。「喀嚓!」轉開寶盒的瞬間,頓時讓人時光穿梭,回到過去。倩佩從館藏裡挑選52張畫作印製成圖卡,分別以「空間」、「物件」、「關係」三種主題為揀選依據,並且貼心為長輩準備放大鏡,希望寶盒能開啟每位年長者對家不同的經驗與記憶,例如,一幅呈現三合院空間的圖卡使他們想起了老家,而一幅展現老奶奶餵孫子吃飯的畫作,表現出親密的祖孫關係,也勾起含飴弄孫的往日時光。 創齡寶盒外觀以鑰匙孔為設計元素,從典藏品中選出52件藏品作為圖卡,涵蓋國畫、西畫、器物、攝影等多元題材的藝術作品。(陳佳汝 攝影)   「讓長輩自己講,聆聽很重要。」倩佩表示,在創齡寶盒活動中,藏品圖卡扮演開啟話匣子的重要角色,促使年長者延伸出不同的詮釋跟情感連結。例如圖卡中又甜又酸的「鳳梨」,使一位參與者想起家庭的甜蜜及離家的鄉愁;長輩們也愛好有著「鬥蟋蟀」、「玩陀螺」這些連結早期童年記憶的圖像。 史博館創齡寶盒圖卡,其中又甜又酸的「鳳梨」圖卡,使參與者想起家庭的甜蜜及離家的鄉愁。(陳佳汝 攝影)   在多次活動經驗累積之下,倩佩體認到,如何與長輩相處也是需要學習的;過度的關心,對他們而言很有可能造成壓力。因此,在每一場活動前,她會盡量了解每一位年長者的特質及需求,作為執行活動時的參考。 「在嘗試錯誤中一次次邊做邊修正」,辛治寧組長指出,寶盒系列活動的重要意義,並非一次性的活動成果,而是不斷累積及深化博物館教育經驗。抱持此初心,史博館邀請更多夥伴加入創意學習及創齡行列,未來也希望史博館重新開館之後,寶盒系列活動能成為館內的常態性服務,連結館外種子教師,將教育理念無遠弗屆地分享。 延伸資訊: 博物館創齡服務—跨域復能資源網絡臉書社群平台 國立歷史博物館官網
2021/06/30
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
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
作者:柯秀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改變,為何如此困難? 2019年全球博物館界最沸騰的新聞,莫過於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新定義提案開宗明義提及的民主過程「多元聲音」(polyphonic),還沒走出ICOM的大門,內部開始忙著兀自演奏起來,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自上個世紀60年代起,博物館界就已陸續提出如何呼應時代需求與發展特性,幾十年後,出現很多不同類型、新型態的博物館,有的訴求自主意識覺醒,如性別、勞工、移民等博物館;也有市場邏輯導向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媒體與城市行銷寵兒,例如知名的古根漢美術館;也出現結合跨國合作,例如阿布達比羅浮宮;更有呈現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企圖對當代全球化議題提出新的洞見,例如柏林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面對社會重大議題,博物館也使出絕招,快速回應蒐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快速回應展覽(rapid response exhibits),成為博物館即時回應當下社會的實際行動,這些早已在博物館界為眾人所知。那麼,為何博物館新定義的改變會如此困難? 2019年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吳淑英攝影)   「多元聲音」來自何方? 為了能廣招博物館界參與新定義提案,ICOM組成專業特定小組「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以下簡稱MDPP),由丹麥的博物館資深策展人桑達爾(Jette Sandahl)主持,針對博物館轉型展開調查、研究與舉辦論壇,希望藉此深入了解博物館界對於新時代的想法與訴求。國際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ICOFOM)也在2017年舉辦研討會,邀請博物館界的專家、研究員與政策制定者,從博物館的社會角色思考新世紀博物館的定義。ICOM更進一步從2019年1月起,向全球徵求會員代表提出新定義,至截止日期為止,共徵得269條提案,並於7月份公開新定義提案內容。 MDPP主席桑達爾說明博物館新定義工作進度(劉德祥攝影)   看似公開、民主與專業化研究的準備,在2019年9月份正式會議舉行之前,內部已經產生歧異。The Art Newspaper在8月中報導,ICOM內部資深理事,特別是法國代表,反應相當強烈,認為新提案的內容太過「政治化」且「意識形態」濃厚,同時也提到MDPP所提的新定義,不是來自這些論壇、研究與提案的彙整結果,而是主持人桑達爾主導的內容,並沒有採納與考量過去兩年的調查與會議討論。為了檢視這一情形,筆者試圖從現有提案與新提案的關鍵概念,對比ICOM於2019年公開徵求而來的269份提案,進行計量分析。 我們把全球劃分成9個區塊:歐洲、西亞、非洲、中亞+南亞、東亞+東南亞、北美、中美、南美與大洋洲等區塊,分別統計參與公開提案的數量分布情形。統計結果顯示: 「多元聲音」以及掌握博物館新世紀的定義,還是來自博物館的發源地歐洲,共提案116條(43.1%),發言比例最高,參與提案的地區以歐洲與美洲(北美、中美與南美)最為積極,兩大洲共提208條,佔77.3%。幅員遼闊且人數最多的亞洲(包含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與西亞),參與新提案的數量相當稀少,總提案數為39條,佔全體比例僅14.5%。   有趣的是ICOM本屆大會主辦國日本提案數最多也才5條,擁有龐大博物館數量的中國也只提4案,我們台灣只有一案,韓國在公開徵件中,完全不見蹤影。看來亞洲就國際發聲部分,屬於相對沉默的一群。 那麼,MDPP的新定義主張,是否真的如媒體報導所言「由內部自己擬定」?ICOFOM在2017年發起了博物館定義的學術辯論,並邀請博物館學家、專業人士和決策者參加在世界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他們蒐集500人參加、共有60多份書面文稿和座談會綜合報告的資料,進行5大類別的分類與分析。結果發現,社會角色(social role)∕共融(inclusion)∕參與(participation)是資料裡頭數量最多的,而且巴黎與里約的座談會比重最高。這份報告由Brown與Mairesse在2018年提出,看來MDPP的新定義主張,並非完全是內部自己擬定,還是有參照依據。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積極參與專業座談會,仍以歐洲與南美博物館人行動力最強;換句話說,整個博物館定義的話語權與主導權,還是以歐美視野為主。 說明:表格資料來自Brown & Mairesse(2018)   博物館人的疑慮是什麼? 我們對比新、舊兩個定義內容,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定位轉向:博物館從具體的「機構」(institution),徹底轉變成抽象的、哲學式的「空間」(space)概念。這會立刻衝擊到一些國家的文化政策及博物館法修正的問題,例如日本。此外,如果民主化、平等與人性尊嚴成為博物館定義(定位)後,對於擁有殖民時期從其他國家取得珍貴文物的博物館,立場就尷尬了,涉及到文物返還的議題,例如羅浮宮。引起眾多博物館人疑慮的落點在「教育」部分,新定義以批判對話與參與取代了傳統的博物館教育職能,將會帶給博物館很大的危機,因為很多國家給予博物館經費補助,是因為博物館肩負公眾教育的職能,新定義忽略這個現實面需求,會動搖博物館取得政府經費的合法性,例如德國。綜觀上述現實面的難題,可以理解為什麼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加拿大與俄羅斯等國家,於2019年京都大會主張延期討論及表決新定義,認為有必要深入了解各國的情形。 2019年9月7日各國及各專業委員會代表針對新定義提案發言(吳淑英攝影)   越來越多博物館人質疑博物館過去所抱持的「中立」立場,傳統博物館定義避免涉及探討文物擁有的合法性、文物詮釋權、歷史敘述權、性別平等訴求及博物館資金來源正當性等爭議。然而當執政者更替、社會動盪劇烈,博物館是為何而存在的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新的改革派者提出疑問:只有保存、研究與展示過去的歷史,能否真的有助於理解現在?甚至能看向未來?   因此,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是:我們對於博物館定義的思維模式是否要改變?如同瑞士學者Schärer所提:「我們是需要一個全球性定義,還是需要一系列與各種文化相適應的區域性定義?」普世性通則的博物館定義是否還適用於21世紀的環境?俄羅斯學者Truevtseva對於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也提出中肯的建議,如果把博物館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那麼就要界定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博物館概念,和以功能論為基礎的操作性概念。認識論為基礎的定義模式,並不適用在官方文件,特別是規範性法律文件。   東亞觀點是什麼?台灣的立場又是什麼? 2019年的大會主辦國日本對新定義表達的立場,維持一貫的低調,與原來博物館傳統定義差距不大。日方對於新定義抱持保留的態度,或許是因為日、法兩國博物館模式有深厚的淵源,而且近9年來日本博物館界積極重返世界舞台,側重建立國際博物館網絡,目前為止並無表露鮮明的立場。中國這次所提的4個提案,除了一條指出博物館是種「社會現象」之外,其餘三條仍然是依循傳統定義,無大幅度更動。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同樣也是在國際博物館界相當活躍且積極發展全球網絡關係的韓國,在ICOM公開徵件中是零提案,不過韓國ICOM副主席Chang In-kyung則在ICOM《博物館尋求改變》(Seeking Change: A new museum definition)系列短片裡很清楚地表達「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她認為如果博物館再繼續維持現狀,將會失去大量重塑自己的機會。此外,博物館定義的重點應該是思考「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博物館」(what we are)而不是強調「博物館的功能」(what we do)。   台灣這次僅提一條:   博物館是一處靈巧的學習中心,其中的典藏和物件與生活真實連結,而非如典藏庫般,讓公眾被動地觀看。(A museum is a smart learning centre where collections and objects truly fit into people’s lives, rather than one of being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ons for passive viewing by visitors.)   此定義去除舊定義裡,機構的永久性與非營利特質,的確跟日本與中國博物館界所提的定義有明顯不同、具備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巧妙閃避了社會共融、環境永續及機構敘事的透明度這類爭議的省思。當前我們正面對新住民、性別平權訴求、氣候變遷與歷史文化的再敘事,博物館如何開創新的局面、走出自己的格局,是台灣博物館界迎向新階段的重要任務。   參考資料: 【Artnet】Brown, Kate (2019). Are Art Institutions Becoming Too ‘Ideological’? A Debate Breaks Ou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Over Politics in the Galleries 【Artouch】黃心蓉(2019)。從繆思到傑努斯?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 【Hyperallergic Media】Small, Zachary (2019). A New Definition of “Museum” Sparks International Debate 【ICOM】Creating the new museum definition: over 250 proposals to check out! 【ICOM】Sandahl, Jette (2017). The Challenge of Revising the Museum Definition 【Time】Haynes, Suyin (2019). Why a Plan to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Museum’ is Stirring Up Controversy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王舒俐(2016)。展覽作為一種社會介入: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Washington Examiner】Wecker, Menachem (2019). A museum to the present 【博物館學季刊】陳佳利、城菁汝譯、Sandell, R.原著(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與抗拒 【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陳國寧(2018)。博物館的定義:從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現象反思 Brown, Karen & Mairesse, François (2018). “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eum through its social role.”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61(4), 7-9. Schärer, Martin R(2017)。博物館新定義―社會轉變及全新博物館學語境下的博物館道德規範與角色(A New Museum Definition: Ethical Approaches and Roles of a Museum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d in a New Museological Context)。《博物院》,6:13 Truevtseva(2017)。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Museum: Operational Concept of the Term)。《博物院》,6:27-32 陳佳利(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台大出版中心 文章首圖圖說補充連結:ICOM京都大會官網
202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