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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正視讓人不安的歷史: 倫敦衛爾康博物館關閉「藥師(the Medicine Man)」常設展
正視讓人不安的歷史: 倫敦衛爾康博物館關閉「藥師(the Medicine Man)」常設展
作者:王欣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學系碩士) 衛爾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在2022年11月25日於推特宣布,基於館方政策與回應當代潮流,將關閉其常設展「藥師 (the Medicine Man)」。 這座位於英國與歐陸交通要道國王十字車站附近的場館,奠基於美國醫藥大亨、慈善家與收藏家亨利.衛爾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 1853-1936)的遺產。透過製藥致富的衛爾康爵士,生前藉由拍賣與交易商持續擴展收藏;而在他逝世後成立的衛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依照其遺囑「促進醫學和科學研究進步,改善人們生活」託管遺產,訂定以醫療為核心持續發展〔註1〕,並在1970年代開始與倫敦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長期合作,更於2007年改裝衛爾康爵士生前居所,成為如今我們所見的衛爾康博物館。至今該館免費對大眾開放,持續透過出版、展覽、收藏、教育推廣與數位傳播等多重方式,持續帶領人們深入思考科學、醫學、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連結。 重構與大自然的共生模式:倫敦威康收藏機構特展「有根的眾生」 *此篇文章為2022年7月4日刊登,同為討論Wellcome Collection的展覽,當時將該館舍中譯「威康收藏機構」,本篇文章則參考多方藝文平台將其譯為「衛爾康博物館」。 「藥師」常設展仍有傳統珍奇櫃展示方式的意味。(Credit: Medicine Man gallery. 2019. Stephen Pocock.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目前衛爾康收藏大多以醫學或民族誌為主,其中也不乏達爾文的骷髏手杖、拿破崙的牙刷等名人遺產。而位於二樓的常設展「藥師」自2007年開館即存在,以衛爾康爵士為核心呈現其收藏,包含不同時空人們的解剖模型、醫療用具或性愛玩具等。但其中也飽含人類遺骸與殖民等引發爭議的展品,包含一幅由Harold Copping繪製非洲人跪在白人傳教士前的畫作《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1916)。其展陳方式更是瀰漫獵奇氛圍,當觀者遊走其中彷彿在觀看舊時代的珍奇櫃,往往和其他展覽的風格大相逕庭。 達爾文的骷髏手杖。(Credit: Whalebone walking stick, owned by Charles Darwin, England, 1839-1881. Science Museum, Lond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Harold Copping 於1916 年的畫作 “A medical missionary attending to a sick African.”( 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閉展是文化破壞,還是反思歧視? 衛爾康博物館於推特宣布關閉常設展時,在社群與媒體引起一陣騷動。 根據館方最初聲明,即便衛爾康爵士是因為對世界各地的醫療與科學發展之好奇而發展收藏,但就結果來說,仍舊異化和剝削了非主流人士;即便館方曾試圖透過與藝術家的合作反思其收藏,但由於展覽本身便是延續著一個基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與健全主義的理論和語言所建構的醫學史,使得如今常設展僅是呈現一個充滿特權的富人故事,卻持續忽視長期被邊緣化的敘事。館方強調,雖然他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希望透過與公眾共同努力,去創造一個新的未來,為那些被迫噤聲、抹去與忽視的人們發聲。 對此,支持者欣賞博物館的開放與透明,以及其回應社會變遷所做的努力,但也有人質疑,由於館方並未說明關閉後的規劃,在此刻突如其來的關閉究竟是為了什麼?甚至也有人認為這是否為一種文化破壞(cultural vandalism),或對歷史的抹滅。 這迫使衛爾康博物館在2022年11月28日進一步在官網說明,表示該館本來就定期會檢視其空間與展覽,常設展的關閉是多年研究與反思的結果。而更因為「藥師」開展至今時空背景已經截然不同,該展忽視個別物件本身脈絡的策展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殖民建築中的平權故事?澳洲舊財政部大樓博物館歷史展示   館方的改變有跡可循 衛爾康博物館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2017年館方便曾策劃「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Ayurvedic Man: Encounters with Indian Medicine)」特展,不僅探討其南亞收藏,也回顧曾受衛爾康之託四處收藏東亞醫藥史,卻又被遺忘的印度裔助手——Paira Mall。 「阿育吠陀男人:遇見印度醫學」展中展件之一——18世紀尼泊爾人體解剝圖。(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館方在2018年6月亦承認目前收藏的五百多具人類遺骸之敏感和特殊性,必須以不同的標準看待。而他們即便基於人類遺骸有其教育與公眾價值持續添置與展示,但也制定其收藏與展示準則,強調其行為皆遵守法律〔註2〕。 邊沁遺體搬新家—人體展示的禁忌與倫理   現任館長Melanie Keen於2019年上任後,更承諾將面對並處理具爭議的藏品,無論收藏的本身、來源與敘事方式都必須納入日後考量。在2021年6月,衛爾康博物館於官網發表聲明,坦承除了目前的收藏分類和展示有問題外,他們也必須面對衛爾康爵士的財富是奠定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許多收藏以當今的視角審視具有來源疑慮,更因為長期以歐洲中心發展,導致許多弱勢族群被噤聲甚至忽視。當時館方便宣布不僅將通盤研究收藏,也會將其透明化;更期待與學者、藝術家、大眾等社群合作,去正視和回應令人不安的歷史,防止未來重蹈覆徹。 彼時,牛津大學皮特·里弗斯博物館 (Pitt Rivers Museum)現任館長Dan Hink曾受衛爾康博物館所託,以文字進行「干預」,他在展件之一的「哲學家Jermey Bentham皮膚碎片」展牌上,直接表明重寫藏品來源、敘事等說明文字顯然是不夠的。他強調是時候以更積極的方式,去面對並拆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的人類遺骸,恆久盤旋的殖民主義問題。 荷蘭熱帶博物館解殖路上的探索:常設展與「治癒之力」特展的對照   閉展,實踐去殖民的目標 顯然無論透明化與對話等行動對衛爾康博物館來說皆無法完成其目標,使得必須以關閉常設展作為終極手段。 目前館方也在常設展關閉的展廳前面,委託肯亞裔英國及藝術家Grace Ndiritu製作「療癒之庭(The Healing Pavilion)」一展,持續挖掘機構收藏中的殖民歷史。衛爾康博物館是否能成功邁向下一步,持續地完成該館的使命,鑑於今年(2023)將會是其理事會定期回顧調整政策的一年,其發展仍有待關注。 「療癒之庭」展覽特意將兩幅暗喻歐洲博物館,過去以不堪的方式蒐藏異文化物件的照片面對面擺放。(Cred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衛爾康博物館並不是一個大型館舍,在其資源與人力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仍時不時交出精妙的特展,無論是獨特的視點切入問題,或者能以深入淺出不失生動的方式策劃一個結合科學與藝術的展覽,並同時映照著我們當代生活的問題。然而與這樣品質特展並陳的常設展,無論陳設或策展方式卻保持著殖民者的姿態,筆者認為遊走其中總似帶著窺探意味在,心裡不免還是略顯不安。雖然困惑館方為何選擇在尚未有替代的新規劃出來便赫然終止既有常設展,但對於館方在意識到常設展已不合時宜後,先透過諸般嘗試,最後得到必須關閉展覽的過程,依舊保持著正面的態度。至於未來常設展理應是要與收藏結合,是否需要反思收藏中的殖民與少數族群剝削等問題,或是能以不同角度梳理各時代的醫療科學,端看館方未來的走向才知曉。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也因此,衛爾康爵士收藏中與醫療不相干的數十萬件物品便在其逝世後被拍賣或捐贈。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2018-2023” 註釋2:衛爾康博物館參考英國政府在2005年所發佈的“Guidance for the Care of Human Remains in Museums”和2004年發布的”Human Tissue Act 2004"制定準則。其中對於人類遺骸的定義為人體或人體部位,無論骨骼、牙齒、器官、皮膚還是胚胎,但頭髮和指甲不包含在內。參考自:Wellcome Collection “Care of Human Remains Policy”
2023/01/11
博物館如何捍衛文化權利?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2021線上年會報導
博物館如何捍衛文化權利?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2021線上年會報導
作者/攝影:謝佳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 —— 《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第27條 文化是人類尊嚴與身分的基礎,參與和享受文化是作為公民、社區成員乃至於社會組成的重要權利。而我們如何捍衛文化權利呢?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於2021年09月16日舉行年會,以線上論壇方式邀請國際間人權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進行對話,透過一系列專題演講、互動式辯論與工作坊,探討博物館工作如何對抗偏見與歧視,關注在當代背景下,博物館如何面對不平等與障礙;又如何採取行動?   揭開文化認同的旅程 專題演講邀請英國圭亞那裔詩人Malik Al-Nasir探討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如何迫害身分認同與歷史意識的建立。對於Al-Nasir而言,奴隸貿易史的研究使他能夠探索自己來自何處、找尋多元血緣的根源,並重建自己的文化認同。因此,Al-Nasir以自身回到圭亞那尋根的過程談起,透過田野調查與系譜學的方法,追溯18世紀從事奴隸貿易的公司與利物浦銀行的文獻檔案,揭開屬於自身的家庭歷史。最後,Al-Nasir指出,任何人都有同樣的權利去探索自己被掩蓋、被消失的歷史與文化認同,而這個過程不僅能夠建立文化認同的意識,更重要的是——釐清殖民歷史中加害者的角色與他們曾做過的事情。   面對「文化權利」,博物館的角色與行動? 會議邀請了來自挪威、法國、澳洲與臺灣的博物館工作者,通過國際案例的分享與交流,一同探討面對不同群體的「文化權利」——博物館如何提供與創造平等的「文化接觸」機會?在博物館人權教育的討論上,挪威憲法博物館與民主中心(Eidsvoll, 1814)的Torleif Hamre,透過幾個挪威的案例,探討博物館與學校如何擴展民主與人權教育。 「The New Planet」以難民議題為展覽主軸,邀請兩千位難民青年,藉由展覽提出自己的想法,展覽致力於為挪威青年提供反思人權與民主的學習空間。(Photo: Sebastian Klein, Falstadsenteret)   例如「The New Planet」展覽,聚焦於全球難民、民主與人權議題,藉由展示全球難民青年所製作的手寫海報、以及紀錄難民青年語句的巨大「星球體」裝置,為難名青年們發聲,也讓青年觀眾透過展覽反思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Hamre同時也提到挪威DEMBRA學習計畫,透過主題性的講座、辯論與經驗分享,加強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防止種族主義、偏見與仇恨的發生。藉由挪威案例,Hamre也呼籲博物館作為人權與民主教育的重要基地,應積極參與行動並為青年建立反思與批判性之對話空間。   勞工階級與文化近用 在勞工階級與博物館的討論上,來自澳洲的Adele Chynoweth,引述聯合國第67屆大會中智利代表的聲明:「世上沒有一等或是二等權利(first class or second class rights),因為所有人權都是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並進一步提出:在我們的人權概念當中,勞工階級與貧困群體又處於什麼位置呢?藉由Chynoweth編輯的《博物館與勞工階級》(Museum and Working Class)內文案例,探討長期被博物館所忽視的勞工階級議題。 例如,魁北克博物館曾阻止針對貧窮、身分不明或勞工階級人類遺骸標本的研究或,以巴基斯坦拉合爾歷史城牆(Lahore)的遺產保護政策為例,說明當地政府通過遺產政策吸引投資基金的進入,卻驅逐並侵害當地勞工階級的生活環境。Chynoweth並指出,我們應該正視文化遺產維護與旅遊業的發展,如何剝奪當地勞工階級生存權,才能進一步去思考勞工階級的文化近用課題。Chynoweth也指出,所有公共文化機構的資金都源自於勞工階級繳納的稅款,然而卻消極面對、或忽視勞工階級的歷史與相關課題。因此,她認為正視階級是釐清邊緣化群體議題的重要關鍵,她並強調在博物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勢必面臨種族、性別、身心障礙等相關課題,然而通過不同階級間的碰撞,才能跨越階級的偏見,並且可以看見真正的改變。   去污名挑戰:來自臺灣的案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陳佳利教授,則以臺灣的案例探討博物館對於去污名化與少數群體課題的發展與挑戰。隨著文化平權概念的發展,陳佳利指出臺灣的博物館持續地改善與增加無障礙設施,同時也開始重視參與和詮釋弱勢團體及障礙人士的經驗與文化。然而她認為,現今的博物館雖然經常諮詢弱勢團體代表,但在「表徵」他們的文化上,仍然面臨兩個主要的挑戰:(1)博物館很難充分的理解與呈現弱勢團體文化,以及他們每天所面臨的視角與污名;(2)與弱勢團體密切合作的NGO組織和社工並不總是信任博物館,且有不同的想法與目標。 阿嬤家展覽空間中以投射出阿嬤名字的燈光設計,象徵願意挺身而出的阿嬤們。(謝佳均 攝影) 「精神病人的房間」展設置了讓觀眾可以投遞名片的箱子,呼籲大家重視精神病患的工作權。(陳佳利 攝影)   博物館面對弱勢團體的新取徑 因此,陳佳利提出了兩種策略與取徑:其一,為由NGO組織建立自己的博物館或策劃展覽與活動。例如紀念臺灣慰安婦歷史的阿嬤家,以展覽內容與空間設計,邀請觀眾理解受害者的經驗並產生同理心。另一個例子,則是由NGO團體策劃特展,如依甸基金會活泉之家舉辦的「精神病人的房間」展,透過藝術作品與文字呈現精神病患的感受與想法,以展覽開啟社會對話。 雖然這些展覽表達了弱勢團體的觀點與訴求,並強調NGO組織的倡議行動,但陳佳利指出,沒有博物館的資源,將無法觸及更多觀眾,也無法對公眾產生長期影響。因此,一些博物館開始建立國內外網絡,並與NGO組織建立長期、深入的關係。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FIHRM-AP邀請15個NGO團體參與共學計畫,在計畫中相互學習,並一同參觀勞動博物館與訪談漁工等,通過跨專業的合作與共同策展,讓展覽貼近移工的經驗與NGO的倡議內容。如同陳佳利所言:「當代博物館的重要使命,是解決政府政策所導致的人權問題,並通過建立同理心來挑戰過去的污名與偏見」。 研討會工作坊「博物館中的網路暴力與偏見」透過經驗分享與互動式回應,探討如何維護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工作者的立場與聲音。(Credit: FIHRM)   結語:人權博物館的聲音與展望 當代人權博物館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回應與實踐人權議題,然而許多博物館與文化組織因為公開倡議,而遭受批評與言語暴力,並使博物館從業人員成為網路霸凌的對象。此次研討會除了探討博物館面對人權議題的多元策略外,也呼籲重視人權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與發聲權益。 研討會工作坊以「博物館網路霸凌與偏見」為主題,透過互動式問答,探討博物館如何維護自己的立場。儘管許多博物館工作者皆表示曾遭受到網路暴力的影響,然而同時他們也認為,在面對大眾的偏見或暴力時,博物館工作者更應保持專業、理性的態度持續溝通,並且不畏懼、不噤聲,維護自己或組織的價值與聲音。如同David Fleming在會議尾聲中所言,博物館工作者必須懷抱信念與熱情維護眾多人權議題的價值與意義,並且也強調面對的偏見與歧視的解方,還需要更多持續的思辨與討論,以建立更具平等、友善的社會。
20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