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陳德如（自由撰稿人）、林仲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主任） 2021博物館專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0月27至29日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行。27日首先以6場專題演講與論壇在南藝大揭開序幕，接著28、29兩日共有4場專題演講與56場論文發表在科工館的四個場地分別進行，計有一百多位博物館人參加這場疫情趨緩以來難得的實體交流。   博物館如何蒐藏及展示創傷？ 其中3場國外講者的專題演講以視訊進行，與位在科工館端的與會者交流。臺灣時間10月28日下午，首先由任職於國際博物館蒐藏委員會（ICOM-COMCOL）的Alexandra Bounia教授以「博物館如何蒐藏展示創傷：倫理與實務考量」為題，從創傷的概念談起：當一個群體遭受文化創傷，亦即其集體意識、記憶、認同因遭逢可怕事件而從此改變。面對憤怒、罪疚及恐懼，專家皆同意遺忘非良解，相反地，承認創傷的存在、分享創傷經驗、試圖理解其源頭，並讓受創經驗得到群體的同理共情（empathizing），才是走向療癒與和解的開始。當代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首先是公共承認創傷的場所，令創傷經驗得以再現，讓個體以至整個社會的療癒成為可能。正如學者Randall Mason所言，博物館扮演著雙重角色，它保管、記錄、承認一切文化歷史與記憶，同時也是引導社會走向變革與療癒的媒介。 2016年藝術家艾未未從希臘Lesbos島上蒐集了1萬4千件救生衣，並包覆在柏林音樂廳的門柱上。（Photo by mompl, CC BY-NC-ND 2.0） Bounia更進一步舉例，說明博物館在參與當代創傷之蒐藏及展演計畫時，其倫理面與實踐面的複雜。例如：義大利Lampedusa島在地藝術家Giacomo Sferlazzo為難民設立了博物館Porto M，展示從島上的棄船與垃圾堆裡蒐集、搶救的代表性物件，以此向難民致敬。此舉不僅為了保存相關記憶，也是對政府及媒體傳播的恐懼與種族主義的一種抵抗。學者Alessandra de Angelis認為，這樣的博物館展現的不僅是記憶，還有Lampedusa島的人性。藝術家艾未未在希臘Lesbos島亦做過類似嘗試，他自該島蒐集了1萬4千件救生衣，將它們包覆在柏林音樂廳的六根門柱上。Arabella Dorman亦用Lesbos島上難民的衣物創作，並將完成的裝置懸掛在倫敦聖詹姆士教堂。同樣以該島救生衣為素材，藝術家Fereniki Tsamparli與愛琴大學同仁合作，製作了1組寓意深遠的半人高西洋棋。著名案例還有Lampedusa島木匠Francesco Tuccio的十字架作品，以2013年造成359名難民喪生的失事船骸製成，這件作品成為大英博物館館長Neil MacGregor任內最後一件新進館藏，引起人們對於展示它是否合宜的辯論。學者Anastasia Chourmouziadi在企圖運用相關手法策展時提出了類似的疑慮：不同於考古藏品是由時間與環境來決定，這類針對難民物件的蒐集行動是依據蒐藏家的預設觀點進行，主動決定哪些物品具代表性並詮釋其意義。對某些難民而言，被遺棄在海攤上的救生衣也許代表他們不願想起的經歷，這樣的觀點該如何蒐集？是否所有的觀點都應蒐集？難民是否願意讓這些物件被如此保存、展示及詮釋？ 義大利Lampedusa島木匠Francesco Tuccio的十字架作品，以2013年難民失事船骸製成。（Photo by The British Museum, CC BY-NC-SA 4.0） 博物館新定義未有共識的根本原因？ 應由誰來蒐集？蒐集什麼？如何蒐集？這些都是博物館與其他記憶機構必須牢記於心、反覆省思的問題。Bounia提醒，在這個動蕩、疫病與各種危機充斥的時代，博物館應思考如何就相關議題的蒐藏與策展做出改變、開啟討論。Bounia所談正巧呼應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ICOM-ICOFOM）主席Bruno Brulon Soares在臺灣時間10月29日上午的演講。Soares以「定義博物館：新專業發展的挑戰與妥協」為題，帶領我們回顧博物館定義自194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成立以來不斷變化的歷程。自70年代開始，前殖民地國家陸續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並對60年代的定義提出挑戰，體認到博物館專業長期依附於歐洲世界、服膺某種階級、倡議某種文化觀點。關於博物館角色與概念的省思討論持續至今，雖然2007年曾得到一次整合性的新修正，如今亦被許多人認為過時、或過度受縛於博物館霸權觀。國際博物館協會於2019年京都大會就新定義進行了熱烈討論，可惜未有共識。Soares認為，也許這反映了長期隱藏在博物館後的霸權思想遭受挑戰。博物館是一種權力裝置，作為博物館專家與推動者，我們是否太怯於放開我們的權力？也許博物館應該學習分享權力，讓弱勢族群與原民族群得到應有的權利，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博物館。 2019年9月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表決，現場高達70.41%投票決議延遲該議案。Soares認為這反映了博物館，或言博物館霸權思想遭受挑戰。（吳淑英 攝影） 博物館如何跳脫「文化不力」的困境？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展覽出版暨發展部副總監鍾志佳，於臺灣時間10月28日下午分享「法國國家凱布朗利博物館臨時展之策略」。該館在法國前總統席哈克任內推動並落成，以歐陸之外的特色文化藝術為典藏與展示主題，是相當受歡迎、屢創佳績和話題的博物館。鍾志佳提到，最好的策展人其實常常在館外，應以展覽內容決定策展人。而關於該館經常遭逢的「去脈絡化」質疑，鍾志佳回應，凱布朗利博物館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及處理歷史民俗與人類學藏品。國立臺灣博物館副研究員李子寧在發表論文〈從「文化治理」到「文化賦權」〉時，接續討論到凱布朗利博物館的議題，李子寧提到傳統博物館囿限於「文化治理」思維，其做法經常令原住民對於被展示的文化感到陌生，博物館人應跳脫傳統框架，以強調過程的「文化賦權」代替強調結果的「文化治理」，更重視原住民如何藉由參與博物館自我發聲。李子寧的觀點正巧回應了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林崇熙的論點，在發表〈文化不利與文化不力〉中林崇熙提到，當前博物館的種種文化平權作為之所以無法解決弱勢族群的「文化不利」問題、陷博物館自身於「文化不力」困境，是以傳統「供給／缺陷」模式思考，即仰賴知識菁英生產再行銷的結果。若能以「需求／增益」模式思考，邀請多元對話與公共參與，以協力增生、歷史共筆等概念讓博物館與社群相互培力，才有可能解決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法國國家凱布朗利博物館以歐陸之外的特色文化為典藏主題。圖為其焦點館藏，來自非洲中西部加彭共和國Sango族人的聖物箱。（Credi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除了3位國外專家學者外，本次學術研討會還有56場次論文發表，包含當代博物館議題、社群協作案例、博物館管理與營運、典藏管理、教育與觀眾、保存維護、疫情下的專業因應與轉型等，提出各自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分享，讓與會者對博物館專業發展有更新的體悟。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的關係密切，博物館內的典藏經常具備文資身分，更有可能博物館本身就是文資，但什麼樣的事物可以是文資？文資是怎麼被認定的？誰有權力決定文資身分？在當代社會，文資能發揮什麼樣的價值？在第一篇專文中，我們要先來釐清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認定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在下篇文章開啟討論，生態博物館觀念在此扮演的顛覆性角色，如何徹底改變文資管理的走向。   你有想過文資身分是怎麼來的嗎？ 在過去數十年間，我們不僅見證了文化資產概念的擴張（主要以無形文資為主），也思索了文資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希望有更多元且全面的理解。然而我們還是經常發現，文資往往被視為具有相當程度上不辯自明的特質，彷彿其本身有著由內而生且毋庸置疑的價值，因此僅需關心其功能即可。換句話說，關於文資事宜，主要問題僅與其使用，或更精確地說，與文資管理的品質有關，而即便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意，文資管理本身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此我們希望能更進一步，探討文資管理的構成，呈現此一聚合體的各層面，最後爭取更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藉此賦權公眾扮演文資守護者的角色、成為文資管理人。服務於文資領域的每個人都有著雙重角色：我們既是文資專業人士，也是文資使用者，我們的位置帶來特權，此刻卻也因為我們負責管理文資，而希望我們能對文資真正的擁有者「公眾」抱持更具責任感的態度。   文資的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 截至近代為止，我們認知世界和文資時所抱持的歐洲本位與西方態度，讓我們僅將注意力置於物件之上，並將這樣的觀念加諸他人。因此，當我們接觸到文資實際上乃是全然無形這樣的觀念時，我們感到徹底困惑，這絲毫不令人意外。當我們開始藉由非物質性此一概念來檢視我們所處文化的事物（如語言、舞蹈、傳統技藝等）時，某些批判文資領域的研究員，如L. Smith在《文資的用途》（Uses of Heritage）一書中有著像是「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的發言，更加深了我們的疑惑。2003年，P. Howard的著作《文資：管理、詮釋與身分》（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提出了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場，既提出「任何我們希望的東西都可以是文資」，卻又強調「除非我們以文資的角度理解它，否則任何我們所傳承下來的事物都不會成為文資，認知才是一切。」最後，在我們本次對於傳統文資認知的初步探索中，也必須提到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等人的論點。他們認為「文資可以被視為具有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換句話說，文資實際上「乃是某種商品，更是一個在諸多區隔的市場上，同時出售的商品。」不巧的是在文資的定義上，其建構更像是對於成功文資管理的關鍵前提，提出的問題恐怕多於解答。 根據批判文資研究運動所提出的當代看法，除非同時具有傳承自過去的部分，以及基於現代偏好而將其認定並歸類為文資的當代創造物，否則文資實際上並不存在。據此，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認為，我們得以取得某些特定資源，其中之所以會有特定元素被（刻意挑選）轉變為特定商品，目的乃是希望滿足某種高度特定（且始終屬於當代）的需求。既然將資源轉換為消費用產品的過程如此顯而易見，就其觀點而言，文資本身的基礎即是某種商品化的過程。進一步來說，我們有兩種使用與消費文資的形式：一方面是文化或社政層面，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層面，而不管在哪一層面上，文資皆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 就利用文資做為經濟資源而言，最常見的手法相對上廣為人知並顯而易見，亦即主要與推出開發策略（如鄉間或都會區域的再生開發計畫等）及推廣或用於觀光息息相關，這多半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畢竟文資無疑是推動全球觀光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經濟的角度來說，只要文資能夠為期望的目的服務，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等問題自顯得無關緊要，而對於資源永續性走向（幾乎永遠聚焦於物件之上）以及所有權（隨之所衍生的使用權）的討論，一般來說也有相當進步空間，然而當此類文資使用幾乎總是打著造福當地社群的大旗時，上述議題更應該成為討論重點。大致上，上述作法並無任何問題，一般而言皆能在某種層面上造福當地民眾。只是任何全心全意擔起社會責任的文資管理，必須考慮文資使用的另一層面，即是具有重要影響卻往往隱而未顯的社政層面。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文資具有重要性並關心文資？這應該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我們對其所抱持的立場應如何認定，又會如何受到影響？最後，誰才擁有控制權，如何擁有控制權，代表誰擁有控制權，又具有何種目的？在我們將文資管理視為理所當然之前，上述這些是我們必須先提出的問題。   經濟資源之外，文資也是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 除了能夠轉換為或多或少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資源，文資的另一項特質則是能做為一項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藉由刻意運用文資，我們得以創造並影響特定或眾多社群，例如建構或支配權力關係等皆包含在內。上述觀點源自所謂代表性概念（對於特定事物是否為文資的特質），其所認定的文資得以用於維持，甚至在必要時重建全面性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更精確地說，藉由過程中對於特定詮釋的運用，所選定的元素得以轉換為文資。此處有形或無形、事實或虛構並不那麼重要，唯一且至關重要的問題，乃是實際上負責創造文資的，或我們仰仗其負責創造文資的，永遠是一小群文資專業人士。此情況被L. Smith完美地形容為「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意味著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少數依舊定義著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格局大至整個世界，小至特定文化皆然。所幸近來這種行之有年的論點逐漸受到質疑，在批判文資研究中更是如此。在延續上述論點的前提下，為了賦權於人民以扮演自身文資的管理人角色，我們將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生態博物館啟蒙現場，檢視社群參與式文資管理的先行者是怎麼做的。   參考資料： Ashworth, G. J. & Howard. P. (1999). European heritage planning and marketing. Bristol & Wilmington: Intellect Books. Ashworth, G. J.; Graham, B.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Graham, B., Ashworth, G. J & Tunbridge, J. E. (2000).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Howard, P. (2003). Heritage :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