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嚴格來說，臺史博2021開幕的新版本常設展，因為預算與時程等因素限制，只是局部更新，但還是盤點了開館十年以來各界的意見，參酌臺灣史研究進程，以及臺史博在專業工作領域中，積累而出的心得，最終，提出一套新的歷史展示方法與論述。 首先，如果說十年前，臺史博第一代的常設展，是臺史博館員與學院的臺灣史研究者，共同提出的對於臺灣史及其展示的理想型敘事；而十年後，我們終而得以用比較豐沛的材料，更多生命史的現身，將原來那套看似合理的臺灣史架構，填上了一個個比較具體的名字。同時，也能搭配一個適宜說故事的展品。這些必要的血肉，讓那套很容易在認同政治與記憶動員中被說得虛無飄渺的臺灣敘事，錨定在比較符合人性的故事情節中。理解不同歷史情境下存有的選擇與困境，並說明多元文化的追求，從來就是不斷追求的現在進行式。於是如同清代平埔原住民潘踏比厘的人生故事、1895年乙未之役時的苗栗地區的義軍姓名、1945年終戰之日的多元記憶等，都是嘗試以博物館收藏與研究為基礎，用著被賦予歷史意義的物件，成為了展示敘事不可或缺的部分。 透過呈現1945年終戰之日的多元記憶，理解不同歷史情境下存有的選擇與困境。（岳宸萱 攝影）   這個版本的常設展，展出了超過一千件的展品，應為上個版本的倍數之多。而十年來，臺史博的藏品累績到了十五萬件左右，比之開館之初成長三倍。這種量變最終也產生了質變的效果。如果說，上個版本是一套合理的歷史敘事，展品是展示敘事下的註腳，而新版本的常設展，則經常見到由物件的故事為主體，支撐起核心的問題意識。而其關鍵就取決於藏品是否豐富、藏品研究是否徹底等層面的問題。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豐富展品所形塑的觀點，其實有意識的對一個特定的議題開展，有時是將歷史主體回到社會基層的嘗試，有時則在解開一個被過度國族化的狹隘解釋。例如1895年改朝換代、1945年終戰，新版本的常設展展現的多元聲音，適足以解開長久以來只能在抗日史觀中進行正反選擇的窠臼，1895年，許多人反抗只為保家，1945年的終戰，許多人才不管誰輸誰贏，在乎的是活下來了。換言之，這些展品的組織與展示，是經由一套完整的展示敘事，闡釋一段歷史的詮釋，並有著清楚的歷史對話的企圖。   其次，臺史博新版本的常設展，醞釀已久，開始啟動時，主要在反省與回應2011年開館之後，各界提出的各種指教，甚至觀眾給予的回饋意見。例如，2011年開館之初，就經常被人指教「唐山過臺灣」可能落入漢人中心論。或者「鉅變與新秩序」又過於強調殖民者能動性。又或者展場開始的破題，敘事過於單一、展示技術無法表現出人文、風土的互動性等問題。   「臺灣，交會之島」展區開啟了不同人群，碰撞、摸索，共有同一塊土地的故事。（陳家莉 攝影）   而在新版本架構中，「唐山過臺灣」的標題已不存在，漢人移民被放在「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下，島內各方人群互動的環節之中，「鉅變與新秩序」則成為「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反倒以臺灣人在殖民地近代化過程中的想望與中挫為主體。開場的「臺灣，交會之島」，用一部具有互動性的多媒體裝置，取代了原先獨立分別論述臺灣人文、生態的多樣性之展示。新的展示提出交會的概念，指出了「這是一段不同人群，碰撞、摸索，共有同一塊土地的故事。而強調的交會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而其中用以構成交會的敘事素材，是一部約略符合島民集體記憶的臺灣史敘事的影片，再配合著印證多方交會下，型塑的歷史條件中，刻畫的不同生命史，或者不同文化印記留下的痕跡。這通常會形成某種緊張關係，誰的生命史？或那部多媒體中所帶出的歷史圖像，究竟是誰的？都可能被提問。然而，有著清楚問題意識與溝通意識的展示策略，必當是在可對話的基礎上，尋找接近觀眾的展示語言，找到一個可能對應的頻率，這個新的設計，是讓這些多方交會的素材，得到發聲與加入對話的可能，筆者將之視為參與式的展示構造，是個型塑與產生更為多元的集體記憶的敘事裝置。因此，交會之島的主題，其實是在演繹個體與整體的辯證關係，永恆無止的交會碰撞過程。 「山海之間的共存與競逐」展區呈現不同人群相互共存，同時彼此競逐的互動歷史。（岳宸萱 攝影） 展區「新秩序下的苦悶與夢想」敘述1895年後臺灣人經歷的重大變革，並試圖由物件的故事作為主體，支撐核心的問題意識。（岳宸萱 攝影）   最後，如果用了這樣的起始提問，常設展如何以「大家的博物館」為題收尾呢？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多元性經常出現在族群文化的討論，但是，性別、年齡、政治、經濟、宗教、或者各種多元的社會主張，要如何被放入其中，已成為近年來臺灣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些不同主張的背後，其實存有著什麼才是最好的社會方案？社會正義如何追求等議題之辯論。因此，這個展區中，拆掉了原先招喚記憶的場景復原重建的展示，選擇了可以對比、收納各種衝突議題的展示方法，進行了更直接的對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常設展的尾聲展區「大家的博物館」，呈現由各形各色的「我們」拼貼而成的未來，藉由對比、收納各種衝突議題的展示方法，對觀眾進行更直接的對話。（岳宸萱 攝影）   對於結尾的展區，臺史博指出「『未來』由各形各色的『我們』拼貼而成，因此充滿張力與不確定，但也有了無窮可能。在大家的博物館裡，我們同聲說話；將彼此的聲音，交織成未來的旋律。」對於這個展區的目的，臺史博清楚傳遞，這是一場經由當代議題的對話，尋求大家對於島嶼的未來共識。 「大家的博物館」展區清楚傳遞了與當代議題對話的意圖，尋求大家對於島嶼的未來共識。（岳宸萱 攝影）   開始與結束的「交會之島」與「大家的博物館」，闡釋交會之島的文化碰撞、辯論著個體與整體的關係、開展不同社會主張之間的對話，進而尋求島嶼未來的可能性。歷史博物館是以歷史脈絡的釐清與敘事為手段，在歷史敘事中回應多樣的歷史正義的問題，但其目的應該是在重新釐清歷史正義的前提下，面對多元與差異的客觀條件，讓共同體尋求面向未來的最好方案。筆者在臺史博的常設展中，看見博物館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