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黃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張瀚尹（美國馬里蘭大學供應鏈管理學碩士） 墨西哥市科約阿坎（Coyoacán）地區，一棟兩層樓的湛藍色建築之中，墨西哥知名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在此出生、生活，並在此離世。卡蘿過世後，她的丈夫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將這棟「藍色之家」捐贈給墨西哥政府，1958年以芙烈達卡蘿博物館之名開幕。 博物館既展示卡蘿精彩的畫作，也保留了卡蘿的生活空間的原貌：觀眾可以走進畫家的起居室、畫室與廚房，從顏料、輪椅、陶偶、鏡子等陳設想像她的生活軌跡，貼近她的心靈世界，宛如跨越時空與畫家相會。 傷口中長出的花：卡蘿的病痛與藝術創作 卡蘿的藝術生涯是從病痛開始的。1922年，她進入墨西哥的國立預科學校就讀醫科，是這所墨西哥頂尖學府最初的少數女性學生。然而，1925年卡蘿放學回家時搭乘的公車被一輛電車撞上，打破了她行醫的夢想，也給留下終生的傷痛：她的一隻腳被壓碎，脊椎、鎖骨、肋骨、骨盆骨折，導致她終生不能生育。車禍之後，在漫長的康復期裡，卡蘿拿起了畫筆開始畫鏡中的自己，而表達痛苦、對抗痛苦，也成為卡蘿重要的創作驅動力。在博物館的第一間房間，展出了遭逢交通事故翌年，卡蘿繪製的第一幅自畫像，畫中的她目光冷冽，背後則是波濤洶湧的黑暗海洋。 卡蘿繪製的第一幅自畫像〈穿著絲絨洋裝的自畫像〉（黃淥  攝影）   博物館保留了卡蘿生前起居室的樣貌，讓我們感到畫家彷彿仍在這間房子中生活。卡蘿經歷多次脊椎手術，需用鋼釘和支撐架固定，臥床的時間非常長，時常在床上作畫。她的床頂放了鏡子，以便畫自畫像，床頭櫃擺著畫具，矮桌上擺著藥物，床的四周則懸掛各種神秘而繽紛的傳統工藝品。除了這些日常擺設，博物館在牆面上貼著卡蘿的話語，幫助觀眾貼近她的內心。例如起居室牆面上貼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的存在。你收留了我，毀滅了我，然後又把我完整地帶回來。」 卡蘿的夜間起居室，牆上文字為卡蘿的話語（黃淥  攝影）   根據卡蘿丈夫里維拉的要求，部分遺物包括照片、信件、珠寶、醫療用品、服裝與畫作，在卡蘿逝世後必須塵封50年後方能公開。2004年4月，這些被鎖在卡蘿家中浴室的物件終於重見天日，博物館隨即進行編碼與研究，並策劃「外表錯覺：卡蘿的衣櫃」展。展場陳列了與卡蘿朝夕相伴、支撐她的身體的拐杖、石膏胸衣、脊椎矯正器等醫療用具與畫稿、日記以及服飾。 卡蘿喜歡穿著墨西哥傳統的提華納（Tehuana）長裙，以寬大裙擺與華麗裝飾掩蓋腿部的障礙與創傷痕跡。提華納是卡蘿母親的故鄉，是個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瓦哈卡地區的母系社會部落。策展人認為，卡蘿利用傳統服裝加強她的身份認同，重申她的政治信仰，並掩飾她身體的缺陷。服裝揭示了政治、性別、障礙和國家身份如何影響了她的生活與藝術創作。 卡蘿的拐杖、石膏胸衣、脊椎矯正器（黃淥  攝影） 卡蘿蒐藏的傳統服飾，色彩鮮豔強烈（黃淥  攝影）   展場也展示了卡蘿繪製的與障礙、傷痛相關的畫作。例如「外表錯覺」這幅自畫像呈現了她身份的不同層面：赤裸的身體、因小兒麻痺而略為纖細的右腿，如同皮膚般支撐她斷裂脊椎的束身衣以及外層的傳統服飾。醫療用具讓卡蘿的身體障礙被具象化，而自畫像則讓觀眾看卡蘿的多重面向：她既是背負傷痛的障礙者、也是穿著傳統華服的女人、同時更是描繪出創痛的畫家。 卡蘿的畫作〈外表錯覺〉（黃淥  攝影）   在藝術中表現自我，與傳統對話 卡蘿從墨西哥本土藝術大量吸取創作養分，博物館透過並置墨西哥傳統繪畫與卡蘿的創作，呈現她與傳統文化的對話。1929年，卡蘿與畫家里維拉結婚，婚後她非常渴望擁有孩子，然而車禍留下的傷痛，讓她在1932年流產。她以〈亨利．福特醫院〉表達自己的痛苦，描繪自己赤裸地躺在病床上出血，而未能生下的孩子和其他流產的象徵則漂浮在空中。在這張作品旁，博物館展示了卡蘿收藏的許願畫（Ex-voto），這些小的許願畫是墨西哥從殖民時代開始的傳統藝術，描繪人們在意外或災難中被聖人拯救。策展人認為，卡蘿從車禍之中生還無疑是一個奇跡。因此可能對這些場景中的人物產生了特殊的共鳴。 〈亨利．福特醫院〉（圖右）與卡蘿搜集的墨西哥傳統許願畫，兩者的構圖、配色相當相似。（黃淥  攝影）   卡蘿對本土文化的熱愛，或許與一九二〇年代以來墨西哥的政治氛圍有關。墨西哥在經歷二十世紀初的革命，推翻軍閥獨裁統治後，許多藝術家想要以創作重新肯定墨西哥本土文化。卡蘿的丈夫里維拉受墨西哥政府僱用，創作多幅巨大的壁畫，讓人民對本土文化產生認同。 在博物館中，卡蘿對傳統文化的著迷顯而易見，陶偶、瓷器等樸拙而繽紛的墨西哥民間工藝品，陳列在家中的櫥櫃、床頭、桌面、牆邊等個個角落。她也自製傳統傀儡戲偶，甚至在自家庭院設計了一座「金字塔」，上面鑲嵌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前的石雕工藝品。 藍色之家的廚房中有許多墨西哥的彩繪餐具（黃淥  攝影） 庭院中的金字塔（黃淥  攝影）   革命文書：畫家的政治信仰 博物館也展示了卡蘿的左派思想。她與里維拉都曾加入共產黨組織，1920年代，革命家托洛斯基（Lev Trotsky）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發生思想路線鬥爭，被迫流亡海外，1936年來到墨西哥尋求政治庇護，卡蘿與里維拉熱情地讓托洛斯基與妻子一起住進他們的家中。博物館內也展示了當時的新聞報導、書信與照片。 仔細走訪博物館，觀眾也會發現卡蘿對社會主義的強烈信仰：她的床尾懸掛了馬克思等人的肖像，1954年，當她飽受疾病折磨時，則畫下了〈馬克思主義將讓病者恢復健康〉（Marxism will give health to the sick），畫中她在馬克思的注視與護持之下，身穿矯治衣，昂首站立著。 托洛斯基流亡墨西哥時留下的書信與文件（黃淥  攝影） 〈馬克思主義將讓病者恢復健康〉（黃淥  攝影）   走出博物館，便會走進花木扶疏的花園。博物館在花園的角落設置許多小展板，放了卡蘿與里維拉的話語與合影，相片中，兩人在陽光燦爛的庭園中緊緊相偎。里維拉風流成性使得卡蘿痛苦欲絕，但又是她在創作上的重要知音，博物館並未對兩人的婚姻作出評價，而是讓觀眾在這座他們曾共同生活的房子之中，自行體會這對夫妻緊密牽纏的情感。 藍色之家的庭院（黃淥  攝影）   卡蘿的作品在許多世界知名的美術館展出，芙烈達卡蘿博物館或許受限於場地的條件，陳列的藝術作品並不多，只展出尺寸較小但與畫家的生命歷程緊密連結的畫作。畫作以外，也展出她的畫稿，讓觀眾窺見她的創作思索過程。除了藝術作品，博物館一方面以房間陳設讓觀眾感受畫家的日常生活，也以文字、照片與檔案呈現卡蘿的政治思想與行動。在這些略顯龐雜而片段的資訊的交集之下，觀眾可以在這棟藍色之家中，與想像中的芙烈達卡蘿相遇。

作者：黃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研究生） 綁著鈴鐺的剪刀、繫上鬆緊帶的湯匙、以白鐵製作的義肢，日本東京國立漢生病資料館在國立漢生病療養院多磨全生園境內，舉行特展「生活的設計：漢生病療養所中的自助具、義肢、補裝具與使用者們」（2022年3月12日至8月31日，以下簡稱「生活的設計」展），展示看似尋常卻又特殊的日常用品，講述漢生病療養院內義肢、輔具與使用者們的故事。 展覽開頭，以院民田代馨1960年發表，「關於不自由者的自主性」一文作為引言：「僅僅回歸社會，是無法自力更生的。要使得無法行走的人行走、無法握掃帚的人握住掃帚、無法拿叉子的人拿起叉子，才有可能自力更生。自主自由應當意味著這樣的事情。」 當時漢生病雖有特效藥，有些年輕且輕症的院民可以離開療養所；然而，許多重症或高齡院民仍須待在療養所之中，失明的田代馨便是其中之一。他透過書寫思索著，對這些無法離開療養所的人而言，「自由是什麼呢？」 「生活的設計」展場分為「療養院中的自助具、義肢、補裝具」、「為了行走的道具」、「手部使用的道具」、「每個人的道具」等四個區域，另有「洗臉與如廁」、「病棟與中心」、「失明與自助具」等三個主題。（黃淥 攝影）   在隔離中創造自由 二十世紀初，為了躋身世界一等文明國家之列，日本政府立法強制隔離漢生病患，並陸續設置了13間療養院，患者從此失去自由，被迫終生在療養院中生活。漢生病的症狀包括末梢神經麻痹，患者不會感受到冷熱、疼痛，受傷亦無法察覺，容易導致截肢等嚴重後遺症。面對隔離政策與身體障礙，患者們必須自製、使用義肢與輔具，以便自主行走、進食、工作、盥洗、娛樂，保有生活之中的小小自由。 從1911年院民自製的白鐵義肢開始，策展團隊以義肢、輔具呈現療養院內的生活史（黃淥 攝影）   走入展場，散發銀色光澤的白鐵義肢映入眼簾。根據策展人西浦直子研究，多磨全生園內有許多足部受傷的院民，院方在成立隔年（1910）開始發放拐杖，院民木村庄吉因漢生病後遺症而足部截肢，深感行動不便，1911年便嘗試以竹筒、白鐵等廉價素材自製義肢。西浦直子認為，白鐵義肢象徵在全生園開院初期的惡劣醫療環境中，院民為了保障生活自立而手作的道具。 義肢之演變，猶如一部穿在腳上的療養院生活史。策展團隊陳列不同時期療養院內的義肢，觀眾可以察覺其工藝、材質的變化。隨著生活條件改善，義肢做工也益發精緻：其腳掌雕刻出腳趾形狀，表面黏貼膚色和紙，套上絲襪或日式分趾襪，不只可以支撐身體，也越來越像身體的一部份。 戰後，院民們發起抗爭，要求院方增聘職員，分擔療養院中的勞務。自此，院民不必自己製作義肢，轉由醫護人員替院民量身定做。這些特製義肢的形狀更符合院民個別的身體需求，也使用了多樣的顏色與材質，貼近使用者的喜好。 義肢裝具士為大津女士特製的斑馬紋樣義肢，襪子採用大津女士指定的薰衣草色，兼具美感與實用性。（黃淥 攝影）   凝視生活的痕跡 展區當中，文物陳列的方式儘量貼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狀態。例如：用以保護足穿孔症患者的厚重矯正鞋，放在鋪了瓷磚的牆角，彷彿隨時有人會來將它穿上。而擺放文物的平台，實際上正是過去療養所裡使用的書桌、茶几、板凳等，且觀眾可以非常靠近地觀看文物。西浦直子說明，我們或許無法切身理解漢生病人的病痛，但不應該逃避對此疾病種種困惑，在展示設計上，讓觀眾從各種角度、近距離觀看文物，或許就能想像院民使用物件的情況。 展場以傢俱、榻榻米墊等素材營造生活感（黃淥 攝影）   展場也張貼療養院中的生活照，例如方便院民開罐，在蓋子與瓶身加裝了把手、造型特殊的茶葉罐展品後，放著一幀1955年的照片「在男子輕症舍喝茶」，四名男子圍著爐火盤腿而坐，悠哉地喝茶談天，照片右側男子的腳邊則正放著加裝了把手的茶罐。照片中融洽的氛圍使得觀眾理解，對於院民而言，閒暇時間用自己的方式泡壺茶、與好友相聚，是多麼珍貴而愉快的時光，也是非常重要的自由。 帶有把手的茶罐，有長木柄的是瓶身、有握把的則是瓶蓋。該位使用者應該左右手都有傷，兩手都需要握著輔助道具才能把瓶子打開（黃淥 攝影） 帶有把手的茶罐（小桌子右側）與牆面上院民泡茶聊天的照片（黃淥 攝影）   醫療人員、院民的共創與對話 療養院中的院民也渴望豐富的精神生活，他們聽音樂、創作、下棋、唱歌。展覽最後「每個人的道具」區域展出休閒娛樂相關道具，展品陳列在白色平台上，凸顯道具獨特的造型與設計。在封閉的療養院中，收音機是很重要的訊息來源，對於失明院民而言，更帶來了無可取代的娛樂。本展陳列了兩台收音機，其中一台為院民改造，利用軟木塞與黃色膠帶將調頻旋鈕改造得粗又大，並在底座加裝了一塊防止傾倒的板子，如此一來，即便手指痲痹缺損，也能方便地調整到喜歡的頻道。 院民改造的收音機（後方），與全生園的專業義肢裝具士改裝的收音機（前方），圖右纏繞綠色膠布的則是院民自製的吸菸自助器（黃淥 攝影）   在院民改造的收音機旁，則是全生園專業義肢裝具士改裝的收音機。他模仿了院民的創意，以灰色塑膠零件加寬調頻旋鈕與底座。策展人吉國元說明，在醫療現場，病患往往被動地接受醫療專業者給予的治療；然而，院民改造的收音機啓發了義肢裝具士，他們吸收院民的創意後製作改良版本，兩者互動扭轉了「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關係，其對話變得更為平等。   與輔具的日子，活成了一篇篇文學 策展團隊也別有用心地在展品之間，交雜院民書寫的文字，有短歌、新詩與隨筆，讓院民用自身的話語詮釋障礙與道具，而其文藝作品同時讓展覽富有詩意，為冰冷的輔具器械增添了情感。例如院民的手因缺損變形，不容易使用筷子，必須仰賴握柄加粗、或者加裝鬆緊帶的湯匙和叉子，本展展出改裝餐具時，即搭配院民山岡響書寫的短歌：「手指萎縮拿不住筷子，就換一支叉子繼續活下去。」山岡響是雙手嚴重萎縮的全盲詩人，他以更換餐具的日常細節傳達了與障礙共存的平靜覺悟。 湯匙、叉子旁擺放著與障礙者飲食相關的短歌（黃淥 攝影）   亦或在義肢旁陳列院民石川欣司寫的新詩「義足」，細緻地描寫練習穿義肢的過程：彷彿讓血液流通到義肢之中、成為自己的一部份： 沒有一點污垢的新義肢—— 這只義肢上  承載著我的明天 我的  嶄新的明天就承載在此 直到我的血液 流通到冷冷的鐵皮下為止 我要穿慣這傢伙   節錄自  石川欣司〈義足〉 「生活的設計」展藉由展示以每個人生活需求為本，設計出的輔具、使用者影像、照片、文字創作與口述歷史，讓觀眾在深刻理解漢生病問題的同時，也看見與障礙共存的人們追求主體性的歷程，及院民即便高齡且有障礙，仍抱持著想要自立生活的希望。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新訊】保留運動之後 重構記憶中的樂生 【博物之島新訊】反省與再生：面對水俣病的博物館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