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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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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什麼是現地保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家族微型博物館」實驗
什麼是現地保存?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家族微型博物館」實驗
作者:吳淳畇(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下稱木博館)近來的博物館實踐致力於互為表裡的兩大面向:一是針對「人」,也就是大溪學相關的社群發展共構資源平台;另一面向則是將大溪歷史、文化脈絡、展演成果與研究匯整於大溪學範疇。筆者有幸參與「107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及策略研擬案」(下稱研擬案),以「現地保存」這尚待明晰的實驗概念,探索其定義及方法。翌年接續研擬案的基礎執行「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下稱工作案),透過擴增試點回頭調整策略。 執行研擬案之初,極為幸運能與大溪中央路「全昌堂齒科」舊址林興和家族合作,透過林家的無私分享,這一具實驗性的現地工作,便在其家族生活、私人空間之內點滴提煉。檢視過去大溪相關或醫療史研究,全昌堂的家族事跡鮮少提及,藉此機遇所普查出豐厚的史料文物,不僅具有地方學、醫療史研究的價值,更透過緊密合作,讓家族的故事與文物捲動更多相關人物、社群及大眾,共同涉入地方知識的「現地保存」可能進路。   家族微型博物館—從醫藥世家看大溪歷史 大溪全昌堂林氏來自新竹,奠基者林灶炎據家族口傳在上街(今中央路)從中藥房學徒起家,明治30年(1897年)娶上街黃桃女士,自此落戶大溪、開枝散葉,兩代之間發展成跨足中、西、醫、藥世家。林灶炎共育有四子二女,四子皆從醫,長子長春、三子長清延續中醫基業,次子長茂、四子長燦赴日學習現代醫學,且雙雙取得法學士學位。 大溪郡大溪街上街四十二番的全昌堂中西老藥房、林長春在昭和11年開設的博愛堂醫院(吳淳畇 攝影)   長茂先生於昭和14年(1939年)在博愛堂醫院原址開業「全昌堂齒科」。娶妻出自月眉李騰芳家族的李尾女士,育有七女二子,長女碧玉、次女碧麗自少協助家業,尤其碧麗執業至80餘歲。林興和為長茂最小的兒子,在現址經營麵店,在與團隊、顧問黃貞燕教授等人的協作下,以「大溪的摩登」歷史主題進行文物普查與評估、舉辦教育推廣活動與現地展覽,發展出以全昌堂齒科為核心的「家族記憶」、「齒科產業」、「大溪生活」三子題,最後在原有老屋的陳列空間長出現地保存工作成果展「老物件.新摩登:大溪全昌堂齒科診所」。 汲取研擬案的執行經驗,團隊提出以全昌堂齒科個案作為大溪「家族微型博物館」的示範點。第二階段工作案設立現地保存工作隊基地,邀請同在中央路的翁鑲牙所翁仁正先生加入,2019年底展出以林、翁兩家族故事為主軸的「大溪齒科醫:摩登生活家」展覽。形成從文物研究出發,邀請社群涉入地方知識的操作模式;以家族故事作為切入點,著眼於「物」與「人」雙軌交會的記憶採集與知識生產。 在現地保存工作隊基地展出「大溪齒科醫:摩登生活家」現地保存小型成果展場(黃文怡 攝影)   普查件數至今已累積250件,時代跨越大正年間至近20年。團隊從百年的家族系譜、口述記憶著手,再經文物的核對查證與文獻研究,在家族史與地方史脈絡來回看顧之間,管窺大溪小鎮迎來的近代化變貌歷史情境。 例如在全昌堂齒科舊址找到的《大溪誌》原件夾頁手繪圖,呈現這一座清代街屋在日治時期由於屋主受到近代化的學養專業,所肇致的一個現代醫療事業與傳統居家生活兼容的空間,具體而微地同時體現了家族經歷、醫療事業及大溪地方特色。 日治時期的上街四十二,是今日中央路120、122號兩戶連通的家族生活空間,左為中西醫藥院,右為齒科醫院。(吳淳畇 攝影)   在文物評估的互動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連結在地,或是尋找相關資源的社群。在研究齒科產業文物時,邀請翁仁正鑲牙士、《臺灣口腔醫療史》作者及牙醫師陳銘助、醫療工程與儀器專家黃豪銘教授,針對本案產業工具儀器補充早年齒科診療的情境脈絡。 邀請陳銘助醫師進行文物評估,向林興和先生解說早年齒科文物(黃文怡 攝影)   拓思「現地保存」的推廣 「現地保存」究竟應該推廣什麼?「現地保存」(in-situ preservation)一詞過去常指考古遺址或碑碣史遺等原地留存的蒐藏與展示形式。然而依字面直譯,其實可不侷限「將物件留在現地」,其內涵可以朝向「現地的非現地」擴充。因此除了將「物」留存在原初的脈絡中,持續地被運用乃至展演是關鍵,團隊發現捲帶「人」的記憶、與物質訊息對話所能催發的惜物之心,才是讓故事說得更生動、更長久的關鍵。透過不同資源社群的激盪,重新記憶、認識與了解如何照護文物,生態博物館所拓展的「現地保存」,不僅是「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而是深入到家戶,催發居民有「我家就是一座博物館」的自覺。 在技術層面上,導入博物館技術建立文物資料詮釋、引入文物保存資源、設計適合個案的展演及活動,設法將它「置入」物主原來的生活軌道。並不是「幫忙整理倉庫」或「推播特定家族歷史」,而是透過這個有意識的博物館行動帶起、增強或賦權夥伴對於「物」的訊息所能產出的內容與敘事信心。透過現地協同工作,找到認識「物」的不同觀點,譬如以文獻與家族物件相印證,或是探索特定的家族成員故事。 第一期團隊便以全昌堂第五代(4-8歲)為對象,發想出教育推廣活動「會.物件」,運用繪本、復刻的掛號台、積木拼圖,引導孩童聆聽家族故事、認識老物。「打開家族記憶」活動邀請全昌堂全族出席,團隊作為一個外部的動力,期待能讓夥伴更有珍視自家物件與記憶的意識,如此未來世代才得以見到今日之寶。 「打開家族記憶」分享會,林長茂一系家族成員出席聆聽團隊的工作報告(吳淳畇 攝影) 「讀.物件」活動,學員正在檢視全昌堂家族文物,並撰寫文物登錄筆記(吳淳畇 攝影)   對於外部大眾的推廣,並不止著墨在提供文物知識,而是透過分享家族故事以達到觀念推廣。「讀.物件」活動邀請參與者與團隊一起回到現地工作判讀文物的現場,參與者並不是以講座方式得知全昌堂的故事,而是以親身拼湊、核對物件訊息而構成。 由於全昌堂家族文物所延伸的故事豐富而綿密,常得到外部參與者的回響,這些回饋的視角與內容經過篩選、印證,部分轉化於現地工作成果展的書寫中,最後終端匯入成為文物的詮釋資料。雖然看似只是全昌堂一族的故事,但是以「物」作為連結參與者自身的知識和記憶媒介,卻有多元書寫的公共性存在其間。 事實上,全昌堂齒科與「現地保存」的激盪並非通例,但其經驗所淬取出的操作型定義,即是在生態博物館的條件下,讓各方涉入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知識生產過程,而如此的工作方法可成為一條輔佐並充實地方學內涵的進路。   參考資料: 呂理政(1991)。博物館藏品及其文化脈絡—以人類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第05卷,第2期。   本文同步刊登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2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