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

博物之島 MUSEUMS

:::

專文

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下):柏林同志博物館特展「酷兒之家」爭取彩虹遍地的未來
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下):柏林同志博物館特展「酷兒之家」爭取彩虹遍地的未來
作者:葉家妤、郭冠廷(文化部博物之島專欄執行編輯) 那個夏天,發生了什麼?「酷兒之家」特展再現無懼 無論是誰,皆渴望從同類身上找到歸屬感。柏林同志博物館以特展「1990年的酷兒之家與酒吧:短暫夏天的烏托邦」(Tuntenhaus Forellenhof 1990: The short summer of gay communism,以下簡稱「酷兒之家」展)(2022.7.1-2023.2.13),介紹1990年夏日位於東柏林美因茨大街(Mainzer Straße)4號,屬於東西柏林酷兒的集體日常生活住所。展覽以布幔與木板隔出10個展區,並在開頭還原住所真實的餐廳,散亂的座椅、餐桌上吃了一半的麵包、煙蒂頭、開過的牛奶和啤酒,暗示無論何時皆有人在此用餐,是居民重要的聚集地。當觀眾置身其中,似乎也成為酷兒之家的成員,共同回憶當時的無懼與不羈。 展覽特別還原「酷兒之家」的餐桌,觀眾可以實際置身桌椅散亂之間,想像居民時而用餐、時而高談闊論的日常。(郭冠廷 攝影)   除了情境展示,本展也呈現類似「德國酷兒發展史」特展的設計,每一項歷史資料猶如星叢般散布於展場中,展間四處懸掛的藤編把手透明塑膠包,內含新聞報導與照片,吸引觀眾自主拿起物件、仔細閱讀,猶如拾起一片片零碎資訊,慢慢拼湊「酷兒之家」的歷史。展覽動線上,「酷兒之家」特展也沒有固定的閱讀順序,當觀眾跟著散落的展件,直立、彎腰、走近、走遠,以身體體會不安逸的感受,也呼應了當時LGBTQ+族群在此痛快生活,並隨時準備好為權益戰鬥的氛圍。 展間懸掛的透明塑膠包內夾報導與照片,觀眾可自主拿起、仔細閱讀內文。(郭冠廷 攝影)   如何建立烏托邦?酷兒之家的由來 經過30餘年,柏林「酷兒之家」組織(Tuntenhaus)[註1]仍在LGBTQ+族群中具有傳奇性的色彩。其歷史可追溯至1990年5到11月,時逢東西德展開統一談判,期間,東德因尚未建立新的國家秩序,經歷一段無政府狀態,於是社會運動團體在東德發起「佔屋運動」[註2],進駐無法追溯產權的空屋,而這也被視為抵抗體制的象徵。當時,30位欲透過政治運動為自己爭取權益的酷兒,也佔領了美因茨大街(Mainzer Straße)4號,建立屬於男同性戀者與跨性別族群的烏托邦空間,並稱其為「酷兒之家」。 展場大幅輸出1990年,美因茨大街佔屋運動的照片,使觀眾身臨其境。(葉家妤 攝影) 放在「酷兒之家」(Tuntenhaus)屋內的標誌。(郭冠廷 攝影)   一起飲酒,也一起抵抗! 展覽第一區「系譜」(Genealogy),為探討紐約、倫敦與柏林酷兒族群的先驅。接續介紹酷兒之家的多彩生活,如第五區「Forelle Blau酒吧」(Night Bar Forelle Blau)以一副1989年的情趣皮製手銬、酒吧宣傳單和數卷錄音帶,讓人一窺當時同志酒吧/俱樂部的面貌,展覽更特地建立可供掃描QRcode聆聽的音樂清單,觀眾可穿越時空,感受90年代夜幕降臨之時,同志酒吧不羈狂歡的氣氛。 1989年手工縫製的皮革手銬,安裝在著名同志酒吧Nachtbar Forelle Blau的暗房之中。(郭冠廷 攝影) Forelle Blau酒吧的歌單QRcode,觀眾可以掃描聆聽、感受當時酒吧氣氛。(葉家妤 翻攝)   然而,烏托邦日常也無法避免外部迫害及政府的斥逐。在「納粹」(The Nazis)展區,前新納粹份子透過訪談影片說明如何多次對酷兒之家與LGBTQ+族群發動人身攻擊。除了新納粹的暴力相向,當地居民也對擅自佔屋行為感到不滿。在展覽尾聲,「撤退」(The Eviction)展區說明酷兒之家的解散,當1990年寒冬將至,新德國政府派令3000名武裝警察,前往收復美因茨大街的佔屋空間,酷兒之家成員被驅趕至後院和街角、眼睜睜看著居所與私人物品被大肆破壞,「這條街看起來就像戰爭」一名成員悲憤表示[註3]。面對新納粹、新政府與鄰居的敵意,曾經狂飆的夏日烏托邦被迫消逝。 上圖是美因茨大街上,被武裝警察驅趕至後院牆角的佔屋居民與酷兒們。下圖為印刷有武裝警察和「柏林坐在火藥桶上」標語的文件檔案。(上圖 Evacuation of the “Tuntenhaus” (queen house), backyard on 14th November, 1990. Photo: UMBRUCH Bildarchiv;下圖郭冠廷 拍攝)   以混亂,重現酷兒的革命歷史 綜觀上篇的「作為酷兒—德國酷兒發展史」展及此篇的「酷兒之家」展,動線皆無明確的歷史敘事,雖然容易造成一般觀眾較難理解德國LGBTQ+族群的發展脈絡,然而這也變相反映同志史的現狀——正透過歷史文件、攝影、訪談、藏品一點一滴的建立與重現。展示設計上,兩檔展覽也偏好並陳、拼貼龐雜的歷史資料,藉由看似無秩序的展示空間,突顯酷兒運動的狂放與多元;另外,展覽均放置了需讓觀眾自主手持閱讀的木製舉牌和懸掛文件,宛如邀請觀眾成為倡議彩虹精神的一份子,共同發聲。   書寫酷兒進行式:未竟之戰 LGBTQI+博物館紀念講座中,Craig Middleton指出「為同志議題發聲應該是博物館的共同責任,而非特定人群的孤單努力」。如今,曾經被埋沒的LGBTQ+族群歷史與文化,正以展覽、研究和各種形式召回與書寫,使大眾有機會找尋自我認同。 註釋: 註釋1:Tunten德文原意為男性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者,但在Tuntenhaus 組織裡,無法全然確定皆是此身份的族群,應也有男同性戀者,因此於本文裡譯為「酷兒之家」,希望藉此尊重團體裡不同的性別認同者。 註釋2:張君慈,2021。社運開始在佔領之後,柏林的公社故事。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網站。 註釋3:來自前「酷兒之家」成員Else Elsterhof aka Klaus Härlin的訪談紀錄,SMU Berlin提供。 參考資料: 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官網 「酷兒之家」展展覽手冊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上): 台北當代藝術館特展「作為酷兒」以同志史為發聲主體 【博物之島新訊】LGBTQI+的教育奮鬥史!法國國立教育博物館以社會參與強化大眾思辯能力 【博物之島新訊】英國第一間LGBTQ+博物館盛大開幕!「酷兒大英博物館」發聲彩虹精神 【博物之島新訊】大自然中也有LGBT?科博館主題導覽帶你探索多元的動物性生活 【博物之島專文】從女鬼到女權,從污漬到文字:看見性別文學流域中的你我他 【博物之島專文】自然允許,文明禁止?從科博館「百年好合:當代婚姻之旅」看婚姻多樣性
2022/12/08
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上): 台北當代藝術館特展「作為酷兒」以同志史為發聲主體
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上): 台北當代藝術館特展「作為酷兒」以同志史為發聲主體
作者:郭冠廷、葉家妤(文化部博物之島專欄執行編輯) 沈默,不會是我們的選擇 2019年臺灣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然而,你瞭解彩虹精神的發展故事嗎? 「要讓同志知道,自己是有歷史的!」今(2022)年ICOM布拉格大會史蒂芬威爾LGBTQI+博物館紀念講座(Stephen E. Weil Memorial Lecture - LGBTQI+Museums)中,美國LGBTQ+博物館(The American LGBTQ+ Museum)執行董事Ben Garcia與澳洲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研究員Craig Middleton聯手呼籲博物館應積極記錄、訴說同志歷史,並蒐藏關於多元性別的藏品——尤其針對正面臨遺失危機的當代同志蒐藏,畢竟「沒有典藏,就缺乏說故事的資本」。 2022年ICOM布拉格大會史蒂芬威爾LGBTQI+博物館紀念講座中,美國LGBTQ+博物館執行董事Ben Garcia分享個人經驗。(Credit: ICOM General Conference)   對同志歷史的重視,可以連結到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Schwules Museum)的創立背景。該館於1985年成立,致力保存、研究、展示酷兒文化和性別多樣性,是世界最大的同志歷史檔案資料庫[註1]。 館方近期特展「1990年的酷兒之家與酒吧:短暫夏天的烏托邦」(Tuntenhaus Forellenhof 1990: The short summer of gay communism,以下簡稱「酷兒之家」展)(2022.7.1-2023.2.13)從東西德合併時期切入,呈現1990年夏日衝撞體系的彩虹精神;無獨有偶,台北當代藝術館正舉辦的特展「作為酷兒—德國酷兒發展史」(2022.10.22-12.25)也從柏林同志博物館館藏出發,爬梳德國同志發展脈絡。本文欲以館方策劃的兩檔展覽做為對照,探討德國以同志歷史為發聲主體的嘗試與努力。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德國酷兒發展史 走入台北當代藝術館「德國酷兒發展史」特展,數件印有展區主題標語的彩色T恤,伴隨觀眾走動微微擺盪。一位觀眾拿起展架懸掛的遊行木製舉牌,閱讀1974年「伊策霍(Itzehoe)女巫審判」女同志權益抗爭事件的始末[註2]。 由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柏林同志博物館和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共同策劃,「德國酷兒發展史」特展旨在回顧德國1960年代起LGBTQ+運動的多元發展歷程。從1969年6月紐約「石牆事件」酷兒反抗浪潮的影響開始,展覽特別策劃多達16個主題式內容,包含:推動同志權益重要人物介紹、女/男同志解放運動發展、對抗愛滋病的努力、婚姻和墮胎權訴求、納粹迫害同志以及「粉紅色三角形」歷史意義等,搭配友善的重點翻譯資料,如德國《帝國刑法典》第175條法律條款演進歷程、《酷兒未來宣言介紹》…,當多點彙集成面,進而讓觀眾擺脫單一線性的歷史敘事,建構德國酷兒的主體歷史。 台北當代藝術館「德國酷兒發展史」展場,觀眾正閱讀木製展牌上的抗議內容。(郭冠廷 攝影)   特展多元的主題內容,除了顯示柏林同志博物館館藏之豐富性,也代表同志史的廣大維度——其中,更能看見那些身處酷兒社會邊緣、藏身幕後的多元性別族群,如何為了自身權益努力不懈。 粉紅色三角形曾被納粹用來標示違反《刑法典》第175/175a條的囚犯,是迫害男同志的歷史證明,如今成為酷兒族群知名標誌之一。(郭冠廷 攝影)   在邊緣之外,聆聽幽微 1980年代初期,愛滋病於歐美國家爆發,面對親友的患病與死亡,以及反同性戀仇恨情緒,促使同志、自助組織與健康衛生部門合作,提升同志基礎設施,進而拓展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利。由岡特・楚柏(Gunter Trube[註3])創立的西德第一個聽障同志組織「倒置的聾人」(Verkehrt gehörlose),1996年編寫了劃時代聽障同志手冊,以簡單文字結合德國手語照片,講解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並提供愛滋病資訊,幫助聽障同志維護自身與他人的安全。而專門報導性工作者日常與工作生活的《夜間快報—一份給酒吧、妓院和街妓的報紙》,則代表自1980年抵抗性工作歧視污名的權益之戰。 西德第一個聽障同志組織「倒置的聾人」於1996年編寫的聽障同志手冊,以簡單文字結合德國手語照片,幫助聽障同志正確使用保險套。(郭冠廷 攝影)   自主的抵抗、互動與鼓勵 有趣的是,展場設計均呼應酷兒無畏奮鬥的脈絡,呈現了一種「活動式」的互動特色。例如藉由抗議遊行常見的木製舉牌、輕便木衣架、垂掛的資訊手冊、可靈活拆卸的金屬掛鉤展板等,促使觀眾自主翻閱和交換討論。 留言區「理智線斷掉的瞬間」更藉由紙膠帶可輕易黏貼的媒材特質,增加觀眾對多元性別和社會身分的探討與支持。例如:某位女性留言抒發家庭與社會對「母親角色」的壓迫,怒吼之外,多位觀眾以紙膠帶留言、拼貼成繽紛的鼓勵,彷彿眾人對留言者一言一句的暖心打氣。 「德國酷兒發展史」特展留言區「理智線斷掉的瞬間」,觀眾可以藉由多色的紙膠帶,與其他留言進行互動、彼此鼓勵。(郭冠廷 攝影)   綜觀整個德國酷兒發展史,不禁讓人好奇東西德時期的同志社群,是否有所交流?答案是肯定的,面對男性的(性)暴力,西柏林支持者不僅為東柏林組織「教會女同志互助會」提供女性主義的讀本,更在日本武術訓練館開設專門自衛課程,讓女性擺脫被動和恐懼。這顯示東西德雙方對共同議題的積極奮鬥,其中,具體展現在1990年的特別夏日——成立「酷兒之家」。 下篇,將探討柏林同志博物館特展「1990年的酷兒之家與酒吧:短暫夏天的烏托邦」(Tuntenhaus Forellenhof 1990: The short summer of gay communism)(2022.7.1-2023.2.13),如何呈現1990年東西柏林酷兒的集體日常住所,以及彩虹精神的革命歷史。 註釋: 註釋1:劉致昕,2017。從街頭走向政治談判桌,德國同志博物館在做些什麼?報導者。 註釋2:1974年,德國北部小鎮伊策霍(Itzehoe)一對女性同志因雇兇謀殺其中一人的暴力傾向丈夫,兩人均被判終身監禁。西德的女同志與女性主義者大力抗議市民小報充滿誹謗、歧視的報導與訴訟過程,特別在法院高喊口號「賞男性霸權的小報社一記耳光」(Haut der geilen Männer-persse eine in die Fresse!)打斷訴訟。本次「伊策霍女巫審判」行動首次在西德形成巨大的公眾影響。 註釋3:原名Gunter Puttrich-Reignard,1960-2008。 參考資料: 台北當代藝術館官網 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官網  聽障同志手冊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專文】我們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下):柏林同志博物館特展「酷兒之家」爭取彩虹遍地的未來 【博物之島新訊】LGBTQI+的教育奮鬥史!法國國立教育博物館以社會參與強化大眾思辯能力 【博物之島新訊】英國第一間LGBTQ+博物館盛大開幕!「酷兒大英博物館」發聲彩虹精神 【博物之島新訊】大自然中也有LGBT?科博館主題導覽帶你探索多元的動物性生活 【博物之島專文】從女鬼到女權,從污漬到文字:看見性別文學流域中的你我他 【博物之島專文】自然允許,文明禁止?從科博館「百年好合:當代婚姻之旅」看婚姻多樣性
2022/12/07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2019/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