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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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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創傷、弱勢與霸權議題?2021博物館專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2022/01/07
閱讀數 : 922

作者:陳德如(自由撰稿人)、林仲一(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主任)


2021博物館專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0月27至29日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行。27日首先以6場專題演講與論壇在南藝大揭開序幕,接著28、29兩日共有4場專題演講與56場論文發表在科工館的四個場地分別進行,計有一百多位博物館人參加這場疫情趨緩以來難得的實體交流。

 

博物館如何蒐藏及展示創傷?

其中3場國外講者的專題演講以視訊進行,與位在科工館端的與會者交流。臺灣時間10月28日下午,首先由任職於國際博物館蒐藏委員會(ICOM-COMCOL)的Alexandra Bounia教授以「博物館如何蒐藏展示創傷:倫理與實務考量」為題,從創傷的概念談起:當一個群體遭受文化創傷,亦即其集體意識、記憶、認同因遭逢可怕事件而從此改變。面對憤怒、罪疚及恐懼,專家皆同意遺忘非良解,相反地,承認創傷的存在、分享創傷經驗、試圖理解其源頭,並讓受創經驗得到群體的同理共情(empathizing),才是走向療癒與和解的開始。當代博物館與文化遺產機構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首先是公共承認創傷的場所,令創傷經驗得以再現,讓個體以至整個社會的療癒成為可能。正如學者Randall Mason所言,博物館扮演著雙重角色,它保管、記錄、承認一切文化歷史與記憶,同時也是引導社會走向變革與療癒的媒介。


2016年藝術家艾未未從希臘Lesbos島上蒐集了1萬4千件救生衣,並包覆在柏林音樂廳的門柱上。(Photo by mompl, CC BY-NC-ND 2.0


Bounia更進一步舉例,說明博物館在參與當代創傷之蒐藏及展演計畫時,其倫理面與實踐面的複雜。例如:義大利Lampedusa島在地藝術家Giacomo Sferlazzo為難民設立了博物館Porto M,展示從島上的棄船與垃圾堆裡蒐集、搶救的代表性物件,以此向難民致敬。此舉不僅為了保存相關記憶,也是對政府及媒體傳播的恐懼與種族主義的一種抵抗。學者Alessandra de Angelis認為,這樣的博物館展現的不僅是記憶,還有Lampedusa島的人性。藝術家艾未未在希臘Lesbos島亦做過類似嘗試,他自該島蒐集了1萬4千件救生衣,將它們包覆在柏林音樂廳的六根門柱上。Arabella Dorman亦用Lesbos島上難民的衣物創作,並將完成的裝置懸掛在倫敦聖詹姆士教堂。同樣以該島救生衣為素材,藝術家Fereniki Tsamparli與愛琴大學同仁合作,製作了1組寓意深遠的半人高西洋棋。著名案例還有Lampedusa島木匠Francesco Tuccio的十字架作品,以2013年造成359名難民喪生的失事船骸製成,這件作品成為大英博物館館長Neil MacGregor任內最後一件新進館藏,引起人們對於展示它是否合宜的辯論。學者Anastasia Chourmouziadi在企圖運用相關手法策展時提出了類似的疑慮:不同於考古藏品是由時間與環境來決定,這類針對難民物件的蒐集行動是依據蒐藏家的預設觀點進行,主動決定哪些物品具代表性並詮釋其意義。對某些難民而言,被遺棄在海攤上的救生衣也許代表他們不願想起的經歷,這樣的觀點該如何蒐集?是否所有的觀點都應蒐集?難民是否願意讓這些物件被如此保存、展示及詮釋?


義大利Lampedusa島木匠Francesco Tuccio的十字架作品,以2013年難民失事船骸製成。(Photo by The British Museum, CC BY-NC-SA 4.0


博物館新定義未有共識的根本原因?

應由誰來蒐集?蒐集什麼?如何蒐集?這些都是博物館與其他記憶機構必須牢記於心、反覆省思的問題。Bounia提醒,在這個動蕩、疫病與各種危機充斥的時代,博物館應思考如何就相關議題的蒐藏與策展做出改變、開啟討論。Bounia所談正巧呼應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ICOM-ICOFOM)主席Bruno Brulon Soares在臺灣時間10月29日上午的演講。Soares以「定義博物館:新專業發展的挑戰與妥協」為題,帶領我們回顧博物館定義自194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成立以來不斷變化的歷程。自70年代開始,前殖民地國家陸續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並對60年代的定義提出挑戰,體認到博物館專業長期依附於歐洲世界、服膺某種階級、倡議某種文化觀點。關於博物館角色與概念的省思討論持續至今,雖然2007年曾得到一次整合性的新修正,如今亦被許多人認為過時、或過度受縛於博物館霸權觀。國際博物館協會於2019年京都大會就新定義進行了熱烈討論,可惜未有共識。Soares認為,也許這反映了長期隱藏在博物館後的霸權思想遭受挑戰。博物館是一種權力裝置,作為博物館專家與推動者,我們是否太怯於放開我們的權力?也許博物館應該學習分享權力,讓弱勢族群與原民族群得到應有的權利,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博物館。


2019年9月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表決,現場高達70.41%投票決議延遲該議案。Soares認為這反映了博物館,或言博物館霸權思想遭受挑戰。(吳淑英 攝影)


博物館如何跳脫「文化不力」的困境?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展覽出版暨發展部副總監鍾志佳,於臺灣時間10月28日下午分享「法國國家凱布朗利博物館臨時展之策略」。該館在法國前總統席哈克任內推動並落成,以歐陸之外的特色文化藝術為典藏與展示主題,是相當受歡迎、屢創佳績和話題的博物館。鍾志佳提到,最好的策展人其實常常在館外,應以展覽內容決定策展人。而關於該館經常遭逢的「去脈絡化」質疑,鍾志佳回應,凱布朗利博物館是以藝術品的角度去看待及處理歷史民俗與人類學藏品。國立臺灣博物館副研究員李子寧在發表論文〈從「文化治理」到「文化賦權」〉時,接續討論到凱布朗利博物館的議題,李子寧提到傳統博物館囿限於「文化治理」思維,其做法經常令原住民對於被展示的文化感到陌生,博物館人應跳脫傳統框架,以強調過程的「文化賦權」代替強調結果的「文化治理」,更重視原住民如何藉由參與博物館自我發聲。李子寧的觀點正巧回應了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林崇熙的論點,在發表〈文化不利與文化不力〉中林崇熙提到,當前博物館的種種文化平權作為之所以無法解決弱勢族群的「文化不利」問題、陷博物館自身於「文化不力」困境,是以傳統「供給/缺陷」模式思考,即仰賴知識菁英生產再行銷的結果。若能以「需求/增益」模式思考,邀請多元對話與公共參與,以協力增生、歷史共筆等概念讓博物館與社群相互培力,才有可能解決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法國國家凱布朗利博物館以歐陸之外的特色文化為典藏主題。圖為其焦點館藏,來自非洲中西部加彭共和國Sango族人的聖物箱。(Credit: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除了3位國外專家學者外,本次學術研討會還有56場次論文發表,包含當代博物館議題、社群協作案例、博物館管理與營運、典藏管理、教育與觀眾、保存維護、疫情下的專業因應與轉型等,提出各自的研究成果與經驗分享,讓與會者對博物館專業發展有更新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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