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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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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如何典藏?《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講座紀實

2021/09/08
閱讀數 : 706

作者:黃昱儒、陳宛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


針對當代社會發展進行典藏行動為博物館工作重點之一,然而2021年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博物館該如何發揮自身功能,繼續為社會典藏記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於6月22日舉辦「關懷與典藏:博物館專業倫理」線上講座,由賴瑛瑛老師主持,以「典藏」為核心,邀請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國立清華大學「記疫」團隊(以下簡稱清大)、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專業博物館人現身說法,討論博物館該如何思考典藏的當代意義,並鼓勵大眾共同行動,紀錄當代社會多樣化之物件與資訊。

 

困難歷史典藏的人權尊重與準則

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認為,文獻遺產對瞭解社會與個人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聯合國(UN)近年提出遭受危難的受難者及其社會全體均享有「追求真相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Truth)」,特別在大型人權侵害下,國家更扮演保存與公開重要文件證據的角色。

有別一般館舍以物件為典藏核心,人權館典藏原則依據Jennifer Carter與Jennifer Orange倡導的「人權博物館學(Human Rights Museology)」,並參考《國際檔案描述標準》「檔案來源理論、尊重全宗、原始順序」三大原則,規範檔案描述須兼具檔案內容(Content)、來源脈絡(Context)、組成結構(Structure)三項目,專注於「人」及其背後故事,使「受害者」的面貌更加清晰,並進一步推動真相還原、賠償、體制反省的轉型正義工作。例如:《葉盛吉日記》除呈現判決書,也附上日記與書信手稿,可以更完整瞭解其生命史與政治思想轉變。而文物修復則以「追蹤傷痕」為核心,並從受難者、歷史學者與修復師三方角度考量,判斷是否需進行修復工作。例如:受難者吳鵬燦和連德溫用飯粒與牛皮紙製作的書包,讓後代能從父親傷痕角度進行保存修復。

《葉盛吉日記》判決書與日記手稿並陳,使觀眾更接近還原的真相。(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許貴標前輩向大家展示吳鵬燦和連德溫獄中製作之飯粒牛皮紙書包。(國家人權博物館 授權/提供)

 

災難事件的緊急典藏與民眾參與

接續,由曾婉琳館員說明臺史博的當代典藏模式,館方除了鼓勵大眾捐贈,也作為行動者進行蒐藏工作,並透過捐贈的小故事回應臺灣的大歷史,經由展示呈現社會不同脈動,如:318公民運動及臺南大地震等。

2016年,臺史博執行「206地震物件搶救計畫」,由謝仕淵老師帶隊至現場進行紀錄與物件採集,以作為後續典藏研究。當時採集的物件也與展覽結合,如2017年「地震帶上的共同體:歷史中的臺日震災」特展,透過展示地震現場蒐集的文物,反思博物館如何保存當代社會記憶、如何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

2020年面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臺史博也制定「政府機關防疫工作、防疫的相關事務、具公眾印象的事物、防疫的日常風景」四大蒐藏方向,以及「Covid-19物件蒐集計畫」與「防疫的日常風景圖片蒐集行動」兩個行動方案,前者向民眾徵集物件,並要求附上小故事;後者則透過建置Covid-19圖片徵集網,記錄防疫日常影像,如:麻豆國小疫情聯絡簿,反映學生沒有畢業典禮的無奈。

臺史博反思當代資料蒐藏的即時性、延續性與巨量性,訂定《當代資料蒐藏管理要點》簡化蒐藏流程與專案小組設置,期望不同群體加入蒐藏行列,促進共同的當代蒐藏行動,達到明日蒐藏、當代蒐藏的理想。

臺史博透過徵集計畫所蒐集的物件,部分物件已在「離人.離島:臺灣離島的多重變貌」特展中展出。(田偲妤 攝影)

Covid-19 圖片徵集網中,麻豆國小防疫聯絡簿紀錄小學生觀點的疫情點滴,而清大「記疫COVID-19」網站也會轉載徵集網中的圖片。(CC BY 4.0  疫情聯絡簿,取自COVID-19圖片蒐集網

 

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

接著,由清大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分享回應當代疫情的「記疫COVID-19」網站計畫。此計畫是科技部「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的子計劃之一,目標除了紀錄當下疫情,也促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社群進行回應與介入,及透過公眾參與,探討疫情經驗的公共性。

自2020初開始,「記疫」網站上蒐集了人文社會學者針對疫情的討論文章,此單元命名為「疫想」,目前累積了200多篇;也辦理公眾培力工作坊,鼓勵民眾以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紀錄方式,書寫自己的疫情故事,目前已累積800多篇的「觀察誌」。除此之外,「記疫」團隊也串連全臺的書店與圖書館辦理聯合書展,透過各式活動,促進議題的討論。林教授提到此計畫展現了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公共化經驗」,危機當下,透過蒐集個人的敘事可以拼湊出疫情經驗的公共圖像,有助於未來理解現在;二是「認識在地」,他將持續至今的疫情期間形容為「集體學習的過程」,當非常態開始變成常態,單一學科的慣習或典範變得不足,必須再去認識在地的多重利害關係,重新連結與想像「臺灣」。

 

尊重博物館典藏文化與倫理

史前館王長華館長最後以史前館近期的展示更新,說明過去被「物件」定義的考古學、人類學博物館,如何重新理解藏品,並與當代社會產生連結。

王館長提及傳統博物館的問題,考古學、人類學物件被去脈絡化後,藏品可能隱含不合理的權力關係,加上過去史前館與80年代起的原住民權利運動並未有較深的互動,以上問題推進史前館重新反思博物館的知識架構與典藏意義。知識論的改變可從以下三個案例中體現:第一,卸除南科考古館的人骨遺骸展示,以模型、3D技術取代,此舉揭示觀看的角度從「標本」轉向「人」;第二,謹慎地詮釋原住民神聖物件,積極與原初社群溝通討論;第三,近年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皆透過與部落合作,重新詮釋藏品,雖然並非史前館之案例,但能說明如何將典藏連結當代原住民社群。

最後,王館長提到,史前館未來希望轉型為一個論壇式的基地,促進跨領域、跨平台的研究合作,從藏品出發,引導臺灣人去理解地底下的故事與當代原住民,促成典藏在當代的公共性連結。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I12B2人骨模型。展場中皆以模型或是複製品取代真實的人類遺骸展示,表達對「人」的尊重。(田偲妤 攝影)

南科考古館「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中的展示模型。(田偲妤 攝影)

 

博物館如何與社會、公眾產生更緊密的連結,為當代博物館無可迴避的課題。藉由本次分享與討論,得以瞭解不同性質的博物館該如何從傳統「典藏」出發,回應當代課題,再次將「物」與「人」聯繫在一起,其中涉及複雜的社會網絡,包含隱藏的、未揭露的權力關係,都是博物館值得持續反思與挑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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