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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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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殖民,一場正義與歷史重建之旅:專訪比利時河畔博物館策展人Leen Beyers

2024/02/01
閱讀數 : 281

作者:張語之、張詠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走進訪談會議室,一頭俐落短髮、目光炯炯有神的女士,即是我們的訪談對象——Leen Beyers女士。她是比利時河畔博物館(Museum aan de Stroom)策展人兼研究總監,同時也擔任ICOM COMCOL理事長兼財務長。博物館策劃了2020年「100 X Congo」(100 X 剛果)展覽,與2023年9月開展的常設展「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戰爭之城,安特衛普1940-1945)常設展,而Beyers則和我們介紹這兩檔展覽的策劃過程。

 

Lenn Beyers談及「City of the War, Antwerp, 1940-1945」常設展(圖片提供:張詠晴)

在藏品中看見剛果百年前的殖民歷史

比利時河畔博物館座落於安特衛普,這座港口城市數百年來航運發達,因而從歐洲、非洲、美洲、亞洲及大洋洲運來大量物件。博物館收攬四間館舍1862年起的典藏品【註釋1】,並於2011年開館。穿梭於十層樓高的玻璃建築裡,觀眾彷彿隨著河水看著城市的歷史在眼前流動,使我們探問這座城市與國家殖民與被殖民的過往,並以多元視角觀看城市與自身、與世界的連結。

剛果曾是比利時的殖民地【註釋2】,博物館所在的安特衛普市於1920年收藏了一批來自剛果的物件。一世紀後的2020年,比利時河畔博物館舉辦了「100 X Congo」展覽,Els De Palmenaer及Nadia Nsayi為策展人,以100件亮點藏品,帶領觀眾穿越百年時光,深入探索這些物品所隱含的故事,理解物件對剛果人民而言蘊含的意義,也探問未來該如何詮釋藏品。

 

「100 X Congo」展間(圖片來源:©frederikbeyens)

策展團隊由跨領域的專業者組成,包括:歷史學者、教育專家、藝術史學者、藝術家等,因此能夠拓展多元的觀點,為殖民歷史創建截然不同的知識。除此之外,展覽也促使比利時政府更積極面對殖民歷史。安特衛普曾三度舉辦世界博覽會,在1894年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有144名剛果人被運到會場,演繹傳統場景以供西方人觀賞。世界博覽會舉辦期間,有44人嚴重生病,更有7人最終不幸過世。本展除了直面這段爭議性的歷史,更主動查明歷史真相:在世博會上身亡的剛果人在歷史紀錄中原本無名,但因為「100 X Congo」展覽的研究成果並展示紀實照片,他們的身份終於被查明,進而促使比利時政府能夠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舉辦悼念活動等。

然而,展覽進行的過程中,並非全然順遂。Beyers跟我們分享展覽中的插曲:當時有位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人士批評「100 X Congo」呈現曾作為殖民母國的比利時對剛果的嚴重的種族歧視,並以竊走該展覽展品的方式表達示抗議。接著,其中一位策展人以社群媒體向抗議者聯繫,並邀請對方到博物館進行對談。最終,抗議人士轉而對展覽抱持正面的態度。

當被問及如何理解解殖民(decolonization)概念時,Beyers女士思索片刻後,表達了她的見解:「解殖民是一場為了追求正義,並重新建構歷史的旅程。這並非一個有『結案』之時、可以劃下句點的計畫,而是涉及多重層面的議題,需要不斷試驗和反思。舉例來說,當我們觀察周遭環境時,可以去思考哪些紀念碑應該被移除或重新詮釋。」

 

解構歷史,展示多重版本的二戰故事

比利時河畔博物館自2023年9月起推出新常設展「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安特衛普的影響。安特衛普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的城市之一,至少25,000名無辜居民遭受嚴重迫害,特別是猶太社區受到種族滅絕政策的殘酷打擊。常設展重現電影院、學校、房屋、大教堂和市政廳等場所,呈現當時的社會情境以及市民在1940-1945年間的經歷。二戰期間,安特衛普發生了巨大變化,部分市民與德國占領者合作,也有市民選擇參與抵抗運動,通過地下活動,如傳遞情報、協助逃亡者,以抵制德國當局,並為盟軍提供支援。

「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常設展覽第一區(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安特衛普的戰爭故事於「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被揭示。(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這段過往涉及了分裂、無助、背叛和暴力,同時也包含了勇氣、抵抗和互助,是一段被長期壓抑的創傷歷史。2020年比利時河畔博物館首次向市民公開徵集二戰期間的經歷,收集了超過300位參與者的故事。Beyers認為:「博物館有收藏二戰時期的物件,但卻沒有關於人的資料。我們感到必須收集個人故事和生活視角,這也是我們將展覽與當地居民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這個活動的迴響人數超出預期,隨著疫情趨緩,策展團隊也開始實際接觸當地社群,持續訪談二戰時期的個人故事,同時建立展覽與市民的連結,未來也計畫到安特衛普的各個角落繼續採集人們的記憶。

「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呈現出當時因城市被占領,社會充滿壓力與猜疑的面貌。(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Beyers領導策展團隊進行大量的基礎資料蒐集,他們特別關注婦女和兒童方面的研究:「二戰的故事經常是男性的故事,凸顯男性在那個時代的抵抗、合作等政治角色,我們可以為展覽增添關於婦女和兒童的生活故事,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研究。」為確保展覽呈現多元而中立的觀點,團隊成立了一個咨詢小組,成員包含大學和學術界專業人士,他們共同討論展覽的概念,協助團隊整合各種不同觀點,呈現完整而客觀的歷史拼圖,並確保展覽內容超越特定政治觀點,應對可能引起的情感衝突。

展覽的結尾處設有留言裝置,邀請觀眾留下滿懷希望的語句。(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作為現在與未來的交匯點的博物館

承載著過去的博物館,有如時光隧道,而當它們為歷史提供多元而深入的詮釋時,便有助於協助觀眾解構複雜的歷史和族群議題,亦進一步與己身所處現在及未來交匯。透過Beyers策劃的兩個展覽,觀眾有機會與其他參觀者、歷史學者和專家進行深入對話,擴展對歷史事件的理解,得以看到歷史事件的多重面向,並反思這些事件對當代社會的深遠影響。對Beyers來說,博物館不僅是展示歷史的場所,更是連結社會與社群的橋梁,在展示過去的同時,也開啟思考、促進對話的空間。


註釋

  • 註釋1:四間博物館包含古樂器博物館(Museum Vleeshuis)、世界民族學博物館(Ethnographic Museum World Cultures Africa, Asia, Oceania, America)、海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 )及民俗博物館(Volkskundemuseum)。
  • 註釋2:比利時殖民剛果的時期為1908至1960年,亦稱「比屬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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