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名字的人們：藝術展示中的他者
作者：楊育睿（英國約克大學藝術史學系博士）
位於格拉斯哥的巴勒珍藏館（The Burrell Collection）在2022年以新的常設展重新開幕。然而，其展示的三座魏晉南北朝與清代的觀音像引發了風波。提及觀音的樣貌在中國歷史上由男性形象漸轉變為女性，該館賦予了觀音「性別流動」的意義。其展櫃的標示牌寫道：「跨性別者一直都存在於歷史中。觀音的形象反映這個事實，證明了性別不總是固著不變的。」[註1]
巴勒珍藏館於官方Instagram簡短介紹LGBTQ+導覽活動影片裡，也將觀音納為其中一項展件
蘇格蘭女性團體代表蘇珊．史密斯（Susan Smith）認為，該館此舉是政治化公共財的糟糕案例，挪用了佛教藝術與文化為特定的政治觀點與意識形態背書。而館方的聲明則強調，觀音的跨性別形象在該展開幕前已存在於許多研究中。[註2] 此觀音的性別論述是立基於宗教歷史的演變，不同於個人生命史的跨性別認同。儘管如此，該館仍將該論述與「跨性別人權」連結在一起，表示「觀音體現了基本人類價值中的善與同理」，而跨性別者值得對等的「尊重與理解」。
然而，問題的癥結僅僅是博物館傳遞的訊息是否基於研究的正確性嗎？為何對異文化物件的詮釋總是在出其不意的幽微之處，挑起我們的政治敏感神經？一種完全不涉及挪用的異文化詮釋是有可能的嗎？[註3]本文將透過觀察西方展示中的異文化物件試析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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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我怎麼會在這裡？
首先，文化挪用不是新的議題，它一直在博物館收藏史中以各種樣貌存續。在歐洲，異文化物件的收藏與詮釋動機與目的一直在改變。前現代時期的珍奇櫃是我們討論收藏起源時所熟悉的其中一個範型，指涉非西方物件的收藏動機源於對異文化的好奇與「異國情調」的嚮往。在十八世紀啟蒙時期，這樣的收藏策略經歷了改變，這些物件以提供特定訊息的潛力成為博物館知識生產的一環。某種程度上，大量的異文化收藏為博物館貢獻了人類史的整體圖像，透過分類方法，為西方機構的文明歐洲進步論述提供支撐它的對應面：即，各種原始的他者樣本，用以演示未開化、未完成發展的人類歷史階段。到了二十世紀，西方世界重新評估了這些物件在民俗學及美學上的價值，民眾也開始在博物館看到這些非西方的文化物件以「藝術品」的身分被展示。[註4]
牛津皮特李佛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以人類學分類展示，呈現枕頭收藏。（楊育睿 攝影）
例如，位於法國巴黎的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在1932年展出的非洲與大洋洲物件，被指認為賈克梅蒂超現實主義作品形式的參考來源。[註5] 茱蒂雅．凱莉（Julia Kelly）亦指出畢卡索等藝術家，在超現實藝術與這些物件中歸納出「脆弱」、「無常」、「曖昧」與「不連續」等共通點。1930年代，伴隨法國「達卡與吉布地遠征」（The Mission Dakar - Djibouti）後續的民族誌展演，這些物件的視覺特徵被挪用為超現實主義的形式語言。它們的「藝術性」是建構在西方現代美學追求「前衛」與「反藝術」的訴求上。這些物件因「去脈絡化」而取得符號學上的無限可能―一種可由藝術家自由地將其文化內涵替換成任何意義的訊息庫，透過隨機並列、重置與操弄視覺符號使其成為「藝術」。
賈克梅蒂以裝飾藝術博物館展示的人類學物件為靈感，所創作的抽象主義雕塑。阿爾伯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湯匙女（Spoon Woman），1926-27，銅，146 x 52.1 x 25.4公分，芝加哥藝術協會博物館藏。( © 2018 Succession Giacometti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ADAGP, Paris）
在不同階段，這些物件的價值不斷被重新發現，但卻未真正根除異文化詮釋的問題，或是在本質上動搖博物館霸權型態的論述系統。[註6] 無論這些物件是來自中國、日本、埃及、非洲、美洲、大洋洲或是其他，幾乎不見其文化對象以對等於西方文化的複雜性被呈現。
以仿漢字裝飾的成對燭檯。約1690-1700，陶瓷，De Grieksche A (Adrianus Kocx) 工作室，荷蘭國家美術館收藏。（楊育睿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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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之名
回顧巴勒珍藏館的爭議，館方強調其傳遞的知識是有研究支持的事實。然，文化挪用的癥結不僅是關注博物館說了什麼，也須檢視什麼是博物館「沒有」說的。丹妮拉．布萊希瑪（Daniela Bleichmar）便提醒道，看似客觀的訊息，若未以對等的詮釋脈絡呈現，博物館傳遞的「知識」很有可能助長分化。進一步觀察，異文化物件的描述經常充滿文化與地理的不確定性。
以巴勒珍藏館的觀音像為例，博物館僅說明它們來自康熙年間的中國，除此之外便沒有更具體的訊息。這些被稱為「藝術品」的物件與西方藝術品的詮釋方式極為不同，它們沒有具體的製作者、特定的圖像意義、風格樣式，或是社會的具體描述。物件在去脈絡的狀態下，概念的「非具體性」（non-specificity），「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與「可變性」（mutability）讓出了詮釋的模糊空間，方便博物館彈性地置換其意義。[註7] 因而，所有的觀音，無論它們在原生脈絡脈絡中的樣貌有多大差異，都能被歸於「中國藝術」此廣泛的分類，且可以被化約為跨性別的擁護者。
巴勒珍藏館展示之觀音像，說明牌標題稱觀音為跨性別者的代表人物。（廖敏秀 攝影）
缺乏具體的理解，這些知識僅是空泛而粗糙的意義製造。更關鍵的是，這種挪用往往是建立在一種優越感，視被邊緣化的文化對象為可供「自由取用」的資源。[註8] 換言之，文化挪用是帝國主義的副產品，即使是以「欣賞」異文化的前提，它仍體現了不對等的話語權。他們以自己的觀點置換了物件代表的文化複雜性，而且他們認為基於「知識」立場可以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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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挪用」
柏林的柏德博物館（Bode-Museum）於2017至2019年間推出「超越對照：非洲藝術在柏德博物館」（Unvergleichlich: Kunst aus Afrika im Bode-Museum），演示了當「文化挪用」無可趨避時，博物館如何省思機構的權力角色。「超越對照」是以特展結合常設展的前衛嘗試，將西非、中非的民族學物件與歐洲、拜占庭和義大利等，不同時期的雕塑、繪畫與裝飾藝術並列呈現。這些物件並無文化上的連結，觀者也無從以任何「A影響B」的藝術史框架經驗作品。位於地下室的特展空間規劃有六個主題，討論這些物件在人類生命經驗與普世價值上的相關性：他者、美學、性別、守護與引導、表演、離別。[註9]
柏德博物館「超越對照」特展廳並列的歐洲與非洲物件。（楊育睿 攝影）
這些藏品因視覺的相似性被陳列在一起。同樣地，柏德博物館無法解決去脈絡化的問題，這些非洲物件的創造者仍舊沒有名字。然而，該展示透過質問博物館的知識框架，觸及了藝術博物館的去殖民議題。「藝術是如何成為藝術的？」藝術是普世的美學價值？還是博物館做出來的審美標準？誰有資格來判斷何為藝術？透過視覺對比，「超越對照」引導觀眾看見不同文化在物質上的同質與差異：女性意象、動物、毛髮、儀式、人類身體的遺留等。這些對比揭露了知識生產的不對等，尤其體現了分類學上處理「藝術品」與「人類學物件」等框架的限制。[註10] 總體而言，「超越對照」並未解決文化挪用的詮釋問題，而採取另一個策略體現博物館的權力樣態，使其能將任何日常物件描述為具有創造性價值的藝術品。
文化的複雜性既無法在去脈絡化的狀態下被完整保留，博物館便須誠實地面對知識工具的有限性。在當代的博物館實踐中，我們更在乎博物館是否意識到其機構性對知識的支配，以及對他者歷史進行各種詮釋時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執行編輯：葉家妤
註釋：
註釋1：Geraldine Kendall Adams, ‘Glasgow Life Defends Trans Label in Burrell Collection After ‘Politicisation’ Row’, News of Museum Association, 22 April 2022.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註釋2：‘Burrell Collection Accused of 'Politicising' Exhibits in Transgender Row’. The Herald, 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ion, 16 April 2022.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註釋3：文化挪用泛指對他人群體的圖像、儀式、美學標準與行為等文化內容的採用，通常用於被挪用的對象在社會、政治、經濟等階級系統中呈現次要或是附屬位置的情境。在此脈絡下，文化內容經常以異於、或是低於原有的文化樣貌的複雜性被呈現。在博物館的論述脈絡之下，當文化物件涉及再脈絡化、形成特定觀點的過程中，「挪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所探討的文化挪用聚焦於將「民族誌物件」美學化為「藝術品」的現象，探討文化挪用在特定案例中所促成的「欣賞」與「尊重」異文化觀點背後，事實上正強化差異，且經常對破除系統性的等級制度沒有幫助。詳見：‘Cultural Appreciation or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 Zine on Culture, Respect, Allyship, and Racism)’. unknown author published in Olympia, Washington, 2011.
註釋4：James Clifford, ‘On Collecting Art and Culture’ in James Clifford (e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5–251.
註釋5：Rosalind E. Krauss, The Originality of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5), 48.
註釋6：Nur Sevencan, ‘Non-Western Art in the Museum: Appreciation or Appropriation?’ Medium, 2016. (Visited on 6 March 2023)
註釋7：Daniela Bleichmar, ‘The Cabinet and the World: Non-European Objects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ll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s, 33:3, (2021), 436.
註釋8：‘Cultural Appreciation or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 Zine on Culture, Respect, Allyship, and Racism)’. unknown author published in Olympia, Washington, 2011.
註釋9：Scott Nethersole, ‘The Value of Contrast: “Beyond Compare” at the Bode Museum’. World Art, 9:3, 355-356.
註釋10：Amy Woodson-Boulton, ‘Beyond Compare: Art from Africa in the Bode Museum exhibition Review’.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Review, 23 May 2019. (Visited on 7 Mar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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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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