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
文化部

博物之島 MUSEUMS 博物之島 MUSEUMS

:::

新訊

聚焦行銷與公關角色—變動世界中博物館溝通的轉變
聚焦行銷與公關角色—變動世界中博物館溝通的轉變
作者:張瑜倩(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ICOM MPR 2019-2022理事兼秘書長)、辛治寧(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組長/ICOM MPR 2019-2022理事)   本次國際博物館協會「行銷與公關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簡稱MPR)年會的主題訂為「變動世界中博物館溝通的轉變」(Transforming Museum Communic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呼應今年ICOM京都大會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以及博物館定義的修訂和討論,博物館行銷與公關的角色也必須予以適時調整,尤其是確保人類的文化傳統具有未來性的這個關鍵課題上。當我們所處的社區和社群有所改變,身為專業的博物館行銷和公關人員,必須從全球化的宏觀、在地社區(社群)及組織機構內的微觀,重新反思博物館的價值及其溝通的角色。在此架構下,MPR年會以三個子題進行研討,分別是「回應全球議題」(Responding to Global Issues)、「重新定義行銷與公關的角色」(Redefining the Role of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在地社群與博物館」(Local Communities and Museums),藉由國際徵稿,收錄來自世界各地約20篇口頭發表論文。 ICOM MPR辛治寧理事的致詞開啟會議   博物館如何讓沒有聲音的人被聽見 在第一個子題「回應全球議題」,發表者從博物館是否中立的反思,觸及社會正義與環境永續等議題;更重要的是,博物館如何讓沒有聲音的人被聽見(Giving the voice to the voiceless)。此外,會議的進行除了發表人分享見解、與會者的積極提問和討論也讓MPR成為經驗分享的平台。阿根廷講者的發表引發在座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提供更多案例和相關議題,例如同志議題在哥斯大黎加、墨西哥、阿根廷這些天主教國家的進程,以及博物館在這中間所扮演的角色,與會者除了分享自身經驗,也透過他人的反饋更深入地思考這些議題,這都是相當可貴的共創過程。   重新定義博物館行銷與公關的角色 ICOM MPR張瑜倩理事兼秘書長擔任子題「重新定義行銷與公關的角色」主持人   第二個子題「重新定義行銷與公關的角色」上,談論的議題十分多元,包括:外國觀眾造訪博物館的參觀經驗;在AI發展之際,博物館如何發展行銷策略,以期能永續經營;地方的歷史博物館如何成為因應失業率,保持自由及人權的場所,尤其博物館如何以參與方式和大眾溝通?此外,在社會分裂時,博物館應扮演何種角色等。國立歷史博物館辛治寧組長及廖新田館長也分享了閉館整建期間,行銷溝通上的挑戰和因應。 國立歷史博物館辛治寧組長及廖新田館長分享閉館整建期間,行銷溝通上的挑戰和因應   博物館與在地社群的互動 第三個子題「在地社群與博物館」的發表者,分別以不同案例實徵博物館與在地社群的互動,包括法國講者分享更新中的國立航太博物館如何試圖藉由博物館擴增「大巴黎」(Grand Paris)的區域角色;英國講者介紹威爾斯國立博物館如何藉由「人民收藏計畫」(People’s collection Wales)建立博物館成為文化樞紐;義大利講者的海事博物館個案以創新的展示增進觀眾參與;巴西講者例舉民俗博物館的在地行銷策略;墨西哥講者服務的「施捨之家博物館」(Casa del Mendrugo Museum)從傳統文化中創造Chuchita角色,代言博物館進行社會網絡的互動等。   MPR2020年會預計明年9月21-25日在德國卡塞爾(Kassel)及柏林(Berlin)舉辦,並由新任主席Matthias Henkel博士,及理事Peter Stohler(卡塞爾格林世界Grimm World Kassel館長兼策展人)共同主辦,年會主題訂為「敘事:長話短說」(Narratives. Long Story Short),歡迎臺灣博物館同好屆時參與盛會。 MPR2020年會預計明年9月21-25日在德國卡塞爾(Kassel)及柏林(Berlin)舉辦
2020/01/17
為什麼歷史上少有偉大的女科學家?博物館挑戰性別刻板印象
為什麼歷史上少有偉大的女科學家?博物館挑戰性別刻板印象
作者∕攝影:葉家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為什麼歷史上少有偉大的「女」科學家、工程師、建築師、發明家?這是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於2019年推出「設計我們的世界—科技性別化創新」特展的提問。展覽如何再現被歷史所忽略的女性科學家的角色與貢獻,並挑戰性別刻板印象,也開始受到博物館的關注。 「蒙塵微光」展區介紹了科學史、醫療史上被忽略的女性工作者   「設計我們的世界」特展以六幕劇場式展示手法,介紹從中世紀到21世紀的女性科學家,引領觀眾思考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下,女性如何破除萬難,發展自身對科學的興趣與成就。展覽也提出許多問題思考性別與科技問題,並指出無論科學與醫療都應試著透過性別分析工具,從性別的角度思考設計與發明。搭配該展,博物館還邀請美國「Matheatre」雙人表演劇團演出居禮夫人音樂劇,透過幽默的劇情與動聽的音樂,描述居禮夫人如何克服性別歧視的環境,成為偉大科學家的故事。  美國「Matheatre」雙人表演劇團演出居禮夫人音樂劇(陳佳利攝影)    2019年ICOM京都大會,CECA(國際博物館教育與文化行動委員會)年度博物館教育卓越實踐獎項(Best Practice Award)中,來自巴西生物中心歷史博物館的館員,Adrian Mortara Almeida也分享了「科學中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計畫。 該計畫源自1981年,巴西生物中心歷史博物館舉辦關於醫療與科學史展覽,但是內容卻沒有包含任何女性科學家的案例,促使館員思考如何透過展覽進行改變。首先,該館於2017年舉辦「追蹤女性科學家」展覽,讓民眾透過不同線索與物件去解謎,辨認出這些物件是由哪一位科學家所使用。除此之外,博物館也在網路平台與民眾互動,提出不同問題,例如:你想成為哪一種女性科學家? 巴西生物中心歷史博物館以遊戲的方式舉辦「追蹤女性科學家」展覽   2019年,館方展示在巴西生物中心工作的女性,他們可能是科學家、繪圖師或教育工作人員。館方也在網路上建立了「女性科學家在哪裡工作?」的地圖,標注了不同國家、時代的女性科學家,期望帶給觀眾不一樣的觀點,並讓女性走進科學史的書寫中。 「女性科學家在哪裡工作?」計畫,於網路平台展示女性科學家分布於世界的地圖
2020/01/15
當今博物館面對什麼樣的課題?讓各領域專家告訴你
當今博物館面對什麼樣的課題?讓各領域專家告訴你
作者:戴秉儒(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大會於2019年9月在日本京都舉行,以「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為題,探討博物館如何以傳統為基底以開創未來之多元可能。大會在議程中安排三場次的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分別邀請了日本建築師隈研吾、巴西紀實攝影師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及中國藝術家蔡國強,從不同面向反思當今博物館所要面對的課題為何? 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認為,對當今博物館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它必須與在地社群與環境產生連結,他將博物館比喻為自家的客廳,而他的工作則是重新創造這樣讓人感到舒心的空間,同時也貫徹「負建築」的核心思想:建築必須與在地產生連結,尊重建築體本身座落的環境而非支配它們。此外,隈研吾也表示博物館非一空降的產物,而是要回歸到原本所處的環境:使用在地建材、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聘雇當地的建築工,以創造當地經濟繁榮的景況。 隈研吾以「森林時代」為題,探討博物館與環境該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劉德祥攝影)   來自巴西的薩爾加多則以另外一視角切入,身為紀實攝影師的他涉足超過100個國家,近幾年則將鏡頭轉向亞馬遜雨林,拍攝雨林現況及當地部落,期許透過攝影這樣的媒介來呼籲大眾關注我們所處的世界。而薩爾加多也肯定博物館的量能,希望能透過博物館的展示將議題傳遞給大眾,進而產生後續的實際行動。同時他表示博物館也應該回過頭去思考且尊重「傳統」的重要性,因為沒有前人的知識積累,我們便沒有辦法建造未來。 薩爾加多以「巴西亞馬遜叢林」為題,希望透過博物館展示將議題傳遞給大眾,進而產生後續的實際行動。(劉德祥攝影)   最後中國藝術家蔡國強以自身近幾年來與美術館合作的經歷,探討當代藝術如何讓傳統不只活在過去,也與今日發生關係,帶出美術館作為一教育場域所擁有的潛能。他表示古代與當代兩股力量交錯,彼此吸引又互相排斥,如何讓當代藝術的元素激發傳統意義上的文物成為藝術,並啟發觀眾的多元視野,進入不同的層面,是當今美術館所要面對的課題。 蔡國強以「我的美術館春秋」為題,探討當代藝術如何讓傳統與今日發生關係?(劉德祥攝影)   本次主題演講跨出博物館領域,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就自身的經歷與博物館來回參照,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探討博物館如何銜接傳統與未來,扮演當代的溝通介面,帶領與會者重新思考,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可以怎麼做好迎接未來的準備。
2020/01/10
傳統作為抗衡全球化的武器—服裝博物館迎向未來
傳統作為抗衡全球化的武器—服裝博物館迎向未來
作者:劉又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國際服裝博物館與收藏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Costume, COSTUME)為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轄下的專業委員會,關注博物館典藏展示的服裝文物之歷史、時尚、材料、樣式及其文化意涵,並致力於蒐藏、保存、研究服裝,以及與服裝有關的技術交流。 本次京都大會期間,COSTUME委員會上發表了超過30篇論文,呼應年會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各發表人透過服裝相關的專業博物館、展覽、物件等經驗分享,探討服裝博物館在傳統與現在,乃至於未來,其作為文化樞紐所象徵的意義、功能及任務。會議上探討的議題大致分類為五點:傳統與歷史的保存研究、傳統技藝與「慢時尚」風潮的應用關聯、傳統與時尚的流用及轉變、服裝與文化認同之建構、跨文化合作與在地觀點之導入。上述議題除有直接呼應大會主題、探討傳統與時尚之間的挪用者,更有將討論視角延伸至服裝與認同形塑之關係、跨區域、跨文化、在地觀點的重視等當前博物館遭遇的情境。 西蒙奇(Katarina Nina Simoničič)在《傳統與當代時尚之間的協同作用》(Synergy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Fashion)中,以克羅埃西亞與日本對傳統服飾的態度差異開場,透過博物館與學院合作的服裝設計課程,將傳統服飾賦予時尚形象,激起克羅埃西亞民族對自我傳統文化的認同,一如日本對傳統和服、浴衣的重視。 和服、浴衣為日本傳統服裝,是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並塑造日本的文化認同。(林怡瑄攝影)   此外,對於當前全球化下高同質化、高變動性的潮流,博物館試圖思考文化多樣性及差異性的實踐,衍生出以傳統、在地技藝作為抗衡全球化的武器。有別於服裝的全球化體現在ZARA、H&M、UNIQLO和GU等跨國際平價服裝品牌,追求快速消費、便宜簡便等「快時尚」特質,「慢時尚」強調環境、交易公平性及尊重差異。因此,慢時尚轉而注意傳統編織工藝、傳統或在地織品等非時尚主流的元素,利用傳統工藝、材料、藝術家及其背後文化意涵,抵擋全球化帶來的同質性並建構地方獨特性。 阿斯利˙薩瑪多娃(Asli Samadova)介紹「女人之聲:高加索地區的傳統、時尚及優雅」特展,研究頭巾的演變史,如何從傳統服飾發展成當代時尚配件與國家驕傲。(劉又瑜攝影)   世界各地的服裝博物館專業人士在本次會議上,藉由博物館經營及交流、展覽策劃、展品物件的研究與應用等偏向實務的經驗分享,討論博物館如何作為一個文化中心及溝通平台。利用博物館裡研究典藏的「傳統元素」,為博物館的未來、文化的未來找到發展方向,建立文化自主性及獨特性。
2020/01/08
英國V&A博物館用快速蒐藏回應反抗滅絕XR運動
英國V&A博物館用快速蒐藏回應反抗滅絕XR運動
作者:戴映萱(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藝術策展碩士、藝文工作者) 2014年,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V&A)推出「抵抗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覽,展出歷史上重大社會運動所使用的「物件」,包括書盾牌、繪有抗爭標語的看板,以及運動的廣告文宣。當時香港的雨傘運動也在此拉長戰線,展品跟隨運動的發展而有所增加,許多展出物件皆在展後被納入館內新興的「快速回應蒐藏計畫」(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 programme) 「快速回應蒐藏」是博物館近廿年的發展新趨勢,利用收集當代物件,陳述並回應重要的社會議題與事件。2019年7月,V&A博物館宣布將「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簡稱XR)運動物件納入典藏並於近期在館內展出,記錄這場以正視氣候危機為訴求,在全球遍地響應的佔領抗爭運動。該運動源自2018年末一份上百位學者簽署的文件,其訴求在倫敦吸引上千人聚集,其後便快速擴大至全球59個國家,他們以各種不合作運動響應XR,以佔領博物館、阻礙交通的行動,要求政府與企業正視氣候和生態危機。 「反抗滅絕」運動源自 2018 年末一份上百位學者簽署的文件,他們以各種不合作運動響應,要求政府與企業 正視氣候和生態危機。   這次進入V&A館藏的物件,包括組織發行的第一本手冊、旗子、色彩鮮豔帶有標語「說出真相」、「為生命反抗」和「超越政治」的印刷文宣、組織所設計的抗爭視覺方針等。這些物件反映視覺設計是XR運動的關鍵,一套明確的設計原則,確保了示威運動能立即被辨識出來,在世界各地發揮最大的影響力。結合頭骨與骨骼圖像,XR的主視覺表達了希望,同時強調運動失敗將為生態帶來的嚴重後果。V&A博物館快速回應氣候危機,記錄此時此刻人們在各地的發聲,正視氣候危機與生態議題的急迫性。正當亞馬遜雨林持續燃燒、西伯利亞森林陷入野火浩劫、冰島古老冰川逝去,我們豈能輕易將目光移開? 色彩鮮豔帶有標語「說出真相」、「為生命反抗」和「超越政治」的印刷文宣,視覺設計是XR運動的關鍵,確保示威運動能立即被辨識出來,在世界各地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2020/01/03
來場北愛爾蘭《冰與火之歌》巡禮—博物館結合影視觀光成為新顯學
來場北愛爾蘭《冰與火之歌》巡禮—博物館結合影視觀光成為新顯學
作者:張議軒(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在2019年4月終於迎來第八季完結篇,這部以美國作家喬治·R·R·馬丁的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系列為基礎改編的奇幻史詩劇,結合中古歷史劇與奇幻冒險的元素,透過七大王國與九大家族間的愛恨權謀,將人性刻畫地入木三分,是目前全球討論度最高的影集之一,也是有史以來單一戲劇類獲得最多艾美獎的作品。現在就讓我們一探這虛構的奇幻故事如何與博物館結合,發揮影視觀光的神奇魔力!   愛爾蘭旅遊局以及位於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阿爾斯特博物館」(Ulster Museum)看準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龐大的影迷效應與觀光商機,與HBO合作,透過文物刺繡展、巡迴全球的道具展、大型鐵王座的尋寶活動帶動話題熱度,更開放位於北愛爾蘭的拍攝片場,如位在瓦德城堡(Castle Ward)的「第一道防線」臨冬城(Winterfell)、座落於瑪格爾摩(Magheramorne)的黑城堡、「奔流城圍攻戰役」的柯比特(Corbet)湖畔等,邀請影迷到當地來場聖地巡禮,深度體驗北愛爾蘭的人文風景。在推出該合作計畫的一年內,吸引了超過十三萬人次入館參觀。 瓦德城堡(Castle Ward)是臨冬城的取景地(Photo by K. Mitch Hodge on Unsplash)   這樣的構想來自HBO授權與銷售副總裁Jeff Peters,以及同為主題策展人的Robin Stapley。Jeff Peters表示:「我們很興奮能向觀眾開放拍攝場景,這不僅拉近影迷與我們的距離,更是好好表揚我們辛勤製作道具、勘查場景的幕後人員的盛大展演!我們等不及讓大家深刻的感受北愛爾蘭的美麗文化。」對博物館方而言,因文創機構的營運邏輯與博物館存在著差異,在合作上可能面臨諸多風險,幸運的是,在這次的合作案中,雙方找到了彼此的共同點,像是熱情、創新思維、共同驅動力等,順利克服了溝通與合作上的挑戰。   將影視與觀光結合的文創案例在全球已成為顯學,由於觀光為一種符號產業,阿爾斯特博物館與片商、織品工廠合作,將影集的道具和物件搬到觀眾眼前,讓影迷帶著劇中的想像踏入博物館及各大拍攝景點一探究竟。透過影劇作品的虛擬性(virtuality)與觀光的俱身(embodiment)相結合,這些被館方「製作」出來的展品與景點,經由符號化的過程進到遊客的心中。影集成為博物館、旅遊局及遊客之間的中介嚮導,例如本次在博物館中展出的冰與火之歌壁畫刺繡,搭配影集中氣勢磅礡的配樂,對影迷而言是一種觀光實踐,彷彿是在博物館與他們所喜愛的角色久別重逢,也讓當地的文化遺產在劇情的催化之下,重新賦予生命力與建構詮釋的視角,這種身歷其境的體驗是影視觀光的魔力所在! 鄧路斯城堡(Dunluce Castle)是葛雷喬伊家族(House Greyjoy)派克城(Pyke)的取景地(Photo by K. Mitch Hodge on Unsplash)
2020/01/02

專文

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
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
作者:柯秀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改變,為何如此困難? 2019年全球博物館界最沸騰的新聞,莫過於國際博物館協會(以下簡稱ICOM)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新定義提案開宗明義提及的民主過程「多元聲音」(polyphonic),還沒走出ICOM的大門,內部開始忙著兀自演奏起來,是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自上個世紀60年代起,博物館界就已陸續提出如何呼應時代需求與發展特性,幾十年後,出現很多不同類型、新型態的博物館,有的訴求自主意識覺醒,如性別、勞工、移民等博物館;也有市場邏輯導向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媒體與城市行銷寵兒,例如知名的古根漢美術館;也出現結合跨國合作,例如阿布達比羅浮宮;更有呈現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企圖對當代全球化議題提出新的洞見,例如柏林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面對社會重大議題,博物館也使出絕招,快速回應蒐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快速回應展覽(rapid response exhibits),成為博物館即時回應當下社會的實際行動,這些早已在博物館界為眾人所知。那麼,為何博物館新定義的改變會如此困難? 2019年9月7日在京都舉行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現場高達70.41%的投票表決延遲該議案(吳淑英攝影)   「多元聲音」來自何方? 為了能廣招博物館界參與新定義提案,ICOM組成專業特定小組「博物館定義、前景與潛力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以下簡稱MDDP),由丹麥的博物館資深策展人桑達爾(Jette Sandahl)主持,針對博物館轉型展開調查、研究與舉辦論壇,希望藉此深入了解博物館界對於新時代的想法與訴求。國際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以下簡稱ICOFOM)也在2017年舉辦研討會,邀請博物館界的專家、研究員與政策制定者,從博物館的社會角色思考新世紀博物館的定義。ICOM更進一步從2019年1月起,向全球徵求會員代表提出新定義,至截止日期為止,共徵得269條提案,並於7月份公開新定義提案內容。 MDDP主席桑達爾說明博物館新定義工作進度(劉德祥攝影)   看似公開、民主與專業化研究的準備,在2019年9月份正式會議舉行之前,內部已經產生歧異。The Art Newspaper在8月中報導,ICOM內部資深理事,特別是法國代表,反應相當強烈,認為新提案的內容太過「政治化」且「意識形態」濃厚,同時也提到MDDP所提的新定義,不是來自這些論壇、研究與提案的彙整結果,而是主持人桑達爾主導的內容,並沒有採納與考量過去兩年的調查與會議討論。為了檢視這一情形,筆者試圖從現有提案與新提案的關鍵概念,對比ICOM於2019年公開徵求而來的269份提案,進行計量分析。 我們把全球劃分成9個區塊:歐洲、西亞、非洲、中亞+南亞、東亞+東南亞、北美、中美、南美與大洋洲等區塊,分別統計參與公開提案的數量分布情形。統計結果顯示: 「多元聲音」以及掌握博物館新世紀的定義,還是來自博物館的發源地歐洲,共提案116條(43.1%),發言比例最高,參與提案的地區以歐洲與美洲(北美、中美與南美)最為積極,兩大洲共提208條,佔77.3%。幅員遼闊且人數最多的亞洲(包含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與西亞),參與新提案的數量相當稀少,總提案數為39條,佔全體比例僅14.5%。   有趣的是ICOM本屆大會主辦國日本提案數最多也才5條,擁有龐大博物館數量的中國也只提4案,我們台灣只有一案,韓國在公開徵件中,完全不見蹤影。看來亞洲就國際發聲部分,屬於相對沉默的一群。 那麼,MDDP的新定義主張,是否真的如媒體報導所言「由內部自己擬定」?ICOFOM在2017年發起了博物館定義的學術辯論,並邀請博物館學家、專業人士和決策者參加在世界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他們蒐集500人參加、共有60多份書面文稿和座談會綜合報告的資料,進行5大類別的分類與分析。結果發現,社會角色(social role)∕共融(inclusion)∕參與(participation)是資料裡頭數量最多的,而且巴黎與里約的座談會比重最高。這份報告由Brown與Mairesse在2018年提出,看來MDDP的新定義主張,並非完全是內部自己擬定,還是有參照依據。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積極參與專業座談會,仍以歐洲與南美博物館人行動力最強;換句話說,整個博物館定義的話語權與主導權,還是以歐美視野為主。 說明:表格資料來自Brown & Mairesse(2018)   博物館人的疑慮是什麼? 我們對比新、舊兩個定義內容,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定位轉向:博物館從具體的「機構」(institution),徹底轉變成抽象的、哲學式的「空間」(space)概念。這會立刻衝擊到一些國家的文化政策及博物館法修正的問題,例如日本。此外,如果民主化、平等與人性尊嚴成為博物館定義(定位)後,對於擁有殖民時期從其他國家取得珍貴文物的博物館,立場就尷尬了,涉及到文物返還的議題,例如羅浮宮。引起眾多博物館人疑慮的落點在「教育」部分,新定義以批判對話與參與取代了傳統的博物館教育職能,將會帶給博物館很大的危機,因為很多國家給予博物館經費補助,是因為博物館肩負公眾教育的職能,新定義忽略這個現實面需求,會動搖博物館取得政府經費的合法性,例如德國。綜觀上述現實面的難題,可以理解為什麼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加拿大與俄羅斯等國家,於2019年京都大會主張延期討論及表決新定義,認為有必要深入了解各國的情形。 2019年9月7日各國及各專業委員會代表針對新定義提案發言(吳淑英攝影)   越來越多博物館人質疑博物館過去所抱持的「中立」立場,傳統博物館定義避免涉及探討文物擁有的合法性、文物詮釋權、歷史敘述權、性別平等訴求及博物館資金來源正當性等爭議。然而當執政者更替、社會動盪劇烈,博物館是為何而存在的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新的改革派者提出疑問:只有保存、研究與展示過去的歷史,能否真的有助於理解現在?甚至能看向未來?   因此,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是:我們對於博物館定義的思維模式是否要改變?如同瑞士學者Schärer所提:「我們是需要一個全球性定義,還是需要一系列與各種文化相適應的區域性定義?」普世性通則的博物館定義是否還適用於21世紀的環境?俄羅斯學者Truevtseva對於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也提出中肯的建議,如果把博物館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那麼就要界定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博物館概念,和以功能論為基礎的操作性概念。認識論為基礎的定義模式,並不適用在官方文件,特別是規範性法律文件。   東亞觀點是什麼?台灣的立場又是什麼? 2019年的大會主辦國日本對新定義表達的立場,維持一貫的低調,與原來博物館傳統定義差距不大。日方對於新定義抱持保留的態度,或許是因為日、法兩國博物館模式有深厚的淵源,而且近9年來日本博物館界積極重返世界舞台,側重建立國際博物館網絡,目前為止並無表露鮮明的立場。中國這次所提的4個提案,除了一條指出博物館是種「社會現象」之外,其餘三條仍然是依循傳統定義,無大幅度更動。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同樣也是在國際博物館界相當活躍且積極發展全球網絡關係的韓國,在ICOM公開徵件中是零提案,不過韓國ICOM副主席Chang In-kyung則在ICOM《博物館尋求改變》(Seeking Change: A new museum definition)系列短片裡很清楚地表達「改變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她認為如果博物館再繼續維持現狀,將會失去大量重塑自己的機會。此外,博物館定義的重點應該是思考「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博物館」(what we are)而不是強調「博物館的功能」(what we do)。 (插入影片https://youtu.be/B0TG8uer9TM)   台灣這次僅提一條:   博物館是一處靈巧的學習中心,其中的典藏和物件與生活真實連結,而非如典藏庫般,讓公眾被動地觀看。(A museum is a smart learning centre where collections and objects truly fit into people’s lives, rather than one of being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ons for passive viewing by visitors.)   此定義去除舊定義裡,機構的永久性與非營利特質,的確跟日本與中國博物館界所提的定義有明顯不同、具備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巧妙閃避了社會共融、環境永續及機構敘事的透明度這類爭議的省思。當前我們正面對新住民、性別平權訴求、氣候變遷與歷史文化的再敘事,博物館如何開創新的局面、走出自己的格局,是台灣博物館界迎向新階段的重要任務。   參考資料: 【Artnet】Brown, Kate (2019). Are Art Institutions Becoming Too ‘Ideological’? A Debate Breaks Ou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Over Politics in the Galleries 【Artouch】黃心蓉(2019)。從繆思到傑努斯?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 【Hyperallergic Media】Small, Zachary (2019). A New Definition of “Museum” Sparks International Debate 【ICOM】Creating the new museum definition: over 250 proposals to check out! 【ICOM】Sandahl, Jette (2017). The Challenge of Revising the Museum Definition 【Time】Haynes, Suyin (2019). Why a Plan to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Museum’ is Stirring Up Controversy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王舒俐(2016)。展覽作為一種社會介入: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Washington Examiner】Wecker, Menachem (2019). A museum to the present 【博物館學季刊】陳佳利、城菁汝譯、Sandell, R.原著(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與抗拒 【博物之島國內外資訊】陳國寧(2018)。博物館的定義:從21世紀博物館的社會現象反思 Brown, Karen & Mairesse, François (2018). “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eum through its social role.”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61(4), 7-9. Schärer, Martin R(2017)。博物館新定義―社會轉變及全新博物館學語境下的博物館道德規範與角色(A New Museum Definition: Ethical Approaches and Roles of a Museum in a Changing Society and in a New Museological Context)。《博物院》,6:13 Truevtseva(2017)。博物館―術語的操作性概念(Museum: Operational Concept of the Term)。《博物院》,6:27-32 陳佳利(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台大出版中心 文章首圖圖說補充連結:ICOM京都大會官網
2020/01/20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記憶與行動之間: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
作者:林琮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本文根據Jennifer Carter教授演講整理撰寫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人權與博物館委員會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邀請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博物館學程主任Jennifer Carter教授,於2019年10月22日至國家人權博物館,以美洲人權博物館為案例,分享人權與博物館交會的實踐發展可能性。 Jennifer Carter分享人權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林琮穎攝)   人權概念的移轉與人權博物館的詮釋策略 自1948年聯合國制定世界人權宣言後,Moyn以人權史學觀點提出人權概念出現三波浪潮:包括1940年代的國家福利主義模式、1960至1970年代的反殖民模式,及1970年代特別關注預防人權暴行與侵害事件重演的人權「人道主義模式」(humanitarian paradigm)。另一方面,Newmann與Thompson指出相較於1940年代強調懲罰加害者的報復式(retributive)正義,1990年代起,則是關注受害者的修復式(reparative)正義,協助受害者伸張正義,並向大眾承認過去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   在人權概念移轉的同時,博物館在人權議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受到重視。當代人權博物館主要有四種展覽的詮釋策略,包括:類比式(analogical)、藝術式(artistic)、紀錄式(documentary)、隱喻式(metaphorical)。而上述四種策略並非壁壘分明,在詮釋人權議題時,更常採用複合式策略,提供觀眾多元的參觀視角。   無數故事、無數旅程: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於2014年開幕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位於曼尼托巴省溫尼伯市,其使命為探究加拿大國內及國際性的人權議題,進而提升大眾對人權概念的理解,增進對他人的尊重,並鼓勵大眾反思與對話。作為議題式博物館(issues museum),該館規劃11個常設展廳與多個特展,主題式展示20至21世紀國內外的人權侵害事件,以及捍衛人權的行動。   其中,全館規模最大的展廳名為「加拿大之旅」(Canadian Journeys),又分為18個子題,回顧加拿大歷史進程中的人權議題,包括:魁北克解放陣線、移民移工、加拿大華人人頭稅、遭失蹤與謀殺的原住民女性、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體系、因紐特人處境等,透過物件、藝術作品、互動科技等展示手法,使觀眾得以窺見加拿大過去至當代旅程中的黑暗篇章,並共同為人權工作努力。 加拿大之旅展廳(陳佳利攝)   後獨裁社會的療傷與復原路上: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 經歷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的流血政變事件,以及接續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與無數人權侵害事件,智利在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建議下,於首都聖地牙哥成立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希望透過博物館的紀念與紀錄功能,揭露獨裁政權下系統性的人權暴行,並提升大眾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確保此類犯行不再發生。 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來源:Tim Adams CC BY 2.0)   美學在該館規劃也佔有一席之地,並呈現在其建築的表現上。在觀眾抵達博物館時,需經過低於地面的紀念廣場,此廣場不僅是戶外展覽場地,更是大眾聚會的公共空間。而博物館建築於公共的紀念廣場之上,訴說著智利的民主社會正在重建。博物館外牆以玻璃與智利盛產的銅打造,博物館於日、夜分別呈現半透明及完全透明的樣貌,象徵博物館致力揭露過去所隱藏的困難歷史。 該館的紀念相片牆中,空白相框意指社會的復原仍為現在進行式(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以檔案及類比手法見證獨裁政權的暴行:兩個巴拉圭人權博物館案例 巴拉圭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Jennifer Carter攝)   巴拉圭於1954至1989年,經歷史托斯納爾(Alfredo Stroessner)獨裁政權,博物館以兩種不同的展示手法呈現該時期人權侵害事件歷史。首先,位於首都亞松森國家法院的司法博物館暨文獻中心和捍衛人權檔案館(Museo de la Justicia,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y Archivo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保存大量的巴拉圭恐怖時期檔案,致力於將直指人權暴行的證據公諸於世。 透過展示櫃呈現人權暴行的檔案(Jennifer Carter攝)   其次,於亞松森前審訊與居留囚犯中心所設立的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Museo de las Memorias: Dictadura y Derechos Humanos),該館基於場所特殊性,以類比式的手法,呈現酷刑室、押房等場景重建,並邀請政治犯參與紀念活動,希冀修補、療癒人權侵害的種種錯誤。 巴拉圭獨裁與人權記憶博物館透過類比(analogical)展示手法,重建酷刑室場景(來源: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脆弱社會中的隱喻展示:哥倫比亞國家記憶博物館 過去五十年來,哥倫比亞持續嚴峻的武裝暴力衝突,以及毒品走私等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預計在首都波哥大建立國家記憶博物館(Museo de Memoria de Colombia)。籌備團隊在2018年的巡迴展中,以水、人、土地三大元素為展示主題,隱喻武裝暴力衝突上複雜的交互關係,呈現了當時針對常設展的策劃概念,並試圖回應國內所面臨的困難議題,促使脆弱社會中的大眾邁向復原之路。   結論:當代社會中的人權博物館角色 上述的人權博物館在展示策略上,反映了人權博物館在當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總結包括以下六點: 建立受害者與其家庭得以發聲,並提出補償需求的平台,同時藉此分享知識與資訊。 保存文件、檔案等藏品,作為人權侵害事件的見證。 協助成立賦權受害者與人權行動主義社群的網絡。 提供大眾相關檔案、文件的近用權,使個人或社會集體挖掘過往真相。 重新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歷史論述。 強化各個國家或城市邁向民主進程中的政策。 總言之,人權博物館一方面記錄人權侵害的歷史事件,一方面鼓勵觀眾採取捍衛人權的行動,持續發揮博物館於人權議題的影響力。
2020/01/14
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II)生態博物館是一種動態的文資管理模式
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II)生態博物館是一種動態的文資管理模式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從第一篇專文中,我們探討了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導致了文資管理通常集中在少數的專業人士手中,忽略公眾才是文資真正的使用者與擁有者。第二篇專文將接續討論,什麼樣的管理模式可以讓公眾成為文資的管理者?最先出現在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將改變你我對文資管理的想像!   根植於生態博物館的文資管理思維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8年的六八運動1肯定有影響),人們與其伴隨而生的文資之間,出現了明確且有意識的轉變。對於博物館和文資部門來說,1971年是至關重要的一年,當時在法國勒克勒佐(Le Creusot)與蒙索萊米納(Montceau-les-Mines)等城鎮周遭約500平方公里的區域,世界上第一間生態博物館誕生於此。在過去,當地的施耐德(Schneider)家族在此建有工業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二戰後施耐德家族遭到指控與納粹政權同流合汙,家族因而決定將事業營運重心遷至巴黎,並對經營地方事業失去興趣,連帶對地方經濟造成影響。當地的工廠開始凋零,逾十五萬地方民眾失去工作。為解決上述難題,基於當時的法國區域發展政策,博物館學者Varine、Riviere與Evrard等人提議將「人類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設置在此,藉以振興地方經濟,更重要的是協助當地民眾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開創新的開發可能。施耐德家族建於18世紀的古堡成為博物館的中心,裡頭鉅細靡遺地呈現該區的歷史發展與重要特色、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創作的工業與藝術產品。 在上述安排下,古城被定義為學習與探索整個地區文資的起點,區域內其他地方則開發出某種片段式的博物館,這些片段或破碎的博物館意味著當地民眾在地景中辨識出某些珍貴的元素,而任何有形/無形觀點則在當下進行處理與詮釋,原址即是博物館的所在地,毋須將其移至博物館主建築。 上述作法促成了某項重要的理論與實務突破,將重點從聚焦於博物館本身與館藏,移至整個博物館所涵蓋的地區,另外將雇用的博物館/文資專業人士數量降到最低的做法,則將博物館視為整個過程的催化劑,博物館本身僅負責最具難度的技術性工作(跨領域研究、歸檔造冊、辦理大型活動、代表博物館與官方單位爭取利益等)。1973年,當博物館大功告成後,此案例被發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國際期刊,對博物館典藏的大膽定義,在博物館界享譽盛名,主張在預先定義的社群範圍內,任何物件無論可移動或不可移動,理論上皆是博物館的一部分。它向世人提出某種地方社群的文化所有權,認為這和法律上的所有權毫無關係。博物館的觀眾,同時也是使用者,亦是用同樣觀點看待,其認為博物館的群眾乃是由整體社群所組成,每個住在博物館定義下所存在的地區的個人,都被視為博物館的積極使用者,既是訪客也是管理人。就幾個特點來說,人類與工業博物館與當時的任一博物館截然不同,不僅就前述關於合作、地區與使用者等層面來說,博物館內的關係以及和博物館工作相關組織的關係亦同。若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乃是70年代早期,至此某一理論與實務上至關重要的轉變開始出現,從僅僅專注於博物館建築本身的範圍內、僅在定義嚴謹且清晰明確的框架下運作,轉為在所定義的區域內全面性詮釋文資,其中主要以散落式博物館的概念為主,並由地方民眾所領導。 若將上述內容做個小結,生態博物館難以在實務上輕易在其他地區重製,而是針對文資的理想觀點,我們堅信,生態博物館的模式能夠應用於涵蓋全面性文資的概念,並迫切地需要區域化。換句話說,此一概念足以成功運用於截然不同的文化多元性,以及涵蓋文資(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不同價值與意義,這不僅能超越傳統的博物館形式,更優於歐洲中心的文資管理(由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因此得以成為一種更具參與性的典範,讓我們得以嘗試定義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生態博物館=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關於生態博物館最容易理解的定義,來自René Rivard建立的比喻,他將截至目前為止的傳統博物館視為:建築+館藏+專家+訪客的組合,而生態博物館則包含了地區+文資+記憶+人口。 1985年,已逝的加拿大博物館學家P. Mayrand注意到,生態博物館乃是一個社群的集體工作坊,其範圍涵蓋整個地區,且附近民眾完全把它當成自己的。法國人André Desvallees在1987年提到,由於生態博物館涵蓋了時間、空間與對於當地社群的反思,必須是一所關於身分的博物館,同時生態博物館是專屬於所在區域的博物館,前面的生態兩字象徵著博物館所在地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重要性。 Mark Watson在1992年發表,日後出版於工業考古學百科的定義中,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某個讓當地人口得以藉由其所包含的建築、生態學、地理學,以及所收藏的文件與口述歷史,辨別自身身分的計畫,讓這些研究不限於受過教育的專家學者。 Davis在主要用於辨別生態博物館有哪些基本要件的嘗試中,得到以下結論:「每個生態博物館似乎都具備其中一項特質,便是對其所代表的地區感到驕傲…生態博物館試著要捕捉地方的精神,在我看來這也正是它顯得特別的原因。」2004年5月,在成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30餘年後,過往的參與者在義大利特倫特「長期網絡:生態博物館與歐洲」(Long Term Networking: Ecomuseums and Europe)工作坊上,提出了成立生態博物館歐洲網絡的想法,並藉由以下宣言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一種動態的做法,社群得以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藉此保存、詮釋並管理文資。生態博物館必須奠基於社群認可之上。」相較於其他既有定義,上述看法的重要價值除了簡短有力、容易理解,也點出了將文資主要運用於地方發展的想法。至此,我們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生態博物館與先前討論的理想文資管理基礎概念,兩者之間的相似性,而文資管理最需克服的問題之一,便是文資不和諧所帶來的挑戰。 除此之外,前述對於生態博物館的描述明確指出,使用者(社群/民眾)不能僅是扮演被動角色,生態博物館從初始起,在整個存在的過程中,仰賴當地社群的參與和主動介入,藉此與主流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恰成對比。為了完整詮釋人與所處自然環境之間的自然狀態,生態博物館不僅超越了傳統利用文化與自然領域的界線,對文資作出區隔,亦在自然形塑卻又是人為打造的地景上,提出了概念性的感知觀點。 就此層面而言,生態博物館著實屬於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賦予文資管理一詞截然不同的意義。據此,生態博物館或許便是最接近定義中所謂「動態文資管理」的模式,讓社群得以引導自身的發展。我們在此並非要透過前述定義,去明確地創造出引人矚目的博物館學概念,主要是強調生態博物館的某些特質,實際上將近四十年前,已預先將文資整體性與其運用的重要性,融入行為與認知的成分(主要是參與式觀點與永續發展)。因此,在思考人/社會之間關係與所處環境時,上世紀70年代誕生於法國的生態博物館可視為某種新型態思考的實現。雖然某些由生態博物館落實的活動可見於早期的機構式作法(如開放式博物館或地方博物館等),生態博物館則具備了明確的特徵,隨之催生了全新以文資為基礎的參與式發展過程,其根據理論與實務層面,探索人與文資之間的關係。   註釋: 六八運動:發生在1960年代中後期,於1968年達到高峰,在法國、西德、義大利、美國等地皆有運動發生,主要是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官僚等抗議活動。   參考資料: Davis, P. (1999).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Ecomuseum. (1992).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industrial 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25. Mayrand, P. (1985). The new museology proclaimed.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0-201. Murtas, D. & Davis, P. (2009). The role of the Ecomuseo dei terrazzamenti e della vite, (Cortemilia, Italy)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Museum & Society. 7, 3(2009), 150-186. Rivard, R. (1985). Ecomuseums in Quebec. Museum International 37, 4(1985), 202–205.  
2019/12/30
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I)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
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I)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
作者: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 編譯:田偲妤、呂繼先 本系列專文「博物館人必知的文資管理知識」,編譯自Darko Babić(ICOM ICTOP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席)2015年發表的文章〈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賦權人民擔任文資管理人之角色〉。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的關係密切,博物館內的典藏經常具備文資身分,更有可能博物館本身就是文資,但什麼樣的事物可以是文資?文資是怎麼被認定的?誰有權力決定文資身分?在當代社會,文資能發揮什麼樣的價值?在第一篇專文中,我們要先來釐清文化資產的本質問題,以及認定過程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在下篇文章開啟討論,生態博物館觀念在此扮演的顛覆性角色,如何徹底改變文資管理的走向。   你有想過文資身分是怎麼來的嗎? 在過去數十年間,我們不僅見證了文化資產概念的擴張(主要以無形文資為主),也思索了文資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希望有更多元且全面的理解。然而我們還是經常發現,文資往往被視為具有相當程度上不辯自明的特質,彷彿其本身有著由內而生且毋庸置疑的價值,因此僅需關心其功能即可。換句話說,關於文資事宜,主要問題僅與其使用,或更精確地說,與文資管理的品質有關,而即便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意,文資管理本身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此我們希望能更進一步,探討文資管理的構成,呈現此一聚合體的各層面,最後爭取更具有社會責任性的文資管理,藉此賦權公眾扮演文資守護者的角色、成為文資管理人。服務於文資領域的每個人都有著雙重角色:我們既是文資專業人士,也是文資使用者,我們的位置帶來特權,此刻卻也因為我們負責管理文資,而希望我們能對文資真正的擁有者「公眾」抱持更具責任感的態度。   文資的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 截至近代為止,我們認知世界和文資時所抱持的歐洲本位與西方態度,讓我們僅將注意力置於物件之上,並將這樣的觀念加諸他人。因此,當我們接觸到文資實際上乃是全然無形這樣的觀念時,我們感到徹底困惑,這絲毫不令人意外。當我們開始藉由非物質性此一概念來檢視我們所處文化的事物(如語言、舞蹈、傳統技藝等)時,某些批判文資領域的研究員,如L. Smith在《文資的用途》(Uses of Heritage)一書中有著像是「事實上,沒有所謂文資這樣的東西」的發言,更加深了我們的疑惑。2003年,P. Howard的著作《文資:管理、詮釋與身分》(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提出了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場,既提出「任何我們希望的東西都可以是文資」,卻又強調「除非我們以文資的角度理解它,否則任何我們所傳承下來的事物都不會成為文資,認知才是一切。」最後,在我們本次對於傳統文資認知的初步探索中,也必須提到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等人的論點。他們認為「文資可以被視為具有雙重性: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換句話說,文資實際上「乃是某種商品,更是一個在諸多區隔的市場上,同時出售的商品。」不巧的是在文資的定義上,其建構更像是對於成功文資管理的關鍵前提,提出的問題恐怕多於解答。 根據批判文資研究運動所提出的當代看法,除非同時具有傳承自過去的部分,以及基於現代偏好而將其認定並歸類為文資的當代創造物,否則文資實際上並不存在。據此,B. Graham、G. J. Ashworth與J. E. Tunbridge認為,我們得以取得某些特定資源,其中之所以會有特定元素被(刻意挑選)轉變為特定商品,目的乃是希望滿足某種高度特定(且始終屬於當代)的需求。既然將資源轉換為消費用產品的過程如此顯而易見,就其觀點而言,文資本身的基礎即是某種商品化的過程。進一步來說,我們有兩種使用與消費文資的形式:一方面是文化或社政層面,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層面,而不管在哪一層面上,文資皆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 就利用文資做為經濟資源而言,最常見的手法相對上廣為人知並顯而易見,亦即主要與推出開發策略(如鄉間或都會區域的再生開發計畫等)及推廣或用於觀光息息相關,這多半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畢竟文資無疑是推動全球觀光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經濟的角度來說,只要文資能夠為期望的目的服務,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等問題自顯得無關緊要,而對於資源永續性走向(幾乎永遠聚焦於物件之上)以及所有權(隨之所衍生的使用權)的討論,一般來說也有相當進步空間,然而當此類文資使用幾乎總是打著造福當地社群的大旗時,上述議題更應該成為討論重點。大致上,上述作法並無任何問題,一般而言皆能在某種層面上造福當地民眾。只是任何全心全意擔起社會責任的文資管理,必須考慮文資使用的另一層面,即是具有重要影響卻往往隱而未顯的社政層面。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文資具有重要性並關心文資?這應該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我們對其所抱持的立場應如何認定,又會如何受到影響?最後,誰才擁有控制權,如何擁有控制權,代表誰擁有控制權,又具有何種目的?在我們將文資管理視為理所當然之前,上述這些是我們必須先提出的問題。   經濟資源之外,文資也是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 除了能夠轉換為或多或少具有商業價值的經濟資源,文資的另一項特質則是能做為一項極具力量的社政資源。藉由刻意運用文資,我們得以創造並影響特定或眾多社群,例如建構或支配權力關係等皆包含在內。上述觀點源自所謂代表性概念(對於特定事物是否為文資的特質),其所認定的文資得以用於維持,甚至在必要時重建全面性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意義。更精確地說,藉由過程中對於特定詮釋的運用,所選定的元素得以轉換為文資。此處有形或無形、事實或虛構並不那麼重要,唯一且至關重要的問題,乃是實際上負責創造文資的,或我們仰仗其負責創造文資的,永遠是一小群文資專業人士。此情況被L. Smith完美地形容為「經過授權的文資對話主導」,意味著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少數依舊定義著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格局大至整個世界,小至特定文化皆然。所幸近來這種行之有年的論點逐漸受到質疑,在批判文資研究中更是如此。在延續上述論點的前提下,為了賦權於人民以扮演自身文資的管理人角色,我們將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生態博物館啟蒙現場,檢視社群參與式文資管理的先行者是怎麼做的。   參考資料: Ashworth, G. J. & Howard. P. (1999). European heritage planning and marketing. Bristol & Wilmington: Intellect Books. Ashworth, G. J.; Graham, B.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Graham, B., Ashworth, G. J & Tunbridge, J. E. (2000).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Howard, P. (2003). Heritage :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Continuum.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19/12/16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博物館藏品只能待在展示櫃嗎?一起打破你我對典藏的迷思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
2019/11/27
誰是真正的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與傳奇歷史對話
誰是真正的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與傳奇歷史對話
作者:江桂珍(國立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兼展覽組長) 展覽是博物館面對公眾的第一線,也是公眾認識博物館的載體,因此透過展覽將藏品與資訊有效的呈現,不僅是博物館獨特的活動也是重要的使命。博物館的角色定位,從昔日重視「物件」的收藏與研究,轉變為關注「觀眾」的體驗與互動。為使觀眾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融入公眾觀點,推動創新設計」是當代博物館展覽的發展趨勢,也是展覽不可或缺的要素,AAM公布的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Americans)特展為此作了精闢的註解。   2019年卓越展覽獎總體優勝獎—「美國人」特展 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以下簡稱AAM)於1988年設立「卓越展覽獎」1(Excellence in Exhibition),以肯定與鼓勵向公眾提供展覽服務的博物館、動物園、水族館、植物園等非營利機構的傑出成果。AAM最近揭曉的2019年度「卓越展覽獎」(Excellence in Exhibition)的「總體優勝獎」(Overall Winner)由美國「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以下簡稱NMAI)的「美國人」特展榮獲。評委會評述該項展覽獲獎原因:「展覽善用空間、目標與中心思想,並具有超乎想像的有力敘事;關注參觀者及博物館熟悉的印第安人,深具觀眾導向的特色。」 美國華盛頓特區的NMAI典藏了美洲境內原住民的相關物件、攝影、檔案及影音媒體等,是世界上同類型博物館中典藏品數量最豐富且類型最多元的博物館之一。該館蜿蜒曲折意象的建築特色、原住民地景,以及各項展覽等活動,均為館方與美洲原住民部落及社群的協力之作,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訪者得以感受美洲原住民的特質與精神。NMAI歷經8年的籌備過程,於2018年1月18日正式推出「美國人」特展,展期將持續至2022年。該展以幾行耐人尋味的文字作為楔子,既點出策展的問題意識,也為展覽敘事埋下伏筆: 美洲印第安人口不及美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 然而他們的影像與名字卻到處可見; 他們如何能這般地在美國人生活中若隱若現……   回望歷史軌跡:「美國人」特展與印第安傳奇對話 「美國人」特展凸顯美洲印第安人在美利堅合眾國尚未誕生前的歐洲殖民時期,即成為國家認同符碼。該展引領觀者通過展廳中大量的印第安人影像,省思「感恩節的由來」(The Invention of Thanksgiving),探索「美國之后」(Queen of America)、「印第安人遷移法」(The Removal of Act)及「印第安人的勝利」(The Indians Win)等迄今仍是美國人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歷史故事,回望印第安人血淚交織的歷史軌跡,與每個故事所揭露的現象進行對話。 特展製作的「感恩節的由來」短片,透過訪談策展人Paul Chaat Smith,向觀眾述說感恩節與印第安人的淵源。1620年,五月花號船(Mayflower)載著英國清教徒到達普利茅斯(Plymouth),不少人饑寒交迫、罹病身亡。經由印第安人的協助,這些歐洲移民學會狩獵、種植玉米、南瓜等農作,隔年在慶豐收時,邀請當初幫助他們的印第安人共享。此一感恩傳統延續至今,成為美國全國性節日。然而Paul Chaat Smith也提醒大家,每年瘋狂慶祝的同時,應反思「感恩節」的真正意涵,重新審視印第安人對國家的犧牲奉獻。 「美國之后」單元,透過美國史上傳奇人物,維吉尼亞州印第安部落聯盟的酋長波瓦坦(Powhatan)之女寶嘉康蒂的一生(Pocahontas's life),見證英國在北美洲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鎮(Jamestown)的建立與繁榮,為美國建國萌枝發芽。寶嘉康蒂是美國開創者中唯一的印第安人,被譽為「美國之后」。此單元闡述她何以成為深植世代美國人心中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以及美國眾多藝術創作描繪的主題,如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膾炙人口的迪士尼經典動畫「風中奇緣」中的印第安公主等。 1907年發行的寶嘉康蒂圖像郵票,美國國家郵政博物館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遷移法」單元述說1830年安德魯・傑克遜總統(President Andrew Jackson)簽署了《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約6萬8千名印第安人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傳統領域,遷移到政府規劃的西部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超過1萬人因不願離鄉背井而付出寶貴生命,這條承載印第安人血淚遷徙史的路徑被稱為「淚之徑」(the Trail of Tears)。此展區展出《印第安人遷移法案》及相關文獻檔案,再現當時印第安人被迫放棄家園遷徙西部的血淚史,說明印第安人遷離後的廣大肥沃土地成為國家發展棉花產業,創造財富的基地,而棉業衍生的蓄奴議題,也為日後美國南北戰爭埋下伏因。 《印第安人遷移法案》部分條文,美國國家檔案暨記錄管理局典藏(來源:NMAI)   「印第安人的勝利」展示單元,向觀者展現印第安人引以為傲的「小巨角戰役」(the Battle of Little Bighorn)輝煌戰果。1876年蒙大拿州的蘇族(Sioux)印第安人擊潰南北戰爭北方名將喬治・阿姆斯壯・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軍隊。這場戰役是印第安歷史上的榮耀印記,也是美國史上令人震驚的事件。自此,配戴鷹羽頭飾的蘇族形象成為印第安人的集體象徵符碼,不僅是美國人心中的「英勇」表徵,更是國際間「美國」的象徵標誌。 1948年出品以Indian為品牌,裝飾印第安酋長頭像擋泥板的摩托賽車。 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巴伯古董賽車博物館藏品(Matailong Du攝∕NMAI授權)   融入美國公眾聲音,呈現印第安人觀點 「美國人」特展跳脫傳統「神話式歌功頌德」的展示手法,從觀眾導向的視角出發,探討與美國公眾切身相關的「美國人」主題。展示內容以對美國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為主軸,透過美國人生活周遭隨處可見、具影響力,但有時卻遭貶抑或輕蔑的印第安圖像、人名與故事,營造同理心(empathetic)、參與式(participatory)的展示情境,拉近觀者的距離。該展從三段與印第安人切身相關的小歷史切入,探討其在美國大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闡述印第安人早已被嵌入美國流行文化與國家認同,和美國人產生深層連結;同時也提醒觀者,印第安人是美國土地上最早的住民,可說是道地的「美國人」。美國早在建國之前,即與印第安人結下不解之緣,他們的協助與犧牲,奠立了今日美國的基礎。整體展覽敘事不僅融入美國公眾的聲音,也呈現印第安人的主位(emic)2觀點,為當代博物館展覽提供了學習範例。   註釋: 1. 美國博物館聯盟「卓越展覽獎」每年評選一次,以「博物館展覽標準暨卓越指標」作為重要評選依據,該獎項係由「聯盟專業網絡委員會」(Alliance Professional Network Council, PNs)下的AAM策展人專委會(Curators Committee, CurCom)、AAM教育專委會(the Education Committee, EdCom)、美國博物館展覽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eum Exhibition, NAME)、AAM觀眾研究與評估專委會(the 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ARE)等所組成的評選委員會辦理。 2. 主位(emic)觀點係指被研究者取向的觀點。   參考資料: 風傳媒〈他們才是真正「美國人」!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特展回顧原住民族遭迫害的血淚之路〉(美國之音)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Competition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awards / Thirty-First Annual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s 2019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Standards for Museum Exhibitions and Indicators of Excellenc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United States Histor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dian Removal Act/ United States [1830]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s 首圖來源
2019/11/08

推薦關鍵主題

熱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