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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展演與主體發聲  《主體‧組體:I am who I am》共同策展之實踐
精神障礙展演與主體發聲 《主體‧組體:I am who I am》共同策展之實踐
文/攝影:陳亭亘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活泉之家組長) 作為社會教育重要機構的博物館,展覽內容有加強主流文化與意識型態之效,影響並形塑社會的觀點。然而,關於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一的精神障礙者,臺灣的博物館幾乎不曾關注這群處在社會邊緣、飽受污名與歧視的群體;而是由各個社福團體,如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持續努力透過策展,企圖與社會大眾溝通與對話 (陳佳利,2015)。社福團體如何和精神障礙者透過共同策展,來展演精神疾病議題?其敘事主體與內涵為何?以下將以2018年10月19日到22日於活泉之家展示的《主體‧組體》成果展,分析策畫展演精神障礙所面臨的課題與內涵。   策展主題:《主體‧組體》來自於兩個矛盾 自2012年起,伊甸活泉之家的工作人員便與會員一起討論、共同策展,希望藉由展演改變社會大眾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2018年,決定以《主體‧組體:I am who I am》為主題。我們認為每一個人都同時活在「別人的看法」跟「自己的看法」裡,期待透過這個展覽呈現精神障礙者的主體經驗,也將精神障礙者的描述權還給當事人。 策展時面臨了以下兩個矛盾,首先,當我們提到醫師、教師、身障者等身分的時候,我們通常不難聯想到某個認識的人,及某種生活方式,但,提到精神障礙者時,我們通常很難聯想到某個認識的精障者,也因此對「精障者」以及「精障者的生活方式」通常都是一團模糊的。 當我們想理解「精障者」時,常會經驗到第二個矛盾,也就是「精障者幾乎沒有聲音」。不論是精神障礙者的疾病、經驗、生活型態、平常的樣子等,這些資訊多半來自於「精神科醫師」、「精神醫學社群」、「精神疾病照顧者家屬」、「媒體」、「名嘴」,但很少有人仔細聽聽精神障礙者的聲音。他們到底如何描述自己的疾病、描述疾病如何干擾生活、描述自己的生活,講自己的話,在與自己最相關的議題上,他們卻時常被認為是無能的,也不被認為能詳細描述自己的狀態。透過展覽,我們希望改變上述現象。   畫話人生 展覽主題之一《畫話人生》,期待透過藝術作品呈現「精神障礙夥伴的生活經驗」。在一般社會裡容易被視為「較差」的精神障礙者,我們相信在「藝術」的場域裡,這樣纖細敏感以及受苦掙扎的經驗,卻可能是一種加分。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都被認為罹患精神疾病,然而透過他們豐富多樣的藝術作品,卻時常引導觀者靠近自己內心未曾逼近的幽微之處,讓人們能直面、或突破某些未曾深思的問題,跟未曾碰觸的自己。因此,展覽試圖探索「精神障礙」是否可能作為「社會資產」的一部分,引導思考現代社會如何對待纖細敏感與受苦的人,以及這個社會是否能創造新的可能性,容納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可能擁有的纖細敏感? 畫話人生展區 本次展覽作品之一 「外面下著雷雨,身體很不舒服躺在家中,在這麼絕望的環境跟狀態,只能打開音樂讓外面陽光的小草因為音樂進到家裡來。過去10年的時光我常常這樣躺在家中,我多麼希望可以不再過這樣的生活。」   本次展覽作品之二 「我只能傾聽別人心事,沒辦法給太多意見,如果關心方式錯了,很怕給對方壓力。」   精神障礙之聲 精神障礙之聲則彙整了精障夥伴們常討論的重要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想法。例如:會員渴望獨立,但家人卻不放心;或是,會員們期待擁有一段感情,但通常不被機構或是家人允許,長期下來,會員們也常認為會生出有疾病的孩子,而限制自己戀愛及成家的可能;抑或是,要如何在職場上「正常地」工作,不增加大家的負擔或是恐懼,能妥善掩藏、控制自己的症狀等。希望透過這些珍貴而特殊的第一手資料,跟觀眾一起靠近會員的世界。 精神障礙之聲展區   映,紀錄片專區 本展區呈現精障夥伴自編、自導自演及剪接的影片,以及珍貴的側拍花絮。透過紀錄片及側拍,期待在靜態的展覽中,也能呈現活泉之家日常對話的實際互動樣貌,並以此與觀眾一起思考「心理社會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的「障礙」。這個障礙是否真如我們以為的那麼巨大,他們與我們是否真的那麼不同?面對「障礙」時,是否有我們能一起做的事?或許那就是讓彼此在這個世界上更能一起好好生活的方式。 紀錄片展區   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這個展區,希望透過讓參觀者坐下來與會員夥伴們聊天,能挑戰人們心中存在、卻隱而不顯的偏見或歧視,透過直接的互動,觀眾多半有機會重新認識精障者跟自己原先的想像不同,可能是有能力的、可能是不那麼危險的、可能是親切可愛的,期待透過這樣的接觸扭轉刻板印象。 雖然會員多樂意親自分享自己的故事,為了避免參觀者絡繹不絕造成會員們過度疲勞,現場亦準備有一些預錄的片段存放在雲端,提供耳機或是MP3 (音訊檔) 播放器,觀眾可以藉由掃描 QR Code (快速感應圖碼) 連線,聽到會員們親口描述的故事。整體而言,這個展區通常也是參觀者會停留最多時間的展區,正如「真人圖書館」的概念想表達的,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就如同一本書,接觸到之後,其實往往讓人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共同策展之目的在呈現精神障礙領域一直較少出現的當事者聲音,並點滴漸進地促進社會對話,以期消融大眾對這塊領域因不了解而生的誤解與歧視,一同思索如何更能好好對待與我們不同、纖細敏感的人,創造一個更友善,多元共存的社會。 真人圖書館展區 參考文獻 陳佳利,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  更多資訊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活泉之家 官網、瘋靡popularcrazy (Facebook)、照顧者關懷專欄 (部落格) 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 (2018.10.23) 活泉之家成果展 窺探精神障礙者的內心世界 民視新聞 (2018.1.16), 【民視異言堂】瘋印的異世界 (YouTube影片) 真福之家 (2017.10.17) 怪怪的,真的沒關係嗎? (YouTube) 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2016.12.27) 請聽 傾聽,我們的瘋窩性組織言--剝皮寮展覽 (YouTube)
2019/04/07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理事/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關於博物館接受企業贊助的議題,今時今日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必須面對史無前例的嚴格審視,迫使博物館有再去賺取營收的需求,這於是成為新的壓力。任何希望從私人或企業尋求財務支持的博物館,皆必須冒著觸怒反對該公司人士的風險。英國石油BP贊助數個英國機構所引發的抗議聲浪便是近期之案例。BP藉開採石油營利,過去處理原油外洩事件留下了不良紀錄。 收受來自某些來源的金援或許是不道德的,但這取決於個人觀點-同樣行為在某些人眼中不道德,其他人看來未必如此。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開採原油是錯的,製造及販賣軍火是錯的,或以動物進行化妝品試驗是錯的-這些議題皆有正反兩方不同觀點。過去身為博物館館長,我必須努力確保我個人信奉的行為準則,不致成為我所管理的博物館做決定的唯一判準。 即便如此,若說我個人的倫理準則,與我管理博物館時所做的決定、或利物浦博物館群所依循的政策和實施策略皆毫無關聯,那絕對不是真的。當然會有影響。而與某些在博物館領域服務的人不同,我從不假裝它們未受影響。假裝中立有違倫理- 假裝博物館不存在偏見,只有學術觀點,這是有違專業倫理的。   回到博物館人權- 這個令人頭痛的議題。 在現代博物館思想上,關於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關於倫理議題上的取徑,有一個明顯的趨勢,便是人權方面的分析與推廣越來越能吸引到眾人的注意。這有幾個原因: 無形文化遺產此一概念之盛行,令博物館不再只是關於人類社會與大自然有形產物的碎屑,而是也關乎信仰、習俗、語言等。尤有甚者,策展人有如神職人員般這種概念亦遭抨擊,因為這樣的概念使得博物館多半時候皆與大多數人無關;大家現在已更加瞭解,並非只有物件是過去事跡的載具,人本身也是;大家也普遍同意,公眾對博物館的參與能令博物館內容更加豐富;而佯稱博物館不存在觀點或偏見- 這類假中立的謊言已被揭穿。 現代的策展人必須具備與大眾溝通的技巧,而不再只與同行與文本互動。他/她必須理解,有時最有效率的策展未必是專業所為,而是由大眾來完成;他/她致力於吸引廣大群眾走進展覽,並努力生產有感情的、而非冰冷的內容。但前述這些技能並不能取代策展人必備的典藏專業知識和學養,它們是必須在基本功之上再額外添備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某些與舊時作為不同的博物館。它們會嘗試去做一些可能為自己捲入爭議、社會運動、政治的事情 – 因為博物館存在於當下、存在於真實生活,它不僅僅存在於學術界而已。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 (ICOM-INTERCOM,簡稱INTERCOM) 成員共同發布過的三個主要宣言,皆點出這樣的改變方向。2009年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市 (Torreón),INTERCOM 發表了托雷翁宣言: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相信,博物館應儘可能參與宣揚多元和推動人權,令所有種族、信仰、背景的人皆獲平等與尊重,這是博物館的重要責任。」   四年後,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發表聯合宣言如下: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擠與歧視,在此呼籲各國政府尊重且尊崇不同的政治立場、性向取向、宗教信仰,讓博物館社群免於遭受思想審查與政治壓力的恐懼,以鼓勵它們勇於探索各類議題。」   當時俄羅斯政府正在進行反同性戀的相關立法,里約宣言正是我們對俄羅斯政府此舉的回應。   2014年在台北,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再度聚首,共同發表了台北宣言:  「在各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博物館可做的貢獻是鼓勵自由辯論,並挑戰權威所提供的真相版本。」   博物館社會正義聯盟在其組織章程這麼寫著:  「我們頌揚博物館與典藏對社會的價值。」  「我們支持社會正義的概念-我們相信公眾有權從博物館資源近用與引發的想法中受益。」  「我們誓言令博物館為所有人而開-這是社會正義的要義。」   這是勇敢的立場聲明,由國際博物館人共同決定。比起過去極力避免爭議的日子,這些宣言顯示博物館已經走了多遠。2015年,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於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所舉辦的年會上,來自挪威博物館Glomdalsmuseet 的講者Mari Osthaug Moystad便指出,一旦博物館碰觸人權議題,「衝突便是不可避免」。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的Richard Sandell提及此一工作領域「策展上的不確定性」。紐西蘭故事有限公司的Steve La Hood表示「我們確實會選邊站」。多明尼加反抗軍紀念博物館的 Luisa de Pena則警告道,博物館必須在人權議題上表現勇敢,否則「將隱身於漠不關心的迷霧裡」。 英國博物館協會所發表的文件「博物館改變生活」第一版,更進一步做出以下重要聲明:  「… 博物館可以將其企圖心延伸在它可扮演的社會角色。所有的博物館可以支持正向的社會改變- 無論它們是倚仗何種資金來源、以何為主題。」   世界各地有不少博物館案例正朝這些期待方向而努力,它們願意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採取正面行動,在面對人權議題、處理具有爭議的歷史時,投身於所作出的困難決定。 確實,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有關於政治惡行侵害人權的控訴。這對博物館很重要。既然博物館誓以倫理為其準則,便不可能與戕害人權諸行同路。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的博物館與其它機構間的關係會永遠受到檢視,尤其當這個關係牽涉到金錢往來,亦或是當舉國博物館皆唯政治命令是從,置其它考量- 比方說人權議題,於不顧時。 2017年五月,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裡正視創傷,勇於表達」。為此我們錄製了一段影片,身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對著鏡頭我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經營博物館已有近兩百年了,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就重要歷史議題之探討,博物館一直是不及格的。儘管我想多少還是看得到一些進步,但我們距離理想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都達不到。如果博物館希望在今日社會裡維持其重要性,便勢必要去處理那些困難的爭議,包括那些過去極力避免碰觸的議題。這是唯一讓博物館與現代群眾連結起來的辦法-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坦誠。 在英國文化裡,我們持續忽視那幾百年製造奴隸的歷史,儘管英國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在世界上可謂名列前茅。我在英國成長,讀過的好幾所學校皆未曾讓我學到英國對非洲人民的奴役,學到這些非洲人民如何被運往大西洋另一端的加勒比海群島、北美各州、南美洲等,我們把這些過去掃到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因為它令人尷尬、難以面對、不符合現代政治人物的利益,選擇忽視總是比較輕鬆。但這在今時今日已不是可接受的做法,當我們審視這個世界如何運作,過往這些珍貴的教訓便值得我們從中學習,而非繼續忽視。 我們長期忽視關於奴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成捆的歷史,結果就是對於現代社會如何成為今日模樣,我們呈現的,是扭曲的觀點。除非我們能好好解釋現代社會如何產生,否則我們不可能期待去好好處理在我們四周發生的問題。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類似情形:英國人特別擅長忽略自己的奴役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過去;其它國家也許有相似的痛腳,也許還有別的讓它們選擇忽視的問題- 通常都是難堪因素作崇,我們擔心那些不喜歡我們言論的政客因此便以他們的意識型態來改寫歷史。我並不是在說(改變)這件事很簡單,但我們必須找到嘗試去做的勇氣。」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ICOM (2017.3.13), David Fleming: Museums and Difficult Issues (YouTube影片) FIHRM Taipei Declaration 2014 FIHRM Rio Declaration 2013 Museums Association (2013), Museums Change Lives ICOM-INTERCOM (2009), Torreón Declaration 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 SJAM charter 更多: The Guardian (2019.2.16), Mattha Busby, Campaigners protest against BP sponsorship of British Museum The Art Newspaper (2019.2.1), Gareth Harris, '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London gallery show protests BP sponsorship at British Museum Museum International (2018.12.7), David Fleming, Museums, Human Rights,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Excluded Commun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1.9.12), Randal C. Archibold, A Museum of Repression Aims to Shock the Conscience 首圖來源; CC BY-SA 3.0    
2019/03/30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博物館屬於富挑戰性的行業。它已不再只是將有趣或美麗的物件呈現給從不質疑的大眾這樣的角色。這個時代的博物館竭力成為所處社群的核心,並儘量成為- 套句英語裡的說法-「容易滲透」(permeable) /可親的地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去與我們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群產生關連,進而吸引他們成為來訪觀眾,現代的博物館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這也是有些博物館拒絕改變的緣由之一,改變總是很麻煩,還招致其它各式各樣的困難);若要與多元社群發生聯結,博物館自身亦必須呈現其多元性。 這意味著現代博物館面對爭議時不再退縮,不再假裝人生就只有欣賞美或保持好奇心這類的事要做而已。這意味著現代的博物館充滿爭議、充滿各種不同的視角、充滿政治。簡而言之,現代的博物館充滿了故事。有些故事讓人不安、難以面對,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現實人生即是如此- 讓人不安又難以面對。 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普世的議題: 金錢-金錢影響一切(Cyndi Lauper 的歌詞都說了,「錢會改變一切」!) 政治-政治總是棘手-在某些時候更是如此。 金錢與政治令博物館面臨新的道德倫理壓力,同時,科技日新月異,而環境日益惡化,競爭則是越演越烈-博物館必須競爭注意力,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注意力,同時競爭觀光客。 隨著這些壓力帶來更多挑戰-舉例來說,商業活動帶來國際活動與人權議題,讓我們花點時間思考一下博物館裡的倫理議題。 「倫理」是什麼? 答:專業而合宜的做法。我們身處公眾信任至關重要的世界,所有的博物館工作都必須涵括倫理考量。 「進步的博物館因正視當前關鍵倫理議題而得到強化、得到生氣。」(Janet Marstin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 p. 5) Marstine 也寫到: 「傳統博物館在倫理議題的論述…已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博物館與社會的需求。」(同上,p. 23) 隨著博物館部門日益接受公共監督,肩負更多公共責任,倫理議題更顯重要,我們需要新的、重新校準過的倫理準則來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壓力。 Marstine 說:「博物館裡的改變,繫於博物館倫理論述上的改變」(同上,p. 6) 所以,讓我們談談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的重點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 我會說ICOM的博物館倫理準則有更新的必要,因為這份準則必須反映當今博物館所獲得的關注程度,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博物館具有服務公眾的使命。 至於英國博物館協會 (MA) 版的博物館倫理準則-它撐起了英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這份準則一直以來亦聚焦於館藏管理相關倫理,但現在的版本更加明白點出博物館在其它領域可能遇到的難題,並鼓勵博物館扮演更多元的角色。相對於舊的版本,它非常著重公眾參與、重視公共利益。 舉例來說,「博物館以及相關工作者應該積極地與既有的觀眾交流互動、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去接觸新的觀眾、建立更多元的觀眾;支持言論和討論的自由。」 不可否認,隨著博物館面對日與俱增的財政壓力,博物館治理單位作出違背倫理的決策可能性也日益升高。 幾年前,當英國博物館協會成員修訂舊版倫理準則時,指出有以下幾項必須要特別留心的重點: 實業家精神 也就是商業性,博物館須藉由門票、交易活動等來賺取營收。 資金來源 贊助、慈善,例如公商聯會 (PCS Union) 已通過議案,反對博物館接受石油公司的贊助。 社交媒體等 去年,英國博物館協會請會員進行投票,提問為「博物館藉由提供手機無線網路 (wifi) 追蹤訪客動線是否合乎倫理」,投票結果分歧,有百分之五十七投票者反對,百分之四十三贊成。 展品與空間 例如那些博物館保持沉默的事情- 像是英國的博物館裡頭充滿了透過武力或其它爭議性手段取得的館藏,這其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又例如將弱勢族群納入,像是身心障礙、性別/向多元 (LGBT)、少數族裔等-這裡頭有哪些倫理陷阱?博物館應該要多「超然中立」?) 館藏處置 例如Sekhemka石像出售爭議*- 公眾與媒體記者對此事的接受度值得注意,以及公眾對托基博物館(Torquay Museum)打算出售珍.奧斯汀信件的反應。** 協會達成的共識是新修版本必須能夠指引博物館人各項決策,幫助我們作出更為專業的表現。 其他議題還包含了: 人力配置 例如博物館向來都會使用志工,但當全職工作大量被裁撤,博物館對此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國際工作 人權議題-我們跟誰合作?對於那些人權看來正遭受攻擊的國家,我們是否仍樂於與彼方博物館合作? 環境保護 可持續性/永續 (sustainability) 議題。   新的倫理準則在伯明罕舉辦的2015 MA年會獲得一致通過,它令當代英國博物館人有一個廿一世紀的取徑,並藉此瞭解博物館對公眾的責任、博物館與公眾間關係的重要。 倫理議題也許是當今博物館最迫切的議題,舉世皆然。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所遭受的各種壓力並不為傳統十九或二十世紀博物館所熟悉。社會通常期待博物館的作為皆在倫理範疇內,視之為所謂的「文化權威」,公眾相信博物館針對各項議題提出的看法皆為公平公正,而這些都超出了如何正確做好館藏管理的倫理範疇。 在詮釋方面,博物館經常聲稱自身「中立」-不帶偏見和立場,來回應公眾的期待。博物館努力將自己設定在超越人生各層面- 比方說政治,讓大眾相信他們可以在博物館裡找到冷靜公平、不帶偏見的真實。這種刻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將自身拉抬至凌駕日常生活的想法,深植於博物館界心理。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系所開大型線上開放課程「在廿一世紀博物館幕後」回應區便反映出大眾期待博物館不應存有偏見: 「…博物館應該呈現事實,讓民眾自己得出結論」 「博物館…不應透過引導或舉辦帶有政治動機的展覽,企圖追求觀眾的情感共鳴」 「能讓博物館維持其專業水準的答案是職業尊嚴、好品味、不向有問題的民粹妥協」 「…博物館必須超然中立,而正是其客觀性,賦予博物館在歷史層面忠於事實之外,亦有處理各種主題的權力」 「…博物館應試圖保持中立」 「展覽…應不帶偏見地呈現歷史」 我必須說,我時常對博物館專業人士如何經常聲稱自己「超越」政治感到絕望,彷彿我們身處某個只處理唯一絕對真理的仙境一般- 這若不是天真使然,便是明知並非如此而別有所圖。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未完待續) * BBC (2019.1.4) Lord Northampton had ‘interest’ in Sekhemka statue purchase ** BBC (2014.12.5) Jane Austen letter set to be sold by Torquay Museum 首圖來源  
2019/07/24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I)
原文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博物館所從事的活動,自然會聚焦於與其本身類型屬性相關的議題上頭- 故藝術博物館探討藝術與美,科學博物館探討創新發明。但今日,能夠吸引到最多訪客的,並不是那些只展示美麗或歷史性館藏的博物館,而是所推出的展覽更能夠打動觀眾、鼓勵人們對人生有所省思者。 我們即將來到二十一世紀前四分之一的尾聲,數位革命將我們從穩定而熟悉的結構,推往嶄新而變化中的狀態。我們不時皆需要自我更新或甚至自我重組—這個時代的博物館如果無法專注於發掘與反映人們的需求,將無法達成服務公眾的使命,要不成為僅止於提供娛樂的角色,要不就只是學者的私人殿堂。 博物館必須要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為了創造這樣的吸引力,博物館可以製作與日常經驗相關的展覽,以反映聲音的多元性,亦為不同立場提供相互尊重的對話框架。這似乎點出了,對於博物館來說,眼前最急切的,莫過於將自身的目標與所屬社群的需求同步。 難如登天?確實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卻也是博物館最能服務大眾的方式。 自2018年五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主席David Fleming博士正式核准了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的成立,我們便開始聯繫區域內八所 FIHRM的會員博物館。但除此之外,拉丁美洲還有很多人權博物館-至少有五十七所屬顯而易見者:阿根廷有十一所、玻利維亞有四所、巴西有五所、智利有七所、哥倫比亞有六所、還有六所位於墨西哥,其他包含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烏拉圭、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祕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家則各自有一至三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則尚未有此類博物館存在的相關資訊。 取得這些人權博物館對FIHRM-LA的支持固然是一個開始,但若要讓整個地區都受益,我們必須看得更遠,將目標延伸到非人權博物館。如果其它博物館也能讓觀眾對人權議題產生興趣,我們的理念便可傳達至更寬廣的人的網絡與機構網絡,觸及更多元的社群、更多的國家。 策略上,我們一開始並非透過正式的機構管道來做接觸,而是借重對於此類議題有處理經驗、並願意擔任FIHRM-LA各國聯絡人角色的同行。截至目前,聯繫各博物館和組織、處理更新資訊等任務都有賴這個網絡。而我們也已經開始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祕魯、哥倫比亞、智利、墨西哥、瓜地馬拉這幾個國家收到第一批答覆與響應。 隨著組織網絡成長,我們也建置網站www.fihrm-la.org,希望藉由轉錄相關核心議題的消息,對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與大眾達到傳播訊息與鼓勵反思的作用。除了提供資訊來源、人權博物館和機構的相關連結,網站也建置有相關活動的行事曆。為了提高網站的造訪率,我們發行電子週報,增加與讀者的互動,亦利用Twitter 和Instagram來宣傳機構活動,這兩個工具不僅可用於觸及群眾和匯集意見,亦能升高爭議、引發討論。 除了團隊所設的願景, FIHRM-LA 的經驗在FIHRM的年會上也喚起大家更多的期待,希望將FIHRM-LA模型複製到其它地區。 FIHRM-LA的基礎既已打下,團隊現在聚焦在發掘最合適的方法,去接近FIHRM-LA的中心目標: 協助各個博物館教育群眾關於基本人權的道理- 尊重人權、捍衛人權。 當FIHRM-LA尚在構想階段時,眾人曾爭辯上述目標是否有達成的一天。人們對博物館是否真的可以發生教育功能存疑。參觀博物館當然可以獲得資訊,這點眾人已有共識,但顯然教育需要的遠不只是單一造訪,教育需要時間。但即便如此,關於這點亦有反證: 我們都知道,有時候,當我們看某件物品、讀到某段文字、聽到某個故事…我們會受到感動,我們會因此反思,我們生命甚至會因此而轉彎。這些經驗都可以是我們稱之為教育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經驗經常在博物館發生。 為了探究博物館場域內提供教育服務的種種細微差別,我們花了一整年時間進行研究、交換提案、問題討論、嘗試不同的切入點,但我們所踏出的每一步皆意味著某種進步。FIHRM-LA現正朝著2019年的目標前進:我們將製作一個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博物館巡迴的展覽;設立獎項以鼓勵優秀的提案;提供參與某些活動的補助。 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意見都算數。透過主要社群網路您都可以找到FIHRM-LA,FIHRM-LA亦期待與您交流! 首圖來源
2019/02/17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在拉丁美洲的博物館推行人權教育 (I)
作者:Susana Meden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FIHRM-LA現任執行長) 翻譯:呂繼先 FIHRM-LA(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乃是為了鼓勵拉丁美洲地區的博物館,協助當地社群瞭解他們的權利,以落實世界人權宣言,而發起的組織。 博物館正在改變,這件事情早已不是新聞,然而今天我們期待博物館作更大幅的轉變。無論其所耕耘領域為何,博物館既有增進其所處社群福祉的能力,亦有協助其社群福祉之義務。而在這其中最根本的貢獻之一,便在於教育相關層面進行合作,幫助大眾尊重並捍衛其本身之權利。基於上述立場,David Fleming博士在其所創辦的 FIHRM(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底下促成創建拉丁美洲分會 (FIHRM-LA),並將相關事宜委由 Guillermo Whpei 先生負責。Whpei 先生是FIHRM的理事之一,也是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 (Museo Internacional para la Democracia) 的創辦人。 出生於1967年的阿根廷,實業家Whpei先生來自巴勒斯坦移民後裔家庭。他目前擔任國際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職,此機構旨在推廣包含社會包容、民主與和平等重大議題之能見度。機構辦公室位於距離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三百公里外、羅薩里奧市 (Rosalio) 一座深具象徵意義的建築物裡頭- 這裡同時也是國際民主博物館所在地。博物館本身肩負宏高使命,期望成為辯論民主與其困境的場域。館藏數量超過一千件,常見於戮力建構更好的民主制度的相關特展。 營運方面,此一頗具規模的機構園區在財務上全面依賴Whpei先生所建立的企業社會責任策略,Whpei先生現在更進一步,令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加入該區人權博物館的工作陣線,一起對區域作出貢獻。 阿根廷國際民主博物館之營運全賴創辦人Guillermo Whpei 先生財務上之浥注,如今Whpei 亦擔任FIHRM-LA主席,持續在相關工作上作出奉獻。 確然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皆探討仇外主義、種族歧視、戰爭、極權政府、難民悲歌等全球性議題,然而即便世界人權宣言所涵蓋的範疇放諸四海皆準,其應用與效能在不同地區,基於文化、歷史與政治環境差異,仍是有所不同。考量到博物館本身做為反思地方歷史與時代背景的場域,拉丁美洲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能夠分享交流的共通處,彼此之間有所互動乃是再合理也不過。 早自1990年代、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等國重新回歸穩定的民主制度開始,人權博物館便已在拉丁美洲萌芽。這些博物館多是由倖存者、受害者組織或其家屬所成立,目標在於維繫關於獨裁政權對社會所造成影響的歷史記憶,希望大眾毋忘他們所經歷的恐怖統治。營運模式方面,這些新成立博物館的使命與機構背景主要仿效二戰後歐洲與北美洲性質類似的博物館,提醒大眾過去發生的種種無法饒恕的迫害與屠殺。 歐洲模式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傳達經歷過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拉丁美洲,此一挑戰則是如何讓出生於民主年代、沒有經歷過獨裁政權的人民,也能理解失去民主可造成的深遠影響。兩地的博物館說的雖是不同的故事,卻在如何接觸新世代這個任務上有志一同。 但即便人權宣言早於1948年確立了人們的基本權利,地方社會上各種暴力與侵犯權益的行為至今依舊是司空見慣。有鑑於此,今天拉丁美洲人權博物館須專注於傳遞那些尚未久遠的歷史記憶,才能在這個基礎上期望建構一個所有社群都能享有完整權益的未來。 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拉丁美洲的人權概況。以下所摘錄的數字,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2017年年度報告。 即便就在不久前的2018年十二月,我們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的七十週年紀念,拉丁美洲所在多見的不平等,依舊是生活的常態,而那些犯下諸如謀殺、強制失蹤、隨機監禁等暴力犯罪者,也經常得逍遙法外。 在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暴力犯罪不僅形式極端,且持續不斷。在巴西、宏都拉斯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多數的謀殺案甚至是由警方所犯下。2017年,墨西哥依舊有三萬四千人行蹤不明,針對記者與人權維護者的謀殺案亦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哥倫比亞境內,維安部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衝突似乎沒有止息的一天,在某些地區甚至越演越烈。委內瑞拉的人民現正活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政府不僅將人民推入其當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甚至有日漸加遽的趨勢。單就2017年,政府對於抗爭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悲劇。 委內瑞拉正陷入當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危機,2017年該政府對於抗爭民眾的鎮壓行動便造成逾一百二十人死亡 (Caracas, Venezuela May 6, 2017.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在此一地區,對女性所施加的非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不僅是全世界最高,親密伴侶暴力犯罪比率亦是全球第二高。2017年單單是阿根廷,便有至少兩百五十四起女性受害而死亡的案件。 在海地與宏都拉斯等國家,LGBTI 族群面臨著持續不斷的歧視、騷擾與暴力。原住民不僅深受暴力與歧視之苦,從土地所有權,以及針對與其切身相關的政府專案,於推動前行使不受脅迫且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權,上述族群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相關權利,亦遭到剝奪。 大量民眾為了躲避壓迫、暴力、歧視與貧窮而逃離自己的家園。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有超過五萬七千名來自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的人民,皆在申請海外庇護。在海地,國內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並有數以千計的霍亂病例。 海地至今仍有將近三萬八千人因為2010年的地震而流離失所 據估計,拉丁美洲每年有七十六萬名女性,因為經歷不安全墮胎手術所產生的併發症而需接受治療。包含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等國至今依舊全面禁止墮胎,即便有孕婦或懷孕少女面臨生命威脅亦同。在阿根廷,就算懷孕可能會對女性健康帶來威脅,或是因為遭到強暴而懷孕,女性仍然難以尋求合法墮胎,阿根廷國會已否決墮胎全面除罪化的相關法案。 要求墮胎合法化之遊行 總的來說,拉丁美洲的博物館該如何幫助改變上述報告中,所描繪的社會局勢? FIHRM-LA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拉丁美洲分會)試圖透過博物館的實際行動,在拉丁美洲提倡關於人權的知識與重視。進一步來說,FIHRM-LA 希望串聯的,不只是人權博物館: 而是所有博物館。所有博物館都可透過其獨特切入點,去探討其觀眾生存面向的權利與義務,則不管是何種類型,所有博物館都有成為人權博物館的潛力。    
2019/07/24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博物館與城市發展、公眾參與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摘譯:呂繼先 多年前,我意識到我正踏上一段探索的旅程,終點目標是一座完美打造的城市博物館。 博物館在城市發展裡扮演的角色日益受重視,因此在世界各地許多城市都砸下鉅資建設新館,但並不是每間耗費鉅資建成的新館都稱得上是城市歷史博物館。而我相信,城市歷史博物館才是最能彰顯一座城市的身分/認同的地方,同時也是最能觸及當地社群的地方。 我在赫爾 (Hull) 做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創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博物館有多困難。一旦我們的企圖心超越單純用年代或主題作物件展示,我們便進入充滿複雜性的混沌當中- 這裡沒有任何可以輕鬆說完的故事,沒有直白真切的主題,而館藏亦無法勝任這樣的企圖,甚至更糟,完全誤導敍事。 這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得去捕捉一個城市的靈魂或精髓,我們得用虛擬的、人為的方式,呈現城市本身的一切矛盾或對比- 一座城歷經數個世紀的改變或重塑,其歷史牽涉數以千計、甚或百萬計,曾經居留其中的人們。雖然過去我還不知道,但我現在已經瞭解,城市歷史博物館實際做的,是如詩詞或畫作一般,去創造出一座城市的印象:它所做的其實是模擬,而我們應該要享受其中被賦予的自由,而不是桎梏於我們無法以交代所有細節的方式來完全一個故事。 打造城市歷史博物館的過程亦牽涉政治面相與各種力量之競逐。對於城市博物館,每個人都各有觀點與動機。城市史書寫是民主的,城市史屬於每個人,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參與。這點與其他博物館專業不同:某種程度上,由於其他領域的博物館與民眾生活或多或少有些距離,比較不會完整感受到民主參與帶來的影響。而當我們選擇敞開專業大門,我們也必須要承擔結果。我們不再是博物館唯一的專業仲裁與擁有者,我們與整個城市一起分擔分享打造博物館的過程- 因為真正讓整個城市共有,這個城市博物館是有力量與美好的。 在英國,利物浦予人儘管複雜卻非常強烈的形象。英國大概沒有任何城市和利物浦一樣,具有如此多的刻板印象:一面是罪犯、偷車賊、藥頭、黑道,另一面是諧星、藝人、善感、充滿機鋒、辯才無礙、活潑俏皮。即便城市本身正在革新,但其給人的貧困印象,恐怕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淡去,特別是考慮到利物浦至今仍是一個貧窮的城市,有著相當高的失業率、低就學率、高比例與貧窮問題相關的疾病等等。 然而這個城市與貧窮密不可分的形象與現實出現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太久。大約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前,利物浦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偉大的海港成為數百萬歐洲人來往新世界的門戶,也是全世界棉花和穀物交易的市集。然而,今天的利物浦人是如此渴望在其他地方尋得工作或穩定性,以至於這個當初為一百萬人而建的都市,如今人口僅剩不到五十萬人。這個城市從默默無名,到成為全球貿易霸權,再淪落至貧困頹敗,二十一世紀終於要迎來復興,這樣一個峰迴路轉的故事是2011年新開幕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畢竟與故事本身息息相關的,正是這個城市充滿力量且不斷改變的印象。 為了呈現這個城市,利物浦博物館必須面對利物浦這座城的高度複雜性、它所經歷過的劇烈改變與轉型、極富與極貧的強烈對比、族群熔合卻又彼此疏離的本質上的矛盾、它所具有的集體心理與分裂的心理。這些是所有城市歷史博物館皆須面對的挑戰- 都不是簡單的評估、直接的分析可以幫得上忙的,這裡頭沒有容易的答案。冀求以純粹客觀的編年史來作呈現的概念極其荒謬,我們必須放下這樣的念頭。 儘管任務艱鉅,我們還是必須找出解釋、闡明、呈現一座城市的方法。就我看來,以人權博物館的角度來看待城市歷史博物館是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觀點的取徑。在許多層面上,城市對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居民─而言,是相當惡劣的環境,不平等和剝削宰制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許一座典型的城市歷史博物館應以在其中生活所須進行的種種抗爭- 階級抗爭、種族抗爭、宗教抗爭、性別抗爭等的分析為本色。也許城市歷史所關心的都市多元文化主義、社群與多元性議題,其實就是人權議題的延伸;而藉文化活動「賦權」於少數族群,正是城市歷史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也許我們應該用這個角度去閱讀理解所有參與城市史的角色。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上述種種可能。當然,還有更多問題與挑戰必須面對。舉例來說,既然在其最富裕的巔峰時期,利物浦曾在全球獨領風騷,同時亦扮演大英帝國的門戶,身兼英國工業產品的鉅量出口港埠,若要理解利物浦的歷史,則必須從宏觀的國家主題及國際脈絡來下手,絕非就利物浦一地向內探求。但我們究竟該如何詮釋大英帝國和工業革命- 在我們試圖詮釋一座城市的故事同時? 座落於梅西河畔、耗資一億歐元打造,新的利物浦博物館正在探索種種可能 (圖片來源: PeterGlyn@wikimedia, CC BY-SA 3.0) 尤有甚者,利物浦博物館是一座國立博物館,不是市立博物館。博物館本身確實毋須為地方政治所困,但這其中亦有與地方民主流程脫節的風險。我們必須謹防博物館與地方社群產生疏離,並與市民間保持對話無礙。 對城市博物館來說,究竟應多常改換展覽內容、導入新的故事,這不僅是實務要點,亦牽涉實務背後的哲學理念。城市是如此錯綜複雜,常設展為主、少量臨時展為輔的設計絕難以忠於呈現。利物浦博物館有百分之七十的展區皆用於非常設/特展,同時每年有極高比例的館藏展示會作更換。這是因為我們必須竭盡所能地觸及群眾,向觀眾介紹新的觀點,並盡最大可能地回應群眾。這些都是傳統的展示配置做不到的。若要有效地呈現一座城市,博物館必須保持回應當下變遷的彈性,並儘可能地讓更多社群和個人參與其進化。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所採用的途徑有多新穎或多獨特,真正讓這個計畫顯得特別的,是我們如何混用這些思維與方法,在考慮利物浦這個城市在國家與國際脈絡的位置中,以同等規模實現它;加上我們對典藏所採取的務實而現代的態度;以及我們得以設計建造一座完全為這個計畫量身訂作的新博物館- 這樣的核心優勢。 利物浦博物館不僅盡力呈現利物浦這座城市的榮耀,亦不保留地呈現它的可怖。我們對所做一切仍保持信念,初衷無減,我相信這座博物館做到了其他城市歷史博物館尚只能夢想企及的高度。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首圖來源
2019/07/24
設計人們愛去的博物館
設計人們愛去的博物館
作者:施承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曉宇宙文創事業創辦人- 近十餘年,投入博物館規劃設計、展覽策劃、內容研發、敘事設計、人與空間感知研究,致力於從內容出發的博物館/展覽營造,為人們打造生動的展覽故事與親切的空間經驗。)  英國的數位、文化、媒體與體育部(DCMS)長期進行國民公共參與的調查,了解哪些人會去博物館、哪些人不去。發現各種人的屬性中,「階級」是一個顯著因素。也就是說,去博物館的人仍以較高的社會、經濟階級為主。這個已超過十年的長期統計提供博物館從業人員參考,以利於與人們有更多的互動。  早年觀眾研究專家Falk 和Dierking在其名著《博物館經驗》(Museum Experience)中,將個人背景、社會(和誰一起去參觀)與博物館環境與空間,列為影響觀眾經驗的重要因素;除了有形的建築、展覽營造,也重視各種使用者的參與,讓社群的活力加入。以下,將幾個案例歸整成空間、時間,以及人間三個角度,分別述說博物館如何吸引人們常來。    一、空間: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 博物館建築一直是建築師追逐的夢想,是生涯「作品」的高峰,是城市地標,也是政治菁英在觀光與行銷上常援引的利器。然而,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建築學者反思,若把建築僅當成眩目的大物件 (object) 設計是遠遠不夠的:視覺的壯麗與新穎的體驗固然很有價值,但有些案例中強勢的建築師意志,常凌駕在博物館功能與實踐之上;又或者熱潮過後成為人煙稀少的蚊子館。  人與空間的互動,不只是視覺與體驗,還需營造一個讓人想停留、心中覺得是個和自己有關係的「地方」。回到空間上,博物館或文化機構如何能成為平凡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持續吸引人們前來呢?  位於南台灣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在建築右翼設有一間兒童文學書房,吸引許多孩子與接送孩子的父母在傍晚時前來。也許因為空間舒適親切,加上大量童書繪本陪伴,博物館閱讀室成了另類育兒空間,是社區居民可就近取用之地(見圖一、二)。位於新店溪畔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其獨特的聚落形成、抗議拆遷到藝術空間的生成過程,碰撞出成立藝文機構時的倫理面考量,現也成為市民遛狗、跑步、騎自行車、順路發現藝術,與觀眾混雜的景象(見圖三)。將博物室內外空間儘可能結合市民生活,編織進入日常生活中會經過的路徑,讓博物館週邊氛圍不再沈重,又能順道邀請人走進博物館,成為一個人們自然而然想去、構成生活經驗/記憶的地方。  國立臺灣文學館兒童文學書房,圓形凸出的空間吸引大小孩前去久待。攝影/ 施承毅,2014。 國立臺灣文學館兒童文學書房一角。攝影/ 施承毅,2014。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市民與觀眾觀察。攝影/ 施承毅,2015。 二、時間:在平行時空遊走  讓人願意走近博物館僅是第一步。博物館學者 Leslie Bedford (2001) 認為:博物館的核心事務應是:「說故事」(storytelling)。因人類有說故事的天性,透過敘說讓聽者神入其中,與博物館內容連結,還會反過來回想自己的經驗,學習就在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雙向交流中慢慢發生。  博物館也是涵納大量故事的所在,常被喻稱為時光機。運用建築、館藏、策展,成為邂逅不同時代人類文明靈光的地方。但故事如何對人們產生深刻的意義?英國HRP(Historic Royal Palaces)與RCMG研究中心2012至2014年間合作的倫敦塔再詮釋計畫,提出一個動人的故事詮釋架構:將每個歷史地點、人物、物件、事件與故事結合在一起。例如據傳是亨利八世時期唯一記載在倫敦塔內被刑求的女性-詩人Anne Askew,曾在Cradle Tower中的拷問架上被刑求的一段暗黑歷史。該計畫也細心考察了觀眾在倫敦塔的不同地點,親近歷史事件時牽涉到的各種感官,如體驗監禁空間氛圍、觸摸過去的物件或建物細節、聆聽模擬聲音或口述等。以及最重要的,考慮觀眾在塔內不同地點的「情緒」反應,引導觀眾面對情緒的方式:不再渲染悲情、強調刑求的刻板印象或傷痛,而是藉著各種展示法,塑造體驗那不存在的歷史現場,理解被害者及加害者的動機、處境、心情與時空脈絡,培養真誠、同理這些複雜事件與情緒的態度,認識這段暗黑歷史。 連結倫敦塔中不同地點、人物、事件與故事。圖片出自該研究報告第28頁。 調查研究過程。圖片提供:Suzanne MacLeod, Copyright RCMG,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雖然這僅是行動性、實驗性的設計/詮釋研究,很多發現仍逐步引入HRP的展示架構中。但強調的是博物館/歷史空間不只是古老的房子,歷史也不再是無趣的背誦,而是能品味人性與生命抉擇的體驗場。因此,博物館能不斷充實故事,觀眾也能隨著個人成長與不同的故事相遇、淘洗各種意義,成為終身學習的場所。   三、人間:促進健康的機構  博物館除透過故事達成社會教育,現在也成為健康的促進者。所謂健康(Health and Wellbeing)是全世界關注的熱門議題,它不只是治療疾病痛苦與延長壽命,也是一種正向的自我感覺—能感到安全、有能力應對生活、感覺自己能與旁人、社區、以及周遭環境連結。  2014年RCMG研究中心完成Arts Council England委託的一個有趣研究計畫「身體、心智,與心靈:博物館如何影響健康」。長達一年的研究過程,先整理出英國對於公共健康的努力方向,例如:壽命延長、預防重於治療、解決抗生素濫用等。並連結博物館與當地社區健康需求,提出五大健康原則:「連結、給予、有能力關心、持續學習、保持活躍」。接著,博物館邀請人們一起,主要是老年人與長期因疾病待在醫院的青少年與孩童,以館藏物件為核心,進行多場活動與工作坊。透過關於身體、心智與心靈等三方面的問題討論,引導人們為「物品」說故事。以下是三層面的問題舉例:  * 關於身體層面的問題:館藏物品是怎麼製作的?它的物性、質感如何?   * 心智層面的問題:這物品的背景故事是?它提醒了你什麼事?   * 心靈層面的問題:這物品給你什麼感覺?它讓你驚豔嗎?對曾擁有它的前一個主人可能有什麼價值呢?  藉著這些面向與館藏互動,參與者得到新的經驗,逐步了解自己與他人的觀點。更進一步,有機會與其他人群會面,發現更多新想法,了解周遭的世界,促成有交流品質的互動。最後,針對參與活動的老人與青少年們以情緒量表評估,發現都有顯著的正面情緒提升 其中一場工作坊物件,讓參與者藉上述問題詮釋物件故事。圖片提供:Alexandra Woodall 左下角為參與者自我填寫的情緒量表 。圖片提供:Alexandra Woodall 結語:回到博物館 從空間的可親與滿足生活需要,時間與空間緊密結合的故事,到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互動,空間、時間、人間這三者的相互交織下,博物館有機會擺脫沈重、高姿態、或刻意討好的印象,而能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中精神上的多樣需求,提供不同層面的趣味與深度。  未來,在意博物館發展的人也許不再抱怨觀眾怎麼不來、讓好的館藏內容乾等;更遠一點,或許可讓失速的、經濟政治走向兩極的社會,有個嶄新的博物館「應允之地」,一個人們樂於常來遊走而潛移默化的博物館樂園。   參考文獻: DCMS 統計資料。 MacLeod, S., Sandell, R., Dodd, J., Duncan, T., Jones, C., Gaffikin, A., (2014). Prisoners, Punishment and Torture: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at the Tower of London.   Dodd, J. and Jones, C., (2014). Mind, body, spirit: How museums impact health and wellbeing. Research Center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 (RCMG).   Bedford, L., 'Storytelling: the real work of museums', Curator, 44 (1), January, 2001, pp. 47-70.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1/17
電子遊戲與其當代省思:V&A博物館的電玩特展
電子遊戲與其當代省思:V&A博物館的電玩特展
撰文:戴映萱(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藝術策展碩士、藝文工作者) 2018年末,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V&A)推出特展「電子遊戲:設計/遊戲/干擾」(Videogames: Design/ Play/ Disrupt),正視電子遊戲這項媒介對當代文化的重要影響。近年,電子遊戲愈受博物館重視,除展覽策劃外也開始進行蒐藏,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在2012年將《吃豆人》、《俄羅斯方塊》、《街頭霸王II》等14部遊戲納入典藏庫,同年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舉辦的「遊戲的藝術」大展追溯近四十年的遊戲發展亦引起廣大迴響。 早在1998年,開發經典電子遊戲《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 的設計師就與蘇格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館長提出一項大膽建議:「來場關於電玩的展覽吧!」不到五年,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re)便在倫敦實現了這項計畫,推出巡迴展覽「Game On」,聚焦電子遊戲從1962年至千禧年的發展。這次V&A的「電子遊戲:設計/遊戲/干擾」則將目光放在2000年中期以降的電子遊戲,但不同於傳統展覽設計,此展以非線性策展思路,帶領觀眾探索各款遊戲的創作過程、概念發展、美學風格、以至其社會影響力。 千禧年後,隨著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普及,電子遊戲有了不一樣的發展。除主流商業遊戲外,低成本的獨立製作開始佔領市場。許多作品不僅帶有文化與政治意識,亦顛覆以往遊戲設計理念,遊走在娛樂與藝術的邊界,激起大眾反思電子遊戲的價值與當代意義。V&A館長崔斯川姆·亨特(Tristram Hunt)表示:「當代文化中,電子遊戲具有豐富普遍性,本館希望以此為出發點,從技術、開發過程及更廣泛的視覺文化中,探索這個令人興奮並具有多樣化的領域,展示其無限的影響力、靈感來源和批判潛能。」 展覽以《風之旅人》(Journey)開場,觀眾彷彿化身為遊戲中身穿深紅色長袍的旅人,在廣袤的沙漠中行走。在途中,遊戲者會隨機結識遇到其他在相同旅程中的玩家;雖然兩人可以相互幫助,卻無法像其他遊戲那樣通過語音或文字交流,更無法看到對方的名字,彼此間唯一的交流途徑是沒有詞句的吟唱—這種吟唱可使玩家之間建立感情,一同通過關卡,前往山的頂峰。這款電子遊戲的定位與玩法與主流遊戲截然不同,不僅帶有人性,美不勝收的畫面風格更媲美視覺動畫作品。設計原型、圖稿與沙漠研究的錄像檔案伴隨遊戲畫面展出,策展團隊將這款由獨立公司「thatgamecompany」設計的遊戲做為序幕,足以顯示展覽企圖探討電玩無限可塑的創意度,證明情感交流與正向連結也存在於電子遊戲中。 由獨立設計公司製作的《風之旅人》 具詩意的畫面設計,人性化的玩法顛覆傳統遊戲的遊戲設定。©2012, 2014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LLC. 經典熱賣遊戲《最後生還者》(The Last of Us)則是展覽另一亮點。這款關於後世界末日生與死的冒險遊戲極具視覺震撼力,故事架構以電影框架為基點,從其角色設計草圖、動作捕捉套裝、創意總監的筆記原稿中,皆可看出遊戲設計者的野心與高度創造力。電子遊戲是藝術與科技的美麗結合?電子遊戲是藝術嗎?走到這裡,觀眾腦中充滿疑惑的問號,《肯塔基州零號線》(Kentucky Route Zero)則帶來值得省思的案例。這款冒險遊戲由獨立設計團隊「 Cardboard Computer」設計,其鏡頭語言參照俄國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長鏡頭,背景與物件設計具剪紙風格,層層交疊的森林場景則挪用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繪畫《空白簽名》(Le Blanc Seing),呈現濃厚魔幻寫實的風格。展間將遊戲畫面、設計過程與馬格利特畫作並置,此作法並非嘗試將電玩納入視覺藝術範疇,而是邀請觀者思考兩者間的巧妙關係。   Le Blanc Seing, 1965 by Rene Magritte.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冒險遊戲《肯塔基州零號線》中的森林場景參考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畫作《空白簽名》,呈現濃厚的魔幻寫實風格。© Cardboard Computer   「干擾」展區則將議題拉到社會,展示近年涉及種族、兩性與地緣政治議題的電子遊戲,包括解決性慾的諷刺小遊戲《how do you Do It》、探討消費文化與勞工不平等待遇的《手機故事》(Phone Story)等遊戲。文字說明和大眾評論同遊戲畫面一併展出,展間螢幕則放映著名遊戲設計者的對談,激辯電子遊戲在當代社會中應面對什麼樣的挑戰,開發者應該如何取得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與平衡。暴力問題一直是人們對遊戲不夠信任的主因,槍枝與殺戒行為可能對孩童、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是令家長擔憂。就此,展覽藉由多款遊戲對暴力問題進行討論,在互動遊戲《一系列槍擊》中,玩家無法看到槍支與射擊對象,而不能對角色進行代入,僅發出一系列沒有目標的平淡射擊,遊戲開發者希望透過這款遊戲糾正暴力並反思道德問題。從遊戲創作過程到對社會的影響,展覽前兩項子題試圖打開觀眾的視野,「遊戲」則呈現玩家在真實和虛擬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從《權力遊戲》中的維斯特洛大陸到《英雄聯盟》的國際競賽,觀眾在沈浸式裝置中被拉進奇幻的遊戲世界裡。 展覽中的「干擾」(Disrupt)子題探討電子遊戲與當代社會的關係,展示近年涉及種族、兩性與地緣政治議題的多款遊戲。 © V&A London 在iTunes上架一小時後,隨即被Apple以多項理由強迫下架的《手機故事》是「干擾」展區中值得省思的遊戲案例。   關於設計、科技、美學、社會與大眾媒體,「電子遊戲:設計/遊戲/干擾」可說是電子遊戲十五年的發展簡史。筆者本人跟隨電子遊戲的發展成長,歷經PC到APP的黃金時代,卻從未是一名電玩迷。即使如此,仍在展覽脈絡的引導下,上了一堂發人省思的「遊戲課」。能夠代表數位時代、具有當代意義的典藏是當今文化機構極為重視的領域,電子遊戲無疑是標誌性的一項產物。自千禧年以來,V&A便積極投入研究並擴張電玩的蒐藏,同時策劃一系列相關的教育活動,如今年數位設計周期間,館方邀請著名遊戲設計者分享創作過程,針對青少年的遊戲設計、數位學習工作坊吸引眾多觀眾參與,本展覽則是V&A近年對電子遊戲投入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電玩是否是藝術?」或許已不是當代博物館著重的問題了,如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電影與媒體藝術策展人Michael Mansfield所言:「將遊戲視為精彩且獨特的藝術表現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過去曾有人質疑攝影是一種藝術形式,當今人們對遊戲的想法亦是如此。」無可否認地,我們正親眼見證這項媒介加速度般地對現實世界產生超乎想像的影響。 「電子遊戲:設計/遊戲/干擾」於倫敦V&A博物館展覽現場。  © V&A London 「遊戲」(Play)展區以沈浸式裝置,呈現玩家在真實和虛擬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 V&A London 展覽不僅呈現遊戲畫面,更將創作過程與周邊產品一併展出。 © V&A London   參考文獻 V&A (2018) About the Videogames exhibition Produced as part of Videogames: Design/Play/Disrupt Barbican Game On & Game On 2.0 Keza MacDonald (2018) Was that a reference to Magritte? Video games: Design/ Play/ Disrupt review Keith Stuart (2015) How the Barbican turned video games into a global arts tour 更多: MoMA (2013.6.28) Video Games: Seven More Building Blocks in MoMA’s Collection 本篇圖片感謝V&A提供 (Courtesy of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1/06
從英國經驗看創意高齡的博物館參與
從英國經驗看創意高齡的博物館參與
撰文:魯志玉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教育組) 人口老化現象在全球已愈趨普遍,台灣也已進入「高齡社會」,如何讓愈來愈多的高齡者持續獲得終身學習的機會,以落實文化平權與社會包容,都是目前博物館界重要和充滿挑戰性的課題。2018年11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英國文化協會、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共同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創意高齡之博物館參與」論壇與工作坊,希望透過台灣及英國高齡學習領域專家的分享,增強博物館及相關高齡服務機構的專業知能,進而提升與發展適合高齡者參與之活動方案。 首先泰德美術館交流中心主任 Dr. Cara Courage主要是分享交流中心有關創意高齡計畫的發展原則,以及如何執行的經驗。近年來有不少研究顯示,藝術活動對長者有很多好處,例如可以維持腦力、延緩失智、維持動作技能和體能以及增加社交能力等,對日常生活都能產生正向的影響。創意樂齡計畫結合倫敦的藝術、醫療還有社會福利機構,透過一些藝術活動來組成團體,希望促進跨世代之間彼此分享知識、交流想法,讓老年人自我表達,不再覺得社交孤立。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改變大眾對老年人的認知,也讓大眾了解高齡者對藝術和社會是有貢獻的。該計畫會邀請醫療、藝術、社區等機構及照護中心等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參與,以促進他們在資訊上進行實務面的交流。而整個計畫的重點是建立關係,以真誠的態度去了解每一位高齡者,傾聽他們的聲音和需求,這就是交流中心的價值—重視。「覺得自己很重要」,這不僅可以增加長者在社會上的歸屬感,並對其健康和壽命都有幫助。 例如交流中心有個新活動「世代大串連」,其中有四天是讓長者來領導這個活動,透過藝術活動促進跨世代的溝通和社會包容。跨世代是指一個來自老年世代和另一個年輕世代的人彼此交流,活動包含舞蹈、藝術、劇場、音樂、陶藝甚至還有很大的裝置藝術。有些活動是在很吵的環境下動手做,有些活動則是安靜的做,有些則是讓大家思索可以怎麼做。世代大串連的活動相當成功,就是因為交流中心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彼此合作,而且彼此學習。 每一天在泰德美術館交流中心都可以看到藝術是一種轉換的力量,可以把有形的人事物或無形的情緒和想法,轉變成新的藝術感受或思維。這個計畫創造的過程會改變參與者以及他們周遭的親友、照顧者還有任何在場體驗藝術的人。這個計畫提供一個平台,讓許多機構、社區及民眾一起共同完成創作,並且盡量讓長者發揮創意的潛能。所以交流中心的核心就是用社會參與式的藝術創作法,除了有助於讓高齡者創意地老化,而且也讓許多合作的機構協助高齡者透過技能培訓的方式參與這個計畫,更豐富他們的生活,也讓大眾更重視創意高齡。 這些分享對台灣博物館界有什麼啟示呢?我們可以直接複製這些活動過來嗎?筆者相信由於文化差異,加上東西方對藝術教育重視程度的不同,要直接轉換其實是不容易的。關鍵是我們必須要掌握自己的資源,才能發展出符合當地需求的活動。最後筆者更要指出,Courage博士提到泰德美術館也是經過10年的時間,才逐漸從嘗試與失敗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效果不錯的活動和可以分享的原則,所以要做好這方面的活動是沒有捷徑的。 規劃給一般高齡者的學習活動就已經不容易了,如果參與者是失智症者的話,我們可以想像挑戰性就更高了。或許來自英國倫敦大學的 Sebastian Crutch 教授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索的方向。 Crutch教授提到失智症其實不是一種單一症狀的疾病,其類型有超過100種之多,更複雜的是每一種失智症在不同的病人身上會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典型阿茲海默症的病人並沒有喪失所有的能力,他或許記憶已經喪失了,但是處理情緒的能力還在。所以講者提醒大家不要總是用負面的角度看待失智患者喪失的能力,而要看他們仍保有的能力。一個視覺受損的阿茲海默病人在醫師的提示下請他抓住在眼前晃動的醫師雙手,但他卻屢屢撲空...那是因為腦部計算3D空間的細胞受損。有同樣病症的一位住院病人,看起來總是沒食慾,但實際上是他看不到食物的正確位置,因而抓不到食物;後來護理人員參考相關研究,整個照護品質才大為提升。 科學發現協助我們對失智症的複雜性有更多的了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這些理解發展出更適合患者的活動。英國的醫學博物館 Wellcome Collection 就打造了一個舒適的空間,就是為了讓大眾了解原來有如此多重的失智症,並且用量化還有質化的方法來評估這些失智症患者的生活經驗。Crutch教授個人最喜歡的是和詩人Susanna Howard 還有合唱指揮家及許多年輕作曲家共同進行的計畫。Susanna將失智患者所說的破碎的話語編成一本詩集,雖然並不連貫,但是可以反映他們的想法。另一個計畫則是召集失智症的患者加入合唱團,並讓他們在排練之前和之後去評量自我的感受。另外,Crutch教授請他們手上戴一個記錄手環,它會記錄是否流汗,並且判斷是否產生愉悅感。從研究可知,他們在參加排練時的愉悅感比排練之前和之後都更高,這對於了解重度失智患者更有幫助,因為我們無法從外表反應看出他們現在是否開心是否喜歡,但從研究上可得知他們的情緒是有變好的。最後,Crutch教授提到每一種失智症都有它獨特的挑戰,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要看失智症讓患者喪失了什麼能力,而是要看還擁有哪些能力。失智症病人的生命體驗常常能為科學界、藝術界以及所有人帶來啟發,而我們可以用創意和意志力來克服許多挑戰。 詩人Susanna Howard將失智患者的話語編成一本詩集 當台灣進入高齡社會,博物館也積極推動樂齡學習的同時,藉由了解其他國家的創意高齡計畫以及與失智症者合作的經驗,希望台灣高齡者也能享受具有創意的學習樂趣以及更好的生活品質。事實上,英國政府最近開始推動「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ption) 的概念,結合藝術、舞蹈、音樂和運動等作為協助各種失智和精神病患者的醫療處方。期待未來博物館可以透過創意,在這方面發揮更多的貢獻。   延伸閱讀: MA News (2018.12.5) Geraldine Kendall Adams, Museums are “promising example" of role of culture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reated out of Mind (2018.3.7) Activists and Pioneers: The Women Behind Dementia- Susanna Howard, Writer, Actor and Theatre Maker BBC (2014.10.12) Stephen Dowling, Poems offer glimpse into dementia patients’inner lives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7/24
展示搖滾再現批判: V&A博物館的PINK FLOYD回顧展
展示搖滾再現批判: V&A博物館的PINK FLOYD回顧展
撰文:陳佳汝、陳佳利 1970年代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前衛藝術搖滾團體─平克佛洛伊德回顧展 (Pink Floyd Exhibition- Their Mortal Remains),2017年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V&A) 盛大展出,全世界各地樂迷紛紛來朝聖,引起極大的迴響。擅長展示工藝美術以及服飾的V&A,要如何展覽搖滾音樂中的前衛與批判精神?是否進到國家博物館展出,搖滾音樂的批判精神便遭到收編?V&A顯然不這麼認為,並一再透過搖滾音樂特展,挑戰觀眾對於博物館的刻板印象。究竟,平克佛洛伊德的回顧展是將其地位經典化,還是進一步傳播其精神?如何讓參觀展覽除了是一場視覺饗宴,也同時帶領觀眾沉浸於平克的搖滾音樂中?V&A所運用的展示詩學,或許可以回答上述問題。  平克佛洛伊德乃是70、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搖滾樂團,其對音樂和舞台表現的影響力至今仍在全球發酵。V&A選擇來自倫敦的平克佛洛伊德舉辦大型回顧展,除了該樂團在前衛搖滾的地位外,在視覺藝術的呈現也極富實驗精神,如充滿哲學性趣味的封面設計,以各種裝置藝術所建構的表演舞台,還有與動畫電影的合作,在在引領風騷。整個回顧展也將平克多面向的藝術創意,透過相當滿格的展示空間與設計,並以音樂的力道貫穿,呈現其華麗搖滾的精神。  回顧展分為七個展區加上一個模擬的戶外演唱會,將專輯主題搭配樂團發展年代作為分區呈現,展出超過350件珍藏品,囊括樂器、效果器、演出道具、歌詞手稿、舞台設計稿、訪談影音、宣傳照片、MTV等,除了展示上述文物外,V&A更以創新的手法,如重構音樂場景及虛擬演場會等,融合視覺、空間場景與音樂等元素,精采地呈現平克佛洛伊德的藝術性和搖滾精神。為了讓觀眾能沉浸在平克的音樂中,每位觀眾配戴的語音導覽並不介紹其發展,而只呈現其音樂或口述訪談,當觀眾走到不同展區時,其代表專輯的音樂即自動感應於耳機響起,讓整個參觀充滿聽覺與視覺的對話。  在空間設計上,策展團隊也應用各種手法,引領觀眾進入平克的搖滾世界。首先,一進入展區,即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圖1),耳邊所響起的平克經典曲目《月之黑暗面》(Dark side of the moon),一圈圈向外擴散的音場,馬上引領著觀眾墜入平克的迷幻世界。以《月之黑暗面》作為開場白,不但將其代表的迷幻精神詮釋淋漓盡致,這首帶有存在主義式探討哲學意味的歌曲作為展覽的引言,經過特殊設計的「月之黑暗走廊」,觀者馬上從外界紛擾的21世紀來到1970年代的華麗搖滾世界。 圖1. 入口展區以三菱鏡面折射所構成的黑色音牆 (攝影/陳佳汝) 其次,等比例呈現當年的舞台道具,也是此次展覽的一大特色。由於該團吉他手羅傑華特斯 (Roger Walters) 和鼓手尼克梅森 (Nick Milson) 都是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建築學系的學生,因此親自設計表演的舞台。除了設計手稿外,展示也盡量將當年巨大的舞台道具逼真呈現,讓觀眾可以立即回溯其舞台魅力,強烈感受創作者的概念。以經典的概念專輯《迷牆》(The Wall)為例,其中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圖2),而背上插著刀的士兵,象徵著被扼殺自由的靈魂,和被迫上戰場的士兵,呈現專輯裡的反戰思維,以及對填鴨式教育的批判。由於此張專輯的靈魂人物Roger Waters因為父親戰死於越戰而自幼失怙,V&A大篇幅呈現此專輯音樂的概念,正是具現搖滾樂深沉的批判精神。 圖2. 代表扼殺學生心靈的魔鬼教官,以約七呎高的填充娃娃高掛在《迷牆》專輯區裡 (攝影/何慕凡) 另一個趣味經典,也成為後人仿效的反叛精神。從專輯《動物》(animal)後,平克樂團開始愛上用填充玩具來做舞台道具,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當年在倫敦上空飄揚的影像 (圖3),展覽也將其紀錄片分時展現,此一壯舉深植倫敦人的內心,成為幽默的反叛意識。2018年川普訪問英國時,就有抗議團體偕同Roger Waters製作川普樣貌的飛天豬,於倫敦上空飄揚,表達強烈的不滿,具體再現並實踐了搖滾樂的反叛精神。 圖3. 專輯《動物》中代表統治階級的「粉紅飛天豬」(攝影/何慕凡) 另一令人驚艷的展示手法,則是將平克樂團的經典平面設計,轉化成三度立體展示,為展覽設計師Ray Winker認為這是此次展場設計的最大挑戰之一,並以重構封面設計場景來呈現(Banks, 2017)。例如,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 (圖4),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The Division Bell) 的概念,比一層樓還高的巨臉矗立在展區中,讓觀眾抬頭仰望時,即被專輯裡所要呈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這一概念所震攝。巨臉也傳遞出平克的「太空搖滾」概念。1994年,平克於挪威奧斯陸演唱《藩籬之鐘》時,以這張火星上的巨臉,加上海流中鯨魚的投影,製造了空間不斷擴散的放大之感,讓觀眾彷彿瞬間來到了太空,登上火星。   圖4. 展場中央以兩個巨型的分裂側臉,來呈現專輯《藩籬之鐘》的概念 (攝影/何慕凡) 此外,展覽也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1988年錄音的專輯《雷霆萬鈞》(Delicate sound of thunder) 封面設計,燈泡人的背後並以投影片呈現出沙漠,太空等景象,烘托出一種超時空的未來感 (圖5)。在同一展場的兩邊牆壁上,則展出一張張的床 (圖6),這是專輯《暫時失去理智》(A Momentary Lapse of Reason)的封面設計,象徵潛意識的飛翔和生命的種種跡象。V&A將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靜掛在牆壁兩邊,黑底的牆面延伸到天花板,襯托著白色的床單,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超越了樂團當年的舞台呈現,可以說是展覽將其創作精神發揮到極致的呈現手法。 圖5. 展覽以兩個身上掛滿燈泡的假人,呈現專輯《雷霆萬鈞》的封面設計 (攝影/陳佳汝)。 圖6. V&A將《暫時失去理智》封面裡滿佈沙灘上的鐵床,掛在兩側牆上,其超現實風格的展示,更貼近平克音樂中的潛意識探索 (攝影/陳佳汝) 最後,身歷其境地體驗演唱會,也是搖滾音樂展示的核心手法。不同於位於利物浦的披頭四故事館 (The Beatles Story),重構披頭四當年演場的酒吧,並播放其演場的歌曲,讓觀眾遙想感受當年的氛圍。V&A則更推進一步,企圖帶領觀眾身歷其境地體驗平克的演場會。於展覽最後一區,設計了一場模擬的現場LIVE 演出,以360度的環形劇場播放2005年再度於倫敦Hyde Park Live8團聚表演的現場錄影實況 (圖7),每場20分鐘,觀眾於入場後即隨意或坐或躺在地上,接著Roger Waters等人出現在觀眾眼前開始演出,頓時,博物館的建築空間消失於無形,所有的觀眾宛如置身於平克的大型戶外演唱會中,讓無緣親自參與其演唱會的樂迷,實現了不可能的夢想,也將整個參觀經驗推向高潮。 圖7. 展覽以模擬現場演出,播放平克2005年於倫敦的演出實況  (攝影/何慕凡) V&A精心策畫的回顧展,肯定了平克佛洛伊德作為70年代前衛搖滾的不凡經典地位。相對於音樂以歌詞與樂曲來表達批判精神,博物館透過豐富的文物與音樂場景的重構、交織視覺與音樂的展示詩學,具象化平克搖滾音樂中對體制的批判和反戰精神,也將成為搖滾樂展覽的一項經典。   參考文獻: Going Out in London (2017.5.9) Robert Dex, V&A’s epic Pink Floyd exhibition looks set rival success of hit David Bowie Show Design Week (2017.2.17) Tom Banks, V&A set for Blockbuster Pink Floyd Exhibition. Design Week V&A (2017) Inside the Pink Floyd-Their Mortal Remains Exhibition   ♦本篇專文將同步刊登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內外資訊
2019/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