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 MUSEUMS

作者：張語之、張詠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走進訪談會議室，一頭俐落短髮、目光炯炯有神的女士，即是我們的訪談對象——Leen Beyers女士。她是比利時河畔博物館（Museum aan de Stroom）策展人兼研究總監，同時也擔任ICOM COMCOL理事長兼財務長。博物館策劃了2020年「100 X Congo」（100 X 剛果）展覽，與2023年9月開展的常設展「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戰爭之城，安特衛普1940-1945）常設展，而Beyers則和我們介紹這兩檔展覽的策劃過程。   Lenn Beyers談及「City of the War, Antwerp, 1940-1945」常設展（圖片提供：張詠晴） 在藏品中看見剛果百年前的殖民歷史 比利時河畔博物館座落於安特衛普，這座港口城市數百年來航運發達，因而從歐洲、非洲、美洲、亞洲及大洋洲運來大量物件。博物館收攬四間館舍1862年起的典藏品【註釋1】，並於2011年開館。穿梭於十層樓高的玻璃建築裡，觀眾彷彿隨著河水看著城市的歷史在眼前流動，使我們探問這座城市與國家殖民與被殖民的過往，並以多元視角觀看城市與自身、與世界的連結。 剛果曾是比利時的殖民地【註釋2】，博物館所在的安特衛普市於1920年收藏了一批來自剛果的物件。一世紀後的2020年，比利時河畔博物館舉辦了「100 X Congo」展覽，Els De Palmenaer及Nadia Nsayi為策展人，以100件亮點藏品，帶領觀眾穿越百年時光，深入探索這些物品所隱含的故事，理解物件對剛果人民而言蘊含的意義，也探問未來該如何詮釋藏品。   「100 X Congo」展間（圖片來源：©frederikbeyens） 策展團隊由跨領域的專業者組成，包括：歷史學者、教育專家、藝術史學者、藝術家等，因此能夠拓展多元的觀點，為殖民歷史創建截然不同的知識。除此之外，展覽也促使比利時政府更積極面對殖民歷史。安特衛普曾三度舉辦世界博覽會，在1894年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有144名剛果人被運到會場，演繹傳統場景以供西方人觀賞。世界博覽會舉辦期間，有44人嚴重生病，更有7人最終不幸過世。本展除了直面這段爭議性的歷史，更主動查明歷史真相：在世博會上身亡的剛果人在歷史紀錄中原本無名，但因為「100 X Congo」展覽的研究成果並展示紀實照片，他們的身份終於被查明，進而促使比利時政府能夠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舉辦悼念活動等。 然而，展覽進行的過程中，並非全然順遂。Beyers跟我們分享展覽中的插曲：當時有位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人士批評「100 X Congo」呈現曾作為殖民母國的比利時對剛果的嚴重的種族歧視，並以竊走該展覽展品的方式表達示抗議。接著，其中一位策展人以社群媒體向抗議者聯繫，並邀請對方到博物館進行對談。最終，抗議人士轉而對展覽抱持正面的態度。 當被問及如何理解解殖民（decolonization）概念時，Beyers女士思索片刻後，表達了她的見解：「解殖民是一場為了追求正義，並重新建構歷史的旅程。這並非一個有『結案』之時、可以劃下句點的計畫，而是涉及多重層面的議題，需要不斷試驗和反思。舉例來說，當我們觀察周遭環境時，可以去思考哪些紀念碑應該被移除或重新詮釋。」   解構歷史，展示多重版本的二戰故事 比利時河畔博物館自2023年9月起推出新常設展「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安特衛普的影響。安特衛普是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的城市之一，至少25,000名無辜居民遭受嚴重迫害，特別是猶太社區受到種族滅絕政策的殘酷打擊。常設展重現電影院、學校、房屋、大教堂和市政廳等場所，呈現當時的社會情境以及市民在1940-1945年間的經歷。二戰期間，安特衛普發生了巨大變化，部分市民與德國占領者合作，也有市民選擇參與抵抗運動，通過地下活動，如傳遞情報、協助逃亡者，以抵制德國當局，並為盟軍提供支援。 「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常設展覽第一區（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安特衛普的戰爭故事於「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被揭示。（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這段過往涉及了分裂、無助、背叛和暴力，同時也包含了勇氣、抵抗和互助，是一段被長期壓抑的創傷歷史。2020年比利時河畔博物館首次向市民公開徵集二戰期間的經歷，收集了超過300位參與者的故事。Beyers認為：「博物館有收藏二戰時期的物件，但卻沒有關於人的資料。我們感到必須收集個人故事和生活視角，這也是我們將展覽與當地居民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這個活動的迴響人數超出預期，隨著疫情趨緩，策展團隊也開始實際接觸當地社群，持續訪談二戰時期的個人故事，同時建立展覽與市民的連結，未來也計畫到安特衛普的各個角落繼續採集人們的記憶。 「City at War, Antwerp, 1940-1945」呈現出當時因城市被占領，社會充滿壓力與猜疑的面貌。（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Beyers領導策展團隊進行大量的基礎資料蒐集，他們特別關注婦女和兒童方面的研究：「二戰的故事經常是男性的故事，凸顯男性在那個時代的抵抗、合作等政治角色，我們可以為展覽增添關於婦女和兒童的生活故事，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研究。」為確保展覽呈現多元而中立的觀點，團隊成立了一個咨詢小組，成員包含大學和學術界專業人士，他們共同討論展覽的概念，協助團隊整合各種不同觀點，呈現完整而客觀的歷史拼圖，並確保展覽內容超越特定政治觀點，應對可能引起的情感衝突。 展覽的結尾處設有留言裝置，邀請觀眾留下滿懷希望的語句。（圖片來源：©Jeroen Broeckx for MAS, 2023）   作為現在與未來的交匯點的博物館 承載著過去的博物館，有如時光隧道，而當它們為歷史提供多元而深入的詮釋時，便有助於協助觀眾解構複雜的歷史和族群議題，亦進一步與己身所處現在及未來交匯。透過Beyers策劃的兩個展覽，觀眾有機會與其他參觀者、歷史學者和專家進行深入對話，擴展對歷史事件的理解，得以看到歷史事件的多重面向，並反思這些事件對當代社會的深遠影響。對Beyers來說，博物館不僅是展示歷史的場所，更是連結社會與社群的橋梁，在展示過去的同時，也開啟思考、促進對話的空間。 註釋 註釋1：四間博物館包含古樂器博物館（Museum Vleeshuis）、世界民族學博物館（Ethnographic Museum World Cultures Africa, Asia, Oceania, America）、海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 ）及民俗博物館（Volkskundemuseum）。 註釋2：比利時殖民剛果的時期為1908至1960年，亦稱「比屬剛果」。

  作者：張雅萍、林俊強、王佩鈴、謝子喬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碩士生) 國際博物館協會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秘書長Brandie Macdonald是一位擁有喬克托族（Choctaw）血統的奇克索族（Chickasaw）原住民，十五年來持續在美國經營非營利組織，在博物館中推動原住民族文化。2023年10月，Macdonald出席2023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臺灣年會，我們因此得以訪談她，瞭解她在博物館中持續推動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典藏實踐。 Macdonald來台出席ICOM-COMCO年會，分享「博物館與去殖民化」議題。（林俊強 提供）   Macdonald自2023年6月起擔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IUMAA）館長，該館由考古實驗室和文化館合併而成，典藏超過五百萬件文物，內容包括美國印第安納州原住民文化遺產與當代蒐藏。博物館目前尚未對社會大眾開放，Macdonald與同仁目前正在全力籌備，期待建立「本土化」（Indigenization）且「以正義為中心」的館舍。典藏過程中，Macdonald注重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促使展示與社群的價值觀互相契合，確保典藏的道德性，並且尊重多元文化。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外觀。（圖片提供：IUMAA）   Macdonald認為，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館都存在於原住民的土地上，其成立過程與殖民歷史密不可分。殖民帶給原住民傷痛，博物館必須反省其角色，積極與原住民社群合作，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時推動文物返還。 2020年疫情爆發期間博物館工作人員打包和搬運超過五百萬件藏品，以進行博物館翻修工作。（圖片提供：IUMAA）   「讓每個真相都被講述」Macdonald強調，博物館觀眾包括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面對多元的觀眾，博物館應該創造開放觀眾參與的空間，而非僅僅灌輸特定思想：「不要由博物館告訴他們該怎麽想，而創造空間讓他們能夠批判和思考，參與和觀察。」她希望博物館使觀眾更認識自己，也能夠發現未知的事物，成為一個促進連結的平台，讓人們分享彼此的經驗。 建立一套去殖民化的框架 身為原住民，Macdonald如何定義去殖民化？Macdonald說：「當我思考去殖民化，本土化的概念相當重要，我認為你不能做到去殖民化而不本土化。」她認為，在展示中以原住民社群的觀點講述原住民的故事，這種合作不僅讓人們深入瞭解原住民的文化，也使他們感受到這片土地的美麗。 IUMAA最重要的典藏之一是沃納梅克美洲印第安人照片，這些藏品紀錄了1900年美洲原住民與歐洲裔美國人的互動。（圖片提供：IUMAA）   去殖民化承認殖民對原住民社群造成的重大影響，思考如何從殖民文化和權力結構中剝離，並且要求人們重新思考將焦點轉移至原住民身份和當地社區。在工作之中，Macdonald建立了一系列去殖民化的框架，包括「摒棄佔有主導地位的殖民思維」、「問責制和透明度」、「歸還」、「對等」及「共用權力」。這些框架是可以不斷新增和改變，並且在國際上建立夥伴關係，共用這些內容。她認為，殖民化的運作方式是為了維護特權，而去殖民化的力量在於它需要持續靈活地成長、變化、移動和並且反擊。因此，去殖民化不僅僅只使用一種方法，而是需要持續的改變和聆聽。 舉辦博物館教育活動可以幫助觀眾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圖片提供：IUMAA）   藉由去殖民化此一核心思維，開展出擁抱本土化的思維與實踐，博物館可促進公平變革的出現，且賦予原住民族社區更完整的權力，創造真正反映他們的故事和觀點的空間。Macdonald認為，打破所謂的博物館文物典藏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理念也是去殖民化的一部分。對原住民社群而言，文物典藏的「最佳實踐」並非在庫房之中嚴格保護文物、謹慎控制溫濕度，而是以原住民文化脈絡之下的實踐方式去對待文物，如：吟唱傳統歌謠與物品互動、確保文物與相關物件放在一起等。 不同原住民社群對於文物的保存維護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例如：對於擁有縮頭文化(shrunken heads)（注釋1）的原住民社群而言，「頭骨」是他們重要的文物，然而典藏頭骨的理想方式並非將之深鎖庫房之中，而是去拜訪部落，坐下來與頭骨交談，讓骨頭不會感到孤單。 反思博物館典藏的作用 Macdonald認為，建立展品與社群之間的連結，可以引發許多驚喜。在與原住民社群合作的過程中，曾有原住民在藏品之中發現過去從他們社群中被偷走的物品，欣喜地說：「這是我阿姨的」、「這是我的」，這些失而復得的物品因此重回社群的懷抱，為他們帶來了無限的喜悅。 另外，藝術家Alicia Maria Siu曾在展覽中發現一個小女孩繪製的陶笛，然而陶笛被擺放在觀眾不可觸摸的地方。Alicia詢問館方是否可以吹奏陶笛，獲得允許後，她先將陶笛握在手中，與這個古老的考古文物建立連結，接著吹奏出一首歌曲。令人感動的是，她的女兒認出了這首歌，引起了更多的共鳴和情感交流。 IUMAA的民族學收藏有超過三萬件的物品和一萬多張照片，其中包括二千多件與音樂有關的樂器、相關記錄和照片，典藏量可說相當豐富。（圖片提供：IUMAA） Macdonald認為，我們對於文物典藏的觀點，應從「不要觸摸，它可能會破碎」轉變為「它需要透過與人的聯繫而再次活躍起來」。這種關懷的轉變將連結文物背後的故事和情感，使博物館變成更具包容性和人文關懷的場所。 Macdonald期待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來經營和發展博物館，建構公平、包容和關懷的博物館。在美國，原住民、年青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等社群逐漸進入博物館產業，打破了長期以來單一種族的情況。她希望新一代能夠改變博物館的工作方式，引領博物館迎來新的浪潮。「博物館不再僅僅是固守一種思維，而是面向多元且充滿希望的發展前景」。 註釋 註釋1：縮頭術，是南美洲亞馬遜盆地地區原住民的一種風俗，他們將在決鬥或戰爭中砍下來的人頭當作戰利品進行一系列的特殊處理來保存。有時候也作為祭祀用品在祭祀中使用，或作為商品賣給別人。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記者：謝佳均（博物之島特約記者）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22年博物館文化民主國際研討會以「參與、合作、近用、平權」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一同探討博物館如何在不同面向的實務工作中實踐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並關注博物館與社區、多元團體的合作，以及藏品開放近用與展示多元觀點等議題。本次專題演講邀請澳洲舊財政部大樓博物館（Old Treasury Building Museum）館長Margaret Anderson，以「敘說平權的故事：博物館與文化民主」為題，根據實務經驗探討博物館如何透過展覽訴說平權的故事。   打破主流敘事的沉默！平權敘事的特質 隨著當代博物館對文化民主、文化平權的重視，展覽日益著重呈現少數群體的聲音，與排除在國家敘事之外、被隱藏的過去等具爭議性的課題，藉此提倡與實踐更具多元觀點的展示內容。首先，Anderson指出在博物館展覽當中最常見的難題即是：選擇「誰的故事」應該被聽見。她提出選擇性的詮釋敘事，並非是歷史博物館獨有，卻是歷史展示長久以來的課題。尤其在曾被殖民或是多元文化的國家，歷史文本的建構往往隱含深厚的政治意涵與爭議性。因此，在當代許多博物館皆重視展示平權的理念之下，理解博物館如何實踐平權敘事尤為重要。何為「平權」的故事呢？Anderson認為博物館應避免單一敘事造成的偏誤，並為主流群體之外的聲音發聲，打破博物館長期忽略少數群體敘事的噤聲與沉默。 參與和解之路—澳洲博物館「未定」特展的去殖民嘗試   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前世今生 十九世紀，墨爾本因殖民者在此發展聚落與淘金熱的影響之下，世居於此的第一民族（指原住民族）部落遭受外來者的暴力對待與傳染疾病的侵襲，甚至被迫強制遷移，被限制在保護區的範圍當中生活。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前身為「舊財政廳大樓」（Old Treasury Building）即是墨爾本淘金時代的建築，用以存放在當時湧入墨爾本的黃金。Anderson指出過去殖民歷史的敘事皆以白人為中心，強調繁榮與成就，然則忽略第一民族被掠奪土地的事實。因此，這棟宏偉壯觀的遺產建築同時也象徵著殖民主義的歷史、對原住民土地的掠奪與不平等。 澳洲舊財政大樓博物館的宗旨聲明：「我們提供生動、平權的計畫，敘述維多利亞的故事，促進社區連結，並激勵地方意識。/ 我們與第一民族族人和維多利亞省的社區合作，展示多元觀點的歷史，包括｢困難的歷史」。/ 我們為舊財政廳大樓帶來生命，並為維多利亞省和其他地區的人民積極培育。」（Photo by Yvonne Perkins, flickr, CC BY-NC-ND 2.0）   平權敘事的重要性：揭開殖民黑歷史 博物館如何在代表殖民歷史的建築當中推動「平權」敘事？Anderson以博物館的宗旨聲明為例，闡述博物館實踐「平權」的方向。在聲明當中可見與原住民族社群合作，強調展示「困難歷史」。反映博物館在展示上，不會迴避具爭議性的歷史觀點，並嘗試透過與社群合作呈現更具多元觀點的聲音。如同Anderson所言「在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博物館和其展示的『去殖民化』具有特殊重要性」，但是在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周圍，早已抹去第一民族過去生活的痕跡；且諷刺地是，過去負責「原住民保護計畫」的高階主管一直都在此建築當中工作。因此在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當中，展示第一民族被掠奪土地的內容別具意義，能夠揭開隱藏於建築當中的殖民黑歷史。 展區「第一民族與淘金熱」（First Peoples and The Gold Rush）Dja Dja Wurrung部落耆老提供的歡迎詞，傳達族人對｢敘說真相」過程的重視，並表示對遭受壓迫祖先堅忍精神的敬意。（Photo by Margaret Anderson） 博物館如何捍衛文化權利？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2021線上年會報導   如何在殖民建築中訴說解殖民的故事？ Anderson指出舊財政廳大樓博物館以兩個面向展示第一民族的爭議性歷史，以此具體實踐解殖民的故事如何被訴說。其一為著重描繪土地掠奪，如「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Yarra: Stories of Melbourne’s River）展覽，內容呈現亞拉河（Yarra River，流經墨爾本的主要河流）使用權的爭議歷史。其二為淘金熱潮的脈絡對第一民族的影響，如「維多利亞黃金的故事－它的旅程與遺產」（The story of Victoria’s gold - its journey and legacy）展覽，邀請Dja Dja Wurrung部落族人直接參與此展覽的創作，並以部落耆老書寫的歡迎詞「Womin-dji-ka」（歡迎）作為展區「第一民族與淘金熱」（First Peoples and The Gold Rush）的開場。展示空間則規劃於曾經存放黃金的保險庫房中，使族人能夠在殖民建築訴說真相、緬懷過去。 「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Yarra: Stories of Melbourne’s River）展覽，透過展示保護者William Thomas留存的地圖、書信與素描，理解庫林族受到殖民者剝奪土地、食物、文化、生命的困難歷史。（Photo by Margaret Anderson）   平權敘事，找回被壓迫者的聲音 Anderson認為與原住民社群合作，記錄他們對過去歷史的想法和感受，在平權敘事的建構上至關重要。然而，再現過去的聲音，特別是被壓迫者、貧困者或被剝奪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尤其，在留存的檔案當中，被壓迫者的紀錄往往以殖民者的語言書寫，而缺少他們的真實情緒與感受，且更多的是批判與貶低。因此，被壓迫者自主發聲的缺乏，也是在建構平權敘事當中棘手的挑戰。而「亞拉：墨爾本河流的故事」展覽展示了少數由被保護者自主學習原住民族語言所記錄的文件，例如保護者William Thomas所保存的亞拉河上游地區的手繪地圖、與庫林族社群的書信以及素描檔案，皆可窺見殖民化過程對於第一民族部落的破壞與影響。在敘事上，也透過「掠奪」、「入侵」等辭彙的使用，使得觀眾能夠更深刻的理解困難歷史的衝突內容。 「任性的女人？」（Wayward Women?）展覽主視覺。（©Courtesy Old Treasury Building, Melbourne, Australia.） 如何探索紀念館？從文獻研究到黑暗觀光一次就上手   沉默的大多數，訴說女性的故事 館方體認到博物館具有開啟對話、反映議題的功能，隨著博物館對於爭議性議題意識的高漲、對平權包容理念的響應，展覽加入了更多的聲音。例如婦女組織、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不同群體，以及LGBTQIA+倡議團體等。Anderson指出尋找具有一定社經地位的女性故事相對容易，博物館展示也經常呈現具有特權的男性與女性的故事。然而，佔據人口貧窮、教育程度低落的男性與女性則變成沉默的大多數，特別是擁有不符合時代推崇的女性形象之婦女，時常被消失或隱藏，使女性被加深固著於世代的刻板印象。為此，2019年舊財政大樓博物館以「任性的女人？」（Wayward Women?）展覽展出十位被認為違反社會規範的女性故事，如兩名在街上行乞的女孩，被員警關注並逮捕後，關押至兒童收容所直到18歲。但這些女性真的有罪嗎？展覽名稱使用問號，試圖引發觀者重新思索以往性別權力嚴重失衡的問題。   結語：文化民主，持續的挑戰 Anderson於演講的尾聲指出，舊財政大樓博物館雖然在展覽內容上呈現許多具爭議性的課題，但仍未進入直接倡議或參與社會運動的範疇。她根據Robert Janes和Richard Sandell的觀點說明：「雖然現今的博物館在許多政治議題上，如氣候變遷，多以向環境行動者蒐集的材料進行展示，較少由博物館自主擴及議題進行倡議，但博物館仍應思考，如何運用機構的力量宣導當代議題，並積極參與政治行動。」儘管如此，Anderson依然肯認展示平權的故事，可以激發觀眾的共感與理解，進而使觀眾從展覽認知當前的社會課題。   執行編輯：葉家妤

作者：王幸慈 （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碩士/藝文工作者) 荷蘭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於2022年開幕新常設展——「我們的殖民遺產」(Onze Koloniale Erfenis），而同年展出的，也包含探討世界宗教儀式文化的特展「治癒之力」（Healing Power）（2021年2月至2022年8月）。熱帶博物館創立的原始動機，是搜刮各殖民地的文物，並作為展示帝國勢力的表徵，那麼在博物館意欲轉型時，該如何與時俱進地審視館內的新舊典藏、展覽觀點，與自我的定位？而其雖以「去殖民化」觀點策展已行之有年，但是否能完全擺脫傳統民族學看待「非西方/他者」文化的敘事觀點，給予博物館新的方向與使命？本文欲以館方於近年策劃的這兩檔展覽做為對照，探討博物館策展視角新的進程與內涵。   熱帶博物館的前世今生 熱帶博物館的舊名為殖民博物館，位於阿姆斯特丹市東部，鄰近荷蘭最古老的ARTIS皇家動物園（1838年創立），其前身為1871年在哈倫市成立的殖民博物館（Koloniaal Museum Haarlem），在1910年，典藏品遷至阿姆斯特丹市成立的殖民研究所（Koloniaal Instituut）與新殖民博物館舍（於1926年開放），藏品囊括荷蘭海外殖民地的文物與當地材料。同年，ARTIS皇家動物園亦將自1858年起收藏的荷屬東印度、非洲等民族誌研究及文物典藏，移交給當時的殖民博物館。上述兩者的收藏，成為早期阿姆斯特丹殖民博物館的主要藏品，其目的在於了解與傳播荷蘭海外領土的知識。〔註1〕 二戰結束後，因荷屬東印度等殖民地邁向獨立，殖民研究所於1952年更名為皇家熱帶研究所（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de Tropen, KIT），殖民博物館也更名為熱帶博物館，管轄單位從原本的殖民部轉移至外交部。自1970年代起，博物館的展覽與研究方向也逐漸轉往熱帶國家，不再侷限荷蘭的海外領土或殖民地。〔註2〕直至2014年，原為荷蘭外交部轄下的熱帶博物館，與國立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Volkenkunde）和非洲博物館（Afrika Museum）合併為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 NMVW），成為荷蘭教育文化與科學部底下的館所。三館的館藏為國家典藏，並成立共同的典藏庫與線上搜尋系統，方便民眾查找資料。〔註3〕   從展覽看去殖民化的演進 在政治的從屬關係上，可見熱帶博物館的角色逐漸和荷蘭帝國主權脫鉤，博物館亦在2019年發布殖民地文物返還計畫〔註4〕的聲明，陸續進行典藏品的歸還與整理，同時也購藏新的典藏。而在展覽策畫的觀點及脈絡，約略自2010年開始，趨向以「主題」的命題取代傳統「地域」的分類，除了更深入研究展件的歷史與文化，近年來亦加入當代藝術與攝影等作品，期盼上個世紀的文物可和闡述相似歷史的當代作品，產生連結與對話。博物館亦視主題邀請相關學者與策展人，共同進行展覽策畫，帶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作品與歷史詮釋方式。 然而這樣的展覽論述與陳列，是否真的達到博物館去殖民化的預期？抑或只是西方人想像中的解殖，對非西方國家的人而言，仍舊是被視為未開化的異國風土？另外，具功能性的民族學「文物」與抒發個人想法的當代藝術「作品」，二者在本質上的差異，如何擺在同一展間而不突兀？這些都是我們身為觀者須提出的問題。「治癒之力」特展〔註5〕與「我們的殖民遺產」常設展，〔註6〕恰好可回應上述提問。   追求世界文化的期望與落差 「治癒之力」以治癒為主題，探索相異國家與文化的人類，皆有尋求自然療法、與神靈相通及心靈支柱的通性。策展團隊使用訪談影片記錄住在荷蘭，但有著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素人，如何遵行具有差異性的宗教生活，並展示他們日常使用的儀式用品做為輔助。在展覽中可見來自巴西的Santo Daime、蘇利南Winti、西非巫毒、歐洲女巫傳統、南美洲原住民文化宗教、及蒙古薩滿等等文化。這些受訪者依宗教信仰選擇了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參與課程學習宗教儀式和文化，甚或製作祭典服飾或視覺創作，透過展覽將手工藝品、創作與訪談影片一同陳列。展覽的後半部份，則是挑選了具有靈性經驗的藝術家作品，連結當代藝術與治癒文化。 「治癒之力」特展使用奈吉利亞藝術家Sokari Douglas的作品〈Freud White Sacrifice〉做為入口意象。躺在沙發上的病患，可以在醫師的聆聽之下，分享各種內心深沉的事物，獲得內心的平靜。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向來視為西方科學，而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文化的治癒型態為何？展覽以此作品邀請觀眾入內探索。（攝影：王幸慈） 此展櫃為受訪的巫毒祭司Alfred Quenum平日與神靈溝通時需用的媒介。（攝影：王幸慈）   興許是強調古今宗教儀式的傳承和演變，博物館同時呈現歷史文物與一般民眾/藝術家的當代創作；然而，其缺乏足夠的背景資訊與脈絡說明，對此領域陌生的觀眾而言，無法輕易理解Santo Daime提供具有巴西宗教文化背景的展件，與亞馬遜死藤水為何擺在一起；或是蒙古與韓國薩滿巫俗有何差異？展品說明牌標示不清的狀況下，將古今文物交插展示，亦是模糊了文物（宏觀的文化內涵）和創作（微觀的主觀經驗）之間的界線。展覽希冀傳遞的訊息為何？此展具有開拓觀眾對世界治癒文化的視野，和以當代藝術作品做為文化人類學研究媒介的價值；但其挑選展件龐雜，文字描述也過於粗淺，以致分散了觀眾對展覽核心的注意力。 此展櫃介紹薩滿文化，包含賽爾維亞、蒙古薩滿儀式服飾，左方棕色長袍為藝術家Philip Ardeyev的創作，中、右者為正式儀式用服飾。但展覽文字未對不同地區的薩滿文化，進一步介紹與解釋，使觀眾僅有薄弱的理解。（攝影：王幸慈）   扳回一城！體現後殖民省思的常設展 對比「治癒之力」展，新常設展「我們的殖民遺產」命題明確，卻也考驗博物館如何推陳出新。展覽以藝術家Bibi Fadlalla的雙頻道錄像作品〈Prelude to a Nation〉〔註7〕做為開場介紹，各種族的人手持曾為荷蘭殖民地的國旗，緩緩在沙丘上走動，引導觀眾進入展場。〔註8〕展覽敘事以荷蘭的殖民歷史做為基底，延伸討論荷蘭19-20世紀強迫殖民地種植經濟作物（糖、咖啡、菸草、茶等等），再運回歐洲販售的貿易模式，其連帶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種族與文化交融現象，遺留給殖民地何種影響。而在當代迴響中，除了展示博物館舊有典藏品和近年購藏的當代藝術與服飾文物，策展團隊特邀數位藝術家以自己的文化背景針對此展進行委託創作，回應此議題。 「我們的殖民遺產」展覽入口影像作品，為Bibi Fadlalla受此展委託的新作〈Prelude to a Nation〉。（Tropenmuseum與Bibi Fadlalla 提供）   整體而言，此展的意圖不在呈現荷蘭殖民時期的所有面向，而是著重這些國家在後殖民時代的發展與省思，故脈絡聚焦且清晰。關於議題探索，因當今荷蘭社會持續處理多元種族與移民的政策，故展覽有更多文本與學術研究參考。在展呈上，一個展間同時展示歷史文物與當代藝術作品，以「家園」展區為例，其空間四周環繞各殖民地受荷蘭文化影響的家居用品，中央則是同時擁有荷蘭與印尼文化背景的藝術家Paulus Gladys，探討家族記憶的裝置作品。〔註9〕在展區裡，歷史文物與藝術作品分別展示，保持一定的距離，亦給予觀眾空間思索不同立場的多元聲音。 「來自海外的財富」展區一景，空間中央陳列殖民地產業發展的文物，牆色與展台造型來自貿易常見的塑膠物流箱為靈感。（攝影：王幸慈） 「來自海外的財富」展區呈現館藏平面作品，Maryanto〈Tales of the Gold Mountain 〉和E.J. Ligtalijn〈Bauxite mining at Moengo, Suriname〉，回應當代印尼和蘇利南仍在處理農工業開發失衡的困境。（攝影：王幸慈） 「家園」展區一景，白色的大型裝置為Paulus Gladys的委託製作裝置作品〈Silences That Will Not be Ignored〉。（攝影：Rick Mandoeng）   如何穩建地走向解殖的路？ 改變習以為常的思路與研究方法，觀看近十年過往的展覽，可知熱帶博物館在這條路上走得不甚輕鬆。從本文上述兩檔展覽及近十年來其他重點展覽，〔註10〕觀察博物館策展視角的轉變，可察覺博物館在「世界文化」框架中的嘗試與限制。其最大問題在於部份展覽，如本文舉例的「治癒之力」特展，對於他國歷史與當代社會議題的研究不足，易將各成因、結構和型態的國家與文化，化約為扁平且單一的形象，喪失各自的主體性與獨特性。這也促使觀者進一步提問：在策展團隊對於西歐世界之外的知識尚待補強的前提下，貿然追求「世界文化」是否實際且可行？同時，這也與聚焦並深入討論後殖民時代議題的「我們的殖民遺產」常設展形成明顯對比。 現今熱帶博物館仍具詮釋他國文化的話語權，展覽中的各種非西方文明，目前還是處於被觀看的客體狀態，離主動為自己發聲尚有一段距離。其解決之道，應與國際的學術機構、專家學者、具實務經驗的策展人建立長期的共同研究關係，開拓跨領域的合作並善用館內豐富的典藏，才能突破博物館展覽「談多卻談不深」的盲點。 註釋： 註釋1：荷蘭熱帶博物館的歷史沿革 註釋2：荷蘭皇家熱帶研究所（KIT）的歷史 註釋3：NMVW線上典藏庫 註釋4：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殖民地文物返還計畫之聲明 註釋5：「治癒之力」特展資訊連結 註釋6：「我們的殖民遺產」資訊連結 註釋7：Bibi Fadlalla作品〈Prelude to a Nation〉介紹 註釋8：「我們的殖民遺產」展覽共分成十個子題，包含貿易與相遇、盈利的商業、來自海外的財富、何為殖民主義？、世界成為超市、奴隸制、種族主義而非種族、家園、朝向自由之路、語言。 註釋9：Paulus Gladys作品〈Silences That Will Not be Ignored〉創作理念 註釋10：Serena Iervolino, Ethnographic Museums in Mutation. Experiments with Exhibitionary Practices in Post/Colonial Europe. 2013. 延伸閱讀： 【博物之島新訊】參與和解之路—澳洲博物館「未定」特展的去殖民嘗試 【博物之島新訊】你的故事，見證「我們」的歷史：荷蘭國立博物館「革命！印尼獨立」特展

作者：Danielle Kuijten（國際博物館典藏委員會ICOM-COMCOL主席） 譯者：沈婕縈 *本文整理自Danielle Kuijten主席的演講稿   走進博物館的庫房，我們進入了存放典藏的地方，這些物件通常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出於不同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所蒐藏的。正如我們從許多當前的討論中得知，這些遺產並不總是簡單的，在這些庫房裡，我們正在面對歷史自我。   迷思一：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 典藏的關聯性在於不斷重新詮釋的過程，選擇、蒐集、拋棄、安排等活動，將所選的物件賦予社會價值。換言之，當物件被博物館化後，物件以及藝術、科學或世襲價值成為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在2011年出版的《打開典藏：博物館中的物質與社會能動力之網絡》（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一書中，Byrne、Clarke、Harrison和Torrence談論｢思考物件與個人之間、遍布全球的各種群體之間，形成關係的新方法」。博物館典藏的意義不是被動、單一的，它既不穩定也不平靜。Sherry Turtle（2007）在《會叫喚的物件：我們思考的事物》（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一書中寫到：｢物件可以是情感和智力的伴侶，可寄託記憶、維持關係、激發新想法等。」博物館有責任維持一定的動態感，確保關於典藏的新意義、新情感和新關係得以加入和保存。   迷思二：典藏不只是過去歷史的產物 重要的是我們應承擔責任，對既定規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本質提出質疑。明確提出問題，關於典藏取得、危及的代表性政治，以及價值生成的相關傳統等。意識到博物館在討論典藏與展示什麼內容的對話中，誰曾經包括在內？誰曾經被排除在外？這些人是誰？我們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既往不咎、重頭再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不存在｢一張白紙」這種事。我們應該接受，博物館是時間的產物，具有許多層次，儘管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層次也試著抹去，但從來不會完全消失。在深入思考當代典藏時，這正是我們的出發點。這意味著為典藏增加新的內容和脈絡，以解決現有典藏的缺口，並加入新的物件以反映我們近期的歷史。從今天看起，我們意識到各式各樣的人群、經驗和專業對制定異議的策略至關重要。   迷思三：博物館員不再是唯一專家 今日博物館世界中的論述認為，博物館員不再是對遺產價值具有權威的唯一專家，那些來自社區的居民不是更好的人選嗎？因此，透過與人和社區建立夥伴關係，我們創造了更民主、更具動態的典藏。透過與擁有這些知識和資料的人合作，蒐集現有和新媒材的脈絡、用途與意義等加入典藏中，這使我們對和博物館及觀眾相關的近期歷史，能發展更豐富的見解。   但是，將社會納入選擇和意義實踐、將其放入脈絡中並詮釋為具有當代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涉及到如何平衡博物館與公眾的權力關係？博物館如何作為一處公開透明的平台？如何尊重不同文化習俗以確保各方的近用權？如何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去中心化，允許他者講述自身的故事？嘗試透過反敘事（Counter Narratives）來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態度和結構性規範。其他典藏議題還包括：文物返還（Repatriation）、快速回應蒐藏（Rapid-Response Collecting）等。 比利時梅赫倫市立博物館，邀請市民帶來與歷史事件相關的個人照片，共創屬於城市的時間軸（Danielle Kuijten提供）   參與式典藏為典藏創造當代意義 為了連結上述所提到的新典藏概念，我將介紹一些例子。這些案例試驗了共同蒐藏或重訪典藏的參與式方法，在驗證典藏與蒐藏的過程中將其他｢專家」納入參與，以融入社會價值與情感。有時是為了討論如何讓典藏更具相關性、更能為整體社會而存在；有時是強調博物館的去殖民化，或是將博物館作為倡議者的想法連結起來。   ＊德國法蘭克福歷史博物館（Frankfurt Historisches Museum, Germany） 不同於吸引觀眾入館的策略，該館選擇主動走進城市。2010-2017年間，館方進行｢途中的城市實驗室」（Stadtlabor Unterwegs）計畫，將每個人視為自身城市的專家，並和市民進行交流，一起蒐集該城市的故事、聲音和記憶。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蒐集物件，蒐集到的成果在一場快閃展（pop-up exhibition）中展出並出版刊物。快閃展出的物件並不全然作為永久典藏，但其中的故事和數位檔案成為｢現在的法蘭克福」（Frankfurt Jetzt）展示裝置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 Amsterdam） 該館是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的一員，長久以來一直尋找將典藏與來源社區重新連結的方法，邀請那些社區來研究典藏並分享相關知識。一方面這是獲得更多物件知識的方法，同時也希望社區能與博物館建立更永續的交流。 另一個計畫是｢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他們成立一個工作小組，邀請青少年檢視部分經過挑選的非洲和荷蘭昔日殖民地主題常設展，讓他們提供不同的評論觀點，以一種介入的方式添加至展覽中。博物館為此新增了展板文字，如此一來，參觀者可以看到｢傳統」既有的展板說明，以及新的建議與評論。   ＊時尚謬思（Modemuze）計畫 其他運用典藏的創新方式，建立新的（民主的）參與方式，是和多間博物館透過線上合作，將藏品連結起來。例如名為｢時尚謬思」（Modemuze）的線上平台，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參與，在線上展出各館的服裝與紡織典藏。為典藏建立新曝光機會的好方法是和其他典藏共同展示，這可增加新的意義，也可在不同典藏之間發展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藉此建立時尚和設計領域的部落客和研究人員社群，他們運用線上典藏寫文章、激發創作靈感、分享新舊技術的知識。   社會是典藏的生產者，讓典藏產生社會影響力 回到如何產生關聯性的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例子顯示，博物館試圖建立更多與典藏接觸交流的方式。社會不再是典藏的消費者，而是典藏的生產者。這也顯示了有不同的方法來接納這種新策略，根據其自身的定位特性與追求目標，博物館需要找到最適合的方式。有些案例專注於為歷史典藏加入新的意義，像是邀請典藏來源社區作為專家，蒐集他們的觀點與建議。另外，也有歷史典藏藉由新增當代物件而更形豐富，如此一來，歷史和當代物件可展開新的對話。再者，有些計畫則是在線上與其他典藏連結，讓典藏可發展新的關係，透過建立新的線上社群，讓有興趣的人士運用這些典藏來分享想法、知識和激勵他人，因此為典藏產生新的意義。博物館、藝廊、檔案館、圖書館、遺址等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們可作為平台讓多元的討論發揮重要作用，運用典藏作為一種交流的過程，著眼於產生長期的社會影響力。 愛爾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Brenda Malone手拿快速回應蒐藏的物件，一張墮胎公投抗議者的海報（來源：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參考資料： Byrne, Sarah/ Clarke, Anne/ Harrison, Rodney/ Torrence, Robin (2011). Unpacking the Collection: Networks of Material and Social Agency in the Museum. Springer. Turkle, Sherry (2007). Evocative Objects: Things We Think With. London, MIT press, p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