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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影遇上博物館: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論述實踐

2019/07/16
閱讀數 : 453

作者:林亮妏(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一、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從遙遠到靠近

電影與博物館都是在十九世紀末引入臺灣。電影在臺映演的最早文字紀錄,是刊載於1899年9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廣告──「臺北的十字館,將在八日晚間起至十日放映美國愛迪生發明的活動電氣寫真,內容是關於美西戰爭等」。而第一間在臺設置的博物館,則可追溯至1882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淡水行醫傳教時設立的「牛津學堂」裡之博物室;其蒐藏品是關於動植礦物標本、顯微鏡等科學儀器,以及原住民漢人生活的文物展示等。1

十字舘の活動寫眞,《臺灣日日新報》(1899.09.08,第5版)文字廣告

顯然,電影的大眾娛樂商品特質,以及博物館作為考掘知識的展示載體,在兩方抵達臺灣之初即已清楚確立,且雙方幾乎沒有深入交集2──電影既非博物館所欲論述展映的藝術品,亦不被視為具備蒐藏價值的文化資產。因此電影片放映完畢後,通常被隨意堆放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角落,或乾脆當作廢棄物處理掉了!

這樣漫長狀態一直持續到1978年,由前行政院新聞局主導成立「電影圖書館」(全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才令兩方概念逐漸開啟思索與對話──「電影圖書館」起初將任務定位於探索電影藝術的美學視野;1989年改名「財團法人電影資料館」(Chinese Taipei Film Archive)後,試圖透過「檔案館」(archive)的概念,聚焦以物質文化為基礎的歷史論述實踐。

 

二、檔案館:電資館搶救倡議「電影文化資產」

1990年代的臺灣,正位處解嚴後的一個重要時機點;無論官方或民間,均快速投向身分認同議題及各自立場表述,令原本壓抑已久的本土意識與勢力也頓時高漲。「電影資料館」面對如此社會轉變的「時機」點上,不僅其「蒐集國臺語片」之行動師出有名,更具體將搶救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工作,列為首要核心任務。

彼時影片的蒐羅範圍,主要從已歇業關閉的製片廠、沖印廠、老戲院等著手,包括前往臺聯影業、大都沖印廠等處搜尋臺語片;聯邦影業廢棄片庫搬找出1970年代攝製的國語武俠片、文藝片等。而圍繞這些蒐集行動,「電資館」另成立電影史研究小組,展開撰述臺灣影史的工作,出版《電影歲月縱橫談》(1994)、《臺語片時代》(1994)、《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1994)等書籍。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影片搶救、建立臺灣本土電影史觀的主體行動。由於蒐集膠捲文物、訪查口述影人、策劃書籍出版等任務,既須要學術界投入協助研究;更涉及了產業界的影人網絡、片廠、戲院等歷史採集工作。因此,「電資館」雖是由政府挹注經費的非營利組織,但伴隨臺灣當年特有的政治氣氛及社會環境,以搶救電影史料為目標,促成了官方、學術界、產業界等共同投入資源,建構出以「電影文化資產」為倡議理念的歷史論述。

大量電影膠捲堆疊電影資料館辦公室(《電影欣賞》第79期,1996.1-2,頁74。圖片提供: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研究組)

 

三、博物館歷史學:臺灣電影文化資產的展映論述實踐

近年來,由於數位影像技術愈漸成熟、電影檔案歷史與美學研究興起、博物館愈重視觀眾等因素,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跨界親密關係。硬體設備方面,臺灣各地紛紛建設電影展映館,包括高雄電影館、新竹影像博物館、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桃園光影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資料保存與展示中心等。在論述方面,不僅「電影進入美術館」成為新興關注的影音美學研究焦點;電影更在博物館歷史學的觀點下,拓展出博物館書寫電影史、大眾史等多樣面貌。

2000年成立的新竹影像博物館,以其獨特充滿集體記憶的日治戲院建築載體,展映臺灣電影歷史的興衰軌跡。位於臺南市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則依其臺灣史的觀點切入,透過展示老戲院建築、放映機、剪報廣告、電影海報本事,以及映演日治動畫片與當代口述歷史紀錄片等的常設展,建置出令觀眾宛如置身老戲院的日治歷史情境。於此,電影文化資產的歷史建構與詮釋,不再只是文獻與影像檔案的考據書寫;亦擴及結合物質性與投映性的展覽,展現博物館觀點的臺灣電影歷史。

日治豪華戲院「有樂館」與新竹市影像博物館(《風城影話》,1996年,頁68 & 攝影/林亮妏,2016)

台史博日治戲院「宜蘭座」(攝影/林亮妏,2017)

台史博日治戲院放映動畫影片(攝影/林亮妏,2017)

這其中,2017年成立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強調廣邀大眾共同展映藏品的經營理念,再將博物館書寫電影史的論述實踐推向另一層次。除了聚焦展覽類比時期的民間影像蒐藏品,包括膠片、戲服、攝製器材、電影海報、文史資料等文物;該館多次主辦「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4,帶領民眾親手修復自身收藏的錄影帶、並放映回看塵封多年的錄製影像,內容包括了──母親錄下稚氣女兒的幼稚園畢業典禮、親戚齊聚一堂的隆重長輩壽宴、熱鬧迎娶過程與婚宴現場、甚至帥氣歌手在電視節目上的表演錄影等等。這些觸動人心記憶的個人生命歷程,建構出一幅另類的臺灣大眾影像文化史,也開拓了博物館書寫電影文化資產歷史的眾聲喧嘩年代。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入口(圖片提供: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主辦的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攝影/林亮妏,2017)

 

四、結語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檔案館」的搶救倡議行動,抑或後來「博物館」主動介入的展映詮釋,電影終以一介低俗商品一路顛簸走進了文化資產基地的博物館。

未來,電影與博物館之間勢必將激盪更多元的歷史論述與實踐。然而,於此之時,我們也許更需時時回顧反思:長年費力倡議的臺灣電影文化資產,可否在公眾史學與歷史論述的完整性之間,與博物館創造協作出更多的公共議題實踐及學理洞見思辨。

 


1 馬偕博士出版有回憶錄《臺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 1895),他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博物館」(museum)這個字詞來描述臺灣事物的人,詳陳其南、王尊賢(2009:14)。

馬偕所創「牛津學堂」 (攝/ Kamakura@wiki;  CC BY-SA 3.0),為今真理大學之前身,馬偕的蒐藏品除了見藏於真理大學,亦有部分隨馬偕回到家鄉加拿大,藏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2 電影與博物館在台灣早年最接近彼此的距離,約莫是1935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在台北第二會場設置了一間約150坪的「映畫館」,雙方加乘作為帝國主義統治宣傳工具,詳程佳惠(2004:148)。

3 例如北美館2006年的「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1965-2005」、2007臺北故宮的「發現彼此:國際電影裝置展」、2014年北師美術館「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以及2015年關渡美術館的「啟視錄:台灣錄像藝術創世紀1983-1999」等。

4 「家庭錄影帶修復工作坊」是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率先發起,臺南市南門電影書院、高雄電影館等多處場館都曾辦理該活動。


參考資料:

  • 李道明(2016.10)。〈殖民時期臺灣電影與朝鮮電影之初步比較〉。第二屆臺灣與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林亮妏(2009)。《國家電影資料館的歷史、政治與美學1978-2009》。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其南、王尊賢(2014)。《消失的博物館記憶:早期臺灣的博物館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程佳惠(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
  • 黃仁(2014)。〈我寫臺灣電影歷史的痛苦經驗〉。《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二)》,頁198-238。臺北:秀威資訊。
  • 羅樹南(2002)。〈我國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電影年鑑》,頁69-75。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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